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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4-01 10:13:34

欧美文化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篇(1)

对绝大多数东欧犹太移民来说,他们到美国后的第一感受是强烈的茫然感。他们是新来者,不会说英语,不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不知道在新世界里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举止得体,因而不免被早于他们移居美国的其他犹太人和土生美国人嘲弄。初入美国的犹太新移民常常对先于自己移居美国的同胞身上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为了逃避主流社会,大多居住在“犹太城”中,基本上可以避免与其他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打交道;并且仍旧能够用他们熟悉的意第绪语交谈,遵循传统的家庭和宗教生活模式,可以从同乡商人那里买到或赊购到用传统方法制成的民族食品。他们发现,“源自旧世界生活经历、常识的群体禁忌和行为模式,在新世界依然有意义”。这是东欧犹太移民获得心理安慰和安全感的源泉,也表明迁入美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传统生活和文化的骤然断裂。

在东欧,犹太人作为一个少数族群,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主流文化的包围和渗透下谋求生存空间、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在东欧一些国家,政府从法律上承认犹太社区的存在,并分配给它一定的义务;犹太人受法律的管制,必须生活在犹太社区中。由于外界敌对势力的压制和几个世纪里生活于一个圈定区域的历史经历,东欧犹太人尤为倾向于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强化民族认同。在美国,犹太社区不再是政府划定的,而是犹太移民自主的选择;主流群体不仅不会阻挡试图走出犹太社区的犹太人,而且采取各种措施“诱惑”犹太人同化于主流社会;虽然反犹太主义也存在,但是整个社会环境相对宽容,不存在暴力专制,这有利于东欧犹太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不过,人们往往遵循已有的生活轨道,不可能突然之间改弦更张。东欧犹太移民需要花时间去体验美国的现实生活,逐步驱散几个世纪前就已形成的对外界和主流文化的恐惧与敌对情绪。在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中,只有极少数人渴望或能完全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多是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士,认为“同化”能使自己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大多数东欧犹太移民认为必须尽可能地保存犹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他们所认可的适应美国环境的模式是局部的“文化适应”,而不是被完全同化。

在东欧犹太移民群体内部,正统派犹太教徒与世俗主义者对维持犹太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前者看重的是对正统犹太教信仰的维持,而后者偏重的是对犹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传承。19世纪末迁入美国的第一批东欧犹太移民多是正统派教徒,他们对本民族的极其尊崇,并试图在美国重建东欧犹太社区的生活。在犹太节日里,几乎所有的正统派教徒都去犹太教会堂参加礼拜或祈祷仪式;在日常生活中,正统派教徒也恪守正统犹太教规,比如肉类食用禁忌。20世纪初迁人美国的第二批东欧犹太移民中,有一部分人是受欧洲犹太启蒙运动①和激进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他们与正统派教徒有所不同,但是在犹太节日里,也有人像正统派教徒那样去犹太教会堂参加祈祷仪式;他们主要围绕同乡会、共济会、文学社团、复国主义团体和激进组织展开社会和文化活动;与正统派犹太教徒不同,他们通过对意第绪或希伯来文化的尊崇而不是对犹太教的信奉,来表现其对犹太传统的忠诚。

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为了让孩子充分利用美国的教育资源,东欧犹太移民对公立学校的“美国化”措施基本上持容忍态度。对他们来说,公立学校既是其子女通往成功之路,同时又是同化“陷阱”,会导致子女与自己疏远。但为了子女的前途,他们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东欧犹太移民根植于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的重教观念、对子女的期望,在美国充满机会和相对宽容的环境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决定了他们对公立学校的反应。但是,他们对“美国化”教育也会心生不满。公立学校若采取有损犹太教的举措,就会激起东欧犹太移民的抗议。最初,美国公立学校中有些老师未能正确估量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结,想当然地以为所有移民子弟都应该成为基督徒,他们教犹太学生唱赞美耶稣的歌,庆祝耶稣诞辰,企图使其改变。此举招致了犹太学生家长的抗议和抵制,他们向学校施加压力,呼吁其“停止将令人反感的强加于学生身上”,最终迫使公立学校放弃了“诱使”犹太学生皈依基督教的做法。

犹太学生的父母呼吁公立学校增设希伯来语和犹太文化课,以增强犹太学生的族裔意识和对犹太民族文化的感情。但是,公立学校教育者们对此类呼吁置之不理。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公立学校“美国化”教育的负面影响,向下一代传衍祖先的和文化遗产,东欧犹太移民创办了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希伯来学校,主要包括私人开设的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和社区资助的犹太律法学校。这些希伯来学校一般在公立学校的课余时间上课,着重向犹太儿童教授希伯来语和犹太教知识。从总体上看,希伯来学校教师的素质比公立学校教师差,他们的授课内容和方式陈旧,激不起学生的兴趣。在公立学校上了一整天课、精神疲惫的犹太子弟,往往不愿再到没有吸引力并且看似多余的希伯来学校就读。除了私立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和社区资助的犹太律法学校外,还有犹太工会、复国主义者、工人团等建立的世俗学校,同样也是在公立学校课余开课,主要教授犹太儿童意第绪语、犹太历史和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族裔认同。

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希伯来学校,还是世俗学校,都只是公立学校的补充,它们只能与公立学校“争夺”犹太子弟的时间、兴趣。这些学校虽然可以使犹太子弟了解自己祖辈的文化遗产,有利于他们族裔意识的形成,但无法阻挡其“美国化”的趋势。公立学校始终是犹太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机构。1914年,纽约市几乎所有小学学龄段(6―14岁)的犹太孩子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而同年只有25%的犹太孩子接受了某种形式的犹太教教育。但是,不能完全否定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在维系和传承犹太传统文化上的努力。

在未成年时就随父母或亲友迁人美国以及出生于美国的东欧犹太裔(以下统称“东欧犹太后裔”),虽然同其父母一样面临文化适应的难题,但他们成长和生活的经历与其父母不同,因此所做出的选择也就与其父母存在很大的差别。与父母或亲友一同迁居美国的未成年犹太人虽然早先曾受到犹太传统文化的熏染,但是还未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有很大的可塑性,较容易接受美国的新观念。他们大多喜欢在美国看到的一切新奇事物,也急于摆脱父辈“落伍”的生活方式。在“旧世界”时,这些犹太孩子热爱自己的,爱戴自 己的父母,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伟大的《塔木德》学者。可是在进入美国后,即便在他们未入公立学校就读之前,一些犹太小男孩就已开始接触到一个与“旧世界”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不知不觉间,他们从玩伴那里,或从自己的姐姐或哥哥那里,学得了一点英语和美国俚语,模糊地感到美国的生活充满新奇。他们入学之后,更是受到公立学校持续、系统的美国文化的灌输,迫切地要成为“美国人”。而出生于美国的东欧犹太后裔,从一落地就置身于美国文化氛围中,对父辈所固守的传统只有模糊的认知。他们受美国世俗教育的熏陶,一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主流文化,认同美国。“成为美国人,衣着上像美国人,看起来像美国人,甚至谈吐上像美国人”是许多年轻的东欧犹太后裔的目标。当时有一位观察家曾写道:“没有哪一个种族像犹太人那样迅速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做出回应。年轻的犹太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适应了现代生活……他们对我们思想的理解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东欧犹太后裔“美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母语。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大多数居住在“犹太城”中,工作和所需日常生活用品都能在“犹太城”中得到满足,因此其日常的交流语言仍然以意第绪语为主,只学会了简单的英语。而对于东欧犹太后裔来说,英语则是其在美国立足和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熟练地使用英语是进入名牌大学、获取高薪工作和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很快丢弃了意第绪语。这令他们的父母非常不安。一位犹太移民妇女对先于自己迁居美国的女儿的“美国化”行为非常惊愕,她向《犹太前进日报》写信诉苦:“在没有我们相伴的几年光景里,她变成了一个地道的美国佬,已经忘记了怎样说意第绪语……她说意第绪语不优雅,还说我是个‘新来者’。”反过来,东欧犹太后裔则为其父母讲意第绪语或带有外国腔调的英语感到尴尬和害臊。美国的一位东欧犹太裔青年给《犹太前进日报》的主编亚伯拉罕・卡恩写信,抱怨他的父亲在公众场合说意第绪语。有一次这位青年同父亲到一家商店购物,其父亲对着一个他认为是犹太人的售货员说意第绪语,这使儿子感到非常尴尬,并责怪其父亲。卡恩对这个年轻人责怪父亲的行为做了批评,但同时阐明在美国说英语的重要性。上述两个例子反映了两代犹太人在如何适应美国社会这一问题上,因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在日常行为举止方面,东欧犹太后裔也逐渐打破了父辈的传统。有些人开始在公众场合握手,而这在犹太教正统派传统中是被禁止的;有些人则在大学的餐厅里吃猪排,完全将犹太教饮食戒规抛之脑后。

对东欧犹太后裔来说,努力学做“美国人”带来的并不尽是正面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不能认同父辈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被主流社会完全接纳,因而丧失了某种归属感,成为身处“新、旧世界”之间的“边缘人”。实际上,东欧犹太后裔并不能被塑造成全新的“美国人”,而是“一种文化上的混血儿,是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中的人;即便他们可以抛弃传统,他们也不太情愿这么做;而另一方面,由于种族歧视,他们又不被新社会完全接纳……他们是生活于两种文化和社会边缘的人”。这是很多徘徊在“新、旧世界”之间的东欧犹太后裔共同的尴尬处境。

东欧犹太移民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解决老一代人与年轻人在文化适应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如何在犹太文化传统与美国现代观念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从而能够身兼“犹太人”与“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有几位东欧犹太移民领袖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位是犹太教正统派领袖卡斯里尔・萨拉索恩,他是美国意第绪语文报业的先驱,创办了《意第绪周报》和《意第绪日报》。按常理,犹太教正统派领袖是不能接受美国现代观念的,故而不可能适应美国的生活。但从萨拉索恩的经历来看,即便是保守的犹太教正统派领袖,也可能主张犹太移民在某种程度上融入美国社会。萨拉索恩出生于波兰,成长于完全正统的犹太教环境中。由于萨拉索恩生活在俄属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一个深受德国犹太人思想影响的地区,因此他也很难摆脱犹太启蒙思想观念的熏染。正统犹太教信仰和犹太启蒙思想的双重影响,决定了他在引导东欧犹太移民适应美国社会时表现出的双重立场。萨拉索恩笃信正统犹太教,不遗余力地帮助犹太移民维系正统的,坚定不移地维护《塔木德》在犹太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首要地位。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他强烈地批评左派的世俗主义者;但同时,他又希望自己的同胞能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投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萨拉索恩将美国视为犹太人定居的理想之地,认为美国为长期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了经济公正、税收公平和人身安全的生存环境。他宣称,为回报这种自由和平等的待遇,犹太人有义务成为美国公民,拥护美国的政治体系。

萨拉索恩身兼正统派犹太人和“美国化”论者的双重角色,在旁人看来是反传统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萨拉索恩虽然属于犹太教正统派,但他的言论却让人感觉他像一位改革派犹太人。萨拉索恩不仅敦促犹太同胞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而且希望犹太移民身上的“外国”特质少一点,而这正是改革派犹太人的一贯立场。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美国德裔犹太人的尊敬。萨拉索恩去世之后,美国德裔犹太领袖在为他致的悼词中说:“尽管萨拉索恩观念保守,但他很清楚地知道怎样去填平犹太社区中新、旧之间的沟壑。”改革派犹太人还高度评价萨拉索恩创办的意第绪语文报纸在推动东欧犹太移民“美国化”方面的影响。《美国希伯来人》的编辑约瑟夫・雅各布在1910年《意第绪日报》创刊二十五周年之际这样写道:“那些只会说意第绪语、迁入美国时年龄过大不可能学会英语阅读的同胞,本来也许永远无法了解当时有关美国的新闻。所有的意第绪语文报纸尤其是萨拉索恩所办的报纸在促进新来者‘美国化’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萨拉索恩试图将“异类”的东欧犹太移民塑造成政治上活跃的美国公民,但同时又维持正统派信仰和意第绪语文化。这是犹太移民领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的一种尝试。

另一位寻找这种平衡点的东欧犹太移民领袖是1898―1907年间担任教育联盟(Educational Alliance)主席的戴维・布劳施泰因。布劳施泰因作为东欧犹太移民的一员,无疑比创立教育联盟的美国德裔犹太人更能敏锐感知到同胞们的内在需求和感受,深深体会到犹太传统文化的韧性。他在任职的九年问,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联盟的强制同化策略,在推动东欧犹太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尊重他们的宗教和民族传统。

在布劳施泰因的领导下,教育联盟保留了原先开设的英语、公民学、美国史等旨在促进东欧犹太移民“美国化”的课程,而且增设了有关犹太语言和文化的课程,包括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课程,以及犹太历史、宗教和艺术等课程。教育联盟还举办免费讲座,使用的语言也从以英语为主转为适当增加意第绪语。讲座既有涉及美国的地理、历史、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美国伟人的内容,以帮助犹太移民了解美国的制度,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也有关于意第绪语文学、犹太宗教和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为中年和老年犹太移民所喜爱。布劳施泰因对 于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在文化适应中所产生的代际矛盾与冲突一直有敏锐的感受。在处理此问题时,他力图兼顾犹太传统与美国现代观念。在他看来,家庭是犹太人生活的基础,因此必须维持家庭的完整与和谐。他认为,教育联盟不仅是一个同化犹太移民的场所,而且是维系犹太移民家庭亲情关系的重要场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布劳施泰因在主持教育联盟的事务时,教导年轻一代犹太人尊重父母的宗教和生活习俗;同时他也希望犹太移民理解其子女的“美国化”倾向,从而使两代人的思想观念相调和,以化解矛盾,确保家庭关系的和谐。总体而言,布劳施泰因改变了教育联盟原先的彻底同化东欧犹太移民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过去,成为美国人并“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种族特征和或是文化上的完全转变”。布劳施泰因曾坦率地声明:“让我们在说话、衣着、政治等方面同化或变得‘美国化’吧,但是说到社会生活,我认为还是保持我们自己(的方式)。”

与卡斯里尔・萨拉索恩和戴维・布劳施泰因相比,更具影响力的东欧犹太移民领袖是亚伯拉罕・卡恩。卡恩是一位社会主义信仰者,但并不教条。他担任左派报纸《犹太前进日报》主编几十年,一直致力于帮助东欧犹太移民解决适应美国社会的切实问题,而不是局限于空洞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使该报受到普通犹太移民的欢迎,成为在美国犹太社区中最有影响力的意第绪语文报纸。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卡恩是《犹太前进日报》的舵手和灵魂人物,他制定办报方针,使《犹太前进日报》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特点非常突出。有学者认为,“这份报纸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东欧犹太移民引入现代社会,教给他们西方民主政体的思想和制度,最重要的是将他们塑造为美国人”。卡恩在《犹太前进日报》上开设的“读者来信”专栏常常向东欧犹太移民提供适应美国生活的明智建议。不论是有关、观念冲突的大问题,还是恋爱、婚姻和子女教育等烦恼小事,都能从那里得到答复。上述诸种问题,有不少是因犹太移民中的长辈与晚辈对美国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接受态度上的差异引起的。卡恩和编辑们给予的回答,一般是主张接受美国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但又提醒读者不能完全抛弃犹太传统文化。卡恩主张,犹太移民必须学会英语,这对他们自身有利,如果不这么做,对他们的进步则是一个严重的障碍;犹太移民还须学会美国式的礼貌、礼节和卫生,并作为有见识的公民参与公民和政治事务。然而,卡恩并不主张完全抛弃意第绪语文化。他在《犹太前进日报》上专门留出版面,为那些优秀但不出名的用意第绪语文写作的作家发表作品。他自己也将意第绪语文作为与普通犹太移民沟通的一种方式。他用意第绪文写了一部美国历史,而且将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翻译为意第绪文,并加以注解;还写了许多著名美国人的传记,其目的是为了让犹太移民熟悉美国社会。

上述三位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领袖兼顾犹太传统和美国现代观念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为成长于美国的犹太中产阶级领袖所接受。这些犹太中产阶级领袖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或完全是由美国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他们对于主流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其父辈有更广泛的了解,因此在美国社会中感到较为自在。他们的领导方法更具美国色彩,他们驳斥“盎格鲁一撒克逊主义者”对美国的认知,推崇“熔炉”论者将美国视为“世界性国家”的观念;但他们对“熔炉”论的理解与主流群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像后者那样将美国视为“合众为一的和谐整体”,而是强调“统一中的多样性”,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多元主义观念。美国的第二代东欧犹太裔领袖将“美国化”理解为犹太人获得在美国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行动自如的基本技能,这意味着要学习英语、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熟悉美国的经济体系;但在、文化和生活习俗方面,他们赞成本族裔群体保持一定的独特性。

在芝加哥,年轻一代的犹太领袖与第一代移民中的世俗知识分子联合,于1903年11月创立了希伯来学会,以取代美国主流群体中温和同化主义者开设的“赫尔之家”(Hull House)之类的福利、教育和文化活动中心。希伯来学会力图用现代的教育方法,让犹太孩子同时熟知美国和犹太传统,既促进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又在其身上培育犹太族裔意识。

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芝加哥希伯来学会在最初四年间开展的活动十分有限。后来在美国德裔犹太人的大力资助下,该学会得以买下一座大楼,1907年之后发展成为芝加哥西区的犹太社区活动中心。每周来此参加活动的犹太人从1910年的1.1万多人(次)上升为1912年的1.6万多人(次),而到“赫尔之家”参加活动的平均每周仅为9000人(次)。芝加哥希伯来学会为犹太青年开设了体育锻炼场所、戏剧和文学俱乐部、工艺学习班,以及人文科学、社会政治和自然科学课程,向犹太青年讲授美国观念和传统。此外,它还开办了一家人籍咨询所、两所初级和中级夜校、一所职业培训学校,以帮助犹太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然而,它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强调传承犹太价值观、文化和传统,培养犹太人的族裔意识。为达到此目的,希伯来学会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犹太会堂,宗教仪式分别使用希伯来语和英语来主持,在犹太教节日均要举行庆祝活动,举办有关犹太历史的演讲,举行犹太音乐会,组织犹太艺术家作品展览,资助戏剧俱乐部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英语表演剧目。该学会还决心复兴犹太教育,开设了一所安息日学校和一所希伯来学校,利用现代的教学方法教授希伯来语、犹太历史和文化。

希伯来学会举办的活动与“赫尔之家”举办的活动相比,在目标上截然不同。“赫尔之家”虽然也为犹太移民举办具有族裔特色的社会文化活动,但其意在于推动犹太移民与土生美国人以及犹太移民与其他移民群体之间的交融,逐渐消除族裔障碍,最终形成一个文化统一的社会。而东欧犹太移民领袖虽然也认为族裔群体需要相互了解,但是他们更喜欢的族裔生活模式是多元的。希伯来学会举行犹太艺术活动,向犹太青年教授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犹太历史以及其他文化知识,均旨在增强年轻一代犹太人的族裔意识。

正是由于犹太领袖的积极引导,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文化与犹太传统文化之间没有简单地否定任何一方。他们既没有像主流群体所设想的那样,彻底地抛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坚决地抵制美国现代观念的影响。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身上还保留着根深蒂固的犹太特性,但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接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观念。而东欧犹太后裔则不同程度地放弃了父辈的正统犹太教信仰、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在各方面“美国化”了,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离开“犹太城”。不过,他们虽然可以离开有形的“犹太城”,却无法完全摆脱独特的犹太历史、文明、和戒律所构成的无形“犹太城”的影响。早期移居美国的大多数东欧犹太人及其后裔选择了一条中问道路,既吸收主流社会中能为自己所用的文化因素,又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犹太文化传统的精髓,塑造出了兼顾犹太文化传统和美国现代文化的双重文化认同。

欧美文化论文篇(2)

国内学者研究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研究不外乎按照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以1993年欧盟成立前后为界分为英国与欧共体关系以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研究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着自己的观点,他们主要观点涉及政党政治、外交、法律、政策传统、安全防务通过这些方面来阐述着重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以及英国给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变化。最近几年研究欧盟的学者日益增多并且角度开始有学者开始研究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捍卫国家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捍卫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汪波的《论英国对建立冷战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从安全防务角度阐释了欧洲需要防务的原因: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大量种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使欧盟意识到滋生建立起一个安全防务机制的迫切性。但是英国两党基本上对此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有以下几个原因:政治文化传统、历史现象原因、深受英美特殊关系影响、对欧洲合作的期望。国内学者也有从法律角度阐述了欧洲一体化对英国司法体系的影响例如王展鹏:《话语与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宪法司法化》看出了英国司法体系与欧洲体系有较大的差别。作者得出结论应该说英国在三百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面对内外部的挑战表现出来了一种渐进变革的能力值得赞赏,全盘照搬欧美的法律体系未必明智。 国内学者也有从学术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例如常鹏飞曹永伟《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一项基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比较分析》分析了英国学派,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的一个学术特色鲜明的学者群体,其最大理论特色是运用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总的来说未来的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是乐观的,向前进的,英国学派的介入给予处于困境迷茫中的欧洲一体化以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摆脱目前一体化研究的定式。所以说,作者认为门户开放的英国学派与螺旋上升的欧洲一体化相结合是有大意义的。

欧美文化论文篇(3)

尽管两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者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有明显差异,但从总体而言,这两组观点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还是一致的。这两组分析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都是资本,基本方法也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常用的政治经济分析。在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民族国家和欧洲一体化仅是资产阶级获得超额经济利益的工具或副产品。如果从国家理论来说,这两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都持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国家观。马克思的经典分析将国家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把马克思的这一经典分析发挥到极致。他认为,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和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只不过,这两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不是国家,而是欧洲的超国家,可以说这两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都是工具主义的欧洲一体化观点。然而,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出现一些变化,譬如马克思早期的理论和作品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从经济分析转向国家和社会分析等等。这种转向在欧洲最经典的例子体现在“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之辩”(Miliband-Poulantzasdebate)中。希腊出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反对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国家观,并提出一种结构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结构凌驾于资本家个人和资本家阶级派别的特殊利益之上,通过其相对自主性保证各统治资本家阶级利益的稳定性。普兰查斯则试图表达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解。②虽然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辩论的核心是国家的自主性地位,但其对欧洲一体化还是有指导意义的。在工具主义视野下,欧洲一体化主要是资产阶级跨越国家边界实现其资本利益的工具。在结构主义视野下,欧洲一体化则可以被视为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跨越边界的一种活动。在此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阶级统治在一定疆域上的重新组合。结构主义路径并不完全反对资本的作用,而是更为关注将资本包含其中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按照这一逻辑,欧洲一体化的目的是通过跨国公共管理和制度构建(与财产权和劳工权相关)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不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补充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还采用其他策略如全球化来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从这一视角来看,欧洲一体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兴起的一部分,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策略。结构主义国家观的兴起导致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衰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讨论并没有终结。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析主要分为三个流派:阿姆斯特丹学派、新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

研究者对主流理论的不满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主流辩论中的自由多元主义假设忽视了潜在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国家的阶级本质。第二,两种路径都忽视了欧洲一体化所发生的冷战情境。冷战情境中至少有两点对于欧洲一体化非常重要: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资本需要寻求对欧洲市场进入,以及试图取代战时主导欧洲的军事或准军事部门;二是在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西欧需要联合起来对抗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影响。所以,阿姆斯特丹项目一开始就致力于挖掘一体化的深层因素。阿姆斯特丹学派早期的经验研究主要借鉴冷战史中修正学派的一些观点,①偏重分析美国利益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譬如,该学派代表人物谢斯•范徳皮杰(KeesVanderPijl)的研究表明,②舒曼计划导致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产生,而这个计划很明显是美国为欧洲设计的。③范徳皮杰还将美国福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联系起来,他认为,由于美国的劳动力资本价格较高,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时,以大规模生产和劳工控制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就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汽车工业是福特主义最典型的代表。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打击,但罗斯福新政以国家干预的形式保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运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模式通过马歇尔计划植入西欧经济的运行之中。国际鲁尔区的建立及跨国煤钢联营的出现是福特主义国际化的早期试验。煤钢工业曾经是纳粹德国军事工业的支柱,但经过福特主义的改造,煤钢工业已经被代表民用消费的汽车工业所支配。④欧文比克的研究则表明,1945年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通过钢铁工业的国家化为福特主义系统引入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努力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在1979年的《国际层面的阶级形成》一文中,范徳皮杰开始将欧洲跨国阶级作为其欧洲一体化分析的基本概念,其研究受到普兰查斯的启发。⑥范徳皮杰认同普兰查斯的欧洲跨国资产阶级概念,但强调欧洲跨国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情境及跨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在其论文《帝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地区的阶级形成》和专著《大西洋统治阶级的形成》中,范徳皮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欧洲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进行历史叙事。①另外,他的研究还偏重关注代表不同功能资本(商品资本、金钱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全面的控制而产生的结构性利益冲突。②《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在1989年组织的“跨国关系与阶级战略”专辑是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标志性成果。③在专辑中,范徳皮杰的论文是与欧洲一体化最为相关的,他对其之前提出的欧洲跨国资产阶级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范徳皮杰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欧洲资产阶级对“洛克心脏地带”(ALockeanHeartland)进行全面控制和争夺的一种努力。“洛克心脏地带”是范徳皮杰提出的核心概念,④此概念内涵包括三方面:(1)心脏地带主体是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市民社会;(2)世界银行家和跨国管理者为国家间的治理结构提供服务,并保证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3)“洛克心脏地带”是竞争性的全面控制概念(comprehensiveconceptsofcontrol)起支配作用的领域。跨国资产阶级在洛克心脏地带之内和之外争夺霸权的战争,取代了世界政治的传统形式,而更多表现为“全球国内政治”(globaldo-mesticpolitics)的形态。⑤根据范徳皮杰的界定,“洛克心脏地带”源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从一开始,这一国家/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就是跨国家的,其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英国,而这一复合体在英国向外移民和殖民的过程中得到了扩张,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如范徳皮杰所言,“我们更倾向于说这是一个‘洛克心脏地带’,而不是一个‘个体的洛克国家’(individualLockeanstates)。在这里,一种被资本国际化所驱动的社会国际化是更为本质性的特征。”①与“洛克心脏地带”相对应的是“霍布斯国家”(HobbesianState)。因为跨国空间主要由“洛克心脏地带”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阶级所主导,所以“霍布斯国家”的统治阶级在表达其国际利益时也经常受到限制。所以,对于这类“霍布斯国家”而言,其必须被迫采取持续的、革命的赶超战略。所以,国际关系的根本矛盾在于“洛克心脏地带”与“霍布斯国家”之间的对抗,结果往往是后者被前者击败。这样一种击败往往伴随着两种结果:一种是将失败者逐渐整合入心脏地带(如1945年的德国),另一种是去整合(如苏联)。

欧美文化论文篇(4)

陈乐民提出“欧洲学”时,正是国际问题研究中人们热衷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对问题背后的文化、宗教、社会、民族等因素比较忽视的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哲学,乃至文明的讨论太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然而,不久人们就开始给予关注了。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然而人们往往更关注欧美学者的学说,对本土学者的研究思想却容易忽视。事实上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陈先生便力主开展对欧洲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以经济学或政治学为主流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界,许多研究者缺少文史哲基本功培养,不仅难以表达思想,也难以形成思想;特别是有人对欧美学说如数家珍,而对中国的文化却视如敝屣,更难形成具有中国学术风范的国际问题研究。陈乐民先生将国际问题研究概念下的欧洲问题研究提升为“欧洲学”,不但开创了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视阈,同时也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乐民关于“欧洲学”的思考

欧洲研究能否成“学”,学界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但是,欧洲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却是不容否认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当代世界,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当代欧洲问题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这无疑是一门大学问。

陈先生没有就“欧洲学”写出专著,他对“欧洲学”的思考主要见诸他各种研究成果。但是,在学术研讨的场合,陈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建设“欧洲学”的思考。2002年5月27日,陈先生应邀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演讲,曾专门就“欧洲学”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十多年以前,应该讲是上个世纪80年代, 我曾提出过,中国的欧洲研究,能不能构建一个中国的欧洲学(Europeology),当时意见纷纭,反对者居多。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认为提出一个欧洲学概念,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种视角,是对欧洲文明的一种看法,……在研究欧洲问题时,应该对欧洲的整体和联系加以关注。也就是说对于欧洲问题要搞好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那么,欧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科呢。我只是提出一个指引性观点,应该就是欧洲三史,也就是‘欧洲三科’……第一是欧洲通史,我认为国际关系史就是其中一个科目(陈先生在北大讲课时改为“‘国际问题研究’应属于‘通史’里的一部分”――笔者注);第二是欧洲思想史。我想说的是它不是欧洲哲学史。思想史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社会史、哲学史都包含在其中;第三史,我称之为欧洲艺文史。它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

从这段演讲来看,陈先生所说的“欧洲学”实质上是探索欧洲文明从古到今如何发展的学问。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和欧洲艺文史实际上都是大学问。

首先从欧洲通史来看。陈先生非常重视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在他的笔记本中记载了他阅读许多欧洲历史专著的体会,仅涉及欧洲统一问题书目就有《欧洲及其国家》、《欧洲先驱者》、《欧洲观念的演化:1914-1932》、《欧洲:一种观念的诞生》、《泛欧洲的圣战――一个人的自传和一个运动大量》等近20种。

这些读书产生的思考最后都以学术著述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主要的专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进程》、《20世纪的欧洲》以及《〈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等。这些论著的最大共同点是,谈的是历史,着眼的是现实,显示了作者对欧洲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整体感。

第二,从欧洲思想史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不管什么学问,在无止境的深化过程中,都可以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终于剥出叫做“哲学”的芯子来。我想,欧洲思想史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欧洲学”的芯子吧。

陈先生认为,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陈先生在谈到欧洲思想史上一些哲学家对欧洲和平、国家理念、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哲学方案”时,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哲学与欧洲问题关系的认识。我以为,他所说的欧洲通史和欧洲思想史,就是要在对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中有历史与哲学的研究视角,这实际上也是陈先生建立“欧洲学”的基础学科。

第三,从欧洲艺文史来看。“艺文”概念相当广泛,我理解这个概念应基本属于大文化范畴,包括各种艺术和技术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医疗、工艺、技术、服饰、习俗等;可以泛指精神物化后的一切事物。如果从“欧洲学”的建构来看,我想应该是物化的欧洲历史,或者说是欧洲思想家精神的物质化,如社会的构成、经济的运作、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尊重、科学的发明,等等。对这些事物的认知构成了“欧洲学”第三支柱。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欧洲人的所思、所想和所做。了解这些事物是认知欧洲文明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对欧洲通史和思想史的认识便成了空中楼阁。

“艺文”概念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欧洲通史和思想史视角来考量,就都可以归纳到欧洲文明的发展上来;如此,欧洲文明发展的真实感便凸显出来了。

物质文明反映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影响物质文明。最近我读到一本涉及西方“仿像论”的书。作者认为,技艺在古希腊指专门知识,包括医疗、绘画、政治、修辞。作者还讨论了“仿像论”中“原”与“象”的关系。由此,我对陈先生将技艺史作为“欧洲学”第三支柱的要义有了更深的领悟。前面提到,陈先生自己说过,欧洲艺文史……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从认识过程来看,事实上,我们了解欧洲一般也多从“艺文”开始,由对艺术、建筑、经济、政治等等表象的事物逐步深入到它的通史和思想史中去,回过头来又对这些表象事物有了更深认识。故而,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欧洲艺文史存在着互为印证的关系。“三史”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建构起“欧洲学”的学术大厦。 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 “欧洲学”的意义

从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到他提出的“欧洲学”理念,反映了他求解“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想心路。这对提高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首先是从认识欧洲的层面来看。中欧交通历史悠久,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横穿亚欧大陆。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入的了解。直到近代,双方的了解才开始逐步加深。这一过程很长,其间多有曲折。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是从感受欧洲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开始的。军舰、大炮、技术、科学、工艺等欧洲“艺文”就这样最先进入了中国。由此,洋务运动兴起。国门大开后,中欧交往逐渐开宽,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于是有了争取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再后来又有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华的思想。以为只要把它们请到中国来,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引进,中国便可像欧洲列强一样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但是,将欧洲文明割断开来看或用,显然是不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坎坷遭遇便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学”是将欧洲文明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进行研究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对欧洲文明有更系统的了解,而且对当代欧洲的发展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欧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认识欧洲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中国对欧洲认识的升华。

中国第二次国门大开,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断发生“文明的冲撞”。毫无疑问,这种“冲撞”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互了解。所谓“西方国家”,除了欧洲国家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其法律、政党、议会及国家制度和理念等无不源自欧洲,或受到欧洲文明极大影响。因此,欧洲文明是西方国家的“根”。

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愈来愈深刻而广泛,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和平崛起,必须对世界有深刻了解,特别是深刻了解在当代世界占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文明;通过了解欧洲进而了解世界,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也需要了解它们的“根”。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门学科的学者、专家不乏其人,各种学术成果也不乏精品,但是,在深刻认识欧洲文明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学科。而这就是“欧洲学”的价值所在。“欧洲学”的框架,以及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将为推动各种学科协调,合力加强对欧洲的研究,为认知欧洲文明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故乡,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诞生的。对这块“土壤”的忽视,无疑是不可原谅的。“欧洲学”研究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这块“土壤”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因此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从提高中国自我认知的科学性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在逐步加深认识欧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开始了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过程。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是封闭式的,是完全“自我”的。鸦片战争将欧洲文明带进中国,使中国得以有了客观认识自己的参照物。这也是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的题中之义。事实上,在陈先生从多种角度对“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考中,更关心的还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要有科学的、清醒的自我认知。 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三个层面是从国际问题的研究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研究欧洲,就必须把欧洲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此话言简意赅,道出了欧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真谛。“欧洲学”把欧洲研究当作学问来做,国际问题研究同样应该如此。做学问就要有学理,就要有自己的学术理论工具。现在学界已经有学者在探讨建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但许多研究者还是习惯跟着欧美学者的理论走;虽然其中有人持尖锐批判的态度,甚至全盘否定,也有人是批判性的接受,但也有不少人在有意无意间全盘接受。尽管欧美学者的理论不乏可取之处,尽管也有对其批判或接受的需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话语权还很弱,没有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世界新兴大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欧洲学”的提出,对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来说,便属破题之举,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事实上,陈先生从文明视角下对欧洲问题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关于“欧洲学”的理念,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关注。1992年,陈先生应邀在日内瓦大学发表有关演讲后,受到在场欧洲学者的高度赞扬。许多人纷纷前来与他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国际问题研究大多属于政策性研究。其中不乏佼佼者,但因学者个人学养参差不齐,总的情况并不乐观。特别是有些所谓“创新”成果,或是玩弄概念,或是逞一时“灵感”,终因缺少学术功底,难有可持续性。“欧洲学”谈的虽然是欧洲,但其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以“欧洲学”为借鉴,建立中国的“美国学”、“非洲学”、“日本学”,乃至“世界学”,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对中国真正做到在国际舞台拥有强大话语权,极有裨益。中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国际发展的大战略;而没有大学问是做不出大战略的!学界津津乐道的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出台,不正得益于人类学家的贡献吗?

在当前国际问题研究浮躁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尤为可贵,值得珍惜和进一步开发。

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从“根”上做学问的路径。这样做学问是要吃苦的,需要排除浮躁习气,摒弃为“创新”而“创新”,为吸引眼球而标新立异等等虚张声势、急功近利的做法;特别有一些所谓“专家”,在既不对国际问题做深入研究,也不对中国国情国史做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对国际问题或对中国外交政策发表不负责任的妄判、妄解,更是不可助长。应当指出,国际问题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它需要专业化的知识、科学的态度,还要有吃苦的精神。同时,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问题也应有所研究、有所了解。这样的研究和了解,绝不是数字上的,表面的,而是有深度的,有人文精神的。

欧美文化论文篇(5)

王义桅,环境工程学士、国际关系博士,现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兼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及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2008—2011),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2001—2008),比利时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访问教授(2009—2010),韩国延世大学访问教授(2005),兼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副主任(2004),法国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青年精英学者(2002),美国耶鲁大学福克斯学者(Fox Fellow,2000—2001)。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中国学派建构。最先倡导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学界曾掀起国际关系理论属性的“科学与艺术之争”,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分析框架及“生命力假说”。代表作是《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一书及论文《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论文(《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社联2003年度优秀论文奖;Between Copying and Constructing:China Is Seeking Its IR Theory,in Arlene B.Tickner and Ole W?v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ISBN:978-0-415-77

236-5),chapter 6,Routledge 2008等。

公共外交理论与中国公共外交。国内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公共外交研究成果的中国本土学者,代表作是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SCI),March 2008 616.(Google学术显示,被引用34次);发起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公共外交国际论坛”。

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提出被神话的美国终将成为地区强权、防止美国过快衰落、中国的美国观是中国观的折射、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是重塑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中国的美国化等观点,引发学界和社会热议,代表作是《被神话的美国》。

欧洲一体化研究及对欧洲文明的反思。推动建立中欧学术连线,提出中欧文化G2说,倡导全球视野下研究中欧关系,代表作是《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

中国外交战略反思,提出包容性崛起战略。代表作《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和平崛起的三重内涵》,(环球时报,2004年2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亚洲时报》、《中国日报》、《大国》、《和平崛起研究》等国内外媒体、书刊全文转载)。

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权解构。代表作《探询中国新的身份:民族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被先后收录在Arif Dirlik、俞可平主编的《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谈火生主编的《大国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

三、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在中国外交部、上海图书馆、国内外高校、智库发表学术演讲近百次,出访美、加、英、法、德、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韩、印度、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国共计80余次,包括两次在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办的“非正式欧洲议会”上做主旨发言;两次参加英国威尔顿庄园会议(WP1055、WP881);六次参加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2002年起连续六年参加国际研究协会(ISA)年会;2002年参加“第27届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年会”;2003年起连续四次参加中美安全对话(SASD);2006年参加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主题为“文明与世界秩序”的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2007年应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邀请赴新德里、加尔各答、孟买讲学;2007年参加第四届济州和平论坛;2011年参加柏林外交政策论坛等。

欧美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高校;音乐鉴赏课;美育;欧洲音乐作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172-01

一、欧洲音乐作品的特点与发展

高校音乐鉴赏课作为促进学生审美情操发展的重要课程,需要根据大学生自身独有的特点进行课程制定,保证能够在音乐鉴赏课中充分锻炼学生的欣赏点评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欧洲音乐作品作为一门涉及历史、人文、音乐史等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内容,其综合性和历史性令其能够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欧洲音乐文化的巨大变革与发展。设定欧洲音乐作品作为鉴赏课的内容,对于学生学习性、理解性和综合性的考察,对于其自我独立思考和音乐知识分析整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欧洲音乐发展中,从中世纪开始,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维也纳古典时期还是浪漫主义时期,都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不同音乐风格。当时涌现出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以及音乐家,都需要学生需要利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去欣赏和聆听经典的音乐作品,充分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与特点,这样才能够保证以高校的音乐赏析课为基础,在未来进一步深度探索欧洲音乐作品。

二、高校音乐鉴赏课对美育教育的作用

据上述,当前高校音乐鉴赏课中利用欧洲音乐作品来进行典型内容分析鉴赏必不可少,除了能够充分锻炼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之外,对于创造力和审美能力的美育教学也非常重要。

从美育教育的角度来说,作为培养学生健康审美观念的内容,其教学需要充分对音乐中的美好事物进行辨析和探索,利用音乐分析、音乐聆听、音乐欣赏等多种方式来塑造自我健全的音乐审美观念。在音乐教育之中,对于学生的美育教育不仅仅局限于音乐领域之中,对于其未来的心理构建、趣味人生和创造力提升都有着重要的帮助。在现代化的音乐赏析课程中,以欧洲音乐作品为例来进行学生的美育教育,可以充分保证美育教学以经典文化音乐作品为例进行教育的实质化转变,以提升学生的现代美育特点为核心,充分保证欧洲文化中的经典音乐内容能够对学生的自我音乐审美和理论起到提升作用。

在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赏析课中,为了充分提升学生对于美学观念的认知,教师可以从著名的欧洲音乐家入手,根据当时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引导学生聆听其一生中不同年龄层次所创作出来的不同作品,无论是曲式结构、创造手法还是作品内容,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发展和音乐家自我对于审美观念的不断转变和提升。这样的音乐赏析方式是对于学生的不同审美内涵的考验和探索,保证了其利用对比法、聆听法、参与法等多种音乐赏析方法进行探索之后能够深刻理解欧洲音乐作品中的美学特征。

对于高校来说,其开设音乐赏析课,就是为了能够让学生在音乐的聆听和了解中充分扩展自我音乐知识领域,以此来陶冶学生的情操,这样自我音乐素养和道德素养也就能够随之提升。一般来说,鉴赏和理论相结合的课程才是美育教学的美学观念传递的核心保障。所以在进行欧洲音乐作品赏析的过程中,先从理论基础上向学生传递欧洲音乐作品的特点,再通过实际的聆听和鉴赏课来塑造音乐形象。这样的结合方式不仅能够坚实学生的理论基础,还能够以美育教育为核心来提升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保证在实践和创新探索中了解和吸收多元文化,能够激发起学生性格中积极、乐观的特点,从而保证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三、总结

对于高校来说,开设音乐赏析课就是为了使学生能够从经典的音乐作品中吸取知识和文化内涵,以此来提升和丰富自我思想和内涵。欧洲音乐作品作为音乐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在时代的变迁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艺术特征,设定其为基本的鉴赏内容,就是对学生美育能力的锻炼和自我创造力的丰富,这样的鉴赏课程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自我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设定,保证欧洲音乐作品中的经典内涵能够充分影响学生对于美学的认知和对于自我审美能力的构建。总体来说,音乐鉴赏课中对于学生美育教育的方式和材料选择是决定其教育效果的基础,音乐未来的教育改革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够充分保证教育的综合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管建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J].中国音乐,2005(04).

[2]林彦君.普通高校音乐欣赏课中的审美素质教育[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5).

[3]周静.大学音乐教材的可接受性――试评《走进音乐――音乐知识与欣赏》[J].艺术探索,2005(S2).

作者简介:

欧美文化论文篇(7)

对于同一问题,西方政界和学术界一般讨论的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和"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从笔者接触的文献来看,中国学者似乎对世界格局问题倾注了比别国学者更多的热情,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也较深。在有关讨论中,"多极"、"多极化"、"多极世界"、"多极格局"是用得很多的术语。中国学者基本认同现今世界格局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可用"一超多强"[3]来概括,未来将形成多极世界,而且作为国家集团的欧洲联盟(欧盟)堪称一极。

本文即是在假定当今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的前提下,评析中国学者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论述,然后以笔者所主张的要素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加以评估,最后提出对欧盟性质的认识和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学者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评价

近些年来,在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4]的推动下,学界对欧洲联盟的研究不断加强。就对欧盟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关注的是欧盟对外政策及其国际影响、美欧关系、中欧关系、欧元的国际意义等,在对外关系研究方面的重点还是经贸领域。坦率地说,中国学者既有研究成果没有对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进行研究性的、量化的定位。这可能与欧盟迄今为止还主要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学界对欧盟的国际影响还是寄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是"在欧洲和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力量"[5],"欧盟作为在国际上正趋上升的力量,其变化将是今后国际局势中极为关键的因素"[6]。笔者关注的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假定世界格局多极化是一种正在发展的进程和趋势的话,欧盟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于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学者给出的多是定性的论断而非分析。如果加以分类的话,则会发现这些论断实际上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欧盟要在世界格局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二是欧盟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三是一体化的欧盟将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关于欧盟对自身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设定,中国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欧盟成员国会在认识到靠单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解决发展与国际地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欧洲联合,欧盟将谋求发展成为一支对美国具有平等地位的独立的超强力量,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7]换句话说,欧盟希望摆脱"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形象,"努力使自己成为多极化世界中强大的一极"。[8] 在中国学者看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欧盟实力的增强是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有力因素。

其次,就欧盟在现今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来说,中国学者的看法有所差别,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欧盟已经是重要的一极,如:"在冷战后的多极格局中,西欧作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断上升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是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强大的一极","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欧盟都已是确定的强大的一极,以一极的身份和地位对世界事务实施着影响"[9];"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来看,今天的欧洲联盟已成为冷战结束以后多元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欧洲联盟已成为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同样重要的国际力量"[10]。另一种观点认为欧盟的国际影响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现今还称不上一极。由于"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联盟","欧盟在迄今为止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尚未显现,特别是欧盟企图联合起来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的计划也没能落实"[11];"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从欧洲的一极上升为欧洲最强的一极,再进一步发展为世界的一极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

最后,对于欧盟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角色,中国学者也是在确证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的前提下作出论断的,基本观点极为相似,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欧盟终将作为重要的一极出现在今后的多极世界中"[13];"随着欧洲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将显得更加突出,并将成为多极世界中强大的一极"[14]。

在对现今的世界格局或者构成多极化趋势的力量中心进行具体分析时,中国学者大都把欧盟作为多极化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例如,沈骥如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五个极,即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五个极的力量并不相等,只有美国是一个完整的极"[15];郗润昌则认为"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由美欧日俄中五大力量即五极支撑的新格局雏型"[16];而在陈德民看来,当今世界多极化是既定趋势,表现在"一超多强"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多个力量中心,如美国、日本、中国、欧盟、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17]

中国学者把欧盟看作推动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根据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就、欧盟的综合实力及其日渐增强的独立性。欧元启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成,作为政治一体化核心内容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共同防务政策建设也不断取得进展(科索沃战争大大推动了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步伐),被认为展示了欧盟要"控制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动权"并"成为国际政治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极的坚定决心"。[18] 在分析欧盟的综合实力时,一些学者更喜欢引用欧盟经济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如把欧盟内的生产总值近些年来超过了美国,而且欧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超过了美国和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等等看作欧盟成为一极的资本。他们对国际舞台上欧盟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表现乏力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不过,也有学者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欧盟在国际上主要发挥着经济作用,"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形成并实际运作以前,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十分有限"。[19] 此外,一些学者还把欧盟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和独立性以及欧美之间的摩擦看作欧盟谋取一极地位的表现[20],有的甚至希望欧盟成为"制衡美国霸权行动的有效力量"。[21]

二、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评估

一般地,我们把世界上大的力量中心作为格局中的"极",这样的认识依据的其实是它们的综合实力。但世界格局要真正形成,还必须由这些力量中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最后定型。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即是在美国和苏联一系列战略政策互动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当然其核心的决定因素是两国和分别以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假定现在存在着多极化趋势,那么多极格局最终也需在有关力量中心互动并建立起较为稳定和相对平衡的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形成。

评估"极"的要素设定

在笔者看来,判断一个力量中心能否构成世界格局中的一"极",需要对有关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要素进行综合的考量。具体来说,一个力量中心要成为"极",至少应具备以下要素:

1. 强大的综合实力。这是与其他力量中心形成一种结构状态的决定性条件。实力是基础,一个小国虽可凭出色的外交纵横捭阖,但若没有足够大的综合实力,是不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的。恐怕没有人会把韩国、新加坡甚至加拿大作为世界格局中的"极"。

2. 成为一"极"的意志和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这是成为一"极"的必要条件。一个力量中心以实力为基础对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的定位决定了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其意志和政策的执行将引起世界上其他力量中心的互动反应。二战结束后,如果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而不是对抗苏联、谋求建立和维护其霸权地位,两极格局不可能很快定型。就中国来说,冷战后期能充当大三角中的一角,仅凭当时的国力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和美苏当时的相应战略互动有很大关系。虽然中国现在仍是一个地区性大国[22],但由于中国具有强烈的成为大国的愿望并有相应的战略措施,中国能够在世界格局的型塑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3. 较强的外交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也是成为一"极"的必要条件。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被称为"全能冠军"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没有人会怀疑美国作为一"极"的地位。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除美国外,尚无真正称得上一极的其他战略力量"。[23]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较为局限,所以中国学者很少有人把它看作一"极"。

4. 外部世界对其地位的普遍认同。这也是成为一"极"不可缺少的条件。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接受和认同,它也很难成为有影响的一"极"。构成世界格局的大的力量中心都是在国际关系互动中逐渐为有关国家接受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发挥较大的影响,除了自身的实力和政策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法、俄等国的认可。外部世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可反过来又加强了中国的判断和政策。

倘若以上述要素来判断当今世界的力量对比,我们会发现美国是综合国力最强大、谋求建立单极世界企图和战略明确、国际影响力最广泛、既有国际地位得到无可置疑认同而且任何其他力量都无力根本地对之挑战的力量(虽然世界上很多事务美国无法单独主宰),的确是最强大的一"极"。俄、日、中、欧等与美国相形逊色。

对欧盟作为"极"的条件的评估

下面,我们以上述四个要素为指标,来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成为一"极"的条件加以衡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很多内容无法量化,笔者这里的分析也主要是定性的分析。

首先来看欧盟的综合实力。若单单从欧盟15国整体经济、军事、科技教育、资源来看,地理面积323.5万平方公里、人口3.7亿、建立了经济与货币联盟、GDP 88100亿美元(1997年,同年美国GDP为75230亿美元)、有两个核大国(英国和法国,两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科技教育发达的欧盟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力量。[24] 不过,由于欧盟不是像国家那样的体制,其内部整合程度还不是太高,理论上讲其实力很大,但在实际运行上则受到体制、成员国内部利益矛盾和政策差异的限制,所以在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进行评估时,应对其简单相加的而非整合起来的实力大打折扣。我们很多学者正是把欧盟表面上的强大实力看作其可实际运用的力量,以此判断欧盟的国际地位,作出过高的估计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分析欧盟的国际定位和对外战略。作为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也是国际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行为体。中国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欧盟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是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世界格局一极的角色,发挥与其实力相当的国际作用。笔者认为,欧盟的确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确实希望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欧盟现在对自身的定位主要还是寻求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说话,而不是充当一极。在欧盟条约、领导人的讲话和官方文件中,我们看不到欧盟对充当多极中一极的企望,而只是要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显示欧洲联盟身份"[25],其政策重点是推动内部的政治一体化。当然,基于欧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在政治一体化取得巨大进展尤其是能够真正施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防务得以建成的条件下,欧盟应会对自身的国际作用提出更高的要求,追求世界格局一极的位置也是应然的。但就现在来说,欧盟还没有把自身定位于世界格局中的一极,倒是法国赞同世界格局多极化并积极推动这一发展趋势。而且,由于欧盟不具备国家那样的地位和意志,15个成员国利益和政策主张各异,欧盟很难整合出一套统一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措施。[26]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是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联盟,而且与美国有着传统的伙伴关系,同在西方阵营且有一系列的机制(八国首脑会议、北约等)将它们绑在一起,很难设想欧盟会与美国完全对抗。欧盟最多希望成为美国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平等竞争者。

再次考量欧盟的外交力和国际影响力。欧盟虽然建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框架和一系列措施,但其施行仍很乏力,无甚大作为。在海湾战争中,欧共体成员国对外表现出来的是各异的立场和政策。对于波黑冲突,欧盟虽寄予充分关注,希图独立地加以处理,然而由于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欧盟成员国根本没有形成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反而政策各异,无法共同行动。其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经由阿约有所发展,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再次考验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实践证明欧盟尚无能力推行统一的对外政策。这些事例都表明了欧盟现有政策措施的根本缺陷和外交力的匮乏。这种情况在被认为充当一极角色的其他力量中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就国际影响力来看,欧盟在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较强的影响,欧元的启动大大提高了欧盟的地位,在这些领域,欧盟的影响要比俄罗斯和中国强很多。欧盟还通过《洛美协定》[27]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其他国家和组织无可比拟的。但在政治、安全、外交等领域,欧盟至今还难以有大的作为,其影响力有限。实际上,决定一国能否成为一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在"高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俄罗斯的地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衣钵,其经济近10年虽严重滑坡,但在全球战略力量对比中的地位依然重要),而这些领域正是欧盟现有能力所不及的。

最后考察外部世界对欧盟国际地位的认同程度。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成就最卓著的区域性组织,欧盟一直被世界其他地区视作一体化运动的范例。而且欧盟作为成员国的代表,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得到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认可。欧盟与世界上大多数第三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向这些国家派驻了使团。在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中,欧盟都具有重要的法人资格。但就现今来说,由于欧盟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其他国家和组织之所以与欧盟打交道看重的是其经济实力和特殊地位而不是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地位。[28] 也就是说,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欧盟的国际地位还没有为国际社会充分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学者非常强调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但在中国对西欧的外交实践中,却更重视与德国、法国、英国等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而不是与欧盟本身的关系。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欧盟的地位还没有为中国所认同。

综上所述,欧盟在现今的世界格局中还称不上一个完整的极,甚至不如日本的作用突出。日本虽然也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其作为国家一直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其在国际定位、外交力、影响力以及国际上的接受程度等方面都比欧盟强。把欧盟看作是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核心力量之一是有欠全面分析的。但也不可否认,欧盟作为区域化力量的突出代表,其发展有助于多极化趋势。当然,我们讨论世界格局多极化并不是说几大力量中心的实力是完全均衡的。如果我们要对世界格局中的几大力量中心进行排位的话,笔者会把欧盟看作是中国学者所接受的五大力量中心中最为蹩脚、行动能力最差的一"极"。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未来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做一粗略的展望。未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继续深化和扩大,尤其是政治一体化的推进,欧盟的超国家性将加大,欧盟的综合实力和行动能力将会不断加强,欧盟也将取得对美较大的独立自主性,欧盟在世界格局中发挥比较大的、相当于世界格局中重要一极的作用是可能的。

三、对欧盟性质的认识

在考量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时候,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欧盟的性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欧盟的独特性有充分的把握。对于欧盟的性质,欧盟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

对于欧盟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国际行为体身份这一论断,中国学者应是接受的。当我们把欧盟作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来分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欧盟看作了一个国际行为体。传统上我们只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二战以后学界基本认可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等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欧盟是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区域组织,可称为"国家联合体"而不是国家。不过,欧盟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

对于邦联这样的松散的国家间的联合,欧盟早已超越了这一层次。在成员国自愿让渡部分(如对外关税的制定、贸易政策、缔约权等)并形成集体行使这些权力的独特机制的基础上,欧盟得以建立并已建构了一些具有超国家性的独立于成员国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如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行使原由成员国行使的部分国家职能(具有一些超国家权力),并形成了一套有很大效力的欧洲联盟法,具有了联邦国家的雏形。不过,欧盟的职能范围和行使方式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欧洲联邦"。

对于欧盟的性质,学界从研究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出发进行了诸多讨论,但并无统一的明确表述。中国学者戴炳然称欧盟为"一种独特的国际体制"并具体论证说欧盟"具有鲜明的超国家特征",是"介于联邦和邦联之间的一种体制","多元复合的体制"[29],也有人认为"欧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是一种介于联邦制联盟和邦联制联盟的混合制结构,或者说仍然是一个具有一定联邦性质的联盟"[30]。这样的表述应该说较好地反映了欧盟的现实性质,但又未免过于罗嗦,定位也不明确。在现有的语汇中,还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定位欧盟的性质。笔者曾主张把欧盟视作一个具有很强超国家性的独特政府间区域合作组织,仔细思考这一表述仍然太长,而且对欧盟体制的发展取向没有涵括。

西方学者也认为要准确描述欧盟的性质特点有些困难,不过他们还是进行了理论上的尝试。纽金特认为欧盟作为一种政治体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称不上一个国家,但又比政府间组织程度高得多"。[31] 在拉吉看来,欧盟是一种"多维政体"("multiperspectival polity"),是"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国际性政治体制"("the first truly postmod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orm")。[32] 卡波拉索则称欧盟为一种"后现代政体"("post-modern polity")。[33] 应该说,把欧盟看作"后现代政体"的说法抓住了欧盟的复杂性,并能反映其多形结构(polymorphic structure)。由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和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两种逻辑都在发挥作用,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试图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来描述欧盟的性质都是徒劳无功的。[34]

以笔者管见,用"后现代政治实体"(a postmodern political entity)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来定位欧盟还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它能充分反映欧盟体制的独特性,从中还可体现欧洲民族国家的不足、冷战结束带来的特殊机遇和期望以及不断全球化的经济的发展。而从国际层面上讲,作为一种后现代政治实体的欧盟已超越了一般的非国家行为体,但还不是传统的国家行为体,也许只能说是一个准国家行为体。

欧盟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它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较为特殊的作用,也决定了其行动能力的受限性、位置的薄弱性。欧盟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但它的政治作用还极为局限,在关键问题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施行还软弱无力,建设共同防务将是一个艰难的、长远的努力目标,而"防务是共同体在世界上位置的关键"。[35] 就现在来说,欧盟依然是一个"民事力量"而不是一个"超强力量"。[36] 虽然欧盟的成员国有着相当大的实力,但作为整体的欧洲联盟的实力却很有限。不过,随着"高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安全的内涵渐渐扩大,欧盟将来在国际舞台上应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37]

四、对有关问题的评论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希望对与本文论题有关几个问题给出简短的评论。

一是中国学者判断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取向。在笔者看来,中国学者的研究虽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反过来官方的政策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有关的研究。中国在对外战略上把欧盟视作一极,这一立场影响了学者对欧盟国际地位的判断。中国学者对欧盟的国际作用估计偏高并把欧盟作为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实际上暗含着他们对欧盟未来角色的期望:欧盟的强大有助于多极格局的形成,欧盟将对美国产生制衡作用,这样形成的世界格局对中国有利。

假定欧盟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的一极,它与美国会相互制衡吗?欧盟能成为反霸的力量吗?的确,冷战结束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和磨擦,欧盟还希望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但这改变不了它们之间的集团或同盟关系,北约的框架将继续主导欧美关系。最根本地,它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同质性的,而且都是市场民主国家,这就决定了欧盟未来虽会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但欧盟和美国不可能闹翻,它们不会成为相互排斥的对手。对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盲目夸大。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即使将来形成多极世界,也不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各相制衡的结构,西方国家仍将是一个整体。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汉斯·宾尼恩迪克在分析现今国际体系时认为,虽然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呈现多极状态,但国际体系最终可能会走向危险的两极,即西方对非西方的格局,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会与所谓的"无赖国家"加强合作对抗西方。[38]

二是中国对欧盟的战略选择。在对待欧盟方面,中国的对外政策让人困惑。一方面,中国强调多极化,在对外战略上把欧盟作为一极并强调其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实际政策中,中国没有把作为整体的欧盟放到比较重要的地位来对待,甚至对欧盟的重视还比不上对单个成员国的重视。这与学者对欧盟国际地位的普遍高估形成反差。对此问题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多极化战略出发在多极化问题上把欧盟看作一极,但实践中欧盟整合力的欠缺、行为能力的局限性又使我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重视与欧盟的经济关系,重视对欧盟成员国中大国的传统关系,而不看重与欧盟的关系。这样的政策虽然可行,但却难以充分维护中国的利益。

欧盟在中国实际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较低。笔者认为,中国除了要在多极化问题上看重欧盟之外,还需要从全球战略的高度重视欧盟,形成明确系统的对欧战略,提高欧盟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这不是抬高欧盟的地位,而是现实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政策上的需要。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欧盟的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现在欧盟的整合力还比不上美国,但在战略上重视欧盟,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如果把欧盟放到一个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将有利于我们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至少可以增加对美外交的砝码。总的来说,在战略上把欧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是对长期趋势把握和现实政策需要综合衡量的理性选择,会有助于增进中国的整体利益。

三是中国对欧盟的研究。依笔者之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重视并加强对欧盟的研究。在对欧盟进行研究时,不应围着政府的定论转,而应进行深入的历史、现实分析,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并了解国外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研究成果,以使我们的研究更贴近客观世界。中国学者高估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与中国的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欧盟研究的滞后。在2001年7月份的"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趋势与新视野"国际研讨会,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老前辈陈乐民先生批评了我国有关研究中存在的"重美轻欧"现象,提出应把欧洲问题研究当作一项学术事业来进行,从而使研究向深入、细致方向发展,进而建立中国的欧洲学。这是中国欧洲问题研究学者今后需认真记取的。

注释:

[1] 在讨论"世界格局"时,学界的话语并不统一,有的也称"世界政治格局"、"世界战略格局"、"国际格局"、"国际政治格局"。无论哪种说法,中国学者关注的都是政治格局。一般地,"世界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或说对比状态。参见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2] 耿殿忠:"简析世界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10期;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潘维:"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与世界格局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4期;严基河:"当前世界新生格局辨",《世界知识》1992年第6期;孟祥青:"世界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载顾德欣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2页;程林胜:《大变动的世界格局与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卢静:"浅谈20世纪国际格局的变迁",《外交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郗润昌:"世界政治多极化与新格局框架",《学习时报》2000年7月10日第2版。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中后期即就世界格局判断问题进行过诸多讨论,具体情况参见刘海军:"我国关于多极(化)格局的两次争鸣",《国际观察》2000年第2期,第41-45页;中国学者在多极化问题上的分歧亦参见俞邃:"认识多极化,促进多极化",《当代世界》1999年第9期,第12-14页。

[3] 多数学者赞同"一超多强"呈现出的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实质上是一个"美国单极主宰的格局"。参见潘琪昌主编:《欧洲国际关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3页。

[4] 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me. 这是欧盟为推动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加强中欧学术和人员交流而拨资975万埃居支持的一个为期4年的项目,将于2001年10月结束。迄今为止,该项目向452位中国学者提供访问欧洲和37位欧洲教授访问中国的资助,批准了150个合作研究项目和35个课程开发项目,还召开了33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和讲习班。

[5] 胡瑾:"欧洲联盟在欧洲与世界上的地位",《文史哲》1998年第2期,第34页。

[6] 蒋建清:"面向21世纪的欧盟",《当代世界》2000年第2期,第13页。

[7] 苏惠民:"西欧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我",《和平与发展》1999年第2期,第45-48页;伍贻康:"面向21世纪的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二)",《欧洲一体化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1页。

[8] 高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新进展",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1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69页。

[9] 胡瑾:"欧洲联盟在欧洲与世界上的地位",第36-37页。

[10] 宋全成:"论欧洲联盟的历史脉络与发展前景",《文史哲》1998年第2期,第40页。

[11] 陈志强:"新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欧盟",《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第55-56页。

[12] 张祖谦:"欧洲三极格局的形成、现状和发展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40页。

[13] 蒋建清:"面向21世纪的欧盟",第14页。

[14] 陈朝高编著:《欧洲一体化与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15] 郑园园:"我们追求的世界格局--关于多极化问题的访谈",《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6日第7版。

[16] 郗润昌:"多极化≠大国力量的均衡化--再谈多极化与新格局相关问题之我见",《国际论坛》1999年第2期,第13页。

[17] 陈德民:"多极化仍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1期,第4-9页。

[18] 陈德民:"多极化仍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第7页。

[19] 陈志强:"新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欧盟",第56-57页。

[20] 郭震远:"未来十年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展望》2000年第1期,第2-6页。

[21] 苏惠民:"西欧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我",第48页。

[22] 笔者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亚太地区性大国,但却具有全球性影响。

[23] 潘琪昌主编:《欧洲国际关系》,第123页。

[24] 亓成章、何中顺:《时代特征与中国对外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8页。

[25] 欧共体官方出版局编、苏明忠译:《欧洲联盟条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210页。

[26] 欧盟在经贸领域基本上施行了统一的对外政策,但在政治、安全、外交领域还未能实现统一的政策。

[27] 《洛美协定》期满后,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和地区于2000年6月签订了为期20年的新协定——《科托努协定》。

[28] See Elfriede Regelsberger, etc. (eds.),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EPC to CFSP and Beyon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p. 1-15.

[29] 戴炳然:"欧盟:一种独特的国际体制(上)",《欧洲一体化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8页。

[30] 赵伯英:《欧洲一体化的动力、矛盾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

[31] Neill Nugent,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4th edn., Hampshire: Macmillan, 1999, p. 497.

[32] John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1, 1993, p. 172, 140.

[33] John Coporas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forms of state: Westphalian, regulatory or post-moder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No. 1, 1996, p. 47.

[34] Charlotte Bretherton and John Vogler,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37.

[35] Christopher Hill, "The Capability-expectations gap, or conceptualising Europe's international rol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1, No. 3, 1993, p. 318.

[36] Curt Gasteyer, An Ambiguous Power: The European Union in a Changing World, Gutersloh: Bertelsmann Foundation Publishers, 1996, pp. 12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