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论文篇(1)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体制机制、推进工作等领域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破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达到城市格局与智慧产业布局有效对接，城镇服务体系与智慧应用体系优化匹配，城市基础设施与智慧设施网络有机结合，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建设紧密融合，城市化与信息化互为动力，促进两者互动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其内涵要求包括四个层面：其一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国土规划等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相匹配、相对接；其二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的规划、布局、特色等相互协调；其三是智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功能、发展结构等相融合，两者相互支撑；其四是智慧城市应用系统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统筹谋划与推进。

二、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宁波深化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必须从完善功能体系、优化空间格局、畅通交通网络、提升品质特色、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城乡一体等方面全面统筹整体推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就是要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智慧产业、管理、应用、文化等因子，从而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一方面，依托主城区边缘设立智慧产业园区或在远郊打造独立智慧新城，是拉开城市框架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强化在城市建设、管理中智慧基础设施、智慧应用系统的融合，是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的重要路径。

（二）有利于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无论是构建智慧产业园区，还是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着力提升智慧元素，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智慧产业园区作为智慧产业的集聚区，为智慧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为园区内中小企业、创新企业提供场地、技术、资金、孵化等专业支持和服务，从而有利于智慧产业快速发展及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提升智慧化水平，为智慧产品、服务、应用系统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商机，对于加快智慧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十分重要。

（三）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改善民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客观需要。在城镇化建设中，着力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资源的整合共享，可以让居民更方便地使用信息网络及相关资源；强化交通、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可以让居民享受到更加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在城市管理中推进社会治安监控体系、灾难预警体系、应急体系等系统建设，可以大大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模式借鉴

（一）智慧新城建设型

案例：广东省惠州市是科技部和标准委批准的首批20个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近年来着力打造的潼湖新城是一个典型的智慧新城。新城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规划了留学人员创业园、高校创新园、国际科技合作园、工业设计园、大企业研发中心和科技与金融服务中心，以及相配套的商务区、智慧生活示范区、三网融合智能化小区，突出强化“产、城、人”的深度融合，目标是打造成为智慧产城融合、智慧技术集成、智慧产业发展、智慧服务惠民的美丽城市。

（二）旧城智慧改造型

案例：近年来，四川省南充市投入巨资启动了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在此过程中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融合放在突出位置。从无线网的覆盖面来看，经过改造后的南充老城智慧基础设施在全省名列前茅，同时大力推进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三大工程建设，加快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物流等一批成熟的智慧应用项目，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快速提升，城市管理更加智能。

（三）智慧城镇建设型

案例：上海浦东新区周浦镇是中国智慧城镇创新示范单位，将“智慧城市、智慧产业、智慧科学”的概念引入城镇建设管理，目前已实现百兆家庭宽带接入和无线网络全覆盖，大力推进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电网等高新技术在节能降耗、清洁能源、城市安防、智能交通、医疗服务和智慧社区等方面的示范应用，基本建成了百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智慧商务区和智慧产业区，以“数字惠民”大大提升了周浦居民智能生活环境的水平。

（四）智慧社区创建型

案例：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的智慧社区建设始于2012年，组建了智慧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项规划，建立了“智慧社区信息发展中心”和“智慧社区市民体验馆”，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列为市、区两级智慧社区首批试点单位。建设重点包括社区管理、公共服务、智慧商圈、人文精神等四大板块，具体可以概括为“一库（民情档案综合信息库）、一卡（智能炫卡）、两平台（社区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和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多系统（以平台为基础开发的各类具体的应用系统）”。

（五）智慧产业园区拓展型

案例：目前我国有30多个国家级高新区正在有序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其中江苏省无锡市的T-Park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园区城市建设共同发展的典范。与传统工业园、开发区不同，T-Park是一个智慧产业和生活融合区域，园区规划时就不仅包括了智慧产业发展内容，还包括了园区开发建设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内容，不仅有发达、完善的智慧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更有便捷、优化的创业服务链，是一个不仅宜业而且宜居的大“社区”。

（六）重点开发区智慧提升型

案例：2012年，武汉开发区启动智慧产城一体化战略，委托北京泛华集团对“智慧城”、“生态城”进行总体规划并对重点核心区进行城市设计，规划面积84.7平方公里，重点打造11大功能片区，其中最核心的是“智慧城公共服务片区”，重点建设企业服务中心、智慧展示中心、综合数据中心、特色商区、川江池智慧公园、专家公寓和智慧社区等项目，着力创建国际化智慧城示范区和慢生活休闲体验区，打造智慧产业与公共服务完美融合的城市名片。

（七）都市功能区整体智慧化开发型

案例：南京将建邺区江心洲整体智慧化开发，成为智慧功能区建设的经典案例。江心洲是长江沿线各大城市中唯一位于主城范围、区位优越、环境优美的江中洲岛，面积15平方公里。南京市政府与战略合作者对该岛进行整体开发，突出以生态、低碳、智慧产业为主导，着力建设科技研发、创意智慧和高端总部高度聚集的国际化智慧产业园区，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创意、商务休闲、生态居住等功能相互交融的国际化低碳智慧岛。

（八）智慧城市综合体带动型

案例：绿地集团以纽约曼哈顿的全智能建筑为模板，在合肥全力建设一个智慧城市综合体示范点。该综合体将立足城市建设的最前沿，把最先进的规划理念、智能技术运用到项目中，打造面向未来的科技智能建筑，搭建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增值平台。在这个智慧综合体中，每一个建筑及信息、设施、设备都是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的生态链条，建成之后，智慧办公、智慧商贸、智慧物业管理等都将成为现实。

四、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一）主要成效

近年来，宁波按照国家和浙江省的总体战略部署，大力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及智慧城市建设综合试点，并在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是城市建设中智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力实施“光网城市”和“无线城市”等工程，加强基础资源数据库和政务云计算中心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中的“智慧因子”不断增强。二是城市管理运营中智慧应用系统效用发挥更加明显。智慧城管、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试点项目进展顺利，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三是智慧产业园区的城市功能不断拓展。着力发展软件、信息、智慧制造等智慧产业，重点推进宁波杭州湾新区的智慧装备和产品研发与制造基地、宁波国家高新区的软件研发推广产业基地两大试点区域建设。四是智慧功能区块开发积极探索。比如鄞州下应区块“智慧城”完成规划设计，海曙、江北等地“智慧社区”建设成效明显。

（二）存在问题

总体来看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尚处于自发性的初级发展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一是在思想理念上认识不够。比如新近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决定》中尽管提到了要“坚持智慧管理”、“加快智慧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没有明确提出深化两者融合问题。二是在规划制定上缺乏沟通衔接。城市产业规划、国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衔接程度不够高，规划制定过程中缺乏沟通对接，规划之间“两张皮”现象突出。三是在工作推进上缺少协调融合。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分别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分管市领导也不同，这也导致在工作中难以做到深度融合、互动协调。

五、推进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加强对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工作融合

一是要深化认识。通过理论宣传、政策引导，进一步加深全市上下对提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水平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把融合理念贯穿到各地各部门推进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体系的对接。目前宁波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领导机构分别是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市智慧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这两个领导机构尤其是牵头单位的对接，建立协商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两者融合的重大事项和重点问题。三是要加强工作推进对接。比如在推动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中，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相一致；在推动卫星城、中心镇建设时，要与智慧城镇建设相融合；在推动老城改造、新城建设过程中，要与智慧社区、智慧综合体建设等相匹配，等等。

（二）加强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融合

一是要促进规划对接。积极探索“多规合一”，建立开放式的规划编制程序，由规划部门召集发改、经信、建设、国土等部门共同修订和完善相关规划，促进城镇化规划、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与国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有机对接。二是要适时制定出台专项规划。制定出台提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水平的专项规划，建立规划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规划监管和协调机制。三是要制定出台行动纲要。研究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行动纲要，明确阶段性实施目标、重点任务、重点项目、实施主体和各项保障措施。

（三）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融合

一是要加快发展智慧制造业。结合宁波实际，着重发展智能家电、智能电表、数控设备、智能交通、智能环保等智慧装备产业，以及移动通信数据中心、金融数据处理中心、国际物流数据处理中心、重点产品和资源数据中心等网络数据产业。二是要加快发展智慧服务业。重点发展软件研发、智慧物流、智慧贸易、智慧旅游、智慧健康、文化创业、工业设计、科技服务等高端智慧服务业，大力引进和发展智慧总部经济。三是要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依托各类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加快建设“精准农业”信息系统，着力打造智慧农业示范推广基地。

（四）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融合

一是要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光纤到户、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第三代、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全面推进无线城市建设。二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市政基础设施体系。近期要重点加快推进城市智慧交通体系、水务管理、污染治理、能源管理、园林旅游等市政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感知化建设。三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公共服务设施。推进智慧技术在教育、医疗、文化、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应用，加快开展智慧学校、智慧医院、智慧图书馆、智慧政务等试点。

（五）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体制融合

一是要强化管理融合。进一步推进智慧城管建设，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监控、灾难预警、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环境监测、口岸疫情预警等信息系统，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二是要强化体制机制统筹。在开发建设方面，理顺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体制，统筹确定开发时序、重点，强化重点项目、重点区块建设的统筹协调力度。在投融资方面，着力于建立完善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资金综合平衡机制、资源资产盘活机制、投入产出与回报机制、重大项目共建共享机制等。在督查考核机制方面，统筹构建两项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协同开展目标进度监测评估等。三是要强化政策法规统筹。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制度规则、实施细则等方面的衔接，强化财政投入政策、土地保障政策、人才政策等方面的统筹协调。

（六）加快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的平台建设

智慧城市论文篇(2)

一是始终注重科学理论指导。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指导。早在2006年，南京市提出了“发展智慧产业、构建智慧城市”的初步构想，同时一直在跟踪研究世界智能城市发展的路径、理念、方法和实践进程。2007年“重洽会”期间，举办了“智慧产业发展与城市创新”高层论坛，论坛邀请了一批国际顶级专家，分别做了《发展智慧产业、打造软件名城》、《构建国际化的智慧产业生态区》、《谋划智慧城市发展、促进智慧产业创新》、《智慧产业发展与知识安全工程》等演讲。时任市委书记、现任省委书记罗志军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2010年11月16日，市委联合南京大学等举办了“智慧南京高峰论坛”，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应邀到会就智慧城市发表演讲，论坛共同探讨“智慧城市”和“智慧南京”建设发展的构想和路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朱善璐在论坛上指出，“智慧南京”既是实现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的目标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人文绿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南京未来发展的方向。建设“智慧城市”，是市委、市政府重要工作目标和任务，研究“智慧南京”发展模式，是应对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阶段，必须抢抓机遇、摆上日程和认真研究解决好的重要问题。它是南京利用自身特点充分发挥优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南京长期文化积累、城市进步的结果，还是顺应新潮流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在这之后，市政府又召开了若干场智慧城市的专题论坛，市政府领导及有关专家就智慧南京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建议。

二是始终注重顶层设计引领。

南京十分重视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把它放在智慧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市长季建业多次明确要求，要深化细化智慧南京顶层设计、系统设计、构架设计。智慧南京建设就是要推动城市的信息化应用。在规划上要进一步明确智慧南京的架构。季建业市长指出，要推进智慧政务、智慧商务、智慧事务建设。智慧政务就是政府管理的智慧化智能化；智慧商务，也属于智慧南京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考虑得不多，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平台搭建出来。智慧事务，就是指与城市有关的管理体系，包括医疗、城管、环保等。政务商务事务加起来就覆盖了整个社会。政府的管理通过政务来运行；城市的商业运行，包括其他一些新的公司，都要通过商务平台运行；事务就是有关对社会事务管理的一些东西，跟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一些东西。还要推进智慧产业发展。之后，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智慧南京的顶层设计，要求不断深化细化顶层设计、系统设计、构架设计，不断加大信息化基础建设投入，大力拓展信息技术市场应用，着力破解“信息孤岛”现象，构建统一规划、集约投入、集成发展、资源共享、高度整合、高效运转的智慧城市架构体系，更好地推动城市功能转型、产业发展转型和百姓生活品质提升。

南京市“十二五”智慧城市规划也是按照顶层设计的总体要求编制的，提出了智慧南京的总体架构，概括为“一大平台、三大领域、六大体系”，即以智慧城市云计算服务平台建设为核心，以满足政务、商务、事务三大领域应用需求为导向，推进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智慧应用体系、智慧产业体系、信息资源管理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和政策保障体系建设。三是始终注重示范工程先行。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城市发展历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并无完备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当前智慧南京建设必须要有先导型示范工程的引领，抓住其关键环节，遵循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围绕城市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升级的战略重点和群众对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来确定应优先实施的项目。从而使百姓尽受到智慧城市所带来的便捷。南京把政务数据中心、市民卡、车辆智能卡三大重点项目（简称“两卡一中心”）的建设确定为现阶段“智慧南京”的目标和雏形，即以车辆智能卡为物联网建设的突破口，以市民卡为行业应用整合的载体，以政务数据中心为城市级智能管控中心，试图先行构建一个能够代表智慧城市核心特征的微缩模型和智慧南京的基础，也是现阶段智慧南京的标识，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全面推进智慧南京建设奠定基础。

四是始终注重民生项目优先。

南京始终把关乎民生的项目作为智慧南京重点推进的工程和抓手，把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城管、智能交通等重点项目是智慧南京惠及民生的重点工程。目的是使市民感受到智慧南京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实实在在的便捷，从而使智慧城市建设由政府意志主导变成市民自觉的行动。

五是始终注重突破传统思维。

南京一直充分认识和牢固树立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更高阶段的科学理念。2011年4月7日，市委杨卫泽书记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建设人民幸福生活城市，五年发展目标是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长远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跻身世界发达城市行列。杨卫泽书记进一步指出，在规划和建设中，要全面融入现代化理念。要真正把低碳、绿色和智慧不是作为口号，而是从基础设施、城市营运和管理等方面真正融入、体现出来。这充分体现南京市主要领导对智慧城市的科学认识。

“人文绿都”是南京的城市定位，“智慧南京”理应引领南京的智慧人文的发展和城市的文化复兴。深厚悠长的人文底蕴、高素质的城市市民、创新型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人才是智慧南京的灵魂、丰富的科教资源是智慧南京的财富。

南京将智慧人文列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领域，把提高城市市民的素质，造就创新型城市建设和管理人才，作为智慧南京的灵魂。南京城市人文底蕴厚重，既是优势，也可能是桎梏；南京科教资源丰富，如果充分利用就能变成智慧城市建设的财富，如果用不好，就有可能丧失已有的优势。南京正在充分挖掘高校、科研机构、大型骨干企业等资源优势，为构建智慧南京提供坚实的智慧源泉。以软件园、工业设计园、大学科技园、动漫创意园等园区为依托，努力构建有利于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展示才华的舞台。要完善创新人才的培养、发现、引进和使用机制，切实营造“引得进、育得精、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环境。同时，通过有效举措，鼓励市民终身学习，营造学习型城市的良好氛围，树立南京特有的智慧人文的良好形象。智慧城市努力挖掘和利用南京历史文化底蕴，梳理现实文化资源禀赋，加大智慧南京的文化含量，把创新、创业、创造等现代城市市民精神与智慧城市加以整合，突出大文化、大智慧，丰富智慧南京的内涵。

智慧城市论文篇(3)

[关键词]智慧生态城市；内涵；规划建设；制约因素

自十二五以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与规划工作已全面展开，而对于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内涵，却未能形成统一认识。智慧生态城市是在智慧城市基础上，突出智慧城市的生态水平。如何界定智慧城市与生态城市之间的关联性，必然需要从“智慧生态城市”视角来全面审视其内涵、特征。结合对智慧生态城市的各个定义的归纳与提炼，所谓智慧生态城市，是建立智慧城市核心特征基础上，实现与生态核心特征的融合，促进人与自然、城市与生态环境的多元交互，并通过系统学、结构学、关系学、心理学、环境学、美学等理念来营造人居、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发展模式。

一、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种城市类型与城市规划，都需要建立在相应城市建设理论基础上，同样，对于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其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智慧理论从生命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来看，生态智慧是延续环境的适应性、生存理念及生存策略基础上，对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生态智慧强调对人的生态观及生态规律的认识，强调正确理解生态问题，结合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中来营造生态群落。如从气候、地理、人文等生态关系上来运用生态和谐理念，处理人居环境的协调性；从改造城市规划与布局上，结合技术、经济手段来充分发挥环境要素的作用。2.自律理论从“律”的解释来看与哲学上的“理性”具有相似性，自律理论是基于个体的理性，自律与道德关系紧密，也是道德对个人行为的规范与体现。从一般意义来看，个体的自律与其道德准则相一致，不受外在力量的强制。智慧生态城市的自律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城市以其自身的行为方式、行为强度来遵循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格局，来调控城市生态性，促进城市的自组织、自抑制、自调节、自发展，实现人与城市、自然的和谐共生。3.公共利益理论对于智慧生态城市中的“智慧”，不仅表现在技术上，更多的体现在利益壁垒上。真正的智慧是超越自身利益，努力实现多方利益平衡的智慧行为。如个人与集体、国家利益在平衡中，牺牲自我利益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属于智慧行为。同时，在智慧生态城市的公共利益实现上，要通过智力、知识、创造力来实现长期利益、短期利益的平衡，要实现个人与个人之外利益的相互平衡。事实上，公共利益是智慧生态城市的重要目标，也是彰显智慧性、生态性，实现城市各主体之间协调有序的基础。4.集体智慧理论集体智慧是通过众多个体的相互协作来实现的智慧共享，也可以归结为智慧融合的结果。从概念上来看，集体智慧将松散的个人、企业、组织集合在一起，以集体成员间的相互融合来实现对某一事物或问题的解决。其产生必然具备个体数量、密度与智慧所形成的关系。王殿华通过对信息效用的分析，指出由多个生物个体所形成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自，可以实现“1+1”大于2的整体效用，将集体智慧理论应用到智慧生态城市的构建，可以实现集思广益、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建设宗旨，更能够从挖掘多元化智慧元素中来体现生态城市的人本性，如通过借鉴和引入多个层面、多个集体组织的协作来强调智慧城市的集体智慧。

二、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制约因素

智慧生态城市作为优化公共物品供应与协调的总任务，在立足城市空间资源布局上，其核心不在于加快城市进程的发展速度，更不是在于对某些具体建设项目的评价，而是对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协调。对于制约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多是偏离城市公共性的发展轨道。1.城市决策者意志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较大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是由政府主导下实施的，对于政府决策者来说，由于受政绩观、晋升诉求的影响，在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中易受决策者主观意志的干扰，偏离应有的价值趋向。如地方政府决策者会围绕GDP增长来强行推进智慧生态城市建设进度，对智慧生态城市的构建目标与政府在其中的职能产生扭曲，严重制约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轨迹，甚至带来重大社会发展难题。城市规划本身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在重要规划节点上，如公路、机场、商业圈等公共设施上，一旦陷入政府决策意志范畴，将带来项目建设重复、同质化竞争加剧，导致“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的恶性循环。2.对智慧生态城市规划缺乏经济化、效率化综合评价城市规划的总体目标是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尤其是推进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的协同发展。从城市规划与建设效率上来看，公正、效率是两个极点，而城市规划终极目标不是效率而是公正。弗里德曼提出，城市公共领域的规划与市场理性观念无关，而应该基于社会理性来展开。对于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不是为了满足城市市场效率最大化。事实上，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多遵循效率性目标，利用城市规划工具性特点，冠以“规划跟着项目走”“根据投资需求来调整和修编”思路，以致对城市规划陷入了对效率与技术的不懈追求，而忽视了城市社会效益的整体性与综合性。当前，城镇化、工业化成为城市规划发展的主题，对于多数城市在规划与建设上，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忽视了城市自身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将城市规划作为促进城市经济增速的工具。很多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与扩张，高新区、房产热、CBD热、旧城改造等不仅破坏了城市原来的人文环境，也背离了城市规划发展的公共性目标。3.对城市公平性的缺失严重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首先要强调对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公共服务是城市规划发展的重点内容，如城市医疗、必需住房、交通、教育等公共设施，既是保障个体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促进城市整体化发展的基础。然而，在多数城市规划中，将高端的文化艺术中心、CBD、高精尖技术示范基地作为城市发展的新标准，而忽视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淡化了城市社区公共建设及公共环境的营造。以住房为例，在政府决策导向下，住房建设空间存在不平等，住房阶层化现象严重，公共政府空间被商品房所挤占，广大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高价住房空间却大量闲置，由此带来的城市空间阶层不平等问题，制约了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4.城市规划主体的单极化和利益错置问题突出智慧生态城市规划的主体以政府为主，专家、社会公众参与形同虚设，尤其是广大社会公众监督缺乏制度化，导致城市规划陷入政府决策者的主观倾向中。随着土地资源的减少，对城市规划经济指标的要求更高，在利益驱动下城市规划缺乏应有的合理性。对于旧城改造与规划，缺乏规范与制约，项目审批草率，随意变更规划，如对于原来城市规划内容进行重大变更，无法兼顾公共利益的应然要求。我国《城市规划法》在保障城市主体利益上也给予了规定，如“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并规定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和其他方式听取公众意见作为规划的必要程序”。但对于社会公众的参与听证来说，操作性不强，公众参与程序性较强，无法通过社会公众监督来防范强权主体的利益偏置。

三、结语

通过对智慧生态城市“智慧”的全面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停留在智能城市或信息城市阶段。围绕智慧城市的建设理论，从制约因素探析中来梳理“智慧”城市的构建思路，明确“智慧”城市的生态要素，并从智慧生态城市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挖掘其内涵和价值，以促进我国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当然，在推进智慧生态城市建设中，还需要结合我国城市发展背景实际，从当前存在的因素入手，全面理解和正确解读其内涵，坚持城市智慧性、生态性的融合，促进城市居住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沈清基.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13(5)：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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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论文篇(4)

【关键词】城市建设；智慧城市；问题现状；管理创新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已进入信息时代，“生态城市”“泡沫城市”“智慧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模式应运而生。而其中智慧城市是城市建设管理中实践性最强，普及率最高的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目前，智慧城市已超越单纯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而开启了系统的城市建设网络化，进入城市建设的高级管理模式。但同时，智慧城市在城市建设管理模式中，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也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重点。

1 智慧城市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的智慧城市开始于2010年，是由住建局、科技部、工信部等国家部委共同推出的，2013年和2014年国务院先后关于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示范建设的通知，住建局和科技部、工信部和发改委等8部委联合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城市建设一批智慧城市试点，至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智慧城市从开始启动到现在，有了近7年的发展，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较为典型的问题为：部分城市的智慧城市系统盲目上马，在运行和推广大中没有做到顶层设计，没有统一的技术操作规划，网络安全隐患较为突出。有的城市存在着重视度不高，只是为了建设而建设的情况。

1.1 相关理论薄弱

智慧城市是一个科技性比较强，信息化要求比较高的城市建设管理模式，也是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重要的新型发展方向。但目前情况下，许多城市智慧城市的开发及应用还仅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上，其理论体系还不算成熟。再加上智慧城市这一口号最初是由科技公司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智慧城市的应用给科技发展带来动力，使科技应用方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科技公司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没有实践的城市建设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的衔接。而地方政府作为智慧城市的主要操作者，对智慧城市缺少深层和系统的认识，只是简单的套用部分概念，也有部分城市只是购买了智慧城市的APP，但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相关理论知识比较薄弱。

1.2 缺少顶层设计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为核心技术。在这种技术支持下，需要对智慧城市的建设进行科学的规划，需要对各方的主体需求，数据及升级系统进行识别和设计。只有在顶层设计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才不会造成既有信息资源的浪费。

而目前情况下，许多城市对智慧城市的顶层系统重视度明显不够，大部分城市规划中很少涉及智慧城市的内容，没有建构完整智慧城市技术架构，使其技术应用与居民和城市规划相脱节，对智慧城市缺少顶层设计的后果往往会起到断章起义的负面效应。

1.3 智慧城市设计标准化和个性化的冲突

目前，在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其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少统一的相关标准。之前工信部曾经下文要求针对不同的城市制定个性鲜明的智慧城市系统，有针对性的解决城市建设中存在的城市病问题。比如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应重点解决城市拥堵等问题，中小城市应重点解决产业升级和现代化问题；对于一些环境容量小的城市则应通过信息化手段斫行监控；一些历史文化资源较为厚重要的城市则可展示其优秀的传统文化。

基于以上几点，对于智慧城市是否要建立统的标准，是否要建立个性化的系统，是个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答案的说法，这对智慧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

1.4 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实际应用能力不强

在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为了政绩和面子的功利性思想比较严重。许多城市存在着重复建设的问题，有的存在着建设后应用能力不强的问题。部分城市的智慧系统建好后，其宣传、软件应用、数据采集，科技公司的信息服务都没有跟上，缺少实际应用能力，导致其硬件设施只被闲置浪费。因此，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及建设后应用不充分的情况，要根据应用为导向，不是盲目上马，仓促建设。

2 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新思路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虽然走过了近7年的发展之路，但由于城市之间的差别，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的，有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比较成熟，有的则相对滞后。在大的信息化时代，随着智慧城市的进一步普及，面对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误区，我们还需要吸取经验和教训，以使智慧城市建设沿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

2.1 注重顶层设计，加强沟通和协调能力

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的目的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达到管理的目的，也是智慧城市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做好智慧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

首先要坚持规划先行。规划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步，也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对于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要根据科学技术变革的方向和城市发展规划进行前沿性设计，要制定高标准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要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统筹联系，对其进行有计划，有重点，有层次的步步推进，要避免其静态式发展，要打破其重复建设的弊端，从规划的角度来解决信息建设共享，资源数据共享，信息孤岛连通等问题。

第二是要有效的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建设互联网化和数据化的具体体验，它绝不是一个部门能够完成的，需要政府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加强其管理、协调和监督机制，完善其信息采集和数据共享机制，各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系统和管理经验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确保其保持高效管理机制。

智慧城市论文篇(5)

[关键词]智慧旅游；CAA框架体系；核心技术；价值供给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5—0066—08

1

智慧旅游的起源及发展条件

1.1

智慧旅游的起源

智慧旅游来源于“智慧地球(smarter Planet)”及其在中国实践的“智慧城市(smarter Cities)”。2008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IBM)首先提出了“智慧地球”概念，指出智慧地球的核心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政府、公司和人们相互交互的方式，以便提高交互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从理念到实际、落地城市的举措。IBM认为，21世纪的“智慧城市”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该定义的实质是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我国专家对“智慧城市”有自己的解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认为，智慧城市就是一个网络城市，物联网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标志；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形象的说法是：数字城市+物联网=智慧城市。新加坡提出2015年建成“智慧国”的计划，台北市提出建设智慧台北的发展战略，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相继推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IBM的“智慧城市”理念把城市本身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城市中的市民、交通、能源、商业、通信、水资源构成了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形成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

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精神指引下，旅游业开始寻求以信息技术为纽带的旅游产业体系与服务管理模式重构方式，以实现旅游业建设成为现代服务业的质的跨越。受智慧城市的理念及其在我国建设与发展的启发，“智慧旅游”应运而生。从城市角度，“智慧旅游”可视作智慧城市信息网络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实现“智慧旅游”的某些功能可借助或共享智慧城市的已有成果。因“智慧旅游”是一项侧重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惠民工程，将“智慧旅游”在城市视角下纳入智慧城市有助于明确建设主体并集约资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旅游者与城市居民的特性与需求差异，“智慧旅游”与智慧城市体系下的“旅游”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旅游并不仅发生在城市，前者要比后者具有更广泛的内涵。

1.2智慧旅游的发展条件

智慧旅游概念源于智慧地球与智慧城市，但其发展的推动力依托以下六个方面：(1)全球信息化浪潮促进了旅游产业的信息化进程；(2)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尤其是旅游业被国务院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以来，旅游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引导旅游消费、提升旅游产业素质的关键环节；(3)物联网／泛在网、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具备了促成智慧旅游建设的技术支撑；(4)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水平逐渐提升促进了旅游者的信息手段应用能力，使智能化的变革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5)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提供了智慧旅游的应用载体；(6)最为重要的是，随着旅游者增加和对旅游体验的深入需求，旅游者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在逐渐增加，尤其旅游是在开放性的、不同空间之间的流动，旅游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实时实地、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是提高旅游体验质量的重要方式，也昭示了智慧旅游建设的强大市场需求。智慧化是社会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的又一次突破。智慧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一次深刻变革。

2　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

2.1

智慧旅游概念评述

智慧城市论文篇(6)

关键词：智慧城市；城市发展；影响因子；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K901.8 文献标志码：A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及知识经济的兴起，世界竞争开始转向虚拟空间[1]，城市发展思潮也逐渐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2-3]，之前的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城市[4-5]框架正向一个融技术、经济、社会、空间于一体的智慧城市演变[6]，城市愈发追求更加低碳、环保、高效、智能、幸福的美好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智慧城市”的概念被提出。智慧城市是运用先进的ICT技术，将人、商业、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系统整合，从而使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之系统”，以更为智慧的方式运行[7]。智慧城市不仅是智慧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利于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为未来城市提供了新的路径。因此，很多国家和城市启动了智慧城市的建设热潮[8-9]，学术界也开展了很多有益的研究。目前，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的视角主要有技术应用[10]、产业组织[11]、资源配置[12]、城市规划[13]、人本主义[14]。国内智慧城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顶层设计[15]、大数据对智慧城市规划的影响[16，17]、国外智慧城市发展对中国的启示[18-20]、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21]、智慧城市评价[22]、智慧城市的作用[23-25]、评述与展望[26]。智慧城市的发展评价相关研究很多，但大多局限于单个城市，仅有的一些多城市发展差异比较研究，样本量也较少，不能很好地揭示智慧城市的发展差异。另外，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大多基于单个年份，少有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差异演变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公布的三批智慧城市为范围，本着可比性、科学性、可行性及完整性的原则，选取了77个地市级的智慧城市，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以判断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然后对2011年和2014年这些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最后分析其原因，以期为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1 数据来源与指标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年和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各相关省市统计年鉴和各相关城市的政府统计公报。首先遵循科学性、可行性、完整性及可比性的原则，即要满足以下要求：可准确表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数据可获得；数据完整；在同一层级有可比性。根据智慧城市的含义，智慧城市的指标设计应注重两方面：其一，以信息、知识为核心资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手段；其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因此本研究选取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服务及智慧生态五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表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构建起智慧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选取77个地级试点智慧城市进行空间差异分析。

2 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差异及演化

2.1影响因子的测度及分析

2.1.1 2011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主因子

首先，分别对2011年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数据量纲的差异，采用因子分析，运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处理后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表2）。根据特征值均大于1的原则，从19个因子中提取了4个主因子作为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78.02%（表2），根据旋转成分矩阵（表2）可知F1主因子与X2、X3、X4、X5、X6、X8、X9、X10、X12、X13等10因子有很高的关联性，这些因子主要涉及到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技术、智慧服务和邮政业务总量，可将F1主因子命名为智慧城市综合实力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芜湖和昆明；F2主因子与X1、X7、X13、X14、X15、X16等6个因子关联性较高，主要涉及互联网用户、就医便利度及生态，可将F2命名为宜居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重庆、广州、上海、杭州、天津、武汉、大连。F3主因子与X11（单位GDP能耗）、X17（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呈较高相关性，为生产方式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上海、广州、杭州、武汉、无锡、南通、常州。F4主因子与X17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相关性较高，可称为绿化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上海、珠海、大连、昆明、无锡。四个主因子分别不同角度反映了2011年的智慧城市的发展程度。

以4个主成分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综合分值，得分仅表示在构建的指标下各地智慧城市的相对差别。选取前20个城市的总和得分排序（表3）排名最高的前五位依次是为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综合得分都大于0.71。其次为宁波、武汉、芜湖、无锡、金华、昆明、大连，综合得分在0.24～0.36之间。重庆、南通、青岛、烟台、温州、常州、珠海的综合得分在0.048～0.13，其余城市综合得分都小于0。北京呈正相关的主因子F1中排名第一，综合得分也远远高于其他的城市，表现出了北京发展智慧城市具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但是其它主因子为负数，说明北京在互联网、生态宜居、绿化方面应该进一步强化。根据2011年中国智慧产业发展水平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智慧城市发展较好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等一些特大城市，其它城市发展较为滞后，且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其智慧城市水平等级与其规模呈正比。

2.1.2 2014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主因子

运用相同的方法对2014年中国智慧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系统对选取的19个因子进行旋转后提取4个主因子。4个主因子对选取的19个指标的解释能力达到78.541%。进行因子得分级算得出2014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排名前20位的城市（表5）。

2014年主因子F1在X2、X3、X4、X5、X6、X9、X10、X14、X15、X16、X17、X18等12个因子上载荷值较大，这些因子多侧重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技术及智慧生态，体现的是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综合实力，可将F1主因子命名为智慧城市综合实力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乌海、郑州和昆明；F2主因子与X1、X8、X12、X13等6个因子相关度极高，主要涉及互联网用户、社会保障及通达性，可将F2命名为通达性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重庆、广州、天津、上海、鄂尔多斯、杭州、大连和武汉。F3主因子在X11 （单位GDP能耗）载荷量相对较高，为生产方式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广州、杭州、常州、温州、武汉、泰州和珠海。F4主因子与X7（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有很强的相关性，可称为智慧服务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秦皇岛、珠海、鄂尔多斯、新余、四平、石家庄和北京。

2014年和2011年相比，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前三位城市变化不大，北京、上海和广州都是前三位。重庆发展很快，由13位上升到第4位，天津、杭州和武汉则略有下降，宁波下降较多，下降到第12位，无锡也发展较快，有第9位上升到第7。郑州和秦皇岛发展最为迅猛，分别从60位和41位大幅度上升到第9和20位，太原市也有所发展从21位上升到18位，而烟台、唐山和芜湖排名则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芜湖下降最为明显。整体看来，智慧城市的发展的水平都在整体提高且发展呈现出以北京、上海的“双中心”发展趋势。

2.2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利用全国地级以上的77个试点智慧城市综合实力整体得分F，进行聚类分析，将2011年和2014年77样本智慧城市分为5个等级。2011年五个等级的智慧城市数量分别为1、1、3、7、65，智慧城市等级体系呈金字塔型分布。2014年五个等级的智慧城市数量分别为1、1、4、70、1，智慧城市等级体系为不规则的梭形结构，中等层次以上的城市数量较多，高等和低等层次的城市数量较少。

2011年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智慧城市分别是北京和上海，2014年仍然是北京和上海，综合得分大于1的智慧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减少到仅北京和上海，且北京的综合得分从2011的4.83增加到2014年的5.12，处于第一等级，而上海从2011年的2.98下降到2.77，处于第二等级，北京和上海的发展速度远超其它城市，日益成为我国智慧城市等级体系的两极。第三等级的智慧城市2011年有广州、天津和杭州，2014年增加了重庆，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发展迅速，科技创新能力强，智慧城市发展潜力巨大。2011年处于第四等级的智慧城市仅有7个：宁波、武汉、芜湖、无锡、金华、昆明和大连，2014年很多智慧城市发展迅速，处于第四等级的智慧城市增加到了70个，而第五等级的智慧城市从2011年到2014年从65个减少到仅鄂尔多斯1个。

将智慧城市与地理空间结构相结合，从而反应出智慧城市的空间分布结构。全国77个地级智慧城市的整体得分F，体现了各个城市智慧建设的强弱。得分高，实力强的城市，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经济和科技创新实力强、社会保障能力业相对较高；相反，得分较低的智慧城市，总体实力较弱，智慧城市的各个方面需要提高。将智慧城市与地理空间结构相结合，从而反应出智慧城市的空间结构类型（图1）。

3 智慧城市空间差异的成因

3.1 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口、资本、产品等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城市自身也在不断膨胀，出现了经济活动频繁而无序、流动人口管理困难、城市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交通拥挤等诸多问题。中国的特大城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对城市管理理念、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在更新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同时，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使信息化、数字化城市管理从功能到效率得到全面升级，使数字化城市向集成化、智慧化、协调化发展[27]。这些内在需求及城市发展从低级向高级演替的规律促进了智慧城市的发展，也造就了这些高水平的智慧城市。

3.2 对原有资源禀赋的惯性依赖

规模较大的城市经济基础好、科技实力强，智慧技术链和产业链有了初步的发展。比如无锡建有国家传感网示范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是国家云计算服务创新示范城市。特大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也较高，而小城市这方面的资源条件较匮乏。所以在原有发展路径的影响下，造成了特大城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较高而小城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格局。然而，等级较低的城市，发展潜力巨大，具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图1）。

3.3 政策驱动

在政策方面，城市规划和政府政策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推M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2012年12月5日，住房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方法》以及《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实行）》的通知；2013年，住建部先后公布两批国家智慧城市（区、县、镇）试点，城市数高达193个。为各个地区智慧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可能，2014年8月29日，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在地方上，许多城市将智慧城市纳入地方“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地区还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政策规划，逐步建立起保障智慧城市稳定健康推进的政策体系[18]。各个城市还从不同方面开始建立智慧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系统、智慧城市综合体、智慧政务城市综合管理运用平台、智慧安居服务、智慧教育人文服务、智慧服务应用、智慧健康保障体系建设、和智慧交通的建设。

最后，自2010年智慧城市的概念被明确提出后，国家各个层面都非常重视智慧城市的发展，所以在2011年时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处于第五等级的城市很多，经过2年的发展，2014年第五等级城市明显减少，而第三等级城市急剧增多，从侧面表明国家及政府的重视对智慧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4 智慧文化

构建智慧城市的过程中，信息化和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然而其渗透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还有赖于城市居民思维意识的转变，有赖于智慧文化在社会的普及程度。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无锡、宁波等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开放程度较高，易于接受新事物，上述城市的物联网较发达，淘宝村的数量也较多，这有助于形成智慧文化氛围。同时，这些城市信息化程度比较高，通过网络平台接受城乡居民预约服务的人也在不断增加，各公共服务机构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也为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4 结论

智慧城市对促进城市科学化管理及提升经济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代表了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对于其发展水平差异及发展形成规律的研究较少。因此，基于智慧城市的内涵及相关研究，构建了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选取了77个样本智慧城市进行分析评价，主要结论如下：

（1） 影响智慧城市空间结构和区域差异的主因子动态变化不大，主要是综合实力因子。2011年，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等城市位于前三等级，宁波、武汉、芜湖、无锡、金华、昆明、大连位于第四等级，其余大量城市都属于第五等级。影响智慧城市主因子有四个，其中综合实力因素包括了初始因素的大多数，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宜居因子、互联网、生态及绿化因子也发挥了一定作用；2014年中国智慧城市整体上有了较大发展，影响智慧城市的因子变化不大。

（2） 中国地级以上智慧城市的总体水平正处于初级上升阶段，但空间差异较明显。无论是2011年还是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都是前三等级智慧城市，重庆发展迅速进入第三等级。而其余71个城市虽仍属于第四第五等级，但是大部分城市正处于上升和发展阶段，其发展空间广阔，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员来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2014年和2011年相比，第五等级城市迅速减少，第四等级智慧城市急剧增加。

（3） 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格局单极态势较明显、呈“梭”型结构。2014年和2011年相比，前三等级变化不大，仅重庆进入第三等级，但是第四等级的城市急剧增多，形成了以北京为第一等级、上海为第二等级的单极不规则“梭”型的发展格局。这一阶段发展格局的演变主要得益于各地级市政府优惠政策的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中小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为特点。

（4） 智慧城市的发展受到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原有资源禀赋的惯性依赖、政策的影响及智慧文化，尤其是政策的作用非常显著。

随着“四网融合”及“互联网+”的逐步推进，智慧城市发展是一种趋势，智慧城市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科技和信息在城市发展及城市居民生活中的渗入程度，而考虑到本研究选取的样本较多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的主要指标对新兴的一些指标关注较少，比如城市居民对智慧城市的认可程度、物联网、淘宝村数量等，因此本研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地市层面智慧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未来应增加一些新指标，多选择一些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截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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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difference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ZHANG Jian-Wei1，2， LI Bei-Ge1， BI Dong-Fang1， WANG Can1

（1.School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 455000； 2. Center for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智慧城市论文篇(7)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有上百个地区提出建设‘智慧城市’，28个省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智慧城市”已经成为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之后最为热门的关键词。

不能回避的话题

“城市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启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新审视城市发展定位，智慧城市的建设非常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李建疆认为，智慧城市是每一个管理者不能回避的话题。

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百万人口以上“智慧城市”的建设，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全方位的信息管理，将能增加城市的发展红利2.5~3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实现4倍左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引领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

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应用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下一个五年计划，“智慧城市”成为各地炙手可热的话题――2011年，四川省提出“智慧城市 光网四川”，以超高速全光网络为依托，构建城市发展的智能环境和面向未来的全新城市形态；2010年9月，宁波市出台了《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并完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项目的全面规划；同样是在2011年，广东省也提出“数字广东 智慧城市”的口号，率先推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珠三角城市重点领域的应用。

智慧城市的汹涌大潮正滚滚而来，但同时各地在将智慧城市作为区域建设的重要战略方向时，也存在着一拥而上的隐患――云计算、物联网项目纷纷上马，“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屡屡发生。

经过了多年的信息化工作，太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刘元亮在智慧城市风潮伊始，就看到了资源浪费的苗头。“我们到各地去学习的时候，发现了许多问题。希望大家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智慧城市，避免条块分割和资源浪费，不能打着智慧城市的旗号，做不智慧的事。”

“在智慧城市的风潮下，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很快变成现实的概念，却忽略了中国复杂的社会形态。智慧城市的建设是长期的，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从现实开始。”新疆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苏国平一语中的。

寻找“智慧特色”

用全局的视野观去布局自己城市的“智慧特色”，这也将考问每一位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在此次论坛上，各位嘉宾纷纷介绍了自己城市的智慧探索及地方特色。

四川省的智慧城市建设，以宽带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为突破口，主要着眼点在于整合――把分散、零碎、独立的信息化系统、物联网系统进行整合，提升为具备较好协同能力和调控机制的有机整体，是对传统意义上城市信息化的升华和飞跃。

宁波市则注重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和建立整体协调机制。为此，宁波市特别成立了“智慧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全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步调；同时，还将智慧城市划分为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服务、智慧人文、智慧民生和智慧管理等六大功能模块。宁波市81890求助服务中心主任胡道林在论坛上表示，作为宁波市的一个区，海曙区将首先推进其中的三大领域建设――智慧政务、智慧产业以及智慧民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