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论文篇(1)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4]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5]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6]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这些著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7]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8]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10]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1]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史学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以下3条:(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2]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新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14]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l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那些发展阶段?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1954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批判时，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展开了批判。不久，陈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人的史学思想及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戴上“反动”、“反马列主义”的政治帽子。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以个人治史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时，也受到“为什么不提马列主义这把最灵验的钥匙”的责难。1958年春，在陈伯达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始了所谓的“史学革命”，通过在史学领域大搞“拔白旗，插红旗”，使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和庸俗唯物论盛行一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18]

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一问题的研讨情况，更不可能就每种观点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下面仅就两三个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仍可从中感受到当时学术讨论的特点。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新建设》杂志1952年5月号即已提出，但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9]对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范文澜根据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民族”的这些特征，同时他又提出“独特的民族”的理论。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既不是国家分裂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较长，由此产生与欧洲封建社会许多不同的特点。民族可以形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20]另一种观点表示反对，反对的主要依据是: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的定义，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无法形成。他们认为范文澜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解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是不妥的。[21]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范文澜、吕振羽、岑家梧、翁独健等人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即自秦汉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版图和疆域便确定下来了。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起主导作用，其余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也都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将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朝划等号。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时间互相影响，友好共处，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了祖国。[22]孙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论据，存有明显的漏洞。“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他认为，凡在封建王朝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包括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以今大的祖国疆域来判断历史上汉王朝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荒谬的。[23]翦伯赞不同意孙祚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少数民族作为“外国人”看待。[24]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是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翦伯赞早在建国前就提出重视历史主义的问题。[25]建国后不久，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26]在这之前，范文澜也提出了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他还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27]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历史研究实践中出现了运用阶级观点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翦伯赞提出只有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28]

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相统一等。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后收入《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6年)。应当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讨论的，正当人们深入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时，戚本禹在1966年初发表文章，从政治上宣布“历史主义是对阶级观点的反动”，[29]从此“历史主义”成为人们不能继续研究讨论的“禁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继续展开讨论。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的教学计划中。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30]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3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召开了1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以及介绍史学理论研究新作的书讯。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同“文革”前相比，高等院校历史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陆续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宁可、汪征鲁合著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问世。此外，还有10余种版本的“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出版。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史学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一些老的理论问题，在“文革”前即已开始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深入讨论下去，“文革”后又重新开始探讨;其二是一些是以前从来没有涉及到，或很少涉及到的所谓“禁区”或“敏感”的理论问题;其三是以往较少涉及的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其四是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在“文革”后仍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张芝联提出应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区别后，引起较广泛的反响。[32]关于历史主义，论者的观点基本接近。许永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历史，根据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来考察历史，从历史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以向前看的态度去回顾以往的一切，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33]蒋大椿强调，不应将唯物史观、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割裂或相对立，而应将他们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历史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不能在用阶级观点来排斥历史主义了。[34]关于阶级观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往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成为历史研究唯一的研究方法，其后果是束缚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35]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阶级观点仍是分析阶级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不能认为政治上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方法也不能使用了。[36]

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关于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范文澜曾有论述，[37]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一些学者虽有分歧的意见，但似乎不是十分尖锐。当涉及到“忠君与爱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是否存在爱国主义”、“何谓民族英雄”、“是否存在代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等具体问题时，则明显存有多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范文澜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当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处于不同地位时，“忠君”的客观效果是不一样的。当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统治阶级的忠君爱国，与起义农民的爱祖国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但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忠君与爱国却存在一致性。反抗异族的侵略，基本上是出于对君朝的爱，这与爱祖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王继烈认为，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和祖先所赖以休养生息的土地家园的热爱，而忠君则是服从皇帝个人意志的“愚忠”，是一种封建道德。而当君主制度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桎梏时，忠君思想则明显起着反动作用。[38]李一氓同样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特别是在今天，引用某些历史事件来颂扬爱国主义，这又恰是汉族爱国主义，显然会影响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39]一些论者认为，历史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不存在爱国主义。马寿千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现代词汇，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东西。历史上的所谓亡国之君和忠君爱国，这里的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国家社稷，和今天说的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40]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认为，爱国热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在反对国内民族统治者的分裂割据和叛乱恣扰，反抗民族压迫，维护祖国的集中统一，推进民族融合，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感。[41]邓广铭、张希清认为，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可称为国家，在双方战争中应以站在正义或非正义一方，划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贼。岳飞、辛弃集、陆游等人是爱国者，而秦桧，则是最典型的卖国贼。[42]

对“民族英雄”这一概念的理解，存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某人在历史上对某个民族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就是那个民族的英雄。不要因为他们曾侵扰过别的民族，而去否定他。[43]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犯，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杰出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邓广铭、张希清强调“外来民族”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在其斗争的历史时期内，互为“外来民族”;其二是指中华民族之外的外国民族。对发生在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的战争，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站在正义一方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44]白寿彝认为，民族英雄有两种: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英雄;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是在和别的民族的斗争中，或在本民族内部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45]

翦伯赞等人认为，在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中，不存在各族共同的民族英雄，因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46]。吕振羽则认为，在国内各民族对立斗争时期，可以产生各族共同的英雄。如岳飞所进行的抗金战争和活动，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既符合汉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女真人民长远的利益。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还有蒙、陈梧桐、郭预衡、邓广铭、张希清等人。[47]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和讨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算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已有200多年了;如果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算起，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半个世纪在我国的论战和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3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爆发;50年代及6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至今。从讨论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来看，都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白钢编著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前期以来至今的论战和讨论情况。他认为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的数量总计约在120篇以上，超出以往3次讨论之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之中最活跃的;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48]

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革”后讨论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史学规划会议时，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强调“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命题提出异议。同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刊、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意见大体可以概括成以下7种:生产斗争、生产力说;[49]阶级斗争说;[50]社会基本矛盾说;[51]合力说;[52]物质利益说;[53]客观的社会需要说;[54]人民群众说。[55]

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建国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文革”期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动的政治观点时，批判了“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出“只有奴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1980年，余霖、安延明著文《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奴隶创造历史”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只能导致混乱。[56]1984年，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指出时下流行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科学的。应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或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片面的。他还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源于苏联学术界，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在我国又发展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观点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57]黎澍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提出招致激烈反对的“新英雄史观”， [58] 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热烈讨论，促进了史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文革”后，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以往已涉及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史与论的关系”外，中外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史学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近年，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重点课题已有多项完成，其成果已公开出版。[59]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1993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广泛团结了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学者，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近20年来，一直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以追踪战后欧美史学新发展为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研究的重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方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其中涉及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深度不断加强。一些论者还就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60]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完成这些课题。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进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90年代，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就新社会史学、人口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文化史学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从每一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著作及代表性人物，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61]

其三，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为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则是在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它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

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0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既然它们对学科发展不曾产生什么影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昙花一现，理所当然成了过眼烟云。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它们脱离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学自身发展的实际，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选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王韬、黄遵宪、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生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成为社会的选择。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选择，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农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才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特别是“文革”后历经磨难的历史科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发展，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自己，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回顾、思考与展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相信其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将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践将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史学思维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相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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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2]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

[4] 梁启超:《自由书.成败》，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6] 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

[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

[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10] 温德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 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12] 转引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14]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16]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17]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页。

[18] 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1页

[19] 该文后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20] 章冠英:《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一些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21] 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主要有: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与范文澜同志和格.叶菲莫夫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官显《评“独特的民族”论》，《新建设》，1955年第5期。

[22]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第3卷第1期，1950年;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翁独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23] 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再论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2日。

[24]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25] 翦伯赞: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编者的话》，1948年9月10日。

[26]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9期。

[27]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28]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2期。

[29] 戚本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30] 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 《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1] 《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1966年6月3日。

[32] 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33] 许永璋:《浅论历史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34] 蒋大椿:《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5] 他石:《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李祖德:《论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求索》1986年第5期;孔立:《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

[36] 《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王慎荣:《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85年第6期。

[37]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8] 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39] 李一氓:《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40] 马寿山:《民族关系与历史剧》，《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1] 黄秉泽:《谈谈我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42]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3] 李桂海:《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4]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5]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46] 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7] 参见蒙:《正确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陈梧桐:《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郭预衡:《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爱国思想的探讨》;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8] 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7—278页。

[49] 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杨生民:《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50] 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漆侠:《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8日。

[51] 戎笙:《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金景芳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汤再林:《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52] 伍宗华、冉光荣:《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士堂、李德茂:《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光明日报》，1980年1月15日;陈依元:《简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80年第1月15日。

[53] 丘成羲、高秀波:《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严钟奎:《人类的物质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54] 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55] 俞兆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江西日报》，1980年3月6日。

[56] 余霖、安延明:《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文汇报》，1980年4月25日。

[57]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此外，黎澍还多篇著文论及此问题，见《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8] 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蒋大椿《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张云勋《历史合力与历史动力》，《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郭祥瑞《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黎鸣《历史是创造者创造》，《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

[59] 这些成果主要有:罗风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陈启能、于沛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罗风礼著《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启能、于沛、姜 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中外历史论文篇(2)

【关键词】 历史 论坛 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4）02-096-01

为了落实新课程的三维目标，培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追求富有生命活力的历史课堂，实现历史教学的有效性，笔者根据高二文科实验班学生基础较好，思维活跃的特点，推出课前五分钟“历史论坛”活动。

论坛分为三大板块：风云人物，热点解剖，事件追踪。

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准确把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三者内涵不同，但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三位一体构成完整的历史知识。要了解历史人物，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因为历史人物的活动一定要由历史事件来表现，历史事件必定由历史人物完成。历史现象是历史上较广泛地域、较长时间内发生的、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社会现象，它不是抽象地表现为若干历史事件或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要了解一种历史现象，也一定要了解与之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论坛话题一：评说历史风云人物

历史课本中的杰出人物很多，学生们选择自己最欣赏的人物，有军事家、政治家、艺术家等等，走进人物内心，探讨其坎坷命运，评价其是非功过。

从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中，学生们均能不同程度地做出自己的解读，谈出自己的观点，闪耀着思维的火花和理性的光芒。

例如：达芬奇的多才多艺，凡高的博爱，曹操的谋略，晏子的机智，杰斐逊的无私，这些不朽人物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令后人景仰。

通过创设历史情境，理解当时的历史氛围，也体会当时历史人物的感受。让学生“观史如身在其中”。诱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思考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培养“言之有据，论者符实”的科学态度以及“理解偏见、容纳悖论”的人文精神。

论坛话题二：说古论今，进行热点解剖

中学生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求知欲，他们希望了解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社会新闻以及大家极为关注的热点、焦点等现实问题，而且渴望倾吐和交流。教学中要善于发现这些现实资源与历史课本知识之间的联系，通过历史论坛活动将它们引进课堂。这样既可以引导学生把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各种印象和感受、怀疑和问题带到课堂上来，展开热烈的交流，使学生在课堂积极思考、主动学习；同时，又可以现实问题为媒介，引起学生对一些历史现象和问题的关注与探索。

历史学科的热点包括两类，一是学科内的热点、如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外交往、民族关系、三农问题等等。二是学科外的热点，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

论坛的选题十分重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要求学生紧紧扣住时政热点、焦点，既提高认识，又服务高考，更增强能力。在增强兴趣，培养学生感悟能力方面多下功夫，让学生思考更深入，拓宽视野，学以致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命运，树立感恩、悲悯情怀，同时将史学界、教育界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使学生能举一反三，豁然开朗。

论坛话题三：反观现实，进行事件追踪

历史事件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中心线索，分析历史事件应掌握四要素：原因、经过、结果、影响。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原因――经过――结果――影响的演变过程。事件的原因主要包括七个要素：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思想文化、个人主观因素。

具体说来，历史事件追踪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①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对现实与社会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思考。如关于全球化、区域化、一体化的思考，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的思考，关于近代化探索的思考等。

②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用历史的视角分析社会现象，看待现实问题，明确自身的责任。如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反思，对中美关系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的思考。

③中外问题的对比思考。将中国历史上的事件放在世界历史演变的大环境中予以考察，把同一历史阶段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内政外交予以对比，总能得出发人深思的结论，找到中国落后的根源。例如：19世纪中期中英国力的对比。

中外历史论文篇(3)

关键词： 高中历史教学 新课改教材 “冲击与回应”理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近代时段时，建构了“冲击与回应”的解读模式，笔者认为很有见地，并至今奉为圭臬，矢志不渝。具体到该理论对高中历史的解读，也是言而成文、行而走远的，这是笔者的行文之思。

一、关于“冲击与回应”理论的解读

“冲击与回应”理论，至少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挑战与应战”层面，汤因比认为，人类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模仿的对象已经不是已故的祖先，而是富有创造性的英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变化与生长中。由此定性，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向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应战。其次，“外部冲击与内部回应”层面，费正清先生将“自然、人为环境”置换成“外部冲击”解读中国历史，特别近代史[1]。再次，“国家与社会”层面，即将“冲击与回应”模式，植入国家内部进行分析，形成国家政权干预和调整与地方社会保护和认同的思路[2]。

二、“冲击与回应”理论在高中历史讲解中的适用与作用

笔者在前面已提及在高中历史新课改中，将知识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板块，进行专题性分别论述，提高历史讲解的专业化水平，侧重对某一专题深度与跨度的挖掘，并应用多元史观解读历史，同时特别“注重历史的纵向或横向的联系”[2]，将历史认识立体化、具体化、实用化。在这一切变化后并不等于新课改会将知识“碎片化”，笔者认为杜绝其发生只能是用“带有整合（理论）、界定（时间）色彩”的红线将各知识小珠子穿起来，“冲击与回应”理论就是红线之一。

“冲击与回应”就其古代史，侧重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层面。

中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制的演变，秦朝：三公九卿制；汉朝：汉承秦制又略有损益；隋唐：三省六部制；元朝：一省制（只设中书省），以省、院、台为核心的中央机构；明朝：废除丞相制度，内阁制的形成；清朝：从南书房到军机处。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先秦时期：分封制；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地方实行郡县制；汉唐时期：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西汉的王国问题、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割据）；宋朝：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元朝：行省制；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空前加强。

在历史阐释中，能将各时期的中央官制与地方制度的互动和对比表达清晰，形成既能自上而下和从大到小逐级考察历史，又能自下而上和以小见大从底层与微观视角探究上层和宏观历史，两种视角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就其近代史，该理论侧重于国家与社会和外部冲击与内部回应两层面的交织：

19世纪中后期，主导矛盾：阶级矛盾与中外民族矛盾；具体表现：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史实：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自救运动。接下来可一一对应：

19世纪末，中外民族矛盾；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义和团运动。

20世纪初―抗战前夕，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民与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十年土地革命。

抗战爆发―抗战结束，中外民族矛盾；中日民族矛盾；以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为前奏，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

抗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民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解放战争、等。

三、结语

与旧教材相比，新课改教材建立了以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等模块为架构，历史专题为单元，贯通古今、中外混合的历史知识体系，主要表现在中外史合编、专题史体例等方面[4]。将高中历史知识用“带有整合（理论）、界定（时间、关键词）色彩”的红线贯穿起来，正是为了避免专题讲史的“碎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冲击与回应”理论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

[2][美]杜赞奇.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3（第1版）.

中外历史论文篇(4)

[关键词]苏联史学 中国史学 史学史的“影响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02-04

近日读到张广智主编、李勇副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深感张先生在对待国外史学的理念上有很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他观察国外史学的视角很值得称道。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史界学人也把眼光投向国外，获得了大量来自国外的新观念、新学派、新方法、新视角的信息，突破了以往史学的隔绝闭塞、孤陋寡闻的局面，知识结构为之一变。即使是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能头头是道地谈论年鉴学派。但是，回顾这30年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程不难看出，现今我们所关注的国外史学其实只是西方史学，我们是在用一只眼睛看国外史学，而对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深深影响过中国史学的苏联史学却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愿看到，这等于在观察世界史学变迁的过程中闭上了一只眼睛。这样对国外史学的了解起码是不全面的。

20世纪中国史学实际上是在与国外史学的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张广智先生是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专家，他所主著的《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教材，哺育了一代有志于了解西方史学的中国学子。但他不主张把视线停顿在西方史学本身，而是要更多地关注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为此，他专门呼吁开展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他指出：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指的是中外史学史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的问题，还应当留出一些空间去关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就是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张先生不仅向中国学界介绍了西方史学，也重视外国史学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国外史学的输入，从总体上看，对促进中国历史学家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拓展方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史时，张广智先生的眼光是全方位的。他既看到了“五四”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中国史学如何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走上了史学现代化的新途，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俄苏进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行程。在整个20世纪，这种外来的影响呈交互错杂之势。新中国的“十七年史学”，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印记；改革开放引来的是新一轮西方史学引进的高潮。这些错杂交替进入中国的外来史学，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因此，在回顾20世纪这个中外史学交流的过程时，用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是非常必要的。

一、苏联史学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学与研究特别是世界史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引入苏联史学是必要的合理的选择，它对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世界史教学体系起了促进作用。1952年，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发表文章谈“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问题。他强调了很多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制度的优点，如教研组的作用、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如何把苏联历史教材的精神贯彻到中国的历史教学之中，也是当时中国大中学校比较关注的问题。当时强调“把苏联历史科学的精神和实质，贯彻到中国历史教学中，提高教学的质量”。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在编写教学大纲中，一部分教师钻研苏联师范学院的《苏联史教学大纲》，以便按照苏联大学编写其本国史教学大纲的精神，来完成《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的初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也积极地把苏联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的讨论介绍到中国来，以推动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出版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世界史方面引进了大批世界史的教材和专著，如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塞尔格耶夫的《古代希腊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科斯敏斯基和谢苗诺夫的《中世世界史》，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5卷本《近代史教程》，叶菲莫夫著的《世界近代史》上、下册，波尔什涅夫等人编著的《新编近代史》（第1卷）等。

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世界史教材。如郭圣铭的《世界古代史新编》、童书业的《古代东方史纲要》、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周一良的《亚洲各国古代史》、戚佑烈等编写的《世界中世纪史》、齐思和编著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刘启戈编的《世界中世纪史》。这些教材是内部交流，主要内容还是对苏联教材的模仿，在指导思想、具体史料、具体观点上都受苏联模式的控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在苏联科学院出版了十卷本的《世界通史》之后，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也奋起直追，在周一良、吴于廑的主持下编写了中国版的《世界通史》。尽管这部《世界通史》还不能超越苏联版的《世界通史》的模式，甚至于被认为是苏联版的“缩写”，但不论有多少问题，它毕竟是中国学者按照新的思想体系写出的世界通史。它的问世，也是那个时代受苏联史学影响的明证。假如没有苏联史学的影响，中国学者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

二、苏联史学历史观的双重影响

苏联史学的基本历史观影响了中国的一代学人。苏联史学是中国学者接受唯物史观的桥梁，许多史学工作者通过学习苏联，找到了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但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建国之初，一些历史学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学习苏联和斯大林著作，树立唯物史观并批判自己头脑中的错误历史观点。童书业于1952年发表在《文史哲》第5期上的文章《学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批判“经济史观”》就是一例。在文章中，童书业反思自己过去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自认为是“真正的唯物论者”，而把大多数新史学家看成是“公式主义者”，经过反思，他认识到自己的唯物史观只是一种“经济史观”。北京大学的徐天新反思了自己几十年深受苏联史学影响的过程。他说：我一生都在学习、研究苏联历史，经历了一个艰辛而又曲折的过程。在国内和苏联的大学学习期间，我先后三次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思想完全被禁锢在这本斯大林主义百科全书之中。在“”后，专心攻读历史特别是苏联史，渴望了解历史真相，如实阐述历史事实。但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都要同头脑中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争论较量。经过深刻的反思，他开始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依据的“阶级斗争学说”、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产生怀疑，进而发现了大问题。他发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把分析历史的有力武器变成歪曲伪造历史、欺骗人民的工具。它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帜，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把虽有贡献但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斯大林描绘成值得崇拜也必须崇拜的救世主。在初步认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错误之后，要彻底摆脱其影响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阶级分析方法”，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它。长期以来，学习研究历史时总是首先看一个人物事件的阶级属性，似乎结论也就由此而确定了。他说：应当承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它的观点和资料、它的分析方法和写作目的就像影子一样跟随我，一有机会就显现出来。[1] （《前言》）

三、苏联史学的经验和教训

应该以动态的眼光、全面的视角来看苏联史学。不能把对苏联史学的认识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的水平；也不能只用一本书的观点、一部通史的体系来代表整个苏联史学。当下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对苏联史学的印象不是很深，年岁大一些的学者对苏联史学的印象往往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一部十卷本《世界通史》，而后者的影响力远不如前者那么大，不学世界史的人是不用看那多卷本的世界通史的。一本联共党史是不是能代表整个苏联史学呢？这本联共党史是1938年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为了加强全党关于苏共历史的教育而编写的教材，它在政治理论上的作用远远大于在学术上的作用。尽管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理论曾经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但是毕竟不能以这一本书来代表整个的苏联史学。其实，苏联史学是一大批苏联史学工作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共同工作的成果，渗透到史学的各个领域，在许多领域中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世界先进的。如果我们以联共党史来反思自己在历史理论上受到的苏联影响是很必要的，但是只以它为标准来评价整个苏联史学就有些失之片面。

苏联史学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和中国史学一样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苏联史学已经和斯大林在世时大不一样了，我们不能总用老的眼光看苏联史学。看一看陈启能、于沛、黄立著的《苏联史学理论》的第一部分，看看前苏联学者对苏联史学发展的理论反思就可以感受到苏联史学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 前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从上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的确立就已经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继而又具有行政和政治压力的性质，并伴随有对任何异己思想的严厉镇压。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教条主义蜕变。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历史认识的科学方法变成了可以一劳永逸地揭示古今和未来所有秘密的教条的堆积。在反思过去苏联史学中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同时，苏联史学家们也反思了过去对待西方史学的态度，认为过去是把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单化了，需要重新思考对待西方史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不是应该对立，而是应该对话，恢复西方史学客观的发展面貌。他们承认，西方史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新成果，发掘出许多史料，大大丰富了历史科学。西方史学出现的趋势，反映了史学研究的革新和方向的转变，是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深刻变化，认为西方史学的杰出代表是法国年鉴派―新史学。

很多苏联史学家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主张以客观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不等于说宣布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认识方法论，而是强调“理论―方法论的综合”、“方法论多元化”。陈启能在总结苏联史学的变化趋势时谈到：“从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点启示：即既要注意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注意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防止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公式化。这两者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2]（P24） 这说明，在对待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上，前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是有共识的。

虽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推行“新思维”的结果，社会上曾出现过一股“历史热”，打着填补历史“空白点”的旗号，大搞历史翻案，再一次破坏了苏联史学。但这股浪潮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没多少科学性，因此不能把苏联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就全盘抹煞。且不说苏联史学在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研究、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及俄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即使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成就。《苏联史学理论》一书的第二部分概述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就有很多值得中国史学家关注之处。在这部分里作者介绍说：早在50-6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认识论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中心，像《实践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实践――科学中真理的标准》之类的著作已经出版许多。以后，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之类的著作，对于主体和客体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已经得到讨论。而在60年代初，苏联史学已经在系统研究历史认识论问题，这是苏联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即苏联史学已进入了新的、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苏联史学家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上，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苏联史学研究的质量。70年代以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在研究历史事实的同时，进一步探讨史料的本质，出现了《史料和历史认识》方面的专著。到80年代，历史认识论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如《历史认识论》、《历史认识的方法论问题》、《历史认识的哲学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历史认识的创造与反映》。在较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如茹可夫的《历史方法论大纲》、巴尔格的《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柯瓦利钦科的《历史研究的方法》、“科学与教学文献”编辑部编的《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的专门论述。正如于沛所说：“80年代以来苏联史学理论方法论的著作表明，历史认识论问题已在这一科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 （P63）

这里我们可以把中国史学界对于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与苏联的情况做一比较，因为恰巧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史学界也兴起了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的一个热潮。近日，曾经参与这场研究的李振宏发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一文。该文章对近3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界对于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了很全面的总结，对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的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他在文章中也指出：“无论从学科建设的需要说，还是从历史认识论观念的普及或者说它对一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影响方面看，历史认识论研究都需要有新的拓展。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历史认识论体系，甚至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历史认识论著作问世。”李振宏的文章的确很无情地揭示了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这种尴尬局面。据笔者个人的感觉，即使说我国史学界曾经出现过一个讨论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热潮，那是由于1987年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主题是历史认识论问题，由于这次会的促进形成了一个热潮，以后则缺乏深入、系统、持续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说，是否应该承认前苏联史学家在这方面比我们研究得深入，我们需要向前苏联史学家学习呢？

四、俄罗斯的史学

苏联解体以后十多年来，俄罗斯史学界经历了一个混乱、震荡和改组。现在尘埃落定，俄罗斯史学界也从冷静思考阶段，进入了深入研究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档案热”，带动了俄罗斯的史学研究和出版，一大批在深入研究档案基础上写成的著作问世，各个领域的史学新著大量推出。苏联史的研究、20世纪俄罗斯史的研究也形成新的热潮。俄罗斯学者发现，苏联历史学的概念系统已经陈旧，造成了与西方史学的差距。今天，俄罗斯学者改变了过去苏联学者只重视研究阶级斗争史、政治史的传统，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期。他们吸收了当代世界史流中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像文化史的研究、心智史的研究以及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都很兴盛。全球史的研究也受到史学家的关注。这种情况，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于今天中国史学的状况。

当然，今天俄罗斯史学的状况要比今天中国史学的情况复杂，了解前苏联史学和了解今天俄罗斯史学一样，都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情。但笔者认为，既然过去有长时间沟通的基础，今天又有许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彼此发展的过程中加强相互的沟通和了解，借鉴一些有益的经验，应该说是必要的。史学界应该像积极引进西方史学那样，积极引进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史学研究成果，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史学服务。张广智先生说：珠辉散去归平淡。当拨去了附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之后，还其作为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个学派的原貌，我们发觉，它与世界史学园地中的许多派别一样，也互有轩轾，各有特色。总之，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认真总结，批判地继承这笔史学遗产。

[参考文献]

中外历史论文篇(5)

[关键词]中外历史研究 会通 地理大发现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4-0118-06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语境中，“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同文明之间得以接触、碰撞、冲突、融合，人类历史步入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阶段，整个人类文明逐步走向一个整体化的现代文明，而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较之以往变得便捷和频繁。在人类生活逐渐“全球化”或“一体化”之时，现代学术的展开也必然趋于“会通”。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变革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外历史的会通”，应当成为中国的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意识与研究目标。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既是当下和未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途径，也应该成为中国史学研究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

2014年10月11―12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主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4年度工作会议”在西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主题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与会学者就该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值得认真研究。

一、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

张岂之（西北大学）：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与教学是相隔离的，从相互关联上加以阐述，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太多。中国史研究如果离开世界史的背景，恐怕会影响对中国史特色的阐述――因为特色总是在相互比较中才能看清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如果离开中国史主体，也很难真正理解研究世界史的意义和目的。“会通”一词出于《易・大传・系辞上》，意思是汇合贯通。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中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形似、传承、会通。我1946至1950年在北大哲学系读本科，汤先生先后讲授了印度哲学、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四门课程。这就是汤先生在治学方面的中外会通意识。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道理也是一样的。2014年9月主席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他讲到的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态度应该是：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明；正确进行文明的学习和借鉴；科学地对待文化传统，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这也是中国史与外国史会通研究的基本原则。中国史与外国史的会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历史学家们汇聚共识，逐步积累经验，使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意识真正地深入到我们的历史学学科建设中去，用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我国大学的历史教学，并由此推动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我所理解的“世界史”，应该是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没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不成其为世界史，只能叫外国史。我发现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撰述中，研究外国史的中国史家出现得越来越少。写到19世纪晚期的中国史学，还注意魏源、黄遵宪、夏燮、徐继畲、王韬等对外同的研究和撰述，但是写到20世纪中期以后，就很少出现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了。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缺陷。如果在中国史学史里不充分反映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的同行的成果，那么中国史学史就不完整，也不利于外国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因此，要重视中同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进而从这样一个角度摸索和总结中外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会通的过程。从取长补短、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角度来看，中外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会通是非常必要的。

林V（吉林大学）：中国考古研究的发展，需要在两方面得到加强。第一，要跟外国考古发现及研究相会通；第二，要与历史研究相会通。从考古学研究实践中有很多实例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问题，似如只看中国的材料，不看外国的材料，不与国外考古的相关认识联系起来，对于历史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匈奴起源的问题，《史记》等史籍中都认为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也就是文献中北方的戌狄，王国维等人也是这个看法。中国考古学者起初对蒙古和俄国考古了解不多，便认为在战国以前中国北方地区凡是非华夏的遗存都是早期匈奴。《历史研究》曾发表过《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一义，竟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都是圆底的，附会匈奴人是夏后氏后裔，这在人种上、文化上都根本不能成立。现在综合中、蒙、俄三国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匈奴本来不在长城地带，到战国时才从蒙古高原下来的。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战国时期在长城地带既有北亚蒙古人种的人，又有东亚蒙古人种的人，历史记载中的戎狄是东亚蒙古人种，并非战同时新出现的“胡”（匈奴、东胡）。所以，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结合中外考古发现及考古研究才能有可靠的认识。

葛剑雄（复旦大学）：我们现在强调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是非常必要的。长期以来，我们自己本身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始终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观念。今天的这个世界是开放的，中国是其中的一员。最近也再三强调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文明，中国要找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也是我们历史研究要注意的重要方面。通过中外历史的会通研究，明确中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到底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或者有没有起作用）等问题。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要排除政治的、现实的、民族感情的等各方面的干扰，要有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心态，具体问题具体研究。科学研究的结果，或许在某些结论上会动摇我们之前一些既定的看法、或者会产生看似不利的因素，但是这不会构成对我们现实政治上的消极影响，从根本上说，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方面，但如何利用这个研究成果、在什么形式上发表，这个是可以有选择的

但是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就要把所谓现实的目的放在前面，得出的结论将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结论用于现实中就会出现问题，反而不利于国家利益。

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外历史的会通”对中国史的发展颇具意义。会通、比较是自我认识的途径之一。世界各地域的交流频度与日俱增，也是对学术“会通”的重大推动。把中外历史置于“同一平台”，以显示其差异，是“会通”工作的基础。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学者，就已尝试超越“内部眼界”，而从一般原理出发，比较中外差异了。此后的类似各种努力，都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化。从总体认识中国史，出现过“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用西欧所经历的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对中国史进行分期，并据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日本的京都学派则提出了一种“三段论”，即比照西欧，把中国史分成东汉以前、六朝隋唐和宋之后三大段。两种理论都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但“深刻”与“片面”时常是伴生的。它们的起点与架构，毕竟是参考西欧史而来的。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使“制度史观”显示出了新的价值与活力，对于认识这个政治优先、行政主导和“官本位”的传统政治社会体制，展示了独到意义。中国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其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使社会发展某些内在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其所能提供的学术灵感，应能为“中外会通”，为人类史研究的共同理论平台的建构，增添砖瓦。

王学典（山东大学）：近30年来，由于我们与“史学”针锋相对，在史料与史观、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引进与自主叙事诸方面一边倒，遂导致当今史学界的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的倾向。我认为史学界应该在史料和理论、微观和宏观、历史和现实、学术引进和自主叙事等关系上进行再平衡、再调整、再斟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基本上是在一种矛盾中前进：一方面全方位引进西方史学，另一方面又必须从西方话语权中拯救中国历史。我们必须明确地转向自主叙事、中国叙事.要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宏观问题的思考上。普世主义和自主叙事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语境的不同，我们不能用西方成功转型后的选题作为我们的选题。西方早已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形态，他们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上，而现在中国正处于结构性变动之中，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应该让位于对结构史的研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传统的衔接。在当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崛起的讨论中，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在参与其中，唯独看不到历史学家，这与我们庞大的史学人口的存在是不相适应的。外界历史在不断变动，我们的历史学家在充当时代的看客，这种状况应该调整。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从20世纪初期梁启超提出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开始，直到今天，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史学对于西方史学，大体经历从介绍和学习到借鉴和比较、再到试图融合与会通三个阶段。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和学习阶段，应该是从20世纪初期到1949年，是中国史学真正接触西方史学的开始阶段。中国史家注重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引入史学方法入手，寻求中西史学结合的可能。对西方历史与史学的借鉴和中外历史比较阶段，当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史学的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使得中外历史的比较获得了真正得以展开的条件，只是好景不长，“十七年”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很快过去，“”的到来使学术研究基本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研究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秩序中，随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逐渐充实起来和中外史学交流的频繁展开，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中西史学的融合这样的研究趋向才有条件成为题中之义。从介绍、学习到借鉴、比较，从借鉴、比较再到融合、会通，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作为一个命题、一个研究方向，一种研究境界是百余年来面向世界的中国史学不断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而逐渐形成的自觉意识，是中国史学面向世界和未来的自我要求。

二、中外历史研究会通的途径

陈春声（中山大学）：首先，对于个体的研究者或者具体的研究成果而言，会通主要表现为一种境界，而不仅是研究问题本身；从更广的范围看，提倡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重在培养中外历史融合的一种文化、一种共识、一种机制、一种集体意识。中国史学界跟世界史学界要互相关切对方的学术传统以及问题背后的学术意识核心问题。其次，中外历史的会通是要通过具体的专业研究来表达，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倡导层面和对现象的描述上。历史研究需要的是高度专业化的经典作品，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现象性描述。传世的作品，常常是在制度史层面的研究有所贡献的著作，从商业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去了解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才可以真正有价值地对比16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目前在中西会通方面，对制度史的强调还不够。再次，从会通的要求上看，历史学专业教育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等方面还有很大不足。从编写教材的时候开始，就要有贯彻中外历史会通的意识，要尽量为在中国接受历史学教育的大学生提供更加国际性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背景，教育行政管理结果也应有所调整。

李剑鸣（复旦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史学仍处在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股重要的推力来自欧美史学最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因此，讨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不可能脱离当今欧美史学的状况以及我们对它的了解。今天的欧美史学早已高度多样化，具有突出的不确定性，绝不是某种单一的和固定的形态。欧洲诸国和美国的历史学界，有的在做很传统的学问，有的在做很新潮的学问，有的秉承兰克式的史学理念，有的拥抱后现代主义，有的喜好小人物、小问题和小叙事，有的却热衷于谈论全球史和“大历史”。在这种高度多样化的史学局面中，国族的（national）、国际的（international）、跨国的（transnational）和全球的（global）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思考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尤其具有启发的意义。这些不同的维度或层次，并不是一个比一个高明，更不是一个取代一个，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拓展史家观察过去的眼界。历史学家面对的许多问题本来就不是单一国族范围的事情，而牵涉多个国家和更广大地区的历史变迁：即使是一个单纯的国族历史问题，如果仅从国族的维度来讨论，也容易陷于某种“中心主义”，看不到它与其他国家某些因素的关联，难以从比较的眼光来加深认识。不仅我们的外国史研究需要开阔眼界，中国史研究同样可以通过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视野而受益。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虽然分设三个一级学科，但需要相互协调、借鉴和融通。世界一流的大学和院系。肯定要统观世界各地文明和国家的研究，本国史的师资比重不会超过1/3。现代社会和学科的分野下，实际上已没人具有国学的基本功底了，再提“国学”，有点虚张声势。把经济管理的某种培训方式运用到厚重的人文基础学科来，面向外国学生进行一年制英语教学速成的“中国学”，只能教一些皮毛的东西。中国史学科立足在本土语言文化中，有优势。但与前辈相比，缺少史学大师和能传之久远的名著.与国外同行相比，缺乏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要有国际视野，向前辈和国外同行学习。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利用中国历史发展经验，给世界提供一个探索新发展道路的理论根源。一位国外同行对我们世界史研究的批评可能太尖锐：选题空泛（too general），研究浮浅，一些具体的史实知识和外国本土知识相差太远。我们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应借鉴外国同行是怎么研究中国史和外国史的。中国的外周史学者们都有不止一次的出国机会，为什么还说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归根到底是要比证据的。学术规范没有国界。希望大力扶持弱小学科。

赵世瑜（北京大学）：怎样看中国？怎样看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但要讲中外历史的“会通”，或者是整体的历史，大多数人还是要从局部出发的。现在人们一讲局部，似乎就会被讥为“碎片化”，其实要看所研究的局部是否有整体的关怀、整体的追求。现在社会史在批评中首当其冲，但社会史学者从未批评识读一条竹简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史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重大问题的讨论，社会史也不等于社会生活史，社会生活史也不是与“会通”对立。这些研究都是一种积累，或者暗含着理论性的意义。不同领域或方法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藩篱，各有各的研究个案，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的相互理解。当我们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的操作方法的时候，而不是有共同的研究对象的时候，会通是可以实现的。会通不是在嘴上，而是在心里，在手上，也就是说心里要有这样的追求，又要有技术手段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历史学是多元的”，不同的研究方式之间并不矛盾。费孝通先生的态度应该提倡，即，只有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明确地提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这一命题，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自觉的努力目标，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历史研究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历史研究者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要做到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重视对外国史的研究是基础。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二者的会通，具有“国际视野”十分关键：一是外来参照的需要，只重视中国史，不重视外国史，我们就没有参照。研究外国史有助于增加和丰富认知的视角，加强分析问题的层次与深度。二是把握中外之间实际存在过的历史关系的内在需要，地理大发现以后，直到全球化时代的逐渐出现，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不可分割，相互的作用和影响无法避免，这就决定了那种孤立地研究自身、仅靠本国语言材料和认知资源的历史研究的严重缺失。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必然会存在值得注意、有待警惕和反省的诸多问题，这还不仅仅体现为“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之类的模式化困扰，也不仅仅体现为国家化、全球化的意识与民族国家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表现为研究者的国际视野的国际化程度与对中国了解深度的矛盾问题。因此，加强中外有关研究的对话和交流，是中外历史研究会通的重要途径。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中外历史的会通对于历史学来讲是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继续扶植和发展世界史学科，世界史学科与中国史学科体量严重不对等，影响中外历史学的会通研究。发展世界史学科，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发展历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需要。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不能离开中国史孤立地进行，这一点须从本科生教育抓起，本科生教育一定要世界史和中国史教育兼顾，世界史的本科生教育不能世界史加外语。我们应该提倡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或者是不同文明参照系下的中国史研究；我们也应当提倡中国情结的世界史研究。应该增加由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共同组织的中国史和外国史对话方面的学术活动，讨论中外史学的共同话题，相信一定会共创共赢，相得益彰。

三、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姜义华（复旦大学）：马克思晚年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关于西欧历史的概述只是适用于西欧，世界上其他那么多地区不能用西欧的发展模式来解释。我认为以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为模本而确立的线性进化史观，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发展存亡的实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到世界上30多种文明，特别强调这些不同的文明基本上是等价的，他的宏大的世界眼光可以启发我们跳出简单的、线性的、粗糙的进化史观。漠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旧唯物主义说明不了世界历史多元多样发展的深刻根源。历史唯物主义充分重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个文明的传承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以单一民族或国家为单位，时空范围过于狭小，难以展现历史发展的实际。马克思一直坚持的，即人类的发展主要是历史地域性的发展，真正的世界史是随着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市场以后才开始的，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世界史，之前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地域性为主的。以文明为切入点能够较好地反映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然后从应对环境挑战、统一国家、统一宗教及同内外无产者的关系等方面认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姚大力（复旦大学）：我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一是美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拉铁摩尔在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上的观点，他当初无意汲汲于探究游牧经济的进路在蒙古高原的起始地点，是颇有先见之明的。二是在反映中国人口密度特征的“胡焕庸线”和拉铁摩尔提出的中国疆域二分化的见解之间，拉铁摩尔的划分似乎比“胡焕庸线”更贴近不同生态一人群一文化区域的实际分布形势，因而可能也更加接近中国历史的实相。三是在最近1000年内，把西部中国纳入中国版图的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此种意义上，把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描写为只是遵循着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模式，在不断复制自己的同时持续不断扩张、演化和完善的历史叙事，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内陆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也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这一模式萌芽于辽、发展于金、定型于元、成熟于清。内陆亚洲边疆帝国国家建构的模式，在力图维持各人群的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能够更好地促进多民族国家内多元文化的发展。当我们说到“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和世界”时，所谓“多文明”不仅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的特征，并且也是中国本身的特征。中华文明本身就不应是单数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清朝除了汉化，还有不汉化的一面，这一面值得我们重视，它对于中国历史也有着正面的贡献。由此看来，是否承认在中国存在数十个大型人群曾经长期生存的历史家园，对我们妥善解决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乃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方光华（西北大学）：“自由”是中西思想关注的主题。20世纪，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自由”以及传统“自由”有何特点的讨论不绝如缕。通过反复辩论，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有关于“自由”的丰富论述。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自由”没有忽视客观世界的改造的说法始终没有得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自由”可以开启现代民主的说法也不为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可。传统“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对于自由与个人权利、政治制度和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传统思想中关于自由必须建基个体的内在自由，自由具有历史与文化属性，自由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的论断，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赵毅（辽宁师范大学）：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6世纪，麦哲伦又完成了环球航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给全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关系，甚至对于各个洲的一些民族、一些国家的命运都带来了改变。一个整体的世界从海上连接起来，全球化从海上拉开了序幕，全球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大航海给各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机遇，促进了经贸发展，通过经贸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亚非拉一些国家可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问题。对于中国史来说，大航海之后，伴随着早期的殖民势力入侵以及西方传教士把一些先进的西方文化和理念带到了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晚明的货币白银化，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对中同一直以来坚持的华夷秩序有巨大的冲击。

中外历史论文篇(6)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历史街区保护、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TU97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北京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越加明显。在传统的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倡导者过分强调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文化对于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运用到城市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过程中，有助于从社会文化的多重角度对历史街区进行分析，为其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历史街区概念界定

1933年的国际雅典会议首次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此后对于历史街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增多，但历史街区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历史地段是“历史的、传统的建筑群地区”。历史街区则可以理解为包括街道围合而成的片区以及街道本身在内的区域。历史街区比历史地段具有更大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具有历史价值、历史风貌的建筑，同时也包括生活在历史建筑群周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是充满活力的、有生机的，而不是裸的古建筑体的组合。

1.2文化生态学概念界定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及人工环境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中的各类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与运用自然生态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一样，把文化生态学运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理论现状

2.1 国外相关理论现状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最初从对历史纪念物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开始，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于历史遗产范围的认识逐渐增大。有关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主要理论发展历程如下表：

表2-1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 国内相关理论现状

我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工作发展相比国外较晚。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研究所，这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开端和雏形，随后国内众多学者开始对有关文物保护的工作进行研究。

表2-2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总体来讲，我国对于历史街区保护的发展以及有关方面的立法也逐渐完善，国内学者对于文物保护的认识在逐渐改变和积极化。

3 文化生态学理论现状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于1955年首次提出 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化生态研究的著作，其中最著名是1969年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70年代，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论”，有利地深化并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和文化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同时，将文化生态学的领域扩大到全球多个学科。此时，文化生态学已经基本成熟，众多学者也开始应用文化生态学来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

4 文化生态学要素引入历史街区保护

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应该重点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只有了解历史街区所处地段的文化底蕴，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本文将从文化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来进行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讨论和剖析。

4.1 整体性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历史街区是一个能够实现各种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的整体。对历史街区的整体性保护可以从以下主要方面进行：

（1）以小范围更新带动整体有机更新。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总是存在小范围的更新。城市的更新过程是依托于城市内部小范围更新的。比如北京市什刹海历史街区内的建筑单体更新不是同事进行的，而是分时段的进行，但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整个街区的更新。

（2）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进行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要抓住文化的主线，发展历史街区的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化带动经济的作用。比如，北京市前门历史街区，虽然以传统商业街的发展为主， 但是同时也注意保留传统手工业。

4.2 多样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街区文化多样性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文化本身多样性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文化都是经过长年累积下来的，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包括由建筑、街巷、空间格局等构成的物质文化，又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构成的非物质文化。如北京南锣鼓巷“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

（2）文化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保护。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和生态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对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环境又是文化表达的物质载体。维护历史街区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对文化、环境两者都保持足够的重视。

4.3 动态性

与文物建筑的静态保护不同，历史街区的保护过程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动态过程。正如自然生态系统所体现的动态平衡一样，文化生态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各种文化元素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体。而历史文化街区这种文化上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相互转换。文化有时也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因为人本身也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居民，就像我们今天说老北京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元素的表达。

5 结语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复兴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传统的保护与复兴方式，大多以经济为中心，造成了传统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也极为不利。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相比传统的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文化生态学理念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则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因此，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进行历史街区保护的研究可以从根源上改善现有保护更新工作的弊病，为今后旧城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胡晓玲.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4):55-59.

阮仪三，王景慧，王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2.

张洪波．文化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启示［J］． 现代城市研究，2009( 10) :85．

中外历史论文篇(7)

关键词侯外庐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普遍性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087-07

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有关人类社会构成与发展的理论，逐步被中国学者接受并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在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早期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吕振羽在1934年对中国史前社会研究中也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或客观规律，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国家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1年，第18页）。马克思本人在谈及其理论的适用性时曾指出，如果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认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的民族也都注定要走这一条发展道路，那么“会给我过多的赞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德]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的因果关系，将其“普遍性”过度地延伸至任意的历史环境中势必会造成谬误。侯外庐（1903-1987年）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先后撰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等多部著作。针对这一问题，侯外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与合理运用，在挖掘中国历史特点的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

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早期阶段，中国学者往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种有关历史发展的学说，李达认为“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全部历史列为先阶级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的五个顺次发展阶段，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的运行于特定发展阶段上特殊形态之统一，指出历史过程的统一与联结，发现历史发展一般正确之法则。”（《社会史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7～298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认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有关“社会发展的阶段之一般”（第18页）。运用的方法也是将中西方的历史进行直接比附。与之不同的是，侯外庐认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具体领域，整体的历史是由各个领域的专门史构成的；历史过程不等同于研究方法，在不同领域的专门史中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相关学科的“方法论”进行研究。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

首先，正确把握“方法论”的内涵。侯外庐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关注社会史与思想史领域。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侯外庐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又以“生产方式”问题为核心，认为其可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决定着社会性质。“我们遍读《资本论》，无论讲到资本主义之（不是资本制）何种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每规定诸范畴内在关联之特质时，便首先限定着：‘立于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基础上’，或‘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上’，或‘立于资本家的生产方法的一社会’，或‘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所居以支配的社会’；这种严明的方法论，实在是认识一社会构成的先决条件”。④⑥侯外庐：《社会史导论――生产方式研究与商榷》，原载于《中苏文化》1939年第2期，《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23、32页。“生产方法”又被称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侯外庐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论者“劳动手段（技术）决定社会形态”的片面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对“生产方式”的内涵进行了探索。侯外庐在研究中意识到，运动中的生产力不仅仅是一种物的技术的运动过程，而且是在人类一定的关系中“被形成”的过程。④劳动手段只有在和生产对象复合成为生产手段，并在一定阶段的社会关系中与劳动力结合后，才能支配一定的社会经济构造。对于“生产方式”一词，后来的学者分别从《资本论》文本逻辑、版本比较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认为其含义较为丰富，其中是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途径与方法”之义的。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王峰明：《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考释――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语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4期；徐士兵：《从〈资本论〉解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内涵》，《改革与战略》2014年第11期。“生产方式”是“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特殊的劳动力的结合关系”“生产方法是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的介绍者。”侯外庐将“生产方式”认知从单一的劳动手段增加到劳动力、生产对象、劳动手段三个维度，反对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决定论，强调必须从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的劳动者与其面临的劳动对象出发来综合地对社会形态进行考察，“如果拿剩余物的分配形态，当作社会的决定条件规定着，显明是一种因果倒置论”。⑥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侯外庐根据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的生产”的论述，“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页。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史与社会史关联”的“方法论”。所谓“思想史与社会史关联”即是“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30页。社会历史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并不能对上层建筑产生直接影响，⑨只有 “生产方式”才能支配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构成及需要，并对同时期的思想形态起到基础性作用。侯外庐所认知的“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现实中社会构成的“投影”，是现实中为了维持社会构成而进行的，目的性与可行性统一的精神生产。

其次，严格限定“方法论”的适用方式。侯外庐认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定义来代替具体的分析研究，也不能妄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页。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生产方式”正式成立并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其中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因素必须要结合。只有当特定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时候，才能“随着这种结合之特殊的性质与方式而区别社会构成之种种经济的时代”；二是这种结合要在社会中占有支配或优势的地位。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48页。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于典型社会形态的描述才具有了一定的一致性。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则必须兼顾每种思想学说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以及思想自身的源流演变，“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人物”。④⑤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13、6页。侯外庐注意到思想家形成思想的个体条件，即由思想家自身的学术脉络、阶级属性与其思想的关系所构成的思想家的“能动性”。思想家在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的时候，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思想性格、学术渊源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维习惯，在构造思想具体的“路径”上有所出入。这就需要以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知人论世”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于学派本身的思想内容、观点、方法与风格方面的特点，学派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凭藉，乃至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④

再次，整体对待各学科的“方法论”。侯外庐在进行中国历史研究之前，曾经从事过有关《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帮助侯外庐在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同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他后来从事的史学研究奠定基础。⑤《资本论》作为一个聚焦于劳动和特定的政治经济、生产方式、社会构成的设计分析的历史的“构造性模式”，与旨在以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推动“社会的忠诚的整合”的革命的“两级性模式”相比，更注重说明社会构成中复杂的互动关系。[美]阿里夫・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9～202页。这使得侯外庐脱离了之前学界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革命理论而产生的从单一的经济动因出发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科学理论，意在描述人与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所构成的“有机体”社会的整合与运转。英国学者S・H・里格比曾指出，将社会描述成“有机体”也有自身危险，导致“社会根据自身不可抗拒的逻辑完成它的自我实现，个体不会对历史产生任何影响”。[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3页。侯外庐则在承认这种“有机体”的结构的同时，强调了满足这种结构的具体条件，以增加偶然性的方式，避免了使其成为一种绝对的社会决定论，表现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而这种偶然性的方式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也就成为了“特殊”的路径。侯外庐在40年代末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时曾指出“我个人有一个经验，作为一个写作家，初步最重要的练达，切勿自作聪明，一来就批判或延长古人思想，而应该多看大思想家如何处理具体材料的范例，然后在学习中‘举一反三’……自然，理论原则的陶薰是不可忽略的，忽略了要使你‘画虎不成反类狗’，然而利用理论非从范例自己的特例，用集中的思考力去运用不可的”。侯外庐：《我的研究经验》，《展望》1948年第8期。在具体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不仅要从其方法论出发，而且要把握研究对象自身的特质，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将经典中的方法论具体转化为研究工具。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治史“方法论”基础上，侯外庐运用其对中国社会史与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

二、“倾向律”下的普遍性

在解释“生产方式”概念的作用时，侯外庐认为《资本论》中把它和生物学上的“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等同，是一种“倾向律”，是规定着社会性质的前提条件。只有满足某种“倾向律”的条件，不同地域的社会形态才会有共同的特征，也才具有了普遍意义。侯外庐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社会史在特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欧洲社会的论述具有社会形态的类似特征，遵循着相同的“倾向”律。中国思想史上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如西周时期的官府之学、春秋时期的|绅之学、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两汉时期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都是和社会形态的演进相联系的。

古代社会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其生产方式是当作工具使用的劳动力，和奴隶主所有的生产资料两者之间的结合；②③④⑥详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二章“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对应于中国历史，侯外庐认为殷代的生产方式是氏族成员主要的共同劳动力，与氏族公社所有的畜牧和农业生产资料二者之间的结合。②并且由于其中的劳动力因素是氏族成员与奴隶的结合，还带有氏族社会的痕迹，因此是古代社会的初级阶段。商周时期，生产资料是氏族贵族所有的土地国有制，劳动力是建立在俘获基础上、以家室计的集体族奴，二者的结合形成了典型的古代社会特征；③春秋战国时期，殖民到了饱和状态且土地的扩张受到限制，劳动力逐渐与土地结合，奴隶上升到隶农的地位，侯外庐认为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示的“农奴的过渡形态”一致，成为古代社会解体、封建社会萌芽的时期；④思想史方面，古希腊在梭伦变法之后，国民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产生了“古典”古代的民主制与希腊古代文化；中国社会虽然因为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民阶级晚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国民阶级思想家，也创造出了代表国民阶级立场的诸子百家之“显学”思潮。B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3、182页。

封建社会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其生产方式是与私有的劳动工具相联的劳动力和地主所有的生产资料两者的结合；⑥侯外庐将其对应于中国社会，认为秦汉之际，血缘的氏族转化为地缘的家族，“汉代使农民安土作业束缚于自然经济”，农民作为劳动力，与以土地为主而以其他产业为副的国有财产形态一起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秦汉社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时期。⑧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4、80，147页。在从秦汉到明末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社会的土地占有权虽然发生过变化，但是土地的所有制与劳动力的支配制并未发生改变，依然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该历史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⑧思想史方面，在西方的中世纪，出现了半自由身份而遭受超经济剥削的农民阶级，为了对付农民的不可忍受的贫困的反抗，“中世纪宗教成为精神的解救，或把贫困表现做涂了油的圣光”，基督教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形态；产生了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烦琐哲学；在中国的西汉中期，董仲舒及“五经博士”也好像“基督教的僧侣”，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的方式创立了“中世纪正宗思想”，并经白虎观会议加以“国教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2、98、132页。之后魏晋玄学的出现也只是“|绅经学的章句烦琐主义被名流玄学的名理烦琐主义所批判”，仍属封建社会内部的精神生产。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9页。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当正统思想出现“法度化”和庸俗化时，就会产生反抗其的异端思想，正统与异端的对立，有着一个事物本身到事物在自身发展中导出转化的自身对立物的过程。B11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董仲舒正宗思想到王充异端思想的演进，也经历了两汉之际郑兴、尹敏、桓谭对神学正宗的“离心”及东汉初年经古文学左派的过渡过程。

封建社会解体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自由工资的劳动力和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两者的结合。⑥⑦⑧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49，6，32，42页。侯外庐认为在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社会，土地向国有方面集中与私营土地的发展并存，官营手工业管制加强与私营手工业作用加强并存，内外商业的兴盛也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9页。形成了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局面。中国社会也随之形成启蒙运动的思潮。中国的启蒙学者，如明代的何心隐、李贽，清代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也拥有对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事物的仇视，对教育、自治和自由的拥护，对人民利益的同情等思想倾向，以及旧形式与新内容并存的思维形式特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学者一样，“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6～36页。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也对应着欧洲社会从中古宗教世界到科学世界过渡中所经历的宗教革命和商业资本主义并存的泛神论时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39页。

三、“路径说”下的特殊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侯外庐认为，在没有出现典型的“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是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相应社会形态的特征的；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历史阶段本身没有独立的社会与思想特征。在历史规律上要做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既必须遵循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又需要判别具体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⑥通向符合典型“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的“路径”之中所体现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特征，就是“缩短与减轻”或“延长与加重”的过程，也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之所在。

首先，中国历史进入典型社会形态的“路径”具有特殊性。在氏族社会发展为古代社会的过程中，侯外庐根据马克思的遗稿《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中对于“东方的、古典的、日耳曼”三种形态的平列，认为古典的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一个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路径。前者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恩格斯《反杜林论》所言，伴随着氏族共有土地向私人占有土地的转化和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化，完成了氏族社会的彻底解体；形成的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与国民阶级的结合的“古典的古代”（古代社会）最繁荣的时期；后者由于热带、河流、黄土地带、四周种族繁荣林立、宗教等“具体的实际的情况”，氏族社会的大土地所有制被保留了下来，没有出现土地私有制；氏族公社与氏族贵族也保留下来，形成了家庭奴隶的劳动力与氏族贵族生产资料所有制二者之间结合的关系。古典的路径是把公社的氏族躯壳完全冲破，中国的路径是和公社的密切结合。⑦对于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家族制和土地国有制的保留是后者区别于前者的最大特点。由于进入古代社会的特殊“路径”，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史也与西方古代社会思想史有不同的特点。在文明起源之时，由于氏族公社的解体，“在西洋希腊古罗马社会，国家和氏族制度之间有严密的痕迹把两者区别开……国家创造的公共的强制权利，使文明国家的法律神圣地位代替了氏族祖先崇拜的神圣地位”；⑧而中国社会由于走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路径，则在保留氏族的同时把氏族公社的祖先神一并保留了下来，“宗教的职能”是东方文明遵循的路径。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商周时期的官方思想形态是氏族贵族专有的“氏族的宗教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代表国民阶级的诸子之学，其思想中却仍保留着作为“宗教的死形式”的先王观。⑩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53、64、80、95，235、305、399页。侯外庐认为这种一以贯之的“宗教性”对于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次，在典型的社会形态之中，中国社会的构成有特殊“路径”的调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唐代中期生产力的发展，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瓦解，社会构成出现变化，具有了一定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与恩格斯所述欧洲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组织大都采取野蛮的军事组织形式”明显不同。⑥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页。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以此为据，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进入了“近世”，发生了类似西方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的变化。[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58页。侯外庐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变化，“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对的变化，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根本的变化。”⑦⑧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23、57、599页。皇族仍是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仍旧维持着封建的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对劳动力的支配方式从军事手段转向经济手段，⑥形成“程度上以及形式上的占有权的放宽”。⑦劳动力方面，原来在等级上只与农民有同等占有权的庶族地主实力增强，逐渐取得政治地位上的优势，与豪族地主联合成为品级性的地主的统治阶级，原来地位低下的流民人身权提高，与农民一同形成了被统治阶级，形成“等级制度的再编制”的过程。唐宋之际变化的实质是“在等级制上涂上了一层资产的铜锈”，⑧成为一种与欧洲不同的封建社会构成，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调整的特殊“路径”，宋明时期思想家的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与典型的“封建社会思想”所不同的特点。侯外庐认为朱熹与黑格尔都有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那种“用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像的理智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完成的过程”的思维形式；⑨但是与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不同，朱熹的思辨的叙述中并未包含多少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内核，而完全是一个先验式造成的结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朱熹与黑格尔的思想在形式上都是在对中世纪正统神学思想的反动中产生的思辨哲学，都是对于绝对神学观念的反动；另一方面，朱熹处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下的11世纪，遵循着权威原理，黑格尔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的18世纪，遵循着个人主义原理，二者需求的不同造成了其内容上有本质的差异。“走出中古，未入近世”成为宋明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一个特点。

再次，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思想家本身的“能动性”，使得其在构造满足社会需要思想时也有着特殊“路径”。古代社会末期，由于思想家阶级立场不同，导致解读社会时有着不同的逻辑路径。⑩墨子维护国民阶级的利益批判氏族传统，以“取名予实”的方法论建立知识的客观标准；老子代表着没落的公社农民，以“相对的”的形式消解现实中的对立，从而获得“绝对的”调和；孟子则站在贵族君子的立场上，构建“先验的无类比附逻辑”德治主义，这些逻辑思想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社会时期的所形成的“形式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封建社会时期，同为了适应中世纪社会秩序重新改编的现实而将佛教思想“国教化”为官方意识形态，由于学术积淀不同，北朝社会处于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自身文化遗产贫乏，对于佛教最重净行与皈依，南朝已经是身份地主把持的豪门，只需要与玄学一样“形而上的烦琐哲学”，佛教富有名理性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2～360页。近代启蒙时期，由于思想家的学术渊源不同，康有为的思想源头方面为宋明理学，影响方面为万国新学，“以陆王心学为本，以西学史学为用”。谭嗣同的思想则是“在宗教思想上，主张泛神论，糅合了佛教、耶教；在人生哲学上，推崇墨子，以任侠为仁；在政治思想上，接受黄梨洲的论断而参以西洋近代的科学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服膺着《公羊》学派的大义而极不忠实。”同是提倡变法论，康有为以维持现状的神圣性为前提，谭嗣同则以使现状的矛盾暴露为条件。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104、105页。谭嗣同思想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学术渊源使得其往往发挥着进步的要素。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