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的特点篇(1)

【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淫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

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内容，引进自然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教育，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发展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参考文献】

1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 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民国文学的特点篇(2)

关键词：民族音乐；传承；音乐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J6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114-01

一、强化音乐教学改革，深化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一）加强民族音乐教材建设

我国的民族音乐对着历史的推进积淀了大量的优秀音乐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音乐教学中，教材是教育的基础，也是学生知识的来源，而在以往的民族音乐的教材编写中，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科学性。随着音乐教学的改革，在教材的编写中要深化民族音乐的文化特点，高度重视民族音乐的理论成果，将优秀的成果编写到民族音乐教材中，加强统一的民族音乐教材的建设，并形成系统化、全面化、科学化的教材能容，在教材编写中要选择具有优美旋律、美妙动听的音乐，让学生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与此同时也要选择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的作品，向学生展现出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底蕴，继承与弘扬优秀的民族音乐内容，从而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特征，掌握民族音乐的特点，从而形成对民族音乐的正确的认知，提升对民族音乐的感知能力。

（二）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课程建设

在音乐教育的改革，要不断的强化教师的主导意识，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因而，教师需要计划和设计科学的课程安排，将音乐专业中每一门学科都建设最合理的课程设计，并且以提高学生整体音乐素质为目标，设置民族音乐的课程系统，倡导母语演唱的民族音乐的学习，摒弃外国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观念，形成具有我国特点的民族音乐的音乐思维，并且要强化民族知识的学习，民族精神是民族音乐的灵魂，只有充分的掌握了民族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展示民族音乐的魅力。其次要建设完整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全面化的形成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课程，做到真正的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课程建设，并且设置完整的教学教材，开设民族音乐概论、民族音乐基础、中国传统音乐等民族理论课程，让学生充分的掌握民族音乐的特点，更好的理解民族音乐的内涵。

二、注重音乐教学实践，加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一）继承音乐文化传统，形成独特的艺术观

在人类生活的社会中，实践才能出真知，时间才能创新，音乐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能展现出自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而且这与物质和技术的价值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将民族音乐置身于文化的脉络中，借助文化的多视角特点，剖析音乐的形象，解释音乐的行为特点。

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多样，也展现出不同的价值特点，音乐文化的传统则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积淀下来，形成了目前的音乐艺术观念。在现代社会中，面对无限活力的音乐文化特点，这种独特的艺术美只有结合传统的文化特征，才能形成独特的价值，音乐的本源动力也是文化基础，只有将艺术的创造深深的扎根与文化的土壤中，才能创造出更加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音乐作品，形成独特的艺术馆，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能够不断的发扬音乐的形态。因而，在音乐教学实践中，老师要注重传承传统的音乐文化，帮助学生了解音乐本身的文化特点以及与技术的关系，从而奠定自身对于音乐作品文化根基、渊源和内涵的理解，更好的表现出自身的音乐审美观，展现出对音乐的表喜爱您。

（二）创造民族音乐文化表现舞台，传播民族音乐艺术

我国的传统的音乐文化和西方的音乐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我国的传统的音乐艺术经过了数千年的沉淀和流变，形成属于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我国的民族音乐讲究气韵和意境，要充分的表现出音乐中的内涵和情感。在民族音乐教学中则要创造民族音乐表现的舞台，向学生展示民族的声乐、器乐理论，将民族音乐中的精髓传授与学生。分享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渊源流程，向学生展示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让学生了解民族音乐所产生的时代背后的审美意识和音乐思想，准确的掌握民族音乐的风格特点，从而进行个人的民族音乐艺术的表现，传播我国独具魅力的民族音乐艺术，让学生与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实现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播，宣扬民族音乐的魅力，通过不断的创造力将宝贵的资源不断的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民族音乐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三、结语

在中西文化不断的交融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冲击让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的传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民族音乐文化也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失去自我，甚至很多民族音乐文化面临着消失的窘境，因而，只有将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传承相结合，在这个多元化的音乐教育中才能更好地传播我国的民族音乐，通过挖掘民族音乐的精神文化资源，真正的发扬我国的民族音乐，将我国的民族音乐传播到全世界，开拓一片更加广泛的天地。

参考文献：

民国文学的特点篇(3)

一、课程设置指导思想的民族文化性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在设置课程、编制教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如在我国，在自古而来的“仕”教育的指导下，在封建高等教育机构中，从课程的设置到教材的选用，都很明显地抹上了中国这种特殊的封建色彩，其课程内容涉及的几乎都是基本的为官之道的内容。在英国，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绅士”教育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不管是埃利奥特还是汉默夫雷，尤其是洛克都提出培养具有英国特殊民族色彩的“绅士”，并为此而设置众多相关课程。这种“绅士”教育思想在英国高等教育课程的内容设置方面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并影响到中世纪后期及以后多个世纪英国高校课程的特点。有学者认为：“直到18世纪，牛津大学的课程仍在本质上保留着古典和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就这一点而言，牛津大学的课程可能更为直接地反映了洛克绅士教育思想的影响。”[1]这些都很有力地说明了在高等教育机构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方面的民族文化特性。

另一方面，从事高等教育的哲学思想也是这种民族性课程产生与发展的根源。在美国，有一些批评家认为，如果高等教育一定要保持价值自由，摆脱价值判断，学术研究就有无人问津的危险。他们认为，价值判断实际上可以提高学术的精确性[2]。这种批评的言语是建立在美国高等教育企图摆脱大众价值判断而实现其学术及其相关的独立性而产生的，实质上也反映了美国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文化特性。所以说，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是美国高校课程设置的教育哲学价值观基础。而各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文化价值思想，这些特殊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价值思想影响着高校的课程设置，从而使得高校人文课程的价值指导思想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性。

二、课程目标的民族文化性

课程目标与整个教育教学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虽然课程目标较为具体，但是其目标的主要方向还是以教育教学培养目标为导向的。由此可以看出，课程目标是引导整个课程编制过程的最为关键的准则，是在对学生的特点、社会的需求、学科的发展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的[3]。不论是哪个国家或地区，其高校的课程目标除了传授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之外，都是一方面反映本国或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强调对国家的认同和一定的道德意识。这种“在课程目标上，注重国家观念的培育，尤其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无疑是贯彻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体现”[4]。

另外，课程目标除了是对统治阶级主流意识、民族精神的弘扬外，还是一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的集中体现，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特点密切相关。各国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不同特点决定着其所有高校在课程的目标制定的民族文化性。

三、课程内容的民族文化性

课程内容是高校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传播和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个主要载体，它既反映了一定的教育目标又是教育教学内容的集合体，更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文化特性。对于高校课程内容的选择、改进与改革无一不彰显了一定的民族色彩，无一不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高校的主要职能是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主要是为本国或本地区民族的兴旺成长与发展服务的，所以高校课程内容的选择也会体现一定的价值体系，“课程内容的不同取向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而深刻影响着课程内容的选择”[5]。这种价值观念体系表现为一定的显性的或隐性的民族精神体系。

教材是课程内容的最直接的载体与体现者，其呈现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地区文化特性与民族文化特性，对于教材的编制与内容的选裁无一不体现着国家与民族的精神价值和利益追求。如在我国，高校教材担负着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把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贯穿到各学科的教学内容中去的任务，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之中，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6]。其他国家的教材建设也是如此。只要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对高校的教材建设便会牢牢控制，使之既能反映国家利益又能体现本国的民族文明。

四、课程生成基础的民族文化性

课程生成基础，简单来说包括政治制度基础、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及文化基础。就政治基础来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课程目标的制定与课程内容的选择。要求培养的人才为其统治服务是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的教育所共有的特点。但因为国情不同，设置的课程目标与内容也有所不同。不同的课程目标与内容就是本国、本地区的需求的反映，直接服务于本国、地区的政治运行。如1968年的《法国高等教育方向法》规定“大学影响国家输送各方面的干部，参与各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工作”[7]就是一个典型。就经济基础来说，高校的课程是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设置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并尽量为本国或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如在中世纪后期的德国哥廷根大学设置了大批为近代工商业社会发展所需要、能够直接服务于国家内政外交的法律课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哥廷根大学的课程已在极大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洋溢着浓郁的世俗和民族主义色彩。与此类似，步入近代的英国伯明翰的梅森学院除了开设采矿方面的课程之外，还设置大量有关冶金以及酿造等方面的课程，颇受当地人的欢迎[8]。就高校课程生成的文化基础来说更是如此，课程内容是传承文化的集合体，文化是课程内容的源泉。而文化又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民族精神之精华，是民族的灵魂。所以，“世界上每个成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而这种特有的文化就成为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不同的民族文化系统，必然构成不同民族特定的课程文化。”[9]这种在民族文化影响下的课程文化的作用下就会产生具有民族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

除了以上三种最基本的课程生成基础之外，还有如课程实施主体基础的民族性等特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课程实施主体所具有的对于课程的认同也是不同的，或多或少地会带有一定的区域性，这种区域性特征因为主体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理解也会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课程运行方式、对课程的组织方式、以及对应该讲授的课程内容乃至如何讲授都是不同的。这种课程实施主体对课程的认同与反应，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地区民族色彩。五、课程组织方式以及表现方式的民族文化特性

课程的组织或表现方式是课程得以面世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方式，有其固有的特点，并在课程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创造出适合使用者的需求并能较好地反映课程内容的教材。如，教材版面的设计、美观的制造等等都是属于此类，并包含有相应的制度在内。如在中世纪大学，为了学生学习以及考试复习的方便性，出台了相关的制度，要求教师及时出版自己的讲稿。在这类大学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教师在完成教授任务的同时，及时将自己的讲稿出版，以便学生及时复习[10]。这便是对课程内容组织的一个有效说明，也就很有力地说明了在课程内容的组织方面的民族性色彩。

对于课程构建模式，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是不同的，这是基于他们的民族文化以及看待事物的角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差异。大学的课程又是多样化的，除了显性课程面世之外，还有些许的隐性课程包含在内。这类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高校的课程体系，并在培养学生道德、情感等方面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隐性课程相比显性课程而言更具有其地区性和民族性，是在本地区、本民族的发展中积累而成，是有别于其它民族或地区的。

六、课程民族文化特性发展中的国际性

首先，高校课程民族文化特性中孕育着国际性。高校课程的民族性既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传承性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发展性，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着的民族性。在这种发展着的课程的民族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以及通讯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国际性的特点逐步展现起来，其内容、表现方式等具有了国际化的趋向。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表现在课程领域便是课程发展的国际性特点。美国从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1961年的《共同教育与文化交流》直到1966年的《国际教育法》都一再强调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此后，日本的许多大学通过创设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等新系科，增设了大量的信息科学、比较文化学、西洋文学、非洲文学、亚洲史等涉及国际化内容的课程。另据2003年国际大学联合会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10个组成部分的调查发现，国际性课程排名第四，重要程度被列入第二档次[11]。

其次，高校课程在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矛盾中得以发展。自从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后，高校课程的国际化取向越来越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性产生激烈的矛盾，使得高校的课程在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相互矛盾与渗透中不断发展与改进。起初，国际性的课程进入高校之后，因为种种因素而被排斥。随着国际性课程与民族性课程的不断磨合，民族性课程内容在借鉴国际性课程的过程中能逐步摈弃其局限性与狭隘性，不断优化。而国际性课程也取经于民族性课程以不断完善，并能渐渐适应本土化的环境，与民族性的课程共同成为高校课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七、对高校课程改进的启示

民国文学的特点篇(4)

［关键词］ 国民性；源起；争议；含义；特点；影响因素

abstract: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has passed since the word of [wtbx]national character[wtbz]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controversies exist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fore, clarification on the relate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wtbx]national character[wtbz]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its research.

key words: national character; origin; controversies;connotation; character; influential factors

“国民性”问题曾是20世纪初被热烈讨论的话题，进入50年代后一度沉寂，近二十年来有关“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又日渐升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温元凯与倪端著《改革与国民性改造》、郑欣淼著《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与沙莲香编著《中国民族性》（一）、（二）等几部代表性的研究国民性问题的专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成为后学者参阅引述的重要资料。20世纪90年代，又有任剑涛著《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和俞祖华著《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问世。近几年，王德复著《民族复兴新论：国民性重铸与改革》和袁洪亮著《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等作品陆续出版，更加丰富了国民性研究的内容。此外，还有学者编辑出版了《反省中国人：文化名人剖析国民性》、《东方人与西方人：各国国民性格管窥》、《国民性面面观：中国名人论中国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国民性》等书籍。还再版了如《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e·a·罗斯眼中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佬》、《1897年的中国》、《中国人的性格》等早期西方人士观察描绘中国的论著。这些均成为研究中国国民性很好的借鉴材料。

至于相关论文的发表，较之专著更是层出不穷。其中如中山大学的袁洪亮、鲁东大学的俞祖华两位学者的论文数量较他人尤其为多，见解也颇为深刻。诸多的研究有以考察近代国民性思想的演变规律、发展脉络为重点的；有对梁启超、严复、陈独秀尤其是鲁迅等历史人物的国民性思想进行翔实的个案研究的；有将国民性与科技、教育、文化等不同学科领域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的。

但在这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也有着美中不足，即有关国民性问题研究仍然存在众多的分歧和争议，每一个学者的观点都并非无懈可击，以至有人说“从事民族性研究是一件注定要受指责的事。”[1]这种分歧与争议使国民性研究始终不能形成一种思想的共识和实践的力行，也导致了“整体研究水平还不高”[2]。

针对这些分歧和争议，笔者在参阅了大量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对国民性的一些基本的属性进行了解析，希望对其他研究者有所帮助，起到借鉴之作用，切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国民性”的源起

“国民性”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译用的西方词汇，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 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属于所谓“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或部分的‘音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3]。

二、“国民性”话语的争议

在近三十年的国民性问题研究中，存在很多争议，主要表现如下。

1.“国民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民性问题解禁时最先被触及的话题。因为依此前的观点，“国民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相悖，“国民性”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

对于不认同阶级理论的人来说，这二者相悖的观点是无从谈起的。即使认同，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国民性”并不否定“阶级性”，二者只是从不同角度而言的。一个人除了具备“阶级性”之外，也同时具有“国民性”。阶级性是该阶级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本质属性，而国民性作为全体国民的一种共性，和阶级的差别性形成同与不同的对立统一：国民共性寓于不同阶级性之中，不同阶级属性含有国民共性；同时，国民性在不同阶级的人们身上不可避免要打上本阶级的烙印。目前，这个问题已鲜有人再去纠缠。

2.“国民性”概念的认同问题

有人根本就反对“国民性”的提法，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有学者只承认“民族性”概念，而用“臭名昭著”一词形容“国民性”，否定之情溢于言表[4]。

严格地讲，在中国使用“国民性”这个概念的确不严密，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民族之众多，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格有很大的差异，使用“民族性”概念或许更贴切些。对此，我们要认识到，创造国民性理论的西欧国家都几乎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作为这一理论“二传手”的日本也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对他们而言，national这个词以“国家”或“民族”解并无太大差异，而这却是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使用这个词时面临的症结所在。但是，国民性理论本质上讲是一种以国家而非以民族为主体的理论，它适用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竞争。另外，“国民性”一词被引入和使用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没有更严谨的词取代或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我们暂且使用。

3.国民性存在的认可问题

“中国国民性存在与否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5］153是另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不能说成是国民性。一国国民具有的性格、行为在另一国国民身上也会有所表现，难以对其进行划分、界定。国民性“只是精英知识分子们在国难当头时意在振兴的工具而已。虽然这工具流传下来又很被重视，但不难发现，它除了被赏玩和空谈而外毫无价值。”

[5］154

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应认识到国民性的主体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中的国民，而国家又是国民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形式。不同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历史发展、伦理道德等的差异，而使国民的思想价值体系有着不同的内在差异，这些内在的差异又外化为他们言语、行为等可表现的外在差异，从而使各国国民之间表现出一定的不同。像我们形容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意大利人散漫一样，就是简单、笼统而又概括的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国民性格的差异。当然，一国所具有的国民性格的某些方面，在另一国的国民性格中也有表现，如散漫这一词也常被用来形容西班牙人，但我们都清楚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是绝不尽同，有着众多差异的。

4.引入国民性理论的质疑问题

一些学者不否认“国民性”概念和国民性的存在，但对中国引入、倡导国民性理论有异议。他们将“国民性”话语称为“神话”[6]，认为国民性理论是一个“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7]，是“含有鲜明种族特色和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殖民霸权主义理论,并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阐释压迫弱小民族、国家的理论根据。”[8]因而认为国民性改造的倡导者，如鲁迅，是无形中做了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工具。

说国民性埋伏着西方霸权的话语有失偏颇。固然“国民性”一词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产生的，随着欧洲国家殖民扩张而应用于全世界，在西方人士对中国国民性介绍、评说、探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带有一些贬低色彩，个别殖民主义者也的确出于侵略、奴役中国的动机而肆意侮辱中国国民的不良性格。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国民性理论是有使用价值的，不能因为某些人在我们身上的恶意使用而排斥它，就如同坚船利炮是西方列强侵略我们的工具我们就放[ll]弃拥有它们一样。我们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从而实现国家的复兴。另外，认为国民性理论是西方殖民霸权理论的人对中国早期的国民性理论和国民性思想的宣传者认识有误。在思想渊源上，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有两个源头，表面上，它受到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在内在理路上，却与借道德人心以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而宣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者也仅是借用了西方的这一理论为救国育民所用，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和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先知先觉者。

5.国民性改造的可行问题

另外有学者则反对国民性改造话题，如朱学勤先生就说：“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意的。国民性者，全体国人之性也，人性能改造，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事务不可以搅动，不可以‘改造’？”[9]

认为国民性不可改造，是对国民性内涵和外延（或称隐性和显性）的特点没有认清。国民性有它的内涵和外延，内涵是精神方面的，但外化为物质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对国民性的改造，不是对意识的直接改造，是通过物质对意识的决定而加以改造。

三、“国民性”的含义

1.“国民性”的定义

由于“国民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是一个被否定的话语，目前也还存在着争议，因此迄今尚无权威的定义。在一些普及的、常用的、权威性较强的工具书如《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中都没有国民性一词的条目。可查到的常用的工具书中，仅《汉语大词典普及本》用了简单一句话概括“国民性：谓一国国民特有的气质”[10]。对国民性的定义、介绍相对详细一些的，倒是在某些人文社科类的词典中可见。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用来表示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的集合概念。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又称民族性格[11]。

national character 民族性① ，相对持久的个性特征、文化品质或制度结构。这些特征、属性或结构的影响程度或分布情况极其显著，虽然并非某一社会独一无二的现象，却足以使一社会与另一社会区别开来[12]。

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民族性格”。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国民性是在多民族共同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的多层次的统一体，是在人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多重关系中产生的。同一种族、同一地域、同一语言、同一经济组织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是国民性形成的基础。它为一民族所独有，对同一民族而言为共同性，对外民族而言则为特质[13]。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②）又称“民族性”。国民性或民族性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内绝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个性特征[14]。

国民性，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15]。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亦称“民族性”，指某文明国家内普遍的人格类型[16]。

2．“国民性”的释义

⑴“国民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袁洪亮在参阅了几十种“国民性”的定义后对其进行了如下分类：

“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

“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

“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17]。

三种不同的分类都可看出国民性的内涵，是人的思想、精神、心理、性格等意识概念，而它的外延则是国民的行为方式等现实表现。

⑵“国民性”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

上面对于“国民性”的定义都可谓广义概念，揭示了国民性的意识本质。而国民性还有狭义上的概念，即所谓弱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这个狭义概念具有某种贬义色彩。“国民性”的贬义色彩并不是指国民性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指其内容中所涵盖的贬义成分。近代学者将“国民性”这个词引入中国，就是为了揭示陋病，唤醒国民，救国图强，使得在介绍、研究中更多地将国民性等同于“国民性”的狭义概念。

⑶“国民性”研究的多领域性

上述国民性的定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书目中摘取，而社会心理学、文学、哲学、教育学等等众多学科对国民性的研究也是屡见不鲜，甚至有学者从服饰和语言等方面探讨其中的国民性。而这种“国民性”研究的多样性归根到底是由国民性自身外在表现的多样性造成的。

四、“国民性”的特点

1．“国民性”的隐性和显性特点

国民性的隐性特点是指心理的、精神的等意识方面的特点。它不具有直观性，但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总是会外化为诸如对现实的态度、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理解事物的方式、情感及思想方式等等。国民性的显性特点主要包括经济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饮食以及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等。这种特点是直观的。“国民性”的研究之所以在众多学科领域展开，就是由于“国民性”的这一特点决定的。在同一的隐性特点的联系下，表现在不同的显性之处。一些学者之所以对“国民性”话语和对国民性改造的不认同，就是没有理清国民性的这个特点。他们只从精神层面看到国民性的隐性特点，认为国民性是虚幻的，没有看到国民性在它的显性特点中实在的表现出来。也正是因为国民性的这种隐性外化为显性，要改造国民性，也就需要从国民性的各个显性之处入手，进而改变它的隐性特点。

2．“国民性”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特点

[jp2]所谓相对性是说,一国国民性中所表现的某一方面并不是一个该国国民单独具有的,它是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因而也只有通过各国国民的相互比较来加以说明。所谓绝对性是指，一国国民性是不同于它国而客观存在的，虽然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但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属性。

3．“国民性”的历史性（稳定性）与继承性（变易性）特点

国民性有其历史性(稳定性)的一面。国民性一经形成就难以发生变化,从而成为世代相传的习惯。这种历史性（稳定性）通常表现在人们观念、心理以及行为模式的承传相袭,不易更改，其部分内容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然而，国民性又有其继承性（变易性）的一面，国民性通过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行为暗示和模仿而世代相传。其中有积极意义的国民性会继承下来,有消极作用的国民性也会传承下去。在某一历史时期里，一国国民的某些性格会因涉及国家的重大事故的发生、政治风云的变化、旧制度的摧毁、新制度的建立而发生较大的改变。当然,国民性所具有的历史性（稳定性）、继承性（变易性）的特点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以及文化观念的转变,国民性也会出现断裂和变化。

五、影响国民性的因素

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包括地理、气候等的特点和差异是形成民族、国家及其物质精神生活方式各具特点的原因，物质性的生产方式，精神性的思想文化，还有介于其间的政治制度等无不是人类能动适应生存环境的表现和结果。由于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造成人类在适应环境、创造物质、精神时自然形成不同的特点和类型。同属一国之民，由于具有共同的自然环境，共同的物质生产，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心理状态，就必然具有国民共性。而这种共性一旦形成就深植于社会肌体之中。

2．物质生产

物质生产对国民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是自然条件的延续，正是在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一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这种情况在人类改造自然能力较为落后的古代社会尤为突出。就中国而言，北方游牧民族粗犷、剽悍的气质性格的形成与其游牧方式的物质生产活动有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原民族的温和、谦恭的民族性格，也是在长期的比较稳定、平和、规则性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以及在此种物质生产活动之上产生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下形成的。

3．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建立在人这一个群概念之上的管理模式，而不同的模式又反过来塑造人去适应这一模式。民主的政治制度培养了人的独立、自律的性格，而专制的制度下人更多地表现出奴性和无知。政治制度对国民性和人的性格的影响是讨论较多的，结论也比较明确，比如在中国，国民性中奴性、麻木、卑怯等种种劣根性的存在都与历史上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4．文教习俗

文化、风俗是人类在适应和改造环境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群人的生存模式，并进而影响到一国国民的价值体系，这种对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作用于价值观念的形成。例如，突出个人的文化氛围下，美国人的性格中具有鲜明的独立、自信、自我中心，富有创造活力，重视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本倾向；中国的情况正相反。中国人千百年来精神上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重家庭、少独立，人格中的社会取向十分明显。

［参考文献］

［1］ 尚会鹏.中国人和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

［2］ 袁洪亮.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2000，（6）：135-141.

［3］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88.

［4］ 郝 雨.民族性［j］.南方文坛， 2000，(3)：46-50.

［5］ 冯玉文，李宜蓬.中国国民性真的存在吗［j］.船山学刊， 2006，(1).

［6］ 刘 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m］//陈平原，陈国球.文学史(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38-156.

［7］ 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j］.收获， 2000，(2)：123-126.

［8］ 刘保昌.道家思想与鲁迅的国民性关切［j］.求是学刊，2005，(4)：103-108.

［9］ 朱学勤.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n］.南方周末，2001-11-29（9）.

［10］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普及本）［k］.北京：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874.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k］.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88.

［12］邓肯·米切尔.新社会学词典［k］.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18.

［13］ 李盛平，任大奎，陈有进.新学科新知识词典［k］.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470-471.

［14］ 商戈令.人文新词典［k］.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525.

［15］ 黄楠森，夏甄陶，陈志尚.人学词典［k］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700.

民国文学的特点篇(5)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科理论的创建、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教学过程的实践等方面，世界各国学者都还在进行着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力求建构出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识的比较文学理论形态。与此学科世界发展现状相应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存在着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还有一些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地区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学课程中凸显比较文学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优势，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高校所据有的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首先，从其文化属性观照，民族地区高校不仅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地区性与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间上也独具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气质。就以笔者所在的百色学院为例，百色学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区的普通高校。现今百色在行政区划上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带，与越南接壤并勾连东南亚。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1］（P1329）其中“苍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广西的地理范畴之内，“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则指与广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属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广阔，面临大海，接壤异邦，成为中原与周边国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绵迁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沟通中原华夏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边疆民族因融合中原华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文化而获得新的生长点，同时推进中原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继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而来的是东盟区域合作，广西作为连接东南亚的中国南大门，从地理空间的边缘成为了东盟文化与经贸交流的中心，国际间、地区间多边多向的频繁对话与交流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获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不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和睦与经济发展。

其次，从其学术地位分析，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代表着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点：“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者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2］（P386～388）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乐黛云、饶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加以重视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综观我国比较文学现状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举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会议上，乐黛云更是提倡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在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尊重并吸收他种民族文化的经验与长处，形成一种文化自觉。［4］

西方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也极为关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在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文学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时也提到东方之内的文学比较与东西方比较同样重要。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中也呼吁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5］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加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这些丰富深厚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把“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北京师范大学“211”课题“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也把日韩越三国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立项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课题，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专治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戏剧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比较文学教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民族文化资源，其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能够把地理范畴的边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习过程中贯彻区域特色与学科前沿相结合的思路，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学时是54课时，而要想在一个学期有限的课时中对比较文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就以由陈惇等学者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例，里面涵括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历史与现状”“基本类型与研究方法”“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内容，可谓理论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驳杂。但这样的教材是不是适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操作呢？笔者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往往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学生对于课本罗列的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抽象的理论论争和没有阅读体验的举例分析，可谓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掌握的遗憾。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理论知识显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来都有难度，也极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水准，也不宜匆忙展开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深入反思与积极探索。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

（一）教学基点立足于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以自己的独特声音传达出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形态。陈惇和刘象愚两位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中国文学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辐射、近现代的师法西学以及在当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动，都体现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各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多以中外文学交流或中外文化关系为例子展开论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时间和情感上拉近比较文学与中国学生知识视野的距离，从而引发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前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立足学生熟悉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背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比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互补、互识的基础上，达成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文学意识与包容文化观念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二）教学内容侧重东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在教研过程中，要求研习者对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精神内涵融会贯通。但实际上，本科教学阶段很难有学生达到此种畅达古今学贯东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生硬按照材进行宣讲，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会面临教学内容与对象错位的尴尬，最终造成学科主旨与教学效果的明显落差。因此，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比较文学的学科起源来自西方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理念而言，其在东方文化也有着深远渊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近现代两三百年间的东方文学，也因西方入侵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体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东方文学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学发展置放在东方文化这一大语境中进行参照与反思，以此来观照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发展，这样的比较文学课程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比较文学滥觞于欧洲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是建构在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文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双边或者多边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璗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出版60期时撰文提出“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构想。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也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6］2008年11月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东西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和谐背景下，从比较视野对世界各国及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颇具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因而存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中应侧重对东方各国文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介绍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转向学科前沿领域

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民族地区高校应调整教学的重点，将比较文学的内容从文化中心、传统经典转向区域特性与民族特色。在教学与研习过程中，学科史的发展可以作为背景和铺垫，在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大框架下重点引领学生探讨立足学科前沿与凸显区域特色的问题，例如“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等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会使学生脚踏实地领悟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与正确运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疲于应付各种理论思潮的狂轰滥炸。而且，这些学科前沿所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除了培养学生学术思维的逻辑性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思考的敏锐度与深刻度。

三、从空中楼阁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实践意义

（一）“宏观比较文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

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文学科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以本科生为主（包括中文系、外语系和综合文科），兼及专科和高职等层次学生。这些学生除了极少数毕业后进入硕士阶段继续深造，极大部分还是在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们的职业多是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农村干部、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一些发达城市的各类公司企业的初级管理人员等。那么，比较文学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重新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高校按性质可划分为科研性、教学性与综合性等类别，其中一些属于综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区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是以应用型为主的。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不是仅仅针对技术的掌握与操作，而是要从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汲取人文精神资源，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宽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熟的思维能力。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授与研习的重点不应该落点在学科史的梳理、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世界文学意识和大文化观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形成视野广阔与胸怀包容的文化观念。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所倡导的，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把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是比较文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由此，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倡导“宏观比较文学”的新理念。“宏观比较文学”具体是指“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7］（前言）。

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集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课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辩证地分析判断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一言蔽之，中国比较文学汲取了土壤深处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接受异域文化的和风吹拂与世界文学的阳光普照，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文学与理论课程。而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也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民族传统与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比较文学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全面观察和客观比较来看待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对古今中外文学的起源、发展、面貌、特征与趋势有清晰把脉。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状态下所无法拥有的视野和胸怀。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视阈，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树立了对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狭隘心理与井底之蛙的浅见，学生在思路豁然开朗的同时获得思维创新。例如笔者在指导2012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引导学生用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来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其中《比较于连与高加林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其文化内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国民性”探讨———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较具有典型意义。前者通过探究于连和高加林个人奋斗及其最终命运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运归宿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与西北农民土地情结的合力推动，体现出一种与西方反叛性和颠覆性不同的圆融的生命观，这对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者通过比较阿Q的“奴性”与堂吉诃德的斗争与自由，从堂吉诃德“立人”精神启迪引发我们对鲁迅创作精神及“国民性”的深入探讨。这两篇论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较，而是在可比性基础上选取一个切入点，在文学比较中探讨深层文化的不同，从而获得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观照以及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实证明，比较文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学生在论文思考与写作过程中，不仅思维逻辑和写作水准得以提升，还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切入点，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知识能够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教研团队建设

从教研层面来看，比较文学对教师的学术积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积极推进意义。作为有限的个体，要达到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了解与熟练运用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立足于区域特色和学科前沿来指导自己的学术思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重点强调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中的文学与文化事件进行思考，凸显出一些有现实意义又切合地方实际的问题意识。笔者现在致力的课题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在文化研究和区域文学的视阈中，呈现为国别（中国与越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多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视阈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获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宏阔视野，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学。此外还有很多具有区域特色又位居学术前沿的课题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语境中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以及民族经典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等等。新思维、新方法的刺激必然会凸显出新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唯有如此以教学带动科研，教师才会敏锐准确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据地与发展空间。比较文学以其学术视野的宽度、历史发展的深度和总体文学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显学。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中文学科体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甚至语言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与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宗教、艺术等学科有着重叠与互动关系。不言而喻，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突破学科藩篱，扩大文化视野与深化学术思考，方法也体现出多样化。因此，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学者和教师也能够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设性。在实际教研中，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与思维方法，能把文学学科各个分支的学术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调配，形成多元并存、学科互动的特色研究团队。例如，在百色学院就可以通过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来拓展文科教学的范畴，除了在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新闻采编与制作、对外汉语及涉外文秘等专业开设这门课，也可以在外语系的相关专业，如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越南语、泰语等专业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学院外语系教师将壮族古代经典《平果壮族嘹歌》进行了英译。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观念的践行，比较文学的相关观念、理论与方法也能够为民族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提供具有一定学术高度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思维。由此可见，在民族文化与地方资源的基础上，借助民族地区高校为教研平台，围绕着“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学关系”“中国南方民族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这一研究思路在时间轴上纵贯古今，在空间轴上横跨东西，其中还叠合着民族文化的迁徙与流变、衍化与创生等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通过在教研中对比较文学之理论思维与具体案例的研习，积极探讨本土文化资源与民族传统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在现实思考中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有效激发出教师的学术生命力。通过相关专业教师的身体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就能够成为一块坚实阵地，团结和凝聚整个学校相关学科的教学师资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又立足学科前沿的教学课程与研究团队。由此，民族地区高校既能够在教学和科研上都获得一定的突破与超越，也能够为学校的办学与治学开创出良好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科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教学体系和学科发展上都呈现出新思维和新风貌。

民国文学的特点篇(6)

如何在音乐课堂中传承民族音乐文化 文 章 来 源自 3 e du教 育 网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音乐 兴趣

论文摘要:以音乐课程新理念为指导,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体裁,加强民族音乐教学,让学生通过接受民族音乐熏陶,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认识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拓宽学生的审美视野,增进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尊重和热爱。

《音乐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要弘扬民族音乐,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课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学习民族音乐,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反映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同样应纳入音乐课的教学中。

但现实生活中流行音乐的传播成了重头戏,当前广大学生热衷于流行音乐,追捧流行歌星,对民族音乐嗤之以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音乐教师的重视和深思,面对着如此丰富的民歌资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做客观的比较分析流行音乐及传统音乐的优劣之处。流行音乐之所以被学生们接受追捧,是因为它具备内容通俗、旋律流畅、节奏鲜明、歌词朗朗上口、流行一时的特点。然而我们少数民族民歌的传统民族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旋律自由,歌词言深意长,有一定的风格特点。照此下去,若干年后,中国的民族音乐还有多少人欣赏,还由谁来发扬广大?

要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必须依靠教育,依靠我们广大音乐老师的不断努力,把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介绍给学生,使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音乐,引导他们正确地去欣赏音乐,激发他们热爱祖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感情和民族自豪感。

那么,如何在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呢?

在实际教学中,我注意到孩子们还是喜欢通过以下几点来学习:

一、通过介绍少数民族音乐特点诱发学生学习兴趣

少数民族歌曲是我国民族音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教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的有藏族、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彝族等,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各个少数民族的音乐的特点和丰富的音乐文化,从而使孩子们更加热爱我国的民族音乐,如:蒙古族民歌曲调高亢,节奏自由宽广悠扬,声音要求粗犷。藏族民歌活跃热烈、朴实优美,声音要求自然流畅等特点。又如朝鲜族歌曲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一人放歌,众人随合,不是“善歌者有人继其声”,而是“心中的歌,最能起共鸣”,其我们非常了解的歌曲《桔梗谣》、《阿里朗》等,在学习时也可以要求学生通过反复聆听自己体会和总结歌曲特点,慢慢的增加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了解。

二、重视对相关文化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教课一定要多方查找资料丰富自己的少数民族知识,遇到问题要先考证清楚,再教给学生,否则很容易出问题。如在二年级解释彝族乐曲《快乐的罗嗦》时,不能把“罗嗦”解释成“啰嗦”,“罗嗦”是彝语的译音,有的译成“诺苏”,是指彝族人的意思,“快乐的罗嗦”可以理解为“快乐的彝族人”,又如藏族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二年级的孩子们就会问老师日喀则是在哪?我当时回答了“土质最好的庄园”,学生还会问“土质最好的庄园在哪”?在歌词中还有“啊索啊索马里拉”是什么意思?学生听了也是一脸茫然,这时我们就需帮助他们了解其含义,其实这句歌词没有特殊的意义,在这首藏族歌曲中,只是为了帮助表达歌曲欢快的情绪,这样学生就简单易懂了解歌词大意。在教学中了解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等文化是为了辅助更好的感受音乐,但不能喧宾夺主,突出了相关文化而忽略了音乐,否则音乐课就成了地理历史课,所以要很好的把握音乐与相关文化的关系。

三、充分运用多媒体展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的认识活动,新的概念和知识技能的形成都是以感知开始的。如果有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器官参加获得较为丰富的感性知识,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鲜明生动的形象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起学生注意,培养学生观察思维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音乐课运用现代技术教学手段,可以让学生直接参与、感受音乐,调动情感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学生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了解很少,特别是他们的风土人情、服装服饰等,如果只凭老师的解说就会显得很空洞、抽象,因此在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多提供一些相关的影像资料,帮助孩子们更真切的感受与理解,使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五年级学唱歌曲《赶圩归来阿哩哩》时,我通过多媒体播放彝族人民赶圩的视频,那些穿着民族服装的大人们挑着担,孩子们跟在一旁欢天喜地地去赶圩的情景映入学生们的眼帘。再如六年级蒙古族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时播放有关草原风光片段,绿草如海、鲜花烂漫、碧水清波、晚霞夕照、彩蝶纷飞、白鸟歌唱、毡包犹如白莲花、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犹如珍珠撒,让学生了解蒙古人民以放牧为生,自由、安宁、美满、舒畅的生活特点,无需更多的语言,就能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了人们的心情,引起他们学唱歌曲的兴趣。

四、演唱与律动相结合加深学生学习兴趣

民国文学的特点篇(7)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 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 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库未存字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