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篇(1)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文学在内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皆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好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学如此,现当代文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历史的规律。

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梳理多民族文学融汇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走向未来,繁荣昌盛,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文学史存在的现状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自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逐渐形成,中国文学史成为各高等院校中文(或国文)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林传甲诸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该课,相关的教材、讲义、专著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然而,传统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现代及当代文学史,却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憾:一是介绍内容基本上是正统的书面文体,即所谓诗文词赋,以及小说戏曲之类,而对于数量十分广泛的民间口传文学则几乎不予理会。第二,除个别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汉字文献作品之外,主要内容皆为汉族作家文学,多民族文学作品几成空白。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多为名不副实,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或者是“中国汉字书面文学史”,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实际情况不符,未能全面的反应其文学成就。

这种情形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简单归纳大概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国传统的问题等级观念,以诗文为正宗,予以特别重视,其余文体则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其后,词曲小说之类方在大多数学者眼里占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元曲长期以来遭受的境遇,亦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元曲如此,其他民间俗文学为论者所不屑一顾更是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客观条件问题,主要是语言障碍,由于汉民族数量众多,汉语影响力强大,成为境内乃至东亚地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和范围都有较大局限。因此,除了少量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得以较广地流传之外,各民族丰富的文学成就多限于在本民族内部传播,大多不为其他民族所了解。学者们这种因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知识结构缺陷,是造成学术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书写不可回避的客观障碍。

此外,由于前面两种原因的结合,即客观障碍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学成就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征差异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及对不同文学体裁艺术表现手法的喜好程度等,都会形成对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各种非主体文学样式有意无意的忽略。

二、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作为中国文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成绩尤为突出,为中国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不可忽视,更不可分割。

综观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长河,作家群星璀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百花盛开,成就辉煌,令人惊叹不已。古代文学虽然因客观原因存在较大差异,但无论是书面还是口传文学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匈奴、鲜卑、羌、女真、蒙古、藏、彝、回、满、等各族均取得较大的文学成就,涌现了北魏宇文氏家族诗人、唐之元结、独孤及、元稹、金代元好问及完颜氏家族诗人、11世纪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元代耶律楚材、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余阙、明代李贽、清代纳兰性德、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赵藩等大批各族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许多优秀的书面文学作品如南方土著人《越人歌》、古羌人的《白狼王歌》、鲜卑的《敕勒歌》、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蒙古的《蒙古秘史》、藏族的《仓央嘉措情歌》等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还有如举奢哲《彝族诗文论》、阿买妮《彝族诗律论》一类文学理论著述,说明其文学成就已经达到相当之高度。在民间口传文学方面,更是贡献突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许多作品影响广泛。其中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及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彝族长篇史诗《勒俄特依》《梅葛》以及羌族英雄史诗《羌戈大战》等,均显示出中国古代史诗的辉煌成就,破除所谓中国文学无长篇史诗之偏见与谬说,堪称中国文学之瑰宝。

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学更是不断走向繁荣,名家如林,精品倍出,族别广泛等成为突出的特点。这里有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启功、黄裳、马加、舒群、柯岩、叶广芩、巴音博罗,苗族作家沈从文、蒙古族的玛拉沁夫、萧乾[3]、李 、纳·赛音朝图克、席慕容,回族的穆青、郭风、木斧、张承志、霍达、白先勇,土家族的家族的黄永玉、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朝鲜族金哲,藏族的饶阶巴桑、益希单增、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包尔汗、特依甫江·艾里耶夫、铁木尔·达瓦买提,壮族的华山、黄勇刹,白族诗人晓雪,东乡族的汪玉良等等,闪光的名字数不胜数,其中许多著名作家不仅仅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进入到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多民族作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许多作品影响深远。《正红旗下》、《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边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李双双》《黄河东流去》、《黑骏马》、《心灵史》、《鸡毛信》、《刘三姐》、《欢笑的金沙江》、《穆斯林的葬礼》、《冰山上的来客》、《格桑梅朵》、《尘埃落定》等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之作。

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各民族作者在辛勤耕耘,从事文学创作,除汉语创作外,还有不少民族的作者用各民族的母语进行创作,或者使用双语创作。虽然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完全平衡,但却各自具有其风格和独特的意义。到1997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京颁发,以前从未获奖的珞巴、基诺、塔塔尔等三个民族作者获奖,形成我国56个民族都有作品获奖的民族文坛大团圆,标志着我国多民族文学不仅广泛,而且在质量和艺术上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代文学中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崛起的象征。

三、多民族文学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多民族文学作品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形式多样,带给我们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祖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当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条件。20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的采风运动在民间文学搜集抢救和整理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1984年起,又启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搜集编撰工作并陆续分省区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

转贴于

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卷帙浩繁,资料十分广泛,其中也包括着各族民间文学。同样,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问题在五十年代即已提出,几经周折,1983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其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牵头编写的包含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也陆续推出,该书为族别文学通史性质,所论古今贯通,可以一览各族文学概况,此后的研究更为深入,分期的 断代文学史也不断出现,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之类。2004年,《民族文学研究》和四川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发起召开了“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促进了对各族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观念的转变,随着论坛的逐年召开,加深了相互了解、沟通交流,认识的深化。

(二)促进文学创作借鉴和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兼收并蓄,吸取精华,彼此差异正是特色所在。

就形式而言,各族文学就有许多可以互相借鉴之处,以口传文学为例,许多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如蒙古族的数来宝,藏族的鲁体、谐体民歌,维吾尔诗歌的“阿鲁孜”、格则勒、柔巴依,苗族的“贾”、嘎别福、恰央,壮族的“欢”,朝鲜族的“阿里郎”、时调,满族的子弟书,侗族的大歌,琵琶歌、多耶,瑶族的信歌、香哩歌、石牌话,白族的打歌、白族调、大本曲,土家族的摆手歌、哭嫁歌,傣族的赞哈,僳僳族的莫瓜调、掰史掰,水族的双调、单调、诘俄伢,土族的家曲,达斡尔族的舞春,仫佬族的古条,撒拉族的撒拉曲儿,毛难族的罗海歌,仡佬族的排歌,京族的唱六八,赫哲族的伊玛堪,珞巴族的夹日,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花儿等等,以民歌、说唱等艺术保存丰富的文学资料,也是一朵朵文学艺术争奇斗艳的奇葩。

通过对多民族文学成就的欣赏和了解,还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几乎每一个民族或成功的作家,都是在学习借鉴多民族文学和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都有着从多民族文化文学学习的经历,伟大诗人屈原深深地受到荆楚和南方巫觋文化与艺术的影响而创作楚辞,唐代巴蜀、西域等中原之外的多民族文化对李杜的深刻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生长在四川的苏轼随着游宦谴谪的行迹不断地吸取东西南北乃至岭南地区海南黎族文化的营养。在现代作家中,从郭沫若的《孔雀胆》、曹禺的《王昭君》,到王蒙的《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高樱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等名家名作中,都可以看到汉族作家学习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缩影。反之,古今少数民族作家同样也受到汉族及多民族文学的影响,历史上接受汉文化比较早的匈奴、鲜卑及其后裔都出现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如著名的元结、元稹、元好问都是鲜卑后裔,金代初期实行借才异代政策,对促进其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回、契丹、女真、满族都有许多从事汉文创作的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玛拉沁夫、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均是将本民族文化特色与汉族文学传统密切融合的佼佼者。古代苏东坡贬谪海南,传播中原文明的同时,也学习当地民族文化。当代艾青、王蒙在新疆与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并进行语言文学交流也已传为民族团结的佳话,这一切,都是多民族文学彼此交汇促进共同繁荣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必然走向。

(三)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促进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2)

一、丝绸之路文化与艺术

“丝绸之路”作为忠实记载亚欧非洲诸国几千年交流史的文化符号，忠实记载和综合反映了沿途各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其中包括极为珍贵的宗教与世俗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做了题为“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与文学微探”的发言，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机遇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于文化交流方面，在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丝绸之路成为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展现的新魅力，产生的新影响，对拓展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空间意义重大。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文通过对丝绸之路文化的互文性解读提出丝绸之路文化不是单纯的“丝绸”文化、商贾文化，它汇聚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闪族伊斯兰文化以及以希腊和罗马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等，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师范大学的王佑夫用比较的方法提出丝绸之路上西域诗学的多元性、交融性、纪实性和断层性的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张艳奎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两件作者认为是关于古代吐鲁番地区数学教育的重要材料的算学文书《古抄本乘法诀》和《数字习字纸片》。

关于宗教文化方面，还有许多学者从多重视域分析了宗教文化的理论价值及其艺术特色。韩国高丽大学郑广薰介绍了敦煌配图本的版面编排。西北大学的梅晓云做了《少林寺那罗延神的失落——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的报告，借著名的少林寺护法伽蓝那罗延神的失落问题，探讨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此外，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罗汉向大会提交了《佛母摩耶崇拜在中古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女皇武瞾皇权中的体现》的论文。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陆芸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行了总体述评。此次会议上，还有部分学者就丝绸之路涉及的歌舞文化、石窟艺术、民族关系、审美范式服饰美学等要素做了相关探讨。

二、丝绸之路民族文学与文献

在语言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黑维强提出了关于古代契约文书界限类词语演变考察的看法。吴嫒就古全坠声母在关中西府方言的历史演变向大会提交了论文。

在文学创作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魏景波分析了丝绸之路与唐代边塞诗的关系。赵颖借旧体诗这一文学范式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提出南洋诸国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新加坡有大量华文旧体诗的文本，但华文旧体诗论述极少。

在文学的传播交流方面，部分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及某区域的民族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了理论阐述。

三、丝绸之路旅游出版与戏剧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3)

12月20日，研讨会成立了以石仲泉先生为主任委员的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与会专家围绕着中心的建设发展从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协同创新以及重大科研成果的推出和申报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指导，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2月21日，研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和揭牌仪式，第二阶段围绕“苏区精神：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这一主题进行学术研讨。在大会开幕式上，赣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孙弘安代表学校致欢迎辞，简要介绍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情况，表示要按照教育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要求，努力把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中央苏区史和苏区精神的研究高地、革命传统教育的宣传阵地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智库。沈谦芳代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作了《大力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的讲话，从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和概括苏区精神的原因、对促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发展的意义及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彭祖雄代表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会上致辞，对赣南师范学院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进一步总结经验，开阔视野，整合资源，协同创新，努力在以中央苏区史和苏区精神为重点的中共党史、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上多出高水平、高质量成果，成为全国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有较大影响的研究基地，为繁荣发展江西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学术研讨会阶段，石仲泉先生作了题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旨演讲，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集中阐述了的丰功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并提出要辩证看待晚年错误，认为和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是命运的共同体，是打不倒的。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4)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5)

民族形象是整个民族历史发展和现代表现的主要环节，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体现民族形象不断变化的表征。现代文学在语言和文化交流日益广泛的今天，融合了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但同时民族特性也是其根本内容之一。本文从民族形象与文学开始论述，分析了现代文学的民族性，讨论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民族历史的叙述是建构民族形象不可或缺的一环”，“民族这个形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学来表现的”。因而，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的叙述。

1．民族形象与文学对民族历史与形象的审视和叙述，历来是小说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如王德威所说：“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攸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生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在国度、族群之中，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特征时时都会提示他们自己来自何处。远离了曾经的家国，在日益向新的民族文化的融人过程中，他们的视角摆脱了过去的单一文化的束缚，能够“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思考的看法”。

民族形象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事，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形象。从最细微的国民个人的一言一行，到企业、机构等在对外经贸往来过程中的一举一动，乃至一件出口商品质量的优劣，都影响着人们对一个民族的形象的认知与评价。民族与个人是分不开的，个人形象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形象。在国外，一个人给他人留下不错的印象，就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其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形象也会因此而提升，反之亦然。民族形象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不能不说是成难毁易。确立一个民族的形象需要多年时间，失去形象却只需要几分钟。建立良好的民族形象，不是装出来的、遮出来的，不是支离破碎的行动，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包装，而是要从根本上，持续长远地增强民族吸引力。只有内铸好品质，方能外树好形象。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友谊的不断加深，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更趋正面。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壮大，世界更加关注中国。相应地，中华儿女们在与世界日益密切的互动中，也需要自觉地展示和提升良好的民族形象。我们只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不断丰富民族特色文化内涵，创作出更多的文化杰作，才能让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更加美好。

2．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永久性的话题，不仅在与西方文学的对比关系中得以体现，同时也在反映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对照关系中。纵观对现代文学的民族性的定义，往往通过“传统、本土、中国”等文字来体现传统的中国文学，而现代文学在强调这些品格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融入“现代性，世界性”等观念。而这些不同品格性质的文化概念，也正是困扰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关键点。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并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古代性”来体现，和30年代“前锋社”等所宣传的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民族性”有许多形式上的区别。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西方文化和文学发生许多的碰撞和关联，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中，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起到了一些补充和丰富过程，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也给予西方文学更多的色彩，可见，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具备一定的复杂性和兼容性，而不再是传统的纯粹性，不能通过独立化的形式来对其界定。“民族”在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意义上作为现象可以说早已有之，但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古代，由于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相对封闭，“民族”在中西方的古代都处于自然状态，缺乏“自我意识”。本质上，“民族”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是以政治诉求为中心内容的民族主义的产物，“民族”的现象和国家的现象固然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前很早的时间就已经存在，但民族主义作为历史力量的崛起，作为有着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而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方式，却是非常近代和现代的”。转贴于

3．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思辨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不可避免受到现代文化复杂性和兼容性的影响，具体来讲，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些特点，同时又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吸收了西方文学的一些优点，但是它不能单纯地被定义为中国古代文学或者西方文学，而是第三种文学，即中国现代文学。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已经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古代文学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具备着封闭性，其文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都相对单纯，“世界性”与“民族性”在理论上是相对或矛盾的范畴。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无论从其内涵还是表现形式上，都要复杂得多，它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赞美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学在语言文字的表达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渲染较多，它在传承中国文字的同时，也在吸收西方文化中简洁、清楚、直接的特色，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形式更加直白。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西方性”它们是相互融合相互统一的。正如朱德发、贾振勇所说：“中国现代文学既有世界文学范围的现代性的同质性，更有特定民族、特定时空的异质性。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普遍主义的现代性和种族主义的民族性在20世纪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相遭遇而孕育的独特个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折射和精神展现，民族性是它在20世纪历史选择中形成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因此，从宏观的理论角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我个人认为这个定性是非常准确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备兼容性，它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它的内容和精神方面也就具备了这两种文化的特色，所以，它具有文化“间性”。

但是，社会上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已经不再具备传统文化的精髓，只是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模仿和学习，因此，它不具有文化独立性和民族性。对于这样的观点，我本人持反对意见，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在其表现内容和形式上与现代西方文化具有许多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这样的情况正体现着现代文学出现与发展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文学形式，并不是单纯地模仿和复制，也不能以此来判断中国现代文学不具备民族性。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时，其发展的主导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并且中国现代文学在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充满了创造和变异，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即现代传统。

4．语言的民族特性

要判断一种文学是否具有其国家民族性，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语言，语言是体现文学“民族性”的重要内容。孙中山认为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有五种力量非常重要，这五种力量分别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对于语言与民族之间关系，他的观点和论述是这样的：“如果外来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便很容易被我们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个民族。再反过来，若是我们知道外国语言，也容易同化外国人。如果人民的血统相同，语言也相同，那么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语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孙中山先生的这一观点至今仍受到许多人的质疑，部分人甚至认为学习外语也是本国文化的沦丧表现，其实不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具有其科学性和可实践性的，根据语言反映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缔造语言特色的这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不难看出，不同国家的语言与其文化传统紧密相连，而掌握一门语言是开拓沟通的有效途径，在人具有共同语言的情况下，对方的传统和文化习性才能更容易被自己接受和认可。这也就体现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若是我们知道外国语言，也容易同化外国人”。

5．结束语

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世界性、现代性、中国性、本土性，但这些特性在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其内涵都可以包容到民族性中去，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从根本上是民族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与民族形象的构成息息相关，通过现代文学的形式生成构建“民族形象”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合理性，也只有在体现民族性的同时才能让现代文学在与世界同轨发展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个性。

参考文献

[1] 魏韶华，武菲菲.“改造民族灵魂”能够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再思考[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10，(1)：38-43.

[2]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J].新华文摘，2009，(3)：90-93.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6)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7)

关键词：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现状；反思；展望

一、我国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世界也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世界公民教育与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世界观与价值观教育都是一致的。从实践中发现，我国一些地区基于世界公民的培养标准，已经把世界公民的培养纳入到各级教育课程体系之中，并在教育目标、内容、手段等方面有了相应的具体做法。

（一）在教育目标上

从这方面来说，我国已提出既要培养良好的国家公民， 又要培养具有国际知识和国际能力的世界公民。以香港地区为例，“香港的公民教育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关注点主要为个人和社区议题，直至90年代香港回归祖国，公民教育的内容也渗入培养国民意识的元素而世界公民教育的内容，例如环境保护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经贸贫与富能源全球化等，亦自那时开始逐渐融于不同的学科之中，包括：经济与公共事务地理通识教育综合科学等”。＼+①香港学校公民教育指引（1996）中提及，认识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作为一个地球村的一份子，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间题，为了建设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应该懂得人的基本权利和责任，成为一个具有参与和贡献精神的世界公民。

在2004年香港教育统筹局公布的《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学制》中，强调“旨在培养成为有见识负责任的公民，认同国民身份，并具备世界视野；尊重多元文化和观点，并成为能批判反思和独立思考的人。在通识教育课程的培养目标中，更是明显地提出了帮助学生欣赏和尊重多元社会中文化和观点的多样性，学习处理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帮助学生建立个人的价值观，并加以反思，懂得做出抉择和判断，最终成为对社会国家和世界有见识和负责任的公民。”＼+②

（二）在教育内容上

世界观念渗透到所有课程领域和实践活动中， 加强国际知识教学， 培养学生相互尊重、理解及处理差异问题的能力。以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为例，这所中学彰显学校国际化特色，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人的要求出发，放眼世界，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学生具有世界眼光、现代文明习惯和国际交往能力；并立足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以宽容、尊重的态度与异文化沟通、融合，来深化世界公民教育的内容。另外，在香港的有关教育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在2009年9月实施的香港中学教育新高中课程中，通识课程中的单元二：“今日香港”，其中一个主题为身份和身份认同，内容提及有关影响身份建构和影响香港人建构的香港人中国人及世界公民身份的学习元素，亦显出世界公民的课题在教育目标及内容方面的重要性。

（三）在教育途径上

既积极改进传统的教育方式， 又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据了解，为了实现培养世界公民、国际英才的目标，南京师大附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先后与日、韩、澳、英、法、加、美等国的十余所学校结成友好学校，实行教师互派、教材交流、学生交流等活动；开设江苏省第一个国际高中文凭（IB）课程实验班，为附中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资源，改造附中传统课程，为培养世界公民提供校本教材；创建国际交流平台，为优秀学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创造机会。在国际化课程中，奉行的主题是“把世界引入附中，让附中走向世界”。这些课程包括模拟联合国课程、IB国际文凭课程、开展国际科技文化节等。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也在探索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开发并实施《与世界对话――走向国际理解的甘泉》等校本课程，开设国际理解教育讲座等；构建具有国际理解教育特色的拓展型课程，引进国际通用课程，如国际教育类的JA（国际青年成就组织）课程，EPD（环境、人口、可持续发展）课程等。

总的来说，我国世界公民教育的开展主要在学校开展，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学生成为既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又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情怀的年轻一代。并通过多种途径对学生开展世界公民教育，既有常规课程，也开发国际课程，利用课外活动来增强实践性。

二、对我国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的反思

从国内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的实践来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世界公民身份认同的困境

随着全球范围内人们的迁移，人们身份出现了多重性，使得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公民的身份。而传统的公民教育体制之下，“认同民族，效忠国家”是公民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也就是通过教育把个体培养成为一个支持政府和国家的合格公民。并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公民教育的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成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它主张本国利益高于他国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类利益高于生态利益，坚持“有人赢，必有人输”的“零和博弈”的思维逻辑，否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的平等与尊重。

而在全球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趋势下，公民教育转向为一种培养具有世界意识、并为此而积极行动的人的教育，其核心就是要着眼于人类整体，在解决人类所遇到的问题时，能够把民族国家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到“思考着眼于全球，行动始自于地方”。也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世界公民。

但在法律上并没有“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只有“国家公民”的概念。法律上的公民就是属于特定国家的。当今世界分为200多国家，国与国之间的鸿沟不再难以跨越，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在互相开放，加强交流，全球范围内人们进行频繁的跨国迁移、流动，使得公民的定位在全球化背景中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定位，对民族国家的权威、认同构成了挑战，带来了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同困境。

（二）世界公民教育方法应用的难题

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培养的是心胸开阔、富有责任感的世界公民，其教育主题包括和平教育、民主与人权教育、跨文化教育及环境教育等。它与传统的教育理念不一样，是素质教育。但是，我国现在的教育模式仍是一种应试教育的土壤，是一种传统教育模式，因此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的开展充满了种种障碍。其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

1、传统教育模式，缺乏交流。

传统教育模式下教师与教师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缺少教学上的交流、沟通与互动，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一个学校中，各科教师也是缺乏交流的。理科教师一般只关注学生的思维逻辑，文科教师则关注学生的书写和表达，非班主任教师不过问学生品行。世界公民教育所要培养的公民不光具备公民意识，还要能在实际生活中有公民的行为，如具备批判和创新意识，能与他人合作，有宽容和参与精神，有想象力和交往能力，能独立解决问题等，是知与行的统一，这就需要各科教师的关注和交流。

2、传统教育模式，教育环境闭塞。

传统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处于“闭门办学”的状态。学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而在学校的绝大部分时间又是在“狭小”的教室中度过的，学生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缺少与外界的接触。这样的环境在世界公民教育中是一大障碍，世界公民教育关注的是公民与世界、国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实践性很强的教育。

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强调培养青少年突破自身局限，把世界作为自己的责任范围，了解世界，尊重自己、他人和其他民族，尊重他们的理性、差异、文化及信仰，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一种素质教育的理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世界公民教育只有突破学校教育闭塞的传统模式，才能在实践中帮助学生增长世界公民技能。

（三）民族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冲突

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根基所在。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内部出现多种文化并存。我国文化的多元化一方面来自于国内，我国拥有56个民族，是以汉族为主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而且就是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形成异质文化。另一方面来自国外，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仅为我国带来了财富的增长，同时也带来其他国家的文化。

在新的多元文化主义呈现发展趋势的今天， 在民族文化认同中既要考虑多重认同的存在与价值， 又要为多重认同中民族主体的自由选择创造条件并提供可能的支持政策，由此给公民教育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带来了难度。因为不同的文化在价值立场、内容体系等方面会存在分歧，形成文化矛盾与冲突。文化冲突表现在多个层面，既包括不同形态文化间的价值冲突，也包括同一形态文化内部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比如，中国香港回归后，在香港存在着一种情况，有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将提倡爱国爱港视为极“左”表现；也有“知名人士”发表反对香港与中国内地加强联系的言论，认为自己只是香港人。此类情况不利于我国的统一和发展。我们需要意识到，香港由于长期与祖国的民族文化隔离，本身在资本主义多元文化背景下存在了很长时间，面临着多元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冲突。因此香港要回归中国大集体中，就必须要加强港人对祖国的民族文化认同。同时，我们国家青少年学生对国家的文化认同也令人担忧：小学生拿国旗擦鼻涕，拿红领巾擦桌子，迷恋韩国、美国文化，并对他们充满了向往；而谈到本国的传统、历史时，却一脸茫然。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民族文化与多元文化出现了冲突，需在全国范围内对青少年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教育。

三、对我国青少年世界公民观教育的展望

当前我国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存在不足，我将从国家意识、教育模式对我国世界公民教育提出展望。

（一）国家应从意识上重视并指导世界公民教育

“国家在世界公民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管教科文组织怎样努力，如果没有国家的配合，没有国家将教科文组织的蓝图纳入本国的教育政策，教科文组织的一切美好愿望都将化为泡影。”＼+③因此，国家应该从意识上重视世界公民教育。具体来说，国家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将青少年世界公民观教育写入教育文件，从政策上给予支持

为了适应发展需求，教育行政部门应在“面向一世界”的前提下，树立全球化意识，培养学生具有世界公民的素质，切实把一世界公民教育作为教育的内容列入到有关的政策文件中。并尝试编写青少年世界公民观教育的课程标准，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制订与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相关的《指南》，这样使教材的编写，学校的教学活动更具有针对性，而且突出世界公民教育内容，明确世界公民的内涵、目标、具体要求等。

2、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推进跨文化交流

对民族来说，民族文化是其存在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坚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观。对世界来说，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对世界多样性的贡献。民族国家要培养对世界有贡献的人，必须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为了国家生存发展，必须捍卫民族的文化特性。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又会妨碍我们了解世界，甚至破坏和平。所以要推进跨文化交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二）教育模式应从传统型向开放交流型转变

1、学校加强同校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学校本身的资源和机会等方面是有限的，因而在开展世界公民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靠内部的努力，也要学会从外部寻找资源和合作来提升世界公民教育的效果。学校可以与多种外部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①学校可以通过向在世界公民教育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的学校学习、到他校参观、与学校领导、教师交流经验等方式获得宝贵的经验。②学校可以与外国学校结成长期合作的兄弟学校，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外国的文化、与外国学生进行直接交流，也可以拓宽教师的阅历、帮助教师更好的理解各方面的国际议题，提升教师进行世界公民教育的能力。

2、学校组织内部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

在学校中开展世界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重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塑造一个平等的、尊重差异的、热爱世界的氛围，给学生更多亲身体会和参与其中的机会。学校应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既可以组织一些国际议题的座谈会，开办国际胜的讲座等常规活动，又可以举办一些年度活动，如世界公民教育文化周、世界公民活动月等。让学生能更生动、直接、有效的接受世界公民教育。

四、结语

开展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是时代所需。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处理世界重大问题上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现在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将在21世纪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培养出21世纪强有力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公民，我国应该大力开展青少年世界公民教育。

[注释]

①转引自李庆伟.萧婉玲《谁是“世界公民”？――香港中学生对世界议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J].《青年探索》.2011 年第 4 期・总第 166 期。

②转引自李庆伟.萧婉玲《谁是“世界公民”？――香港中学生对世界议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J].《青年探索》.2011 年第 4 期・总第 166 期。

③唐克军.比较公民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03。

[参考文献]

[1]李庆伟.萧婉玲《谁是“世界公民”？――香港中学生对世界议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J].《青年探索》.2011 年第 4 期・总第 166 期。

[2]唐克军.比较公民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03。

[3]邬志辉.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王啸.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公民教育[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