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资的成本篇(1)

机会成本概念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分析     

在我们引进的经济学概念里，“机会成本”深入人心的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它不仅活跃于经济学理论学术界，而且深得现实经济生活里各方面的器重，甚至于扩展到了政治体制、法律观念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至于在金融投资、股票、证券行业里，“机会成本”常常与风险概念一并使用，成为投资决策与风险判断的最重要的方面。不谈“机会成本”而言投资者，多半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投资者。

    

机会成本又称为择一成本，它是指在生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产一种货物占用资源而不能用于生产另一种货物的价值。换言之，就是当一种资源只能用于生产一种产品时，未被选择的生产产品的价值大小，就是被选择的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如一批钢铁用于生产机床时，它们就不能被用于生产汽车，生产汽车产生的价值便是生产机床的机会成本；同样，当钢铁用于生产汽车时，生产机床产生的价值就是生产汽车的机会成本。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生产者只能在不同的产品生产决策上做出选择，择一而须弃另一，择得合适，便是机会成本低下，经济效益好；相反，择得机会成本高者，经济效益就不好。由于机会成本并不是实际选择定的生产产品的成本，它更大程度上是观念性的。

    

无疑，这是一个很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经济学概念，当它从生产领域引入到投资领域后，投资资金便作为资源来看待了。在投资的选择上，择一而不能投另一，便有投资的“机会成本”考虑。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无一不是在投资项目的多方面对比与选择后才完成的，那种被列于选择，而最后又没有投资的项目，自然成为了机会成本的计算主体，在这一主体上投资可能得到的全部的价值收益加上投资价值量，就是被选择定的投资的机会成本。

    

当机会成本概念引入投资领域时，相应地，人们对于风险的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传统的投资活动里，人们通常只从投资活动本身计算成本，如投资咨询成本、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成本、投资的生产资料成本、人工成本等，它构成了投资的实际成本。一个投资项目或对象，只有耗费于其上的各种支出才是成本计算范围内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投资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投资后产生的收益，投资成本水平高低则取决于收益的多少，它与投资活动范围以外的项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这种成本概念下的投资风险，也就是投资后可能没有任何收益，而且可能损失投资资本的结果。有了机会成本概念之后，投资者便将风险的范围扩大了，如果投资的项目或对象虽然得到了收益，但没有达到预计的水平，没有达到投资于另一个项目或对象可能产生的收益水平，也就是说，投资实现的收益水平并没有高于机会成本，这便是投资的不成功，投资没有得到“机会”性收益，投资决策错误，与此相关的投资决策与活动就是风险巨大型的。

    

正是这样的投资机会概念和投资风险概念，使得投资者对于投资的考虑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投资者不再简单地将投资的直接收益作为评判投资成本与否的标准，而是将收益与风险和“机会成本”联系分析，对投资的成功要求大大提高了。相应地，人们推出了新的风险分析办法，并且推出了大量的避免风险的工具与方法，试图在任何一次投资活动中，都取得最大的收益，或是将风险降低到最小水平。金融衍生产品就是其中重要的工具之一。

    

应当说，当前的金融衍生产品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还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它似乎在表明，凡是与金融活动相关的产品，无一不可以来“衍生”一下，利率可以，股票指数可以，外汇可以，债务当然也可以。因此，我们目前还根本细分不了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类，大体与金融活动相关的期货、期权、调期、回购等都在金融衍生产品范围之内。因此，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定义为已有金融产品基础上设计出来的新的投资对象。显然，作为投资对象，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就是清楚的：一是避免风险功能；二是投机套利功能，投资就有投机的可能，金融衍生产品不是一般的投资对象，投机功能就是强大的。就金融衍生产品的避免风险功能而言，在投资者风险概念扩大了的情况下，金融衍生产品的这一功能似显得更加招人喜欢，也更显得地位突出。

    

以股票期货指数为例来讨论。对于单个投资而言，股票投资可能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投资之一，这就产生了投资避险的要求。股票指数期货正是应这样的要求而“衍生”出来的产品。对于一个有多种股票的投资者而言，股票指数期货就是最有效的避免风险的工具了，它以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相反的操作。一定时间后，股票的价格真的下降了，投资者手中的股票贬值了，他的投资受到了损失；但是，股票期货也下跌了，他通过买入股票期货来对冲，赢得了期货市场上的正向收益，结果，该投资者没有损失，或许还能赚点，最普遍的情况，便是损失得很少。

    

同样，如果一个投资者卖出股票后，做了空头，股票价格上升，而且显示出了继续上升的热头，这对于投资者是一个损失，他需要别的方式对这种损失进行补偿，于是，他需要买入股票期货来避免这种风险，如果股票市场价格上升，他出售股票的损失也就越大；而在股票期货市场上，股票指数期货价格上升，卖出合约可以得到相当价值的收益，这样一收一付，正负相抵后，至少也是风险减少，股票指数期货的避免风险功能表现得格外充分。

    

在这样的股票市场与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相反的操作中，我们可以留心到如此的事实：如果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做的是多头，而同时并不利用期货市场上的避险保值功能，那么，投资者可能会有两种结果出现：一是股票的价格上升，股票的投资者将抛出股票，取得可观的投资收益；二是股票的价格下降，股票的投资者由于资金周转等问题，他不得不抛出，由此蒙受较大的投资损失，与既做股票市场多头，同时又做股票期货市场上的卖空来说，投资者可能赚得痛快，也可能赔得惨重，收益的波动曲线是大幅度的；而利用了股票期货市场者，就在不赔不赚和小赔小赚之间波动，曲线是平缓型的。

    

同样，当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做的是空头时，在不利用股票期货市场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由于价格下降而庆幸抛得及时，减少了损失或是获得了收益；相反，如果股票价格上升，投资者则可能后悔抛股票过早，形成了重大的损失。和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情况不同，如此的投资活动的收益波动曲线是高波峰和低波谷的。如果利用了股票期货市场，则拉平了收益的波动曲线。

    

可见，用不用股票期货来做反向操作，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投资做不做保险的选择，如果做了，投资者就不再有投资损失的巨大风险，但同时，它也使投资者得到较大收益的可能性消失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风险是避免了，但赚取大钱的机会也丢掉了。我们承认，这的确是金融衍生产品投资保值避免风险的功能。但是，如果认识只是停留于此，我们的思想就显得过于狭窄了。

    

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来避免做股票投资的风险，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夸大机会成本的观念在作崇，投资者将股票投资的非实际成本过于计较了。在多头投资者那里，他将股票价格可能下降而形成的风险夸大了，但他又不想马上抛出股票，由此利用起了股票期货产品；在做空头的投资者那里，他将股票价格可能上升而形成的风险夸大了，但他又没有办法不做空头，他也就利用起了股票期货产品。多头者想持有股票，空头者不想马上投资，都是以相反的操作作为机会成本来考虑的：多头怕抛了股票会有更大的损失，而空头则害怕马上买入会极不合算。这样的结果，机会成本成了投资的最主要考虑，同时又被放置于放大的地位上，投资者便有无所适从的感觉。最后，干脆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来“保险”，夸大的机会成本马上变成现实的风险度量，投资者用股票期货消灭了风险，也消灭了增加收益的机会。

    

但是，机会成本毕竟不是实际成本，在进行股票投资时，考虑机会成本是必要的。若是过于计较，结果就失去投资本身的意义了。在进行任何投资时，投资量、实际成本支出、投资收益和投资损失量是四个真实的需要计算的指标，一个股票投资者做多头时，他应当对股票市场的情况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如果他估计股票价格将下降，最简单可靠的反应是将股票及时地抛出；一个股票投资者做空头时，如果他估计股票价格将上升，他就应当在股票市场上及时地买进，以待谋利。如果投资者的估计错了，投资者将需要支付的是实际的投资损失量或是实际成本。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来“保险”价值，实际上是一种将手中现有价值延续到一段时间后不变的做法，它与股票投资者对市场的分析与判断不再有任何关系，市场是升是降，投资者手中的价值基本不变。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投资么?就此而论，股票期货产品的保值功能是消极的工具，它使投资者没有了投资价值的变化风险，也没有了投资价值增加的积极力量。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千千万万，如果每个投资者都是如此进行操作，不论做空头还是做多头，投资的风险都由股票的期货市场操作“保险”住了，那么，股票市场的价值变化也就将基本稳定了。从总的情况分析，现代的股票市场，不论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都具有“零和交易”或是准“零和交易”的性质，即是股票市场有人赚钱，一定是他人赔钱所致。在投资者都用股票期货来进行保值后，股票市场便一定是超常地稳定了，没有人能够利用股票市场的波动来进行投资了，这样一来，股票市场的存在便有了问题，没有投机的股票市场，还有什么投机者呢?就是一般的投资者，谁又不想低价买入而高价卖出呢?股票市场的存在又还有什么必要呢?

    

从理论上讲，股票的期货产品如果只是让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作为保值来使用，这一产品的保值功能很可能就会将股票市场送进历史的博物馆。但是，现实运行的情况表明，股票市场并不因为股票期货市场的出现而有生存问题，相反，这使得股票市场更加活跃，而且波动更大。这就充分地告诉世人，股票期货产品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保值，而是投机，股票期货产品虽然产生于股票产品，但它远比股票本身更具投机性，这是我们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股票投资的成本篇(2)

(1)采用单项比较法计提跌价准备时,短期投资向长期投资的划转

例1:假设甲企业采用单项比较法计提跌价准备,1999年6月30日因股票C市价明显下跌,为避免变现损失而划转为长期持有。

股票的有关资料如下:

成本890000元

市价890000元

跌价准备40000元

账面价值850000元

在划转时,甲企业应做如下会计凭证: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5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4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

上例中,划转日恰在资产负债表日(6月30日为中期报告日),此时股票c的市价正好等于其账面价值。但是,若股票C于7月26日划转为长期股权投资,而当日的股票市价为840000元,则甲企业应首先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补提跌价准备10000元。甲企业应做会计处理如下:

补提跌价准备:

借:投资收益——短期投资跌价准备10000

贷: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10000

划转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4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5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

如果7月26日划转时股票C市价上涨至860000元,则应做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6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4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新晨

投资收益——短期投资跌价准备10000(2)采用类别比较法或总体比较法,计提跌价准备时,短期投资向长期投资的划转

如果企业采用类别比较法或总体比较法计提跌价准备时,企业只能确定某类或全部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而某一项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是无法确定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短期投资向长期投资划转就只能从总体上冲减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例2:接上例,假定7月26日股票C的市价为840000元,则无论采用类别比较法还是总体比较法,甲企业的划转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4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5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

如果7月26日股票C的市价为870000元,则划转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7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2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

如果7月26日股票C的市价涨至895000元,则依据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应按成本890000元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划转分录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90000

股票投资的成本篇(3)

关键词：噪声交易；投机性；投资者情绪；股票波动；股票收益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4-0027-05

一、引言

以Samuleson，Fama等学者所创立并发展的“有效市场假说”(EMH)理论把股票市场中的投资者看成为理性投资主体，认为资产的价格应该完全理性地反映其基本价值即为预期股息贴现值之和。因为即使存在非理性的投资者，套利活动的存在也将迅速地消除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然而，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的价格与价值相偏离的众多“异象”对该理论提出了挑战。随之崛起的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股票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其内在因素，同时也受到参与主体自身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因素对股票的价格及其变动有着重要的作用。De－long，Shleifer，Summer和Waldman(1990)发表的噪声交易模型(DSSW)首次将投资者情绪引入股票价格决定模型当中，认为投资者情绪是影响股票均衡价格的内在因素。随后Barberis，Shleifer，Vishny(1998)；Daniel，Hirshlei，Subrahmanyam(1998)，Hong，Stein(1999)所构建的BSV模型、DHS模型、HS模型进一步阐述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作用的内在机理。此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投资者情绪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

在确定投资者情绪是股票均衡价格形成的影响因素之后，研究的重点转向投资者情绪对均衡价格形成的作用形式上，即投资者情绪是否构成系统性风险。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单个股票的风险对有效组合的收益不构成影响，系统性风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Wayne Y.Lee等(2002)对美国1973～1995年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构成了股市的系统风险并得到了相应的补偿。然而，随后的一些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Lemmon等(2006)发现消费者情绪指数(ICS)的变化对小盘股及个人投资者持股较多的股票收益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Das和Chen(2007)通过建立个人投资者情绪指数，表明该指数与高科技类股票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国内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张强等(2007)对我国股市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认为投资者情绪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但对不同的市场和组合的影响方式不同且未形成系统风险。

从上述研究可以得出，投资者情绪是决定股票价格均衡形成的系统因子，但其对不同类型的股票影响程度不同，即没有构成系统风险。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非系统性风险对于有效资产组合的价格与收益不产生影响，联系到我国股市的实际情况明显存在一个悖论。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股市横截面收益特征展开研究，从市值规模的角度将股票分为大盘股、大中盘股、中盘股、小盘股来研究投资者情绪对不同类型股票收益的影响，并同时考察投资者情绪对于不同类型股票收益与方差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假设1：相对于“大盘蓝筹”股，那些年轻、波动大的小盘股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对其的影响。

投资者情绪是投资者对股票价格未来变动趋势带有系统偏差的预期，是大量非理性投资者犯同样的判断错误，而且他们的错误又具有相关性的特定现象。因此，投资者情绪的一种可能定义是投机的倾向程度。在该定义下，投机的情绪推动对股票的需求，而投机者会更倾向于购买套利难度高的股票，并因此对股票价格产生截面影响。这里把难于套利的股票定义为具有“投机性”(speculative)的股票。对于“投机性”股票的定义，Baker和Wurgler(2006)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对股票基本面价值估计的主观性和困难度。如对于一些年轻、市值小、目前暂无赢利，但极具增长潜力的公司来说，由于其无赢利的历史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投资者对其估值较为主观且差异较大。在股票投机性的定义当中，市值规模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Banz(1981)按照市值大小将全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进行分组，发现经CAPM调整后的超额收益与市值成反比。Fama和French(1992)的研究也表明，贝塔系数不能解释不同类型股票收益的差异，而公司市值、账面市值比和盈余价格等有着显著的解释力。国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宋颂兴等，1995；朱宝宪等，2001。市值规模小的股票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因而也受到偏好风险类投资者的追捧，这在我国股市也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有基于此，本文将市值规模作为股票投机性程度划分的标准，并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二：投资者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资产收益与其方差的正相关性，且对“投机性”高的小盘股这一影响更加显著。

CAPM的中心思想是：在股票定价中起作用的是有规律的市场系统性风险，而与市场风险不相关的单个风险在股票的定价中不起作用，具体体现在β值上，可以表达为：

从式(1)中可以看出在风险资产的定价中，单支股票与市场组合的协方差即βi在定价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DSSW模型在投资者情绪遵循随机游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两期跨时迭代模型得出了投资者情绪是决定股票价格的系统性因子，其模型结论如下：

其中，Pt为期股票的价格；μ为噪声交易者比例；βi为投资者对股票价格的非理性预期，即投资者情绪，p*，σ2p别为其期望与方差；r为无风险利率。由式(2)可以得出股票的预期收益为：

在式(3)中，投资者情绪波动造成的风险与股票预期收益呈正向关系，而与情绪水平负相关。比较式(1)和式(3)可以看出，投资者情绪对于股票收益的作用体现在对β值的影响上，即作用于资产收益与方差的相关性上。Yuan和Yu(2005)对美国股票市场数据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其结论认为投资者情绪会削弱资产收益与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Yu和Yuan(2008)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期，其削弱作用更为显著。已有研究对投资者情绪对不同类型股票的收益与方差之间的影响尚缺乏相应的研

究，既然投资者情绪对于市值规模较小的股票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是否会体现在对其收益与方差的作用上。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即投资者情绪会削弱资产收益与其方差的正相关性，对于市值规模小的股票影响更为显著。

三、实证检验

(一)实证方法

根据以上论述，假设1需要测定投资者情绪波动与不同类型股票收益的关系；假设2则要测定投资者情绪对不同类型股票收益与其波动正相关性的影响。要对两个假设进行检验则要求研究数据必须是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相结合。因此，本文将采用横截面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并针对研究假设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Rit为第t个时段第f类股票的收益，Asentiment为投资者情绪变化，σ2p为第t个时段第f类股票的方差。i=1，2，3，4，分别表示大盘股、大中盘股、中盘股、小盘股。若fit>0，则表明投资者情绪变动与收益正相关；若，f11≠f12≠…≠f1n表明投资者情绪变动对不同类型股票影响不同；而gli

对于σ2的测定，由于股票收益回归方程的残差往往呈现波动的“成群”现象：波动在一些较长的时间内非常小，在其他一些时间内非常大。这说明误差项可能存在条件异方差性。由Robert和Engle(1982)研究发展出来的ARCH模型把误差项的条件方差表示为前期误差项(不考虑其符号)的增函数。Bollerslev于1986年对ARCH模型进行了改进并提出了GARCH模型，把误差项的方差表示为前期误差项(ARCH项)、前期误差项的方差(GARCH项)的增函数，可以说GARCH是广义的ARCH模型，而ARCH是GARCH的一种特定形式。因此，这里对σ2的测定采用GARCH(1，1)模型：

其中，σ2t-1为上一期的预测方差(GARCH项)，靠。为上一期的残差平方(ARCH项)。

(二)数据说明

1　股票收益分类。基于前文的论述，“投机性”股票一个重要特征是高波动性，据此可以将股票分为大盘股、大中盘股、中盘股和小盘股四种类型。就投机性而言，大盘股“投机性”最小，而后依次递增，小盘股的“投机性”最大。本文选取了中信标普所提供的A股指数作为股票收益的数据来源。研究期间为2005年3月～2007年3月，与构造投资者情绪指数所能取得的样本期一致。

2　投资者情绪。我国目前对投资者情绪的调查不多，且大部分数据经常缺失，数据不完整，影响了分析效果。本文采用了在《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华鼎“多空”民意调查数据，主要是对大、中、散户的仓位情况以及对后市涨、跌的看法进行调查，以客观数据为中心，通过华鼎自编数据处理程序进行处理，并结合华鼎仓位指数模型与基本面得出。样本期间为2005年3月～2007年3月。

(三)检验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投资者情绪及各类股票收益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

从表1的结果来看，投资者情绪均值大于0，说明投资者情绪在样本期间整体表现乐观，从而促进了股市的正向收益。大盘股收益和小盘股收益均值分别为0.16961、0.187137。小盘股收益均值大于大盘股收益均值。再看方差，小盘股收益的方差同样大于大盘股收益的方差。风险与收益的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上述统计结果中小盘股收益均值大于大盘股收益均值。但小盘股高出的超额收益是否完全是其高风险所带来的，高波动性是具“投机性”股票的特征，它的这种特性使得厌恶风险的理性投资者难以进行套利。风险与收益的这一正相关性是否受到投资者情绪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在回归结果分析中进一步探讨。

2　变量及模型的检验。本文选用的数据和实证检验模型涉及金融时间序列，建模时首先要考虑选取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相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另一类为不同根情况下的单位根检验。由于所选取数据中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in―dividual unit root process)，因此，这里采用不同根情况下的ADF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

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各类股票收益及其方差、投资者情绪指数在整个样本期间都是平稳序列，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实证检验。

接下来进行模型形式设定的检验。通过Eviews5.0软件直接求得三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再利用F统计量的公式得到如下检验结果见表3：

在置信水平0.1下，临介值F1(9，1872)=1.634，临介值F2(12，1872)=1.549。表3中F2>1.549，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1.634，所以也拒绝Ht。因此模型将采用变系数的形式，同时也初步验证了投资者情绪变动对不同类型股票影响不同。

虽然四类股票都有各自的特征，但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共同受到宏观因素(如货币政策的调整等)的影响。且对于这些宏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类型的股票会产生不同的波动，同方差性的古典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符，应允许模型中存在横截面异方差，因此，这里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同时，由于研究仅集中于投资者情绪对四类股票的影响，所以，选取固定影响的变系数模型进行分析。

3　回归结果分析。表4为模型的回归结果。

首先看投资者情绪波动对各类型股票的影响：fli均大于0，这说明投资者情绪波动显著地正向影响收益。当投资者乐观时，收益增加；当投资者悲观时，收益减少。但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对大盘股的影响最小为0.051539；对小盘股影响最大为0.066135。随着股票“投机性”的逐步增强，投资者情绪波动的影响也逐渐增大，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1。为方便起见，将上述统计结果用直方图表示出来，如图l。

其次，看投资者情绪对风险与收益的正相关性的影响。从goi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均值、方差是呈正相关性，但加入投资者情绪变量的交互项gli却是负的，这说明投资者情绪削弱了均值一方差的这一正相关性。同时，对不同类型的股票这一影响也各不相同，股票“投机性”越高，投资者情绪对均值、方差这一正相关性的削弱程度也越大。这与假设2也完全符合。

以上回归结果均通过t检验。因此，可以说投资者情绪不仅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重要因素，且其对不同类型股票收益的影响各不相同。随着股票“投机性”的逐步增加，理性投资者套利难度逐步增大，投资者情绪的影响也逐渐增加。

四、结论

本文根据投资者情绪是股票价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研究观点，围绕投资者情绪是否构成系统性风险、对不同类型股票的差异化影响及作用方式三个方面对我国股市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进行了扩展研究，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股票投资的成本篇(4)

关键词：资本虚拟化；股票估值；传销效应；股市泡沫；零和游戏；财富转移；危机判断

一、股票价格：资本的虚拟化

在股票市场上，股票的交易价格经过转手早已与其发行价格即股份公司募集股份时所筹集到的实际资本面目全非，相去甚远。这种股票价格与实际资本的背离，使资本具备了双重表现。一方面，股票的价格脱离了实际资本具有自己独立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以实际资本的产出为轨迹不断放大实际资本的产出效应。所以马克思把股票称为虚拟资本，一种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能够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益的资本。虚拟资本是一种索取收入的权利资本，是一种索取权资本。股票交易价格的高低取决于股票这种权利证书索取收益的大小。

进入股票市场的货币资金，一部分通过股票的发行，作为实际资本流入到社会生产和流通领域，发挥着职能资本的功能；另一部分则滞留在股票市场上发挥着虚拟资本的功能。实际资本的扩张是通过增资扩股完成的，包括有偿增资和无偿增资，扩张的速度取决于实际资本的创造能力；而虚拟资本的膨胀是通过货币资本流入股票市场来支撑的，包括投资资本的流入和投机资本的流入，膨胀的速度取决于市场的供求。支撑股票价格的投资资本和投机资本并不增加实际资本的量，这部分资本的大量流入支撑虚拟资本进一步膨胀。从整个股票市场来看，虚拟资本的量总是大于实际资本的量，有的大于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的背离，产生了股票市场的价值估值。股票的发行价往往是股票价格膨胀的下限，而股票价格膨胀的上限则往往取决于对股票的价值评估。

股票的价值决定于它本身索取收益的大小，股票索取的收益大小决定于投入到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实际资本的创造力，而实际资本创造力的大小又与人文环境、市场规则、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经营者能力水平等众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股票的估值过程就是对实际资本创造力的评估过程，也是对影响资本创造能力的各种极为复杂因素的预期过程。购买股票就是购买未来，购买预期。

影响实际资本创造能力因素的复杂性，给股票价值评估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种对于客观实际的反映会受到投资者主观心理变化的影响。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更是信心市场。投资者信心的建立会激发投资情绪，投资情绪普遍高涨会进一步加速股票价格上涨。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不同、对股票市场的心理反映不同，对股票价值定位会出现较大差异，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投资机会。购买股票也是购买机会。

买未来、买预期、买机会，这不仅使资本价格虚拟化，而且使决定资本价格的基础也变得虚拟化了。

股票利息收入的预期受到实际资本创造能力的限制，依据股票利息收入所作出的股票估值，需要实际资本产出效益的支撑和验证。在股息收入增长符合预期的情况下，股票的价格膨胀得到实际的价值支撑。建立在股票价差收入基础上的股票估值预期则不同，它不完全需要实际资本产出效益的支撑和验证，而只在乎大多数人是否对股票价差收入都作出了相同的预期。当多数人都预期某只股票价格会上涨，并且踊跃购买这只股票时，该股票的价差收入就会得到实现，而股票价差收入的实现又会提高投资者对该股票价差收入的预期，会出现更多的人购买这只股票。这好比商品传销，商品传销的上家赚钱效应会在下家中广泛传播，进而吸引大量下家加入到传销行列，资金不断累积，上家所得由此不断提升。这种现象可以称其为“传销效应”。

在“传销效应”模式下，股票的估值已经不十分有用，即便股票的价格低于基本面价值，也不能保证股票价格会上涨到符合基本面的价格水平。此时每个人都在推测多数人认为价格上涨的股票是什么，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投资目标。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危及到市场的有效性。

二、股票价格变化：零和游戏与不可忽视的财富转移功能

股票价格差异的变化，形成了投资者股票交易的盈亏。通常人们习惯于用股票市值增长或市值损失来衡量投资股票的盈亏程度，其实这是不恰当的。

交易者的盈亏是通过买和卖两个过程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低买高卖或高买低卖两个环节，实现了交易的赢余或造成了交易的亏损，称之为实际盈亏。实际盈亏是需要等量资金对冲的。股票市值代表的是交易者手中持有股票的市场价值，它表明交易者只实现了股票买的过程，还没有实现卖的过程，在卖出之前其股票市值的增减只是一种浮动盈亏。浮动盈亏并不需要等量资金进行对冲。此外，由于股票市值等于总股本与市场交易价格的乘积，并且市场交易价格需要相对少量的资金或股票筹码就可以撬动，所以，用市值的增减很难衡量交易者的赢利和损失。

用交易者的实际盈亏衡量股票市场交易盈亏具有重要意义。实际盈亏代表的是资金的流动、财富的转移和货币的分配。长期地从整体市场来观察买者与卖者的交易情况就会发现，投资者交易股票赢余所获得的现金流与投资者交易股票亏损或持平时所付出的现金流是相对称的。

在股票行情上升的周期中卖出股票，交易者低买高卖所获得的现金流，是新入市者购买股票所付出的现金流。通过原入市者的卖和新入市者的买，资金从购买者手中流入到卖出者手中。这时卖出者获得的是从市场上赢得的真金白银，买入者所获得的是股票，一种虚拟化的资本价值符号。此时尽管买者还没有卖出手中的股票，买者所创造的股票价格还没有回落，还没有出现实际交易赢亏，但卖者真真切切赚取的是买者手中的货币资金。在股票下跌行情中卖出股票正好与上述情况相反。交易者高买低卖的行为使先前买入者手中股票的价格下跌，买入时的不赢不亏或买入后由于价格下跌所产生的浮动亏损演变成实际亏损。这时的高买低卖者由于在买入股票时已经付出了现金流，原来的高卖低买者已经获得了现金流，所以在下降行情中卖出股票则不再表现为二次的现金流动。

事实上，股票行情的上涨或下跌是交替进行的，在同一个上涨或下跌周期中各种股票也表现出有涨有跌各种复杂的变化情况。但是，这些变化并不影响对股票市场价格变化抽象观察所作出的结论：从现金流动的角度出发，观察股票市场买者之间的竞争，卖者之间的竞争，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竞争，最终所形成的现金流动、财富转移或货币分配，其实是一场“零和游戏”。透过这场游戏似乎让我们领会到了资本市场功能之外的一些道理。

虚拟资本的运动是不能创造价值的。股票流通转让及其所产生的价格演变，并不能使资本市场价值增值。股票利息由实际资本创造所产生，而不是股票流通转让的结果。股票市值是一种虚拟的资本价格，是资本泡沫的载体。那种指望依靠大牛市让投资者都发财致富的想法，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

虚拟资本同样不能消灭价值。股市泡沫破灭，资产缩水，不是货币资本的消失，而是货币资本流出的结果。那种把市值损失看作是投资者损失，并且大声疾呼投资者损失惨重的人们，只是把眼光放到了眼前下跌的行情之中，没有关注到行情下跌前的高点是如何形成的。

资本市场具有强大的货币资本吸收功能。市场交易量越大，交易价格越高，所吸收的货币资本就越多。虚拟资本这种无限扩张能力既可以延缓货币信用危机的发生，又可以使货币信用危机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人们希望的股市长牛，或者“十年黄金”必须建立在实际资本高效率的运作基础之上。

资本市场具有强大的财富转移功能。它可以把穷人变富，也可以把富人变穷。市场上巨额资本的积聚、扩散和分配，实现了财富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转移。在一个有效性缺失的市场上，通过资本市场所分配的财富，具有向少数所有者转移的趋势。这也为我国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提出了课题。

三、股票价格涨升：泡沫与危机判断

股票行情往往不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循环往复，从长期社会实践看，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制度变迁、人们思维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呈现出长期上涨的趋势。

经济增长成为股票行情上升的原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为股票市场的长期向好奠定了基础。尽管经济增长的幅度因各地区的条件有所不同，但增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潮流；市场竞争的激烈化程度，是促使股票市场行情上涨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市场竞争加剧促使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这导致股票价格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出现上涨趋势；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还引发了行业投资最低资本限额的提高，这一变化促成巨额的闲散货币资本进入资本市场，从而推升了股票行情；银行信用的介入也进一步扩展了股票行情的上涨空间。

股票行情的持续上涨，使得近乎所有的股票价格都高于其原始投入到公司中的实际资本的价值。这种股票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的现象被称之为经济泡沫。一般认为股票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有虚拟经济存在，就有经济泡沫存在。甚至有人把经济泡沫等同于泡沫经济，认为虚拟经济就是泡沫经济。

问题不在于股票市场是否存在泡沫，而在于过于膨胀的股市泡沫与经济危机有什么联系，以及怎样判断经济泡沫是否超出实体经济可承受的范围。

首先，过度的股市泡沫降低了资本的使用效率。股市泡沫过高，使大量的货币资本停留在资本市场上相互博弈，浪费了有限的资源。这种资本的无效利用不仅缩减和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速度，而且还极易在繁荣的假象中掩盖实体经济早已潜伏的危机。其次，过度的股市泡沫遏制了社会消费需求。一方面，大量的货币资本聚集在资本市场，减少了消费者对商品的货币支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向少数人集中，更多的人论为贫困，也同样降低了社会消费需求。再次，投机资本的参与加速了危机的形成。投机资本的大进大出，兴风作浪，使股市泡沫的形成和破灭更加迅速，对经济的震荡也更为强烈。第四，流动性过剩泡沫向股市转移缩短了股市泡沫破灭的时限，同时也使泡沫破灭对经济所形成的破坏作用具有更大的威力。股市泡沫所吸附的过剩的流动性资本，如同向泡沫中注入肥皂水，一旦泡沫破灭，对本来并不正常的实体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第五，银行信用的大量介入所形成的泡沫一旦破灭，则引发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使经济危机演变成现实。

在股市与经济危机的连动关系中，不难发现，防范过高股市泡沫的关键在于对股市泡沫的识别和判断。

（1）股票价格涨升的动力何在。经济增长是拉动股价增长的原动力，但是经济的增长不等于股价增长。这要看经济增长的动因是投资拉动的结果，还是需求拉动的结果。投资拉动是社会生产外延的扩大，而不是内涵的增长。投资拉动所产生的单位投资利润会因为投资数量的增加被稀释，这表现为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并没有增加。有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还会因为成本的增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管理成本的提高，侵蚀掉一部分利润，从而降低每股收益水平。（2）投资者投资预期何在。投资者投资预期是建立在股息收益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价差收入的基础上。这是识别投资市场与投机市场的重要标志。（3）介入股市的资金来源何在。介入股市的资金主体是国内资金，还是国外资金，是银行资金还是非银行资金，是投资资本，还是投机资本。这可以帮助我们从资金的源头上鉴别股市泡沫的性质。（4）投资信息来源何在。投资者所依据的投资信息是公开透明的，还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投资依据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股市泡沫。（5）推生股价的直接原因何在。股票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效益推动型，还是资金推动型，是识别股市泡沫原因极为重要的依据。

参考文献：

1、胡军利.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J].当代经济,2006（12）.

2、杨风绢.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与现代虚拟资本的特征[J].当代经济研究,2006（05）.

3、段进朋,李刚,素红云.虚拟经济的作用及影响[J].生产力研究,2006（11）.

股票投资的成本篇(5)

处置效应是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鉴西方行为金融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

理论回顾和动机

1、前景理论

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了前景理论用于描述不确定性情况下的选择问题。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用价值函数(valuefunction)代替传统的效用函数(utilityfunction)。与效用函数相比,价值函数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投资者价值函数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lossorgain),而不是资产的数量,因此投资者不是从整个资产组合的角度来作投资决定,而是按组合中各资产的损益水平将其分别对待。实际上,有的投资独立来看可能是没有(或有)吸引力的,但是从整个分散组合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是一个不错(或不好)的选择。投资者判断损益的标准来自于其投资参考点,参考点的位置取决于投资者的主观感觉并且因人而异。其次,价值函数的形式是"S"型函数,在盈利部分是凸函数,在亏损部分是凹函数。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是一致的,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最后,价值函数呈不对称性,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因此投资者对损失较为敏感。

2、经验研究

在前景理论的框架下,其它学者对投资者在股票投资上回避实现损失的现象作了近一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利用各自所得的独特资料库对处置效应等行为金融课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取得较大的进展。

Shefrin和Statman(1985)指出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往往对亏损股票存在较强的惜售心理,即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不愿意实现损失；投资者在盈利面前趋向回避风险,愿意较早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即出现处置效应的现象。Shefrin和Statman将引致处置效应的原因归结于投资者的心理,投资者为避免实现损失带来的后悔和尴尬而回避实现损失,因为一旦损失实现,即是证明投资者以前的判断是错误的；投资者急于实现盈利是为了证明自我,即骄傲自大心理所致。然而亦有其它学者如Kahneman和Tversky等认为,投资者担心后悔的心理重于自大心理,因此投资者宁可不采取行动,有这样倾向的投资者可能既不愿意实现亏损亦不愿意实现盈利,不卖出盈利的股票是担心股票价格会继续上升。

Odean(1998,1999)利用美国某折扣经纪公司从1987到1993年间共10000个帐户的交易记录研究处置效应。Odean提出了一个度量处置效应程度的指标,他用该指标验证了美国股票投资者存在着较强的售盈持亏的行为趋向,而且这种行为动机不能用组合重组,减少交易成本和反转预期等理性的原因来解释。但是,Odean发现出于避税考虑,美国股票投资者在十二月份卖出的亏损股票较多,处置效应在十二月份因而较不明显。

赵学军和王永宏(2001)对中国股市的"处置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而且这种倾向比国外投资者更为严重。

3、研究动机和贡献

投资者行为研究常常受制于有关投资者交易数据库的获得,至今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几乎都依赖某些特别的数据来源。本文著者有幸得到某著名证券公司的帮助,提供了该公司一营业部在1998至2000年间的交易数据库,这使得我们研究中国投资者行为的愿望得以实现。处置效应反映投资者回避实现损失的倾向,总体上来讲,这种倾向至少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处置效应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因素的股票,使得投资者盈少亏多。正因如此,不少流行的投资策略建议投资者使用止损指令来控制损失的程度,但是实践中投资者真正能自制和采纳这类建议的并不多。

相比赵学军和王永宏(2001)对我国投资者处置效应的研究,本文作出以下主要贡献:(1)本文考虑了六种参考点的定义,并比较其中四种不同定义对处置效应结果的影响；(2)本文除了使用Odean(1998)的方法检验处置效应外,亦从比较亏损股票和盈利股票的持有时间来检验处置效应；(3)本文检验了不同规模投资者的处置效应；(4)本文分析了投资者处置效应中的理性因素。

样本与方法

1、样本描述

如前所述,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某证券营业部共9945个股票帐户在1998--2000年的交易数据库,辅助数据库是深沪两市1998--2000年的行情数据。对原始数据库进行适当处理后,我们可以得到投资者每日股票的交易量、交易价格和清算价格。为简化起见,我们对同一投资者在同一天内对相同股票的交易汇总,如果净额为正,则投资者买入该股票；若净额为负,则投资者卖出该股票；若净额为零,则去掉该该股票交易。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当日投资者在特定股票上的交易的含义更明确。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同一天对同一只股票进行反复买进卖出的意义并不大,原因是这样投资者需要付出交易成本,而从买卖差价中所获得的收益根本无法补偿交易成本。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如果该投资者或投资者集团可以操纵某只股票的价格,则当日反复买进卖出,故意使一些账户盈利或亏损也是可能的。

目前,投资者的注册账户分为个人投资者账户和机构投资者账户,但由于管理上的漏洞和机构投资者为了达到逃避监管、操纵股价的目的,部分机构资金使用个人账户进行操作,根据注册类别来区分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是不妥当的。一般来说,个人账户的资金量相对较少,平均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较小；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量相对较大,平均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较大。根据股票投资组合的市值大小来划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是可行的。

由于我们研究的核心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处置效应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我们将9945个账户按平均投资组合市值分成3类:1、小于50万；2、大于等于50万,但小于等于1000万；3、大于1000万。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第一类是个人投资者,第三类是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个人和机构的混合体。

2、检验处置效应的两个推论

处置效应的基本结论是投资者更愿意卖出盈利股票,和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与此相关的两个推论是:1、卖出盈利股票的比率超过卖出亏损股票的比率；2、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长于持有盈利股票的时间。处置效应还有一个不太适当的推论是卖出盈利股票的数量超过卖出亏损股票的数量,这一推论不适当的原因是当市场处于牛市时,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大部分股票会处于盈利状态,盈利股票的数量远超过亏损股票,买出更多的盈利股票是合理的；而当市场处于熊市时,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大部分股票会处于亏损状态,亏损股票的数量远超过盈利股票,买出更多的亏损股票是合理的,采取推论1的比率方式有利于克服上述问题。此外,从处置效应我们亦可以推论股市在跌市的成交量应少于升市的成交量,本文不拟对这种较为明显的现象展开。

实证研究中,我们考虑了六种定义参考价格的方式:1、投资者最近一次买进的成交价格；2、投资者最近一次买进的清算价格；3、投资者买进交易的平均成交价格；4、投资者买进交易的平均清算价格；5、投资者所有交易的平均成交价格；6、投资者所有交易的平均清算价格。

成交价的优点是与申报价格一致,容易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的参考价格,清算价格的优点是包含了交易成本,计算的损益更符合实际损益；最近一次买进价格的优点是与投资者最新股价定位一致,缺点是没有考虑历史交易对投资者参考价格的影响,所有交易的平均比所有买进交易的平均能更好地反映投资者的实际成本。总之,参考价格的确定因人而异,在总体上也很难说哪一种定义方式更科学。

参考点确定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盈亏的确定。盈亏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实现的盈亏,另一种是账面的盈亏。实现的盈亏是指投资者卖出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成交价格减去参考价格就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盈亏,清算价格减去参考价格就是考虑交易成本的盈亏。账面的盈亏是指投资者账面的盈利或亏损,若当日最高价大于参考价格,则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账面盈利；若当日最低价低于参考价格,则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账面亏损。如果考虑交易成本,账面盈利的条件是当日最高价乘以(1--0．0075％)大于参考价格；账面亏损的条件是当日最低价乘以(1--0．0075％)大于参考价格。实证研究中,我们将考虑不同处理方式对结果的影响。

对于每一个投资者,计算至少卖出一只股票的交易日卖出股票实现的盈亏和没有卖出股票的账面盈亏。然后,对所有投资者或满足某种特征的投资者计算所有交易日或某一段时间的卖盈比率(PGR)和卖亏比率(PLR),

一般来说,卖盈比例和卖亏比例自身的大小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这两个比例相对大小则可以反映投资者卖盈还是卖亏的倾向。如果卖盈比例远大于卖亏比例,则投资者倾向于卖盈；如果卖盈比例远小于卖亏比例,则投资者倾向于卖亏。我们分别用卖盈比例和卖亏比例之差PGR--PLR(记作)和之比PGR／PLR(记作)来衡量投资者"售盈持亏"的程度,数值越大,则越愿意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数值越小,则越愿意卖出亏损股票,继续持有盈利股票。从统计角度,检验和,相应的统计量显著且大于0或小于0。处置效应表明,投资者愿意售盈持亏,检验统计量应显著大于0。

为了检验处置效应的推论2,我们计算了每次卖出股票和最近一次买入该只股票的时间差,如果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售盈持亏"的心态,那么平均来讲,投资者在卖盈股票上的持股时间会短于卖亏股票上的持股时间。检验持股时间差是否显著非零,可以验证上述推论。

3、处置效应中理性因素的分析

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倾向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它可能与投资者采取反向投资策略有关。当股价上涨后,投资者可能降低股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售出股票也在情理之中；当股票价格下跌,投资者可能预期股价反转的可能性加大,也有理由继续持有亏损股票。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投资者卖出股票后股价的涨跌来考察投资者决策的正确与否。如果卖出股票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则投资者的决策是错误的,继续持有股票会增加收益；如果卖出股票的价格下跌,则投资者的决策是正确的,继续持有股票会减少收益。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股价大多同涨同跌,如果卖出股票的股价涨幅小于(或跌幅大于)持有股票的股价涨幅,则投资者的决策是正确的；反之,投资者的决策是错误。本研究是从事后结果考察投资者决策有理性因素。

从事前来看,如果投资者相信股价将继续原有的趋势,则会"售亏持盈"；如果投资者相信股价会反转,则会"售盈持亏",即会表现处置效应倾向。因此,"售盈持亏"现象与股价反转是一致的。

为了检验投资者"售盈持亏"行为是否基于对价格反转或相对价格反转的预期,我们考察投资者卖出股票后10、20、30、60个交易日卖出股票和没有卖出股票的收益状况。

·数据·

表1：投资者交易特征基本统计

1998-2000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投资者数量（人）9749548161857853

股票数量（股）10518259231050

买进次数2600286261079181118237

卖出次数2378135614473672107997

买进成交数量（股）2200192726272058

卖出成交数量（股）2458200928852400

成交数量（股）

最大值252000099740013406222520000

99％分位点25000200003000023800

90％分位点4900400050004500

中位数100090010001000

平均值2323196627522221

成交金额（元）

最大值99％43691845137396933408457943691885

分位点90％307731218179350757325660

分位点54200446045800057018

中位数983086001000210430

平均值286622244231442

表2：投资者交易活跃程度基本统计

交易次数1998-2000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平均值51222529

最大值1760752587941

99％分位点440179209222

90％分位点123536066

中位数2291215

25％分位点7345

10％分位点2122

表3：日内相同股票反复交易分类

交易类型频率百分比（％）累计频率累计百分比（％）

都是买进3209053.713209053.71

都是卖出2190136.665399190.36

买进多于卖出16973.845568893.20

买进少于卖出19793.315766796.52

买进等于卖出20803.4859747100.00

表4：不同规模的投资者卖盈卖亏比例之比

1998-2000年1998年

小于50万3.40（38.11）3.34（24.72）

50-1000万2.77（11.79）3.32（9.58）

大于1000万1.81（4.84）1.94（5.48）

1999年2000年

小于50万3.00（29.86）3.33（32.62）

股票投资的成本篇(6)

——a study to the disequilibrium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abstract：the speculation and the swelling stock bubbles is one of the hot and tough problem in china stock market. in this thesis, we study the problem from the angle of completion of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and prove that the reason of disequilibrium in chinese stock market is that the incomple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the research of this thesis indicates that to debase the speculation and the swelling stock bubbles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the fundamentally measure is to complete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key words: stock market;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incompletion; disequilibrium.

内容提要：投机气氛浓烈及其所导致的泡沫膨胀是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使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了非均衡状态。本文在推导出股票市场均衡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中国股票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及其所导致的投资者投机一致选择。本文的研究最终证明，中国股市非均衡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这一研究表明，治理并降低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气氛浓烈、并最终使股市运行趋于均衡，根本性的措施是完善股东投票权。

关键词：股票市场 股东投票权 非完备性 非均衡

一、引言投资者行为是影响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直接因素，而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则是股票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能否充分发挥的前提性条件。正因此，对投资者行为及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至今为止，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类文献。一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有关研究，二是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此外，国内也有学者运用上述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与投资者行为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是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emh）、资产组合理论，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emh（fama，1970）在假设投资者是理性无偏的基础上，从信息角度研究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并隐含地认为在一个强有效的市场中，股票市场将达到均衡。资产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具体给出了理性投资者的行为特征①，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导出了投资者最佳投资组合的确定。其引申的含义是：当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达到最优组合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在markowitz所定义的理性投资者的基础上，sharpe （1964) 和lintner（1965)等人将emh和投资组合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capm。capm中的投资者有着同质的收益率预期，以相同的方式解读信息，在此假定下，capm得出了投资者的最优投资决策应沿资本市场线进行的结论。而这里的资本市场线则规定了股票市场的均衡路径。在运用上述理论对股票市场进行的大量实证检验工作中，发现了很多现代金融理论无法给出圆满解释的“异象（anomalies）”①，由此导致了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的产生。行为金融学认为②，金融投资过程首先是一个心理过程，如认知和情绪等；这些心理过程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如过度自信、损失厌恶，及羊群效应等；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则导致了投资决策的制定；而由心理和行为所导致的投资决策偏差进一步引致了资产定价偏差。由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推论出：由于投资者行为（心理）所导致的资产定价偏差的存在，现实中的股票市场是不存在均衡状态的③。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一般是以现代金融理论或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和数据进行实证性研究。在运用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中，一般是以emh方法检验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并证明了中国股市的弱有效或渐进有效（如吴世农，1996；张兵和李晓明，2003）；或者以capm为基础观察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证明了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存在（如宋军和吴冲锋，2001；孙培源和施东晖，2002的有关研究）。而以行为金融学为指导对中国股市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是张兵（2002）和何基报（2003）做出的。特别是何基报在行为金融理论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对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给以了实证检验，印证了行为金融理论的许多观点和推测，并揭示了不同市场因素对投资者行为选择的不同影响。由上述文献回顾可见，就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来看，其所体现出的共同特点是：在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中继承了新古典的理论传统，即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风险规避的“典型”投资者。也就是说，其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并未给出更进一步的理论阐释。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则是第一次将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作为了关键变量给以了深入研究，也正因此使行为金融学对大量的市场“异象”给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然而，一方面行为金融学本身还存在不成熟和有待完善的情况①，另一方面，行为金融学的有关研究也并未直接和明确地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外的有关行为金融学文献中并未将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有因素纳入到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函数之中。上述不足无疑降低了以行为金融学（以及现代金融理论）解释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的准确程度。本文即试图从股票市场均衡的条件出发，一方面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将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之一——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纳入研究视野，通过研究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的投资者行为选择，从理论上揭示中国股票市场非均衡状态的深层原因。二、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与投资者行为选择这里我们首先对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给出理论推导，以在此基础上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均衡的影响。这部分的研究一则从理论上论证了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的影响，二则为下文推导和论证中国股市的非均衡及其产生的原因提供理论基础。（一）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假设有一个代表性的投资者，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资本增值，其目标函数为：（maxvt+i） ＝et[ ] (1）该最优化方程中，vt为t时期资本增值，et为期望值，ρt为折现率，u(·)为效用函数，t为基期，i=1,2,…表示以后各期。该方程满足：vt+i=pt+ikt+i-pt+i-1kt+i-1+dt+ikt+i-1 (2）方程（2）中pt为t时期的股票价格，kt为t时期的股票持有量，d为分红所得。如果在第t+i期代表性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数量与前期相同，即：kt+i=kt+i-1，则t+i期的资本增值为： vt+i=(pt+i-pt+i-1)kt+i-1+dt+ikt+i-1 (3)即代表性投资者的资本增值（或者说效用最大化）取决于股票价格的变化和分红所得。而投资者的分红所得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利润及其分红政策，即：dt+ikt+i-1＝atл(qtpt,, ltwt, itrt) (4）式中at为公司的分红政策，即分红部分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л为公司利润，它取决于公司的产量qt及其价格pt,，投入的劳动量lt及其工资wt，投入的资金量it及其社会平均利率rt。由方程（4）可见，在公司分红政策at既定时，投资者分红所得直接与上市公司利润相关；当公司利润上升从而使得股票分红所得超过社会平均利率，即： dt+i≥rt+i (5)此时，会吸引代表性投资者增持股票，即：kt+i>kt+i-1；在股票供给不变时，投资者的增持行为必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即：pt+i> pt+i-1，由此得到代表性投资者的资产增值方程： vt+i=（pt+i－pt+i-1）（kt+i-1＋δkt+i）+dt+ikt+i-1=δpt+ikt+i-1＋δpt+iδkt+i+dt+ikt+i-1 (6）在方程（5）的前提下所导致的方程（6）的结果，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股市或增持股票[0]，其直接结果是，代表性投资者的股票持有量和股市价格都处于循环上升的状态，股票市场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方程（6）右边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为股票价格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及股票持有量变化所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这两项之和即所谓资本利得。方程（6）右边的第三项为股票分红所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为了求解均衡位置，我们以mrt表示每单位股票在t期的边际收益，根据方程（6），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即t期股票价格和股票持有量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即： mvy=u,(vt) ptkt (7）另一部分为红利边际收益mdt，即t期分红所得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则： mdt=u,(vt) dt (8）结合（7）（8）两式，以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表述目标函数的求解结果： et(mrt+i)=ρiei(mvt+i+1+mdt+i+1) (9)方程（9）的解可表达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一定条件下的稳定解st，另一部分为随机项wt，即： mrt=st+wt (10)式（10）右边的第一项st代表与市场因素有关的资产价格，它取决于对分红预期的折现值，即：st= (11）第二部分wt是欧拉方程解的同质部分（homogenous part），它具有如下形态： et(wt+1)=ρ-iwt (12）式中，wt,wt+i……即为股票的泡沫要素，表示为{wt}。假设我们观察t和t+n两个时期，n期边际收益的欧拉方程可以记为： mrt=ρnet(mvt+n)+ (13）当n趋于无穷大时，有： mrt=limn∞[ρnet(mvt+n)+ ] (14）方程（14）右边的第一项表示未来出售股票所得资本利得的预期边际收益的折现值；第二项表示如果持有股票，把红利累加到资产上而得到的预期增值。因此根据capm模型，此时mrt也就是其他代表性投资者未来t期购买股票的边际成本mct。由方程（14）可见，只有当方程右边第一项为0，也即方程（10）的随机项（泡沫因素）不存在，或者说目标函数的解来自于欧拉方程的稳定解，即：mct=limn∞[ ] （15）此时，代表性投资者购买股票的边际成本（即其持有股票的边际收益）与预期的边际收益（边际红利）相等，代表性投资者达到最优购买。也就是说，保证股票市场实现均衡的充要条件是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0，即代表性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增减股票持有量，且（从而）股票价格保持不变。换言之，当所有投资者都遵从“购买－持有”策略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二）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的影响上文我们从理论上推导出了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这一条件对现实而言是较为严格的，至少股市中任何时候都有投资者在“买入－卖出”，而非“买入－持有”。这也就是说，现实中使投资者达到方程（15）的均衡购买的充要条件——资本利得的mvt=0并不存在。然而从上述股市均衡条件的推导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取决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这是因为，方程（15）表述的均衡条件，实际上即是对目标函数进行求解而得到的，而在这一求解过程中，能够使股票市场达到均衡的只是方程（10）右侧的第一项因素st——即对分红预期的折现。这说明，只有当投资者的行为基于分红（预期）因素时，即方程（10）所示的股票泡沫因素{wt}不存在时，从而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0，股票市场才能达到均衡。反过来说，如果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主要基于资本利得（预期）因素时，股票市场的运行将处于累积性非均衡状态①。也就是说，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是由投资者的行为选择所决定的。由以上分析可见，投资者的行为选择是影响股票市场均衡与否的根本因素。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决定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影响和决定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因素。这一因素，即是下文的研究所揭示的股东投票权的完备与否。

三、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

股票市场均衡与否直接导源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据我们的研究（李学峰，2003a），影响和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之一是股东投票权的完备与否。

（一）股东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

根据已有的研究（张军，1991），我们（李学峰， 2003）明确给出了股东投票权完备的充要条件：

1，对资源的各种权利的决定必须由一个团体（group）表决做出（即用手投票）；

2，对团体表决通过的决定不同意或不满意时，团体中的成员可采取“用脚投票（voting with feet）”的方式，转让其权利，退出该团体。

我们将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充要条件概括为股东投票权完备的“两权具备”。进一步说，这里的两权具备，是指两权的同时具备，即股东团体本身要同时具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权利与机制；并且股东团体中的每个成员也都同时具备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的权利。这即是衡量股东投票权完备与否的标准。

根据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我们来考察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投票权安排。首先，已有的研究（fama，1998；hart，1998）已经从理论上证实，由于风险分散对（用手）投票权的替代①和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及其所导致的“搭便车”②现象，投资者的最优选择是放弃用手投票权。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实看，投资者放弃用手投票权往往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现实中，由大股东所控制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集体决策的组织机构，往往对投资者(用手)投票权的行使规定许多歧视性限制（如所持股票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比如5％），或对由中小投资者所提出的提议不予表决、拖延不办等。这也就使得广大投资者不仅是理论上“不愿行使”（用手）投票权，而且也是现实中“不能行使”投票权。因此我们说，现实中投资者的投票权是非完备的——没有完备的用手投票的权利。

其次，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所拥有的用脚投票的权利也是不完备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用脚投票都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更是一种机制。这主要是源于用脚投票会对公司本身会产生三种影响：一是投资者不满意时，抛出股票会使公司价值下降，并影响公司（及其管理层）的市场形象与声誉，即用脚投票权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二是会使公司失去进一步融资的能力；三是投资者的用脚投票，会启动资本市场的接管机制，使公司处于有可能被潜在收购者购并的境地。上述三种情况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公司管理层或原有大股东的地位。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一则据有关研究（李学峰，李向前，2001），由于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占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60％强）地位及其这一地位的不可替代——大股东股权的非流通性①，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接管机制并不存在，从而使现任管理层或大股东无须担忧地位或利益的丧失；二则由于市场的投机一致性（下文将给以证明），因此股价下跌对公司的价值、声誉等的影响根本不起衡量作用，即信号传递功能失效，并因此导致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也不会产生影响。

总之，对中国的股票投资者而言，一方面他无用手投票的权利（或行使权利的激励）；另一方面，其拥有的用脚投票权利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因此我们说中国股票市场中的投资者投票权是非完备的。

（二）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行为选择

就股市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或方式来看，无外乎三种类型：一是进行长期投资，以期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益，达到分享公司业绩的增长带来的分红的增加（及资产增值）；二是进行战略投资，以期通过股权收购达到逐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三是进行短期投资，以求得差价收益。我们可以将前两种投资目的下的投资行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而将第三种投资行为称为投机。

然而，根据上文的研究，一方面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的用手投票权是不完备的，从而使其空有股东身份而无股东权力。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现实中大股东对投资者权益的侵害，也就使得长期投资行为并非投资者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投资者的用脚投票权也是不完备的（如接管机制的空缺），这也就使得通过战略性投资达到接管上市公司的目的只是理论上的推论而毫无现实可行性②。这两方面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真正的投资收益是趋于零的，或者说，投资者唯一可行的投资目的即是博取差价收益——投机。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来考察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为了理论分析的便利，我们再做出进一步的假设：投机股票的总收益为10①，投机成本为1；股票二级市场存在机构和个人两类投资者；在两类投资者共同投机的情况下，机构所得大于个人所得，比如机构得收益6（净收益为6－1＝5），个人得收益4（净收益为4－1＝3）。

在以上分析和假设条件下，我们可构造出中国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博弈的支付矩阵如

机构

投机 投资

3，5

9，－1

－1，9

－1，－1

个 投机

人 投资

在上述博弈过程中，无论个人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机构投资者的占优战略（dominant strategy）是“投机”，比如，个人选择“投机”，机构若选择“投资”得净收益－1（投资收益0减去投资成本1，下同），而选择“投机”则可得净收益为5；如果个人选择“投资”，机构选择“投机”得净收益9，而选择“投资”则收益为－1。因此“投机”是机构投资者的最优选则②。同理，无论机构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个人投资者的占优战略也是“投机”。因此，该博弈模型中“投机，投机”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个人与机构双方各得净收益为3和5。

上述博弈结果是在投资者放弃长期投资和战略投资的情况下达到的，而投资者放弃该两项投资目的（或方式）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也就是说，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股市投资者的最优行为选择即是投机一致性。

四、投资者投机一致与中国股票市场的非均衡

上文的研究证明，在投票权非完备的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表现出了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而当股票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都以投机作为其最优选择时，股市的非均衡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一方面，前文在推导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时我们已经证明，只有当方程（14）右边第一项为0，也即方程（10）的泡沫因素不存在时，股票市场才能趋于均衡。而根据christian gilles和stephen f.leroy（1992）的定义，所谓股市泡沫，即是股票价值中不基于未来红利预期的部分。据此，我们将方程（6）和方程（9）结合到一起，导出如下方程：

pt=( )et(dt+i+pt+i) (16)

方程（16）即是股票价格的随机差分方程。其中pt是t期的股票价格，( )代表预期收益率的贴现而产生的资本利得，dt＋1是下一期的红利，et (·)是基于t期所得到的信息（包括预期红利和预期股票价格）的条件期望值。该方程实际上即是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股票价格由资本利得和分红两部分决定。为突出主题并为了求证的方便，我们假设ρ为常数（这并不影响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方程（16）进行n次迭代，得到：

pt= ( )iet(dt+i)+( )net(pt+n) (17)

差分方程（17）的一般解为：

pt= ( )iet(dt+i)+wt (18)

方程（18）中，bt＝et(bt+i)/ (1+ρ)，它是该股票投资收益率ρ的充要条件。（18）式右边第一项为股票的基础收益（即资本利得与分红收益），第二项wt即是方程（10）表明的股市泡沫。（18）式这一对（16）式的求解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股市泡沫在任何股票市场中都是一种常态存在。但问题是，当某一股票市场中所有投资者都以投机为目的，而不再考虑分红收益之时①，我们即可假设（18）式中的et(dt+i)＝0，从而得到：

pt= wt (19)

由公式（19）可见，当一个股票市场中投机盛行、或者是投资者都以追求资本利得（投机）为其最优选择之时，股市泡沫即成为一种累积性的常态存在，从而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也就无法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正如方程（15）的均衡条件所显示的，当所有投资者都遵从“购买－持有”策略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虽然这一条件对现实而言是较为严格的，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股票市场的换手率越低，即投资者对股票的持有期越长，亦即投资者越是趋近于“买入－持有”策略，则股市将越趋于均衡。然而，在上文所证明的投资者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下，其必然的结果即是股市换手率的不断上升（见表1）。

表（1）给出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从世界其它股票市场（包括新兴市场）的情况看，其换手率相当低，且比较稳定，甚至表现出换手率下降的特征，比如1992年至1996年间，美国纽约股市的换手率在50％——60％之间，东京股市在20％——30％之间，韩国、伦敦、中国香港地区、泰国和新加坡股市则呈稳定下降的趋势。而由表（1）的数据可见，我国沪深股市的换手率远高于其他股票市场，且起伏很大。除我国台湾股市1995年换手率（为243％）高于同年的深圳股市外，我国深沪两大股市换手率可谓雄踞世界股市之首。正如方程（15）所暗示的，过高的换手率即表明了我国股票市场非均衡的现实，而其根源则在于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投资者行为选择中的投机一致性。

表1 我国股市换手率 （％）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上海

341

787

396

591

425

297

399

499

244

197

——

深圳

213

472

180

902

489

284

412

436

287

280

244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统计年鉴199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2002市场资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2003》。

五、小结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建议与启示：

1，本文的研究证明，我国股市的非均衡运行（以及股票市场中存在的投机气氛浓烈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本文所揭示的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而且，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各类投资者在其投票权不完备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所致。这也就提示我们，治理中国股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从监管手段、政策法律等方面进行规制，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应从投资者投票权完备性的角度出发进行根本性治理，如尽快实行累积投票权、表决权信托等制度；以及使我国的股票市场具有完善的接管机制。这样，才能通过博弈规则的改变，而改变各方参与人的行为选择。

2，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证明了影响股市均衡状态的根本性因素是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特别是在中国）影响投资者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则在于其投票权的完备与否。从资本市场较发达的国家看，其投资者投票权基本上是完备的（尽管也存在着hart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投资者对用手投票权的主动放弃），因此投票权完备性问题对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影响程度较低。而在中国，正是由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投资者的投机一致选择。这一研究启示我们，尽管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各种“异象”及其背后的投资者行为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但正是由于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也就需要我们从更为“中国化”的因素和角度入手，研究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特有因素及其对股票市场运行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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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峰，2003：《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与股东行为选择》[j]，《证券市场导报》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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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吴冲锋，2001：《基于分散度的金融市场羊群行为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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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李晓明， 2003：《中国股票市场的渐进有效性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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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吉勒斯，斯蒂芬·f·勒鲁瓦，2000：《资产价格泡沫》[m]，载于彼得·纽曼等，《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尤金·法马，1998：《问题与企业理论》[m]，载于陈郁编译《所有权、控制与激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o·哈特，1998：《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m·statman, 1999, “behavior finance: past battles and future engagements”,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charlottesville; nov/dec, 18-27.

① 主要是以下3个行为特征：1，追求收益最大化，即相同风险水平下，追求更高收益的投资组合；2，追求效用最大化，即选择能带来最大满足的风险与收益的资产组合；3，厌恶风险，即同等收益下追求风险最小的投资组合；风险较高则需要较高的收益给以补偿。

①如股票溢价之谜、股利之谜、投资者的羊群行为等，这些现象无法用主流金融学及其资产定价理论给以圆满的解释，行为金融学将其称为“异象”。

②其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特色在于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核心假说——“理性人”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帐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帐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递减(statman，1999)。

③ 这与本文第二部分所推导的结果一致，即股市均衡条件是较严格的，现实中很难得以满足。

① 对此的详细分析可参阅李学峰，2003：《投资者行为与资本市场发展》，工作论文。

[0]这实际上即形成了股票市场中所谓的正反馈现象：δpt+i越高，δkt+i越大，而δkt+i越大，则δpt+i越高。

① 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证明。

① 根据fama（1998）的研究，所谓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是指证券所有权的分散对风险承受的最优配置是有益的，但其结果是证券持有者通常过于多样化地拥有企业的股票，以至于对某一特定企业没有多少行使权利的兴趣。也就是说，为降低风险而实施的投资组合，也同时降低了中小股东对某一特定公司行使（用手）投票权的兴趣。即在每一个股票投资者中，产生了一个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

② 所谓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hart，1998），是指行使权利而导致的经营改善的收益由全体股东分享，而成本只由那些积极行使权利的股东承担，因此单个股东将没有监督企业经营的激励。在此情况下，所有投资者都希望其他股东去行使权利并承担权利行使所致的成本，而自己仅分享他人行使权利所带来的收益。即产生了投票权上的“搭便车”行为。

① 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大股东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对该问题的研究参阅李学峰，2004：《大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及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南开经济研究》第四期。

② 这也正是现实中我国股票市场的购并行为多发生于场外协议转让而罕见二级市场收购的原因所在。

① 我们这里并未考虑股市投资是否为零和博弈。换言之我们只是在假定投机收益为10的条件下进行研究，而将投机收益的来源存而不论。

股票投资的成本篇(7)

作为一个业余投资者，你的优势并不在于从华尔街投资专家那里获得的所谓专业投资建议。你的优势其实在于你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知识和经验。如果你充分发挥你的独特优势来投资于你充分了解的公司和行业，那么你肯定会打败那些投资专家们。

过去30多年来，股票市场被一群专业机构投资者所主宰。但是与一般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这反而使业余投资者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投资业绩。业余投资者尽可以忽略这群专业机构投资者，照样可以战胜市场。

每只股票后面其实都是一家公司，你得弄清楚这家公司到底是如何经营的。

经常出现这样的事，短期而言，比如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一家公司业绩表现与其股价表现毫不相关。但是，长期而言，一家公司业绩表现与其股价表现完全相关。弄清楚短期与长期业绩表现与股价表现相关性的差别，是能不能投资赚钱的关键，也表明，耐心持有终有回报，选择成功企业的股票方能取得投资成功。

你得弄清楚你持股的公司基本面究竟如何，你得搞明白你到底持有这只股票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不错，孩子终究会长大的，但是，股票并非终究会上涨的。

想着一旦赌赢就会大赚一把，于是大赌一把，结果往往会大输一把。

把股票看做是你的小孩，但是养小孩不能太多，投资股票也不能太多，太多你就根本照顾不过来了。一个业余投资人，即使利用所有能利用的业余时间，最多也只能研究追踪8到12只股票，而且只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才能找到机会买入卖出操作。因此，我建议，业余投资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同时持有股票5只以上。

如果你怎么也找不到一只值得投资的上市公司股票，那么就远离股市，把你的钱存到银行里，直到你找到一只值得投资的股票。

永远不要投资你不了解其财务状况的公司股票。让投资者赔得很惨的往往是那些资产负债表很差的烂股票。在买入股票之前，一定要先检查一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看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有没有破产风险。

避开那些热门行业的热门股。冷门行业和没有增长的行业中的卓越公司股票往往会成为最赚钱的大牛股。

对于小公司股票来说，你最好躲在一边耐心等待，等到这些小公司开始实现盈利时，再考虑投资也不迟。

如果你打算投资一个正处于困境之中的行业，那么一定要投资那些有能力渡过难关的公司股票，而且一定要等到行业出现复苏的信号。不过，像生产赶马车鞭子和电子管的这些行业永远没有复苏的希望了。

如果你在1只股票上投资1000块，即使全部亏光也最多不过是亏损1000块，但是如果你耐心持有的话，可能就会赚到1000块甚至50000块。业余投资人完全可以集中投资少数几家优秀公司的股票，但基金经理人根据规定不得不分散投资。业余投资者持有股票数目太多就丧失相对于专业机构投资者能够集中投资的优势。只要找到几只大牛股，集中投资，业余投资者一辈子在投资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远远物超所值了。

在任何一个行业，在任何一个地方，平时留心观察的业余投资者就会发现那些卓越的高成长公司，而且发现时间远远早于那些专业投资者。

股市中经常会出现股价大跌，就如同东北地区严冬时分经常会出现暴风雪一样。如果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根本不会遭到什么损害。股市大跌时那些没有事先准备的投资者会吓得胆战心惊，慌忙低价割肉，逃离股市，许多股票会变得十分便宜，对于事先早做准备的投资者来说反而是一个低价买入的绝佳机会。

每个人都有投资股票赚钱所需要的智识，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投资股票赚钱所需要的胆略，有识且有胆才能在股票投资上赚大钱。如果你股市大跌的恐慌中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吓得赶紧抛掉手中所有股票，那么胆小怕跌的你最好不要投资股票，也不要投资股票型基金。

总是会有事让人担心。不要为报刊上那些危言耸听的分析评论而焦虑不安，也不要理会最近新闻报道中的悲观预测言论，不要被吓得担心股市会崩盘就匆忙卖出。放心，天塌不下来。除非公司基本面恶化，否则坚决不要恐慌害怕而抛出手中的好公司股票。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前预测出未来利率变化、宏观经济趋势以及股票市场走势。不要理会任何未来利率、宏观经济和股市预测，集中精力关注你投资的公司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你研究了10家公司，你就会找到1家远远高于预期的好公司。如果你研究了50家公司，你就会找到5家远远高于预期的好公司。在股市中总会让人惊喜的意外发现，那就是业绩表现良好却被专业机构者忽视的好公司股票。

不研究过公司基本面就买股票，就像不看牌就打牌一样，投资赚钱的机会很小。

当你持有好公司的股票时，时间就会站在你这一边，持有时间越长，赚钱的机会越大。耐心持有好公司股票终将有好回报，即使错过了像沃尔玛这样的优秀公司股票前5年的大涨，未来5年内长期持有仍然会有很好的回报。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是股票期权，时间就会站在你的对立面，持有时间越长，赚钱的机会越小。

如果你有胆量投资股票，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做功课研究基本面，那么你的最佳选择是投资股票投资基金。你应该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股票基金。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可分为成长型、价值型、小盘股、大盘股等，你应该投资几种不同风格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于6只投资风格相同的股票基金并非分散投资。

投资者在不同基金之间换来换去，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得支付很高的资本利得税。如果你投资的一只或几只基金业绩表现不错，就不要随便抛弃它们，而要坚决长期持有。

在过去10年里，美国股市平均投资收益率在全球股市中仅仅排名第8。因此，你可以购买那些投资于海外股市且业绩表现良好的基金，从而分享美国以外其他国家股市的高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