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与化学论文篇(1)

  2   在21世纪，生物化学领域对于生物结构的研 究已经从静态进入动态，从分子结构进入分子以 上甚至细胞层次的复杂结构研究，对生物功能分 子的结构、性质、功能三者关系的研究从单一分子 进入多分子体系以至细胞体系的研究。现代技术 已经能够分离和鉴定对制造特殊蛋白质有指令作 用的基因，然后把这些基因结合到生物体如酵母 菌中以制造人们所期望的蛋白质。例如对人类有 重要作用的胰岛素或人体生长素，科学家可以通 过化学的方法来改变基因以修饰其序列，生成更 好性质的蛋白质。二十一世纪有一个特别受到关 注的领域，即人体基因组的序列化问题，人体中所 有重要蛋白质都是在基因的指导下制造出来的， 基因组指在细胞核中的遗传性DNA 的全部物 质，它携带着成千上万单独的基因，每一个都包含 有数百个或更多的DNA单元，起着密码信的作 用；人体中有数以亿计的这种单元，要找出人体这 种基因序列并对每种基因中的化学序列进行测 定。进一步了解生命的化学本质和重要性以及对 健康的重要性是十分重要的。在二十一世纪医疗 卫生领域内可能最令人感兴趣的新领域之一是基 因疗法。人体有些疾病并不是由于某种微生物的 侵害而引起的，而是和我们自身的基因缺陷有关。 药物化学家正在尝试着发展一种用向细胞释放 DNA片段的方法，使其替代有缺损的部分；这是 在二十一世纪充满竞争的领域，未来的基因疗法 将有助于目前尚不能解决的与健康有关的问题。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向公众展示了未来个性化医 疗的蓝图：如果你到了医院，经过医生和系列化验 诊断为某种疾病，医生只给你提供一组治疗信息 供选择，

  3  你只要将带有自己遗传档案的软盘插入 电脑，同时输入疾病和治疗相关信息，电脑就会提 示应该选择什么药、最佳剂量和剂型、服用的效 果。这样，人们将会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药物的 毒副作用避免到最小。   进入21世纪，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技术 革命，其核心和主流是信息科学技术革命，它必将 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信息科学和信 息技术中比较典型的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 算机技术。它们大体相当于人的感觉器官、神经 系统和思维器官。将传感、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连 接成网，融为一体，标志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传感技术的任务是要精确、高效、可靠地采集 各种形式的信息。因此，需要努力发展遥感、遥测 及各种高性能的传感器、换能器和显示器，如卫星 遥感技术，红外遥感技术，次声和超声检测技术， 各种热敏、声敏、味敏、嗅敏及智能传感系统。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水 平。信息技术与化学的紧密联系集中表现在通过 各种化学合成手段，制造出功能各异的信息材料， 主要包括电子材料和光电子材料。各种电学、磁 学和光学性能不断改进的新材料推动着电子学的 发展。计算机的功能和速度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子，是否真的有一天能够达到和人脑相比拟，甚至 于超过人脑的水平?这恐怕要取决于是否能够把 计算机电路的微型化继续做下去，同时不断提高 芯片的集成度。以半导体硅为基础的微电子技 术，遵循着一个非常著名的定律：摩尔定律，即每 经过18至24个月，电路的运算速度大约翻一番， 历经40年的变化后，固态微电子学已

  4  经发展到在 面积小到几个平方厘米的硅片上，可以做出几百 万个尺寸为0．18(微米)的晶体管的水平。但是 如果和分子器件相比，它仍然是太大了。假设现 在的晶体管相当于布满文字的一页纸，分子器件 大约只相当于其中的一个句点，即使像现在技术 界提出的，12年内硅晶体管的尺度可能缩小到 12Ohm(纳米)的水平，但是硅芯片和分子器件相 比，仍然要大60o00倍!再者，没有人认为传统的 硅基微电子学会继续按照摩尔定律发展下去，这 和芯片制造专家认为继续做下去经济上不再合算 有关。当把更多的晶体管做在一张芯片上时，杂 散信号、因为器件过于密集而带来的芯片散热问 题以及制造器件本身的困难等等，都将影响到这 项技术的进展。事实上，制造有效的超小型硅晶 体管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等技术的革新，已经是 越来越困难了。不少专家认为，当晶体管达到0．1 微米的水平时，挑战将变得更加激烈，因为集成电 路加工技术所遇到的困难是随着晶体管密度的增 加呈指数增长的，但是它的经济效益却不一定能 够达到同样的增长速度。不少专家认为在2015 年左右，芯片的产值将达到2000亿美元，此时它 的不断小型化的势头也将停滞，因为这时用来提 高芯片能力的成本实在太高了。近年来在分子计 算机研究方面的巨大进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 了另一个可能的方向。虽然目前预言它的成功还 为时过早，但是近年来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的许多 成果所展示的前景却是极其鼓舞人心的。   总之，在21世纪，化学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尖端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以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 有着密切联系。它是一门重要的基

现代生活与化学论文篇(2)

摘 要 哈贝马斯捍卫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现代性问题出自工具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可以重建现代性。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理论承认东亚现代化的路径。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当今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当然，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他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被誉为“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和“西方学界的领袖人物”。1956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助手。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1964年接替霍克海默出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83—1994年，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和哲学教授，同时还担任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德国语言学与文学研究院的正式研究员。虽然他于1994年退休，但至今仍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2001年4月曾访问过中国，分别在京沪两地高校和学术机构做系列讲演，引起强烈反响。

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涵盖了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是一位综合型学者。其理论的核心可以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通过批判理论的语用学，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

哈贝马斯著述颇丰，公开发表论著46部以上，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跻身于当代西方最多产、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理论家行列，被列为“当代欧美11位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1]封底 其中，《公众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合法化危机》（1973年）、《沟通与社会进化》（1976年）、《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1990年）[①]等等著作集中了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研究，捍卫现代性，提出交往行为理论（或沟通行为理论），重建合理性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界定了“现代性”这个概念后，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如下几个问题：现代性何以未过时（或说未枯竭）？何以说未完成？为何未完成？为何必须完成？如何去完成？哈贝马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心构想，创造了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成了“现代性”研究的学界泰斗。因此，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域。

现代性是什么

学术界对“现代性”的争论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息过，而哈贝马斯的“未了的研究项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整理和发展韦伯的思想，重建批判理论，“借用”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从而对后现代性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理清具体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构的，这种重构方法为福利社会妥协的崩溃、为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潜在批判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它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不屈尊‘强硬’的新保守主义或‘狂热’的青年保守主义。” [2]p56

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家是黑格尔。黑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代概念，认为所谓‘现代’，便是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的‘新时代’，这个时生的最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现代’或‘新时代’这一称号同时出现的，是革命、解放、进步、发展、危机、时代精神等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概念。” [3]p64－65－“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时期以来，在思想、社会、科学、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出现的‘自主化’倾向，即不再立足于过去、模仿过去时代的榜样，而是在对过去的批判和反思中，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制定自己的价值标准。”[3]p65哈贝马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界定：“最初，或者说在18世纪未，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哈贝马斯继承了启蒙精神所培育起来的理性传统，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迄今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绘制了一幅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理性蓝图。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设计基于对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人类世界前景的憧憬，致力于这样一种前景的实现”。[3]p66因此，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仅如韦伯所说，是西方的“宿命”，也是全球的“宿命”，是理性的决定性实现。无论各种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如何攻击，它都将不可逆转地进行下来。

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工程”由于资本主义过去200多年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严重偏颇而处于停顿状态。但尽管如此，其价值和理想直到今天尚未全面实现，而它们毕竟体现了进步的逻辑，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3]p66 而那些流行的反理性主义思潮（指形而上学批判派和后现代主义）仅对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提出异议，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现代性问题出现在原有分析的范式，“一个范式只有在遭到另一个不同范式的明确否定时才会失去其力量，即是说，在因认识而被剥夺价值时才会失去其力量，但只有当一个具有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孤立主体的自我意识范式、自我关涉范式被另一个范式，既被理解范式（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范式）取代时，解构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随后才会出现一种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占有思想的具体批判——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对理性的诊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4]p362 即败坏了现代性文化的名誉的“不是理性太多”（指的是理论理性），而是“理性太少”（指的是实践理性）。“这样一来，以主体为中心的现代理性就导致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孤立，导致了将世界分裂为可理解领域和不可理解领域，导致了以‘合理性’为幌子的权力压迫体系扩张的可能性”。 [5]p88

现代性为何一再遭遇挫折而未能顺利完成呢？哈贝马斯认为是“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里系统（system）的优势地位的损害。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 [6]p137哈贝马斯称这一过程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模糊，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司法、经济、政治、教育等行政管理领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规则，已经与最初的宗旨发生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仅仅遵循技术原则。原来建筑在人与人相互协调和理解之上的生存价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预和控制之下彻底丧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 [3]p113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就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因而，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论。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

“现代性”远为完成，我们的任务是重建现代性的本质内核——合理性理论。因为“最初受到欢迎的主体性原则以及主体性原则所确立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只是理性的一个侧面，而不能被认为是整个理性自身。” [7]p182 所以哈贝马斯仍以韦伯著作为基础，重新建构西方理性主义并探讨其问题所在，关键问题在于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要建立全面的合理性观，重新探讨合理性理论的一般或普遍意义。“哈贝马斯提出的疗治方案是，必须在理论上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思潮对现代性所作的否定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断言，在实践中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整合残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 [3]p72重建合理性的途径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达成“共识”的平等和自由，“如果我们把理性的概念继续推进一步，我们就能走出这一困境。这样的理性概念能够容纳生活世界，并在主体间性（而不是一元主体）的基础上具有社会同一性”。[5]p88－89

哈贝马斯结合了社会学的“系统理论”与“行为理论”，提出了交往合理性性理论。在行为理论中，首先要注意区别四类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功能，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独立的意义。理性的统一性包含在通过言语行为的相互理解达到的共识之中。“无论从元理论的角度，或方法论的角度，其核心概念都是沟通。我们感兴趣的是协调行为和通过意义理解进入客观领域这样两个方面。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互相提出来的，并可以加以彻底的批判和检验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表现为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由于主体在他们的表达中总是与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因此，他们预先设定了一种形式共同性，使之成为了沟通的要素”。[8]p135－136所谓交往行为是指至少有两个行为者通过语言理解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为。行为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为计划的理解，以便以意见一致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以实现共同的目的。“通过以交往为导向的行动总体特征的分析方法来保证理性观念。自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把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关系和相互影响的体制中。” [2]p47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理论基础内容。

合理性主要不是传达或表达的合理性，而是行为的合理性。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问题通过人的行为的合理性来解决，主要是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分析交往过程，这三个层面便呈现出来了。” [2]p57哈贝马斯又把世界分为三种类型：客观世界（各种事态的总和）、社会世界（社会交往关系总体或各种规则的总和）和主观世界（情感、意志和自我表达即唯有说话者自己能直接感受的体验的总和）。同时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为了说明理解过程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交往行为的特点。即由主体的交往活动所构成或一个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网构成的世界，人类一切实践领域。因此，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沟通过程的内在合理结构：“（a）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三种关联以及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等概念；（b）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以及真诚性和本真性等有效性要求；（c）具有合理动机的共识概念，所谓合理动机，是指主体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作为前提；（d）共同语境中作为合作行为的沟通概念。” [8]p136－137从相互关系入手即主体间性角度研究交往问题，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的过程确立了交往合理性理论。并且，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交流、解释、对话，相互理解、求同、合作。因而，主体间性理论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基础内容。这样，“哈贝马斯脱离了独白式意识哲学的前提，根据立足于关系主体（交往）的立场对物化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即他提出对作为物化来分析、纠缠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用交往行为理论，另一方面用由控制媒介形成系统的观点进行双重解读的方案。” [9]p126从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了强调交往合理性的重要性，哈贝马斯认为帕森斯的行为理论过于狭窄，将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重新结合起来，进一步说明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强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即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理论——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理论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的关键内容。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重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合理化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才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是以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建立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关系。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具有破坏性地一面，但也具有进步和贡献地一面。但我们必须全面公正地对待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因为它所具有的维护理性秩序、社会公正和道德完善的潜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掘；人们思想的一致既可以通过强迫达成也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而后者与压迫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交流和沟通，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就能思想上达成共识；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是由于合理性理论遭到了扭曲，仅仅停留在工具合理性意识上，人们似乎认为现代性仅仅限于工具合理性行为领域。这种误用完全遮蔽了理性在其他领域——如思维、道德、法律、审美、文化交流与实践中的功能。也就是说对理性一概持拒绝态度，而应划分不同类别的理性。因为不同类型理性表达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哈贝马斯为了摆脱韦伯工具—目的合理性的狭隘视域， 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束缚，从“开放的”、“批判的”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交往行为和交往合理性论：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建立了全面的合理性观，为重新理解启蒙、启蒙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和提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理论，强调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东亚现代化理论资源的可行性

20世纪是一个变化非常大的世纪，“东亚崛起”[②]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现代化研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研究，不能再看作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应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理论需要与理论建设。” [10]p29历史发展的现实开始冲击原来立足于西方中心观的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认知的怀疑是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如何来完成对西方中心观的解体与重构。学者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实证研究。而战后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发展为学者们打开了一块认知的空间。东亚现代化、东亚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内容。我们应该历史主义地充分解读这个变化的世界，而不是形而上地延误我们的生活。合理性理论要发展以符合现实需要，未竟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东西方的共有智慧。

哈贝马斯是以韦伯的理性主义理论起点上，从批判理性的角度，强调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适性（理性主义可以穿透文化界域和生活世界，从而发展出交往合理性或生活合理性），这样，生活或交往行为的理性主义肯定会导向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多元性，因为交往合理性所赖于建构的基础正是主体间性（元主体是缺乏沟通和理解），主体间性的存在又不得不与历史文化基础纠缠在一块，“主体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孤独的创作者（originator），而是必须理解为传统、社会群体和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产物（product）”， [5]p87－88哈贝马斯强调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是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的合理化进程的产物。现代性思想应该是人类共同历史活动创造和发展而来的，具有普遍性原则。可是，哈贝马斯曾坚定地反对“亚洲价值观”：“亚洲社会不能抛开个体主义的法律制度而实现经济现代化”。[7]p14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完全从西方文化出发论证现代性，实际上仍摆脱不了欧洲中心论的阴影。” [11]p319但是后来“哈贝马斯在不久前与泰勒就‘承认政治’所展开的争论中，也不得不开始承认，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并且提出，只有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解决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一条出路。” [12]p14

哈贝马斯维护“现代性”的做法，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哈贝马斯为“现代性工程”设计了一套严谨系统的方案是十分可嘉的，富有启发意义和参照意义。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为理论基础，“一种行动或陈述原则上可以在公开辩论的基础上被证明为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同等参与的资格，那么它就是合理性的” [13]p184强调现代性与现代化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西方和世界的现代化仍然在发展，后现代化和后现代性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我们进行克服其片面性、局限性，进一步反思，重振现代化和现代性；强调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强调交往合理性的开放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强调现代性的辩证法，即“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互动。

“生活世界和系统二元论已成为他（指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现代化可以理解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合理化，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根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相互关系来分析。” [11]p236所以事实上，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带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又促进了系统整合与生活世界整合的互动，互动形成不同的模式，形成多样性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摆脱了韦伯理论的困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从多元角度出发，提出文化交往主义，为我们打开现代化理论的视域，也为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建立提供思想合理论基础。世界的发展不是单线的、唯一模式的，世界的发展是多线的、多模式的。历史上曾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农业社会，今天也应该有不同形态的现代工业社会。战后东亚崛起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亮点从事实证明了合理性理论的多元基础：东亚现代化模式是西方现代化以后的又一发展形式，东亚的现代性否认了西方的现代性的单一性和普世原则，东亚现代化模式也具有普世原则，因此，从交往理性出发，东亚现代化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通过与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文明对话”以达到“共识”，这样东亚现代化模式才能为“世界的普世原则”提供资源。所以，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可以作为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莱斯利·A.·豪，陈志刚译，哈贝马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6]尼格尔·多德，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中冈成文，王屏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2]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3]帕特里克·贝尔特，瞿铁鹏译，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注释:

现代生活与化学论文篇(3)

摘要哈贝马斯捍卫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现代性问题出自工具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可以重建现代性。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理论承认东亚现代化的路径。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当今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当然，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他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被誉为“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和“西方学界的领袖人物”。1956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助手。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1964年接替霍克海默出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83—1994年，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和哲学教授，同时还担任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德国语言学与文学研究院的正式研究员。虽然他于1994年退休，但至今仍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2001年4月曾访问过中国，分别在京沪两地高校和学术机构做系列讲演，引起强烈反响。

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涵盖了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是一位综合型学者。其理论的核心可以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通过批判理论的语用学，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

哈贝马斯著述颇丰，公开发表论著46部以上，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跻身于当代西方最多产、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理论家行列，被列为“当代欧美11位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1]封底其中，《公众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合法化危机》（1973年）、《沟通与社会进化》（1976年）、《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1990年）[①]等等著作集中了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研究，捍卫现代性，提出交往行为理论（或沟通行为理论），重建合理性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界定了“现代性”这个概念后，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如下几个问题：现代性何以未过时（或说未枯竭）？何以说未完成？为何未完成？为何必须完成？如何去完成？哈贝马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心构想，创造了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成了“现代性”研究的学界泰斗。因此，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域。

现代性是什么

学术界对“现代性”的争论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息过，而哈贝马斯的“未了的研究项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整理和发展韦伯的思想，重建批判理论，“借用”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从而对后现代性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理清具体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构的，这种重构方法为福利社会妥协的崩溃、为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潜在批判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它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不屈尊‘强硬’的新保守主义或‘狂热’的青年保守主义。”[2]p56

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家是黑格尔。黑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代概念，认为所谓‘现代’，便是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的‘新时代’，这个时生的最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现代’或‘新时代’这一称号同时出现的，是革命、解放、进步、发展、危机、时代精神等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概念。”[3]p64－65－“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时期以来，在思想、社会、科学、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出现的‘自主化’倾向，即不再立足于过去、模仿过去时代的榜样，而是在对过去的批判和反思中，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制定自己的价值标准。”[3]p65哈贝马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界定：“最初，或者说在18世纪未，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哈贝马斯继承了启蒙精神所培育起来的理性传统，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迄今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绘制了一幅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理性蓝图。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设计基于对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人类世界前景的憧憬，致力于这样一种前景的实现”。[3]p66因此，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仅如韦伯所说，是西方的“宿命”，也是全球的“宿命”，是理性的决定性实现。无论各种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如何攻击，它都将不可逆转地进行下来。

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工程”由于资本主义过去200多年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严重偏颇而处于停顿状态。但尽管如此，其价值和理想直到今天尚未全面实现，而它们毕竟体现了进步的逻辑，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3]p66而那些流行的反理性主义思潮（指形而上学批判派和后现代主义）仅对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提出异议，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现代性问题出现在原有分析的范式，“一个范式只有在遭到另一个不同范式的明确否定时才会失去其力量，即是说，在因认识而被剥夺价值时才会失去其力量，但只有当一个具有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孤立主体的自我意识范式、自我关涉范式被另一个范式，既被理解范式（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范式）取代时，解构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随后才会出现一种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占有思想的具体批判——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对理性的诊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4]p362即败坏了现代性文化的名誉的“不是理性太多”（指的是理论理性），而是“理性太少”（指的是实践理性）。“这样一来，以主体为中心的现性就导致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孤立，导致了将世界分裂为可理解领域和不可理解领域，导致了以‘合理性’为幌子的权力压迫体系扩张的可能性”。[5]p88

现代性为何一再遭遇挫折而未能顺利完成呢？哈贝马斯认为是“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lifeworld）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里系统（system）的优势地位的损害。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6]p137哈贝马斯称这一过程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模糊，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司法、经济、政治、教育等行政管理领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规则，已经与最初的宗旨发生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仅仅遵循技术原则。原来建筑在人与人相互协调和理解之上的生存价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预和控制之下彻底丧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3]p113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就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因而，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论。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

“现代性”远为完成，我们的任务是重建现代性的本质内核——合理性理论。因为“最初受到欢迎的主体性原则以及主体性原则所确立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只是理性的一个侧面，而不能被认为是整个理性自身。”[7]p182所以哈贝马斯仍以韦伯著作为基础，重新建构西方理性主义并探讨其问题所在，关键问题在于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要建立全面的合理性观，重新探讨合理性理论的一般或普遍意义。“哈贝马斯提出的疗治方案是，必须在理论上批判形形的非理性思潮对现代性所作的否定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断言，在实践中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整合残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3]p72重建合理性的途径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达成“共识”的平等和自由，“如果我们把理性的概念继续推进一步，我们就能走出这一困境。这样的理性概念能够容纳生活世界，并在主体间性（而不是一元主体）的基础上具有社会同一性”。[5]p88－89

哈贝马斯结合了社会学的“系统理论”与“行为理论”，提出了交往合理性性理论。在行为理论中，首先要注意区别四类行为：目的、规范调节行为、戏剧、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功能，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独立的意义。理性的统一性包含在通过言语行为的相互理解达到的共识之中。“无论从元理论的角度，或方法论的角度，其核心概念都是沟通。我们感兴趣的是协调行为和通过意义理解进入客观领域这样两个方面。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互相提出来的，并可以加以彻底的批判和检验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表现为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由于主体在他们的表达中总是与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因此，他们预先设定了一种形式共同性，使之成为了沟通的要素”。[8]p135－136所谓交往行为是指至少有两个行为者通过语言理解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为。行为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为计划的理解，以便以意见一致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以实现共同的目的。“通过以交往为导向的行动总体特征的分析方法来保证理性观念。自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把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关系和相互影响的体制中。”[2]p47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理论基础内容。

合理性主要不是传达或表达的合理性，而是行为的合理性。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问题通过人的行为的合理性来解决，主要是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分析交往过程，这三个层面便呈现出来了。”[2]p57哈贝马斯又把世界分为三种类型：客观世界（各种事态的总和）、社会世界（社会交往关系总体或各种规则的总和）和主观世界（情感、意志和自我表达即唯有说话者自己能直接感受的体验的总和）。同时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为了说明理解过程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交往行为的特点。即由主体的交往活动所构成或一个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网构成的世界，人类一切实践领域。因此，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沟通过程的内在合理结构：“（a）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三种关联以及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等概念；（b）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以及真诚性和本真性等有效性要求；（c）具有合理动机的共识概念，所谓合理动机，是指主体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作为前提；（d）共同语境中作为合作行为的沟通概念。”[8]p136－137从相互关系入手即主体间性角度研究交往问题，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的过程确立了交往合理性理论。并且，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交流、解释、对话，相互理解、求同、合作。因而，主体间性理论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基础内容。这样，“哈贝马斯脱离了独白式意识哲学的前提，根据立足于关系主体（交往）的立场对物化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即他提出对作为物化来分析、纠缠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用交往行为理论，另一方面用由控制媒介形成系统的观点进行双重解读的方案。”[9]p126从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了强调交往合理性的重要性，哈贝马斯认为帕森斯的行为理论过于狭窄，将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重新结合起来，进一步说明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强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即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理论——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理论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的关键内容。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重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合理化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才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是以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建立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关系。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具有破坏性地一面，但也具有进步和贡献地一面。但我们必须全面公正地对待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因为它所具有的维护理性秩序、社会公正和道德完善的潜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掘；人们思想的一致既可以通过强迫达成也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而后者与压迫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交流和沟通，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就能思想上达成共识；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是由于合理性理论遭到了扭曲，仅仅停留在工具合理性意识上，人们似乎认为现代性仅仅限于工具合理领域。这种误用完全遮蔽了理性在其他领域——如思维、道德、法律、审美、文化交流与实践中的功能。也就是说对理性一概持拒绝态度，而应划分不同类别的理性。因为不同类型理性表达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哈贝马斯为了摆脱韦伯工具—目的合理性的狭隘视域,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束缚，从“开放的”、“批判的”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交往行为和交往合理性论：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建立了全面的合理性观，为重新理解启蒙、启蒙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和提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理论，强调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东亚现代化理论资源的可行性

20世纪是一个变化非常大的世纪，“东亚崛起”[②]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现代化研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研究，不能再看作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应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理论需要与理论建设。”[10]p29历史发展的现实开始冲击原来立足于西方中心观的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认知的怀疑是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如何来完成对西方中心观的解体与重构。学者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实证研究。而战后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发展为学者们打开了一块认知的空间。东亚现代化、东亚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内容。我们应该历史主义地充分解读这个变化的世界，而不是形而上地延误我们的生活。合理性理论要发展以符合现实需要，未竟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东西方的共有智慧。

哈贝马斯是以韦伯的理性主义理论起点上，从批判理性的角度，强调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适性（理性主义可以穿透文化界域和生活世界，从而发展出交往合理性或生活合理性），这样，生活或交往行为的理性主义肯定会导向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多元性，因为交往合理性所赖于建构的基础正是主体间性（元主体是缺乏沟通和理解），主体间性的存在又不得不与历史文化基础纠缠在一块，“主体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孤独的创作者（originator），而是必须理解为传统、社会群体和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产物（product）”，[5]p87－88哈贝马斯强调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是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的合理化进程的产物。现代性思想应该是人类共同历史活动创造和发展而来的，具有普遍性原则。可是，哈贝马斯曾坚定地反对“亚洲价值观”：“亚洲社会不能抛开个体主义的法律制度而实现经济现代化”。[7]p14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完全从西方文化出发论证现代性，实际上仍摆脱不了欧洲中心论的阴影。”[11]p319但是后来“哈贝马斯在不久前与泰勒就‘承认政治’所展开的争论中，也不得不开始承认，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并且提出，只有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解决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一条出路。”[12]p14

哈贝马斯维护“现代性”的做法，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哈贝马斯为“现代性工程”设计了一套严谨系统的方案是十分可嘉的，富有启发意义和参照意义。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为理论基础，“一种行动或陈述原则上可以在公开辩论的基础上被证明为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同等参与的资格，那么它就是合理性的”[13]p184强调现代性与现代化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西方和世界的现代化仍然在发展，后现代化和后现代性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我们进行克服其片面性、局限性，进一步反思，重振现代化和现代性；强调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强调交往合理性的开放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强调现代性的辩证法，即“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互动。

“生活世界和系统二元论已成为他（指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现代化可以理解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合理化，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根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相互关系来分析。”[11]p236所以事实上，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带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又促进了系统整合与生活世界整合的互动，互动形成不同的模式，形成多样性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摆脱了韦伯理论的困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从多元角度出发，提出文化交往主义，为我们打开现代化理论的视域，也为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建立提供思想合理论基础。世界的发展不是单线的、唯一模式的，世界的发展是多线的、多模式的。历史上曾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农业社会，今天也应该有不同形态的现代工业社会。战后东亚崛起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亮点从事实证明了合理性理论的多元基础：东亚现代化模式是西方现代化以后的又一发展形式，东亚的现代性否认了西方的现代性的单一性和普世原则，东亚现代化模式也具有普世原则，因此，从交往理性出发，东亚现代化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通过与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文明对话”以达到“共识”，这样东亚现代化模式才能为“世界的普世原则”提供资源。所以，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可以作为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莱斯利·A.·豪，陈志刚译，哈贝马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6]尼格尔·多德，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中冈成文，王屏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2]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3]帕特里克·贝尔特，瞿铁鹏译，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注释:

现代生活与化学论文篇(4)

一、信息时代文学理论课面临的文化现实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开始独霸天下，它不仅改变着世界的样貌，也改变着现有的文化形态。尤其是图像文化的出现，使传统的纸质文字文化形态遭遇了空前的危机。自古希腊以来，语言是最重要的理性范畴，认为“感受主要是推论性的，它使言词优于意象、意义优于非意义、理性优于非理性。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却从根本上颠覆了语言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后现代主义认为感受是图像性的，视觉感受优于刻板的语词感受性，图像优于概念，感觉优于意义”。在后现代主义学者看来，感官和经验优于抽象物和概念，反对那种以文本与话语为中心的文本主义看法，“感觉美学”是优于“解释美学”的。后现代主义对图像和视觉的推崇直接改写了现代主义美学，在这之前，由于艺术与生活的分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可以在艺术中寻找到寄托，反映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是被排除在美学视野之外的。而后现代主义解构了现代主义精英权力话语所设定的界限和秩序，重新将艺术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发现了另外一种艺术类型: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是虚假的艺术体制的扬弃形式，艺术家们利用各种媒介手段，将美学元素融入到大众文化创作中，创造出一种超越了先前文学样式诗、小说等局限的多元性的新感受艺术形式，它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文化的转型和扩张，使文学观念发生了改变，由旧有的文学是意识形态、认识教化转变为文学是日常消费、消闲娱乐等。

二、信息时代电子媒介对文学理论课的意义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使不可掌握的东西变成可以掌握的东西的过程。为了使“不在场”的“在场”，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用语言文字来记载、保存、呈现人类文明。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出现，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开始由抽象性的语言文字向直观的图像化发展，图像认知成为一种必然。福柯曾经指出，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从“黑暗”“封闭”“保守”“隐蔽”，向“照亮”“透明”“启蒙”“去蔽”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语言文字对文学意义是一种遮蔽，而图像却是一种敞开，以可视、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语言文字抽象的内涵，满足了人们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不费解地享受艺术的审美心理和消费心理。消解了往日高高在上的高雅文化的权威性，使得精英文化在图像的阐释下变得通俗易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子媒介的介入使得深奥艰涩的文学理论课变得通俗易懂成为了可能。

(一)文学理论的图像化成为了可能知识的传授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文学理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规律的理论总结，因其语言的内指性和抽象性、分析性导致了课程自身的晦涩难懂。再加上当代大学生是在图像、传媒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习惯于可视、直观的阅读接受方式，对于蕴含丰富、复杂的语言文字的阅读方式有着抵触的畏难心理，在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的转化过程中存在着困难，从而丧失了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和兴趣，造成了教与学的困难。因此，如何根据文学理论的专业特性和接受主体学生的实际情况，改变、调整教学方式，是新媒体时代每一位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思考、面对的课题。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为改变文学理论教学窘境提供了途径。在电子信息时代，文学理论知识的传授、表达，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文字，而是可以综合运用多种多媒体技术，使抽象的文学理论内容能以声音、图像单一的或者两者与文字相互结合的方式呈现。这样文学理论的内容就不再单纯地存在于纯粹的语言文字中，而是溢出了传统语言的范围，存在于图像文本中了。这就大大增强了文学理论的形象性、生动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图像、声音在阐释本该属于文字表达的内涵时，也要常常运用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因此所彰显的审美体验并不亚于文字文学作品所能激起的审美冲动，比如相较于小说，作为影视剧的《红楼梦》，那种繁冗复杂的空间叙事、复杂交错的人物关系、具有古典文化韵味的语言描写，都在形象、生动的画面中以直观的方式坦陈出来，就连文字中的隐喻事件也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段背景音乐，甚至一个镜头得以展现。人们在轻松娱乐中就可以饶有兴致地认识、了解、掌握《红楼梦》(大学生不是学者、研究者)。这是传统语言文字教学所无法比拟的。图像的形象化特征还有利于教师将抽象的理论意识通过图像以物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语言是一种静的载体，借助图像平台却可以把自己鲜活地表现出来，文学通过图像可以把语言文字变成直观形象、把想象的描写变成可视的画面、把抽象的理论内容变成通俗可感的画面、声音。文学意义的阐释不再是语言的专利，“图片”也可以叙说理论。文学理论的图像化使得理论具有了语言文字叙述所无法比拟的形象性和真实性，增强了历史的“在场性”。比如鲁迅小说《祝福》中有关祭祀场面的描写，影视画面所展示的不仅仅是民间风俗，我们还看到了当时中国的历史现实和鲁迅先生哀叹的国民性:封建礼教的迂腐性和毒害性，以及下层人民的麻木、愚昧。图像巧妙地把理性的精英文化和一定的娱乐化元素对接起来，使得精英文化离开书斋开始走向大众。现代传媒成为大众解读经典的有效途径。

电子媒介在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接受方式。当今的大学生，通过图像与网络接受信息的方式远远超过对传统纸质文本的阅读，在我们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大众传媒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时，目前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是，在守护和建设人类精神家园的同时，针对大学生的现状，尽可能地多利用电子媒介，运用图像文本的特点来增强文学理论课的趣味性、生动性，使学生在乐学中尽可能多地学习文学理论知识。多媒体技术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可以避免教学的平铺直叙，能够立体、直观、多层次地展示教学内容。而且运用多媒体教学，还可以把学生带入到文学艺术的情景中，在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中完成知识的掌握。大大地促进了教学任务的有效完成。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认知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图像认知已成为人们了解世界、掌握文化的重要方式。它不仅从技术层面重新塑造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还从审美层面和心理层面渗透到人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影响着人们认知方式和接受心理。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教师需要在对知识的表述阐释过程中，结合专业特性和学生的实际阅读习惯，搭建起图像文化与文学理论沟通的桥梁，使晦涩的理论知识通过多媒体手段变得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多媒体技术实现了语言文本与图像文本在某种程度上的共生与互读，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现代人的接受方式和审美趣味。

(二)文学理论的日常生活化成为可能文学理论知识理论性很强，又囊括了古今中外文论和文学史、文学批评的知识，冗繁而庞杂。对刚刚入学、专业知识储备较薄弱的大一新生来说，就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教师在讲授时，要考虑如何运用一定的教学手段，把学生难以理解的抽象知识转化为和学生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和兴趣、爱好相联系的具象知识。让高深的理论日常化、生活化。电子媒介的崛起使文学理论的日常生活化成为了可能。影视、因特网、手机等占据了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的同时也从各个方面规定和制约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认知边界，甚至阻隔了人与客观世界的鲜活联系而使人生活在“虚拟环境”里。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阅读行为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深度的经典文本遭遇前所未有的冷遇，而迎合感官愉悦的图像阅读却大受欢迎，网络、广播、报刊等成为各种消费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着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文学的感受、体验和认识更多的是来自影视、网络、手机，而非文学文本的阅读。因此，教师的授课就不能一味地固守书本知识，在文学作品和文学史里打转。其实，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并非只能由深奥的理论和固化的文学作品来完成，生活中很多的文艺现象都可以阐释文学理论，比如广告、电视文化节目，甚至茶吧、广场都晃动着“文学性”的影子。

尤其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人们对文学、文学的特点以及文学的作用、发展、演变趋势等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通常对文学艺术的深度、意义不再关注，更愿意接受的是艺术的游戏化、休闲化、享乐化，连传统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也正让位于电子传媒所带来的超感官的视听享受。因此，文学理论教学要面对这种变化了的文化现实，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把大众文化的图像化、娱乐化引进到课堂中，在保持文学理论知识科学性的同时，利用影视、广告、网络文化等来淡化文学理论的理论色彩，在引领学生进行感性审美体验的同时，逐渐引导学生向理论高度迈进，在学生消除畏难情绪、产生兴趣的基础上可逐步加大、加强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的学习，在循序渐进中完成文学理论知识的学习。

现代生活与化学论文篇(5)

关键词：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超级秘书网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现代生活与化学论文篇(6)

摘要：“后理论时代”是人类在后现代盛行之后所进入的一个时代。在此时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恶化、过度消费、数字化生活等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后理论时代人类面临着双重使命：既要重建理论，也要重建生活。理论要重振雄风，必须既要反对理论主义，也要超越后现代主义。具体道路可以有三条：坚持生活伦理，反对理论主义；坚持复杂思维，超越后现代主义；坚持思与诗合一，走向“活的理论”。

关键词：后理论时代；理论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活伦理；复杂思维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08-06

2003年伊格尔顿出版了《理论之后》，颇有影响。2009年7月该书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宁新著《“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11月，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终结或开端：后理论时代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位于西子湖畔的华北饭店举行。此后，报纸杂志时有“后理论时代”的文章问世。这些都预示着一道新的学术风景正在中国慢慢形成。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1〕（P11）那些曾经轰动世界的正统文化理论，诸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它们“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前言），因而必将退出舞台。站在新世纪之初回顾整个20世纪的人类解放事业，作者满怀忧伤。人类曾经竭力追求并使之合法化的东西（如性、大众文化等等），如今却深深地禁锢了人类前进的步伐。伊格尔顿似乎想力挽狂澜，恢复一些被正统文化理论忽视的文化理念的生命力，进而渴望重建新的文化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此书有为社会主义运动辩护之嫌，但作者提出的问题和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一、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颠覆

目前国内对“后理论时代”的到来还缺乏足够的学理梳理。“后理论时代”这一概念还只是对西方出现“反理论”及“理论终结”思潮，甚至是若干重要文化理论家（福柯、德里达、萨义德等等）去世的一种回应。①要命名一个时代，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分析其理论背景与根源何在？对于“后理论时代”，我们必须弄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在此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何在。

“后理论时代”的出现，其根源不在别处，恰恰是现论本身，而不是伊格尔顿所谓正统文化理论不能应对当下现实政治。伊格尔顿并没有对现论本身的弊端深入分析，只是从现象上向我们展示在后现代社会正统文化理论的无助无力甚至无能。其实任何理论都不能永远适应时局，因此关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在后现代社会，理论才如此成问题？

古典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到了一个尽头。概念的生活代替了现实的生活，甚至用概念来演绎宇宙万物的生存过程。这种理论主义在黑格尔那里达到极点。在其之后的现代社会，虽然很少有人再有此雄心，但黑格尔哲学中的理论主义问题依然存在。片面夸大理论对现实的独立性，甚至有人认为不存在独立于理论之外的“历史”或“现实”；印戴斯与赫斯特就持这种观点。〔2〕（P28）或者放弃理论对现实的作用，纯粹为理论而理论，毫无终极人文关怀。这些理论主义的表现其实已经削弱了理论的生命，埋下了可能致使理论覆灭的种子。

到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可谓对理论主义的一次全面反叛，但却是以牺牲理论的使命为代价。后现代是后理论时代的门槛。正是在后现代社会，人类开始对理论的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批判。众所周知，理论惯以概念将特殊化为普遍，将个体化为整体，将个性化为共性。比如“树”这一概念，含纳了世界上所有类别所有时空中的树。后现代主义对理论的这种过度的化繁为简进行颠覆，从而鼓吹差异，否弃本质的存在。此举虽然尊重了具体存在的不同类型的个体（他者），但是对各种殊相的病态张扬，也最终使我们坠入差异的泥沼不能自拔，找不到方向。德里达的“异延”论可作为典型。“异延”（differance）是德里达生造的一个词，与法文词“差异”（difference）读音相同而字符不同。他想说明语音中心主义不可信，应当以文字字符为中心。他说：“异延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差异的本源或者说生产，是指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它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3〕（P402~403）德里达对人类中心和基础的解构，如今看来仿佛是闹剧一样，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中心和基础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其次，理论总有一种建构冲动，即朝向一个体系，一切都必然指向体系的完备。于是为了一个整体，理论往往失去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的能力，委曲求全或者隔靴搔痒。利奥塔的后现论从分析自然科学的宏大叙事着手，其核心便是“向总体性宣战”。于是，“后现代主义被视为宏大叙事与普遍真理的掘墓者”，〔4〕（P227）转而强调偶然、微观。与理论主义者深陷封面的必然王国不同，后理论主义者漂浮于琐碎的“一切皆有可能”的偶然王国之中。

此外，理论本身由于总是对生活的静态观照，并以一种逻辑严密的枯燥的概念来审视生活，因而总与生活隔着一层语言的外衣。“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他们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将概念读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跃然纸上，神会心胸。”〔5〕（P230）对极端的理论主义者来说，生活永远在别处，理论是其生活的兴奋剂，而生活却是其理论的盲点。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放逐生活的作风极其反感，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不过这次放逐的对象变成了理论。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现实图景：鄙视理论，亲近生活，并努力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游戏化，甚至“娱乐致死”。但是过犹不及，理论作为人类思维的器官，“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1〕（P213）放逐了理论也意味着放逐了生活的深度和难度，使人漂流于轻而易举的之中，久而久之，滋生“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理论的双重性可谓理论的固有本性。后现代主义反叛理论的劣根，结果连理论的正当意义也给抛弃了。就像倒洗澡水，结果连孩子也给倒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颠覆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后理论时代。在此意义上，后理论时代也可以说是“后理论主义时代”。

二、后理论时代的世界图景

“存在即合理”。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也有其必然性。如前所述，后理论时代可谓人类在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自救行为。伊格尔顿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在此意义上，《理论之后》便是一种理论上的救赎行为。〔1〕（P17）人类在后现代主义的操控下失去生活方向与理论信心。与此同时，人类外在生活环境的极度恶化也在召唤着一个新时代。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20次超级大地震中，80年代以后的30年就占了9次。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劫持四架民用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这起事件，现在回头来看，仿佛是一个隐喻，预示着人类从此进入了各种各样的恐怖时代。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地球灾难频发，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生命安全受到严峻的挑战。2008年世界著名自然灾难专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克古尔在其新书《7年拯救地球》中提出：人类只剩7年时间来拯救地球和人类自己，如果温室气体在这7年中无法得到控制，那么地球将在2015年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中，包括战争、瘟疫、干旱、洪水、饥荒、飓风在内的各种灾祸将席卷地球，使人类遭遇“末日式劫难”。〔6〕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也曾断言地球正面临着覆灭的命运。2010年他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他表示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就必须移民火星或其他的星球，而地球迟早会灭亡。〔7〕也许，他们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但也的确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地球真的到了需要人类日日夜夜温柔呵护的时代。

地球环境的加速恶化与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我们曾经无数次引用这句话表明人的思想的伟大。但在大自然灾难如此频繁的时代，人类的思想又显得多么柔弱啊！“人定胜天”的观念再也不能适应当今的世界了。人类只有承认自己的渺小才能成就其伟大的事业：把保护地球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全球联合起来，真正把低碳生活落到实处。伯曼曾经指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有一种“发展欲望”所导致的社会行动模型，它“是以受害者的鲜血和尸骨支撑起来的”。〔8〕（P97）长期以来人类受制于这种“发展冲动”的操控，以破坏地球生态平衡以及牺牲人道精神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无异于杀鸡取卵。遗憾的是，这种发展（美其名曰“现代化进程”）目前仍然在全球轰轰烈烈地进行。当发达国家将自己的落后地区“现代化”之后，它们把经济的魔爪便伸向了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此视角看，电影《阿凡达》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经济侵略的寓言，寄托了导演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反省和批判。

经济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当人类庆幸物产丰腴的消费时代的时候，却忽视对消费劣根性的清醒意识。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曾指出“在西方世界……消费是新的鸦片”〔9〕（P62），可是在“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10〕（P377）消费不仅刺激生产，从而加快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更大的负面影响是刺激人类的物欲享受。攀比成风，奢侈无度。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1993）中称之为“丰饶中的无度”，认为这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发炽烈的社会。”〔11〕（P75）如今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似乎全世界都在扩大需求刺激消费。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梭罗也说：“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12〕（P307） 可现实却是人人都想多买房，人人都想拥有车，人人都在过度地占有。在现代都市，公众空间越来越被人为地缩小。与其相应，私人空间分配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富人们往往“狡兔三窟”，而穷人们只能蜗居度日。奥卡姆曾经说过：“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条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如今看来是多么需要推行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去啊！

后理论时代人类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沉陷于时空被极度压缩的虚拟的网络生活，或者叫“数字化生活”。2011奥斯卡奖影片《社交网络》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今人类网络生活的面貌。电影充分展示了尼葛洛庞帝所分析的数字化生活的四大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13〕（P269）但是人们似乎总在欢呼着这种网络生活的进步与快乐，却忽视了其负面效应的危害。网络生活的丰富性轻便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其中，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便可万事大吉，这种一切都轻而易举“确定”的超现实生活，使得长期处于其中的人越来越厌倦困境重重的现实生活。早在1992年，美国哲学家鲍尔格曼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由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超现实、过度活动与超智能”特征，其中超现实和超智能对人类的危害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认为经验“应是一个人与世界的突出遭遇”，可是超现实提供的经验却“是一定时间过程中感觉刺激的总和”。他进而批判“超现实环境无法提供唤起人们的耐心与勇气的人们工作与幸福。超现实环境非真实、不连续的魅力引发心神分散和行无定向，二者都处于抑郁愤恨和活动过度努力中极为危险的边缘。”〔14〕（P116）他对超智能的分析更可谓对人类网络生活的形象展示：

“信息线路就像遍及人类机体并使之活泼有生气的神经。传感器与监控器类似使我们与世界接触的人的感官。数据库相当于人的记忆；信息处理器执行人的推理与理解的功能。一旦后现代基础设施合理地整体化，它将在作用范围、敏锐度、能量及准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人类智力。”〔14〕（P124）

超现实之所以存在，超智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人们沉醉于先进超智能的时候，鲍尔格曼提醒世人：“超智能，若任其极度膨胀发展，将导致人类智力严重衰退。”超智能让世界和身体的对称性降低：“一方是尽管富有魅力但却浅薄的世界，一方是消息极为灵通但灵魂却脱离躯体的人”。因而超智能“将导致一种缺乏联系的、无实质的、茫然无定向的生活。”〔14〕（P126~131）一言以蔽之，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庆幸它能帮助人类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对其可能引发的伤害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后理论时代，上述超现实、超智能将会随着电脑的日新月异而加速发展着。人类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许多身体机能因而面临不适应外在环境进而蜕化变质的危险。更有甚者，网络充斥着大量的色情与游戏，感官刺激被无限地膨胀，甚至导致在现实中也效仿网络的违法犯罪行为。而网络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严加防控。

综上所述，困境重重的人类，在后理论时代必须履行两大使命：批判与救赎，即在享受文明的一切成果的同时，批判文明中的一切罪孽，并在各自的领域内播撒救赎的种子。环境恶化，消费无度，虚拟的网络生活是后理论时代人类必须直面的最重要的三个紧迫问题。尽管它们由来已久，但在后理论时代，它们更加突出和严峻，并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为此，保护地球、节制消费、绿色网络将是后理论时代一切理论和生活的三大试金石。

三、后理论时代的理论之道

如前所述，后理论时论所面临的处境是：既要反对现代社会以来日益严重的理论主义，又要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过度颠覆所造成的虚无主义。理论主义极端形式是要理论不要生活，后现代主义极端形式则是要生活不要理论。因此，在后理论时代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协调好理论与生活的关系，创建一种与生活真正水融的理论。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条道路。

第一，坚持生活伦理，反对理论主义。理论往往在揭示真理的同时也遮蔽真理，正如纪伯伦所言：“许多理论都像一扇窗户，我们通过它看到真理，但是它也把我们同真理隔开。”〔15〕（P317）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抛弃理论。理论是人类自身生活存在的一种形式，而不仅仅是为了认识真理，或者说理论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状态，是“生活希望超越本身的一种企图”。〔16〕（P245）但是长期以来，理论都被视作一种知识形态而得到世人尊重，甚至有人说“除了知识论以外，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论。”〔17〕（P12）其实，还有一种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智慧。如果说知识是对宇宙万事万物的客观而系统的认知，智慧则是一种主观而普遍的人生感悟。知识可以通过观察实验以及逻辑推理而得到，智慧则必须当事人投入生活切身体验方可获得。知识认识生活，智慧则引导生活。由此，加强理论的智慧性，即在理论中融贯智慧，可作为抵制理论主义的一大法宝。晚年托尔斯泰对此非常有感慨，他说：“生命的目的绝不只是获得更多的知识”，唯有“智慧是人类生活唯一合适的向导”。〔18〕（P200,212）他认为教育只关注知识而忽视智慧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科学的门类不计其数，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对人生有益？’则是一门最基础的科学。倘若离开了这门科学，所有其他形式的知识与艺术将变得暗淡无光，甚至极具危险。”〔18〕（P19）托尔斯泰在此所说的危险的确应验了。当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后，全世界的人都惊呆了。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中的伦理问题。伯尔认为原子弹的罪行使得“物理学家们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领域――一个不再只是唯科学技术理论为上，而是同样看重道德观念的领域”。〔19〕（P13）

对于重理论轻生活的理论主义来说，加强理论的智慧性本身也意味着一种生活伦理。因为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生活的体验，必然对感悟它的人产生效果，使他们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并感悟存在。也许正因为此，诗人艾略特才说：“没有智慧的哲学是徒劳无益的。”〔20〕（P181）坚持生活伦理，就是要求理论把生活作为发源地，同时也是归宿。叔本华说：“真正的哲学家，他的疑难是从观察世界产生的；冒牌哲学家则相反，他的疑难是从一本书中，从一个现成体系中产生的。”〔21〕（P65）可是当今时代，他所谓的“冒牌哲学家”却非常盛行，它们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理论，而这些理论往往与生活世界很少关联。当今世界，人类少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够真正关涉重大生活问题并不断探索生活之道的理论。坚持生活伦理，就是要求理论能担当起人类幸福生活的承诺，阿多诺说：“艺术是幸福的承诺。”当理论艺术化之后，它理应具有这种艺术的功能。〔22〕（P237）让接受它的人内心温暖并感到生活的美好，有勇气面对一切生活的苦难。

第二，坚持复杂思维，超越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最大的问题便是二元对立或模糊二元界限基础上的“颠覆主义”。将整体、宏观与局部、微观对立，将统一、中心与差异、多元对立，将理论与生活对立，将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对立，等等，然后颠覆前者抬高后者。对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两点：一是任何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那里发芽长大的，不可能与旧事物一刀两断。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将颠覆作为策略反叛传统，进而发展为颠覆一切中心和边界的“颠覆主义”，最后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不能自拔。在此，鲍德里亚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拟像”（simulacrum）的“超级真实”（hyperreality）的文化。现代性所确立的种种边界和界限因而破裂和消失，结果导致艺术与生活、政治与娱乐、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等界限逐渐模糊，人们生活在一种超级真实的世界里，符号已经取代现实，甚至比现实更加真实。伊格尔顿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自己的冲动是要消除形象与现实、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谎言、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文化与经济、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政治左派与政治之间的差别”。〔1〕（P45~46）二是二元是人类认识宇宙的一种形式脚手架，而且也是的确存在的现象。试想，如果没有是与非，生与死的界限，世界该是多么令人恐怖！二元的存在是客观现实，问题是既不能将它们的界限彻底消除，也不能将它们严格对立起来，从而不允许中间形态的存在。不同的视角，二元的意义就会不同。从物理角度，人的生死意味着身体是否具有呼吸和新陈代谢，二者之间绝不等同。而从心理和精神的角度，生死之间却关系复杂，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当我们听到“死即生，生即死”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从物理角度来理解，而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去理解。此外，承认二元之间有中间项的存在，也是对生活复杂性的一种回应。

复杂思维最先由法国思想家莫兰提出，旨在充分考虑到生活世界的丰富与复杂，从而避免思维的单一、独断，甚至盲目。〔23〕（P9~11）“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忘记其整合作用的总体。”〔24〕（P151）由此，复杂思维应该与辩证思维结合起来。辩证思维关涉到正反之间的辩证统一问题，使得我们不至于片面地考虑到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复杂思维则强调正反之间还存在某些变量，这就使得我们重视正反之间的转化过程，从而趋利避害，走向更加合理公正的存在状态。以此观之，后现代主义对他者、多元和差异的关注，启示就是对中间项的尊重，但却以牺牲二元为代价。鉴于此，在后理论时代，我们既要坚持整体、宏观和必然性，也要局部、微观、偶然性，我们还要允许有各种多元的差异存在，以便让上述各方之间相互交流对话，从而走向一种合理性。我想，这就是哈贝马斯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吧。

第三，坚持思与诗合一，走向“活的理论”。在理论主义者那里，理论纯粹以概念堆砌和逻辑推理而成，形式单调，读之佶屈聱牙，甚至味同嚼蜡。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并不抛弃概念和逻辑，但却在抽象与推理的同时灌注一种诗意。将思与诗结合，加强理论的艺术性，这是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早就提出的思路，可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尼采的建议是“我们要在科学的思考中加进艺术力量和生活的实践智慧”。〔25〕（P88）海德格尔则从语言的角度阐述人类言说“大道”的两种互补方式：“思”与“诗”。1959年在《走向语言之途》中，他指出需要有一种“语言转换”，希望能够“唤起这样一种经验：一切凝神之思（Denken）就是诗（Dichten），而一切诗就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Sagen）而来相互归属……”〔26〕（P1148）在此处，我们不能按常规理解他所谓的思与诗，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吸取启示：在诗与思合一之中显示真理。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与思都是真理现身的场所。我们在此强调诗与思的合一，旨在希望凝聚智慧的思想能够穿上艺术的外衣，即要求理论不仅在思想上拥有智慧，而且在形式上要具有艺术的魅力。

后理论时代，理论要想重建自己的威望和名声，不仅要讲求生活伦理和复杂思维，更要一扫乏味与枯燥，追求一种诗意的光芒。这种诗化、艺术化的理论，我称之为“活的理论”，与那种“概念的木乃伊”所组成的“死的理论”相对。同属理论，但二者风貌截然不同：内容上前者强调思想和智慧，后者则重视知识体系的完备；形式上前者强调表达的鲜活灵动，如有必要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段，后者则往往过于讲究术语的准确精炼，不屑于以纹饰来冲淡其明白晓畅；功能上前者是“为生活而理论”，来源于生活归于生活，后者是“为理论而理论”，往往凌驾生活，要求生活听命于理论；建构时，前者要求作者投入生活寻求理论根基，充分以生活中的形象填充概念之间的组织结构，后者则往往是著作者深处书斋，从理论典籍中寻灵感，找到自己的切入点，进而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重新打造一个新的体系，也不管其与外界有无关涉；阅读时前者往往让读者神思飞扬，在与文本深度交流感悟中，内心充满温暖和激情，后者则令人头昏脑涨，甚至有时不知所云，困顿于概念的森林找不到方向。

综上所说，在后理论时代，人类将有一场理论的内战，一场“活的理论”对“死的理论”的“理论内战”。所有热爱理论的人都应该行动起来，让理论回归生活，回归理论与生活水融的状态。理论必须成为而且也应该成为一门语言的艺术，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体系。

〔参考文献〕

〔1〕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M］.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二十世纪美学〈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4〕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韩少功.夜行者梦语［A］.祝勇.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6〕英国专家.人类拯救地球只剩7年［EB/OL］.解放网:新闻晨报,2008-08-04.

〔7〕霍金.人类自私贪婪将让地球在200年内毁灭［R］.国际在线(北京),2010-08-09.

〔8〕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伯尔.伯尔文论［M］.黄凤祝,袁志英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0〕.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11〕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2〕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3〕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4〕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M］.孟庆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纪伯伦.纪伯伦散文诗全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16〕贾塞特.生活与命运：奥德嘉•贾塞特讲演录［M］.陈升,胡继伟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17〕费希特.极乐生活［M］.于君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18〕托尔斯泰.生活值得过吗――托尔斯泰智慧日历［M］.李旭大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19〕伯尔.当代人和真相［A］.黄凤祝等.伯尔文论［M］.袁志英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0〕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2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2〕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3〕张公善.批判与救赎［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24〕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5〕尼采.快乐的知识［M］.黄明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6〕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A］.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What Is Theory in the "Posttheory Era"?

ZHANG Gongs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Posttheory era" is a period in the wake of the postmodern time. In this era, human beings are faced with an unprecedented predicament brought about by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excessive consumption, and digitalized life so that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a double mission, to reconstruct both theory and life. Theory, to be rebooted, is supposed to defy doctrinism and meanwhile to surpass post-modernism.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approaches, the adherence to life ethics while against doctrinism, the adherence to complex thinking over post-modernism, and the adherence to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poetry, making its way for "live theory".

Keywords:post-theory era; doctrinism; post-modernism; life ethics; complex thinking

收稿日期:2011-06-27

现代生活与化学论文篇(7)

[关键词]儒学复兴；现代新儒学；大陆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即将落幕之际，大陆新儒学悄然兴起，成为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热门话题。本文中的所谓大陆新儒学，是指现代新儒学式微之后，大陆地区兴起的新的儒学体系重构思潮。与现代新儒学不同，大陆新儒学没有统一的致思路向，有的汲汲于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的热衷于现实的政治进路，有的致力于儒学的生活化，有的尝试于儒学的宗教进路，其代表人物有蒋庆、黄玉顺、陈明、张祥龙等。虽然大陆新儒学没有统一的理论宣言，但它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儒学思想的再度复兴。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主张儒学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构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才是儒学发展的现实路径。纵观大陆新儒学研究之现状，学界对此领域尚未展开系统的学理疏解。鉴于此，本文拟对上述几种理论体系进行初步分析，以管窥大陆新儒学的内在特质和基本风貌。

一、儒学的消沉与落寞

对于中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喧哗与骚动、震荡与激变、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蓬勃涌现，围绕“中国走向何处”“中国的现代性”等问题展开激烈的探讨与争鸣。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命运与未来前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议题。

首先是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儒学解体的原因，余英时认为首先是“硬件”方面已体之不存，即持续2000多年的帝王制度的崩溃，使其丧失栖身之所。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自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即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种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其间虽因佛教、道教的冲击与挤压而曾经遭到过冷遇，但始终未能动摇其主体地位。然清末民初政权更迭，帝制王朝的分崩离析使儒学失去制度层面的支撑，儒学日见式微，走向衰落。帝制崩溃与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亦使儒学失去长足发展的内源动力。科举取士是为统治阶级网罗人才，考试内容以儒家学说为根本，通过科举出仕的士大夫对传统儒学的研读和发挥，无疑为儒学的持续发展输送了绵延不绝的新鲜血液。1905年，清廷取缔科举转而采取新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显然切断了儒学与读书人之间的直接关联。需要指出的是，儒学解体之后并未因现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而获得些许生存空间，反而在经历20世纪数次激烈反传统浪潮之后，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清算和荡涤，曾经显赫数千年之久、作为独立文化形态的儒学，其时“似乎成为一堆万劫不复的死灰”。

其次是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五四新文化派对儒家传统的无情批判，激起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度思考。1921年梁漱溟推出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是这种思考的理论成果，它基于现代社会对儒家传统的重新诠释，拉开了现代新儒学的序幕。尽管现代新儒家认同民主与科学，但与新文化派迥异的是，他们认为传统儒学早已蕴含科学、民主的因子，并不需要从西方引进，即“内圣”可以开出新的“外王”事业。为此，他们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放眼世界和未来，通过消融西方文化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力图寻找到儒家思想新的慧命。现代新儒家四代学人不仅“坐而论道”，还“立而行道”，但在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始终没有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改变“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现实窘境，而且当时一流学者很少关注儒学。1995年，牟宗三的遽然离世，标志着现代新儒学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走完了这个现代新儒学的圆圈全程”。李泽厚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恐怕难得再有后来者能在这块基地上开拓出多少真正哲学的新东西来了。这个圆圈是无可怀疑地终结了。”时光流转，梁漱溟曾以几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精辟解答，也早已被人遗忘了。这并不是因为梁漱溟的观点不够深刻，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在很短时间内仅凭学理探讨就能解决的。面对新的时代，现代新儒家的孤寂与落寞并非偶然，而是古老的儒学应对乏术，无法搭建一条沟通传统儒学与现代民主的桥梁。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已有百年之久，唯其独尊的时代早已远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民主政治也成为当今主流的政治安排，但随之人们又患上了现代性焦虑症。于是，挣扎于现实的人们将目光投向儒家文化，这又为大陆新儒学的勃兴提供了时代机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几成儒学展开的基本向度，于是大陆再现儒学复兴的迹象。

二、大陆新儒学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新儒家纷纷移居港台及海外，留在大陆的老辈学人也基本上停止了儒学研究，转而关注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文化研究热潮的勃兴，儒学传统及其现代命运才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和民族自信力的提升，大陆儒学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新的儒学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里以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人文儒学为例加以解析，以探究其底蕴。

1 政治儒学

政治儒学的产生与现代新儒学的致思路向密切相关。蒋庆认为，现代新儒学所以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乃是源于其自身的理论偏误，可将其归纳概括为个人化倾向、形上化倾向、内在化倾向、超越化倾向。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只深掘儒学的心性和生命面向（蒋庆称之为“心性儒学”），而忽视了它的政治面向（即“政治儒学”）。基于对新儒家的这种认识，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当代儒学的发展应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在他看来。政治儒学可以弥补心性儒学现实层面之不足。它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政治实践，这无疑彰显了儒学的政治理想。由于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政治儒学从一问世即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引起学界热议。

那么，政治儒学到底有何独特之处？换句话说，其内在特质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析。在理论阐释上，蒋庆从历史深处人手寻找原始依据。在他看来，政治儒学源于儒家之经学，其源头可追溯至周礼与春秋。在先秦，能将周礼与春秋之微言大义发扬出来的，唯有春秋公羊学，“故儒家的政治儒学主要指春秋公羊学”。它源于孔子、兴于公羊、成于荀子、光大于两汉（董仲舒）、复兴于清末（康有为）。这条一脉相承、有别于心性儒学的儒学传统，即是儒学的政治面向。有识于此，他认为政治儒学不屑于形上体系的建构，而扎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认为道不在抽象概念的推演中，而在具体的政治现实中。所以，蒋庆试图改变现代新儒家以个体生命为关怀对象、以道德理性为理论依据的致思路向，转而以社会政治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理性为理论依据，并致力于政治实践的具体落实。

实践上，蒋庆结合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提出“三重合法性”构想，并将其发展为“议会三院制”。首先，蒋庆借鉴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对《中庸》“王天下有三重”进行创造性转化，提出“三重合法性”的构想。具体来说，他把《中庸》“王天下”之“三重”的“议礼”、“制度”和“考文”，改造成“天道”、“历史”与“民意”三项，以分别对应“天”、“地”、“人”这三重维度，这是其政治儒学的核心理念。如果蒋庆对传统政治哲学的发挥仅至于此，那么“三重合法性”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此论所以引起众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烈驳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对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解和融摄，进而以“议会三院制”实践其政治维度。所谓“三院”，即庶民院、国体院和通儒院，其制度设计为：庶民院代表公众民意，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通儒院代表儒教价值。凭借“三院制”，蒋庆构建的“天道”、“历史”、“民意”之“三重合法性”便辐射到政治生活中。这种路径设计充分显示出其强烈的政治诉求。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蒋庆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实践“议会三院制”的目标就是儒学国教化。而儒学国教化正是民国初年康有为等人所倡，目的在于重构国民的儒学信仰，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剖析，可以感知政治儒学浓烈的政治化倾向。尽管康有为等人的儒学国教化没有成功，政治儒学也难免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但都没有动摇政治儒学的立场。

2 生活儒学

关于生活儒学，学界现有两种不同提法：一是大陆学者黄玉顺的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二是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日常生活化的儒学。前者热衷于儒学体系的构建，后者致力于儒学的大众化。因本文主要探讨大陆新儒学，故后者略去不谈。关于生活儒学的体系建构，黄玉顺本人曾多次撰文，就其概念内涵和构建思路展开论述。

一是概念内涵。何谓“生活儒学”？黄玉顺没有直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先对“生活”和“儒学”加以界定。先说“儒学”。提及儒学，大家肯定会想起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之类的话语，但到底“什么是儒学”？即便儒学界给出的回答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似乎与儒家传统隔膜甚深。黄玉顺认为有必要回到原始儒家，涤荡其理论构架，夯实其理论根基，重构新的儒学体系。再说“生活”。这是“生活儒学”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因为一说起“生活”，人们必定想到现实生活，自然也就把生活儒学理解成将儒学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消除误解，黄玉顺指出，生活儒学之“生活”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人在轴心时代之前关于“生活”的观念；二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存在”的阐述。海德格尔厘清了“生存”与“存在”的关系，认为人的生存只能是此在。倘若我们将这个“此在”去掉，回到“此在”之前，那么“生存”等同于“存在”，也就叫“生活”（life）。基于这种认识，黄玉顺指出：生活儒学就是以生活为本源，面向生活的儒学。

二是构建思路。回顾20世纪的儒学发展，黄玉顺认为它始终没有超越“西学东渐”的理论预设，当代儒学体系的构建应当避免这种倾向，创设具有当代思想视域的新儒学。为此，他从3个层面构建理论体系：其一，回归生活本源。黄玉顺承认，生活儒学受到海德格尔的启示，但绝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为了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区别开来，黄玉顺以“生活”指称“存在”或“生存”。在他看来，作为当下的存在，其实就是生活，并对“生活”作了如下界定：“生活”不是任何对象的存在，它只是存在本身；而具体的生活方式，则只是“存在的生活”的一种显现方式。在他看来，构建新的儒学体系，只有回归生活本源，才能阐释其形上与形下的可能性。其二，重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显然无法回避形而上学。但问题是怎样重建？黄玉顺坦言应秉持中道立场，既拒绝现代新儒家的纯粹哲学思辨，又拒绝大陆新儒家的原教旨主义。他认为形而上者的源头在于人们当下生活中的生活感悟。在形上体系的创设上，他把重建主体性和范畴表放在首要位置，并将后者视为形上与形下的过渡环节。其三重建形而下学。学界关于形上与形下的划分，一般常用佛教术语“此岸”与“彼岸”加以区别。由于具有强烈的人世倾向，儒家自古以来注重此岸，具体表现在制度伦理和正义理论上。黄玉顺指出，儒家正义伦理具有两个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在他看来，通过提炼正义伦理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当代儒学构建回归生活的诉求：如果说正义性所挺立的制度规范的生活情感是生活存在的原初显现，适宜性所奠定的制度伦理的生活方式是生活存在的再度显现，那么可以说这两者均来自生活，且归于生活。

综观上述，生活儒学打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模式，构建“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下学”的框架，不仅夯实了儒学本体形态的理论根基，还为当代儒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向度。

3 人文儒学

在儒学体系的构建上，人文儒学既没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也没有透过西学阐释儒家传统。通过对儒家思想正本清源的历史钩沉，李承贵发现人文主义才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并将人文儒学确立为儒家思想的本体形态。

人文儒学何以成为儒家的本体形态？李承贵提供了五点理论支撑。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其一，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儒学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其内在特质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内涵虽有争议，然其核心义理大体相同，即肯定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价值及意义，追求个性解放，崇尚人格尊严。孔子提出“仁”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肯定了人的价值及人生意义。这样的例子普遍存在于儒家典籍中，说明人文主义无疑是儒家思想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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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生长之源。这里的“生长之源”是说，人文主义是儒学生成与发展的源头或种子。首先，“仁”是儒家思想生长的源头。在儒学体系的众多核心概念中，“仁”最具生命力也最具创造力，儒学的历次更替与创新，无不从重新释“仁”开始。其次，儒学的丰富和发展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在儒学发展史上，无论是生生思想，还是自强，精神，抑或厚德意识，无不洋溢着浓厚的人文关怀。

其三，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开掘之匙。此处的“开掘之匙”意指，人文儒学是诠释和评价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并为20世纪儒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举例来说，无论是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还是自由主义者胡适，抑或当代大哲张岱年，不仅肯定了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还运用人文主义方法对儒家人文理念进行整理、诠释和评价。

其四，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学科化之果。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儒学从传统儒学悄然转向人文儒学，致使原本属于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被分别纳入中文、历史、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学范畴之中。如此以来，传统的儒家体系就不复存在，但人文儒学由此凸显。所以说，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现代学科化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儒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但这恰是儒学确立身份，使其走下独尊的神坛，重新挺立儒家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机缘。

其五，人文儒学是儒家应对挑战之法。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李承贵认为，若从人文儒学角度思考，可使儒学成功应对挑战。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一是，儒学功能过多所致。由于传统儒学体系过于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功能方面有着广泛的诉求。而人文儒学仅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发挥作用，可以有效地化解儒学的生存危机。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二是，儒学外王事业所致。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乃是现代新儒家的毕生祈愿，却终究未能实现。但对人文儒学而言，开出科学与民主，是内在的诉求；开不出科学与民主，也是它的特性所规定。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三是，质疑儒学价值所致。近代以来，儒学之所以受到国人的质疑和批判，正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与科学、民主相悖。作为由数千年积淀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儒学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人文儒学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对个体尊严的维护，显然与民主观念兼容不悖。

经过以上5个方面的学理疏解，李承贵说：只有人文儒学才能担当起儒学的现代使命，人文儒学是儒学当之无愧的本体形态。乍看之下，似无疑义，但细心揣摩，会觉得人文儒学的根基不够牢固，因为人文主义显然无法作为本体撑起体系庞大且内容繁杂的儒学。所以，此论一出即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纷纷著文与李承贵展开论争。依笔者之愚见，人文儒学的论证和推理不乏精湛之处，但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更无法展开社会实践。

三、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

不管认同与否，近年来儒学复兴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尤其是大陆新儒学对儒学体系的构建作了有益的探索。除了上述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与人文儒学，影响较大的还有文化儒学（陈明）、制度儒学（干春松）、公民儒学（林安梧）、经济儒学（盛洪），以及近来郭齐勇关注较多的民间儒学。这些儒学体系的构架，是否表明儒学已经度过近代以来的持久落寞，再现昔日的辉煌气象？笔者认为尚需历史作出理性的评判。细致阅读大陆新儒学倡导者的学术论著，笔者就当前的儒学复兴思潮略谈两点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