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危机的特征篇(1)

一、财务危机国内判断依据

财务危机包括无力支付到期债务、丧失支付能力以及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等经济现象，它是企业由于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起财务风险的一种极端表现。如果在这一阶段，企业能够识别危机信号，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就能化解危机，回到正常的财务风险阶段，反之，企业的财务危机就会加重，并最终导致破产。按照这一理解，企业的财务危机有轻重之分，轻者可能仅仅发生了暂时的流动性危机，只要有外部资金注入就可以渡过难关，重的则是经营失败和破产清算，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很多属于中间状态企业财务危机。

在国内，学者们将上市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ST）作为其是否发生财务危机的判断依据，本文认为该依据是合理的，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我国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的限制，学者们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只能通过企业财务年报的形式获得微观数据，而只有上市公司才会定期公布其财务年报，因此，能够分析的企业一般也只能是上市公司。第二，根据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时，就会被“特别处理”，一个是上市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为负值，另一个是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的每股净资产小于其股票面值。这两个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均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可以作为界定危机的依据和标志；第三，上市公司在我国是宝贵的“壳资源”，当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ST）后，其市场价值会大幅缩水，这就给那些想上市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上市的资本提供了“借壳上市”的可能性，即外部资本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这对于那些被ST的上市公司而言，已经属于实质破产。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的“ST”涵盖了企业财务危机的各个层面和阶段，可以作为危机发生的判断依据。

二、财务危机预警分析一般模型

财务危机预警是指在选择一组对企业财务危机影响较大，与企业财务经营状况密切相关的指标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整理与分析对企业的财务危机状况作出判断，并提出纠正措施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信息搜集、风险分析、程度判断和对策制定四个阶段。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财务危机预警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模型进行：

（一）单变量预警模型 该模型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对企业财务危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指标，然后依据该指标进行排序从而对企业的财务危机状况进行预警。根据Beaver（1996），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净收益与资产总额之比、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现金流量与债务总额之比以及反映企业资本结构的债务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这三个指标与财务危机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其准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二）多元线性预警模型 该方法为了克服单变量分析的片面性，根据财务指标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对多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一个判断企业财务危机的综合性指标。使用该模型进行分析时，一般会以以下五个变量作为基础：留存收益/总资产、权益市值/负债总额、（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息税前收益/总资产以及销售收入/总资产。

（三）逻辑回归预警模型 该方法进一步克服了线性模型对于因变量分布假设的局限性，使用对打似然估计法对经典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并通过拟合结果直接判断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如果可能性大于0.5，则意味着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反之则意味着企业产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四）神经网络预警模型 相对于逻辑回归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对样本的要求更低，并能够进行自我学习和培训，因此具有很强的自适应能力，再加上运算快捷，容错性较强，该模型一经出现就迅速应用到企业财务预警分析中，但是该模型存在黑箱，对某些处理过程不能很好地说明，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旅游上市公司行业特征分析

（一）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不适宜大样本分析 目前，我国的旅游类上市公司主要包括综合类、景点类和酒店类等三种类型的旅游公司，涉及到旅游社服务、旅馆服务、景点经营、餐饮服务、交通服务以及娱乐服务等多种产业，因此其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也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各大网站对于旅游类上市公司的认定存在一定差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旅游类上市公司的数目相对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讲，其上市公司的数目较少：截止到2013年，东方财富网统计旅游酒店类上市公司有30个，新浪财经网统计有23个，而凤凰财经网统计只有18个。可见无论是以哪一个数据为准，旅游类上市公司的数目都较少，这就意味着无论是logistic模型，还是神经网络模型，都不能用来对旅游类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预警进行分析，因为这两个模型对于样本的数量有较高要求，大样本可以显著提高这些模型的估计精度，反之，像旅游类上市公司这样的小样本则无法满足其对精度的要求。

（二）经营多元化特征明显，经营波动剧烈，线性预警模型无法提供全面准确信息 旅游类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特征明显，这主要表现在：（1）旅游业内部的多元化经营。以首旅股份为例，2013年首旅股份经营涉及旅游服务收入、景区收入、展览广告和酒店四个板块，其中，旅游服务收入占比最高，而展览广告收入占比最低；（2）跨行业的多元化经营。以新都酒店为例，2013年新都酒店的收入包括：食品销售收入、租赁收入、餐饮收入、客房收入、商品收入和其他收入。像这种多元化经营的状况并不是个别旅游上市公司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依据单个指标或有限的几个指标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进行科学判断。

此外，根据旅游类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波动性的分析，还发现其经营状况波动剧烈，以资产收益率为例，2005～2013年间，30家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围绕0上下波动，即使在相近的年份也会由盈利变为亏损，经营状况极不稳定，更有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一年之间从2%跌至-40%，这种极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就意味着传统的线性预警模型已经无法满足旅游类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的需要。

（三）公司经营状况严重分化、兼并重组频繁，企业财务危机频现 从3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来看，一方面，黄山旅游、中青旅游、宋城股份等的每股收益率均在50%以上，全聚德每股的收益率则高达70%。而另一方面，ST张家界和ST东海仍然处于“特别处理”的状态，每股收益率为负值。此外，从公司市值来看，中国国旅、东方明珠的市值都在200亿元以上，而大连圣亚的市值还不到15亿元，这充分说明旅游类上市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出现严重分化，财务危机并不是危言耸听。

也正是由于严重分化的财务经营状况，我国旅游类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组十分频繁，根据相关统计，其资产重组率达到了80%。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公司的资产规模较小，容易成为外部资本借壳上市选择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旅游业自身的行业特征使得外部因素特别是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等对旅游业的打击较大，因此其财务危机的预警分析也显得格外重要。

四、旅游类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构建

（一）预警指标选取 由于旅游类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特征较为明显，在选取预警指标时，本着全面性、有效性、可比性和可获取性四个基本原则，从偿债能力、资本结构、运营能力、发展能力、盈利能力以及投资收益等六个方面来描述其财务经营状况，下面分别予以详细分析。

（1）偿债能力指标。包括：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企业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速动资产是企业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最强的核心部分，包括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收账款等，它集中体现了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强弱，如果企业的流动比率较高，但是速动比率较低，那么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一般也不高，因此，速动比率相对于流动比率来讲是对企业偿债能力的更好度量。资产负债率，指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其主要描述了企业债务性资产的比例，该指标越小，表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因为企业的债务性资产比例越高，企业在破产清算时需要承担的清偿责任就越大。反映企业利息支付能力的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之比，该指标一般大于1，而且其值越大，说明企业偿还负债（利息）的能力越强。

（2）资本结构指标。包括：长期负债与长期资金之比，其中长期资金为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之和；负债总额与所有者权益之比，该指标是评价企业资金结构合理性的常用指标，可以依此判断企业财务政策是否稳健，该比率无论是过高还是过低，都反映了企业没有很好的利用财务杠杆；反映企业负债合理性的股东权益与资产总额之比，如果其比值过小，表明企业负债超过了合理界限，降低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增加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反之则意味着企业没有很好地利用财务杠杆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3）运营能力指标。包括：固定资产周转率，指企业销售收入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率，即每一元固定资产所支持的销售收入，其衡量了企业固定资产的利用程度；存货周转率，反映企业购入存货、投入生产、销售收回的过程，能反映企业的现金流情况和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存货周转速度越快，企业的销售能力越强；总资产周转率，指业务收入净额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能反映企业的资产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4）增长能力指标。包括：反映单位公司股权的利润增长程度的单股收益率指标，该指标主要用于横纵向的比较，以反映公司的投资价值；反映企业资产扩张能力的净资产增长率指标，计算公式为本期净资产总额/上期净资产总额，该指标也是衡量企业成长状况的重要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是从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如果该比率超过10%，则认为企业发展状况很好，基本没有财务风险，如果该比率小于5%，则认为该企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存在着爆发严重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如果该比率在5%到10%之间，则认为该企业存在着财务风险的可能性。

（5）盈利能力指标。包括：反映企业全部资产获利能力的企业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即通常所说的资产回报率，其中，息税前利润等于净利润、利息费用与所得税费用的加总，与净资产报酬率相比，总资产报酬率从债权人和所有者共同的角度来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销售净利润率，指每一元销售收入带来的净利润，它与净利润成正比，与销售收入成反比，反映了销售收入的盈利能力；股本回报率，指税前盈利与年均股本的比值，也适用于行业内不同企业的比较以反映其盈利能力的指标。

（6）投资收益指标。包括：股息发放率，指每股股利与每股净收益的比值，主要是针对普通股股东而言，即其能够从每股净收益中分得的利润；市盈率，指股票价格与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依据该指标判断股票的投资价值；市净率，与市盈率类似，其值等于股票价格与每股净资产之比，该指标也是投资者选择资产组合形式的主要依据，一般来讲，市净率越低，则股票的投资价值越高。

（二）预警模型选取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四种预警模型均不适合分析中国的旅游上市公司，本文基于第三部分提出的旅游行业特征提出使用新近发展起来的灰色预测模型作为分析和预测中国旅游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工具。该模型主要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提出，其对样本数量和信息质量的要求较低，对于那样小样本，信息较少的对象尤其适合，而这正符合中国旅游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此外，灰色预测模型不需要对总体的结构方程进行预设，而只需要通过一阶方程来对变量的动态特征进行描述，因此比较适合中国旅游上市公司收益率变动剧烈的个体特征。更重要的是，灰色系统理论认为模型预测所基于的原始数据也是现实世界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通过对现有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从而为科学预测提供基础和依据。同时还可以使用级比检验、残差检验、灰色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等方法对灰色预测模型的结果进行检验。

在使用灰色预测模型获得预测结果后，再通过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旅游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价。该方法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有机结合，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较为广泛。其中，层析分析法的主要优点是在设计权重时较为科学，通过将总目标分解为不同层次的子目标，再对不同子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价，对于那些较为重要的子目标，设计较高的权重，而对于那些较不重要的子目标设计较低的权重，这样就可以为选择总体的最佳方案提供依据。在确定好权重之后，再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关键是指标权重和隶属度矩阵的确定，这需要专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打分并形成判断矩阵，因此要求专家组成员在充分调研、认真分析、深入讨论、客观公正的基础上确定权重，尽量降低由主观打分带来的模型误差。

参考文献：

[1]王玲：《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2]王静：《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财务危机的特征篇(2)

关键词：企业集团 财务危机 预警指标 因子分析 Logistic方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企业集团是以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主体，以产权、产品、技术、经济、契约等为纽带，形成的由多个成员企业组成的具有多层次组织结构的经济联合体，企业集团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企业集团成员企业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以及经营和管理的复杂性，财务风险是其所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因此，为增强企业集团抵抗风险能力，构建企业集团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外就对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例如Fitz P（1932）和Beaver W.H（1966）构建了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单变量模型[1]，Altman在1968和1977年分别提出了Z值判定模型和Zeta模型[2-3]，以Ohlson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采用条件概率模型对财务危机进行预警，包括Logistic模型和Probit模型等方法[4]。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方法被引入，Kim H C（2002）以及Shin KS（2005）等运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对公司财务危机预警进行了研究[5、6]。国外对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呈现多角化发展趋势。国内关于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针对一般性企业的财务预警问题展开的研究[7-14]。迄今为止，国内外针对企业集团财务危机预警方面的研究还十分鲜见。本文以沪深A股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财务危机企业集团界定为因财务问题而被特别处理即被ST的企业集团。本文第二节在基本财务指标基础上引入企业集团的3类特征指标和6类公司治理类指标建立了由28个指标构成的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第三节对预警初始变量因子分析提取出公因子作为预警变量。鉴于Logistic回归方法的自变量不用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假设使其有更广的适用度和其运用的成熟度，本文在第四节中选取Logistic回归方法构建预警模型，对预警指标体系进行了检验。

二、预警指标与研究样本

（一）预警指标选取

企业财务危机是由初步萌生到程度恶化的过程，且其财务危机的迹象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在一些敏感性财务或非财务指标的变化上反映出来[15]。本文根据预警指标满足客观性、完整性、可操作性和敏感性的原则，选取这些敏感性指标作为预警财务危机的预警指标。除了选择五大类基本财务指标之外，本文根据企业集团规模庞大、涉及行业较多、投资多元化以及关联交易频繁等特征，以及结合国内外对公司治理与财务危机关系的研究，在五大类基本财务指标基础上引入企业集团特征指标（关联交易次数，关联交易金额占总资产比重以及涉及行业个数）和6个公司治理类指标，共选择28个初选指标构建出企业集团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见表1）。并为了进一步分析引入的特征指标和公司治理类指标对预警模型的作用，根据预警指标体系划分了三类预警初始变量：一是在企业集团基本财务指标基础上引入特征指标和公司治理指标的预警初始变量；二是仅引入特征指标的预警初始变量；三是仅含基本财务指标的预警初始变量。

（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了2004年至2010年被“ST”的企业集团和根据研究期间一致、行业类型相同或相近、资产规模相当和上市时间接近的原则与其配对的财务正常的企业集团各50家，其中剔除由于数据严重缺失或不合理的公司以及两年内就被“ST”及因其他状况异常而被“ST”的公司，研究样本共计100家。其中把2004年至2007年的70家样本作为模型估计样本，2008年至2010年的30家样本作为模型检验样本。

由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ST”处理的依据为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显示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所以本文采用的数据为企业集团上市公司被“ST”前三年的会计年度的数据。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

三、预警初始变量的分析处理

（一）预警初始变量的因子分析

本文为了去除预警初始变量间的相关性和减少预警变量个数便于模型的构建，分别对三类预警初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的公因子作为预警变量。

通过因子分析，对三类预警初始变量分别提取出10个公因子F1、F2、F3、F4、F5、F6、F8、F9、F10，7个公因子F1*、F2*、F3*、F4*、F5*、F6*、F7*和6个公因子F1**、F2**、F3**、F4**、F5**、F6**，其累计贡献率分别为76.21 %、75.43 %、75.1%。进一步对其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这三类公因子反映了企业集团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方面能力、现金流量能力和发展方面的情况，同时在关联交易、行业规模和公司治理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二）预警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本文以提取的公因子作为自变量，在构建模型前，先对三类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检验财务危机与财务正常的企业集团在发生财务危机之前，财务状况是否就存在着显著差异。采用t检验比较均值差异，统计结果见表2、表3和表4。

从表2、表3和表4可知：显然对ST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与财务正常的企业集团而言，三类财务危机预警变量的t检验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说明在企业集团陷入财务困境之前，财务危机企业集团在财务状况上就与财务正常的企业集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这些公因子包含着预警财务困境的信息，因此可以运用这些因子建立预警模型。

四、基于Logistic回归方法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构建与检验

本文以由因子分析得到的公因子作为预警变量，因变量f为二元变量，对三类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5、6和7。三类因子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均较显著，说明它们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三类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分别见下式：

将检验样本代入所构建的模型，计算f值。选取0.5作为财务危机发生的临界值，当f＞0.5时，判定该企业集团为财务危机企业；当f＜0.5时，判定该企业集团财务状况正常。检验结果见表8。

五、结束语

本文在财务指标的基础上引入企业集团特征指标和公司治理指标构建企业集团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并运用logistic方法建立企业集团财务危机的预警模型，进而对指标体系进行检验。从效果上看，预警准确度令人满意，且引入企业集团特征指标和公司治理指标的预警准确率高于不引入的模型情况，说明企业集团的特征以及公司治理等指标包含了我国企业集团财务危机预警的大量信息。因此，本文所构建的企业集团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9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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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危机的特征篇(3)

一、有关财政危机问题的共识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宪政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宪政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宪政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宪政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宪政精神，形成宪政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2]张守文 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J] 法学，2003，（9）

财务危机的特征篇(4)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由于我国宪法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其经济性和法律性特征相对较弱，因而对预算的规定十分匮乏。这些不足本需预算法加以弥补，但现行预算法却较为空泛，可操作性较差，以致许多现实财政收支管理活动都游离于预算法规定之外，严重影响了预算法的权威性；简而言之，预算法已形同虚设，亟待改造或重构。具体体现在：（1）预算法明确规定“一国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纳入预算”。但在我国这一原则未能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规定中，致使在“预算资金”之外，又形成了所谓的“预算外资金”，甚至在“预算外资金”之外，还积聚了许多“制度外资金”，从而导致国家分配秩序的极度混乱，财政活动失序、失范的问题大量存在，使正当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赤字规模由此不断扩大，而财政危机也由此潜滋暗长。（2）财政收支平衡是预算法的基本原则。但在一国预算法刚性不足，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收支平衡的原则往往很难被实际执行，这同样也是导致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置预算法精神与规定于不顾，随意变更预算和随意追加、追减预算，以及改变预算项目等，还有预算支出的失控以及凭长官意志所进行的非法支出，更加大了滋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危害十分巨大。（4）预算缺乏透明度。特别是政府部门预算的透明度不够，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纳税人不知道自己的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怎么用了。众所周知，法律执行的监督是任何一项法律是否正常运作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预算缺乏透明度，不仅使预算缺少了社会和舆论的监督，甚至有可能为不法之徒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国家的巨额资金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财政危机直接体现为大量的显性赤字或隐性赤字，而对于赤字的弥补危害较小和最常用的，则是发行国债的形式。发行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尽管是债，但毕竟是公“债”，因而也具有很强的公法属性。它要求国债的发行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等很多方面，都必须要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因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但是，我国目前国债规模立法还相当薄弱，尚无专门的国债法对相关的问题作系统规定。在缺少专门的国债法的情况下，有关国债的一些基本规范，主要体现在预算法的几条原则性规定中：（1）在发行国债的法律依据上，由于预算法强调中央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列赤字，且地方各级预算也应当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在理论上就不存在通过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上述赤字的问题。但事实上，不仅是中央政府，许多地方政府都发生了赤字，而且欠债规模还十分巨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漏洞如何弥补，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于化解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会有好处，否则，就会进一步加大财政危机的可能性。（2）从现行制度来看，只是在中央预算所必需的建设资金出现资金缺口时，才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然而，对于借债的合理规模和结构，却缺少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国债的实际发行过程中，无法有效控制和实施监督。（3）在对权力机关的国债发行行为进行监督时，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没有专门的国债法来全面规定国债的发行问题，因此，这里的预算监督行为也是无效的，从某种程度上放纵了国债的发行，从而也会增加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4）在预算法规定中缺乏一个较为系统的对国债风险进行防范的制度。国债是一个涉及比较多的经济学工具和技术的制度，国债的风险管理包括：发行的规模、发行的结构、发行的方式、国债流通的规模风险、国债的偿还规模和结构风险等。完善的国债法是能够有效防范国债风险的，对于这些问题，不是立法者拍拍脑袋就可以制定的；而且既定的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法律经济的分析方法，从技术上彻底降低国债的风险。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精神，形成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林跃勤积极财政政策回顾与评价[J]中国金融，2005，（1）

[2]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问题[J]法学，2003，（9）

财务危机的特征篇(5)

关键词：U检验 因子分析 财务危机预警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5）18-0042-04

一、引言

经济环境的复杂化和竞争的白热化，使得企业经营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财务危机。财务危机预警可预知财务危机发生的征兆，其有效性和准确性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及时发现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及早应对。准确有效的预警除了对企业管理层起到警示作用外，还能助投资者做出有利的投资决策，便于债权人控制信贷风险，利于证券等监督部门的监管。迄今，理论界已发展出诸如多元判别模型、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等多种模型来研究财务危机预警，但受制于多元判别模型和逻辑回归模型需要众多假设条件，神经网络模型建模复杂、其运作原理无法明确等问题，这些模型的适用性受到极大限制，鉴于此，本文选择无假设要求且原理简单的因子分析模型对财务危机预警进行研究。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30年代，国外已开始对财务危机预警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广泛应用于实际。而国内学者对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总体来说，国内外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进展可概括为：从单变量分析模型到多变量分析模型，从统计分析方法到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分析方法。

Beaver（1966）首建了单变量财务危机预警模型，使用30个财务比率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和现金流量/负债总额这3个财务比率预测财务危机是有效的，其中现金流量/总负债这一财务比率预测财务失败效果最好。Altman（1968）首用多变量分析进行了财务危机预警研究，并提出了判断企业破产的临界值，这种方法用多个财务指标加权汇总后产生的总判断分值（称为Z值）来预测财务危机。周首华等（1996）对Altman的Z分数模型进行了改善，将现金流量指标加入预警机制中从而建立了F分数模型。吴世农和卢贤义分别采用判别分析和logistic 回归方法建立和估计了预警模型，并比较了各种方法的预测效果。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日渐成熟，开始有学者使用神经网络研究财务危机预警，Odom 和 Sharda（1990）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应用在破产预测模式中，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财务危机的新方法，他们选用Altman 选取的5个财务比率，设置5个隐藏节点，建立了神经网络预警模型，发现使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对公司财务危机的预测率高于基于统计的方法。我国学者杨淑娥、黄礼等通过改变隐含层个数等方式对模型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

三、样本与指标的选取

（一）样本确定及分组

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财务危机的界定各不相同，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两种：其一，认为企业破产是最严重的财务危机;其二，鉴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国内大多数学者将是否被“ST”作为判断企业发生财务危机与否的标准。考虑可行性，本文也以是否被ST作为判断企业财务危机的标准，选取了2011―2012年间被ST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发生财务危机的公司样本，同时按配对样本属于同类行业且总资产规模相差在10%以内的原则，对每一家ST公司进行配对选择非ST公司，共选定50家ST公司和与之配对的50家非ST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其中，50家ST公司中，20家在2011年被宣布为ST公司，30家在2012年被宣布为ST公司。研究时，笔者把50家被ST的公司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为建模样本组，一组为检验样本组。剩下的50家非ST公司根据与其配对的ST公司的分组情况，相应分配到检验数据组和建模数据组中。这样，100家企业中就有50家（25家ST公司和25家非ST公司）公司用来建模，50家（25家ST公司和25家非ST公司）用来检验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二）预警指标体系的确定

在总结了前人研究及企业经营特征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23个指标，分别囊括了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现金流量状况和表外其他信息6个方面。这些变量的类别如表1所示。

（三）财务危机预警指标的筛选

为建立一个有效的财务预警模型，所选指标必须能够有效地判别财务危机企业和财务正常企业。因此，在构建模型之前，需要对所选指标进行显著性检验以剔除ST公司和非ST公司之间显著差别不高的指标。

显著性检验即事先对总体的参数或总体分布形式做出预先假设，然后利用样本信息判断该假设是否合理，即判断总体的真实情况与原假设是否有显著性差异。当样本总体符合正态分布时，一般会使用参数检验的方法;当样本总体不符合正态分布时，一般采用非参数的检验方法。在本文中，由于总体分布未知，故首先要对样本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

1.样本数据的正态性检验――单样本K-S检验。通过SPSS 19.0对前面所选取的23个财务比率指标进行显著性水平为5%的K-S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T-1、T-2和T-3分别代表被宣布特别处理前1年、前2年和前3年）。

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水平下，当渐进显著性P值>0.05 时，该指标符合正态分布。从表2中可以得出：T-1年只有 X6、X7、X9、X11、X15、X17、X21符合正态分布;T-2年只有X6、X7、X9、X13符合正态分布;T-3 年只有X6符合正态分布。整体上看，三年内只有X6都符合正态分布，故指标变量整体来说并不符合正态分布。

2.样本数据的显著性检验――初次筛选。对样本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时，T检验和U检验均可用。实用时，只要检验样本含量较大（n>30）或检验样本含量较小（n<30）但总体标准差σ已知时，即可应用u检验;当检验样本含量较小（n<30），总体标准差σ未知时可应用T检验，但要求样本数据呈正态分布。由于所选取的指标变量在总体上不符合正态分布，且样本数较大，所以本文采用U检验来检验指标变量的显著性。

利用收集的两组共10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使用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中的两个独立样本显著性检验，对被宣布特别处理前1年、2年、3年的数据进行U检验，结果如上页表3所示。

据表3可得T-1年至T-3年指标变量显著性检验的结果：应收账款周转率（X4）、存货周转率（X5）、总资产周转率（X6）、销售毛利率（X11）、Z指标（X22）和审计意见类型（X23）这6个财务指标在0.05水平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该6个指标无法有效区分企业是财务失败还是财务正常，故剔除这6个指标。

3.因子分析――再次筛选。考虑中国证监会界定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异常的标准一般是“连续两年亏损”，所以本文利用建模组公司T-2的数据，共50个样本，结合前文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筛选出的17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利用因子分析对这17个指标再次精简，去除重复信息。

（1）KMO检验。通常在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原有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进行研究。本文采用KMO和巴特利特检验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表4的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667大于0.6，表明可做因子分析;又因Bartlett球状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远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认为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2）因子分析。统计方法中，可据因子载荷矩阵得出所选公因子的个数。为确定选取的公因子个数，需要计算各因子的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本文选取公因子时要求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表5显示，选取5个公因子时，每个公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达到76.74%，即这5个主成分因子包含了原来76.74%的信息量，变量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的结果较为理想。为便于对这5个因子进行解释，本文使用了正交旋转法中最大方差法进行转换得到因子载荷矩阵表6。表6显示：因子Z1中，财务比率X10 、X12的因子载荷量都大于90%，而这2个财务比率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故将Z1命名为盈利能力因子;因子Z2中，财务比率X14、X18的因子载荷量远大于其他财务比率的因子载荷量，而X14、X18是反映企业成长能力的指标，故将Z2命名为成长能力因子;因子Z3中，财务比率X2、X3的因子载荷量都大于90%，远大于其他财务比率的因子载荷量，而X2、X3是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故将Z3命名为偿债能力因子;在因子Z4中，财务比率X19、X21的因子载荷量远大于其他财务比率的因子载荷量，而X19、X21分别反映企业现金流量的指标，故将Z4命名为现金能力因子;在因子Z5中，财务比率X7、X17的因子载荷量大于其他财务比率的因子载荷量，而X7、X17分别反映企业盈利和成长能力的指标，故将Z5命名为综合能力因子。

根据表6旋转平方和载入方差值和表7各公因子得分系数，确定财务危机预警函数为：

F=（0.20302Z1+0.17393Z2+0.15622Z3+0.13054Z4+0.10364Z5）/0.73736 （公式一）

四、财务危机预测值的确定及预警模型的检验

（一）财务危机预测值的确定

将建模组共50个样本的数据带入公式一中，得到各企业综合财务风险预测值F，根据F值的高低排列企业，结果见表8。

根据表8中各预测值F和确保最小错误率的原则，选定ST企业和非ST的最佳分割点，本文中称该分割点为风险临界值PS。通过分析可看出，这个分割点在-0.08和0.02之间时，误判率最小，故本文选择这两个数值的平均数作为风险临界值，即PS为-0.03。

据前文，距被宣布特别处理前两年财务预警的因子分析模型为：

F=（0.20302Z1+0.17393Z2+0.15622Z3+0.13054Z4+0.10364Z5）/0.76736

若 F≥PS，则2年后该企业为非ST企业;若 F<PS，则2年后该企业为ST企业。

（二）预警模型的检验

为检验PS临界值-0.03在预测财务危机方面的准确性，本文把距被宣布特别处理前两年（即T-2年）的检验组样本数据（共50个样本）带入因子分析模型，即公式一中，得到检验组样本各公司F值，根据F值的高低排列企业，结果见表9。

根据建模样本组确定的风险临界值PS=-0.03，被宣布特别处理前两年的检测组公司样本数据F值计算结果表明：50家企业里有45家预测正确，预测错误的为华电能源、莲花味精、金健米业、*ST新农、*ST南纺这五家，预测正确率达90%。因此，公司被宣布特别处理前两年，该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五、结论

本文选取2011―2012年间A股上市公司中被ST的50家公司和与其配对的50家非ST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被ST前三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使用U检验严格筛选出17个财务指标作为指标变量，对上市公司前两年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再次筛选，构建了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被宣布特别处理前两年预测的正确率高达90%，达到了较好的预测效果。J

参考文献：

财务危机的特征篇(6)

【关键词】财务危机；识别；防范措施

1.财务危机的含义

财务危机是指由财务状况的不断恶化而产生的，即将危及企业生存的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企业的财务危机都有一个逐步显现，不断恶化的过程。财务管理者应当对企业的财务运营过程进行跟踪、监控，建立财务危机的警报系统，及早发现财务危机，预防或避免可能发生的失败。通常有两种确定企业处于财务危机的方法：一是破产法对破产的定义，即企业严重亏损，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作为界定财务危机的标志；二是证券交易所对于财务危机的定义，一般以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特别是因为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作为界定财务危机的标志，也就是说，如果某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了，那么说明该公司已经陷入财务危机。

2.企业财务危机的危害

财务危机给企业带个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一是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由于企业历史包袱沉重，资金占用居高不下，加之由此而带来的资金占用费和银行贷款利息逐年滚动上升，造成恶性循环，致使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生产经营严重受阻；二是打乱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由于发生财务危机时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将以危机为重，陷入一片混乱，致使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决策，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三是挫伤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企业负债经营，效益严重滑坡，直接影响到职工的经济收入，因此会挫伤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四是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制约企业的发展后劲。由于企业效益不实，流动资金长期挂账无法周转，致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经济实力和承受能力，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难以取胜。同时，由于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前，出现潜亏挂账，虚盈实亏，甚至由于产生亏损无法形成积累，因此，也就无力进行更新改造或扩大生产规模。

3.企业财务危机的识别征兆

尽管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都有一定的过程、濒临财务危机时会有一些明显的征兆，但由于关注角度不全面或专业知识缺乏，有时会难以准确地判断出企业是否发生了财务危机。

3.1审计报告类型异常

随着新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实施，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年报的审计更加谨慎，无故更换注册会计师，或者审计报告提出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司财务报告可能粉饰过度，存在财务危机隐患。

3.2财务结构不断恶化

这是财务危机发生的显著征兆。他比较突出地表现为企业资本性投资膨胀，营运资金供应困难，负债比例过高，偿债能力持续减弱；风险投资超过应有限度，投资回报日趋下降；费用性支出超常增长，企业积累能力迅速减弱等。财务结构恶化，容易导致财务经营崩溃，由财务危机导致经营危机。研究财务结构，主要通过财务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财务指标的分析，认真研究其发展变化规律。不断寻找影响财务结构变化的蛛丝马迹，力求做到有备无患。

3.3财务管理秩序混乱

中国部分企业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财务管理基础脆弱，没有科学的财务经营机制；无限投资，回报率却极低；资产管理漏洞百出，企业浪费严重，盈利分配失衡，企业积累水平过低。致使财务管理秩序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间接导致财务危机的发生。

3.4经营效益明显下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销售量、销售额下滑；二是销售额提高但是净利润未增，这一般是财务危机来临的明显征兆。我们都知道企业竞争中打价格战、回扣战以增加销售量和销售收入，但往往对利益关注不够，这样反而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竞争，而且会使企业陷入绝境；三是企业连续多年经营亏损，吞蚀自有资产，导致财务危机的爆发。

3.5受关联企业倒闭的牵连

企业中的母子公司、企业间的相互合作虽可以壮大公司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但是他们这些关联企业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风险，在大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些关联企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应付不期而遇的各种风险，防范关联企业的倒闭而造成的财务危机。

4.企业财务危机的防范

4.1加强内部管理，规范财务行为

理顺财务关系，以企业为主体，合理合法处理企业内外的财务关系。规范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主要应健全和完善以下一些内容：明确内部财务管理的方法、任务和目标，以及国家颁布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资本金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成本费用管理制度、产品销售管理制度、投资管理制度、利润分配管理制度、财务分析和考核管理制度等，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体制，保证财务的正常活动。

4.2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做好财务管理工作

要避免理财失误，预防财务危机的发生，就必须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做好财务管理工作。一是加强日常资金管理，保证资金合理运用；二是制定翔实的财务计划，通过计划将企业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确定下来，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机制，以减少未来风险的影响，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三是重视融资管理，健全财务结构，维持资金来源的连续性，降低资金成本；四是规范投资行为，选择最佳投资方案，提高企业产品竞争能力、创利能力。

4.3建立财务危机防范机制

危机防范主要是在危机尚未发生之前，未雨绸缪，事前对企业的资本经营活动进行战略设计，制定一套乃至几套防范危机的方案，应用财务的预警指标，变被动为主动，防患于未然，对企业举债、用债、偿债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各种因素进行预测，定期检查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以便对危机进行预控，尽量避免危机发生。

4.4加强对危机的控制

在企业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财务危机的时候，企业通过一定的方法化解当前面临的危机。如处理不良债权，加快回收应收账款；削价处理库存商品；出租或出售闲置的固定资产；收回对外投资；严格控制营业费用等。

4.5正确把握负债经营的度是防止财务危机的关键

企业进行负债经营时，必须考虑企业的负债规模和偿债能力，考虑负债经营的度是企业防止发生财务危机的关键。企业财务部门在把握负债度上，首先，要注意负债经营的临界点，在达到临界点之前，加大负债将会获得更多的财务杠杆效益，一旦超过临界点，加大负债将会成为财务危机的前兆；其次，要注重筹资结构，按筹资方式不同可将筹资划分为权益融资和负债融资，这一环节上要对两者安排合适的比例，负债水平要适当，不能超过自身承受能力；再次，要合理安排债务偿还的时间和额度，力求债务偿还平稳，防止还款过于集中，造成无法支付到期债务。

5.结论

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给很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这就是构成财务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财务一定要有效的强化和化解财务危机，建立健全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充分认识不利因素，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多套防范危机的方案，尽量避免危机发生。任何只顾获取单纯的企业经济利益，无视财务风险和预防的做法都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大失误，最终将损害投资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赵国忠.上市公司财务困难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财务危机的特征篇(7)

【关键词】债务危机；财政风险；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007-01

一、财政风险理论

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都经济都遭到严重打击。经济增长放缓家债券到期的本息偿付压力。使得希腊开始陷入公共债务危机。随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欧元区国家也受到国际金融机构肆意炒作，债务危机向各国蔓延。

理论界认为财政风险（Fiscal　Risk）是指政府不适当的财政活动或财政行为给政府本身，给政府进一步的财政活动以及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潜在危害的可能性。财政风险是经济领域中最后一道屏障，一旦一个国家的财政风险爆发，就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巨大经济影响和社会波动。特别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影响更加剧烈，往往通过股市冲击其他国家。财政风险一般又包括税收风险、国家债务风险以及隐性风险等等。

二、美债危机的分析

我们分析欧债危机和美国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政府年年发行巨额的国家债券和地方债券。但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为了给国家经济注入活力，各国不得不在原有巨大的赤字财政基础之上向其他国家和机构投资者发行各种国家债券融资救市。

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情况要求美国政府保证巨大的财政支出，保障全民的社会福利。美国财政支出结构有近60%的财力用于社会福利保障支出。由于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趋完善，覆盖了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美国人口的老年化和奥巴马政府新一轮的　“医改”以及支出的“棘轮效应”都迫使社会福利保障资金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其次，还有14%的财政支出资金用于国防支出，美国每年都花费大量的资金用于反恐、军事演练、武器装备改良以及卷入战争中各项开销。为了缓解财政压力，美国这些年一直依靠发行大量的联邦、州以及地方债券为政府募集资金扩大财力。但是滚雪球式的债务渐渐让美国政府喘不过气来。美国的国家债务余额一直快速上升，并于2011年5月达到余额上限。每年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都是一笔巨大包袱，2010年达到了政府支出总额的4%。

三、美债危机给中国的启示

（一）调整支出结构

提高资金使用绩效。首先，要压缩一般行政经费支出，控制“三公经费”的增长。其次，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国防支出上不能投入过多的财力。美国联邦政府对国防支出以及战争经费支出的比例就将近达到联邦支出的20%。这也是美国出现财政危机的一大因素。再次，在众多支出项目中选择性重点支出，保证重点支出项目财政资金需求。不能全部抓，以导致分散财力。“保民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一大举措，因此要加大对“三农”和民生工程的财政资金倾斜支持力度。再次，优化支出结构。对于一些该合并的项目予以合并到类似项目中。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第一个方面是财政收入方面，也就是税收体制的改革。第二个领域是在财政预算支出方面的改革。第三个部分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但主要的改革方向应该以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为主。我们中国的这种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财政体制是一种比较有激励性的投资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又存在着非常多的弱点。首先，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职能的划分要进行新的框架性的细分和明确，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建立科学规范的部门预算制度，以及项目预算管理制度。严格审批预算资金并加强对预算资金使用的监督，保证预算资金的合理使用以减少资金浪费行为。再次，中央政府的考核机制改变，不能仅仅从经济发展程度来考核政绩，以居民生活水平、环境保护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综合考量。

（三）提升政府应对财政风险的能力

抗风险能力就是扩大财政收入，而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加强税收征管是提高抗风险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下，由于纳税人的经济类型、经营方式、组织方式日趋复杂，能否有效地对纳税户和税源变化情况进行监控是税收征管的基础，也是真正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根源。那么需要进行分类管理，就是针对纳税人方方面面的复杂性和纳税申报方式多样化的实际设立的一种能使税收征管建立在及时掌握纳税人经营情况、经营方式、核算方式和税源变化基础的一种管理形式和管理方法。实行分类管理要求管理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能力。因此，必须加强征管业务的培训，努力提高税务人员自身业务素质，才能规范征管行为，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

（四）制定有效动态的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现行的预警研究均是基于历史资料的静态风险预警，难以满足基于未来的财政风险控制。这种预警方法和思路均是站在“即时”立场，基于历史数据的静态视角，仅能对当前财政风险情况给予评估和预警。然而，由于政府的公共主体特征，政府的财政风险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远远多于企业的财务风险，基于当前的静态研究无法预测政府未来债务风险情况，必须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朝未来延伸，建立在动态的基础之上，风险预警才能更加具有“控制　”意义。因此，动态和面向未来的风险预警系统更具重要意义，这需要尝试更新的预警方法，如仿真研究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