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本质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本质；意义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248-01

中华传统文化，的确是历史悠久，是博大精深，其中那些精华的东西，让人不能不爱它，也无法离开它。它是我们慈祥的老祖母，是我们睿智的老祖父，是雍容华贵的贵妇人，是风流倜傥的大诗人，是炎黄子孙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是先进文化建设之渊源，是构建和谐社会之金石。中华传统文化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精髓大致如下。

一、它蕴含着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始终把爱国主义精神作为首要的价值标准。一向主张先爱国，后立家，信奉无国便无家，“家”为小家，“国”是大家。不管是国泰民安，还是国难当头，都要先大家而后小家。中华民族历来反对涣散分裂，追求团结统一，强调群体优势，崇尚众志成城。爱好和平，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传统文化一向主张“和为贵”，追求天下大国的太平盛世，奉行“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仁”为本，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反对冤冤相报，主张以德报怨。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和生命意志。传统文化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奉“天道酬勤”，勉励人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上独特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骨，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二、它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智慧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满着深刻的大智慧，是东方哲学的杰出代表。这大智慧集中体现在“儒、道、释互补”之中。儒家思想以孔孟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仁”。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以“中庸之道”为哲学理念。“仁爱”与“中庸”，均极富智慧。道家思想以老庄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道”。以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为主要内容。其代表性著作《易经》，是中国学问之根据，《易经》中的智慧渗透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道德经》和《庄子》，亦为两部智慧奇书，其中的奥妙哲思尤为士人与士文化所推崇。中华道家文化之“道”，是深邃的大智慧。佛家思想，即佛教世尊释加牟尼之佛法，其核心是“空”（佛法博大精深，不可思议，难以言说）以“心性”、“色空”、“因果”、“涅”等为主要内容，以揭示生命奥秘，达到了生脱死为终报。佛教的智慧精深奥妙，不可穷尽。儒、道、释，分而观之，各自智慧超群；综合起来，三位一体，交融互补后，其智慧在古代登峰造极。儒道释互补，便凝炼出“外儒内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天地精神，人间情怀”等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智慧与胸襟。上述儒道释互补的哲理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度，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睿智的头脑与博大的胸襟。

三、它孕育着一种美妙的美学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爱美会美的民族。中华民族一向崇拜大自然，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享受大自然，与大自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天人合一”的哲学、美学观念根深蒂固。在生活美学方面，中华民族充满温情与创造，懂得生活的艺术，善于艺术地生活。在五千年文明史中，我们创造出了灿烂的陶瓷文化、金石文化、丝绸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医药文化、园林文化，家居文化，等等。从而提高生活品位与生命质量。在艺术美学方面，中华民族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曲艺等等，无不出类拔萃，特色鲜明，赏心悦目，美不胜收。这些林林总总的艺术硕果，给予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审美享受。

四、结语

总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在社会生活和艺术创造中，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生活美与艺术美的伟大民族。是一个富有审美情趣与审美理想的民族。不论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还是精神上的艺术作品和审美方式，都闪耀着美的光彩。尤其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在生活和艺术中创造的美，充分体现着本民族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与西方很不相同。其独特的美学思想或艺术精神，着重体现在“天人合一”、“写意传神”、“中和之美”等方面。这些是对人类美学的极大丰富与贡献。上述美学财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美气质。

参考文献：

[1]马跃.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3）.

[2]宋银桂.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统[J].文史博览，2005（12）.

传统文化本质篇(2)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137-07

收稿日期：2012-07-29

作者简介：郑雪松（1967），女，河南固始人，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引言

早在2002年，学界就召开了“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但直到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所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大学生的教育作用，如《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现状及对策》（王卓亚等，2010）等；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如《学校教育中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研究――基于对云南省的调查》（普丽春，2010）等。随着人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教育关系的探讨正在深入，但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教育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还很少。教育人类学，就是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美国的文化教育人类学是以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为主的，德国的教育人类学重在研究人的本质，我国学者庄孔韶认为：“熔两种研究特色于一炉的中国教育人类学有其必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那就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多彩的地方与民族文化，以及理性与经验材料的丰饶土壤。”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应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在寻求文化传承和变迁中获取个体的和谐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是文化基因繁衍、承传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

一、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

文化及其传承现状常是人类学进行研究的基础。河南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从旧石器时代的南召猿人遗址，到郑州大河村遗址等，都体现出河南早期文化资源的丰富性。进入21世纪以来，河南省政府相当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保护和支持：

（一）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措施

1.建立了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1）河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目前，河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95项：民间文学有木兰传说、神话等；传统音乐有唢呐、大相国寺梵乐等；传统舞蹈有麒麟舞、跑帷子等；传统戏剧有豫剧、宛梆、怀梆等；曲艺有河洛大鼓、河南坠子、三弦书等；杂技与竞技类有少林功夫、太极拳、八极拳等；传统美术有朱仙镇木版年画、玉雕、汴绣等；民俗有新郑黄帝祭典、马街书会、洛阳牡丹花会等；传统技艺有钧瓷烧制技艺、唐三彩烧制技艺等。

（2）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三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372项人选，第一批共分14种148项；第二批共160项，合并后为129项；第三批项目共10大类95项。这三批项目名录涵盖民间文学45项、传统美术38项、传统音乐31项、传统舞蹈48项、传统戏剧32项、曲艺14、传统体育、游戏与竞技33项、传统技艺72项、传统医药14项、民俗21项、民间杂技1项、生产商贸习俗2项、消费习俗5项、岁时节令1项、民间信仰10项、民间知识5项等内容（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就不再累述）。

2.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和命名

从2005年8月开始，河南省开展了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调查、认定和命名工作。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河南共有66人入选；两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命名了452名，其中，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28人、民间文学10人、传统美术60人、传统音乐48人、传统舞蹈60人、传统戏剧110人、曲艺33人、传统技艺72人、消费习俗5人、民俗11人、传统医药15人。

3.成立研究基地和传承基地、展示馆与传习所

2010年6月9日，河南省文化厅命名和公布了12个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8个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9个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5个第2批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其中，研究基地有河南省艺术研究院、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大学等12个；两批社会传承基地有武陟县乔庙乡冯丈村、河南师范大学、新乡长垣河南省博大烹饪学校等11个；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有开封市博物馆（朱仙镇木版年画）、太极拳博物馆（陈氏太极拳）、汴京灯笼张彩灯展览馆（汴京灯笼张）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有洛阳正骨医院（平乐郭氏正骨法）、陈家沟太极拳学校（陈氏太极拳）等。

4.开展“文化遗产日”活动

2005年11月，在郑州、商丘、开封等6个城市同时启动首届“河南文化遗产日”活动，全省67所博物馆（院）、历史文化遗址等免费开放，扩大宣传和影响，并规定，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双休日为“河南文化遗产日”。每逢“河南文化遗产日”，河南各地文化、文物行政部门精心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河南省各级各类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传习所、社会传承基地，采用展览、讲座等形式开展宣传、咨询和教育活动。此外，还通过举办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2010年，召开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理论建设研讨会”和首届“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牧野论坛’”汇集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进行交流和研究。

（二）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存在的问题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1.传统的民间艺人逐渐消失

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明清鼎盛时期，有年画作坊300多家，每年销售年画3000多万张；新中国成立初期，该年画还存有23家作坊；但到了2006年，仅有一家8人组成的木板年画社，掌握刻版技艺的老艺人仅剩2人，掌握用天然植物熬制颜料绝技的只剩1人。世代传承的传统工艺品淮阳泥泥狗，在1988年的人祖庙会上，所占出售摊位只有1982年的38%；到了2003年，所占出售摊位只有2000年的28%。具有700多年历史的马街书会，在1863年参加书会的民间艺人将近4000人，近几年参加书会的艺人不足千人。此外，传统彩塑洛阳泥娃娃、虞城泥砚、卢氏木猴、浚县木制玩具等不少民间技艺绝活也都后继无人。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年龄出现高龄化现象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龄偏高。在2007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4名河南传承人的年龄均偏高，他们分别是：王学峰，53岁（浚县泥咕咕）；王西安，63岁（陈氏太极拳）；朱天才，62岁（陈氏太极拳）；郭泰运，81岁（朱仙镇木板年画）。从“河南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可以看出，80岁以上的传承人有3人，70-79岁的传承人有7人，60-69岁的传承人有11人，50-59岁的传承人有5人，40-49岁的传承人有4人，40岁以下的传承人没有。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河南省的国家级传承人年事已高，难免记忆有些模糊，急需后继传人。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缺乏法制保障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年12月，河南省颁布了《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定实施意见》。从目前来看，虽然有了这些保护性的公约、意见、通知等，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使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缺乏法制保障。

4.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自觉意识

一些地方的领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往往重申报轻传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民间艺人所拥有的文化技艺已不能满足他们现实生活的需求，自然地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意识就会逐渐变弱。“中国十大民俗”之一的河南宝丰马街书会，其“传承场”曾是马街的农民热情接待艺人的地方，如今这个地方却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当地农民也失去了以往的热情，他们甚至要求政府赔偿青苗费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教育人类学分析

学校本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主阵地，但从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现状来看，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之所以会出现传统的民间艺人逐渐消失、传承人年龄偏高、人们缺乏传承的自觉意识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缺乏教育，特别是缺乏学校教育。

文化人类学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生物遗传得来的”。教育应是“文化习得”“文化适应”“文化传递”等文化传承活动的基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人的关系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文化变迁过程中留给后人享用的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笔者认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定义为“河南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的关系

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改造自然界、物质世界而获得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以及其行为方式和规范习俗。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年）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人们世世代代认可的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部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纲领》指出：“记忆对创造力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对个人和各民族都极为重要。各民族在他们的遗产中发现了自然和文化，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而这些正是寻找他们自身和灵感的源泉的钥匙。”人们可以从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获取灵感，实现自身的发展。

2.教育与人的关系

“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广义上的还是狭义上的教育，都是以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为目标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背景下应有不同的教育内容及其方式。教育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前提下促进人的发展，这是现代教育的本质所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教育的关系

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应“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在传承，传承的基础是教育。

1.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传承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民间知识，特别是口承民俗文化的传授和继承。”“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指按照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或代际将“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进行接力棒似的传递，“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要完成此项任务应诉诸教育。

2.教育通过培养“传承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关键是传承人的申报、审核、认定、保护。传承人一旦消失，相关的原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失传，甚至会发展到濒临灭绝的险境。所以，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承传的“守护神”。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的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共同体”的社会成员，借助教育将其“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和横向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其生存环境的影响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的特征。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除了具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的存在的非物质性、传承的动态性等特征之外，还具有包罗广泛性、多元杂糅性、朝野共享性等独有的特征。根据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发挥地方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

雅斯贝尔斯指出，大学的任务“第一是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由此来看，大学的每一项任务都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是一种民俗文化不断高雅化的过程，高等教育在塑造教育对象人格、发扬他们的民族精神、激活他们的本土文化基因、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高校的职能和优势

在文化传承创新的过程中，地方高校理应承担服务于地方文化发展的重任。作为地方优秀文化的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无论哪一类民俗现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域关系的制约，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地方色彩”。同时，地方高校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不仅能体现出大学的灵魂所在，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科研是不可忽视的地方高校的重要职能，每年各高校都会进行国家级、省、市级科研项目的申报。这样，高校就会出现一批研究地方文化的学者，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地方高校通过宣传、普及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学生的本土文化基因的认知自觉性，可以加深他们对家乡文化的认识，为培养一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奠定基础。

2.河南地方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如何在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挖掘、传承等方面发挥教育功能，是摆在河南地方高校面前的艰巨的任务。

（1）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校园文化的建设之中。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内容，丰富的文化资源是高校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基础。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和能够弘扬本土文化的创新型人才，不仅会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质量，而且有助于推动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怎样将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呢？举办河南民间传统美术展、传统音乐演唱会，组织民间戏剧和曲艺活动，组织大学生民间手工技艺技能大赛、大学生传统舞蹈比赛，让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形式出现在校园里。

（2）聘请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传承人到校授课和举办讲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神”。地方高校应注重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聘请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到高校授课和举办讲座。到2012年，河南省共命名并公布了三批66名国家级和两批452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河南各高校可邀请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到校授课或举办讲座，例如，新乡市的高校可邀请中州大鼓的传承人李星光、传统手工剪纸的传承人李爱荣等到校举办讲座。这样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趣，也有利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地位。

（3）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课堂和教材之中。河南的许多大学没有或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课程，目前，已获得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或传承基地称号的高校，仅有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信阳师范学院等10所。地方高校的课程与教材建设是学校特色发展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地方高校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2012年，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到372项，其中，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95项，包括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项目。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高校课程和教材建设的资源库。

（4）搜集和整理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高校，不管属不属于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或传承基地，都应将搜集和整理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本校的中心工作之一。学校可以成立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对本市或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搜集，并整理装订成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区域产生的，与该环境息息相关，该地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都决定了其特点和传承”。由此，学校应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方面进行研究。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灵魂，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存活和延续的重要因素。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传承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延续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河南是中国的文化大省，理应承担本省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教育的使命。地方高校汇集着许多本地的充满活力的年轻的知识群体，他们具有较强的文化认知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具有传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巨大潜能。

（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基础教育的校本课程之中

针对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让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走进中小学校园。在中小学教育中，可以将不同市、县、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地的中小学校本课程之中，让中小学生感知家乡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其传承意识。

校本课程的开发始于20世纪英、美等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21世纪初，教育部决定“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校本课程开发实质上是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哲学，为满足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以教师为主体，吸收有关人员参与，并以学校为基地进行开放民主的课程决策过程”。我国在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后，河南省极为重视地方课程的开发，主要包括“国家规定地方开发和管理的课程”和“省自主开发、管理的课程”。2012年9月，笔者通过对新乡、信阳、商丘、漯河等城市的一些中小学进行访谈得知，小学开发的校本课程基本上都是《中华大家庭》和《民族常识》中的内容，而中学很少或没有开发校本课程。

基础教育具有基础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一个孩子的成长，应首先适应他所在的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将会为其进入学校学习奠定基础，但也会与学校所传授的知识相冲突。所以，“教材改革应有利于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主动探索知识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应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地进行教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区域性、家族性等特征，基础教育中的校本课程的开发，除了考虑以省为单位的大背景外，还应考虑以市、县、乡为单位的小背景，比如，在豫北，豫剧的传承意识比较浓厚，该地区的学校可以借此开发豫剧方面的校本课程。不同市、县、乡的学校，可以依据当地所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相应的校本课程，这不仅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也有利于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信阳地区比较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固始县，中小学生除了知道“陈元光广场”外，对本县的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了解。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中，融入某一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非常必要。固始县的中小学校可以有选择地将民间文学灶书郭丁香、传统舞蹈花桃舞、传统戏剧灶戏、曲艺固始大鼓书等融入校本课程之中；同样，武庙乡民间文学皇姑山传说、传统戏剧皮影戏、消费习俗观音豆腐；胡族铺镇民间文学白鹭园传说、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信仰胡族庙会；黎集镇传统舞蹈双人旱船、传统戏剧推剧；蒋集镇传统音乐蒋集锣鼓、传统戏剧咳子戏等，均可选人各地中小学的校本课程之中。

施莱尔马赫认为，“教育的起点不应该是教育理论，而应该是现存的教育现实”。基础教育的教育现实是生源的本土性和地域性，它有利于促进学生所学知识的正迁移。“迁移是指已经获得的知识、技能、甚至方法和态度对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影响”。正迁移是指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对其所学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产生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同区域的中小学可依据本土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建设校本课程，并通过唤醒学生所具有的新旧知识的相关性，来促进中小学学生学习的正迁移。

（三）唤醒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法制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动态的，是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生活文化”，我们应保护和恢复它的生活样式的本色。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所处生态环境不同而各具特色。河南缺乏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制保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依存的原生态环境势在必行。

美国学者卡洛琳・麦茜特认为，“生态共同体的每一部分、每一小环境都与周围生态系统处于动态联系之中”。生命链一旦被破坏，生物的“本真”性就会失去。正如朱大可所认为的那样，“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相应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健康地传承下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不能等同于产业开发，如，河南某一传统曲艺之乡，其乡政府以保护“生存环境”为由，“专门修建了八百多米水泥硬化大道，又搭建了牌楼、说唱楼等”，“完全改变了曲艺之乡所依托的生态环境”，从而造成“大批艺人不再参加活动”。基于此，要唤醒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法制意识，一方面，应唤起国家和省政府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法制意识；另一方面，应培养民众的法制观念和自觉性。唤醒需要教育，正像德国文化教育家斯普朗格所说的那样：“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人们不仅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主体，也是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教育的对象。

（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及其传承的自觉意识

传统的民间艺人渐渐消失和传承人的年龄出现高龄化的现象都向我们警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正在逐渐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是后继有人，一个普通人能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关键在于教育，这种教育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所提到的“后喻文化”教育，一般是年长一代教给下一代，代代相传。通过“习得”和“教育”，后人逐渐学会了自己祖先创造和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从而完成了传承人的成长过程。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延续性，“人似乎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发展高度或者持续地向前发展。人的生活更多的是由于习性和疲乏而被‘损耗’，由此陷入非其存在的本意的退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传承人就应该将其延续和繁衍下去。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和繁衍的关键，是增强传承人的自觉意识，使他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视为一种信仰。信仰的养成不仅仅是给予其薪水、报酬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像抬高其社会地位那样那么简单，“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诚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忠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将会自觉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主动培养后继传人，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统。同时，在传承人的认定、保护和考核的基础上，建立传承人的保护机制，激发其传承的自觉意识。

传统文化本质篇(3)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素养；育人；应用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根基。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这为我国的高校教育及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在高校教育中，传统用文化还是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源泉。应用型本科院校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对学生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应用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上要求较高。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思想道德素质、文化审美素质等却不容乐观。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强调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必须要加强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文化审美素质的培养。因此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道德教育主线和灵魂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教育现状

（一）大学生人文意识淡薄，人文教育缺乏

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培养人才过程中过重培养学生技能实践能力应用能力，过度关注学生的就业情况，而忽略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教育，因此出现重专业技能提高，轻人文素养的培养的现状。大学生人文意识淡薄，核心价值观模糊就会导致原则性不强、民族精神不强、人际关系淡薄、道德素质不高等不良现象。这是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缺失，同时由于学生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也会导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这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关注和努力，才能形成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保证学生受到良好人文素养的培养，形成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价值观。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传承滞后，人文教育途径亟需提升

今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外来文化尤其西方国家舶来文化已经深深侵人到我国高校大学生校园文化中，高校学生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大，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上大打折扣，已经影响到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基。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广大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人文教育网络模式的培育和发展也是一种不错的形式。微信、飞信、QQ群、微博等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思想阵地。学校可以鼓励师生共同参与创作一系列能发挥人文素养培育作用的网页宣传，开发一些能把思教课寓教于乐的网络课程或网络游戏，这样既能培育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又能激发学生们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度。

（三）学校重应用能力，轻人文教育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同时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目前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过分重视学生应用技能的习得，而忽视了人文素养教育的严重缺失。大学本应是一个培养人文素养之地，学生应通过多阅读多思考来培养自己的人文情怀，才能在认识问题上清晰表达自己观点，在做事情上渗透自己的观念，做一个内外兼修，有才能有德行，有技术有涵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应用型本科教育必须要走内涵提升的道路，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培养学生技能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的同时必须加强人文素质的培养。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传统文化传承与人文素养培育的途径

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人文素养的培育途径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思想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文素质培养过程中，我们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其为人也孝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体现了孝悌之道，即孝顺父母，尊重师长乃仁的根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t是虚心向人学习，催人奋进的鞭策。“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种儒家之道是在引导人们走向人格的完善，这种引人向善的教育理念也正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可见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视“仁”的作用，重视培养虚心学习的心态，教育重在引人向善。在当前大学生普遍道德素质低下，普遍浮躁追求名利的现实下，传统文化这种弘扬以仁为本，引人向善，虚心学习的思想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开发创新校本课程

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是国家高校教育课程的重要补充。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开发，尤其与地方特色密切联系的传统文化课程的开发，是高校弘扬优秀文化和传承地方文化的主要渠道。大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知识，学校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实践课等鼓励学生的参与与创新，培养学生文化层次的鉴赏能力。另外通过在课程中讲解地方特色的文化起源和发展，介绍特色文化的风情及影响等，培养起学生对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提高人文素养。

（三）建立文化实践项目

地方高校可以与当地特色文化机构如地方博物馆等建立合作项目。一方面高校教师资源丰富，科研能力强，在文化研究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与地方特色文化结合开展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地方传统文化资源丰富，既能为科研人员提供丰富的素材又能让特色文化的到创新性的传播和发展。另外还可以建立大学生实践基地，让学生参与到科研项目中来，学生能在实践活动中印证自己的理论知识，丰富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科学知识，又能丰盈文化内涵。同时可以在专门研究地方传统文化的教师队伍中对大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对高校科研发展，地方传统文化传承及学生人文思想教育都有很大促进作用，一举多得。

三、结语

总之，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人文素质培养，和与地方传统文化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提升学生文化内涵，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与灵魂，应用型本科教育必须要走内涵提升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陈仲庚.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结构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8（1）：100-104.

传统文化本质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化；活态传承；工匠精神

早在2006年，及教育部就已经将9月定为每年的“传承月”，希望通过该手段能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在学校学生中的宣传教育。江阴作为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政府及文化部门积极响应，多次尝试将本土的传统手工艺带进校园，采用不同的形式开展校园活动，因其形式丰富多彩，展出作品颇具特色又精致少见，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校园文化的方式传承逐渐体现了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1 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现状分析

近年来，江阴市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精神的活动开始逐步地走入校园，长泾实验小学就开众学校之先河，率先推出了“口袋书”文化，这些“口袋书”只有扑克牌大小，刚好可以装入学生的衣服口袋，十分的便携，内容丰富，涵盖了《衍纸》《剪纸》《超轻粘土》《发禄袋》等校本教材。[1]校长濮亚娟表示，在近几年教学教改期间，学校发现孩子们对这些传统手工艺十分感兴趣，但是由于能力有限，所以存在着一定的探索障碍。恰恰是这几年，基础教育体系中，劳技课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没有一个合适的课程体系，多数都是通过购买现成的材料进行简单操作，学生觉得无趣，老师也觉得没有意义，加上偶尔还被语数外常规课程占用，孩子们能锻炼动手能力和思考创新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长泾实验小学的领导班子思考着将传统手工艺和劳技课结合起来，编写了一套具有非遗特色的校本教材，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

传统的课本，学生在接受程度上存在着不足，甚至有些学生刚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角色转换并不到位，因此对常规书籍存在抵触心理。长泾实小在编写教材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推出了这些模块化，主体化，图文并茂的彩色印刷的口袋书，这些小册子包含了作品赏析，学生作品展示，制作过程，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学生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无法获取的知识，都能从小册子上找到答案。编写“口袋书”体现了长泾实验小学劳技课的地方特色，也引领了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基础教育校园文化的潮流。然而，这只是长泾实小劳技课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小小缩影，学校致力于挖掘地方文化，引导学生把自己成长的环境每一处都作为学习的场所，把蚕种场，叶飞园艺，张大烈民俗文化作为实践基地，还阶段性地邀请传承地方手工艺文化的民间艺人匠人到学校来，聘请他们作为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让每个学生能参与进来，希望通过努力，在培养学生对乡土文化自豪感的同时，培养和开发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将本土传统文化“活态化”传承。江阴市长泾镇在传承本土传统手工艺的体验中培养中小学生的劳动品质，从小树立起工匠精神，不失为一举两得。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本土传承与实现途径

2.1 基础教育阶段的“参与性”传承

江阴作为连续几年的百强县之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了“低龄化”的趋势，青少年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机会越来越多，甚至连能掌握吴语方言的青少年队伍也在逐渐萎缩，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除了现有课程资源，大量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和开发，这就需要学校在课程教学外组织学生深入本土非遗文化生存的环境采风，融入环境，理解背后蕴含的文化因素，让他们从了解到认同，进而传承，使非遗发展延续的纽带在基础教育中得到良好的延续。

在不久前刚落下帷幕的第一个非遗纪念日里，南闸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就在南闸实验学校举行了工艺《百寿图》非遗传承进校园系列活动。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应当是一种“活态化”“可持续”的传承，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其实现途径主要要突破三个方面：一是结合学校办学理念，形成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将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现有课程相结合。其次基础教育阶段还是以最终的升学为目标，因此将传统文化的校园传承融入学生的教育、活动中去的同时，不能增加老师和学生的额外负担。最重要的一点是构建多元化的实施渠道，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以一个文化形态再现者的角度主动地理性地去亲近传统文化。

2.2 高校教育阶段“专业化”传承

专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已被纳入了学科建设规划之中，一方面可以培育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才，另一方面还能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相关课程也逐步被高校纳入公选课，素质拓展课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博士点硕士点陆续通过审批，可见国家在培养复合型非遗保护的管理人才上不遗余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传承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的更新换代推动着文化本身的更新再造，高校应当利用好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合理架构，为静态型数据到动态化转变奠定基础。

高校不仅要维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思考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平台上提出创新，高校有着大量的优秀学术研究群体，可以凭借学力量作为支点，推广传统文化的传承，让更多人关注到传统文化，认可传统文化。

“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2]这一特殊性要求高校教育阶段的非遗传承突破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校开辟资金通道，鼓励师生田野调查，深入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调研一线资料，丰富原有课题成果，近年来，不断有各地的高校开展“非遗周”、“非遗行”等一系列活动，并成功申报了一大批以非遗为主题的教科研课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次落实校内外学术讲座与学术研究，增强师生和民众的非遗文化传承认同感，如江阴学院的师生联合当地政府相关文化部门拍摄了数量可观的非遗数字纪录片，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学校教育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广大学生支持传统文化的传承，才能有发展的动力和支撑。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手艺“工匠精神”的当代校园培育

溯本追源，我国的工匠文化源远流长，历代能工巧匠对于历史的文明创造功不可没。作为一个以实用技术见长的民族，我国的丝绸与瓷器早在千年以前就享誉海内外，这无不体现着每个领域工匠的高超技艺，这些精湛的技术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洋务运动，西学东渐近代工业化的迭起，半自动全自动工业制度逐渐替代了传统手工艺制度，大量优秀的传统工匠技艺走向衰败甚至失传。

3.1 搭建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性平台

受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的影响，现代学徒制逐步被引入我国职业教育模式，为培养学生往高精尖技能的方向发展，这对“校企结合”的联合办学机制的诉求更为迫切。纵观本土校园的教学硬件，往往困难重重，资金不到位，设备陈旧，管理体制的缺陷等等原因让学生失去了更多实践技能培养的机会。拿高校来讲，学生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做精致的PPT，演练如何在众多专业老师面前侃侃而谈，或是用充满视觉刺激感的展板，数万字的长篇大论赢得成绩册上一个漂亮的分数，我们的学生不能只有伶俐的口齿和良好的表达能力，他们需要有善于发现的大脑和忙于执行的双手，校园为培养的是能工巧匠，不是空洞的演说家。从这个层面上讲，切实有效的搭建实践性操作平台，在推动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同时也培养成功成熟的技能操作能手，这是一条必须经历的道路

3.2 培养具备合格“工匠精神”的师生队伍

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品牌企业各技术部门中薪酬最高的，往往不是管理层，而是老技术工人，他们甚至可能没有大学文凭，但是论经验和解决实际状况的能力无人可及，而这些个体化的知识和积淀无法从课本中汲取。因此政府和学校应当支持鼓励工匠们走进校园，长期与各专业建立起实际性的合作，引领工匠精神的示范，与专任教师及学生建立严密的团队，从自身专业，传统艺术工艺特点结合现代化发展趋势，不断突破，同时，应当从职业技术认证的角度思考，强化职业资格认证，提高职业水准和职业荣誉感。对手艺与匠艺的尊重，既保护了传统手工艺技术又同时提高了其社会地位，让师生在社会和学校大环境的鼓励和倡导下有序地组织起来，在自己所归属的领域持续创新。

3.3 弘扬“工匠精神”与工匠作风的校园氛围

精神教育只有通过体验才能产生感受，通过每年固定的宣传日发动讲座组织学生进行纪录片的观看仅仅是对以非遗传统手工艺为载体的工匠精的了解，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当同心协力将这些技能或手艺拼纳入教学教育中，强调“学技能，练技能，比技能”。工作与学习中强调工匠作风，踏实肯干、认真细致。带动工匠精神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学习钻研的态度，指导学生们自发的组成小组，“一带一”，“一带多”的形式形成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小团队，求精求实的开展学习和工作，把从传统匠人那里带来的优秀品质传播在校园里。作为学校的领导层更应该看到这样的启示与力量，以真切的工匠精神引领工作，以务实的工匠作风开创事业，传播校园正能量。

4 结语

几经反思，在国家大力宣传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以及工匠精神的信仰，背后更多的是时代竞争带来的劣势，提到中国，人们无不联想到廉价劳动力，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却无法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还随之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究其根本，是外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内在精神世界的匮乏。民间技艺，民间美术等民间文化是传统精神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它在民众的精神世界里连接着过去和未来，随着社会的推进，年轻的一代对于经过历史长河淘洗沉淀的传统文化态度越来越淡漠。传统收工技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是历经无数劳动者磨练之后的民族文化精髓，是人民群众心手相连的艺术，守住传统文化，才能守住维系族群发展的核心动力。校园是指引社会新生力量的圣地，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传统优良精神的传承延续，责任重大，我们还在践行的路上。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本质篇(5)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1]鞠曦：“编者前言”。《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传统文化本质篇(6)

关键词：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播；“本真性”；“市场化”

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传统文化对于保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活力的重要性日益被世人所认同，各国、各地区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努力。尽管所选择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成为共识：那就是要将传统文化保护活动的触角，延伸到普通大众和青少年儿童之中，让大众能够经常接触、感知传统文化，培养他们对自身所拥有的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意识，营造一种良好的保护氛围。因此，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而言，最大的保护不是将其收藏在博物馆，为世人留下一份可供观赏的标本，而是要培养更广泛、更大众化的欣赏群体。

一、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动画传播与困境

起源于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的动画影像，通过工业化大生产和多种大众媒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作为一种与现代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实践活动，动画是艺术，是商业，也是文化和价值的载体。通过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精密加工，动画媒介及其传播方式不仅能够大大拓宽文化的传播空间和渠道，同时，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及其艺术样态上的差异，也孕育出更为多元的美学特质。纵观近20年以来国内外各逞风采的动画作品，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地域性传统文化元素介入到动画的艺术生产中。诸如改编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狮子王》，取材于《圣经・旧约》的《埃及王子》以及由迪斯尼公司根据我国南北朝诗歌《木兰诗》改编而成的“花木兰”，等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经由动画作品的二度演绎，被转换为易于为现代人接受和喜欢的艺术形式，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种子播种到大众的心田。一些动画作品也因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特魅力获得商业成功，一个基于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特色的动画创作热潮似乎已然到来。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动画片以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最大卖点风靡全球的同时，有学者认为作品所呈现的东方文化元素只不过是个噱头，是东方外衣下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的亵渎，而商业化的手段才是吸引大众的根本核心。从认知角度上说，地域性传统文化作为曾经的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载体，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同时亦能展示出“我们从哪里来?”与“我们往哪里去?”的深层意义。因此，地域性传统文化保护的实质和终极目的都应归结为“本体真实”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原汁原味的“本真性”原则乃是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的核心价值。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动画媒介作为现代消费文化存在的物质性基础之一，早已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尽管在以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中，形式各异的传统文化资源构成了创作的重要元素，但是，现代社会市场逻辑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使动画创作本能地受到大众趣味的潜在制约，传统文化的“本真”属性在与动画产业“商品”属性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显然，在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目标的动画创作实践中，文化传承“本真性”所体现的精英意识形态与动画传媒相互借重的初衷在这里出现深刻的分裂，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艺术生产受到了“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双重制约。理清文化传承中“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关系，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二、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承中的“本真性”与“市场化”

(一)文化资源的“本真性”与动画作品的“本真性”

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意指文化发展和展示中的真实性和自然性。在笔者看来，“本真性”在动画创作中可分为文化资源的“本真性”和动画作品的“本真性”，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特色的动画作品的文化价值存在于其资源的“本真性”之中，文化资源的“本真性”是动画创作真实性的重要保证。但是，两者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前者追求的是文化传统的保存和文化环境的本体真实，而后者追求的则是观众在动画体验中所获得的真实感受，是一种观看主体感受上的真实。观众感受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往往使动画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拥有不同的真实度。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播中的“本真性”问题可以产生这样认识，首先，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动画作品。也就是说，不管动画的艺术生产如何追求作品的真实性，由于观看主体对“本真性”的体会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场景内进行的，他们不可能体会到绝对本真的传统文化，所以，“真实的传统文化再现”并不等于传统文化本身。其次，观众的观看动机虽然是追求文化的“本真性”，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旁观者，他们固有的文化背景会不同程度地制约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领略程度，因而最真实的传统文化未必是最好的动画作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享受到的乃是创作者从传统文化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体系中根据观众的构成特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精心提炼、加工、组合和包装的，是最易于被观看主体接受的外显性文化因素，而不是这个文化的全盘托出。央视《快乐驿站》栏目是在挖掘传统文化素材基础上取得高额回报的代表作品。该节目以传统文化传承为切入点，将FLAsH动画和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全新演绎传统曲艺节目。作品造型采用抽象与写实结合的手法，追求神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本真，观众在获得欢乐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久违了的熟知感和亲近感。显然，作品中的“本真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对它的理解还存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可能性，单纯的文化“本真性”传承视角恰恰不能解释文化的本质。

传统文化本质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来，我国就已经对“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进行了申报。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位列其中，足以看出中国营造技艺遗产的重要性。就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而言，它属于一种建筑营造技术体系，这种营造技艺依靠木材和榫卯，结合模数制为尺度设计构建建筑。采用这种技艺所构建的建筑，可以反映出一个阶段，甚至一个时代的人的生活习俗等，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的缩影。虽然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化，这种技艺正在逐渐走向衰落。为了避免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失传，有必要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进行分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实施保护。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的必要性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置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存在两种文化遗产形态，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种是物质文化遗产。[1]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国古代文明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其二者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主要侧重营造技艺和相关文化内容。而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则以建筑实体的形态、体量、材质为主。由此便可以清晰探知，虽然同属于营造技艺，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和在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还是有明显的侧重点的。前者注重技艺，由技艺探究建筑实体。后者与之相反。因此，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涵盖的内容一定与其营造工艺、相关习俗和文化空间有关。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涵盖了五种内容，其具体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或者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2]而就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来说，它从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名录中的传统手工艺一类。与此同时，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集技术性、艺术性、组织性、民俗性为一体，是不可多得的一种技术活动形式。[3]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通俗些讲，就是设计、建造的一种建筑形式。其中涉及的内容却非常多，不仅涉及建筑的一些基本内容（譬如建筑设计构造知识、工序和做法、材料选取与工具使用等），还涉及当时的风土人情（譬如与建造相关的仪式、禁忌和习俗等）。[4]从有形的文化遗产中窥探出无形的文化内容，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有益之处显而易见。通过保护传统营造技艺，可以深刻了解其中隐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项宝贵的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死物，其在不断地传承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因而又被称为活态遗产。而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就是这活态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非常有必要。

2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面临的窘境

2.1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机制过于落后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是保护该技艺的关键。但是，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后继乏人。以苏州香山帮为例，从其传承方式上就可以探知整个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方式。苏州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技艺代代相传，其擅长复杂精细的中国传统建筑技术，其传承方式主要还是口传心授。这种传承机制是我国传统技艺延续和发展的基础。这种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机制有效地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下来，让现今的人们看到了如此令人称颂的营造技艺。但是，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致使这种传承方式逐渐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也正是因为这样，香山帮也逐渐走向衰落。调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可以得知，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年龄普遍偏高，基本上都是老年人。这是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机制所暴露的一个弊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老龄化严重对于之后的传承造成巨大的阻碍。以中国木拱桥营造核心技艺为例（如图1所示，中国侗族木拱桥），其传承人最年轻的已经有70多岁，因而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堪忧。

虽然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含有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屈指可数。目前，拥有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工匠越来越少，其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针对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也做得不到位，以至于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寥寥无几。[5]

2.2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

在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对于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存在的价值存在争议。现如今，大家都推崇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这是新工业时代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有效方式。[6]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手工存在的意义逐渐被磨灭。以苏式彩画（如图3所示）为例，如若采用现代工艺，即印上图画，效果不佳，但是工期较短，施工限制不多；而采用传统手工技艺手绘的效果很好却施工局限大，工期较长。

除此之外，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方式在操作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疏失。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是营造技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它在我国已经延续了七千年之久。[7]在这期间，这种技艺也被传播到其他国家，足以见得该技艺的优秀。但是，在面对经济社会时，该技艺的传承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部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在生活上得不到保证，难以吸引学徒学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年轻人学艺的积极性严重打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社会化传承走得非常艰辛。另外，国家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缺乏正确的政策引导，也是导致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逐渐走向消亡的一个原因。有部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和相关工作者，为了避免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流失，想出了著书的形式。但是，收效甚微。同时，部分传承人文化水平有限，难以采用此种形式保留技艺。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逐一解决。

3 针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的几点建议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在时代的变化过程中存留至今，受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其展现出历史价值和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随着国家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重视程度的加深，相应的也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保护方式，包括名录式保护、传承人保护、资料性保护以及修缮性保护，这些保护措施对于保留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大有帮助。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这些保护措施仍不免遇到问题，为此，有必要对此实施改进，更好的保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3.1 实施整体性保护

对于保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而言，首先需要从整体性方面实施保护。所谓的整体性保护，代表着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进行保护时，还要将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纳入到保护行列中。这二者是动态与静态、 有形与无形的关系，因此，不能仅仅只重视保护其中一方的内容。同时，与之相关的建筑营造技艺及其附属的其他技艺、 等也是整体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忘却。以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为例，其技艺精湛，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包括选址相地、规划布局、功能设置、 体量尺度、 选材加工、 制作安装等方面，如若漏掉任何一项，将难以达到良好的统一。由此可见，要对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进行保护，对于这些相关内容也应该实施保护。这种整体性保护才符合保护标准。与此同时，针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保护，从整体性实施保护的第一要务是重视某项技艺本身的传承与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应该结合中国建筑营造技艺的发展情况进行前瞻性保护。以上述提到了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保护来说，除了注重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本身的传承与保护之外，还要将其放到中国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整体中来进行分析，实施保护。

3.2 重视活态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可以说是中国宝贵财富中的活化石，极具价值。因此，除了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之外，还应该重视积极的介入性保护。简而言之，就是重视活态性（ 活化） 保护。从手工技艺本身来说，只有将其运用在具体的事物上，才能凸显其价值，才能更好地保存。另外，手工技艺本身也受到周围文化生态要素的影响，对其实施保护，应该让其适应当下的生存发展状况，才能让手工技艺得以发展。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将其放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环境中，实施全面保护，这就是活态性保护的根本，必须有规划的创造一个适合其生存的区域生态环境，再实施保护。这对于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整体的传承与保护非常有利。一般而言，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所创造的集体记忆、文化认同与社区归属的文化空间价值远远超越技艺造就的建筑本身价值。从这一点上来看，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更应该重视活态性保护。

3.3 采用需求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手工艺。这种传统手工艺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存在以及其产生的影响都离不开社会。有社会，就存在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需要传承，就得有传承技艺的手艺人，而手艺人要生存，就需要有市场需求。因此，采用需求性保护必不可少。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要想在现代社会中实现生存和发展，则必然通过以下两种模式实现，其一，固守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所创造出的既定的样式；其二，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进行整合，实现创新应用。这两种模式中，后一种模式更具发展价值。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涵盖的内容复杂，包括普通技艺与特殊技艺、辅助技艺与核心技艺。处理好这些技艺的关系是关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一些非核心要素的创新上。以木材的处理技艺来说，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属于普通技艺。但是，现如今，可以用现代机械对其进行处理，以此取代普通技艺。如此，传统核心技术就能得以保留，而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提升效率正是现代社会对建筑建造提出的一项需求。

4 结语

在建筑营造技术体系中，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和保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遇阻，则表明我国文化遗产的存续正在遭受严峻的情势。针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有我国完整而发达的手工生产体系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李永革，王俪颖.最后的工匠 故宫里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J].中国文化遗产，2013（03）：24-33+8.

[2] 张欣.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J].中国文化遗产，2013（03）：48-54.

[3] 赵巧艳.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保护――以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为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89-94.

[4] 熊璐.中国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法化数字模型探索――以广东竹筒屋和侗族鼓楼为例[J].古建园林技术，2012（02）：60-65.

[5] 刘托.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整体保护[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04）：54-58.

[6] 冯晓东，许建华.香山工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之路[A]. 2007民族和地域建筑文化可持续发展论坛论文集[C].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2007中国民族和地域特色建筑及规划成果博览会，2007：10.

[7] 王颢霖.宋式营造技艺探析[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