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社会治理篇(1)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再到“智慧社区”，“智慧”一词逐渐占据了城市治理理念的核心一角。社区是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实现城市社会整合的普遍形式。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成熟度，而智慧社区的建设将会成为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智慧社区及其建设的动力机制

（一）智慧社区的含义

智慧社区一词最早源自1998年美国戈尔提出的数字地球概念。国外对于智慧社区的研究是作为智慧城市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其中以IBM给出的智慧城市定义为主流，即“智慧城市是指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1〕。国内关于智慧社区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综合学者们的多维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智慧社区应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智慧社区的参与主体。社区是居民获得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因而社区建设不仅关系到居民全体，而且涉及到公共服务提供的多方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而智慧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以一种更为“智慧”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的满足居民需求。而在社区领域，生产、生活等服务的提供脱离不了社区的诸多构成单元，因而智慧社区并未超出社区治理的范畴，而是同样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不同的是智慧社区在治理主体参与的方式、载体、效率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

第二，智慧社区的实现载体。智慧社区与一般社区治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治理方式、工具的创新。智慧社区的“智慧”之处在于将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融合到了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个单一系统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相互交错、错综复杂的综合体系，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基于大数据处理的信息化技术是其载体，承担了社区治理某些方面的主要职能，包括社区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公布，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多元化提供等等。

第三，智慧社区的实践效能。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实现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其本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运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全面整合社区资源，通过社区智能化服务平台的搭建，为居民提供智慧医疗、智慧管理、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监控、智慧安保、智慧学习等多领域、高效率、高质量的社区公共服务。

总而言之，智慧社区是指一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样态，它强调的是基于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参与，借助于互联网、计算机、云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社区资源的全面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的“善治”，也即社区服务的效率、质量、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提升。

（二）智慧社区建设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唐京华，孙宏伟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沈阳 110169）

[摘 要]智慧社区建设是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重要环节，但在具体实施中还面临着政府引导力不足、居民参与率低、虚拟平台运行不规范、缺乏专业人才及技术等制约因素，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动力机制

伴随着智慧社区建设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作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建设的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消解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展开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社区治理的水平、效率均有不小的进步，然而从全国社区治理的实际状况来看还存在诸多困境。例如多元主体参与率低下，行政化趋势明显，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社区管理成本高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矛盾丛生等。原有的社区治理方式已很难在这些问题的化解上有所创新，因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来消解困境，这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

第二，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扩展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间接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进入了飞速更新换代阶段，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生活面貌的极大变化，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信息技术已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计算机、通信、传感等技术的进步不断寻求应用领域的延伸，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建设早已进入技术延伸的范畴，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自然成为信息技术延伸的目标范围，技术应用的扩张需求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间接的推动力。

第三，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是智慧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公共服务要求。单一服务模式、普适化服务标准、慢节奏服务速率以及单向交流方式等已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个性化、高效率、高质量、双向交流服务越来越成为社区居民需求的偏重点，原有的以人工服务为主的社区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面对社区居民不断攀升的服务要求，智慧社区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二、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各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政府、企业、居民都对智慧社区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综合全国智慧社区建设状况，可以发现要将智慧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实现整体推进依然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

（一）政府引导力不足，保障体系不完备

“智慧革命将深刻影响城市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也必然倒逼社区对其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2〕。在强行政压力环境下，政府行政导向在社区治理中依然具有主导地位，政府指导体系的不健全将深刻影响智慧社区建设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级政府或街道对辖区内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缺乏科学性，没有专业队伍作为指导，存在盲目推进的现象；二是政策、法律规范不完善难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政府指导囿于技术层面而实用性不足。

（二）居民参与率低，政社互动性缺失

强化互动沟通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之一，然而从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不难看出，现阶段智慧社区建设更多的是政府、社区等单方实施主体的行为，居民作为目标对象并未广泛参与其中。匮乏的双向互动沟通主要源于几个方面的工作不力：社区消极不作为，将智慧社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应付了事；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社区与居民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智慧社区具体项目建设的实际效用不高，居民未能从中得到真实便利；智慧社区应用的操作难度较大，居民难以达到参与的文化程度要求等。较低的居民参与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智慧社区建设的意义黯然失色。

（三）专业人才匮乏，应用技术不成熟

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数据处理技术将面临着更新换代的难题，此外虚拟平台的构筑、不同系统间的完整对接等都需要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改进，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尚处于模拟探索阶段，应用技术也处于不成熟状态，未来智慧社区建设还需要攻克各种技术难题。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素质偏低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大障碍，据调查现有社区工作者不仅一般不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技术能力，而且拥有社区工作资格证书的也在少数，智慧社区所要求的核心技术人员难以寻觅。

三、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面对智慧社区建设的多种制约因素，从政策上加强规范和引导是有效降低建设难度、有条不紊的实现社区治理“智慧化”的保障。

（一）以居民服务需求为动力导向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必要空间，也是城市社会开展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地域单位，社区的智慧化建设水平直接关乎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便捷与和谐”〔3〕。居民的需求导向是社区服务发展的指示灯，智慧社区建设应当以居民的实际需要为前进方向，优先解决居民最为急切的要求。社区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主体，各个社区状况千差万别，在智慧社区规划、筹建过程中应该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汇集社区共识，着力构建居民关于健康管理、商业消费、生活安保、社区医疗、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等基础社区功能模块，然后配以单一社区居民特色需求功能板块，打破僵化的社区服务体系，从而打造各具特色的智慧化社区。

（二）以强化政府支持为实践保障

社区虽是居民实现自治的群众性组织，但在社区发展中政府作为全局支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慧社区建设有赖于政府的积极作为。首先，政府的社区治理理念应当具有前瞻性，将服务型社区当作未来社区建设的模型，正确引导社区构建的发展方向。其次，“政府要承担起顶层设计的职责，各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框架下进行智慧社区建设的统一规划、部署和协调”〔4〕，打破社区“各自为政”的局面，全面统筹社区资源，实现信息的交流、共享，构建社区总体布局，为更大范围的社区科学管理提供数据资料。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标准、评估体系、风险监控、违规处罚等规范，实现智慧社区管理的制度化，降低智慧社区管理的不确定性。

（三）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推进重点

智慧社区建设强调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政府或社区的单方面推动只是外力而非内力，智慧社区稳步扎进的关键力量是多方主体参与形成的合力。其中政府应作为全局的掌控者，聚焦社区治理的大局，做好方向引导、“后勤”保障；自治组织要摆正服务提供者角色，以居民需求作为自己的行动导向；社区居民要明确自己主人翁的地位，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与企业则要扮演协调、辅助者的角色，在享受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造福社区。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股关键力量。

总之，智慧社区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各方面条件协同配合的基础上分步骤、有重点的推进。在建设过程中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保障。

〔参 考 文 献〕

〔1〕邹佳佳，马永俊.智慧城市内涵与智慧城市建设〔J〕.无线互联科技，2012，（04）：69-71.

〔2〕蒋俊杰.从传统到智慧：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困境与重构〔J〕.浙江学刊，2014，（04）：117-123.

智能化社会治理篇(2)

关键词：吉林市 智慧社区 建设典型培树 问题研究 探索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01-02

现阶段，“智慧城市”的概念已经在国内逐步得到关注和重视，未来城市建设与智慧电子网络等结合将更为突出，智慧城市建设将是重点体现。智慧社区建设是城市智慧化的重要环节，随着新技术、新的管理方式以及先进经验的引进，其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选择。基于当前吉林市社区管理薄弱，社区服务不够深入，社区参与意识不强等状况，综合国内外智慧社区典型培树经验的基础，有的放矢地针对存在问题进行对策探索。在借鉴国内外智慧社区典型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典型培树分析，建设有针对性的智慧服务平台。提出植于政府宏观调控下，构建新型管理方式，发展智慧服务理念；同时结合社区社会层面，通过建设社区信息服务中心等多功能服务系统，整合社区资源，切实调动社区的积极性；从社区自身来说，社区内智慧平台建设应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智慧服务体系，创建智能服务系统。

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以及其治理模式还处于探索时期，成功运行的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部分社区，智慧社区建设促进了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变，也创新了社会治理观念、手段乃至内容，终将为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供契机。

一、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研究现状

（一）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内涵

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其定义是基于街道、镇、村等地理区域范围内，利用信息技术整合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和智慧的服务，提升社区居民对智慧城市的体验度和感受度。因此，智慧社区建设首先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突出为民、便民、惠民的基本要求，通过智慧化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打造安全、便捷、宜居的社区；其次要统筹考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智慧社区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因地制宜，扎实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并做好与市级层面社会事业、公共服务项目的衔接工作，减少重复建设；最后探索智慧社区的建设模式和运维模式，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积极利用社会各方资源，合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二）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基本概况

智慧城市综合了资源多样化、信息交互无障碍化以及信息程序的自动运行化等特点，以实现城市便捷、高效发展和运行为目标。我国从2012年12月开始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工作，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进行试点开展。2014年12月底，在试点的基础上，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达90多个，涉及了全国大部分省份，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设中来。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密切联系智慧建设的受众――社区和社区居民。智慧社区建设，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经验借鉴有限，有必要进行必要的探索与研究。

社区是城市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更是党和政府加强智慧城市建设注重的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率先从社区入手，基层社区的创新管理与建设事关我国发展的根本，随着社区的拓展以及新要求的提出，社区管理模式改革迫在眉睫，结合新时代下新型信息技术以及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与融合，社区管理职能要不断提高，管理模式要进行创新，服务平台也应拓展和创新建设。基于这样的基础下，将“智慧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并在全市部分社区启动了智慧社区建设，是吉林市进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深入研究的根本所在，一方面可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另一方面对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

（三）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研究的内容

1.智慧社区的信息化建设

在基于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上进行应用、整合和再造，通过主动感知和网络互连的方式，建立吉林市智慧社区生态化服务和运行平台。

2.智慧社区的系统化建设

智慧社区强调信息的采集、互通、处理和应用的系统化，通过建立一套符合智慧社区要求的现代化、精细化和标准化的社区公共服务系统。

3.智慧社区的治理化建设

主要是把社区中各主体，即政府公共部门、社区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围绕社区公共事务充分协商的互动过程，综合建构智慧社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基层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转变到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培育社区共同体，重构社区共同体。

二、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培养措施

根据发改委、工信部、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信息惠民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吉林市现阶段要结合社区智慧型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情况，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网格化策略探索。

（一）信息基础设施“树”的网络化

吉林市要基于规划引导、集约建设、资源共享、规范管理、满足需求的原则，依托通信运营商全面开展智慧社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信息网络综合承载能力和信息通信集聚辐射能力，提升信息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和普遍服务能力，满足居民对通信质量和服务的要求。

当前，吉林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从光纤宽带网、无线局域网、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以及应用终端等五个方面着手开展，为社区居民提供高速、安全、优质的上网服务，保障通信质量，为广大社区提供高清电视、高速数据接入和语音等三网融合业务的能力，并借助电脑屏、手机屏、电视屏、社区屏等多种载体，面向不同群体和推送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信息。

（二） 生活服务“树”的便利化

吉林市要以社区居民生活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完善的服务网络，推进社区生活服务建设。

吉林市的生活服务树主要从生活信息、便捷服务开展，汇聚社区周边生活信息，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提供给社区居民，积极创新为居民服务的方式、方法，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 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树”的信息化

吉林市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完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推进广覆盖、易使用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信息化应用，提高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树”主要从社区管理、医疗卫生、社区文化、关爱救助、教育体育以及交通出行六方面着手实施。结合家庭医生制度，创新社区居民就医模式，为家庭医生提供随访、诊疗服务的信息化支撑，并建立完善的预约挂号服务流程，实现实时查看联网医院挂号就诊情况，同时为社区居民建立涵盖个人基本信息和主要卫生服务记录的电子健康档案，以及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实现远程医疗会诊、远程健康监护等，构建社区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社区文化中心的公益文化服务功能，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加强关爱救助信息管理，助力社区帮扶救助和养老助老工作的开展。关注社区学生教育和居民体质，营造社区和谐教育、健康环境，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创建有序、便利的出行环境。

（四）小区管理智能“树”的建设

吉林市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打造安全、舒适、高效的智能化小区，主要做好居住区周界、重点部位和住户室内的安全防范，提高居住区整体安全防范水平，可以通过访客对讲、周界防越报警、闭路电视监控、电子巡更、管理与监控（物业运营管理、公共设备监控和小区门禁管理）、车辆出入与停车来进行管控。

（五）家居生活智能“树”的建设

吉林市可以引用先进技术，实现家居生活设备设施和家庭生活环境的智能化管理和监控，使居家生活更加舒适、安全、低碳，主要从家庭设备监控、家庭安全防范入手，利用各种探测工具和手段，对居家环境进行监控，保障人身和家庭财产安全，提升居家生活品质和安全。

三、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问题探索的意义

智慧社区是一种全新的社区生态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它需要结合到社区民生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社区管理等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进行创新建设。吉林市通过智慧社区的建设来重构社区新型管理和发展建设，结合存在的背景和发展的时代性，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智慧社区建设研究的理论意义

智慧社区在吉林市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视角，纵然有理论研究和学术分析基础，但

真正的因地制宜的研究依然处于初级摸索阶段，原有的部分理论概念不能适应新型信息时代背景下社区管理。因此，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需要通过网络背景下，结合网络管理理论，依靠多元治理理论进行合作和自我契合。通俗来说，就是结合时代和信息发展要求，进行新型治理拓展，以更便捷、高效服务和管理为目标。

2.现实意义

智慧社区是社区的高级阶段，在信息化手段的基础上，重构“线下”现实社区和“线上”虚拟社区的结合体。把政府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和个人等都囊括进智慧社区平台上进行互动和协商，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

首先是，政府通过信息化平台技术，建设一系列的智慧服务平台，更加高效地提供了社区服务，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整个社区的服务建设，及时提供社区的必要服务，通过技术化手段进行监控和分析。

其次是，通过智慧社区建设，把社区资源全面整合，把社区的卫生、人文、教育、信息化搜索以及电子商务都进行互联共享，促进了社区的网络化和服务化。

最后是，通过智慧社区建设，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形成社区治理合力。通过打造现代化社区“智慧综合体”，创造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空间和平台，从而为拉近社区成员之间的距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通过此课题研究，分析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典型培树的优势和未来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最终目的是实现信息化时代基层社区的科学管理。

参考文献：

[1]张永民. 智慧城市总体方案[J].中国信息， 2014，05：145-156.

智能化社会治理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文化软实力；传播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专业化要求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公共管理能力的关键。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推进，不仅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还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与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因此，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出发，分析研究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功能和定位，提出如何更好的发挥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优势，可以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适应高校统战工作的新要求。

一、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智库建设意义凸显，我国也开始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表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开始承担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角色定位，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开始进入理论研究者的视野。

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指隶属于大学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个组成部分，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其特点主要体现在：

1.凸显中国特色

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色首先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校智库除是人才培养库和政策咨询库外，还是思想库。思想库的根本任务就是承担好国家未来目标的t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决策的建言者和国家治理的监督者等角色，为国家和社会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所以，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要特征是凸显中国特色，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代表中国核心利益，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2.专业化和职业化并重

和世界范围内其它智库不同，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业化和职业化并重，高校智库的专家既拥有专业化的学识，也拥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方向，这是高校智库最重要的特点。

由于高校智库的专家本身就是某一领域权威的专家，能够与世界范围内的同行进行交流与对话，也为同行所认同和尊重。而职业化，就是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专家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长期专题研究、深度研究、跟踪研究。

3.注重理念创新和自主创新

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追求理念创新，又不断结合实际开展自主创新。智库发展离不开它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土壤，当前，我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以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载体整合高端人才的智力知识资源，针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企业重大决策的实施以及区域人才短缺、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技术和制度后发优势培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探索、研究、创新，并提出系列解决方案，体现了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创新意识。

二、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高校智库的功能定位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的新领域。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自由主义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不同层面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

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将协商民主作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内容，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商民主有多种形式，除公众所熟知的政治协商会议外，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属于协商民主，然而，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功能定位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丰富和完善的。

1.服务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可以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荟萃的优势，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开辟广泛渠道。由于在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员中，汇集了大量的优秀的党外人士，他们在各自联系的群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加强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资源。

当前，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推进阶段，政府工作不断遇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需要一批水平高、能力强的专家、学者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充分凸显构建中国特色决策咨询体系的重要性，凸显了智库服务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功能。

2.推进党外代表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通过构建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可以团结高素质人才和党外代表人士，通过求同存异、体谅包容、促进社会的整合，以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增进理解、加强团结，使智库成员更好的提供政策咨询和进行公共政策研究。

此外，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扩大高校智库成员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能够扩大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途径和空间，推进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

3.协同处理高校内部利益矛盾

社会政治的有序和稳定是扩大政治参与的前提和条件。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有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社会功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把矛盾化解于基层，减少和预防社会矛盾的发生，起到社会矛盾“减压伐”、“缓冲器”的作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可以通过发挥智库成员的沟通协同作用，及时消除影响内部稳定的因素，增强各方面的团结，畅通社情民意表达的渠道。

三、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高校智库作用发挥的路径

如今，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协商民主的理论视角下，发挥出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作用，是当前高校管理者加强管理的关键。

1.整合高校资源，构建智库作用发挥平台

相比其他类型智库，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有一定的人才咨询和学术资源优势，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充分发挥人才培养和学术的优势，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抓手，鼓励优秀的高校专家参与政府的决策咨询，并建立咨询专家库，推荐智库核心人才到实际部门挂职锻炼等重点举措，推动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用的发挥。

此外，高校可在学校层面智库建立起来后，组织各学院按照自愿原则建立分智库，并搭建智库作用发挥平台，即建立副高以上教师和博士的科研信息库，以项目为导向，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校智库成果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2.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与地方建立起密切联系，密切跟踪重大决策。全程紧密跟踪当地政府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并进行前瞻性研究，提供决策储备。

此外，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选题征集，共同确定智库的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3.积极引导舆论，发挥智库的传播作用

由于当前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目前更多局限在对政策的解读、阐释，很少提出能够主导话语传播的概念和战略名词，往往在别人的框架下进行讨论。所以，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将成果转化为影响舆论的资源。高校管理者要鼓励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幕后走到台前，专家学者应主动联系媒体采访，从而将学术优势转化为舆论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姜捷：新阶段加强高校统战工作的若干思考[J].中州学刊，2008（9）：155-156.

[2] 陈颖：论新阶段高校统战工作创新[J].理论与当代，2011（4）：38-41.

[3] 陈一新：党委核心智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政策t望，2011（8）：10-16.

[4] 安淑新：国外智库管理运行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1（5）：88-92.

[5] 徐晓虎 陈圻：智库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趋势[J].重庆社会科学，2011（8）：105-108.

作者简介：

智能化社会治理篇(4)

【关键词】大数据；智能治理；智能税务；简税制；共征管；国民收入分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业务深度融合，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制度环境，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协同共治的智能社会治理体系。智能税收治理现代化，在公平配置社会资源、提高治理效率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推进智能税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找准税收治理与大数据思维创新的契合点，将税收与智能社会协同治理深度融合，通过创新税收社会化协同治理思维和方式，优化税收社会协同治理环节和过程，实现智能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一、智能与治理现代化

智能的本质是指一切生命系统对自然世界及其客观规律的感应、认知与运用。有感知，自决策，善应对，是智能的基本特征。在自然人不能适应的特殊环境中，制造机器人来完成特定使命，实现相关功能的操作。开放智能系统具备五个基本特征：状态感知、实时分析、自主决策、精准应对、学习提升。我国人工智能政策推进从2013年之前的潜在发展期开始，至今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工智能普遍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将大数据资源整合在一起，发挥智能技术的集成优势、联通优势，在“多证合一”的基础上，统一统计口径、数据格式、数据来源，实现商务和政务管理平台的整合对接，智能决策和实时高效处理事务。社会治理现代化，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跨区域、跨行业、跨群体的社会治理需求层出不穷，利用网络治理的水平急需规范提升等。应对治理新挑战、破解治理难题，必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对社会治理智能化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将大数据资源整合在一起，发挥先进技术的集成优势、联通优势。应抓住机遇，在“多证合一”的基础上，统一统计口径、数据格式、数据来源，实现商务和政务管理平台的整合对接，通过实现“数据通”为“业务通”打好基础。围绕社会治理信息管理平台整合，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开展了扎实有效的推进工作。以“多证合一”的法人码和“一码智能通办”的自然人码形式，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监管。一系列试点工作的成功开展和推进，既说明了智能城市的可行性，又反映了智能社会更广泛的社会需求，也为智能化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经验。

二、税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推进工作涉及三个领域：一是统筹财税分配体制；二是税收收入制度；三是税收征缴程序制度。从智能化税收治理的角度看，税收这三个领域现代化问题当前主要表现为：一是分税制的税收预算层级关系未能随时展及时智能调整；二是传统税制与新经济税源基础变化不相适应；三是受前两个领域落后的影响，征缴程序制度繁琐落后。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必须统筹三者的关联关系，分步推进实现。（一）智能管税：分税制与时展相匹配。我国现行分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逐步调整形成的，设计初衷是合理分配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之后历次税收改革调整，虽然地方财政支出远大于中央财政支出，但中央税收比重反而越来越大。有学者统计，地方政府用45%的预算财力承担了75%的公共事务，这导致税收层级分配与事权不匹配。为解决中央和地方财力不对等的问题，中央财政每年都有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给地方，但效益不明显。近几年推进“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全国税收收入增速放缓，随之大面积普惠减税，更进一步制约今后税收收入增长，完成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民生等重点领域的刚性支出需要优先保障，财政收支矛盾很可能进一步加大。可见，科学的财权、财力、事权应与税收在各级政府间实现合理匹配。匹配不平衡会造成两种结果：财力不足，难以保证基本公共服务；财力过剩，形成资源浪费。两者之间没有很好匹配，则难有科学的预算，这将直接影响税收总量的统筹和税制优化的决策。这种匹配关系应随着时展而变化，随着公共服务内容和层级的变化而适时调整。从事权和财权的“两权”匹配关系到税收总量预算，与税制构建存在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在复杂的关系链条中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智能管税和智能决策支撑。（二）优化税制：运用大数据思维重新认知新经济基础税源。1.新经济与税务风险。传统经济，结构清晰，一产、二产、三产之下再细分行业，行业的构成是市场主体——企业。这时的信息化只是为企业提供手段、工具，以提高效率。但是到了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网络铺就经济基础，所有经济内容在这个基础上自由创新组合，其经营内容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网络经济把各种可能的利益关系融合在一起，向社会提供服务，创造价值。对此，是适用什么税种？纳税主体是个人、企业，还是什么组合模式？这种经济业态的相互融合，构成新经济的主要运营模式。数字经济时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看似个别案例的税收流失问题，实质是现行税制与数字经济主体税源整体层面不相适应的问题，这是整个国家经济财政最大的风险。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两者之间是始终要求匹配结合的。不同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税制建设。农耕时代土地就是主税源；工商时代，工业生产、商品物流和贸易关卡就是税源的内容环节；到了数字经济、经济全球化时代，很明显，税源就应该抓住全球互联互通的资金信息流，建立相对稳定、能适应新经济特征且简便易行的税制。从农耕时代到今天的数字经济时代，涉税经济要素始终在变，如田赋、产品税、专卖税、盐税、烟叶税、关税、所得税、消费税、环保税，等等，税法、税制也始终跟着主流经济业态在变，但仍然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我国现行税制仍保留18个税种，侧重在生产、流通环节征收。从简化征管的角度讲，在经济领域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中，只在分配和消费环节征税，只对资金信息流征收所得税和消费税，税制和征管两个方面都将大大简化，征纳双方都将极大地减少税收成本。其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简化征管、降低成本，更多地在于回归税收的本质——收入分配。2.马克思价值学说指明了税制建设方向。马克思经典价值学说，劳动创造价值。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由价值转移和劳动创造价值两部分组成。税收本质，通过参与新创造价值分割实现国民收入分配。所以，税款在价值交换实现的环节伴随消费支出和收入取得的同时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并由此产生两个税系，即所得税和消费税。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经济功能主要是价值创造和转移，这两个环节不宜征税，其主要原因：一是对转移价值征税，要求剥离价值，必然导致生产规模萎缩；二是维持原有规模生产征收价外税，税负最终转嫁消费者，税制复杂也带来征管复杂和偷逃税等一系列问题；三是在生产流通环节征税，又要在出口环节退税，税收管理体系构成复杂。所以，在生产、流通环节不征税，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促进供给侧改革。马克思价值体系的税收经济关系见图1。国民经济的4大领域，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虽说哪个领域都可以征税，但是哪个领域征税最简单呢？这是一个极具思考价值的问题。过去在生产流通领域征税，是基于当时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管不住自然人及其手中的现金。目前，“多证一码”账户对应关系及其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以人为本”管住现金已不再是难题。从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看，税制建设侧重分配和消费伴生的交易环节，将是大势所趋。（三）简化征管：大数据思维辩证实现“放管服”。1.现行征管状况。我国税收征管模式改革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1995年初，确立了“征、管、查三分离，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实施后税收收入总量从1997年的7548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5157亿元，五年时间翻了一番，加强征管的贡献每年在500亿元左右，为强化税收征管起到很好的作用。二是从2008年开始推进专业化税收服务和管理，“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服务、重点稽查、强化管理”。这种以申报为基础，以发票管理连带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给征管工作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62.创新征管模式。大数据时代，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各种信息数字化，无疑包括涉税信息数字化。企业生产经营及其交易行为，从财务管理、生产管理到交易过程已经做到完全数据化，因此，相应的税收治理模式，应在简化税制的基础上做到交易发生时税款实时分配、价税分离直接入库、年终智能汇算清退税款。（1）交易发生与实时智能分配。在“多证一码”制度下，不论是自然人或法人，通过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结算，交易双方将由收付结算机构在识别唯一纳税人代码异同的基础上，分别对交易双方预扣缴所得税和消费税，并直接通过电子结算系统实施价税分离将税款直接划入国库。同一身份账户转账，属于财富所有人自己的财富在不同账户间划转，经智能识别无须扣缴相关税金；不同身份账户间收付，必然伴随双方收入和消费并行的状况，同时扣缴相关税金。对企业相关税收优惠，则在年度汇总清算环节智能推送给纳税人提醒申报退税。（2）现金管理。交易环节预扣税款，可能会导致有人通过现金交易逃避纳税。对此，管理措施将是在取现和存款的同时，都伴随税款的扣缴发生。取现视同消费，预扣消费税；存款视同收入，扣缴所得税；用现金交易再同时双项扣缴消费税和所得税。现金多环节扣税，税金成本更大，则可完全杜绝现金的使用。针对社会现金存量，税改前给一个过渡期，让民众妥善处理好手头现金，过渡期后再存银行的现金，将被视为新取得收入扣缴所得税。（3）年度汇总清算。税收征管卡住收入和消费实施环节，同时取现和存款都要预扣税款，可以说做到不留缝隙严加征管。预扣税款，可能包含非经济实质行为或优惠政策允许扣除的内容。对此，将在汇算清缴环节智能统一解决。改申报缴税为汇总清算，由于存在退税，纳税人主动申报的意愿更强，更容易促进纳税人自觉遵从，减少税收流失。（四）构建智能化大金融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税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通过优化税制回归税收本质，同时智能化解税务风险，并在大金融基础上建立国民收入智能分配体系，见图2。大金融，在互联互通手段不具备时各领域的应用是割裂的，但数字经济时代各种科技手段的应用为其整合并回归金融本质奠定了技术基础。以大金融直接实现国民收入的分配，可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1.对大金融内涵的重新认知。在大数据、大金融时代，如果金融工作仍然停留在调配市场资源需求、简单惠及实体经济发展，就难以充分展现大金融本质内涵的优越性，这种状态下的大金融职能与传统概念金融的职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有规模上的区别。随着大数据时代网络基础条件的完善，应注重大金融全面渗透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特点，发挥大金融全盘掌握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功能作用，为统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做出积极的贡献。2.国民收入分配与清算。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分解，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系指一个国家新创造价值在国家、集体、个体及维系原规模生产支出（折旧）4个领域进行合理分配，其分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续其他领域再分配的比例关系，是决定国家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社会环境是否能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必须合理、妥善处置到位，否则将会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民生生活。国民收入分配清算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为此需要打破传统的三次分配关系。国民收入分配与清算属年度新创造价值的一次性分配，按年度价值总量和既定的分配关系制度进行分配；国民收入三次分配关系不受年度价值总量和既定分配关系的限制，三次分配最终落在个人手中部分在时间上和数量上分配是否合理无从直接计量和评判，存在很大的不可控因素。3.大金融统领初次分配的机理。认识大金融统领的国民收入分配与清算机理，必须了解银行系统的银联清算。（1）银联、网联清算。中国银联依托银联跨行交易清算系统（CUPS），实现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保证银行卡跨行、跨地区和跨境的高效差额结算。银联2014年进一步规范银行与第三方支付直连关系，要求将绕过银联的业务逐步迁移至银联平台，将第三方支付也纳入了监管系统。（2）国民收入分配清算机理。大金融统领国民收入分配与清算机理，就是在银联结算的机理基础上，利用大金融网络系统，通过交易资金信息流将国家、经济实体与自然人捆绑在一起，在交易发生、消费和收入实现的同时通过价税分离进行实时的国民收入预分配，年终根据统一代码账号汇总清算收入分配关系，清算特殊政策及其变化产生的影响。4.大金融统领初次分配的意义。实现大金融统领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建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工作中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简化行政管理，将现在涉及国民收入分配的多个行政部门的工作职能，中国人民银行结算管理部门统一高效实现；二是实时掌握、调控经济运行态势，通过控制资金信息流统领国民收入分配，实时掌握交易信息，了解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及时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态势，防范结构性、区域性异动，及时调控经济运行态势，维护经济稳健发展；三是利于防范金融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控制资金信息流统领国民收入分配，可以监测到金融活动中每个参与者，包括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提供者，中介机构、用户，以及政府、监管机构等，还可以监测到融资性企业的不同特点，将诸如企业注册信息、法人变更信息、税务信息、账目往来信息、资金变更信息及网络口碑信息等纳入大数据监测预警系统，经过大数据合理运算设定风险模型，及时进行预警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大程度上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四是构建诚信、高效治理体系，通过控制资金信息流统领国民收入分配，构筑社会信用体系，促进公共管理水平提升和交易成本下降，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三、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与保障

智能化社会治理篇(5)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公共政策、政治策略、经济、军事、技术、外交和文化等领域提供战略思想、理论和方法等政策支持的组织或研究机构[1]。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智库均已经成为各国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目前，智库按主体主要分为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高校智库三大类，其中高校智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国智库兴起于改革开放，迄今已经初步形成官方、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等多元互补的智库体系[2]。近年来，高校智库发展较快，尤其自教育部发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4）、《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以来，高校智库建设更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特别突出的是依据“2011协同创新计划”重点建设了一批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和重点研究基地，正在“以服?站霾呶?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依托，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3]。当前，对高校智库建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组织架构、资金支持、制度设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也有从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知识逻辑等层面的探讨[4]，为我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是，目前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建设方面，似乎均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忽略了高校智库作为一个特殊的“共同体”所应具有的伦理维度，尚未从伦理逻辑层面分析和解决高校智库建设亟需关注的问题。其实，高校智库作为在公共决策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囊机构，伦理道德必然是其题中之义。如果忽视伦理道德层面的建设，将难以培育出定位明确、符合规范、高效运作、切实服务社会的新型智库。因此，本文拟从伦理逻辑角度探讨高校智库建设中所应重视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以期为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二、高校智库的功能定位及伦理逻辑诠释

高校智库，即各个大学主办的各种研究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是一种学术型智库研究机构，广泛存在于国内研究型大学中[5]。相较于官方智库和民营智库，高校智库虽起步较晚却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如实力雄厚的基础研究，门类齐全、综合交叉的学科体系以及大量高水平的人才支撑，等等。不过，应该明确的是，这些优势的有效发挥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和基础之上，即高校智库本身是一个伦理健全、符合道德要求的组织。所以毋庸置疑，作为从事科学研究和提供决策咨询的机构，除了关涉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知识逻辑之外，高校智库还应具有自身的伦理逻辑维度。

第一，从核心功能来看，高校智库应提供客观、诚实的科学知识和负责任的政策咨询，这是智库所共有的伦理精神诉求。高校智库主要是以高校为依托，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研究人才组成跨学科研究团队，进行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研究，提供诸如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社会重大问题的决策咨询服务，其研究工作与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承担着极为重要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高校智库不仅应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更要有诚实、负责的伦理精神。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高校智库是新型知识生产模式的产物，其目标在于促进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吉本斯在分析知识生产新模式时曾指出：“社会问责已经渗透到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这不仅反映在对于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中，还体现在对于问题的定义以及对于研究的优先次序的设置上。”[6]只有执着于诚实负责的伦理精神，高校智库才能真正成为“科学良心的团体”[7]，不仅能够有效进行科学知识生产和政策建议，而且能够抵御各种功利因素和行政权力对智库工作的干扰，从而真正发挥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第二，从组织建制来看，高校智库是由高校中不同学科领域专家组成的、遵循共同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的“共同体”。高校智库是不同学科领域专家通过相对稳定的联系而形成的科学研究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共同体”，具有特定的研究目标和社会功能，更具有独特的规范架构和“科学气质”。高校智库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除了涉及科学问题和政策问题，同时也必然涉及极为复杂的利益权衡和伦理问题，势必要受到伦理道德规约，否则难以真正履行智库所应担负的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无法成为具有伦理正当性的智库组织。具体说来，高校智库作为一个组织实体，其伦理规范要求是：在科学目标的确定、研究课题的选择以及政策建议的提出，都应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在组织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协调各种利益冲突，避免个人偏见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抵御行政权力、市场规则等对科学研究的干扰，保持高校智库自身内部场域的运行逻辑，从而“使科学能继续发展而且能向人类普遍提供更丰硕的好处”[8]。只有这样，高校智库才能成为一个具有道德合法性的科学研究共同体。

第三，从社会运行来看，高校智库是非营利组织，以服务社会的“祛私利性”作为其伦理基础。“智库是指那些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取向的非营利组织，它们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观念，并借此获得支持和影响政策制定过程。”[9]“非营利性”使智库工作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尤其是高校智库更以服务社会为其重大责任和使命，研究人员不属于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其研究活动遵循学术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原则，研究成果主要是科学的政策思想，侧重于国家战略和地方建设的应用对策型研究，所以责任应为智库影响力的要素之一[10]。“新型智库不仅要进行应用对策研究，而且要提供新思想、新知识、新战略，促使学术研究经世致用、为民造福。”[11]因此，高校智库应在科学自由与服务社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社会责任意识为价值指引，围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目标进行知识生产和决策咨询，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促进科学与伦理、理性与价值的融合，不仅指向以客观性和实在性为目标的真理探索，还包含着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道德诉求，从而给社会系统良序运行带来积极动力。

总之，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智库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肩负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其内在的伦理逻辑特质表明：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高校智库应站在科学研判的立场上提出客观、独立的见解，将求真的科学责任拓展至求善的社会责任，以构筑科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理想图景。

三、高校智库的伦理建设缺位及其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高校智库具有内在的伦理逻辑和道德诉求，这是其有效发挥功能、提升影响力的伦理基础。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智库进行的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基础研究和紧迫的公共政策咨询，在促进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和推进政府治理转型等方面被赋予了较高期待，已经成为智库体系建设的重点方向。然而，当前对于如何建设高校智库依然处于摸索阶段，其运作能力和影响力尚待进一步提高，伦理层面的建设则更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智库运行背离伦理逻辑，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一，在政治逻辑干扰下，充当权力“代言人”。从生成理路来看，高校智库建设是国家治理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在政府“自上而下”外力支配下的产物。“高校天然地拥有国家治理转型所需的各种知识资源和人才力量，能够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源流。高校智库的建立正是政府意图实现治理转型而实行的一种知识采集活动。”[12]毫无疑问，高校智库作用的发挥必然要依赖智库成员对科学事实的尊重和对社会价值问题的合理考量。然而，“这种在‘国家行动’下建设起来的高校智库蕴含着实用主义倾向，其价值更多地体现为外在的政治价值，即满足政府有效发挥其职能的政治诉求”[13]，当某些政治意图与公众利益和欲求相冲突时，有的智库专家被政治偏好所左右，丧失价值判断的中立、无视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在进行项目研究和政策咨询过程中，以完成某些政治权威所提出的任务和目标为首要责任，而不是以社会公众利益为标准来为政策选择提供合理方案，从而可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符号化”的代言人，极易导致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公共决策偏离社会公众需求的合理方向。

第二，在市场逻辑裹挟中，完全受制于经济利益“驱动”。从智库运行与市场环境的关系来看，“市场逻辑在科学领域内的贯穿渗透，已经从外部的供需关系，深入到科学知识生产关系的内部，即科研组织已经从学术组织转化为盈利单位”[14]，围绕知识的生产、传递和应用，高校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保证获得被外部的经济和政治主体所控制的行动资源，研究活动也被特定形式的研究管理和规划所安排”[15]。这种情况利弊兼而有之：一方面高校可以结合社会实际需求和市场的需要提供知识服务，另一方面却可能存在听命于市场力量、忽视伦理价值的风险。如果以经济利益为鹄的的市场逻辑成为高校智库的基本运行逻辑，将会从根本上侵蚀其价值根基。例如，有的智库专家将市场规则渗透进科学研究之中，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惜进行学术欺骗活动，出现一些科研越轨现象，如捏造事实、伪造数据等，更有一些学术腐败、制造“垃圾科学”等行为发生。在此情况下，智库专家所提供的科学知识和决策建议往往偏离社会整体利益和伦理道德价值，导致科学场域内在运行逻辑的失衡和蜕变，引发高校智库的社会信任危机。

第三，在知识逻辑转换时，进行科学解释的任意“建构”。在传统的“小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生产的驱动力主要以认知为核心，科学实践活动的理性秩序主要是通过科学场域内部相对稳定的规范和价值得以维系。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知识生产模式2是指“非建制性的团队以跨学科合作的方式对现存知识针对新情境进行改造的生产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知识生产与应用的整合”[16]。而智库就是高校创新知识生产模式来生产“跨学科”治理知识的专业学术组织。在此情境下，从高校智库专家个体来看，他们的知识可能是有限的、不足的，但是“由于科学知识的不?_定性以及科学家的‘经济人’属性，又使得他们可能会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解读科学知识”[17]。所以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专家不愿意承认自身知识的不足和不确定性，不愿意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自身专业知识可能存在的局限，对自己是否能够为政策发展贡献有效的知识缺乏客观、合理的判断，有时甚至滥用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在特定政治或经济利益影响下任意“建构”或者“解构”科学结论和科学解释。在此情况下，高校智库显然无法履行作为政策抉择的“代理人”而应具有的职责，无法承担起服务社会的道德责任。

四、基于伦理逻辑的高校智库建设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处于战略机遇期，且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但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伦理逻辑层面的认识和推进较为滞后。因此，必须在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等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伦理逻辑视角，通过多种途径为高校智库发展提供动力，从而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影响力。

第一，通过创新工作机制，给予高校智库更大的独立发展空间。从政治逻辑干扰的角度考虑，应进行智库机制管理创新，最大程度上打破高校智库的体制性依附状态，保持科学研究和决策参与活动的公开性和独立性。“独立性不仅是推动高校教育智库产生高质量研究成果、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前提，而且是保证其健康发展的根本。在发展中，教育智库不应沦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庸，而应以独立发展为导向，维护自身立场的客观性，做到不唯上、不唯利、只唯实。”[18]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科学咨询制度，例如美国智库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独立性，包括资金、议程设置和财政上的独立[19]，但我国高校智库的独立运行机制尚待完善。因此，必须确保高校智库的组织独立性。“在决策的过程中，政府只有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势，才能为不同的利益要求与价值取向提供平等协商的机会。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在伦理上负有回应公共需要的义务。”[20]通过健全和完善高校智库相关制度和规范，“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健全统分结合、规范有序、科学高效、富有活力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21]，为智库科研人员创造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确保他们独立开展政策研究，保障决策参与行为的公开化、透明化和程序化。

第二，健全经费保障制度和评价机制，为高校智库的“非营利性”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支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变革，高校的生存竞争压力日益加大，高校智库有时会因为经费及自身科研发展问题而将经济利益视为智库研究行为的研判标准和主要尺度，进而导致科研和决策咨询受经济利益羁绊和控制。因此，应适度加大科研经费支持力度，探索以社会公益捐助基金等形式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积极探索通过出版物收入、基金会、公司、研究机构及个人捐款等渠道筹集智库运作经费，同时健全经费捐赠和使用制度，使出资者无法干扰智库项目研究，从而避免市场逻辑对智库“机体”的干扰和渗透。同时，应针对高校智库的特点，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如建立以政府、社会团体、经济组织、公众等参与的多元评价机制，“构建灵活高效的智库运行模式，探索建立第三方遴选、协议制管理、后期赎买式资助、实际用户评价、动态流动等新机制，引导智库科学发展”[22]。另外，还应构建良好的激励机制，重视组织奖酬所蕴含的重要价值。“针对高校智库奖酬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尽快优化智库奖酬结构配置，保证奖酬分配公平性，加强研究人员对奖酬的价值认同感”[23]，激发他们参与智库研究的积极性和增强服务社会的自觉性。

第三，构建政府、高校、公众多元主体决策参与制度，平衡高校智库的学术权威。从对高校智库的制衡结构来看，应进一步搭建政府、高校智库和公众多元主体咨询平台，推进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沟通政府与社会的交流渠道，使高校智库专家角色得到合理安排，“只授予专家一种在特定条件下的有限的权力，在需要专业知识的事务上为公众代言”[24]。应该注意的是，高校智库服务对象不应仅限于政府部门，还应广泛服务于政府之外的组织机构、媒体和社会公众等，可以通过出版物、研讨会、网络媒体等媒介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并利用媒体的传播渠道提升政策反馈的效率与传播范围，形成“科学家与其他广泛社会角色之间的动态的、合作的关系局面，它有助于共同确定需要通过研究来解决的难题，有助于共同推动解决方案的形成”[25]。通过这种途径，可以对高校智库的政策参与活动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和绩效评价，避免专家凭借其社会地位和权威角色而可能进行的“建构”科学和“独断”决策。

第四，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高校智库的科研诚信机制。除了外部的体制环境等因素外，高校智库自身的诚信氛围对负责任的科学行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高校智库建设必须内外兼修。应立足学科优势，围绕改革开放当中的热点、难点，甚至是痛点问题进行精准把脉，并着眼于宏观价值理念与切实执行操作的有机结合，让‘为民’的理念真正取得‘善治’的实效。”[26]因此，应进一步健全科研诚信的政策和措施，对智库专家的决策意见进行“道德过滤”，对智库科研人员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予以规范化，加强对科学咨询过程中的利益冲突管理，积极营造倡导负责任科学咨询的环境和氛围，使智库专家以能够赢得公众信任的作风参与政府决策。具体说来，高校智库应该有到位和明确的（而不是含蓄的或根本不存在的）程序和体系来公平地监控和评估科研工作表现，分配研究工作所需的资源，奖励所取得的成果[27]。同时，应进一步细化制约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框架，对智库专家参与决策的角色和职责予以规范化，提升其在参与决策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激发高校智库发展的内生动力。

智能化社会治理篇(6)

关键词：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针对智慧治理这一新兴概念，经过了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不断地探讨，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R也逐渐深入，专业部门认为，将智慧治理应用于通过一国的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中的公共建设和相关服务进行划分、管理、资金投入和结合运行。智慧治理通过网络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机器串联成物联网，实现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还应用了云计算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实现数字与物联网的结合，对小至城市大至一国运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智能响应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将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

1.2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专项性、完整性

在针对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关专项性研究不足，信息资源少的原因，造成相应研究人员视野不够宽广，关注面只是“管中窥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如在研究中仅仅表明了政府处于什么地位与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浅显地展示智慧政府运行方式，这样对智慧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就还不够完整。

1.2.2 研究不够深入

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整个智慧政府系统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但需注意的一点是，不足在于仅仅基于对知识进行介绍，将共同点对比，而未展开研究与叙述，造成了虽然视野较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出现。

2 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2.1 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能力

一国的发展应该在经济上体现出来，经济有了稳步发展，才有继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均衡。应在社会区域内，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然后将其高效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在经济需求意外的对社会的需求，让其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这种治理能力包含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及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应对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增长，无法推进社会均衡发展步伐，则这个政府便是不负责任的。

2.2 维持税收及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税收与财政支出的问题涉及一国是否可以稳定发展，对待基础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税收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税收若流失犹如大出血，在队公共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公现象，国家对此绝对处于零容忍，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税收流失的情况出现，税收问题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财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问题就是决定能稳固本国经济发展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财政流失。

2.3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对比过去的世界交流，现今世界各国间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也趋于一体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与资本方面比一般国家在更早已经开始积累，进而这些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信息资源，所以占尽优势，后发国家看见差距也纷纷迎头赶上，就这方面而言，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也是良性的竞争，有益于解决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避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去真正借助这样的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3 智慧政府治理结构与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

3.1.1 数据提供平台：云计算

云计算属于分布式计算，是一种服务并且实现管理的平台，它的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资源共享中心获取需要的资源，十分便捷。在建设国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术，将统一要求通过规定的信息机制将政务信息集中至云计算平台中，实现信息在政府间的自由流通。云计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来服务，共享分为P2C（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共享），C2C（客户间共享），P2P（供应商之间共享）这三种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统数据中心需要实时监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设平台的成本，形成一个整体无须再单独建立平台，这也是云平台的优点，比较节约资源。如图所示为云计算平台结构图（图1）。

3.1.2 算法支持：大数据

大数据来源于庞大的数据，十分广泛，数据大到轻松超出传统方式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联网一天所产生的数据总数可达800EB，需要用1.69亿张光盘才够存储这样庞大的数据。大数据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将数据瞬间捕获并进行直接处理，避免了数据压力又提高了决策效率。大数据还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多样的数据结构。海量的数据所包含的价值是无穷的，但是巨大的数据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无关信息导致数据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将获得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联网技术

早在2010年，国家总理就提出过物联网相关信息，认为物联网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感设施把所有东西与网络连接，进行实时通信，实现智能化网络，物联网建立于互联网基础上而不仅是互联网，而是超出互联网的延伸网络。物联网具有全方面感应，将物体接入网络与智能化处理三个特征，达到通过识别利用各种二维码或传感器立马获取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共享，再智能决策与调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

3.2.1 完善相应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对隐私保护造成了威胁，互联网因为随时随地的特点令隐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时间保护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虚拟网络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不那么虚拟了，用户所具有的IP地址其实就包含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我国较其他起步较早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完善与新增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解决好新老法律的冲突。

3.2.2 注重l展信息产业，稳固智慧治理根基

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要注重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业时要加强推进创新体制，投资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高素质人才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相关战略，对于新技术研发成果需要及时进行专利的申请，保护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励技术研发，设立相应研究基金，奖励有贡献的个人与企业。

3.2.3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良好政民关系

政府要积极做到将数据公开化、透明化，应及时通过互联网将公共数据信息，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执行的公共事务，使民众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治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应该逐渐转化为以用户为中心点，加强互动，由封闭状态逐渐变成多元化的政府，不仅需要信息技术还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实现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3.3.1 治理观念和方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下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点即集中、统一化，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统一与全能性，但是出现一些地方官员管权主义较重，对民众态度比较冷淡的现象，他们应对新兴事物接受较慢，信息处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通常靠以往的经验凭个人就做出了决策，没有经过实地调查，这样就无法了解全面的状况，也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共事务。

3.3.2 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治理实施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涉及关于隐私的问题，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缘故，隐私恰好都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众的隐私遭到泄漏，那么会大面积地触动民众的神经，造成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与恐慌，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态度与不配合工作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说明国家政府相应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对当前的政策法规做出改变，改进法律以及颁布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性同时，更应兼顾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安全，处理好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4 总结

2013年至今，我国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经达到150个，总体看来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起到推动发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与智慧治理的巨大价值与回报，通过智慧治理理论进行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达到智慧政府的目标，需要政府内部的转变与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智能化社会治理篇(7)

（上海金融学院社科部，上海201209）

摘　要：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起点，构建了以注重社会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从而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其他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人类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也形成了几个与众不同的甚至与一般哲学思想背道而驰的独特价值取向，即所谓“三重三轻”。第一，重人事活动轻物质利益，表现为高度重视政治、人伦等社会关系，轻视、排斥甚至否定经济、自然等物质关系。第二，重道德价值轻智慧作用，中国传统哲学在道德与智慧之间，推崇、抬高道德，贬低、排斥甚至否定智慧。第三，重情感直觉轻理性逻辑，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偏爱人的情感、直觉，轻视甚至排斥理性思维、逻辑，这一价值取向，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突出表现。

关键词 ：中国哲学；价值取向；“三重三轻”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2-0254-02

收稿日期：2014-06-18

作者简介：李国祥（1960-），男，上海人，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蕴涵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生存方式。它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起点，构建了以注重社会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从而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其他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人类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正如张岱年指出：“可以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1]但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也形成了几个与众不同的甚至与一般哲学思想背道而驰的独特价值取向，即所谓“三重三轻”，值得我们探讨。

一、重人事活动轻物质利益

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一个价值取向，表现为高度重视政治、人伦等社会关系，轻视、排斥甚至否定经济、自然等物质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治人为本，治物为末”。在古代中国，“治物”通常被认为是小人的事，“治人”才是君子的事。所谓“治物”，指处理具体事情、解决具体问题的活动，包括工农业生产、交通贸易、建筑施工、科技研究等活动；所谓“治人”，大体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处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活动。“治人”意味着对人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控制必须以政治权力和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前提，因而政治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都集哲学、政治、伦理与历史的反思于一身，他们都要求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来生活，他们的行动构成他们的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哲学要求他们身体力行，他们本人就是实现自己的哲学及政治伦理主张的工具。

儒家创始人孔子，既是哲学家、思想家，又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是教育家、养生专家。他的学说以“礼”为出发点，而“礼”是一个揉政治与伦理为一体的传统概念。“礼治”、“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观念。《论语》一书中，直接论“政”的，共有22处，而“政”字出现得更多，达到41次。孔子以维护政治传统和社会伦理的姿态出现，力图使自己的思想不带有个人的性质，使得他的主张容易被社会所普遍认同，尤其是被以正统自居的统治者所认同，由此成功地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进而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

从表面上看，道家似乎是消极避世、远离政治的，其实并非如此，道家远离现实和政治的行为本身即包含了在思想上对现实和政治的一种独特看法。事实上，道家不仅关心政治，而且能从历史高度议政论政，提出了许多具体而独特的政治策略、计谋和手段，以致有人把道家学说称为“君人南面之术”。在《老子》一书中，直接议论如何治“国”的有21处，如何治“民”的，有33处，而论及“天下”的多达56处。由此可见，道家实际上也很重视政治活动，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精神和远大抱负，只是在政治原则与实践方法上与儒家有很大的区别罢了。

中国哲学以政治和伦理为研究的起点，与西方哲学以自然科学为研究起点相比，层次并不低，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哲学研究的层次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之后》之类著作的研究层次更高、更难。自然现象条理清楚、黑白分明，比较容易鉴别和把握；社会现象则不然，其复杂、治乱、安危、变更，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需要认识者具有很强的认识、体悟、把握能力。因此，中国哲学家普遍认为，“治人”难于“治物”，“真正”的哲学，应该研究“人”本身，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应该研究人的种种相互关系，应该探求最佳的“天下大治”方案，寻求“人和”模式，以“治人”为本，决不能陷入于“物”的研究之中，以至迷失方向、“玩物丧志”。中国哲学的这种思想，尽管有一定片面性，甚至给中国文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性，为人类哲学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中国古代哲学从总体上注重政治伦理活动，可以更好地替代西方工业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依靠基督教劝善、协调关系的功能，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

二、重道德价值轻智慧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在道德与智慧之间，推崇、抬高道德，贬低、排斥甚至否定智慧，其价值取向又与一般哲学不同。西方的“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按黑格尔的说法，“哲学”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毕达哥拉斯，原意包含“爱”与“智慧”两方面的内容。显然，这种“哲学”的定义，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本质特点，不是“爱智慧”，而是重道德、轻智慧。中国哲学的最高目的据说是“成圣”，最高的哲人就是圣人。“圣”在汉字中最初有聪明智慧的涵义，所以《说文解字》释其本意为“通”。但经过哲学家们的解释、使用和发挥，其基本意义却变成“德”了，而与“智”相去甚远。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资治通鉴》上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2]。就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的定位可见，儒家是以德才结合为标准来定位人格的。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哲人、圣人，主要是一种道德的楷模、理想的人格，并不具有智慧的含义。先秦每一位大哲学家，都认为圣人与王者最好是同一个人，由圣人亲自担负“治国平天下”的职责，那就是最理想的政治。所以，每一位中国哲人所描绘的“理想国”，都有“哲学王”来领导。在孔子看来，如有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不是一般的仁人，而是“圣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是知识型、理论型的，而中国的“哲王”、“圣王”则是道德表率型、实践型的，两者有着极其鲜明的区别。

许多中国哲学家不仅不爱智慧，反而有一种轻智慧、乃至贬智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道家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老庄的“理想国”，其实是一种“愚人国”。在这种理想国中，“圣王”要以身作则，带头愚化自己，同时也要以“愚化”作为治国治民的根本方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就是说，智慧与道德是根本对立的，智慧必然败坏道德，智慧的发展就意味着道德的退化。可以说，智慧与道德的矛盾与二律背反，始终深深地困扰着老子与庄子的天才的头脑，是他们思考“人”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的一个总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原则。在《老子》一书中，论“智”仅7处，论“圣人”共32处，皆有明确的贬抑智慧、否定机巧的倾向。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绝学无忧”（第二十章），“绝圣去智，民利百倍”（第十九章）。这就是说，“圣人”治理天下，要简化民众的头脑，填饱民众的肚子，强化民众的筋骨，永远使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这样，即使是聪明人也不敢妄做主张。因此，“圣人”一定要“为天下浑其心”。

老子的这个思路被庄子所继承，在庄子那里，进一步把所谓“浑沌”当作一个表示人及人类最高境界的范畴。显而易见，在老庄的“理想国”中，谈不上开发“民智”，同时也谈不上开发“君智”，因为国君必须从我做起。在道家看来，连哲学家都应以愚为上。哲学家与众人的不同，就在于他有一颗“愚人之心”。即使别人都玲珑透剔，只有他一个人是昏昏的、闷闷的，因为他已经脱尘拔俗，达到了“道”的高度。而超越了一切聪明的“昏昏闷闷”的大智返愚者，应是国王的楷模，国王就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一个超越了智慧、拒绝运用智慧的国家，才能成为得道之国、至治之国。

一般说来，中国的哲学家都不愿意做智叟。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觉察、体悟到，机巧、智慧在社会、人生中存在着消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崇尚道德价值，有意用道德化的手段来抑制智慧化的追求。贬低智慧，必然贬低科学技术。儒家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所以它坚决反对“奇技淫巧”，即使对“小人”也不例外。道家走得更远，道家对科技进步持彻底否定态度。老庄认为，人类的科技成果不是人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而是人类给客观世界带来的灾难，因而主张封存一切科技手段乃至文化成果，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去。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片面和荒谬的，给中国哲学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

三、重情感直觉轻理性逻辑

重视、偏爱人的情感、直觉，轻视甚至排斥理性思维、逻辑，这一价值取向，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突出表现。因篇幅有限，兹不探讨。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不是将人的精神和情感客观化为彼岸的人格神即上帝，而是在主体自身求得解决，此即所谓“安身立命”之学。从孔子的“知天命”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都主张返回自身，通过内心体验，勿需逻辑推演，就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道家庄子所谓“天在内，人在外”，也说明天道内在于人而存在，“心斋”、“坐忘”就是内在体验的重要方法。佛教天台宗的“自性说”、禅宗的“明心见性”说，都说明佛性在自家心里，是自家本有的“无尽藏”，不需外求。在有限中实现无限，在暂时中探求永恒，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情感的快乐，不需要什么深奥的理性分析与精确的逻辑论证。所以，早在1943年金岳霖先生就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不发达。”[4]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65.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