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1)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中全会以及全省、全市政法工作大会精神，依照全省社会治安重点地域排查整治电视德律风大会以及赣综治委〔2012〕1号文件的部署和要求，在本地党委、县政府和市局的统一组织指导下，充分发扬党的政治优势，将改善重点地域社会治安情况作为大力推进基层基本建立的主要工作，作为改良民生、维护群众亲身好处的主要内容，作为深化推进调和安全建立的主要行动，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托群众的方针，组织开展持续性的社会治安重点地域排查整治，努力使治安紊乱地域、行业、领域、部位完成由乱地治、由治到安。还，紧紧跟上治本办法，完善长效工作机制，落实常态化治理准则，增强基层基本建立，从基本上处理突出治安问题，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完成宜春经济社会赶超发展营建优越的社会情况。

二、基本准则

（一）坚持“条块联动”准则。依照“属地治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排查整治工作以属地为主，顾全本地党委县政府统一指导，共同其他本能机能部分全体联动，处理影响社会治安各类突出问题。

（二）坚持“因地制宜”的准则。从本单位实践动身，有针对性开展排查整治工作，切实做到哪里治安紊乱就重点整治哪里，哪些治安问题突出就重点管治哪些治安问题，哪类矛盾纠纷突出就重点化解什么矛盾纠纷。

（三）坚持“标本兼治”准则。排查整治要以打击开路，组织工作步队，跟进各项整治办法，工作中注重顺水推舟、疏堵结合，切实夯实基层组织，增强法制教育，完善社会治理，改良服务方法，扶持经济发展，推进安全建立，努力从源头上、基本上消除发生治安乱点和突出治安问题的泥土和前提。

（四）坚持“责任追究”准则。各单位要经过社会治安重点地域排查整治，实时找准和化解突出治安问题，发现和改动治安紊乱地域治安相貌。对排查工作不深化不认真，整治办法不到位，招致发生严重群体性事情、严重恶性案件和治安灾祸变乱的单位，依照社会治安综合管治指导责任制有关规则，严厉追究单位指导责任。

三、工作重点

就全市系统而言，突出抓好“五个方面”的重点整治：

（一）对重点地域，执行“四个必需归入”：市、县市中间城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及治安复杂的街道必需归入整治重点地域；黑恶权力称霸一方、乡村宗族权力作崇、活动及不合法宗教活动突出的乡村必需归入整治重点地域；案件高发的社区（乡村）、贸易区、校园及周边、工业园区（开发区）及矿山企业周边、铁路和公路沿线必需归入整治重点地域；治安紊乱的乡村、社区、集贸市场、超市、商场，尤其是违法犯罪人员较多及非正常上拜访题突出的必需归入整治重点地域。

（二）对重点行业，具体改良“三个治理”：对轻易发生公共安全变乱的交通运输和食物药品等行业，以及废品收买站点，二手手机场合、二手车场合、典当行等重点行业，要具体增强和改良治安治理、行业规范治理和从业人员治理。

（三）对重点场合，着力增强“三个建立”：宝贵物品运营场合、文娱休闲场合、网吧、集贸市场、旅行景点等大众场合，以及中小旅社、出租房子等，要协助其具体增强和完善“三防”建立，增强安全隐患排查化解机制建立，增强治安责任制建立。

（四）对重点领域，切实增强摸排打击。对轻易繁殖黑恶权力的批发市场、物流运输、建筑工程、矿产开发、捕捞和采砂等领域，要亲密关注，增强线索摸排，发现苗头实时打击整治，果断根绝其坐大成势，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五）对重点人员，务必做到“底数清、状况明、不遗漏管”。对轻易形成实际风险的刑释解教人员、监外执行人员、吸毒人员、生事肇祸神经病人和青少年违法犯罪易发人群等，各单位要组织开展大排查活动，具体摸清这些人员基本状况，一一坚持治理档案，落实教育帮扶人员、办法，增强工作联接，避免脱管、漏管，削减违法犯罪。

四、工作办法

（一）具体深化排查。结合市综治委〔2009〕16号文件要求，采取切实办法和有用方式，立刻开展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域的大排查，要共同公安、文明、安监等相关部分，对重点整治当地进行明察暗访，调查和把握治安紊乱地域和突出治安问题整改状况，查找社会治安综合管治工作的单薄环节；要组织召开特约工商监察员、企业代表、个别运营户、社会各界群众等参与的座谈会、状况传递会、寻求意见会，普遍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和群众反映；经过公告、设置告发德律风、信箱、坚持奖励准则等，组织发起群众揭发揭露违法犯罪过为，告发治安紊乱地域和突出治安问题。依照全市系统不漏基层分局、不漏户的要求，进行地毯式排查，摸清治安紊乱的区域、部位、场合，摸清有实际风险的重点人群，摸清能够激发人员伤亡和财富损掉的安全隐患，摸清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治安问题，摸清招致治安紊乱的缘由，真正把问题底数摸清、摸全、摸透。

（二）狠抓集中整治。对排查出的状况和问题认真进行梳理分析，依据问题发生的缘由、性质和管辖权限执行分类坚持台帐，一一进行注销造册和立案，依照相关本能机能部分的职责任务，明确责任单位、协作单位，明确整改时限，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专治行动。要一直坚持严打方针不不坚定，严厉打击境表里仇视权力和仇视分子的浸透毁坏活动；严厉打击组织或应用宗教名义进行的不合法活动；严厉打击严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杀人、爆炸等严厉暴力犯罪和掳掠、争夺、偷盗等多发财犯罪；严厉打击黑恶权力犯罪；严厉打击社会言论反响激烈的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要坚持“重在处理问题”的准则，因情施策，有针对性地开展综合管治，对群众反映激烈的干部作风问题、情况卫生、安全隐患及其他影响系统治安、不变的突出问题，要严厉按照司法、依照国家政策，实时加以处理。对状况复杂、经重复整治，问题得不到处理、结果仍不分明的，要查明缘由，并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组驻点整治。

（三）增强治安防控。切实增强技防系统的建立、规范运用和维护治理，充分整合人防、物防、技防资源，最大限制地发扬其效能；要将防控触角向基层分局延长，削减和祛除治安防备死角。要进一步规范专职治安巡防员、专业保安员、治安信息员、安全建立意愿者、看楼护院步队的治理、审核和培训工作，充分发扬群防群治步队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效果。

（四）改良服务治理。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善民生，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从基本上削减诱发违法犯罪、影响社会不变的要素。要高度注重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治安紊乱地域的经济发展、基本建立、情况整治和规划调整，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处理群众特殊是坚苦群众的实践问题，在短期内改动脏乱差的近况，发明情况美好、服务优秀的场面。注销注册开发“二个通道”（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绿色通道、严重产业注销注册绿色通道），监管法律规范“三种行为”（收费行为、监管行为、法律行为），本能机能服务坚持“六个上门”（送法上门、宣讲上门、培训上门、走访上门、预定上门、送照上门）。

（五）夯实基层基本。在排查整治工作中，切实把治乱与“治瘫”、“治软”、“治蛮”结合起来，坚持健全县市区局及分局群众自治组织，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向基层倾斜，保证有人干事、有钱做事。

（六）坚持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坚持边排查、边整治和滚动排查、滚动整治，坚持常态化的排查整治工作机制。坚持打建并举，顺水推舟，增强法制建立，推进调和安全建立，不断稳固整治成效，完成长治久安；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排查整治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排查整治才能和程度。坚持按期例会准则，增强状况谈判、信息沟通，传递工作发展状况，研讨处理突出问题和严重状况。坚持信息共享机制，切实做到对治安重点地域和突出治安问题早发现、早节制、早处理。坚持台帐治理机制，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域中的重点人员、严重隐患、重点矛盾纠纷分级分类，注销造册。坚持并落实进度申报准则，基层分局每半月、县市区局每月逐级上报排查整治工作状况。坚持经费保证机制，保证整治工作有序、顺利开展。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组织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域排查整治工作是本年各级社会治安综合管治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贯串全年综治维稳工作一直的一项基本性工作。各单位要准确认清当前社会治安面对的情势，充分认识到改善重点地域社会治安情况，对改善民生，创优情况的主要意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心、省、市综治委的决定计划部署上来。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稳固党的在朝位置的高度，维护改革发展不变大局、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好处的高度，组织好、发动好、部署好这项工作。

（二）增强组织指导。为切实增强本年全市社会治安重点地域排查整治组织指导，市局成立社会治安重点地域排查整治指导小组：徐云辉局长任组长，周友兴副调研任副组长，各县市区局局长为成员。

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市工商局重点地域整治办），设在市局综治办，负责全市社会治安重点地域排查整治工作的协调、督查工作。并在各地排查基本上，选择1-2个重点单位，详细负责这些地域重点整治的督办工作。各县市区局也要成立响应的工作步队，负责指导和组织开展本系统社会治安重点地域（部位）排查整治工作。认真研讨制订本部分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工作任务、目的责任、完成时限和工作要求。

（三）认真实行职责。各单位要增强市场次序监管，大力整治无照运营活动，持续开展流通环节食物安全专治。围绕重点指导域和行业，拓展法律领域，进一步打击传销，加大行政法律力度。通力协作、亲密共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部分、文明部分、安监部分等，严厉打击各类刑事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增强治安治理，实时处理重点地域存在的突出治安问题；紧密防备、严厉打击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着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进一步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顿帮教工作；增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域特殊是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文明文娱场合的监督治理；加大对存在公共生产安全隐患地域的排查整治。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2)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 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3)

关键词：市民社会 马克思 葛兰西 哈贝马斯

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调整二者的关系，哲学家各有不同观点。黑格尔从“哲学主要是或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政治态度出发，在其《法哲学原理》中在学理上明确地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并详细地论述了市民社会的构成、性质、作用等，并认为官僚政治和等级（国会）可以起到中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作用，但是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继承、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而对于市民社会的中介只有无产阶级而不是官僚机构或者等级（国会），才能对依靠市民社会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克服市民社会这一课题提供答案。

19世纪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国家以不同形式、从不同的路向对市民社会进行渗透和侵吞。针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葛兰西、哈贝马斯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市民社会论者开始在文化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渊源及主体构成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正式构建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开始的。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国家相分离的原因、后果，指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郁建兴，2002）。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最早在公元1世纪由西塞罗提出，是指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在近代，英法启蒙思想家们广泛使用“市民社会”一词，但其涵义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文明状态，是政治国家的统一体，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洛克曾把市民社会与国家互换使用，并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而在卢梭那里，他所讲的市民社会状态指的就是（政治）国家。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康德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黑格尔超出康德式抽象把握和描绘“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现代世界中形成的”自由市场社会，是一个个人利益得到充分自由表现的社会。从而明确地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了区分，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代表个人利益。马克思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思想，肯定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但并不同意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及克服市民社会途径的论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继承和批判了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肯定了黑格尔区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思路，同时，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过来。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这里，马克思指明了不是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抽象性和神秘性，对市民社会作了总结性的规定。马克思认为，从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出发，从“物质生活关系”出发来解释市民社会，这是考察市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遵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这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实质上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马克思的“私人利益体系”中包括了经济关系的领域、社会关系的领域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由于在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中经济关系的领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就把它直接称为市民社会。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而对于市民社会的中介只有无产阶级而不是官僚机构或者等级（国会），才能对依靠市民社会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克服市民社会这一课题提供答案。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现代的演化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市民社会的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的著作而再度风行。葛兰西重新启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托马斯・卡罗瑟斯（美），2000）。葛兰西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看到了时代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因此，他吸收了黑格尔、马克思及葛兰西的思想，开创了新的市民社会理论。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经历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葛兰西为代表；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以哈贝马斯等为代表。在这两次讨论中，界定市民社会的主要维度己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文化领域。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等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做出的新阐释表明：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生活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市民社会的社会整合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何增科，1994）。他们的理论彰显了市民社会理论随着时代及社会结构的变迁而进一步演化。

葛兰西在思考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挫折时，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对市民社会的本质及其在社会整个体系中的地位的认识带有某种创新性质，从而为市民社会理论的演化做出了贡献。

葛兰西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基本上是看作为一个经济概念，而把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社会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他把上层建筑分成两大领域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他说：“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指挥的职能是通过国家和‘合法的政府’来执行的”，并把权力的行使分成两种方式即强制和同意，从而建立了上层建筑的新理论。他认为，政治社会意味着对人的强制，表现为国家、政府对人的直接统治，是通常所理解的政府机关，即执行暴力职能的各种强制性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议会等，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进行直接统治；市民社会主要指社会中涉及舆论、伦理等从内部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各种民间团体、组织，以及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传播本阶级意识形态，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同意。

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总体上看是在葛兰西所开创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中讨论市民社会问题，注重挖掘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针对时代变化的不同影响而各有侧重。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7年）、《合法化危机》（1973年）等较早著作中受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不单在文化维度上规约市民社会，同时也在经济维度上界定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主要是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从国家分离出来并成为某种反对国家的东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同公共权力展开讨论”（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载《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公共领域”不等同于经济共同体而主要是社会文化领域。

在《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等后期的著作中，则剔除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完全在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脉络中把握市民社会问题。主要是从“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角度规约市民社会，从而强调对“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建构。他说：“今天称为市民社会的，不再像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包括根据私法构成的、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的经济。相反，构成其建制核心的，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组成市民社会的是那些或多或少自发地出现的社团、组织和运动，它们对私人生活领域中形成共鸣的那些问题加以感受、选择、浓缩，并经过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领域。旨在讨论并解决公众普遍关切问题的那些商谈，需要在有组织公共领域的框架中加以建制化，而实现这种建制化的那些联合体，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核心”。市民社会成为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以非政治和非经济的规则进行自我调整和再生产，从而“维系并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的重构“市民社会”主张，更多的是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从而承担着双重职能：一是限制国家权力，界定出一个国家权力起作用的领域，从而划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是结合公民与国家的功能，为公民得以共同努力来影响政治活动的运行过程提供一条管道。由于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与社会就构成了某种良性互动关系，保证了自由的真正存在。

结论

市民社会理论总是基于现实历史：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做出新的市民社会的界定，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每一时代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都是对其所面对的时代现实的理论抽象。市民社会理论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理论，而是一个始终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的理论，同时蕴含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目的在于“改变世界”。黑格尔从“哲学主要是或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政治态度出发，在学理上明确地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并认为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市民社会。因此，认为“改变世界”的途径在于用国家涵摄、超越市民社会。马克思则认为是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是现实的主体和原动力。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并寄希望于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制度；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郁建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社会学研究，2002（1）

2.[美]托马斯・卡罗瑟斯，薄燕译.市民社会.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7

3.何增科.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4

4.哈贝马斯，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2003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4)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5)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总要求，以解决县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持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确保我县城市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为中心，开创“城市守护者”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公平公正、务实高效进行城市管理。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优化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聚焦全面小康城市品质，科学合理规划，突出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原则，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

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坚持依法规范、执法为民，坚持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程全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城市管理和执法职责边界，制定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

四是坚持科学管理。明确城市管理执法的领域，具体实施范围，增强城市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坚持创新发展。整合城市管理资源，优化管理流程，逐步推行城市管理数字化的原则，加强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六是坚持社会共治。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务政策，加强公众监督，公开办事内容、程序、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开展城镇居民卫生意识教育、环境意识教育和文明意识教育，提高广大居民整体素质。

七是坚持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和决策提供支持，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科技方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结合，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总体目标

推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和智慧化，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管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有效的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在城市管理方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到2022年，基本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目标、布局、体制、方式、政策、能力现代化。顿利通过中央、省委审核验收，获得“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称号。

四、工作任务

创建试点城市工作任务包括“共性、区域特色、特色和负面清单”四个方面，其中，城建中心共涉及共性工作任务中3个板块、8项重点任务、15项分解任务、23项基本要求：

1.治理体制现代化板块：4项重点任务、6项分解任务、16项基本要求。

2.工作布局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3项基本要求。

3.治理方式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4项基本要求。

五、实施步骤

创建试点城市历时三年时间(2020年—2022年)，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上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工作，确保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工作有序开展。

（一）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实施方案》要求，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小组。

（二）是根据《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任务分解表》，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能和特点对实施范围明确的工作事项进行全面的梳理，围绕分解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流程。

（三）是按照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面实施创建，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建相应机构或专班，制订工作方案、政策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为全面创建试点城市提供助力。

（四）是严把工作进程，实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任务分解阶段制定的落实措施和思路，全面实施创建，针对创建遇到的问题开展专项调研，遇到难以解决问题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反映，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五）积极配合上级创建试点城市考核办法、工作月调度季通报等制度，根据时间节点形成汇报材料，进行工作汇报；根据上级部门督查检查意见，针对问题和不足及时整改，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六）要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政法委验收办法、评分细则等文件要求，对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就创建试点城市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我考评、材料归档，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自评得分情况，全面做好迎检准备。

六、保障措施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6)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努力使经济发展更有活力更有效益更有质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决定》摘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品读：《决定》要求我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因四川地处西部，市场发育较之沿海地区还不够充分而降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相反地，正是因为紧密结合四川实际，认识到我省市场发育方面存在不足，《决定》以更大的决心，更有针对性更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强调要不断健全市场体系。《决定》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充分考虑改革措施的综合性和配套性，在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化、扩大开放合作、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用地制度改革、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建立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体系、创新军民融合发展机制以及构建现代文化市场发展等方面，都有详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都体现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精神，都密切与市场机制体制改革创新相结合。所有这些，对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品读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

找准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点

《决定》摘录：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品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重大结构调整方面，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需要找准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点。当前，我省各级政府除主要履行宏观调控和管理任务外，在微观上至少有四个领域需要弥补市场不足：一是企业不愿意介入的领域，如社会效益好企业却很难盈利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二是企业暂时不愿意介入的领域，如长期效益好而短期难以盈利的领域；三是企业无能力介入但又需要发展的领域，如投资大回收期长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四是企业惧怕风险投资犹豫的领域，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在以上四个方面，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引导投资、资金资助、政策支持等方式，发挥特殊作用。当前推进改革，必须在深入研究政府和市场两类主体作用机理的前提下，根据条件成熟与否，合理安排政府在一些领域中退出的时机，即“观其行，度其势”，在确保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作出“换位”的安排，成熟一批下放一批，防止经济运行及调控出现市场和政府都不管的真空。

——品读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盛毅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核心是处理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规范权力运行，发展人民民主，把治蜀兴川各项事业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

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

《决定》摘录：认真落实《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改进党委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治蜀兴川各项事业法治化进程。

品读：依法治省对四川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决定》提到认真落实《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从中强烈感受到了省委、省政府对此的高度重视。依法治省需要做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实现全民守法和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四位一体良好互动。在以前，我们更多地强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这三个层面，但在全民守法这一重要的基础层面却是一个较为缺乏或者缺位的虚空地带。基础层面的缺失，所造成的局面就是群众缺乏法律素养，一方面会给政策执行带来阻碍，另一方面群众也难以对国家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进行有效监督。因此，在依法治省这一目标上，倡导和引导全民守法是很有必要的。

依法治省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省的法制基础还较为薄弱，在群众的法制意识、政府的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以及公正司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上下齐心共同努力来进行完善。强调依法执政，对党委的领导方式和执法方式提出改进要求，势必会使矛盾化解更为合法，社会发展更为健康。做到依法治省，老百姓将成为最大受益者。政府是和老百姓接触最多、打交道最多的，在群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政府都和群众发生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培养市民的法律素养，反过来可以促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推动四川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品读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继敏

公民权利得到严格保护

《决定》摘录：推进依法行政；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品读：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首先要做的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拓宽人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使法律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代表人民的利益。其次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严格执法，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实现司法公正。第三是严格遵法守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时候都不得有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发生。只有这样，公民权利才能得到严格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秩序才能够不被破坏。

源头上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决定》摘录：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积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品读：要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国家和公民分别享有哪些权力和权利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和文件上，还应当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以防止权力的自我扩张和腐败。事实上，当前人民群众最不满意、最有意见的正是一些官员们的和权力腐败。为此，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源头上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建立起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给权力套上责任的担子；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品读人：省委党校教授周治滨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核心是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巴蜀文化独特优势，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构建大网络大舆情全媒体工作格局

《决定》摘录：健全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

品读：过去我们习惯的公共文化产业都是由政府来主导，甚至重大的节庆活动都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在文化体制改革上，实际就是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政府必须要逐渐退出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管什么？管导向，管人，管事，管资产。其他的可以交给市场。

《决定》摘录：构建大网络大舆情全媒体工作格局。

品读：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和社情民意的集散地，成为各种社会思潮汇聚的平台，构建大网络大舆情全媒体工作格局，可以为推进四川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各市州、省直部门应建立网上信息和政策解读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通过新闻网站、政府网站、手机媒体、政务微博等平台，主动公开党务政务信息，及时重要消息。

——品读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明泉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核心是处理好社会建设与治理的关系，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机制

以治理的行为理念来引导建设

《决定》摘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建立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机制。

品读：什么叫治理？这里的“治理”不是狭义的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整治处理，而是一种广义的现代化的国家管理、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理念。和传统的管理相比，现代“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权源的多源性和治理运作方式的多样性。这样无疑能极大提高治理过程中政府和民众双方的积极性。尤其是在社会建设领域，我们应以治理的行为理念来引导建设，以建设的价值追求来进行治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不一样，在经济建设的初始阶段，为了打开局面，我们还可以不要怕打破旧的坛坛罐罐，可以先建设、后“治理”（这里是狭义的治理）。社会建设可不一样，社会建设的过程，就是社会治理的过程，而且只能是社会治理的过程。“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诉求会聚在一起，只有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社会才成其为社会。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顶层设计

《决定》摘录：坚持源头治理，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建立党政主导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四级服务管理体系，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品读：这“四个治理”相统一是公报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顶层设计。关键环节是“源头治理”。关于“源头治理”，我们熟知的是关于某个具体的社会事项、甚至具体社会事件的“源头治理”，这当然是必须的，有时还是当务之急。但是，我觉得还应对“源头治理”做一点形而上的思考。从前面提到的治理理念来看，“源头治理”的内涵应包括多元主体的治理、多源治理权源的治理和多样性治理运作方式的治理，也就是说，“源头治理”要做系统理解。以多元主体的治理为例，要有序地积极地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就应包括政府公务员、社会组织和民众个体的活力，这可是源头的活力、根源性的活力。关于政府公务员的活力激发，成都多年的服务型政务建设就是有效实践。今年央视发起的“家风”社会调查，就是家庭活力、公民个人活力的有效激发。

——品读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曾荻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核心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力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加快建设美丽四川，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上的发展模式

《决定》摘录：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品读：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关键。面对“增长方式粗放、产业层次不高、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必须要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对此，《决定》提出建立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跨区域饮用水源保护生态补偿制度，以提高土地资源与各类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才能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协调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生态主体功能区与优先发展区之间的关系，统筹五位一体战略，建设美丽中国魅力四川，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重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决定》摘录：科学划定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建立耕地保护红线制度。

品读：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重点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决定》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基本内涵，即生态红线包括“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以及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红线”是指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生态红线也就是严格的生态保护之意。在生态红线制度建设方面，四川已经走在全国前列，生态功能区面积大、比重高、涉及人口多，自然保护区数量多、分布广、面积大、类型多，是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无论是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还是资源利用红线，都面临着极为艰巨的相关利益关系调整，面临着这三条红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各种尖锐矛盾。即使在红线制定之后，仍然需要严格的制度管理，需要建立监测网络或监测平台、分级管理的长效机制。而且，无论是哪一条红线，最终都会影响到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发展，这就需要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需要构建污染治理制度与交易市场，以及区域考评制度改革，需要建立“取消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考核”之后的考评制度。这些，都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内容。

——品读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茂英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必须紧紧围绕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四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尤为关键

《决定》摘录：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品读：我省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全国是保持一致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基层党建方面有过不少领先全国的积极探索。当然，下一步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完善。党的建设有五大工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中，这五大方面都很关键。不过，当今最重要的还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当然，在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同时，也会对其它相关方面产生影响。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7)

2018年9月15日至21日， 我有幸参加了在区委组织部组织的为期七天的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培训班的学习，感觉收获颇多。这次的培训学习，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培训教学方式，而是采用观摩加讲座的形式、通过专家精品授课和杭州社区党建楼宇党建的现场学习，我们有幸听到几位名师的精彩讲课，让我们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了视野，丰富了党建知识和经济知识，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先进城市党建工作的的差距，对今后街道党建工作特别是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拓展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思路。通过培训交流，学到了理论，提升了格局境界，优化了知识结构，明确了方向路径，受益匪浅，感触颇深。现结合自己参加学习的心得，并就下一步如何加强街道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以及下一步工作想法。

一、强基固力，做好党建+文章

党建是一项重中之重、常抓不懈的工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群众思想观念的更新，各类问题汇聚在城市社区基层第一线。如何夯实基层基础，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斯国新教授提出“党建+”的工作方式，我深感认同。一是“+”牢党建工作基础，我认为抓实党员的学习教育和组织生活是关键。杭州市推出的红色讲堂，给了我深深启发。我们街道有四个讲学点，更有党校这样优质党建资源在我街辖区范围。怎么样进一步深挖区域内各类优秀师资力量，汇集讲师班子，不断探索创新党课工作新方法新思路，采用你点我送的菜单式服务机制，将党员学习教育做出品牌做出实效，是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二是“+”出社会效益。党建只有与发展深度融合，才能充满生机活力。我觉得杭州在处理好抓党建与抓服务抓发展的关系，紧贴党委政府中心任务抓党建，防止就党建抓党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无论是余杭区南苑街道的楼宇党建还是长庆街道的王马社区党建，都始终以党建来服务中心工作，用党建来推动楼宇经济、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创新，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践证明，推进“党建+”很好地发挥了党建在各项中心工作的引领作用。

     二、全面统筹，多方联动做好区域党建整合文章

    如何充分利用党建引领，动员组织区域内各方力量，更好地做好党建+工作，这是我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例如南苑街道成立“时代港湾”党员服务驿站，利用这个平台，依托街道各部门力量，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凝聚人心，服务企业；采荷街道江汀社区依托资源集聚优势，结合社区实际，利用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整合资源，建设“颐和乐龄”为老服务一条街，创出民生工作品牌；都值得我们深思及学习。杭州的城市社区资源着实非常丰富。我们街道虽然与杭州城市社区相比，资源较少。因此如何利用周边的资源，共建共享共治，如何将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区位资源、智力资源相结合，街道发挥统领作用，引导社区党建带动楼宇党建和两新党建，做到街道、社区与驻街单位“ 两新 组织实现共联共建，资源共享，做到推动地方发展。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一是党组织书记（特别是街道工委书记）的意识和观念非常重要。党建工作特别是区域化党建工作，街道工委的统筹引领作用很重要，怎么样将区域党建工作做实，利用这个平台，结合各自单位实际情况，促进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定期联动、资源共享，需要党组织书记重视及调度。我觉得组织党工委书记们参加学习城市基层党建培训班，非常必要。二是街道各部门多方联动，形成合力，是区域党建和楼宇党建工作富有生命力的关键。三是充分了解本单位资源优势、基本特点和群众的需求，找准方向，确立工作品牌，集中力量和资源，做强做实，确保区域化党建工作成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