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市场分析精品(七篇)
留学市场分析篇(1)
【关键词】 非标准； 审计意见； 市场反应
关于审计意见是否具有信息含量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未取得一致的意见。相关的研究文献国外虽然有一些，但我国相关的法规和证券市场的实际状况与国外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无法将国外的研究结果应用到我国。研究审计意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是证券监管部门、投资者及相关的信息使用者关注的问题。而我国对审计意见的实证研究才刚刚开始，且多以描述统计方法来分析审计意见的产生和分类。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相关监管措施的出台，研究新环境下投资者对于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有助于弄清我国审计实务现状，也能为相关的审计研究提供借鉴。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市场反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国外主要有超额收益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两种。
最早运用超额收益法研究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是Baskin，他运用股价变动的自然对数（周数据）来衡量价格反应，探讨了违反一贯性原则保留意见的信息含量，研究发现：违反一贯性原则的财务报告书对股价变动并无明显的影响。
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Choi和Jeter，他们研究了保留审计意见披露对股票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研究表明：保留审计意见降低了股票价格的盈余反应系数；Ameen等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在公布含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书日期之前，即有负异常报酬产生，但在公布含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书之时，市场却无明显的负面反应。
我国股票市场起步较晚，对审计意见市场反应的研究，早期主要是结合案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后来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完善，才逐步有了审计意见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
李增泉以上市公司1993年至1997年的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标准公司与非标准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有着不同的市场表现，同时，审计意见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类型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但投资者并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区分；非标准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的反常表现和连续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年报在公布日仍有一定的信息量。单鑫运用超额收益法和回归分析法对1997年年报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股票市场对含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披露有显著的负反应。陈晓等运用超额收益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对1998年年报保留审计意见的反应。与以前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是：市场对1998年年报保留审计意见没有明显的负反应。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公告的反应并不具有一致性。陈梅花研究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对股票投资者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审计意见对股票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没有找到充分的实证证据来支持我国证券市场中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姜永杰以2000年和2001年年报中221个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作为样本，运用事件分析法，通过分析平均预测误差（AP）与平均区间预测误差（AIPE），并检验了在研究窗口的平均区间预测误差是否达到显著性水平。蔡祥认为，一般来说，在市场层面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虽然会导致显著负的超额回报，但市场反应似乎也并没有根据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差异而区别开来。郭涛等运用回归方程法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对于2003年度非标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对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与标准审计意见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但市场对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与保留意见的反应不存在显著差异。郭志勇等以我国证券市场2005年和2006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能够识别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之间的差异，但不能识别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之间的差异。廖伟研究发现：我国的资本市场在非标准审计意见披露前后的较短时窗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但无保留加强调意见与保留意见的市场反应没有显著的差异。邢海玲认为审计报告本身的局限性使投资者不能识别不同类型非标准审计意见。
二、审计意见市场反应的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审计意见分为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两种。非标准审计意见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四种。
审计人员通过对被审计单位出具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可以揭露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重大错误和舞弊行为，提高或降低财务报表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不同的审计意见向市场传递着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着区别，从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于2010年没有否定意见，本研究不考虑否定意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当存在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事项但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时，审计人员应当考虑在审计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对此予以强调，即形成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由于存在强调事项段，投资者在决策时会考虑它的影响，这会导致市场反应有别于标准无保留意见。故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审计报告公布日前后较短时间内，市场对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与标准审计意见的反应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有着强烈的负向反应。
如果审计人员出具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说明审计人员与管理层在被审计单位会计政策的选用、会计估计的作出和财务报表的披露方面存在分歧或者是审计范围受到限制。这会导致投资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度降低，从而使其市场反应有别于标准无保留意见。因此，接下来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审计报告公布日前后较短时间内，市场对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与标准审计意见的反应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有着强烈的负向反应。
理论上说，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也属于无保留意见，且与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有着本质不同，市场对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反应程度应低于对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反应程度。因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在审计报告公布日前后较短时间内，市场对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反应存在着差异，并且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比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有着更强烈的负向反应。
三、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中独立会计师审计报告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为对象，将年度报告公告日前后各10个交易日定为研究窗口。为了全面、准确地检验股票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反应，本文分别采用了超额收益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
在样本选择中本文采用了以下标准：
1.选择的样本是2009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的A股股票。因为在计算净资产收益率变化量ΔROEi的时候需要用到2009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数据。
2.本文采用了样本对照组法，即选择一组与被出具保留意见样本净资产收益率变化符号相同、大小相近，企业资产规模相似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样本作为对照组。
按上述标准，本文共得到148个样本，其中标准审计意见样本74个，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样本55个，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样本19个。
研究数据来源：年报意见类型、年报公布日期取自巨潮资讯网站，个股历史行情数据和A股综合指数历史数据取自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和新浪财经网。
四、模型设计
（一）超额收益法模型
五、实证分析
（一）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和标准意见市场反应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1.应用超额收益法检验
（1）对照样本标准审计意见在2010年度报告披露日前后各10天共21个交易日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计算研究样本非标准审计意见累计平均超额收益，根据其结果绘制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曲线如图1所示。
（2）为了弄清标准审计意见样本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样本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检验了样本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均值，结果如表1所示。
为进一步考察投资者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在超额收益法的基础上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2.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
（二）保留、无法表示意见和标准意见市场反应的结果及分析
1.应用超额收益法检验
（1）对照样本标准审计意见在2010年度报告披露日前后各10天共21个交易日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计算研究样本非标准审计意见累计平均超额收益，根据其结果绘制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曲线如图2所示。
（2）为了弄清标准审计意见样本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样本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检验了样本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均值，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统计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窗口[-5，0]所对应样本累计平均超额收益通过了a=0.05显著水平的t检验，窗口[-2，+2]、[-3，+3]所对应样本累计平均超额收益都通过了a=0.10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这表明包括审计意见在内的年报信息是有一定信息含量的。
为进一步考察投资者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在超额收益法的基础上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2.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
（三）保留、无法表示意见和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市场反应的结果及分析
1.应用超额收益法检验
（1）对照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样本在2010年度报告披露日前后各10天共21个交易日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计算保留和无法表示意见样本累计平均超额收益，根据其结果绘制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曲线如图3所示。
（2）为证实非标准审计意见样本与标准审计意见样本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笔者进行了样本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均值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的统计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研究窗口配对样本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都没有通过a=0.10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表明包括审计意见在内的审计年报信息不具有信息含量。
（四）总结
本文采用超额收益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对2010年年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结果如下：
1.在2010年审计报告公布日前后较短时间窗口内，市场对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与标准审计意见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且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有强烈的负向反应，即2010年度样本的检验结果接受假设1。
2.在2010年审计报告公布日前后较短时间内，市场对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及标准审计意见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且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有强烈的负向反应，即2010年度样本的检验结果接受假设2。
3.在2010年审计报告公布日前后较短时间窗口内，市场对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反应不存在显著差异，即2010年度样本的检验结果拒绝假设3。
4.根据累计平均超额收益趋势图来看，无论是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企业还是被出具保留、无法表示意见的企业，股票市场都从年度报告披露日前7天有了明显的负向反应。
六、稳健性检验
通过上述研究分析发现，相对于标准审计意见的负向反应，各种非标准审计意见都比较明显，而不同类型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的市场反应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尝试不考虑不同类型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差异，将各种非标准审计意见合并分析，即将2010年所有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样本与相应的标准审计意见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样本为148个），结果发现审计意见的系数均为负数且大部分研究窗口结果显著，与前述“五、实证分析”中的（一）（二）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七、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在限定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以后，我国证券市场能够识别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的差异，但不能识别不同类型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的差异。这说明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关注不同类型非标准审计意见，更关注不同内容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但对不同形式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则关注不足。
该研究证实了证监会与中注协面对我国审计行业诚信危机所作出的各项努力是有成效的，为日后进一步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扩大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范围提供了实证依据，此外还应该加强审计报告的规范性和可理解性。同时也观察到，在年度报告披露之前市场就已经有了显著的反应，说明年报存在提前泄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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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市场分析篇(2)
关键词：数据挖掘；贝叶斯网络；农药残留；质量
中图分类号：TS201.6；R85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3-6253-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3.063
Abstract： Vegetable is one of the necessities of people’s daily life. It is also prone to occurring quality and safety issues. It is pesticide residue that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effects on the vegetable quality and safety. Bayesian network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mining the limited assay information of vegetable. It got to pesticide residues distribution for varieties of vegetables， and the same vegetable distribution trends in different months. The results are credible and can offer some decision for producers， consumers and supervisors of vegetable quality and safety.
Key words： data mining；bayesian network；pesticide residue；quality
S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蔬菜产品安全的关注与日俱增，影响蔬菜质量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药残留问题。以蔬菜农药残留监测为基础的蔬菜安全风险分析作为现代蔬菜安全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正逐步成为各国遵循的准则和行为规范[1]。Li等[2]研究认为，中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标准陈旧且执行不严谨。Rudder[3]通过对蔬菜的销售渠道进行研究发现，农民把蔬菜卖给生产厂商来降低安全责任。
周洁红等[4]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以批发市场为核心实施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是现阶段建设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的最有效方法。刘中华[5]认为供货商对蔬菜质量管理意识的缺乏以及对供货商的约束力不足导致出现差异。樊红平等[6]用系统理论分析了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构成及其功能。樊孝凤[7]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角度，着重解释了中国蔬菜农残普遍超标的现象。许宇飞[8]认为，对食品安全状态评价应根据各污染物的限量标准进行逐级评价；秦燕等[9]提出运用控制图方法来监测食品安全质量是否处于控制状态。王志刚[10]利用Probit模型对影响消费者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和购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
大部分研究采用传统方法，难以满足对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数据的深度分析需求。国内开展对DMKD（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的研究稍晚，没有形成整体力量[11]。有关蔬菜质量安全方面应用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鲜见报道[12]。陈晨等[13]采用贝叶斯分类算法，以玉米生长环境和质量数据库为对象，对新生长环境下玉米的生长质量进行挖掘。刘春玲等[14]认为，在农业领域积累的大量农业数据信息中运用数据挖掘是极具应用前景的方案。本研究以山东省烟台市的蔬菜检测数据为对象，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进行数据挖掘，得出蔬菜质量安全的规律以及趋势，以期为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数据分析提供参考。
1 数据获取
数据均来自烟台蔬菜质量安全信息网，数据的时间覆盖范围是从自2006年7月到2013年2月（除2009年9、10月外），共78期抽检信息。记录项目包括检测时间、检测地点、品种、平均酶抑制率和平均合格率。
平均酶抑制率是决定了蔬菜农药残留的量化标准，根据国家颁布的农药残留检测条例，如果检测得出酶抑制率超过50%则认定为农药残留超标，评定结果为不合格。使用Weka3.6[15]作为数据挖掘工具，在对数据进行挖掘前，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集中、整合、清理。
对收集的每月原始数据进行集中、整合。把整合后的数据转换成XLS文件，并由XLS文件转换成Weka能识别的CSV文件；通过Weka的Explorer运行CSV文件，并将其另存为ARFF文件。图1是Explorer运行CSV文件后成功读取数据的结果。从图1中可以看到，该文件中数据数量为3 768。
2 数据处理
2.1 属性选择
通过分析原始实例得到5个属性值。
1）地点属性：文化路市场、三环市场、大世界市场、红利市场、前进路市场、新桥市场、烟大市场、祥和市场、宏达市场、其他地点，共10个可取值，是名词性属性，没有残缺值。
2）品种属性：韭菜、黄瓜、生菜、油菜、茼蒿、芹菜、芸菜、菠菜、其他蔬菜，共9个可选值，是名词性属性，没有残缺值。
3）时间属性：2006年7月～2013年2月（除2009年9、10月外），以月为单位，共78个可选值，没有残缺值。
4）平均酶抑制率和平均合格率属性都是数值性属性，区间在[0，100]，单位是百分比。
5）平均酶抑制率是根据抽检单位抽检统计而来的直接数据。平均合格率只是平均酶抑制率的另一个反映，因此，平均合格率是冗余属性，在处理过程中不考虑，通过Weka中的Remove按钮删除。处理后，得到4个属性，分别为品种、地点、时间和平均酶抑制率。
2.2 数据清理
经过检查，实例集中一共有109个残缺值，约占2.9%，且其属性均为平均酶抑制率。黄瓜和芸豆中的平均酶抑制率的残缺值最多，并且多集中在烟大市场、文化路市场；其原因是这两个品种的供应量很少，导致抽检量也少。平均酶抑制率作为类属性，其值的缺失使得该实例失去了参考意义。因此，删除这两个市场的黄瓜和芸豆实例，实例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τ诹续抽检实例集，还需考察各个属性的实例数量比例情况。表1中所示的品种为菠菜、地点为宏达市场的实例数较少，分别只有23个和8个。这2种实例会给挖掘算法带来较大的误差率。通过查初始数据得知，菠菜的抽检只在2006年7月到2006年10月进行，而宏达市场的抽检则只在2007年8月进行。在一共78个抽检月里，这些实例属于少数，从实例的健壮性考虑，删除地点是宏达市场和品种是菠菜的实例。
2.3 属性离散
在进行相关数据挖掘前，对平均酶抑制率进行离散化。由于平均酶抑制率为50%是一个阈值，因此只需进行等区间划分，使用过滤器Discretize功能实现，结果如表2所示。区间内数值的单位是百分比。平均酶抑制率越小，代表其农药残留成分越低。由于平均酶抑制率大于或等于50%的蔬菜不能食用，对区间进行修正。首先，将50以上的三个区间合并成一个区间；其次，要把“-∞”替换成最小值“0”，把“∞”替换成最大值“100”。得到一个四区间的分布。为方便起见，把区间[0，16.666 667）、[16.666 667，
33.333 333）、[33.333 333，50）、[50，100]分别称为A类、B类、C类、D类。A类代表农药残留水平是最低，其次是B类，两者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类别。C类是一个警戒的农药残留水平；对于D类，平均酶抑制率超过50%，不能食用。
2.4 数据转换
通过数据转换，得到2个一样的实例集：数值型版本实例集和名词型版本实例集。除了表现形式，其他方面完全一样。名词型版本中，包括品种、地点、年份、月份、平均酶抑制率5个属性；数值型版本中，共有40个属性，其中品种有9个、地点有10个、年份有8个、月份有12个以及平均酶抑制率。得到这2个实例集后，将这些实例的顺序随机打乱，将排序的影响降到最小。用Randomize过滤器进行顺序随机化。
3 蔬菜质量安全趋势的数据挖掘
3.1 运行贝叶斯网络
贝叶斯网络是一种基于统计理论，具有较强理论根基，采用图解方式表达概率分布的方法。贝叶斯网络画出的图形就像是节点网络图，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属性，节点间用有方向的连线连接着，却不能形成环，是一个有向无环图[15]。
在Weka当中，选取贝叶斯网络分类器（Bayes Net），将初始累计值alpha设置为0.5以避免零频率；选择K2算法并将最大父辈节点数量设为1；在useADTree中选择true，以减少搜索算法重复搜索这个实例集的次数。点击OK按钮，算法开始工作。选择visualize graph，查看到网络结构，如图2所示。
分别运行图2中的平均酶抑制率节点、月份节点、地点节点、品种节点、年份节点，将会出现各属性的概率密度。点击平均酶抑制率节点，出现总体实例集在各个区间的分布概率，其在A类（0，16.666 667）的概率是0.268，B类[16.666 667， 33.333 333）的概率是0.586，C类[33.333 333，50）的概率是0.144，D类[50，100]的概率是0.002。实例大部分处于A、B类，说明蔬菜农药残留程度总体上不高。
3.2 可信度分析
点击Summary，得到贝叶斯网络的基础评估信息，其相关系数达到84.2%，Kappa统计量是70.1%。从正确的肯定率来看，贝叶斯网络对A类的正确肯定率为69.3%，其对A类的错误肯定率只有4.9%。对B类、C类的正确肯定率则较高，分别达到92.6%和78.6%。ROC Area方面，在A类、B类、C类均达到了91%以上，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3.3 蔬菜质量安全分析
3.3.1 单个属性分析 运行图2中的月份节点，得到关于平均酶抑制率在不同月的概率密度，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分析得到，7、8月的总体平均酶抑制率最高，以其为中轴，其他月的情况逐渐好转。7、8月C类的概率较高；5、6月D类的概率较高。总体来讲，从5月到9月，属于C、D类的概率较大，说明蔬菜的农药残留水平超标的风险增加。这是因为这个时间段气温转高、湿度适宜，是害虫的发育阶段，危害最为严重，相应地，菜农对蔬菜的用药量也大幅度提高。处于一年中的年首和年尾的蔬菜农药残留较低。
运行图2中的地点节点，得到关于平均酶抑制率在不同地点的概率密度，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4可以看出，对于地点而言，祥和市场蔬菜的总体平均酶抑制率偏低。祥和市场中，A类的概率密度远远高于其他市场，其次是烟大市场、新桥市场、大世界市场。高危的是红利市场、文化路市场，在这些地点平均酶抑制率偏高的概率密度较大。尤其是红利市场，C类的实例占到了一半以上。D类的5个实例中有2个就属于红利市场，2个是文化路市场，1个是新桥市场。
运行图2中的品种节点，得到关于平均酶抑制率在不同蔬菜品种间的概率密度，结果如图5所示。从图5可以看出，平均酶抑制率较低的分别是芸豆、生菜、茼蒿以及其他蔬菜；平均酶抑制率较高的分别是韭菜、油菜、黄瓜、芹菜。韭菜属于C类的概率密度超过其他品种。
对于叶菜类蔬菜，如油菜，容易生虫子，对这类虫害的处理方法一般是叶面喷洒农药；因此，叶菜类一般比根茎类蔬菜的农药残留多。黄瓜作为瓜果类蔬菜的一种，比较特殊，由于生长的环境湿度较大，容易生病，对其用药量一般较大。一般认为，像韭菜这类辛辣类蔬菜或者鳞茎类蔬菜具有较好的抗虫害能力；实际上，韭菜的农药残留问题一般比较严重。因为韭菜会受到韭蛆的危害，为了消灭地下的虫害，不得不使用更多剂量的农药；一些菜农甚至采用大面积、大剂量地使用有毒的有机磷农药灌地，从而导致农药残留的情况比较严重。
3.3.2 综合分析 对品种属性与地点属性的关系，以及品种属性与月份属性的关系进行分析。设总体实例关于平均酶抑制率的概率为Pr（总体）（表3），不同蔬菜品种在不同地点的概率为Pr（地点/品种），关于品种的概率为Pr（品种），按照条件概率计算并作归一化处理，分别得到每个市场的各个蔬菜品种的概率。以红利市场为例，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在红利市场上，韭菜、黄瓜在C类（排名分别为1、2）和D类（排名分别为2、1）排名靠前，而在A类（排名分别为8、7）、B类（排名分别为7、7）的排名靠后，说明这些品种的蔬菜农药残留水平较高，而生菜、芸豆、茼蒿等则相反。
韭菜所含的农药残留总体水平较高，但并不是所有市场上的韭菜的农药残留都高。点击地点、品种属性，从其运行结果中摘录得到韭菜所含农药残留水平在不同市场的分布，如图6所示。从图6可以看出，韭菜实例在祥和市场上属于A类的比例最多，其次是烟大市场。而红利市场最差，其主要属于C类和D类。这表明，即使是同一品种的蔬菜，其在不同市场的平均酶抑制率水平也不相同。
另外，总体较安全的蔬菜，并不是在任何时期都很安全。相同品种的蔬菜，在不同月农药残留水平也不一样。设Pr（总体）、Pr（月份羝分郑┖Pr（品种），进行条件概率运算，然后做归一化处理。以黄瓜为例，其趋势如图7所示。从图7中可知，黄瓜的平均酶抑制率在A类的概率从一月开始逐渐下降，一直到8月达到最低，之后呈升高趋势；B类和C类随着时间的变化呈上升趋势。说明，黄瓜的安全性越来越低，其原因是夏季蔬菜上市的季节，同时也是虫害多发季节，菜农使用农药增多。
4 小结
通过贝叶斯网络的数据挖掘工具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在品种分类问题上一些蔬菜如生菜、芸豆等的酶抑制率水平相对较低，而韭菜等则处于一个非常警戒的水平；②在以地点作为分类，祥和市场、烟大市场等市场的平均酶抑制率水平比较低，而其他地点、文化路市场、红利市场等其平均酶抑制率水平则相对较高；③在时间方面，平均酶抑制率呈现出较大的季节性规律，每年的5月平均酶抑制率开始升高，直到9月开始回落；④在品种与地点之间的联系上，通过分析韭菜在其他地点的平均酶抑制率分布区间的概率密度发现，即使韭菜总体被认为农药残留水平较高的蔬菜，在祥和市场还是值得信赖；⑤在品种和时间之间的联系，通^对蔬菜在各月的平均酶抑制率水平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其季节规律，以黄瓜为例，分析其在受到季节因素影响的大小；⑥在品种和地点、时间的联系，以韭菜为例，结合了地点和时间，分析了对韭菜最佳的选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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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市场分析篇(3)
一、调查采样监测方法
1.调查采样方式
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于2008~2010年的5月、8月、12月和2011年5月对包头市区内蔬菜进行现场采样。前三年共采样300份；2011年在原采样的基础上，对生产基地和批发农贸市场的农药残留率进行对照。
2.调查采样对象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蔬菜进行，将蔬菜分为叶菜类 、豆菜类和瓜果类三个类型，每个类型根据不同时令进行随机选择，保证每次采样的品种不能低于10种。
二、调查采样数据
通过采样，数据整理，得出以下数据：
1.2008~2010年三年调查监测情况
对包头市的蔬菜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蔬菜进行了抽样监测，结果如表1。
2.2011年调查监测情况
2011年5月份，针对蔬菜进行了第2次调查。包头市蔬菜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蔬菜等三类蔬菜,共计255个蔬菜样品进行了抽样检测，合格样品为242个，不合格样品13个，合格率为94.90％。结果见表2。
本次监测结果表明，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样品合格率高于农贸市场，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蔬菜抽检的163个样品农药残留合格率达96.32%，农贸市场蔬菜抽检的92个样品农药残留合格率达92.40%。
三、数据分析与解决对策
1.数据分析:在对包头市蔬菜农药残留例行监测中，农药残留平均超标率从2008年的6.7%下降到2010年的5.1%，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三年平均超标率为5.77％,也就是说我们前三年的蔬菜农药残留总体合格率在94.23％，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2011年总体看，超标率差异不显著。但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超标率最低，而农贸市场超标率相比之下较高。
2.解决对策
解决农药残留问题，必须从根源上杜绝农药残留污染。合理使用农药，不但可以有效地控制病虫草害，而且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浪费，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农药残留超标。农药使用者必须积极学习，加强安全意识,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
四、结论
为保证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满足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必须加强农药残留监控工作。通过对包头地区农药残留的随机监测得出，随着对农药残留监督和管理力度的加强，随着人们质量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的提高，农药超标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合格率持续稳步上升。对于全面提高产品质量和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让群众能吃上放心菜，起到积极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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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市场分析篇(4)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随着在华留学生数量的逐年增长，外国留学生市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细分市场。本研究以大连三所高校的外国留学生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外国留学生的旅游行为特征，包括对中国的印象变化、对中国城市的认知度、旅游方式、旅游消费行为和旅游偏好等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同时，对留学生旅游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对留学生在华旅游的障碍进行了挖掘。基于此，本文针对留学生旅游市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为更好地开发和完善留学生旅游市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在华外国留学生；旅游行为特征；旅游障碍；实证研究；深度访谈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5.02.007
作者简介：孙佼佼（1989-），女，汉族，陕西咸阳人，东北财经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旅游体验研究；娄嘉（1989-），女，汉族，浙江温州人，东北财经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规划；谢彦君(1960-），男，辽宁岫岩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体验研究与研究方法论。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生）优奖计划基金资助课题的资助。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中国大学对其他国家的青年学生也具有越来越大吸引力。在我国2013年共有超过35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746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育教学机构中。根据教育部的《留学中国计划》介绍，我国将在2020年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一方面，外国留学生拥有充足的假期时间，另一方面文化上的差异也使中国旅游对该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华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并且充满潜力的旅游市场。然而，我国的旅游学术界和产业界还尚未对这一市场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也造成了留学生在华旅游中的一系列障碍以及该细分市场开发中的诸多问题。鉴于此，本研究以大连三所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为对象，探究留学生在华旅游的行为特征并挖掘留学生在华旅游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试图提供一个针对留学生旅游市场的兼具针对性与全面性的研究成果，揭示我国旅游产业在应对这一细分市场时所具有的不足之处，以期解决留学生在华旅游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促进该细分市场的开发和完善。
一、文献评述
留学生市场在旅游产业中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国外旅游研究者的关注，产生了一些有关其旅游需求、动机和行为的研究成果。例如，Aaron Tham和Min-En（2006）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外国留学生在游览参观、旅游产品购买，接待业以及吸引亲友来澳旅游方面的贡献[1]。Martin Forsey和Mitch Low（2014）则对在澳留学生意象中的澳大利亚形象与澳大利亚旅游市场宣传中的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实际旅行则可以打破这种意象[2]。此外，亦有若干研究对留学生与其他青年群体的旅游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Brian King和Sarah Gardiner（2013）研究了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与一般的青年旅游者，如背包客之间的区别[3]。Shi Y和Nakatani T（2010）等人则对日本大学中的中国和非中国学生的旅游行为进行了比较[4]。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对留学生的研究则比较匮乏，时间上也比较晚近。较早有发表于2008年的，由李树峰等学者对秦皇岛市外国留学生的旅游资源偏好、旅游商品偏好以及旅游满意度的研究[5]。此后，孟宪林和李树峰等人（2011）则针对更加细分的群体——秦皇岛市的俄罗斯留学生的旅游活动进行了研究，调查了其现状并提出了对策[6]。2009年，张维以上海市外国留学生为例，对来华留学生的旅游消费偏好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7]。2012年，郑笑怡对浙江省外国留学生跨文化旅游行为进行了分析，对该群体所需的旅游信息类型、对旅游景点的选择、对旅游目的地的期望以及对旅游商品的偏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8]。木娜路拉则在2014年基于文化差异对在沪留学生旅游消费行为差异进行了研究[9]。总体上看，国内关于留学生的研究在数量上并不充分，同时涉及的内容比较有限，大多是针对留学生旅游个别方面的小范围研究。此外，对于在华留学生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并未进行有效的挖掘和分析。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鉴于以往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本研究以大连的外国留学生为例，对在华留学生的旅游行为进行调查，梳理其行为特征，探究其深度观点。以此基础，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挖掘留学生在华旅游过程中所存在的障碍，揭示国内旅游产业在面对这一群体时所具有的不到位和不完善之处，进而为克服这些障碍、解决留学生旅游市场上所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对策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首先对以往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出可能存在的研究维度，同时根据第一阶段的开放式访谈以及各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增加了若干新维度，最终编制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以英文呈现的调查问卷。于2014年9月至11月中旬在东北财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与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外国留学生中进行问卷的发放。此间，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50份，其中有效问卷131份。在这131名被调查者中，共有亚洲留学生53人、欧洲留学生52人，非洲留学生17人、南美洲留学生7人以及澳洲留学生2人。第二，对收集到的数据使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第三，采用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志研究法，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挖掘出问卷中无法涵盖的深度问题。从2014年11月中旬至2014年12月底，研究者对15名外国留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时间由30分钟到90分钟不等。根据访谈形成了共计10143字的英文文本资料，由研究者对其进行文本分析。最终，本研究将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与深度访谈的文本分析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以获得一个兼具广度与深度的在华留学生旅游行为的分析结果。
三、来华前后的中国印象变化
为研究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印象的变化，本研究共划分了10类印象，分别为：传统与现代、神秘与正常、大与小、干净与脏、多元文化与单一文化、保守与开放、激情和冷漠、友善和不友善、礼貌与不礼貌、放松与紧张。在调查中，请留学生按照“来华前想象”和“来华后印象”分别对这10类印象进行打分（分值从1分至5分，1分代表左侧词语，5分代表右侧词语）。结果如下：
首先，留学生对传统与现代、神秘与正常、大与小以及多元文化和单一文化这四项的前后评分差异都超过了10%。可以看出，留学生在来华之前倾向于将中国想象为传统的与神秘的，而实际的感知中，却发现中国更具现代色彩，也并不如想象中神秘；在到达中国之前将中国想象得非常大，而到达之后这种感觉有所减小；同时在到达中国前认为中国更具单一文化色彩，而到达后发现中国具有更高的多元文化特性。
此外，被调查者在干净与脏；有礼貌和没礼貌这两项上展现出较为负面的想象，这种想象在来到中国之后得到了印证甚至加强。在后期的深度访谈中被访谈者的多次具体阐释也印证了这一统计结果。在到达中国之前，来源国关于中国的信息中存在大量的负面评价，例如“从周围的人那里知道很多负面评论，比如中国人互不关心，不欢迎外国人”（01）；“经常从朋友，亲人那里和网络上听到此类评论，人们漠不关心，自私”（14）。留学生来到中国之后，所遇到的实际情况则更是加强了这种印象，如“人与想象中的差不多，但是人们不遵守规则”（05）；“因为遭遇到欺骗，因此我不信任中国人”（02）；“人们灵魂堕落，人们只想从他人处谋取利益”（08）等。类似地，友善度的前后评分的差异也说明留学生所感知到中国人的友善程度要低于先前的想象。
同时，在保守与开放这一维度上，在来华之前留学生倾向于认为中国人偏向保守，到达中国之后这一评分虽然朝着开放的方向有所前进，但仍旧处于比较保守的一端。在后期访谈中，这一观点亦得到了具体的阐释。受访者在描述来华之前的印象时均使用了“传统的”（t r a diti onal ）或“古老的”（ol d）这类词语。而到达中国之后，虽然在中国整体印象的描述中使用了“更现代”或者“非常现代”以及“令我惊讶”这类短语，然而在对中国人的描述中却并未体现出相应的现代与开放特质。相反，大多数留学生仍旧认为中国人比较保守。“他们思想保守，要是开放一些就好了”（04），“中国学生相对保守，例如在聚会中只与熟悉的人交往”（12），“很难与他们交朋友，因为他们总是很害羞，尤其是女生，因此我的中国朋友很少，中国女生更是几乎没有”（11）。
最后在紧张程度的评分上，无论是在来华前还是来华后，留学生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人具有较高的紧张度，这种印象在来华后更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四、在华留学生的旅游行为特征
131位受访留学生在中国已生活的平均时间为1.63年，平均旅游次数为3.84次。根据调查结果，本研究从以下几个维度对留学生的在华旅游行为进行了分析。
（一）城市认知度与城市偏好
在对留学生对中国城市认知度的研究中，本研究区分了三个层级，分别为能够列举出的城市（或省和自治区）；已到访过的城市（或省和自治区）以及计划前往的城市（或省和自治区），调查结果如表1：
表1以省为单位对城市进行了归纳（例如大连、沈阳都归纳为辽宁省），根据以上能列举、曾到访和计划前往的地区的排序，可发现以下三个特征：
1.高知名度城市具有直接的号召力。首先，无论是在能列举、曾到访还是计划前往的地区排名中，上海、北京和广东省都位于绝对领先的位置。可见，在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的认知中，由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地位所带来的国际知名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留学生对中国的认知比较有限，因此目的地的选择也更容易集中在本身知名度较高的城市。此外，大多数留学生所列举的都是城市名而非省名，除了北京、上海、香港等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外，在各省的具体城市中又以广东的深圳和广州、浙江的杭州、黑龙江的哈尔滨、四川的成都、江苏的苏州和南京、云南的昆明和丽江以及陕西的西安为主。可以看出，高知名度的城市对留学生具有最为直接的号召力。
2.距离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除了上海、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程度与国际知名度较高的城市和省份外，在华留学生能够列举并已经游览过的地区中，大连所处的辽宁省以及与大连距离较近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也进入了前12位的排序（而在计划前往的地区中，吉林省已经不在前12位的排名中了）。可见，较近的地理距离为旅游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却在对目的地的向往程度的影响上并不明显。
3.独特风格目的地更有吸引力。在计划前往的目的地中，新出现了三个地区，即西藏、广西和海南。这三个地区属于近年来兴起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少数民族聚居的旅游目的地，与上海和北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具有明显的风格差异。虽然这些独具风格的目的地在已到访的地区中并未进入前12位的排序，然而在计划前往的地区中却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可见，独特的风格成为综合吸引力中重要的因素。
（二）旅游方式
在有关留学生的旅游方式偏好上，本研究重点调查了同游者选择（包括以往偏好和来年计划）、信息获取方式以及酒店预订习惯这三个方面，发现以下特征：
1. 倾向于朋友同游。如图1所示，无论是以往偏好还是未来计划，与朋友同游都是留学生最主要的选择。其次，与家人同游也占据重要地位。不同的是，在下一年在中国的旅游计划中，选择与朋友一起出游的留学生人数比以往的习惯高出了15%。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对在华留学生来说，与当地的朋友结伴是一种更为便利的选择。然而不能忽视的是选择与家人一同出游的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旧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疑，在华留学生对吸引家人来华旅游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对于此问题，AaronTham和Min-En曾以在澳大利亚的外国留学生为例，对该群体在吸引其亲友来澳大利亚旅游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1]。同时，独自出游的留学生也占据了重要比重。由于留学生的中文水平以及获取信息渠道的限制，因此要求旅游市场能够为与亲友出游和独自出游的留学生提供基本的旅游信息和保障。
2. 网络成为重要的旅游工具。网络已经成为留学生在华获取信息及旅游预订的重要工具。首先，在酒店预订习惯上，网络以70%的绝对优势成为留学生预订酒店最为主要的方式，其次有12%的留学生选择了不预定。而传统的旅行社和电话预订则分别以11%和5%居于第三、第四的位置。电话预定较少的原因大多来自语言上的障碍，而旅行社预订较少则是由于对旅行社认知的缺乏以及相关信息的获取不足，而这仍旧源于语言上的障碍。虽然以上问题能够通过网络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然而在中国旅游市场上，即便是网络，也依旧未能向外国留学生提供充分的旅游信息和预订途径，下文将会就这一问题进行更加具体阐释。
其次，从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上看，留学生旅游的重要信息源为网络和亲友（图2），其中网络是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同时，来自亲友的信息以31%的比例基本与网络持平，也展示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与来中国之前信息源的统计对照可以发现，对于留学生来说，亲友口碑无论是在留学目的地选择还是旅游目的地选择上都具有重要作用，体现出留学生对亲友展现出的更加信赖的态度。本研究发现，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尤其对于一些知名度不如北京、上海、香港这些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小城市来说，来自亲友的经历和推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深度访谈中，这一重要性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如前往广西桂林、安徽黄山等目的地的旅游计划大多源于朋友的推荐。
（三）旅游时间及消费特征
1.出游持续时间长，暑假最为重要。在出游持续时间上，留学生的平均天数为8.8天，而最常选择的时间段是暑假（37%），其次为公共假日（27%）和寒假（19%）。
2. 旅游消费未饱和。调查发现，国外留学生在中国旅游的平均消费为3779.66元人民币，而可接受的最高消费平均为5522元人民币。可以看出，留学生可接受的最高消费比实际平均消费高出1742.34元，即留学生在华旅游消费处于未饱和的状态。
（四）在华旅游景观偏好
本研究对留学生在中国旅游时的景观偏好做了调查，在调查问卷中采用了李克特五点量表，请留学生对21项具体的旅游景观和活动类型进行打分，进而对统计结果进行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如下：根据因子分析，可划分出9类景观和活动类型，即：当地生活景观、博物馆、少数民族景观、西式景观、大都市景观、文化遗产类景观、休闲类景观、野外景观以及自然景观（如图3）。
结果显示，当地生活景观、博物馆和少数民族景观均以接近20%的比例位于前列；而自然景观、野外景观以及休闲类景观则占据相对较小的份额。可以发现，位于前列的景观类型大多与文化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具有较高的参与性和体验性或是较高的学习价值。相反，不具有这些特征的景观类型则很难对留学生产生吸引力。例如文化遗产类景观虽然与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因为其具有浓厚的后期人工色彩和较低的参与性而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因此仅仅位于第六的位置。另一方面，自然和休闲类景观对留学生的吸引力较低，根据后期的访谈也可以发现，在华旅游的留学生更加注重目的地的新奇性以及学习和发现的可能性，重视对当地活动和当地文化的参与，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积极主动的旅游心态，对放松休闲型的旅游产品所具有的兴趣则相对较低。
五、在华留学生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建立英文信息及预订网站
我国国内的网站，无论是大众信息网站、专业的旅游网站还是机票、火车票以及酒店的预订网站都缺乏英文系统的支持，因此留学生由于有限的中文水平，在此过程中遇到两个方面的重要障碍。首先是在查询旅游信息时，无法在中文网站获取可理解的信息，只能前往国外的英文网站进行查询，如谷歌等。而国内在网络管理上对国外网站又进行了诸多限制，因此造成了留学生在查询信息时的巨大不便。这些问题导致留学生从有限的国外网站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既不全面，也存在片面性和滞后性，导致留学生对中国的旅游城市、目的地的状况产生认知上的不足和偏差；其次，留学生在机票、车票和酒店预订中则遇到了更大的障碍。由于国内的火车票预订、机票预订以及酒店预订的网站和提供预订服务的综合型旅游网站大多并没有英文系统，因此对于留学生来说无法实现预定目的。
鉴于此，在网络管理方面，应该为留学生（以及与留学生具有相同障碍的外国旅游者）建立能够以英文提供完整和及时旅游信息的网站，或是在现有的网站中建立英文的查询和预订系统。
（二）纠正欺骗外国游客的行为
除了语言上的障碍之外，当地人的欺骗行为也是在华留学生所遇到主要障碍之一，因此也导致了留学生对中国人的不信任态度。在深度访谈中关于“不愉快的旅游经历”一题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作为外国人在旅游景区以及旅游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欺骗行为。因为在景区受到的欺骗，许多留学生都因此产生了对整体中国人的不信任态度。这也是外国留学生在获取旅游信息时非常信任和看重自己的亲友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必须规范旅游市场，但在此规范过程中，不能够一味地“禁止”和“取缔”，而应该建立合理的机制，为当地人创造多样化且充足的收入提升方式，使景区居民不用依靠欺骗行为也能够获得满意的收入，同时使他们认识到欺骗行为对长期收益所带来负面效果远远超过获得的短期效益。
（三）针对留学生市场合理地开发消费
留学生在华旅游的可接受消费比实际消费高出1742.34元，这就说明，该群体的消费还远未达到饱和的状态。而同时，留学生对景区商家虚报价格的欺骗行为又非常反感，可见对于留学生来说，并不是不想花钱，而是不想花冤枉钱。这说明，现有市场缺乏合理的，对该群体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旅游产品或是旅游消费品。因此要开发消费，但并不是贸然地提升价格，而是开发多样化的、满足留学生需求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消费品，增加消费的途径。换言之，即并非以增加价格的方式来增加消费，而是将增加体验的深度、广度、满意度和愉悦度作为增加消费的前提。
（四）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促销
从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外留学生对中国的旅游目的地、旅行社、旅游网站以及旅游产品等所具有的认知非常有限。这一方面源于已经指出的语言上的障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旅游产业忽视了针对这一市场的有效宣传。具体来说，在我国，无论是旅游部门、目的地宣传部门，还是景区和旅行社都未能对这一细分市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因而造成了留学生获取旅游信息的不足。这也导致了我国旅游产业未能对这一市场所具有巨大潜力进行充分的开发。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对这一细分市场进行宣传促销，将有关旅游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信息充分、及时地传递到该群体之中。具体来说，可以在学校、留学生社团、留学生网站以及其他各种留学生聚集的地方与活动中进行相关宣传，以满足留学生对旅游信息的需求，从而实现对这一市场的充分开发。
（五）借助留学生吸引海外旅游者
在华留学生作为一个持续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群体，对其来源国的亲属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能够将关于中国的实际体验和真实信息反馈到来源国，这对中国形象和中国的旅游吸引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华留学生也是直接吸引其亲人和朋友来中国探访和旅游的重要因素，具有强大的拉力作用。因此，应该将留学生一方面看成中国旅游的宣传者，一方面看成来华旅游重要的拉动力量，重视该群体的感知和体验，针对留学生及其亲友市场进行产品开发，例如在假期推出适合留学生与国外家人一同参与的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并且有针对性地在留学生中进行有效地宣传等。
六、结束语
在华留学生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旅游细分市场，并且这一重要性将会随着国际交流的繁荣而日益增加。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都尚未给予这一市场足够的关注，由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亟待学界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大连市的外国留学生的调查和对该群体的旅游行为特征、偏好以及障碍进行的横向研究和纵向挖掘，提供了一个关于留学生旅游市场的总体结构和深度内容的研究成果。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期望能够为这一旅游细分市场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解决留学生在华旅游中所存在的问题，弥补我国旅游产业在开发和完善这一市场时所存在的不足，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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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市场分析篇(5)
关键词：预测；策略型顾客； 报童模型； 时变参数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0-0131-04
Retailer Optimal Policies with Strategic Consumers and Time-varying Wholesale Price
WANG Xuan-tao， LI 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ptimal ordering time and the optimal ordering quantity of retailers. Previous researchers always assumed that customers in the market are myopic， when studying the ordering strategy of retailers. This assumption is not actual. Infac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trategy customers in the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existing games between retailers and customers.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equilibrium， discusses the optimal decision of pricing strategy and ordering quantity in the market of strategy customers and finds the reservation price of strategy customers as well as the optimal quantity which retailers order. Then it analyzes the ratailers'optimal decision about ordering time in the equilibrium. Finally several simple examples and solution method are included.
Key words： forecasting； strategy customers； newsboy model； time-based parameters
一、引言
一些季节性商品，如服装业一般都会具有一个特点， 即零售商下订单和供应商交货之间的时间比较长， 这段时间称之为提前期。例如零售商Jaymar Ruby Slacks的提前期是5个月，Oxford Shirts的提前期是7个月。过长的提前期使得零售难以对市场需求量做出有效的预测，因此零售商大都希望晚点订货，尽可能缩短订货提前期，进而可以对市场的需求量做到准确的预测。而供货商则不然，他们希望零售商可以尽可能地提前订货，这样他们能够更好地安排生产计划，进而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
可见缩短提前期可以提高零售商对市场的预测精度，带来科学合理的订购量，使零售商更为准确地把握市场，从而降低自己的风险。因此，在目前的市场上，提前期存在着不断压缩的趋势。Hall[1]和Schonberger[2]发现日本企业在运用JIT技术过程中都努力缩短提前期，并且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使用JIT技术所得到的收益大小密切相关；Liao和Shyu[3]首先将可变提前期的概念具体化地呈现在连续性检查库存系统中，并且建立了以提前期为唯一决策变量的库存优化模型；Chen和Chuang[4]推广了传统的报童模型，给出了需求预测与提前期之间的线性关系，越是接近销售时点，零售商对市场的预测精度会越高；国内的学者李明琨[5]、蔡清波[6]、宋华明[7]分别在顾客需求服从均匀分布和正态分布的情况下，研究了关于订货提前期的零售商的最优决策，给出了零售商的最优订货时点和最优订货量，并与传统的报童模型进行比较，发现考虑时间因素会给零售商带来更大的利润；宋华明[8]研究发现随着订货提前期的压缩，给供货商带来了损失，他采取了一种线性转移支付的策略来实现供应链上供货商和零售商的协调；宋华明、杨慧等[9]最近提出在订货提前期内使用贝叶斯更新技术对需求进行预测，帮助零售商解决什么时间订货以及定多少货的问题。
以上关于订货提前期的多数研究没有注意到不同顾客的消费行为，较少考虑到消费者的策略性消费行为对相关方的影响。
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对已有的成果进行拓展是目前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关于顾客策略性的研究最早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Coase[10]提出如果顾客理智地等待商品降价，即使在垄断条件下，厂商也可能被迫以边际成本出售商品。之后Stockey[11][12]和Bulow[13]验证了这一观点； Moorthy[14]分析了厂商同策略型顾客的两阶段博弈，发现厂商的产品价格会随时间降低，而且比面向短视型顾客的定价要低； Su[15]认为策略型的顾客来到市场上是不会立即购买商品，他们会比较厂商实行不同价格阶段时所能获得的剩余，从而决定自己的购买时机； 刘晓峰、黄沛[16]研究了策略型顾客存在下的最优订购决策，并把模型扩展到消费者异质的情形； 杨慧、周晶、宋华明[17]研究了策略型消费者和短视型消费者的不同特征，并进行数值试验表明，产品降价幅度、两类消费者总的期望购买数量和企业总的期望利润会随着策略型消费者所占比例的增大而减小。这些文章在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时候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对零售商利润的影响。
本文首先考虑了策略型顾客的购买行为对零售商定价及订货量决策所造成的影响，相应地给出了零售商对市场的预测精度；然后研究了在供货商所提供的订货时间区间内，零售商的最优订货时间点。此外，本文充分考虑了策略型顾客的购买行为对零售商决策所造成的影响，为零售商的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二、符号说明与基本假设
1.符号说明
[0，T]：供货商提供的可行订货时间区间，0为最早订货时刻，T为最迟订货时刻；
t：订货时刻决策变量，0tT；
Qt：零售商在时刻t的订货量；
（t，Q）：t时刻订货量为Q的零售商的利润；
X：零售商面临的随机需求；
υ：消费者的保留价值；
r：策略型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即策略型消费者会放弃等待直接购买的产品最高价格；
ξprob：顾客期望未来以低价格获得产品的概率；
Wt： t时刻订货对应的产品批发价；
δ：供货商提供的单位产品单位时间的折扣价；
W0：0时刻对应的批发价；
S：剩余产品的打折价，满足S
p：商品销售时的价格。
2.基本假设
①市场上的顾客都是策略型的，并且每个顾客最多购买一个产品。
②策略型消费者是同质的，他们拥有相同的保留价值υ，并且拥有相同的保留价格r，即当产品价格不高于r时，策略型顾客会放弃等待，直接购买。
③市场上的顾客可以看到零售商的产品定价，但是无法观测到零售商的订货量。
三、模型描述
市场上存在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分散型供应链，供货商把产品批发给零售商销售，两者是彼此独立的经济体，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出相应的决策。我们只考虑单一周期， 零售商只有一次订货机会的情况。 零售商下订单和供应商交货之间的时间比较长，供应商为零售商设定一个订货时间区间[0，T]，为鼓励提前订货，供货商设定一个线性批发价wt=w0+δt，在越早的订货时刻给予较低的订货价格。
零售商在订货区间内对市场的需求分布有一个预测，在固定的t时点预测市场的需求服从X～N（μ，σ），其中μ为常数，σ=T-tTσ0（σ0为0时刻对应的标准差），σ也可以看作t时刻零售商对市场的预测精度。F（x，t）与f（x，t）分别为固定t时刻零售商预测市场需求的分布函数与密度函数。 另外记φ（y）与φ（y）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与密度函数。零售商在订货区间内选择一个时刻t订货，然后在市场上以价格p进行销售。销售期结束后，未售出的产品被打折销售，打折价为s，其中s是固定的，并且满足s
1.零售商产品定价问题
由于零售商在订货时需要决策产品价格p，因此首先需要分析产品的定价。传统短视型消费者市场上产品定价比较简单，因为只要产品的价格不超过他们的保留价值υ，短视型顾客就会购买，因此零售商可以把产品的售价定为υ，这样就可以占有顾客的全部保留价值从而获得最大利润。
而在策略型顾客市场上，顾客会对零售商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积极地响应并有策略地应对，从而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购买策略。在本文中是指顾客会基于市场上产品的价格、需求、零售商的库存等因素， 在比较零售商不同阶段所实行的销售策略所能获得的期望剩余后才会决定自己的最佳购买时机。 因此， 尽管策略型消费者认为产品的价值为υ， 如果他们认为厂商将会实行更低的价格，那么他们将等待降价， 而不会马上购买。由于顾客的等待行为会给零售商带来不小的损失，因此，针对顾客的等待行为，零售商应该在销售期采取合适的产品定价，而不是简单把产品价格定为υ。
首先由于策略型顾客是同质的，拥有相同的保留价值υ，同时观察市场会形成相同的保留价格r，即在销售期购买的最高价格。如果产品在销售期的价格高于r，顾客会等待打折而不会直接购买。 可见零售商与策略型顾客之间存在着博弈，零售商期望获得最大利润，而策略型顾客则希望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这里采用理性预期均衡来描述两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所谓理性预期均衡是指策略型顾客会对自己在处理期获得产品的可能性有一个理性预期， 并且零售商对顾客的购买行为也有一个理性预期，而这两种预期在均衡下与市场上的真实情况是相符的。采用理性预期均衡描述两者之间博弈行为的好处是：顾客和零售商可以根据自己对对方的判断独立做出决策，不必理会对方的实际情况。
首先来分析策略型顾客的购买行为，顾客来到市场上会发现如果在销售期购买，他们所获得消费剩余为υ-p，如果在处理期购买他们所获得的消费剩余为υ-s。由于顾客无法观察到零售商的订购量，因此他们会对将来以低价得到商品的可能性有一个理性的预期，假设顾客预计自己等待可以获得商品的概率为ξprob。因此只有当产品在销售期的价格p满足υ-p（υ-s）ξprob时，即在销售期可以获得比处理期更高的消费剩余时，顾客不会等待产品打折而直接购买。因此策略型顾客形成了自己的保留价格r=υ-（υ-s）ξprob， 即只要产品的价格不超过r，他们就会直接购买。
可见为阻止策略型顾客的等待，零售商的产品定价应为顾客的保留价格，这样策略型顾客就不会等待产品打折。但是零售商在进行决策时，是无法知道策略型顾客的保留价格的。为了做出最优决策，零售商会对顾客的保留价格有一个理性的预期，通过令产品价格满足p=，然后做出自己的订货决策。给定产品的批发价为wt， 即假定产品的订货时间t是固定的，这时零售商的期望利润为：
（t，Q）=pEmin（X，Q）-wtQ+S（Q-Emin（X，Q））（1）
式（1）第一项为零售商在销售期所获得的利润，第二项为零售商订货所花费的费用，第三项为零售商的剩余产品打折所获得的利润。
式（1）化简可得：（t，Q）=（p-s）Emin（X，Q）-（wt-s）Q， 应用经典的报童模型可得最优订货量满足：
F（Qt）=wt-sp-s，其中p=（2）
Qt记为零售商在t时刻的订货量，可见通过给出，零售商可以决策产品的最优订购量以及产品价格。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给定决策者对对方决策的理性预期，决策者很容易做出自己的最优决策，两者之间的博弈可以分解成两个独立的决策问题。决策的双方彼此不需要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很容易做出自己的决策。 为实现两者之间的博弈均衡，两者对对方行为的理性预期必须与市场上的真实情况保持一致。 首先零售商对顾客保留价格的预期应该与真实情况相符，即r=；而策略型顾客通过等待获得产品的概率是什么，下面做出具体的分析：当零售商把产品的价格定为策略型顾客的保留价格时，所有顾客都会购买，这时如果一个顾客选择等待，那么仅当XQ时，他才可能获得产品，由于顾客是同质的，因此，选择等待的顾客获得产品的概率为F（Qt）。当顾客选择等待时，有F（Qt）的概率是得不到该产品的，因此选择等待的消费者获得的消费剩余为（υ-s）F（Qt）。可见策略型顾客对自己等待可以获得产品的理性预期应该满足：ξprob=F（Qt）。通过以上分析，给出理性预期均衡的定义。
定义1：当顾客对未来获得产品的预期ξprob与零售商对顾客的保留价格的估计这两个参数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我们说（ξprob，）满足零售商与顾客之间理性预期均衡。
（a） r=υ-（υ-s）ξprob ；
（b） F（Qt）=wt-sp-s，其中p=；
（c） ξprob=F（Qt），r=。
（a）式给定顾客对未来获得产品的理性预期，策略型顾客形成了自己的保留价格；（b）式给定零售商对顾客的保留价格预期，零售商给出了产品的定价，并做出了订货量的最优选择；（c）式表明为实现两者的博弈均衡，零售商与顾客的理性预期必须与市场上的真实情况保持一致。（c）式代入（a）（b）两式可得r=υ-（υ-s）F（Qt），F（Qt）=wt-sp-s。合并两式可得零售商的最优定价满足：p=r=（wt-s）（υ-s）+s，最优订货量满足：F（Qt）=wt-sυ-s。
以上分析可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1：给定订货时间t，当零售商的产品定价为p=r=（wt-s）（υ-s）+s，订货量为F（Qt）=wt-sυ-s时，零售商与策略型顾客之间存在理性预期均衡。
下面与短视型顾客市场进行比较， 当市场上顾客是短视型时，只要产品售价不超过顾客的保留价值υ，他们就会购买。此时零售商的最优定价为p=υ，这样最优订货量满足F（Qt）=wt-sυ-s。与策略型顾客市场进行比较，由于wtr=（wt-s）（υ-s）+s， 即策略型顾客对产品价格的心理预期要明显比自己的保留价值低，因此当面对策略型顾客时，零售商应该压低产品售价，这样可以减少顾客的等待行为，使产品尽早卖出去，避免过多的产品打折销售。另外由于wt-sυ-swt-sυ-s，由于F是减函数，显然在策略型顾客市场上，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与传统的订货量相比要小一些。可见当顾客是策略型时，零售商可以压低订货量， 提高产品的稀缺性，进而减少顾客的等待行为。
2.零售商最优订货时刻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给定订货时刻t，零售商可以基于策略型顾客市场决策出产品的最优价格，并且相应地给出最优订货量满足F（Qt）=wt-sυ-s。因为需求X～N（μ，σ），令X-μσ～N（0，1），可把需求分布转化为标准正态分布，即最优订货量所满足的分布函数可以化为标准正态分布：
F（Qt）=φQt-μσ=1-wt-sυ-s（3）
为方便计算，不妨引入新的变量z，令Qt-μσ=z，可得：F（Qt）=φ（z）=1-wt-sυ-s 。
由上式可以看出，订货时间t可以用z表示， 即：
t=（1-φ（z））2（υ-s）+s-w0δ（4）
此时对应零售商对市场的预测精度σ也可用z表示为：
σ=T-tTσ0=σ0δTδT-1-φ（z）2（υ-s）+s-w0（5）
以上分析可以得到z的具体表达式，即z=φ-11-wt-sυ-s 。由表达式可以看出z与t是一一对应的，并且是z关于t的减函数，令Z1=φ-11-w0-sυ-s ， Z2=φ-11-wT-sυ-s， 可见参数z的取值范围为[z2，z1]。
根据以上分析，将固定t时刻的最优订购量Qt和最优价格p代入式（1），零售商的利润函数可以化简为关于z的一元函数，即利润满足：
（z）=[1-φ（z）]（υ-s）[μφ（z）-μ-σφ（z）-zσ]， z[z2，z1]。（6）
由式（6）可以看出，利润函数（z）在区间[z2，z1]上是连续的，因此在订货区间上一定存在最大利润。
现将利润（z）关于z求一阶偏导，可得：
z=（-φ（z））（υ-s）[μφ（z）-μ-σ（φ（z）+z）]+[1-Φ（z）]（υ-s）[μφ（z）-2σ0δT（1-φ（z））（υ-s）（φ2（z）+zφ（z））+σ（zφ（z）-1）]（7）
令一阶偏导为0，即z|z=z=0，可得：
φ（z）[μΦ（z）-μ-σ（φ（z）+z）]=
[1-φ（z）]μφ（z）-2σ0δT（υ-s）（1-φ（z））（φ2（z）+zφ（z））+σ（zφ（z）-1）（8）
其中σ=σ0δTδT-（1-φ（z））2（υ-s）+s-w0。
对利润函数式（4）关于z求二阶偏导，并将z=z带入，利用式（4）可得：
2z2|z=z=-2μφ2（z）（υ-s）+2σ0δTφ（z）（υ-s）2（1-φ（z））×[4zφ（z）-zΦ（z）φ（z）+3φ2（z）-1+Φ（z）]-σ（υ-s）[z-zΦ（z）+2zφ2（z）-3φ（z）+φ（z）Φ（z）]（9）
令2z2|z=z
2μφ2（z）-2σ0δTφ（z）（υ-s）（1-φ（z）[4zφ（z）-zΦ（z）φ（z）+3φ2（z）-1+Φ（z）]
+σ[z-zΦ（z）+2zφ2（z）-3φ（z）+φ（z）Φ（z）]>0（10）
当存在z满足上面（8）、（10）两式时，（z）在z取得最大值，由z的表达式可以得到利润最大化时对应的时间t，即t=（1-Φ（z））（υ-s）+s-w0δ，此时对应的最优订货量满足Qt=zσ+μ，相应的零售商对市场预测精度为：
σ=σ0δTδT-[（1-Φ（z））2（υ-s）+s-w0]。
当不存在z时，由以上分析可见（z）在（z2，z1）上不存在最大值点，最大值点只能在区间[z2，z1]端点处取得。由于z与t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在区间（0，T）内不存在最优订货时刻，最优订货时点只能在0和T这两处取得。此时零售商只需要比较0时刻与T时刻这两个时间点订货所获得的利润，便可决定最优订货时间点。以上分析可得如下定理：
定理1：当顾客是策略型时，在给定的订货时间区间内，一定存在最优的订货时刻t[0，T]，零售商在t时刻订货所得利润最大。 当存在z满足（8）、（10）两式时，t在区间内取得；当不存在z满足（8）、（10）两式时，t在区间端点处取得，即t=argmaxt=0，T{（0），（T）}。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策略型顾客市场上，如果在订货提前期内供货商给出订货时间区间，零售商可以通过对市场的预测得到相应最优订货时刻。在目前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时间对于零售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在合适的时间提前订货无疑有利于零售商合理地提前安排销售，节约成本，创造利润。
假设市场上的顾客是策略型的，这与现实的情况更加相符，零售商应该加强对市场上策略型顾客的了解，以便计算出相应的顾客心理预期价格。这样在对产品定价时，产品的价格才不至于偏离顾客的保留价格，精于算计的顾客也就不会等待，零售商也不需要将过量的产品打折销售。由此可见市场调查十分重要，零售商在决策之前应该事先做好市场调查。
3.数据分析
以上主要通过理论分析的方法，对分散型供应链模型中的决策变量以及相关参数进行分析。在本节中，本文将通过数值模拟，来分析决策变量和目标函数与相关参数之间的关系。假设上文中的参数满足如下数据：w0=30，ν=70，τ=60，μ=100，σ0=60，δ=0.14，s=15。利用mathematica数学软件，可以计算得出满足式（8）的z*=-0.1605，把t*代入式（10）计算可得456.782>0，可见存在t*∈（0，60），零售商在t*时订货最优，把z*代入式（4）计算可得最优订货时间为t*=17.7176，并且对市场的预测精度为σ*=42，并且最优订货量满足：Q*t′=93。显然Qt*
下面固定w0，ν，T，δ，s这几个量，通过改变μ与σ0这两个量来改变零售商对市场的预测，得到几种不同情况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购时间与最优订购量，以及对市场需求的预测精度。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对市场不同的预测情况下，零售商的最优定货时间与最优订货量是不一致的。但可以看出的是最优订货量均小于期望值，显然是由于市场上策略性顾客的等待导致零售商不得不压低订货量，以造成产品的稀缺性，来刺激顾客提前购买。另外从表中可以看出σ*
四、结论
传统的订货提前期研究都是基于顾客是短视型的假设，没有考虑顾客的策略行为，随着零售行业动态定价的广泛应用，顾客逐渐被训练成策略型的，即顾客可能会决定在产品打折时购买，因此零售商在决策订货时间点时需要充分考虑顾客的策略性。本文首先分析了零售商与策略型顾客之间的博弈行为，通过运用理性预期均衡，得到了策略型顾客的保留价格，通过把产品的价格定为顾客的保留价格，得到了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接着研究了在订货时间区间内零售商的最优订货时间点。通过把产品价格与订货量带入到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中，求出了利润最大化时零售商的最优订货时间点以及对市场的预测精度。
本文最大的创新在于把订货提前期与市场上的顾客行为结合起来，通过引入顾客的策略，进一步提高了零售商对市场的预测精度，不仅得到了零售商的最优订货时间点，而且得到了最优订货量，同时直接给出了零售商的产品售价。另外，本文主要围绕离散型供应链的单一节点零售商来展开研究的，而在模型中供应链的另一节点供货商的情况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协调并没有考虑，这些是将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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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市场分析篇(6)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40）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留学政策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留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分析其中原因可看出中国：出国留学的高速发展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全球化、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教育资源供求矛盾、教育的市场化改革等。笔者试图对这些原因进行较深入的剖析期望能对留学教育市场的良性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 ：出国留学教育；原因分析；中国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3-0234-01
据统计，我国从1978年到2013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150万左右，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是前所未有的。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50.6万人。
一、国家政策支持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促进了出国留学教育的快速发展。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听取国家教育部汇报清华大学工作时表示，赞成留学生的量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上万的派，不要只派十个八个。
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出国留学教育工作方针。后来又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彻底解除了大部分中国青年人不能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限制。到2000年月国家人事部制定的《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了新时期出国留学教育的政策。
二、国民收入的大幅提高扩大了留学市场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币迅速升值，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出国门槛降低，签证比以往更容易，更多优惠政策鼓励留学 。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中国部分公民有能力为其子女筹集留学费用。中国的出国留学分为：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出国留学三个部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出国留学规模持续扩大。1872～1978年百余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3万。1978～2000年22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约为34万人。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日益增多，许多人都把出国留学当作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必要过程，中国留学人员数量急剧上升。有数据显示，200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突破百万大关；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33.97万人，达到历史上最大规模。
三、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导致家长转向国外教育投资
我国近些年加快了基础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的投入，使其有了快速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教育投入仍然不足，国内大学和高中学校的数量仍然太少，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不均等，优质教育资源奇缺，应试教育盛行，升学竞争仍然激烈等等。
中国当前的普通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整体规模均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民个人的需求，国内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不但刺激着出国留学市场的发展，并且使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呈现低龄化趋势。
四、良好的就业形势也是促使其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多数专家都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经济危机将会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得到控制和缓解，甚至认为美国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美元的贬值会直接导致美国产品价格变低，使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大为增强，有利于刺激出口，从而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中国留学教育经过百多年的发展期间经历了很多起伏、波折，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富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下，有着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无论我们的国家还是个人都对留学教育产生了极大的需求。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教育交流的迅速发展，国家政策支持，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供需矛盾的突出，教育产业引进市场机制，促进教育的国际化以及出国留学教育的边际效应影响等多个方面的推动下，中国留学教育的高速发展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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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市场分析篇(7)
论文摘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农村家庭决策的必然结果。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必然的。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有四个选择，一是夫妻双方外出打工;二是男性外出女性留守;三是女性外出男性留守;四是夫妻双方在家务农。在现行的四个选择中，男性外出打工妇女留守成为了一个首要选择。这个选择是农村家庭理性决策的结果。本文试图从成本收益以及风险的角度下来分析农民的决策原因，并针对这种出现这种原因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阵制度等提出了建议。
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家庭策略分析
家庭策略是近些年来家庭史和社会学研究提出的概念。家庭策略可界定为家庭面对社会变迁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被解释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机，如何时让孩子离家谋生，何时更换住所，何时控制家庭规模，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本文所研究的家庭策略是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决策，更准确地说是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是否外出的家庭决策。由于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作为家庭决策的主要角色，他们的行为就是从家庭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进行决策。这种选择包括对家庭的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的考虑、提高家庭经济收益的方式及行为的选择。农村妇女在家庭决策一般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在接受家庭决策者的决策时，考虑的也是家庭总体的收益。当然她们考虑的更多的是非经济收益。这种非经济上的收益对农村家庭提供了一种风险上的最小化及成本上的最小化。在农村留守妇女是否自愿留守时，我们所调查的113位留守妇女时，回答自愿的有76位，占被调查人数的68.75%。留守的原因中，占前三位的分别是“田地没人管”、“孩子没人照顾”和“照顾老人”。虽然我们没法区分农村留守妇女自愿留守是在家庭决策中主动自愿还是为了家庭而自愿的，但至少知道农村妇女的留守是为了家庭整体收益的最优化。我们再来分析留守的原因，可以发现留守的原因主要是非经济原因。第一位的是田地没人管。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土地不仅是经济功能，更重要的是保障功能。在问及农村留守妇女最担心丈夫的是什么，在我们调查的113位农村留守妇女时，有68名选择了“担心丈夫在外面挣不到钱”。所以，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收人不确定的条件下，留守在家的农村留守妇女和耕种土地的收给家庭提供了最后的保障。占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留守原因分别是照顾孩子和照顾老人，说明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留守选择是为了家庭整体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是非经济收益，孩子是家庭未来的最大收益，农村仍有“养儿防老”的说法，对孩子的投资是对家庭的主要投资，而这种投资也是以家庭收益最大化为决策基础的。所以很多农村妇女从家庭整体考虑选择了留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及女性劳动力的留守是家庭策略，是从家庭整体的角度进行考虑而作出的决策。外出是为了家庭的发展，留守是为了家庭的未来。无论处于留守的妇女在家庭决策中居于主动还是被动地位，这种半流动状态是农村家庭作出的理性选择。
二、成本收益分析
1.基本概念及假定
基本假设:农村劳动力是以家庭总体收益最大化来做出选择的，影响决策的基本因素是家庭的整体收益，这种收益包括经济及非经济收益(情感、孩子的教育、家庭的未来等)。ELLIS在《农民经济学》中认为:“农民是主要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从事生产并以此为经济来源的居民户，其特点是部分参与不成熟的投人要素和产出市场”。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对自然条件依赖较高等特殊原因，农业生产的风险较高。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险市场不发达，风险只能完全由农民自己来承担，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就会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时，就会为自己预留后路，不敢冒险。在农民的理中，“规避风险就成为重要原则了”。
农民选择的制度框架: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经济效益低、全家外出的高额成本支出。
由于本文分析的是农村家庭作出一个决策整体而出现，他们所需要作出的决策就是对作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主体的已婚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为了家庭他们需要在留守和外出之间作出的选择。因此，他们的选择将有以下四种:
2.四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收益分析
夫妻双方外出打工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托达罗模型下，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城市的边际生产力，农村的迁移者为获取净收人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的迁移决策与行为，虽然是趋利性的但绝非是投机性的，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的行为。他们在迁移中不仅要考虑迁移成本，还要考虑生活费用;农村低的边际生产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之一。
本文所研究的是农村家庭中，已婚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在进城与务农中的两种选择。由于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在迁移中的成本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把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迁移成本视为相等。包括(1)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c，包括由迁移引起的家庭用品重置成本。(2)农民工的风险成本r，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3)农民工进成的心理成本m，远离家人、文化差异、生活不适应等心理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列人心理成本的如探望家属及亲朋的交通费用、和亲人联系的电话费用等。(4)限制农民工进城的制度成本f，由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带来的流动成本如办理各种证件、子女上学的暂助费等。
以下对上述各种情况进行分别论说:
(1)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c。这部分的生活成本一般只与农民工所选择的城市有关而与男性劳动力或女性劳动力迁移无关，二者生活成本的差异不大。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生活成本c可视为城市规定的个人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利于农民作出决策。农村男性劳动力或女性劳动力单个迁移的成本为c，如果夫妻双双外出打工而不是带着子女，生活成本则可视为视为二者简单相加2c。如果夫妻双方外出打工而带来家庭的整体迁移，"2000年五普时，在所有迁移人口中，迁人到户主与配偶均为迁移人口的迁移家庭户(即纯外户)的比例则高达47.18 %。这说明纯外户已成为迁移人口分布中最为主要的选择”“每100个纯外户中有 61.49%的家庭户会带着子女”。生活成本则是家庭的生活成本
(2)农民工的风险成本:，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在这里我们假设农村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在城市所获得收人不同，表示农村男性劳动力在城市的预期收人，表示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城市的预期收人，表示劳动力在农村所获得的预期收人，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视为相同。而且。所以，农村男性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的风险成本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的风险成本为为农村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
(3)农民工的心理成本m。心理成本就是指不考虑任何情况，只考虑让农民工离开所在地的成本。由于心理成本不易衡量，本文认为，心理成本就是农民工离开所在地，维系家庭亲情关系、保证农民工正常心理上对亲情等需求所需的费用。农民工进人城市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所以列人这部分成本的是探亲的交通费用和亲人联系的电话费用。对于不同性别的劳动力，二者相差不大，视为对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的心理成本都是相同的。虽然事实上对于远离家人、文化差异、生活不适应等问题.女性劳动力的心理成本一般要大于男性劳动力，但我们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二者可以量化的相差不大，所以视为相等。
(4)农民工进城的现行制度框架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严格的户籍制度、各地名目繁多的限制措施。由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带来的流动成本如办理各种证件、子女上学的暂助费等。这些迁移成本只与农民工的流入地有关而与迁移的男性或女性劳动力无关。因此，可将二者的迁移成本视为相同为f。在农村劳动力做出单个迁移决策的成本为就是办理各种证件所需的费用f,但如果迁移是家庭式的整体迁移，则迁移成本则要加上高昂的子女人学费fs等。
我们将对农村劳动力在不同选择下的收益，作进一步的分析:
(1)夫妻双方在家务农的净收益。在对双方均选择在家务农收益分析前，需先分析农村劳动力务农的净收益。农村劳动力在家务农不需要上述分析的生活成本、风险成本、心理成本及流动成本等，只是有花费在化肥、农药、种子及整理土地所需的费用，视为Co。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收益则为在农业上劳碌一年获得的平均收人Ro。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务农的净收益为。农村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在务农的平均收人相差不大，视为二者相同，
(2)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收益。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益等于城市的预期收人乘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多是以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农村劳动力一般在有工作可做的时候才会出去，盲目外出的比率较小，因此可以认为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收益为
(3)女性外出男性留守的收益。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而男性留守的比例较小，但女性劳动力外出的收益为。而家庭的总体收益为
(4)夫妻双方外出打工，可以视为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预期收益与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收益的简单相加，为
本文对农村家庭在四种不同家庭策略下的成本收益分别进行了分析，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其用下图来分析。
农村劳动力对劳动时间的分配有两种选择，务工和务农。横轴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从左至右表示务农时间越来越多，到达右边的纵轴时表示农村劳动力完全务农;从右至左表示务工时间越来越多，至左边的纵轴时表示完全务工。纵轴表示农村劳动力在不同劳动时间分配所带来的收益，我们将分别比较不同劳动时间下的收益与净收益，以分析影响农村家庭决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村家庭在四种不同的选择下，侮种决策所带来的收益，A点表示在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完全务工即农村家庭均务工的情况下，所带来的收益。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平均分配，代表的是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时问在务工和务农之问平均分配，代表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男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完全务农，。在此前我们已做出假定: ，因此我们得到如图a所示的折线，。在不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四种策略的收益由大到小依次是完全务工、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女性外出打工男性留守、完全务农。
图b表示，在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在四种不同的选择下，每种决策所带来的净收益。A点表示在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完全务工即农村家庭均务工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净收益。，在这里农村劳动力在完全务工的情况下仍有不同的情况，如家庭迁移、和夫妻务工孩子、老人留守及夫妻务工老人留守，在这里本文计算净收益是对家庭迁移的形式来计算净收益。因为家庭迁移是农村劳动力家庭策略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手段。B，点表示农村劳访力的时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平均分配，代表的是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 ,是农村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妇女留守在家给家庭带来折净收益。C’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平均分配，代表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男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完全务农，对于夫妻完全务农我们所计算的是净收益，。困此我们得到如图b所示的折线.。在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四种策略的净收益由大到小依次是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女性外出打工男性留守、完全务工、完全务农。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农村妇女留守在家的情况，农村留守妇女的出现是现实下农村家庭策略的理性决策。
三、农村劳动力家庭策略理性选择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根据上面分析，为了增加农民收人，实现农民自身效益最大化，加快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从以下儿个方面改革。
(一)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户籍制度，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
户挤制度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如何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趋势就是居民身份的平等化，打破城乡壁垒，弱化甚至消除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种种特权。现在阻碍农民向城镇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摄硬的户籍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产生的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因此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势在必行。
(二)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统一、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转人乡镇企业，还是数千万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民白主择业，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化的就业方式。今后，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允许农民自主择业，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开拓就业门路，实现农民自身效用最大化。建立和完善劳动法规和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障。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规章和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