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1)

一、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制度选择

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把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入现代工业社会，并进入今天的信息化社会。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资本统治，一方面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则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挑战，即社会分层和社会分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政治之中，才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制度方案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前者是工业革命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制度革命，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表大众权利的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和优势。

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作为启蒙运动和技术革命“解放”的政治，其内在解放的张力不断地放大，即资本权力会无限制地攫取利益，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劳动收益，这样必然会加剧资本权力与大众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其社会矛盾也是内在的结构性的，难以消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过去200年内，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性关系之中，甚至紧张到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权力的必然逻辑，即当一个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化之后，必然追求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即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当裸的硬权力即资本权力所构成的世界体系被解构之后，资本权力便改变着方式，试图以意识形态权力的方式改变全世界。这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资本权力从支配国内政治到试图主宰全世界的进程，而对世界的支配权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或者说减轻了国内危机，但结构性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演变，就能理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反向运动”，既是对国内资本权力泛滥的一种解放，也是对世界性资本权力的一种反抗，是世界体系的“”对“中心”的抗争。这就是二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基本背景，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反向运动”所解决的都是规范性的大众权力问题，如何找到大众实施其权力的程序依然是探索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经济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政治解决了真正意义的“人民”即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却遭遇了难以回避的矛盾即“短缺经济”和如何实现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矛盾，甚至会出现治理危机。

但是，应该看到，就历史逻辑和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来自资本权力导致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自不发达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制度程序。无论如何，所有的问题乃至危机都是政治性的，即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有关。但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造就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命运。

二、1970年代：世界政治的危机时代

一般认为，中国和苏联在1980年代的改革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自身的危机所致。事实如此。但是，还有一种事实，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当时欧美国家也面临危机。可以说，1970年代，东西方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危机。

1.中国1970年代的危机及其性质。1970年代的危机来自于1966年开始的“”，即我们常说的十年“”。“”后期我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当时经济领域的这一危机来自政治危机（十年的动乱）。因此，中国的危机是一种政治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信仰危机”。中国当时的危机已无须多言，我们都接受了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的说法，即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所酿成的“球籍资格”问题。

2.苏联的危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到1970年代中期，苏联这架庞大的机器突然运转不灵了，出现了经济停滞。工业产值在70年代初是每年增长7%―8%，到1977年下降为5.7%，到1982年下降为2.8%。经济停滞导致经济短缺，形成由于物资匮乏而出现的购物排队景观，甚至出现“排队文化”。与此相适应，形成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约100万人，他们享受着短缺经济时代的各种特贡品、专贡品。与经济停滞相伴的是思想文化的停滞，创造性和思想性研究基本缺位。更致命的是，40%的科学家、工程师花在科学研究上的时间不足工作时间的一半。全社会都陷入失望和懈怠之中，以致形成了这样的停滞社会：许多人精神颓废、悲观厌世，丧失了生活动力;许多人感到失望，不想工作，不少人整日借酒消愁，酒鬼多达200万人，36%的年轻人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参见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页）屋漏偏逢连阴雨，以保守著称的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的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在任时间不长就病逝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苏联当时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政治集权而缺少活力导致的政治性危机。

3.美国的危机。从1960年代中期，不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开始步入危机社会。典型事件有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的恐怖组织如“红色旅”。在美国，越战加上黑人的民权运动，使得美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凡是有黑人居住的城镇，都有社会骚乱。在白宫附近，经常有数十万人驻扎反对越战。越战之后，在以平等主义为导向的民粹政治之下，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分裂加剧。1974年的石油危机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出现滞胀。在这些危机之下，出现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1958年76.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为所有人谋利，1972年之后降至37.7%;而认为政府是为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服务的看法，1958年是17.6%，1972年则达到53.3%;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比例在1966年是41%，1973年则为19%，下降22%。面对这些数据和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挑战，亨廷顿认为美国出现了“民主的统治能力”危机，“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一个问题”，他呼吁“节制民主”。（参见[美]亨廷顿：《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5、101页）不但亨廷顿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如是说，就连达尔这样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在1970年代也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认为多元主义民主事实上的结果是社会的更加不平等，而多元主义组织活动的加剧最终导致的是对公民意识的扭曲，对政治不平等的固化，对公共政策议程的扭曲，以及事实上的寡头控制。针对西方当时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70年代初出版了其著名的《合法性危机》，认为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行政和文化领域。欧洲和美国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是常态，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由政治方面的因素或政治危机造成的。就这一时期的三国危机而言，很显然，危机直接来自政治领域，都是由政治危机导致的。但是，比较而言，苏联的危机则更是有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源，甚至可以说经济危机的权重大于政治危机，而在中国和美国，政治危机的权重大于经济危机。面对政治危机，各个国家都是怎么应对的呢？

三、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

危机都是综合症，即表现在多方面。但就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而言，中、美危机是政治性质的，但却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以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危机;苏联的危机是经济性质的，但却采取了最终颠覆国家政治制度的政治方法来解决，最终走向国家失败。

1.中国的改革。一般认为，中国是以政治改革（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拉开了改革大幕，整个80年代也有不少政治改革的举措，比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是，最引人瞩目的成就还是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都是值得记载的改革大事。90年代，中国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型到另一种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即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既然是体制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利益关系的重组等。这就意味着，转型期必然是矛盾多发期。尽管如此，客观地说，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和任何国家一样，虽然不得不面对转型难题，但经济体制改革显然已经化解了“”所导致的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一种综合症，应对之策必然也是综合性的，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但主线是经济改革，并且以经济改革化解了政治因素诱发的危机。

2.美国的改革。相比中国的问题，1960―19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即越战和民权运动诱发的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构成了对“民主的统治能力”的严峻挑战，相伴随的则是福利主义、石油危机诱发的经济滞胀。如何解决这种以政治危机为主的危机？其采用的办法也是经济方面的，即推行新自由主义，其中代表性符号就是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强调放松政治对企业的管制和政府最小化。新自由主义是经济的，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政治的，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美两国政府都以强有力手段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强制关闭了英国煤炭基地纽卡斯尔煤矿，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示威和抗争，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在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政府最小化大大减少了社会福利开支，诱发了剧烈的社会抗争运动，但里根寸步不让。为此，女儿和其脱离父女关系，认为其是不关心穷人冷暖的面目可憎的政客。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减税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减税最大受益者当然是高收入者和大企业，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过去的最高税率46%降到了34%。而社会开支的减少必然伤害到穷人，因而，“里根经济学”被称为“劫贫济富”。里根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在冒险，但冒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克服了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代价是，在1980年代，虽然穷人的收入也有所提升（仅提升了6%），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那时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的收入提升了1万亿美元。对企业监管的放松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的制度变迁经典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是诱发下一个问题的根源。尽管里根政府问题重重，但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是以经济政策化解了当时的政治危机。而冷战的胜利则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放大了其经济政策的成就和贡献，形成了贻害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里根政府以经济政策化解政治危机的做法值得讨论，政治危机起源于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和社会运动，也即底层在政治上的崛起，冲击的是资本的力量。而“里根经济学”则是扶强抑弱，以私有化、自由化而扶植高收入阶层和大企业，以预算稳定化而抑制社会弱势群体。这样针锋相对的药方必然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但是里根政府硬是铁腕涉险，其中的奥秘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经济在当时达到了预期目标。

3.苏联的改革。当时苏联的危机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基本方面的停滞上，但根源还在于经济停滞而诱发的社会停滞。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进行经济改革，但急性子的他看到经济改革不成功，便抛出了彻底改变了苏联命运的所谓“新思维”，以“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而大肆改革作为苏联前进的“根本障碍体制”即共产党执政集团。在政治改革中，戈氏试图先声夺人，即以公开化批判苏共，以民主化激发人民。结果，这场舆论运动在两年内便肢解了苏共的执政，催生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为了抑制叶利钦，戈氏改总书记制为总统制，但是，戈氏的总统制是间接选举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叶利钦则是俄罗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合法性”不足的戈尔巴乔夫自然失控，政策不出克里姆林宫。当1990年有加盟共和国时，苏共政治局决定以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1991年“8・19”导致国家解体，苏共下台。仅仅6年时间，一个处处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就轰然倒塌，由此改写了世界历史上大国崩溃速度的纪录。

苏联企图以政治改革而化解经济危机的做法和中国、美国的做法恰好相反。社会（国家）作为一个大系统，显然每个子系统相互关联，因而都重要，每个板块都不可或缺。比较而言，经济系统有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政治系统则事关国家存亡;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好坏可以影响政治的好坏，但一旦政治系统不稳定甚至出现紊乱而无法有效地运行时，别说经济系统，就是整个国家也会难以为继。那种认为应该像经济改革一样对政治体制也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四、如何在解决危机中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中、美两国的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带来的危机，而苏联试图以政治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危机，结果却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消失了。三个大国，包括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转换，带给我们的是反思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典型样本。应该说，除了一个大国的战略误判可能把一个大国引向深渊外，关键在于弄清楚国家权力的关系，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国的制度变迁和兴衰之道。

按照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说法，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除军事权力离一般百姓较远以外，我们都深受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影响。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同样也是芸芸众生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因而与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权力主要是知识阶层和政治权力主体的权力，而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国家的几种权力关系之间如何互动？百姓生活的经济权利能增强国家权力，反过来说，百姓的不满更多的是因为其生计需求未能满足。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首先致力于满足百姓的发展与民生需求，从而促进百姓的认同和支持，这是大国历史的大规律。一个国家看起来矛盾很多，但最突出的矛盾往往与经济问题相关。关于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人们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市场经济，只不过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市场经济，比如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英、美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既然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且有增强经济权力之共识，决策者就应重点解决经济问题，很多事万变不离经济。

关于经济权力的第二个共识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奥秘所在，即以创新的方式打破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经济结构转变为新的经济结构。这就意味对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美两国变革的结果是在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以经济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以革命性变革推动了经济转型。不但是这次，美国历史上多次危机不单单是经济危机，而是因为政治制度弊端诱发的，比如1929年大危机，但总是以经济的方法得以解决，比如“罗斯福新政”。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后当然也有政治制度的问题，即资本权力对政治的绑架。

与经济权力比较，意识形态权力则具有弥散性和超地域性。什么样的观念好什么样的观念不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适时性、适地性、适用性，否则那些美丽诱人的概念很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入深渊。为此，邓小平的改革哲学是“摸着石头过河”，用实践回答观念上的是非。相反，戈尔巴乔夫则闭门造车，用“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即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迅速摧毁了苏共的合法性基础。相比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金融海啸的新自由主义，对80年代的美国而言则是与凯恩斯主义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有其在特定国家特定时刻的适用性。但是，这套特定适用性的“主义”，被错误地用在他国身上就是致命的。如果说，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犯了用西式民主救苏联的大错误，90年代的叶利钦则犯了用新自由主义救俄罗斯的大错误。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直接触动着国家权力或动摇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国家的命运系于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变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经济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带来的可能不是新结构的均衡，而是新的动荡甚至是灭顶之灾。美国总是以固本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其结构带来的问题，甚至以经济方式来掩饰其结构问题。比如，当国家处于“进步主义时代”即混乱不堪之际，他们反垄断并成立监管秩序的政府部门;当自由放任带来大危机，他们有“新政”;当黑人起来抗议后，他们有《民权法案》;当陷于平等主义的民主政治危机即本文所言的1970年代危机，他们以推行扶强抑弱的新自由主义来应对。但是，当其结构受到挑衅时，美国人则毫不手软，第一次是以战争的方式消灭了以民主投票方式要求独立的南方，第二次是以暴力对付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英国也是如此，即渐进地进行选举权改革，固化其结构。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极力“揭盖子”，两年之内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理出一些头绪来。第一，一个国家的权力关系总是处于互动状态，一种权力的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权力。意识形态权力无形但有力地影响着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并最终影响到国家权力形态。第二，在互动的权力关系中，经济方法具有最大公约数性质，因为它关乎国民的直接诉求，即经济是诸多社会问题的答案。第三，作为一种结果状态的政治权力，不能把它当作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或者说问题的答案，即结果性的政治权力不能当作答案去解决问题，这涉及意识形态权力，即观念上和理论上的自觉自信问题。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基本上都在围绕“政体论”做文章，在理论上把所有问题归罪于政体问题，致力于推动他国政体转型，但是他们从来不从自己国家的政体上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第四，在变革方式上，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改革”;意识形态权力必须具有因时因地的适用性;政治权力的变革则必须严守“固本革新”的原则，而且必须是在固本的基本上渐进主义的革新。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 教学方法 后金融危机时代

当前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被公认为是1929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代表现形式。虽然现在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却似乎并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可能比预期更大。在此情况下，世人开始重新拾起《资本论》，希望能从马克思这里找到认识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为我们改变世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消极态度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本文拟从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解释现实问题的角度来探讨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利用对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解释来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从而让政治经济学走出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重回中国高校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一、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真正运用到解释和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中去，增强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

目前，高校大学生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当今时代出现的诸如金融危机等经济现象缺乏有效的解释，政治经济学解释和解决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能力明显弱于西方经济学，所以很多学生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反感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追究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缺乏解释力，而是我们老师对以下两点没有充分的认识：一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是在与时俱进的，它在发展中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同时兼顾了自身理论的经典部分；二是老师们在给学生解释种种经济现象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它继承了哲学方法论的一般性，对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无所不包，不可被替代，是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曾就此评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例如，我们在运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原理解释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时，要格外地给学生强调几点：一是如果把资本主义比作一个生命机体，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就是其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它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体现出了较强的历史规律性。二是这一基本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西方经济学简单地把其归结为“供需失衡”是缺乏失衡性的。三是只要资本私人占有的实质没有改变，则不管资本形式和生产形式再多样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发展，当前金融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必然表现金融危机。这种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说明经济问题的方法，给了学生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问题的角度，从而就避免流于表面或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思路，对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要详细介绍抽象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意识到抽象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其他经济学科的学习和解释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问题中去，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到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也就是把基本原理从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复杂的范畴，从局部到整体，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原理和概念，对经济现象进行判断、推理，从而构成理论的体系。

运用抽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形式，进而得出科学的范式，马克思运用的方法不是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而是用抽象方法来代替，可以说，抽象的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促成了《资本论》的伟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出发，研究了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到它的各种现象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然后一步步地上升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整体，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消亡这一基本规律。这种思维中的具体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反映，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现实“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如果我们政治经济学教师这样帮助学生归纳和解释抽象法，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引起经济类学生学习和探究抽象法的具体内涵和实质；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引申到：系统抽象法可以帮助所有社会科学的学习者们将社会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现象上升为特有的概念，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抽象出本质规定而形成特有概念。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更趋复杂，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诸多新现象，较好地掌握抽象法这一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现象，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般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让学生意识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特有方法论的意义，进而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能帮助我们搞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突破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的困境。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概念的变化都伴随着对数量关系的分析，数学分析以说明现象的本质为前提。在教学中，教师要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重视运用数学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激发学生的理性思维。

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这进一步说明，运用数量分析方法解释经济现象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包含着复杂的数量关系，它是量变到了一定的度后引发的质变，包含着丰富的质变和量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不能没有更没有减少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能减少或消除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保证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具体明确，数学分析简化了定性的经济分析，避免由于言语上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各方经济学者的毫无意义的争论，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有利于提高我们解决经济问题的效率。

但我们要跟学生讲清楚，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现象的复杂程度提升，在运用数学分析方法前，确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前提和性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政治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论的科学性就体现在此。将数学分析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的应用的前提和思路介绍清楚，是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经济现象、形成良好思维习惯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类的经济活动会受到道德的、历史的、伦理的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通过数学公式被精确推导出来的。如果试图把经济学变为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性。而如果经济学过分依赖数学，会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无法实现优化，经济研究方向单一化，不利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这一性质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是服从于经济矛盾规定而加以运用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03.

[3]程长羽.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思考[J].特区经济.2007(9):272.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央编译局译，1975.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3)

关键词：自由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

一、引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被誉为“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国际论坛都能看到哈贝马斯活跃的身影，为寻求理论与实践完美锲合而努力着。

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对世界进行改造。而改造世界的前提是需要清楚世界哪里出现了问题，在哈贝马斯认知里，西方社会现阶段出现的问题是是合法性的。自人类的社会正式现成到现在，一直以来就受到合法性一问题的困扰，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形式都在为了合法性问题而努力着。合法性问题存在于一切命令―服从的统治关系中，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命令者来说，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服从者来说，就是对于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如果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出现了问题都会爆发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对服从者来说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一方面。

二、合法化危机的形成

在哈贝马斯所阐述的危机中，合法化危机指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危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来讨论和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问题，而应该结合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经济的控制问题，使经济系统的整合危及到了社会系统的整合。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表现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等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造成的。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停滞――恢复――繁荣――危机的循环。

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新的情况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态开始出现了转变，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权强行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为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最著名的例子来自于1933年经济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之后已经对资本主义国际的同治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了。此后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威胁重心开始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领域转移。其危机的构成已经从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而二战的爆发也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国家的主要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社会危机。因为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干预，是的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出现变化。虽然haunted处于经济方面的领域，但是其状态已然变得“温和”了，对于大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度依然影响着，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更加重要的是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从而直接造成了原有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原来用以维系资本主义国家合法统治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受到质疑，因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信心大打折扣，而原有的一整套的社会文化制度，无法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必要和充分、可靠的实践依据，因此，资本四大重要的国家需要寻找新的法律依据来重新执政合法性。合法性的丧失和合法性的寻找，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说到底，危机其实是一场信心危机，身份危机或可以说是同一性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还得要到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寻得，这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三、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理论意义

首先，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其具有强大的毁灭性和巨大的冲击力。但是这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说就有些力量不足，缺乏彻底性。当代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看到问题的所在，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同。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出现的理论，他的理论与其他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相比，可以说是很另类的。对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补充说明，弥补他的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哈氏的该理论对于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具有新颖的视角和观点，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很多方面。当这些国外的东西涌入中国的时候，它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精华，也包含一些糟粕，面对输入型危机的存在，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为我们带来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良方。因为哈氏的危机理论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危机的分析也相对比较全面点。

最后，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还逐渐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理论来找出我国应对危机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对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1）.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3]陈媛媛.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

[4]余波.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思想述评[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6）.

[5]潘西华.商谈伦理：合法性危机解决之途――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4）.

[6]（加）约瑟夫・希斯.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合法化危机”[J].张太星摘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9）.

[7]陈振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合法化危机――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J].岭南学刊，1996（3）.

[8]阳海音.论哈贝马斯的玩起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J].世纪桥，2011（1）.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4)

一、欧债危机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征

（一）欧债危机是一场长期性危机

众所周知，受低利率政策和跨国资金极大自由流动带动，欧元区诞生后的10年，区内国家经历了普遍的繁荣。从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欧元区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2.1%，与同期美国的增长水平相仿；其间债务危机的重灾区――“欧猪国家”，即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也分别达到3.9%、5.5%、1.6%、1.2%和3.5%。但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以“欧猪国家”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在享受经济一体化带来好处的同时，公共债务也呈迅速增加趋势（见图1）。尤其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早已突破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的上限。

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不断上升有其深层次原因，根源在于各成员国经济增长的失衡。如果说过去10年引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其经济发展根植于实体产业和对外出口的增长，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则依赖于信贷的扩张，而不是竞争力的提升。这些国家尽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但却实行向核心国家看齐的高福利社会政策。在同一货币区内，核心国家的剩余资金可以很便利地源源不断流入国家，支撑了国家寅吃卯粮、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直接后果是，10年间欧元区国家消费部门急剧膨胀，消费需求的增速远大于实体经济的增速，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消费增长泡沫（希腊和葡萄牙）和房地产泡沫（爱尔兰和西班牙）。10年间，欧元区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赶上了核心国家的步伐，但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债务负担更加沉重了。2008年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希腊等重债国的信贷链条突然断裂，其依赖举债的经济增长模式再也难以为继。尽管债务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政策试图削减畸高的债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危机国家在筹资受阻的情况下解决严重的债务问题绝非易事。

（二）欧债危机是一场复合型危机

一是银行业危机。从表面看，欧元区债务危机是由于希腊等国政府丧失偿债能力而造成的支付危机。但在这些国家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金融救援后，危机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不时恶化，是因为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银行业危机。作为希腊等国债券的主要持有者，欧洲银行风险敞口较大。据国际清算银行6月份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欧洲银行业累计持有“欧猪国家”债券高达2.2万亿美元，包括政府债、银行债以及民间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因此，市场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敏感，与其说是对希腊等危机国偿债能力的不信任，不如说是对债务危机可能拖垮欧洲银行业前景的担忧。近期意大利卷入债务危机漩涡就是这种担忧情绪的典型反映。

二是竞争力危机。希腊和葡萄牙之所以陷入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多年来经济结构单一、竞争力低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年，在全球139个国家中，希腊竞争力排名第83位，居欧盟27国之尾；而葡萄牙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也仅列第46位。正是由于竞争力缺失，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希腊经济始终深陷衰退泥沼，难以凭自身之力实现复苏。

三是经济治理危机。希腊等国债务危机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还与欧盟这个实体的特殊性密切相关。首先在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即欧洲央行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成员国实行各自独立的财政政策。危机来临时，两者均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欧元区这种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缺陷被认为是债务危机持续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在于政治决策力不足。欧盟是由27个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诉求不相同。在希腊危机爆发之初，核心国家在救助问题上各怀心事，争论不休，错过了最佳时间点，导致“蝴蝶效应”，发生在希腊的这场规模不大的危机最终却威胁到整个欧元区的生存。再次在于授权的缺失。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发现自己并没有处置问题的权力，不得不听任成员国之间讨价还价，陷入一片混乱。荷兰莱顿大学的哈尔贝施塔特教授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言中因此将之归纳为 “政治合法性危机”。

二、欧元区债务重组不可避免

第一，危机国家有限的经济增长无法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

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一年多来的发展态势表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危机国家经济状况尽管随着世界和欧盟经济整体复苏而出现改善，但却无法改变其负债继续上升的趋势。三国初次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救助的直接成本――贷款利息普遍超过5%。这已是三国能够从外部获得借款的最优惠条件。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穆萨的一项分析，当一国的借债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其债务的继续累积将不可避免。而希腊经济最繁荣的2001至2008年，其年均增长率也仅3.9%，远低于上述借贷成本。2010年，葡萄牙经济同比增长1.3%，而希腊和爱尔兰则分别同比下降4.5%和1.0%，增幅均远低于同期欧元区1.8%的增长率。同时，由于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危机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抑制，由此将陷入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的怪圈。据欧盟统计局预测，未来2-3年，“欧猪国家”经济将普遍陷于停滞或微弱增长（见表1）。据EIU预测，2011年-2014年，“欧猪国家”中，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四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将超过110%，其中希腊2011年将达到160%、2014年接近180%。在当前经济增长水平和原有救助条件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三个国家提供贷款的行动，仅仅能够解决暂时的流动性，却难以保持债务的可持性。

第二，欧盟已从心理和行动上逐步接受危机国家债务重组

欧元区债危机爆发一年多来，在形势发展的倒逼下，欧盟对希腊等国危机性质的认识不断加深，日益接近问题的本质。在危机爆发之初，欧盟认为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只是一场流动性危机，只要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救助，危机国家就可以走出困境。因而尽管国际金融市场并不看好2010年5月欧盟首次联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希腊提供总额为1100亿欧元紧急金融救助的效果，欧盟却并不为所动。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欧盟被迫承认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实质上是偿付能力危机。在当时的救助条件下，希腊虽暂时渡过了眼前的危机，但却没有能力实现经济的自我修复。于是在今年3月“欧元公约”诞生的同时，欧盟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希腊债务重组的脚步。“欧元公约”赋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EFSF） 在初级市场购买债券的权利，而不只是发放贷款；同时降低希腊的还贷利率1%至5%以下，并将还贷年限从3年延长为7.5年。这被普遍认为是希腊债务的 “软性重组”。今年6月底，随着希腊债务危机再度恶化并迅速向其他“欧猪国家”蔓延，特别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竞相发出希腊可能“选择性违约”的警告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迫接受希腊等危机国家必需进行债务重组的事实。他们对债务重组的态度从比较隐讳、避免在公开场合谈及，转变为紧锣密鼓地考虑有序重组。6月以来，欧洲央行的态度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重组转化为仅反对非自愿形式的重组。7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新任总裁拉加德均呼吁私营机构参与危机国家债务重组。而德、法等核心国家在私营机构参与重组问题上达成一致，则直接促成了官方总额为1090亿欧元的对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的出台。

该方案有几大亮点：一是大幅延长了希腊偿还贷款的期限，从目前的7.5年延长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二是进一步降低了贷款利率，从目前的4.5%降至3.5%；三是私营机构在自愿基础上参与救助，未来3年总出资额接近500亿欧元，至2019年总出资额预计将达1060亿欧元；四是提高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未来的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的灵活性，允许其进入二级市场购买欧元区国家债券。应该说，方案的力度是空前的，也体现了欧盟国家同舟共济、防止危机蔓延的政治意志，但其最终能否取得预想中的成效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毕竟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欧猪国家”中“大到不能倒”的意大利和西班牙。

第三，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有赖于危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恢复

笔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解决前景取决于危机国家经济中长期能否恢复可持续性的增长，而这需要欧盟和当事国的共同努力。彻底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因素，从深陷危机的希腊等国来说，一方面需切实履行紧缩计划，大刀阔斧削减赤字，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降至3%以内，重新赢回国际社会的信心，为重返资本市场铺平道路；另一方面需坚定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包括国营部门私有化，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各领域竞争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但这些都需要有关国家各政治派别和全体国民达成政治上的共识，并承受相当大的代价。从欧盟来说，需有效实施“欧洲2020战略”，消除核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对于国家特别是陷入债务危机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动用结构性基金助其发展经济，以更优惠的条件助其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相关技术，以恢复经济增长的能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猪国家”，经济上各有特色和优势，仍拥有恢复发展的潜力。

三、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的影响

随着欧盟出台救助希腊的第二轮方案，欧元区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暂时得以缓解。但欧债危机对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不可避免给中欧经贸合作带来复杂因素，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有关动向应引起关注：

（一）我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

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大环境下，今年以来我对欧盟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减慢，显示欧盟内需市场增长乏力，对来自我国商品的需求开始呈现减弱迹象。据海关统计，2011年1-6月，我对欧盟出口增幅为16.9%，比同期全国出口整体增幅低7.1个百分点，与金融危机后较长时期我对欧盟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照。对欧盟出口占我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出现下降，上半年为18.8%，较上年同期减少1.2个百分点。从国别情况看，1-6月，我对在欧盟的前六大出口市场――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出口额合计占同期对欧盟出口总额的74.1%，较2010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

从2011年春季广交会的数据也可以看到欧盟对我需求增长减速及企业谨慎对待后市的苗头。整个春交会期间，我对欧盟成交虽同比增长14.1%，但欧盟到会客商人数却同比下降15.1%，降幅远大于美国（下降3.6%）和日本（下降10%）的到会客商人数。同时，企业出于对后市不确定性以及对出口政策和成本上升的担心，仍不敢接长单，成交的订单以短单为主。

（二）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更加激进

债务危机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以“开放贸易”、“公平贸易”为名，实施新的贸易战略，一是扩大出口，二是限制进口，力图使经济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实现复苏，继续保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成为其新贸易战略首当其冲的目标之一。基于中国市场对欧盟经济的重要性，欧盟一方面将中国视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全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以实现欧盟企业在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限制，希望迫使中国解决其对华贸易中的关切问题，包括要求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中国产品实施更加频繁的贸易救济措施等。

2010年，欧盟对我国产品发起11起贸易救济调查，比2009年增加57.1%，是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欧盟不仅拒绝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为应对我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有关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即将到期，将对华贸易救济从反倾销延伸到反补贴。2011年5月，欧盟首次对我国产品（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预示着我对欧出口将面临新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中欧目前均加强了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双方贸易纠纷的尝试，显示双边经贸关系更加成熟。日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裁决报告，裁定我欧盟对华碳钢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取得胜利，特别是认定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9（5）条关于单独税率的法律规定违反世贸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三）欧盟自贸区战略对我构成潜在影响

为应对债务危机挑战，欧盟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力图在未来5年内使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覆盖其50%的域外贸易额。为此，欧盟积极推进与我周边经济体的自贸区建设，先后启动与印度、东盟、新加坡等的自贸协定谈判，最近又同此前一直回避的日本开展相关磋商。今年7月1日，欧盟同韩国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这是迄今欧盟对外建成的最具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欧盟贸易委员德古特称这必将成为欧盟与亚洲贸易关系中扭转乾坤的重要因素。由于短期内中欧建成自贸区的可能性不大，而我在出口产品方面与上述经济体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如不妥善应对，将有可能形成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对欧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四）我对欧“走出去”面临两难处境

第一，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很多欧盟国家和企业资金短缺，对我投资持欢迎态度，为我企业扩大对欧“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企业对欧投资出现热潮，包括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在德国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等项目均实现良好效益，对企业自身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在欧盟这一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勉强进入，最终可能大败而归。近期被波兰政府取消高速公路项目合同的中国海外工程公司成为中国对欧“走出去”失败的一个典型，其教训需深刻总结。

第三，中国企业集中大量进入欧洲，特别是个别企业不计成本收购欧方高端技术的行为，引起欧方的警觉，欧盟政客和舆论针对我国的投资保护主义言论时有出现。因此，欧盟经济一旦好转，我对欧“走出去”的环境存在逆转的可能性，当前的机遇也许转瞬即逝。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5)

关键词：欧债危机 行政管理 启示

1.欧债危机的历史背景及产生原因

首先，从根源上来讲，欧债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后果。欧债危机本质上讲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的是，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债务，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再次，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观念不同。这似乎显示了在风险面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观念力量的不同，西方的“泰坦尼克精神”不再出现。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采取举新债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目前，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

2.欧债危机的现状分析

首先，美债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欧债发生在一个区域经济联合体内。作为联邦财政体制的国家，美国不仅有统一的金融联盟，还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以及统一的财政联盟。而欧元区缺乏赖以依存的财政联盟，更勿论统一的政治基础，这就注定了决策成本较高但决策效率可能较低，不利于在危机中采取合作的拯救行动。

其次，从形成原因和传导机制看，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危机形成的内在逻辑看，无论是美债还是欧债，基本都有一个基本规律，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演变过程，但二者又有细微差别。美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因素，也有美国长期财政赤字的因素；而长期的高福利制度和财政软约束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欧债危机本质上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债务，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希腊和意大利总理相继辞职，欧元区不断上演政客“辞职救国”。壮士断腕的英雄义举令人钦佩，却也显示出诸多无聊。欧元区是否会出现政权更迭救市的多米诺骨牌，还要拭目以待。

3.欧债危机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近期，中国应防范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应采取积极心态应对欧债危机，宏观调控应坚持“保增长、促稳定”的基调。中长期，应科学合理地处理公债发行和外汇储备问题。

3.1近期积极参与制定欧债危机的应对策略，宏观调控应稳步有序

欧债危机警醒我们，独善其身的危机应对思路绝对不可取，应该争取主动，积极参与制定多边救助机制，更应该在危机中处乱不惊。因此，首先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应大幅进入欧洲市场的问题。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思考变欧债之“危”为“机”，积极参与多边谈判，掌握制定规则的主动权。如果预期欧债危机得到解决，我国可以制定抄底战略，甚至大举进入欧洲市场，进行大规模并购；如果预期出现欧洲“失去的十年”，对外经济战略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新兴经济体上；如果出现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外汇资产缩水不可避免，应做好其他的替代应对方案。二是关于中国近期宏观调控走向的问题。按照欧债危机的基本走势，中国应该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走向不变。过多收缩会造成硬着陆，应该通过逐步微调实现整体经济平稳回落，这也是顺应经济周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自然回落，是稳增长的必然要求。因此，财政政策应做到更加稳健有效，货币政策应渐近宽松，并且不断增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2重点发行国家公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

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3合理盘活外汇储备，藏汇于民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掘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经济发展是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最佳良方。欧洲各国以及美日等国目前的债务危机，究其根源还在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寻找未来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犹如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巨额外汇储备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首先面临的是欧元贬值的风险；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国家化趋势来看，这一方案无疑是可供选择的。而从更长的时期看，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中长期问题。

第一，减少外汇储备和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欧债仍然在发酵，美国经济也没有出现根本好转。但是，要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除了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外，我们的选择余地很小。由于对海外投资环境的不适应，我国投资商的海外生存能力差，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出口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以投资和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外汇储备的增加则不可逆。

第二，关于合理处理存量和增量的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应该调整增量，从而带动存量调整。很显然，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的阻力、风险和成本较小，是一种权益之计。如果进行整体调整战略，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令人很难作出决策。

第三，关于合理优化外汇资产结构的问题。外国国债在我国政府的海外资产中占有很大比重，现阶段主要是购买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比较小。

参考文献：

1.王姚瑶：从奥地利学派视角解读经济危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年02期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6)

【关键词】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危机

关于经济危机,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至于社会主义是否有经济危机,是否存在必然性一直有争议。

一、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无危机的传统观点

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经济现象的主要认识根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论述了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来自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因买卖可能中断;另一种来自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因支付环节可能中断。[1]第3卷第15章又进一步论述危机具有周期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暂时解决。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危机的必然性来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指出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剩,是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据此,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这个矛盾只能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解决。

由上述经典作家的观点,可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这种矛盾使已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危机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论述过社会主义是无危机社会,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为后人形成社会主义无危机发展的思维定势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

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最早是由列宁、斯大林提出来的。列宁总结苏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农村的余粮征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2] 1925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3]列宁、斯大林关于苏联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仅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这不是一般逻辑说理,而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这些观点包含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两个原因:一是体制因素,二是决策因素。余粮征集制是当时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商品交换,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剥夺的做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了农业的大幅度减产,而严重失算则属于决策失误。

据此,列宁、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也可能存在经济危机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但他们的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

三、中国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贯彻落实,人们用辩证的观念看待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活动,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1978年,胡乔木引证了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话。他认为,斯大林说的这种情况,在苏联无论他这样说以前和以后都出现过,我们中国也出现过。

针对胡乔木的观点,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作了细致分析和论证。文章的主要论点有:

1.斯大林讲的显然不仅是危机的可能性,而且是现实性;不是逻辑的推论,而是苏联经验教训的总结。

2.经济危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社会主义也会发生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工业危机和打击整个国民经济的总危机。

3.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经济危机,除自然因素外,主要是经济工作上的严重失算造成的。上层建筑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违反客观规律的严重错误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遭到破坏,因而导致出现经济危机。

4.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是生产遭到破坏。本国市场上的价格虽然没变,但许多商品常常无货可供或者只有少量配额销售,而自由市场上的价格猛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5.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危机都有共性,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混乱。

四、对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特点的思考

由上述分析可见,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有其现实性。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也有它内在的特点:

(一)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其基本制度无关。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产生有必然性和周期性;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与目的。因而,社会主义矛盾不是经济危机带有普遍意义的条件。所以,经济危机也就不具有必然性和周期性。有鉴于此,社会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经济危机应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关。

(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具有或然性。

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除了主要由于经济、政治决策失误之外,还存在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类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特别是产业结构失衡、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等原因。而些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制度并无关系,这些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决策失误、经济结构失衡、比例失调在任何现代经济体制中均会存在,也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加以避免或减轻。从逻辑上是否可以说,这些原因是使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具体条件,但不是从或然性转为必然性的一般条件。当我们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破坏经济关系时,危机就会发生。

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日趋全球化、一体化,我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经济危机可能性存在的客观条件更加具备。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竞争的白热化,使得世界经济的波动会直接作用于国内经济,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对经济危机这一重要经济现象,要足够重视,并采取适当措施,加强防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章,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7)

编者按：吕克.莱文（Luc Laeven）是世界银行金融机构政策部门高级金融经济学家。本文摘自于作者新著――《系统金融风险：遏制与解决》（Systemic Financial Crises: Containment and Resolution）。作者认为，实施有效的遏制与解决危机的策略面临许多困难。即使是最好的政策，执行结果也要看危机的本质以及各国金融机构的状况。重要的是要有银行财务状况的完整的信息、应对突发事件的良好的方案以及对财政方面的利弊得失的清醒的预期。

金融机构危机为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挑战。这种危机通常是出人意料地发生，演变速度很快，如果不能迅速果断地解决，则会危及整个经济体系。世界银行保留了过去30年里大量的、全面的关于银行业危机的数据。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危机的频率和破坏程度都在增加，极端的例子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新近的案例有土耳其、阿根廷和多米尼加等。

这些国家的银行危机所导致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一部分损失由股东和存款人承担，但大部分都得由政府承担。尽管还难以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初步计算，过去25年中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所造成的财务成本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一数额超过了自二战以来的国际发展援助的总和。

区分危机的遏制阶段和解决阶段很重要。在遏制危机阶段，往往能吸引很多的注意力。在这一阶段，银行倒闭，紧急流动性贷款激增，利率攀高，汇率压力大。中央银行往往认为稳定压倒一切，于是随意地把贷款放给那些流动性差，甚至是注定要破产的银行。关闭这样的银行要拖很长的时间，即使是破产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更有甚者，关闭程序也有很多的缺陷。一项成功的干预政策从一开始就要有关于银行财务状况的完整信息，以及明确的时机选择。然而在实践中这些要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

在遏制危机阶段，政策必须着眼于解决银行和其他非金融公司的问题，以便将整个社会成本降到最低，重建机构的偿付体系，保障银行业日后的安全与稳健经营。各国通常会运用组合型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成败与否取决于其司法、监管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效率。在财务重组中，无法指望一个效率低下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能够取得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的成功。他们应先设计出相应的决策机制。尽管一些复杂的市场化机制有理论上的吸引力，那些鼓励快速解决债务余额、减少政府干预的简单的解决方案仍是最有效的。

在解决危机阶段的持续期内，政府往往保持对问题银行的控制权以及所有权，注资额往往也是非常巨大的。许多政府已经感觉到了在进行适当的财务重组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约束，夯实银行的财务根基是重中之重，做不到这点，银行将会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情来。

危机的深度以及经济复苏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现有机构的质量。特定机构改革对于建立一个能够抵御危机或者脱离危机的环境至关重要。例如，一些国家破产和重组制度缺乏，信息披露和会计条例不完善，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要求不详尽，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重点。

关于破产法和破产程序的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在解决危机阶段，为了支持重组或者让问题银行顺利退出，还需要强有力的、但是相对灵活的程序。

允许外资银行的进入正逐渐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机构改革的方法之一。许多外资银行是在危机结束或者改革后进来，扮演当地受损银行康复师的角色，帮助一国摆脱金融危机。最为重要的，外资银行通过竞争来带动本地银行业整体经营水平的提高，在一国重组本地银行中发挥间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