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1)

6月15日至19日，由文化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福建省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的第五届海峡论坛·2013世界闽南文化节，在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闽南文化遗产的富集区——泉州盛大展开。来自世界六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名嘉宾共襄盛举，1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名记者见证与记录了她的盛大规模、丰厚内涵、浓郁特色和独特魅力。

本届世界闽南文化节以“弘扬闽南文化，增进合作交流”为主题，举办开幕式暨《闽南风·四海情》文艺晚会、台湾特色庙会、台湾县市推介会、海峡两岸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第二届世界泉州同乡恳亲大会暨泉州市海外交流协会成立大会、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开展暨闽南文化图书发行仪式、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闽南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论坛、世界华文媒体闽南文化泉州行、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第十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精品剧目展演、招商推介洽谈会、第七届闽台对渡文化节、“魅力瓷都”大型瓷艺展、参观考察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示范点等系列活动。

70多场次的活动，将泉州浓缩成一座活色生香的千年闽南文化大观园。穿行园中，美不胜收、一步一叹。这里面最原始的是“祭祀郎君”仪式，最原汁原味的是闽南红砖建筑美术摄影展，最价值连城的是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的世界各地记录闽南文化传承传播的文物瑰宝展示，最闪耀闽南文化精华的则是《闽南风·四海情》文艺晚会！

文艺晚会：汇集闽南文化之精华

在6月16日晚举行的开幕式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宣布文化节开幕。中国副主席林丰正，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台盟中央副主席汪毅夫，国侨办副主任任启亮，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华文化联谊会会长赵少华，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全国人大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武寅，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雷元亮，知名侨领陈永栽、林树哲、蔡天宝、杨孙西、许健康、陈明金、陈祖昌，台湾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法国埃罗省议会副主席、副省长亨利·卡巴内，土耳其梅尔辛伊尼塞市副市长·泽基·伊塞和海努拉赫·尤瑟苏伊，以及部分福建省和泉州市领导参加开幕式。

蔡武代表文化部向长期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10周年，6月8日又是我国第八个“文化遗产日”，我们此时相聚在“多元文化宝库”泉州，与海内外宾朋一同共商中华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创新，可谓意义深远。衷心希望两岸同胞以及全世界闽南人以2013世界闽南文化节为契机，以文促情，以情聚心，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增进信任、增进友谊。

林丰正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闽南文化始终保存古汉语精髓，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庞大而独特的文化圈。台湾属于闽南文化圈的一环，语言、血统、文化上的亲近，为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深厚的基础。2013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充分展现闽南文化的精华，盛会的举办将搭起闽南文化交流桥梁，充分展现闽南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并为闽南文化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陈德铭代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向海内外乡亲表示问候。他说，2013世界闽南文化节的举办，印证了海峡两岸同根、同族、同文化。长久以来，闽南人铸就了闽南文化，闽南文化深入闽南人血液，广大海内外闽商在闽南文化的熏陶下，发扬敢拼、爱拼、善拼的精神，不断艰苦创业；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我们希望在庆祝节日、传扬文化的同时，亦能在发扬闽南精神、闽商精神上赢得突破，并衷心祝愿闽南文化与闽南人创业更加辉煌。

随后的《闽南风·四海情》文艺演出，以恢弘的气势、典雅的气质向四海嘉宾展现了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演出中最为摄人心魄的节目是南音表演。南音是泉州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项目，是世界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代表。它汇集了盛唐以来中原雅乐之精华，吸取了元曲、戈阳腔的特长，由中原移民带来闽南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会一体而逐渐成为词曲清丽柔曼、旋律缠绵深沉的美妙乐种，尤长于抒发乡人思亲、游子怀乡的真挚情怀。舞台上那如怨如慕、如丝如缕的南音妙曲之音，就犹如南国夏夜的玉兰花香，一阵阵沁人心田。而回乡参加《闽南风·四海情》文艺晚会的泉籍歌星张明敏告诉大家，“闽南人都有一颗爱国心，一份家乡情，不管走到哪儿都将家乡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牢记心底”。

文艺演出前，武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授牌。泉州市长郑新聪则与2014世界闽南文化节举办地澳门的代表陈明金进行了会旗交接。

展示中心：为闽南文化开窗

为配合世界闽南文化节的举办，泉州组织建设了弘扬闽南文化的重要工程，也是展示闽南文化世界性的窗口——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

6月17日上午，“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开展仪式在泉州市博物馆露天广场举行。蔡武、汪毅夫、任启亮、赵少华、苏辉、武寅、雷元亮等领导，以及香港南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树哲先生、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蔡天宝先生、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先生等与各科研单位、学校工作人员、海内外新闻媒体记者共400多人参加了开展仪式。

开展仪式上，中共泉州市委书记黄少萍女士致辞后，主礼嘉宾在掌声中一起推动开展仪式彩杆。

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设立于清源山下西湖公园北侧的泉州市博物馆内，该中心展示面积为6500多平方米，由主题馆、闽南音乐戏曲展览馆、闽南传统建筑展览馆、闽南传统建筑石构建展示区四个展区组成。展示主旨是呈现闽南文化独具特色和多姿多彩，以及闽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讲述闽南人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故事，同时也唤起世界闽南人对本土文化的珍视，共同保护和建设世界闽南人的和谐家园。

中心的展示内容有五大部分。首先是“方言古韵，美在乡音”。该展厅除了介绍闽南方言的形成和特征外，还讲述以闽南语为载体发展出来的方言文学和文艺形式，如诗词、歌谣、俚语、故事、音乐、戏曲等。

第二部分是“文化渊源，美在底蕴”。闽南文化传承于中原文化，融合原住民闽越人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经先秦至唐五代的形成、宋元的发展、明清的传播，成为影响广袤的世界性闽南民系文化。

第三部分是“慎终追远，美在亲缘”。闽南人在移民和再移民的历史过程中，保留了中国最为完整的宗族文化形态。该部分展示闽南宗族郡望堂号、大量族谱、历史照片，并透过多媒体投射等方式重现谢谱祭祖场景等，向观众呈现延绵不息的宗族文化。

第四部分是“多元信仰，美在和谐”。闽南历史上多元的族群构成，曾蕴育了多元宗教、多神信仰和平共处的人文奇观，本土化的儒道释和民间信仰融为一体，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摩尼教等也渗入闽南文化。

最后一部分是“遗产绚烂，美在传承”。从精致传统手工艺品的展示，到闽南建筑多样化的介绍，和闽南地区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的说明，都在向观众展现闽南文化遗产的无比绚烂。文化论坛：召群贤毕至论道

6月17日上午，文化节的又一大轴节目——闽南文化论坛，在泉州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开幕式。汪毅夫、武寅等领导出席。

这是一场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交流闽南文化研究成果的盛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两岸的嘉宾共300多人参加了文化论坛。

武寅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希望这次论坛能进一步坚持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主题，广泛交流，深入研讨，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论坛会上，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主旨发言，并与大家共同探讨和分享了闽南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内容涵盖闽南方言、宗教、戏曲、文教等诸多方面。主论坛还向外延伸了“郑成功与闽南文化”、“闽南文化之戏曲系列讲座”、“闽南文化引领泉州品牌发展”研讨会，每个研讨会同样新意无穷、硕果累累。参与论坛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闽南文化随着闽南人跨越海洋传播到世界各地，现在已经成为祖国与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闽南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对于团结各地华人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意义重大。

在闽南文化节前夕泉州出版的《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闽南民居传统营造技艺》、《回望“泉州学”》等著作，当日也举行首发。金门县文化局则向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捐赠图书，同时海内外专家学者也捐赠了150多种闽南文化书籍。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2)

地方性知识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呼应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阐释人类学研究方法，它与普同性知识相对应，反对知识的“全球化逻辑”，强调文化的相对主义观。格尔兹在长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实践中发现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且各自相对，并且认为人类的知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人类学研究者应当深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通过对文化文本的分析与意义的阐释，将文化持有者的感知经验转换成理论研究所特有的表现方式，也即“深度描写法”。这种研究方法意在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相对独立性，提倡通过“参与其中”而加深理解，从而还原文化文本和文化行为生成的具体情境，挖掘其背后深在的文化脉络。“地方性知识”命题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念和方法论方面，它也有其具体、实在的内容，比如在一定情景中具有实际意义的规范、价值、认知模式等，它往往与地域性、传统性、多元性、经验性和民间性相联系[1]。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中的一朵奇葩，是闽南人共同创造并一代代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地域文化，它跟随闽南人的生活轨迹，影响波及周边省份乃至海外。闽南文化既是闽南人的共同记忆，也是闽南人行为的整体背景，代表了闽南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闽南的社会现象在其中得以清晰描述。闽南文化研究在地方文化研究热潮中从未间断，历史、宗教、民俗、方言、戏曲、建筑等方面的成果丰富，闽南文化这一地方性知识框架不断得以完善，意义更加显现。以闽南方言为例，闽南语融合了古越族和中原古音而生成，又汲取了外来语（如马来语）的一些语汇，典型体现了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在与外延。以“老”的读法（泉州音）为例，“老”除了一个文读音，还有四个白读音，而且每种读音分别用在不同词汇中代表不同的意思[2]，而在现代汉语中“老”完全不具备这样多变的内容，这说明闽南语（因之也可以代表古汉语）在把握现实方面的丰富和生动。又如，海洋文化是闽南文化中耀眼的一抹色彩。闽南文化的海洋性缘于闽越先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海洋探索，发展于唐、五代兴起的航海贸易，其后在与海外频繁而广泛的文化经贸联系中，形成了海洋文化的社会生活特色，宋元时期的泉州已经成为中国少有的海洋文化核心区域之一[3]。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拓展，海洋作为世界性商品流通和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和汇集地，其社会经济属性已经在人们的海洋实践中得到验证，闽南人就在拓展海上贸易的实践中，进行着沟通内外的文化交流，历练出不失儒道传统却又重商求新的跨文化性格。地处边陲的闽南，历史上曾经在相对自主的状态下，在与海外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在地方社会内部形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宽松格局，佛教、道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和谐共处一地。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社会整体历史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即使在明清时期，在官方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急速扩张的情况下，海洋文化的多元主义因子仍旧在海私贸易中延续，并且内敛于闽南的宗教、习俗、文学尤其是人文性格中，深刻影响着闽南人的行为和思想。从地方性知识的传播背景分析，闽南文化所体现出的海洋性及其发展特性，为我们指明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政治地理与文化地理的边界线上需要更多的、更活跃的跨文化研究，抵制民族中心主义，讲求交流与对话[4]。

2全球化·多元文化·文化自觉

全球化缩短了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广泛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使多元文化现实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2005年，在浙江杭州召开的“第三届全球化论坛———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尊重文化多样性，共建和谐世界”为主题，会议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要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在各种独立存在的界限实体，即各种社会或者各种文化上，这些独立存在的界限实体拥有独立的文化仪式、社会实践、信仰体系、亲属结构以及可能有的种种特质[5]。文化的多样性一般建立在地方性的基础上。某一地方文化既具备一个共同的地域，又依赖于一个共享的历史，并将之作为该地域群体共同特征和特点的基础，将该群体联系了起来，从而具有维持集体心理和社会意识的稳定性的作用。然而，也正是这种多元主义的文化观容易促使我们忽略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6]。多元环境与现代经验打破了地理、种族、阶级、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边界，使我们获得新的视野、新的自由和新的机遇，但新的机遇预示着新的挑战，我们被抛进了一个充满着不断的分裂和更新、抗争和矛盾的大漩涡中。传媒信息大量混杂，社会结构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取向，传统的宗教观和道德信念在“现代化”面前显得微荡难继，对自我与他者如果缺乏自觉主动的了解和实践，接纳、宽容的多元文化将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口号。比如，英国是世界上少有的较早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然而21世纪初的10年，因为种族和文化冲突而发生的数起恐怖主义活动引发人们思考，纯粹强调多样性反而容易在文化与文化之间竖起重重藩篱，在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文化的“真空”状态，要消除隔离、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必须在广泛的交往和互动关系中形成深刻的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7]。全球化是一个伴随着地方性影响的多元互动的过程，在当前人群混居、文化认同多元化、社会整合灵活多变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的接触必然要求有以自我身份的认同为前提，之后才能谈及相互之间的理解与融合，因此地方文化研究对于人们的文化界限与身份认同别具重要性。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8]。从这种明白来历、特色和趋向的“自知之明”看来，闽南文化研究的一大意义在于培养闽南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在于为保存和建构闽南文化，涵养闽南人丰富而健劲的文化精神提供“先见之明”。与此同时，它在平衡闽南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与同化时，所需要达到的跨地方性逻辑，是一种必须保持的审慎态度。

3文化研究对于经济的反哺

文化作为经济关系的派生物，它与各种经济关系的延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经济是相互融合的。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可以使区域发展政策、法规更符合当地的发展情况，引导区域经济合理、有效的良性发展。仍以海洋文化为例，随着2012年《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海洋经济成为福建发展的重要战略，与台湾省的两岸海洋开发深度合作和周边地区的涉海领域区域合作逐步提上议程。同年出台的《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到201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8%以上的发展目标，其中海洋三次产业比例将调整为4∶4.5∶51.5，可见海洋文化产业将成为海洋产业的发展重心。近期，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福州、厦门、泉州被列入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福建又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对接“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也已经基本成形，泉州市建设“海丝”先行区，福州市设立福州新区，还有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开放合作重点功能区建设均得到支持。在这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经济带的建设机遇中，地处福建重镇的闽南，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闽南拥有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渔业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等资源，突出的对台和侨乡区位优势更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海神妈祖、保生大帝等信仰信俗，台湾同胞、南洋侨胞寻根祖地，“因海而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是闽南发展滨海旅游、开展海洋文化节、开发海洋文化产品、发展海上休闲活动等重要的文化资源。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2011年福建省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8∶44∶48，包括海洋运输、海洋空间利用、海洋旅游、海洋信息和海洋服务等五个方面在内的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增加[9]。但是目前看来，由于对海洋文化内涵的挖掘不够、整体营销的策略缺少、海洋文化产业项目开发的观念较陈旧等原因，闽南的海洋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固定产业链和区位优势，旅游产品存在着趋于同质化、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在旅游业上，漳州多以海洋原始生态观光为主，泉州多以历史文化遗迹参观为主，而厦门在开发海洋元素方面比泉州、漳州都要成功，海底世界、郑成功历史遗迹、环岛观光、海洋邮轮等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厦门也以综合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城市知名度、居民的亲和友善态度等多方面因素，已经跻身国内最具竞争力的港口城市之一。有鉴于此，如何依托闽南文化研究力量，以科学研究形成理论说服力，挖掘海洋文化内涵，统筹协调闽南三地塑造整体旅游形象，整合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是文化研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厦门依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南洋研究院、郑成功纪念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东南沿海、台湾省、南洋的华人研究和海洋文明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学术传承，形成了研究梯队。2014年，为献力“一带一路”建设，华侨大学整合校际科研优势，联合中国新闻社、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建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致力打造丝绸之路理论研究的学术高地和丝绸之路战略决策的重要智库，文化研究对于经济的反哺作用可见一斑。

4结语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3)

关键词 东南亚； 闽南语歌曲； 音乐风格； 独特唱腔

中图分类号 J609.1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系广西艺术学院2012年度院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东南亚歌曲的教学研究与实践》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12JGY08.

闽南语歌曲顾名思义就是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主要流传在福建省东南沿海厦门、漳州、泉州地区及宝岛台湾、东南亚等闽南人聚居的地方，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及整个东南亚流行乐坛中，闽南话歌曲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经久不衰。歌曲中所传承的地域文化、人文精神和鲜明的音乐风格，以及独特的唱腔，让人们在艺术的美境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愉悦。

一、闽南歌曲的根源、演变及音乐风格

一说到闽南语歌曲，这个极具闽南方言韵味和特殊魅力的“乡土”歌曲，很多人都会想到台湾的闽南语歌曲，目前舞台上演唱的闽南语民歌也主要来自于台湾。它的产生可追溯到300年前。那时，大批的闽南移民追随郑成功东渡台湾，使闽南人的语言文化、风情习俗在台湾扎根。先民们以闽南方言采用中国古老的五声音阶进行演唱的俗歌俚曲、山歌褒调世代相传，所以说现在流传于东南亚一带的闽南语歌曲就是在闽南语民歌的基础上演变、发展、创作出来的，它的歌词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题材大多包含亲情、爱情、励志、思乡等。 早在1922年厦门才女周淑安就创作了第一首闽南语歌曲《安眠曲》，这首花腔歌曲的出现在原本到处都是闽南歌仔的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闽南语流行歌曲的一个雏形。闽南歌曲用的是闽南方言演唱，闽南方言源远流长，是一种超地区、超省界、超国界的汉语方言，千余年来，闽南人出洋谋生而相继向海外移居，人语相随，故在如今的东南亚诸国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和华裔仍然以闽南方言作为语言交际工具。在东南亚地区，闽南语歌曲具有一定代表性。长期以来，闽台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等世界各地闽南语系地区的闽南同胞都非常喜爱并传唱闽南语歌曲。 闽南语歌曲可以说是闽南文化精华浓缩的体现，它的不断崛起、发展和演变，无不渗透着古老悠久的历史，从最初的歌谣启蒙到戏曲音乐，再到风起云涌的各种流行乐风，始终因应着时代的不同需要而生存。

作为民族音乐百花园中之一乐种闽南语歌曲，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通俗的话语，朗朗上口的语调，通俗易懂，好听好唱，因此受到老白姓的喜欢，被人们称之为老百姓自己的歌。台湾闽南语歌曲之所以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喜爱的艺术之花，除了歌曲始终保持自己的质朴、通俗、大众化等特点外，还在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文化因素之融合。如闽南的戏曲有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芗剧（台湾歌仔戏）等。民间音乐有南音、北管以及山歌、茶歌等。在宗教方面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及相关的宗教音乐文化。闽南语歌曲正是产生在这种多元文化积淀的土壤中，具有鲜明的地域多元文化的音乐风格。当然语言和音乐并非孤立的文化事项，它们往往是某个民族或民事的地理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自然的文化产物，他们有其自成一格的特殊框架。这些音乐语言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使歌词内涵的情感强化、深化、使色彩更丰富；变化更细致，展现更富有动态，其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其感染力十分强烈，它经常以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影响人们的身心、陶冶人们的情操。再加之它的歌词完全趋于大众化，同时做到贴切生活的通俗性不说，任何一首闽南歌曲所采用的表现手法十分形象生动，内容高度统一，结构紧蹙层次分明。闽南歌曲音乐的陈述也是很具特色，其音乐色彩包括旋律美、语言美、韵味美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歌曲内容、形式体裁的不同，其创作手法大致分为三类：童谣、爱情、婚姻生活。闽南歌曲中的童谣活泼俏皮，其歌词充满着童真童趣。如闽南语童谣《天乌乌》：天乌乌，卜落雨，海龙王，卜娶某。其爱情歌曲多半忧伤缠绵，婉约迷离，非常扣人心弦，如《爱人跟人走》把一种痛失爱情，深爱的人却爱上别人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闽南歌曲中有关婚姻的歌曲则风趣幽默，充满着幸福与甜美，其取材也贴近着生活，以生活中真实的一面来歌颂婚姻的美好。如《病仔歌》其唱腔欢快而有趣，而其歌词更展示了闽南方言的丰富多彩。短短的十句换了十种叫法称呼自己的妻子。总之，闽南语民歌最为单纯朴实，闽南方言的根植于民间，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各种乐种相互吸收、相互渗透，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该地区的音乐风格，为其音乐文化远播海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说，闽南歌曲是独具魅力的歌种，鲜明地体现了当地人的生活情趣。闽南语歌曲作为闽台文苑中的一个乐种，正是其歌曲音调组合元素来自闽南文化沃土中，源于闽南地区的语言，民间曲艺民间民谣、戏曲、以及地域特色的生活、习俗等人文活动。一直以来，闽南语歌曲为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各地的闽南乡亲所津津乐道并传唱着，凡是有闽南语系的地区如闽台一带、广东潮汕、海南以及东南亚等地，都少不了闽南语歌曲，可见其辐射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

二、闽南歌曲独特唱腔

闽南歌曲的魅力不仅来自其优美的歌曲旋律，而且来自其诗一般优美的歌词，鲜明而起伏跌宕的歌唱性节奏。它们在表达了词、曲作者的动机和思想的同时，也通过演唱者饱含深情演唱的二度创作，赋予了曲调和歌词以全新的生命。

台湾闽南语歌曲的演唱跟其他流行歌曲一样，都需要有声乐的基本功，但是台湾闽南语歌曲的演唱与流行歌曲、民歌等演唱的最大区别和特色在于唱腔上，大部分台湾闽南语歌曲演唱常用哭腔，这就要求演唱者演唱时要有一定的声乐技巧，运用充满韵味的哭腔来演唱。使整首歌曲的感彩越加浓厚，使歌曲更加富有感染力，如现代比较流行的一首闽南语歌曲《雨水我问你》，独特的鼻音、丰沛的感情、苦味满满的哭腔令人为之动容，如“啊～～～～雨水我问你，我的感情算什么，不知爱已经爱这么多年。。。。。。”如果和我们平时演唱流行歌曲一样来演绎就体现不出这首歌的韵味，如果再结合哭腔来演唱，歌曲就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非常吸引人，又显现出闽南语独有的味道。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变化，闽南语演唱也渐渐融入流行音乐的要素，有些歌曲出现了没有运用哭腔演唱，但歌曲仍然有自身的特色。

闽南语歌曲在演唱上的另一特色在于尾音的咬字以及演唱的颤音上。闽南语歌曲在演唱时经常用拉长的颤音，这就要求我们在演唱的时要有气息的支持及控制气息的能力，而且在咬字上有别于我们演唱其他歌曲，闽南语歌曲演唱的尾音特别注重押韵，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爱拼才会赢》中“一时失志，不免怨叹”的“叹”，一般是唱成ta.....n，而闽南语歌曲在唱腔上却注重它的押韵，唱成tan n......“一时落魄不免胆寒”的“寒”，“那通失去希望”的“望”等等都注重在押韵上，与流行歌曲在演唱上要求要打开唱有区别，又如歌曲的尾音在演唱时运用颤音来拉长，通过气息上升到鼻腔，感觉是用鼻音再延长，就如我们练声时唱“n”字一样感觉运用到尾音的咬字上，然后再拉长保持尾音的时候装饰了颤音，使歌曲特色突出，韵味十足又与众不同。多数闽南语歌曲婉转优美，转而情绪激昂高亢，再急转直下，唱腔收放自如，出神入化。因此我们要唱好闽南语歌曲就要把握它的风格，了解其曲式结构，歌曲的特点，运用其特殊的演唱方式演绎出饱含韵味的闽南语特色。

闽南语歌曲演唱大多以质朴、通俗、大众化等特点，深受海峡两岸人民的喜爱，其唱腔曲调的特殊均利用人物性格，环境气氛，用音乐强弱和节奏松弛来激发相应的感情，所以更能强化人物性格，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的内心世界。使听众直接获得不同程度的美感与共鸣。“声情并茂”作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已有悠久的历史，它不仅是我国民族声乐理论的一个闪光点，而且也表达了人们的审美方面的一种追求，在我国古代的唱论中，“声”与“情”一直作为歌曲艺术的两项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准。

综上所述，闽南语歌曲是具有独特魅力的歌种。欣赏者和演唱者应从歌唱的语言、音乐、文化去把握其间相互的关系；体会其交相辉映的美感。闽台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又与闽台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闽南语歌曲正是秉承其特点而发展成为闽台乡土之花的特殊歌种。闽南语歌曲演唱不仅是一种技巧，而且是一种文化，他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我们的修养，陶冶我们的情操，增加我们的知识。

三、结语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而歌曲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看成跨越国界、疆域的文化使者，它们常常能反映一个民族的心声，也能表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的喜怒哀乐、文化习俗。同时，不同风格的歌曲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底蕴，其歌唱的内容也无不深深的打上了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所以，对闽南歌曲的学习还能够促进学生对东南亚国家的了解，促进跨文化的交流。笔者希望能借助声乐教学中闽南歌曲的教育和教学，使声乐演唱者易于接触、理解、融入东南亚国家的风土人情和习俗文化，可以从闽南歌曲的学习中挖掘出大量的他民族文化的瑰宝，缩短中国传统民歌与东南亚民歌之间的文化“时差”距离，扩大演唱者的文化视野，逐步消融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启迪我们学生的智慧，最终达到培养和发展学生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所需的跨文化交流、交际能力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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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杜晨.歌曲在中国近现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地位[D].上海音乐学院，2010年.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4)

关键词：闽台

高等教育学历互认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G 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5-0006-05

2009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确立了福建省作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的战略地位，明确提出“赋予对台先行先试政策”。2011年2月公布的《福建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着力先行先试，创新闽台教育合作模式。继续扩大对台招生规模，积极推动闽台两地学生互换、学历学分互认。持续选派学生赴台学习。……开展台湾研究、台湾教育研究及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研究。”因此，研究闽台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特点

为了了解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现状，“闽南文化的传承与海西社会发展”课题组对闽台部分高校进行了实地调研(本文中引用数据若未作特殊说明，均为调研中相应高校外事办提供的资料)。从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的结果看，改革开放以来闽台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呈现出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频率越来越高，重心下移

1979年元旦大陆《告台湾同胞书》的，标志着关闭了30年的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大门重新开启，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也提上日程。

随后的30多年里，尽管由于政治原因，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起起落落，但是总的趋势是交流日渐频繁，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特别是重新执政，闽台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厦门大学仅2009年就接待台湾各界来访1500多人次，赴台交流的师生团组163团，485人次(师生各半)，举办了10次两岸高水平学术会议，涉及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2009年4月至6月，黎明职业大学先后接待台湾万能科技大学、台湾致远管理学院、台湾大汉技术学院、台湾建国科技大学等4所台湾高校的领导和教师参访，参加两岸学术会议2次。可见，两岸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十分频繁。

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在频率增加的同时，重心出现了下移的趋势。原来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主要限于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办学层次高、办学历史悠久的大学，但是近几年一些新建的本科院校、高职高专，甚至新建的民办高职院校也与台湾高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黎明大学、泉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泉州纺织服装学院等都与台湾高校建立起合作关系。

2，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日趋多样

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初期，交流的形式单一，几乎只有高校领导相互参访。随着两岸关系的正常化，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形式越来越多。

(1)闽台高校相互招生的工作积极推进

相互招生是区域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是提高高校的开放性和综合竞争力，增加学生高等教育的选择机会，扩大学生视野的重要手段。

福建省高校走在全国对台招生高校的前列。泉州的华侨大学早在1985年就开始对台招生，成为大陆最早对台招生的高校之一。随着两岸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2006年和2007年中国政府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单方面宣布承认台湾高校学历，并欢迎台湾高校在大陆招生后，福建省更加重视闽台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2008年福建省教育厅颁布了《关于实施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工程的意见》，并提出“全面扩大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招收台湾学生的范围，增加各院校招收台湾学生的学科和专业。”截至2010年底，福建省已有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学院、集美大学等8所大学面向台湾地区招生，招生的层次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

据统计，截至2008年10月，福建省高校累计向台湾招生3767人。目前在闽学习的台生有805人。其士研究生97人，硕士研究生54人，本科生606人，预科生24人，成人大专生24人。厦门大学外事办提供的数据显示，仅2003年至2009年，厦门大学共招收台湾学生642人，其士生142人，硕士生58人，本科生398人，预科生44人。目前厦门大学在读台湾学生393人，分布在全校24个学院，50多个专业，是"985"高校湾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积极推进面向大陆招生的工作。2008年12月台湾教育部门表示，将开放大陆生赴台求学，承认大陆学历，最快2009年开始实施。2009年9月，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宣布，拟先开放大陆学生赴台就读技术职业教育。2011年台湾高等学校首次向大陆招生，福建省进入了台湾高校首批指定招生的大陆省份名单。据海峡都市报报道，2011年台湾有134所院校面向福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6省市招收2 141名学生。这是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闽台高等教育相互招生从理论方案进入实践操作阶段。

(2)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的梦想转变为现实

虽然两岸高校联合培养人才的问题讨论已久，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长期停留在方案讨论的层面，没有能够付诸实践。

进入21世纪后，两岸政府和高等学校顺应时代的要求，对学生的互访和流动限制减少。在此背景下，福建省高等学校积极探索分段培养人才的改革。2009年4月，福建省教育厅制定的《关于实施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项目的通知》对分段对接培养人才的形式和项目要求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提出“根据两岸现行的教育法规政策，重点支持高等学校采取分段对接的方式(本科采取‘3+1’方式，高职采取‘2+1’方式)，选派学生至台湾高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两岸高校联合培养高质量人才。截止到2011年4月底，福建省“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项目”共有27所院校142个专业获批，2011年此项目的招生规模达6000人。

(3)闽台高校教师参与交流的机会明显增多

原来闽台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主要是高校领导的参访，普通教师参与机会很少。但是近几年随着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常态化、制度化，普通教师参与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明显增多。

首先，教师的互相聘用机会增多。目前福建许多高校都聘请了台湾籍教师，例如，厦门大学2010年聘请了2位台湾籍的教师为编制内教师。除

了本科院校外，不少高职院校也积极聘请台湾教师从事合作研究或教学。例如，黎明职业大学聘请多名台湾专家共同建立闽台高职教育研究中心，联合攻关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难题。不过，台湾高校聘请福建高校教师的情况仍很少见。

其次，两岸教师参加学术交流会、短期研习或讲学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例如，厦门大学仅2009年就举办高层次的两岸学术会议10次，参加会议的台湾学者多达数百人。2009年至2010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甘露泽教授、台湾大学苏彩足教授、台湾中原大学章明教授等众多学者应邀来华侨大学讲学，学科涉及管理学、文学、政治学、工学等。与此同时，大陆教师赴台从事学术活动的人数迅速增加。2010年5月华侨大学派出一批管理干部赴台湾接受培训。2009年4月黎明职业大学派出了3名骨干教师，分别到台湾建国科技大学、朝阳科技大学短期研修交流。

(4)“校－校－企”合作逐渐成为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式

“校－校－企”合作指两岸高校和企业三方的合作，学生部分时间在大陆高校学习，部分时间在台湾高校学习，还有一部分时间在合作企业顶岗实习。

近年来这种模式逐渐受到闽台高等学校的推崇，成为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例如，黎明职业大学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与朝阳科技大学及泉州市五建公司合作，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与台湾建国科技大学及泉州汇成针织有限公司、福建鑫能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实行“2+0.5+0.5”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两年在黎明职业大学学习，半年在台湾的高校学习，另半年在合作企业顶岗实训。

这种合作模式无论是对台湾高校还是福建高校，抑或是合作的企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对台湾高校而言，台湾高等学校数量众多，而适龄人口不断下降，高等教育资源盈余甚至闲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通过这种合作模式可以使台湾优质、闲置的高等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对福建高校，尤其是一些新建的地方高校而言，通过引进台湾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可以迅速提高自己的办学水平。对企业而言，通过与两岸高等教育的合作，可以得到高校的技术和智力的支持，加快企业的技术更新和产品研发。因此，校－校－企合作是一种多赢模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将会影响到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进程。

1，学历互认仍然阻力重重

改革开放以后，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不断增多，解决两岸高等教育学历互认问题势在必行。2006年中国大陆单方面承认了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高等学校的学历，但是台湾只采认41所大陆高校学历，其他高校的学历仍然未能得到台湾的承认。

尽管重新执政以后，台湾出现了种种有利于推进学历互认的因素，例如，台湾政府放宽大陆学生赴台研习的期限，台湾高校在大陆取消教育的诸多限制，并开始向大陆招生。但是“”势力仍然存在，教育交流政治化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势力仍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阻碍两岸高等教育学历的互认。目前台湾只采认大陆41所高校的学历，福建省只有厦门大学一所高校在被采认之列。如果学历互认问题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必然影响到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进程。

2，高校领导参访多，实质性合作少

近年来福建省大部分高校与台湾高等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从交流与合作的形式看，领导参访是最主要的形式。从各高校的校园新闻网中可以看到，闽台高校领导参访的频率很高，但是许多高校领导在接触与交流后只达成一个合作的意向，而没有具体的合作领域和合作内容，更没有具体的合作措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笔者认为，两岸高等学校的领导都意识到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都希望加强合作。但是由于政治和制度的原因，涉及招生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受到的限制很多，有关课程开发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也有诸多困难，因而大多停留在相互接触与了解的层面。

3，过分强调向台湾学习，单向性特征显著

交流与合作应该是双向的，双方都应能从对方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同时又能向对方传播自己的理念和特色。只有这样，交流才具有平等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然而，当前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单向性特征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福建高校积极向台湾引进教师、课程和管理模式，但鲜见对台湾高校输出大陆高校的办学特色与课程体系等。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台湾高等教育比较发达，尤其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是福建高校引进多、输出少的客观原因。而交流中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则是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主观原因。台湾高校参与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最大动因是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源问题和闲置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再利用问题，功利主义色彩非常浓厚。而大陆高校尤其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职院校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不断受到质疑，因而希望通过加强与台湾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来提高声誉，吸引生源，其功利主义倾向也非常明显。正是由于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单向性特征明显。

4，闽南文化只是起到一个文化背景的作用，并未成为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内容

虽然闽南文化是闽台主要区域文化，但是它在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中也仅仅是提供一个宏观的文化背景而已，并没有成为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目前两岸已经建立起联合培养人才的学科和专业仅限于电子、建筑、物流、生物等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学科和专业。

尽管在闽台交流与合作中也有闽南文化的内容，但是起核心作用的却不是高等学校。例如，泉州有南音工作者去台湾宣传南音艺术，但不是高校的工作者。2008年由台盟中央主办、台盟福建省委承办的“台南大学生乡土文化研习营”开展了以传播闽南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交流与合作。来自台南大学和致远管理学院的38名学生来福建研习闽南文化，如听有关闽南文化的讲座，欣赏闽南茶艺表演。但是在这些活动中高校只是一个参与者，其作用并不明显。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两岸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考虑的是与区域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对接，而较少考虑与当地特色文化的融合。尽管在闽南地区的高校，如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等都有一批学者研究闽南文化，厦门大学还设有专门的台湾研究机构，但基本属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范畴。目前除了泉州师范学院开设了南音专业外，几乎没有高校开设以闽南文化为核心的专业。这就意味着两岸高校中还缺少承载闽南文化的学术实体，在交流中闽南文化难以成为交流与合作的核心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加强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对策

针对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笔

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促进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1，改变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注意塑造和传播自身特色

在交流与合作的起步阶段，由于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不同，引进和借鉴台湾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交流与合作中不应满足于引进和借鉴，而应苦练内功，铸造自己的特色。

在合作中，大陆高校应该不断反省和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些学科专业与台湾高校合作，我们需要在合作中从台湾高校获得哪些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能够给台湾的高校带去什么东西。

在不断的自我检讨中，才能发现我们的优势和差距所在，也才能明确我们与台湾高等学校交流与合作的目标。由于福建高校大多属于地方高校，其学科和专业优势不是非常突出。在这种背景下，更应该提炼我们的特色，铸造自己的品牌学科和专业，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台湾输出，从而实现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双向性。

2，设立闽南文化大学和闽南文化类专业

由于缺少承载闽南文化的学术实体，闽南文化在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只是起到一个宏观文化背景的作用，很少能成为交流与合作的内容。要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设立闽南文化大学和闽南文化类专业。这不仅有强烈的现实需要，而且也符合当前我国的政策形势。

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正式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验区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这是中国第一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不仅需要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努力，也急需高等学校的积极参与。建议在厦漳泉地区设立闽南文化大学，创建闽南文化类的专业，面向台湾实行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学生部分时间在大陆学习，专门学习闽南文化，部分时间赴台湾学习，并深入考察台湾的闽南文化，以促进两岸闽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样，闽南文化大学和闽南文化类专业成为承载闽南文化的实体，有利于提高闽南文化在闽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中的地位。创建闽南文化大学的意义深远，它不仅有利于保护、传承闽南文化遗产，促进闽南文化的繁荣，还可以促进闽台文化交流，增强文化认同，促进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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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5)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民居是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活中提炼创造的，在此过程中，结合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了无数优秀的民居建筑。如何传承这些民居建筑中的优秀文化，在现代环境设计中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是设计师应注重研究的领域和课题。本文以闽南民居的研究为着眼点，阐述学习传承传统民居的意义。

0引言

在当今国际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同化的趋势。如何在规划中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本土传统民居优秀的特色，并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设计体现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城市景观显得特别重要。做为一个环境艺术的学习和研究者，在本土传统民居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显得日渐式微而感到遗憾的同时，深感有责任就此课题进行探讨。

1闽南红砖传统民居的解读

单德启在他的《人与环境一一中国传统民居聚落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文中，用英文中的“本土的”(vernacular),“传统住宅”(traditionalrcsidcnce),“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etecturewithoutarchtect),对“传统乡土民居”的含义进行l}释。n]现仅以笔者当下生于斯长于斯的闽南民居为例，就其内部空间形态、外观特征、色彩特征、装饰符号、文化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讨其对于今天的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重要性。[z]闽南红砖民居通常指的是用本地特制的红砖结合本地石材和工艺、融合了中原文化及闽南海洋文化的精神而建造的大膺a"詹”是闽南方言，就是通常所说的“房屋”。

1.1闽南红砖民居的空间构成形式

闽南红砖民居一般为单层，其布局以中轴线分布;呈“向心围合式“;左右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正中间有天井，中设厅堂，一般摆放祖宗神位，前设石煌，两边为厢房，左为大。在闽南方言里，几进一般也称作“几落”，如“三落大膺”的说法，指的即是三进的大詹。

1.2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分析

1.2.1主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以红色为主色调。究其心理及传统因素，红色是中国传统象征意义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色彩，红色在几千年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象征喜庆、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闽南红”呈现的便是一种带有喜庆的红色，它代表了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乐观向上，奋发图强的生活态度，使闽南人对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吉祥和朝气的红色情有独钟，并将红色作为建筑主色调延用至今。

1.2.2辅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中的白石、青石、原木色及饰作的辅助色，与砖红主色调相辅相成。可以说，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搭配无论从建筑本身，还是置于在自然的大环境中，都显得既端庄典雅又活泼灵动。

总之，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那一栋栋具有典型的闽南特色的红砖民居，犹如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中一枚枚朱砂色的印鉴，它与环境显得统一而又有变化。

1.2.3闽南红砖民居的装饰符号

闽南红砖民居不仅远观起来赏心悦目，近看局部装饰的符号设计亦别具一格。

a、装饰符号的位置:屋脊、墙面、悬梁、柱子、门窗、斗拱等;b、装饰符号的制作方式为:石雕、砖雕、木雕、灰塑、剪贴、拼凑等;c、装饰符号的题材:吉祥纹样、神话教化、诗词楹联等。这些装饰符号的灵活运用结合民居建筑的材料与工艺，使之无不充分显示营造者的匠心和艺术造诣及文化品位，亦成就了闽南民居独特的魅力。

1.2.4闽南红砖民居的文化

闽南上承古闽越的积淀、下启汉族及西域的交流、再融合东南亚、伊斯兰和西方建筑的影响，在文化面貌上呈多元化的状态。今天，闽南传统红砖民居独特的外观是在闽南地域文化的浸染下逐渐形成的，她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在造型式样上处处以装饰视觉元素体现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2传统民居传承之意义

2.1传统民居传承之重要性

弗.赖特曾说:“唯一真正的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由此可见，其对于本土建筑文化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传统民居是本民族人民智慧浓缩的结晶，它必然有着我们能够“古为今用”的有益成份。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今天现代化的民居建筑的大量涌现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各地的民居逐步被所谓异彩纷呈的各色建筑、貌似多元的审美追求的建筑所代替。这表面看是“现代化”的体现，但也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缺失，亦反映出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从另一个侧面看何尝不是现代对传统的蚕食与否定，或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让位?如果说房子塌了，可以重建，但一个民族的精神垮了，要重铸又谈何容易?建筑是表现民族精神的一种主要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亦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因此，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传统民居的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

2.2传统民居传承之紧迫性

2.2.1外来因素导致传统民居加速消逝

当今，大量优秀的传统民居，正由干经济加速度增长、生活习俗的变革而快速消失。所以，民居的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早在建国初期，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就曾为了老北京的旧城保护问题竭尽全力、四处奔走。他们的方案是保留老城，将现代化的建设计划移到旁边的城市去;保留城墙，并在上面做出一些景观、休闲娱乐区域，这样人们既可以边饮茶，边徜徉在古城墙上，看老北京、看众生相，试想那是何等的享受!当梁氏夫妇看到古城墙被拆时，不禁痛哭涕零道:“每拆一块砖，都是在剥我的皮啊!”据说苏州郊区著名的水乡一一周庄之所以今天能够留存下来，也多亏已故艺术家陈逸飞先生当时四处呼吁奔走，今天才能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之内。

2.2.2内在因素造成传统民居传承的紧迫性

古民居本身因年代久远及建筑材料的限制，导致古民居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刻不容缓。我国古民居多为砖、土、木结构，因年代久远、凤吹日晒，老化程度加剧及资金匾乏，更加深了这种紧迫性的程度。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6)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7)

一分析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nStudies24∶1，1964，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PresidentialSpeech：TheStructureofChineseHistory.JournalofAsianStudies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C.North）（注：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EconomicPerformanceThroughT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84.3，1994，pp.359-368；LeeJ.Alston，ThrainnEggertsson，andDouglassC.North（eds.），EmpiricalStudiesin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yòu＠①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HistoryReview76.1.Spring2002，pp.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Simon，RationalityinPsychologyandEconomics，inRobinM.HogarthandMelvinW.Reder，eds.,RationalChoiceContrastBetweenEconomicsandPsycholog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6），pp.25-40；KarenS.CookandMargaretLevi，eds.，TheLimitsofRationalit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2.1，June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R.Clark，Community，Trade，andNetworks：SouthernFujianProvincefromtheThirdtotheThir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参考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第一点，我的立论是否过当，由于宋元社会经济史料的局限性，是可以讨论的，但必须实事求是地逐项检讨。学术评论，不能笼统地凭空指责，必须提出具体的根据。克拉克为支持他这一论断，举出了一个例子。我的研究指出，不少前贤用赵汝适《诸蕃志》论证番商施那帏为大食国人一事可商榷（注：前贤包括桑原骘藏、罗香林、李东华等。），并据林之奇的《泉州东陂葬蕃商记》，证此商人实为三佛齐人（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3-54页。）。克拉克不接受我这个看法（注：他的看法详见HughClark，MuslimsandHindusintheCultureandMorphologyofQuanzhoufromtheTenth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