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方向篇(1)

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持肯定态度的专家，强调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积极作用，该专家认为，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需要根据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高水平的经济协调发展。良好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剂”和“加速器”。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政府这一“有形的手”通过宏观调控加以有效解决。政府在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效的政府干预即宏观调控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手段。市场是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有效手段，如果一味采取强制性手段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调控，就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使有限的资源得不到最优利用。但是，一味强调市场调节，就会使得“循环积累因果效应”和“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之初就是利用市场调节的“聚集效应”，结果使得国家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入东部地区，区域差距拉大。因此，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同时，国家必须进行宏观调控，消除区域差距过大造成的“市场失灵”。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在区域之间建立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宏观调控体机制。这一调控机制的实质是政府基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各区域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具体而言，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指出，这几年，推进地区经济工作，总体上是循着如下基本思路进行的：第一，紧紧扣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条主线。在现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是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际良性互动，实现一体化发展；改善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第二，坚持把抓重点地区发展作为基本路径。着眼于缩小两极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们一方面抓条件较好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开放，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率先发展的地区，使其继续发挥辐射、带动、示范作用；与此同时，遵循市场规律，突破行政区界限，以城市和城市群为依托，在全国特别是中西部推动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着力培育新的增长极。另一方面，抓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第三，立足解决深层矛盾和突出问题。我们着眼于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缩小区域差距，着力推动解决那些关系到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结构和体制问题，通过制定相关文件，做出前瞻性谋划，提出解决深层矛盾的方向、思路和主要措施；通过开展相关专项试点和综合试验，在一些风险较大、涉及面较宽的重大问题上先行先试，摸索路径，积累经验。

区域经济方向篇(2)

关键词：民族自治 产业转型 城市化 经济增长方式

一、我国民族自治区域的特色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结合中国国情，参考国外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党和国家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全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先后建立了五个自治区，三十个自治州， 120个自治县（旗），1 700多个自治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民主的主要活动形式。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主地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有自主发展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等多方面的权力。 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区域的显著特点是：各民族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

二、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等。据相关部门统计，截止2008年，包括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多民族省在内的民族地区GDP总量达306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17.3倍，年均增速10.2%。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开工建设，民族地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高。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当今世界，民族融合、全球化、城市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趋势。少数民族在特定的民族区域内生活，尤其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区位于地理位置较偏远，自然环境较恶劣的边疆地区。这样就使得少数民族与汉族文明的发展不同步，在资源较差的区域则出现发展长期停滞的状态，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国家民委对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监测结果分析，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虽逐年有所下降，但与全国同期贫困发生率相比，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全国同期的贫困发生率。例如，在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16个跨境民族等基本处于整体贫困状态，全省160万农村深度贫困人口中，有153万人集中在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农牧业依然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传统支柱产业，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基本是高资源消耗、外部投资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城乡差距看，民族地区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尤其在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薄弱，企业效益差，亏损面大，失业。且人口受教育的数量与水平上，除新疆与内蒙古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余地区与全国比，差距仍然较大。这些差距的存在，也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延缓了民族地区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和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的脚步。

三、 民族自治区在社会经济转型的新方

（一）提高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

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发展应强调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征。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等主、客观因素，教育水平与中东部无法相比，教育结构单一。少数民族人口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心理素质不尽相同。对少数民族的素质教育，首先应考虑到思想政治教育上来。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具有民族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人文教育。着重点应放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家庭观念和传统美德、社会行为道德观。

其次，考虑到目前全国范围内的中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不高等因素。应在少数民族区域着重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专门性人才。充分考虑当地的民族发展情况，根据当地以及该民族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状况和特点，开设实用性强、应用范围广的专业。针对一些向少数民族学生开放的专业和学校，可以考虑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转由当地教育部门依据实际情况组织考核、推荐与培养。

区域经济方向篇(3)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的冲突严重制约了我国区域经济的统筹发展，制定和完善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建构要以建立区域横向合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目标。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构成主要包括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法律制度和区域横向合作市场培育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历程，基本上经历了由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再到统筹发展的三个阶段，实现了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但不能否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失误和问题，问题之一是其区域横向合作不充分不协调，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原材料大战、价格大战等就是其典型表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爆发的两轮区域经济冲突。2001年，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达到了9．0％以上；2005年，西部地区经济平均增速在l2％以上，超过全国9．9％的平均水平。可就在西部经济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东西部差距却仍然在不断地扩大。西部地区的GDP总量仍然很低，2007年西部12个省区GDP的总和不到4万亿，占全国GDP的17％左右；而东部地区超过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到2007年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了西部的2．2倍。从法律制度角度来看，建立完善的促进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

一、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概念及作用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是国家立足于区域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在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互补性的基础上，为了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统筹发展，实现各地区共同繁荣进步而制定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由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全国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和互补性。国家从行使管理职能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这就产生了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和完善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十分必要。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能够有效规范和保障区域合作的顺利实施，促进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实现互通有无和互利双赢，巩固国家的团结和社会稳定。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起源于国家组织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家提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组织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主要是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和寻求商品供求平衡。1979年以后，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开始萌芽，主要表现为国家调整了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的相关法律法规。2000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2001年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这两个法律文件对西部大开发的横向协作制度做了全面阐述：在西部大开发中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地区协作和对口支援；在防止重复建设和禁止转移落后技术与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在投资、财政、税收、信贷、经贸、工商、劳动、统计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支持东部、中部企业到西部地区以投资建厂、参加入股、收购兼并、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东西对口支援，进一步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力度，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围绕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发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健全互助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06年lO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互惠互利机制。目前，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建设已经到了需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刻。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建构要以塑造区域横向合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目标，这就决定了该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统筹兼顾决不偏废。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就要大力培育市场机制，构建区域间统一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等，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就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国家机构的协调作用。

建立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目的是对开发活动进行综合协调和统筹规划，主要实现以下功能：一是综合规划功能，即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区域间产业结构互补性发展，重组产业布局，调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二是鼓励引导功能，通过立法明确培育区域间统一市场的各种鼓励措施，引导资本、人力和技术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三是限制和预防功能，防止区域经济统筹发展中的短期行为，有效解决特殊区域、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保护和发展问题；限制区域间争夺资源、重复建设等行为，减少政府政策的随意性，使区域经济合作在法律制度安排的引导下有效地推进。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不仅要有效地防止区域经济冲突，更要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形成区域问统一生产要素市场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区域协作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决定了该法律制度的创建要从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法律制度和市场培育法律制度两方面人手。

二、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法律制度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落后区域，这一类地区主要是由内部条件如自然条件恶劣、资源匮乏、资金短缺、技术落后造成的；二是萧条区域，这一类地区主要是因为区域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有的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已相对落后和衰退，而新的主导产业又未建立和壮大起来，从而导致其经济发展陷入萧条的境地。按“地区生产总值”考察：东部10省(市)在全国总量中所占份额过半，按近年(1998—2002)的份额变动分析，所占份额正以年均0．15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提高；中部6省的份额占1／5左右，且以年均0．13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下降；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所占份额不足1／5，以前下降幅度较大，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年均下降幅度已缩小到0．117个百分点；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所占份额不足1／10。按工业总产值分析，东部10省(市)在全国所占份额达2／3，且以年均0．186个百分点的幅度持续提升；中部6个省占全国总量的份额近1／7，且以年均0．167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下降；西部l2省(市、区)占总量的份额1／10强，且以年均0．129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下降_3J。整体来看，区域间经济矛盾还较多，利益分配不够合理，地区经济增长的持续非均衡发展，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两级调控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的管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区域横向合作协调制度存在缺陷与不足，突出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区域协调能力较弱，区域协调机制乏力，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约束，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区域市场分割严重；另一方面，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立法层次低、程序性规定不完善、基本实体制度缺失，如关于规范区域竞争，推动区际协作方面的规定，目前仅见于国务院在1986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决定》等零星的文件，大多数区际关系的协调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因此，构建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机制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机制法律制度主要是指政府协作法律制度、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法律制度等。这部分法律制度主要是在政府转型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在区域横向合作活动中的协调仲裁职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体，可以由地方政府、社会力量来承担，但中央政府居于主导地位l4J。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利益分配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指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导致区域经济的法律调控，始终体现着政府对经济的主动干预，或者说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主要是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主导，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缩小地区差距。政府在对经济干预过程中，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逐步实现职能转变，应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从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型政府、从传统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型政府。为了协调地区的发展，保证区域横向合作计划的有效实施，可以考虑成立全国性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导机构和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负责区域经济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全国性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导机构可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区域经济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战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并协助解决与相关部门经济政策的协调事宜。学者张可云认为：“这个机构应该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人的级别只有足够地高，才能发挥这个机构的作用。”

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可由地方政府根据具体需要共同建立，具体解决区域横向合作中产生的专门问题。同时为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作用，应鼓励建立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协调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应由区域内各类企业自愿参与，代表区域内企业的共同利益，反映企业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沟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强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搞好区域内企业的自身管理，促进区域性各类企业的共同发展。同时，在立法中明确促进区域经济横向合作的各类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职责和相应法律责任。

三、区域横向合作市场培育法律制度

区域横向合作市场培育法律制度可分为区域间统一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培育等法律制度。国家应利用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建立区域性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促进各种劳动要素在区域间市场自由流动。

首先，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完善我国区域经济横向合作发展的金融法律制度更具有紧迫性。政府应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金融工具的重要作用，积极实施区域信贷向中西部倾斜的政策和区域性优惠利率政策。政府应依法加强对区域性金融资本的监管，并采取倾斜政策，降低经济不发达地区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适当增加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数量和规模，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投资项目以及信贷融资。政府应利用市场力量规范发展金融机构，建立完善区域间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帮助区域内企业实现异地融资。采用的形式可以是组建区域发展银行，也可以是组建适应地方经济特点的地区性单元制商业银行等等。而且要加快区域性资本市场中心的培育与发展。在条件成熟的区域培育发展区域性证券市场，形成多层次、开放性的金融市场网络。

区域经济方向篇(4)

汪丽萍

一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地域内由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经济运行方式。构成区域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1)以一定的经济区为依托；(2)以一定的地域分工为基础；(3)以有限资源的空间合理配置为基本内容；(4)以各种资源要素间、产业间和地域间的经济技术、市场供求为联系的基本纽带。

区域经济需要政府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按照要素流动和利益相关的客观要求去选择区域发展战略。同时，由于区域经济是在跨行政区划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更需要相关的地方政府提出和执行有利于跨省区要素流动的各项政策，甚至实行打破行政区界的经济管理机制。只有在区域内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更合理、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也出现了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多次变革。就在这种经济体制转轨、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内在要求与事实上的行政区经济的强化的冲突日益突显。

随着地方自主权的扩大，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权利主体的地位开始崛起，如果把市场的健康发育看成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则是强化行政区经济的主导变量。在内生变量作用不力的情况下，政府权力便显得至关重要。

在中央放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调控手段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致使地方政府的经济权限产生了“放大效应”。地方政府的变异行为，导致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

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和现象不断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出现，大大加剧了建立区域市场的难度。在地区差距存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和产业发展的主体，为“保护”自身利益通常采取一种“理性行为”——实行地方保护，保护本地市场，使本地利益最大化。

地方保护主义主要反映在地方政府对区际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的行政性的不合理干预上，其具体表现是，在市场容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合理地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限制外地产品流入本地市场或限制资源商品、初级产品流出本地市场；运用经济政策倾斜、强化经济杠杆等手段，鼓励当地产品扩张市场容量，希图通过本地产品的扩张销售，最终实现本地企业利税的增长，抬高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甚至实行全面干预，画地为牢，层层设卡，对商品流通进行“超经济强制性”封锁。这种与市场经济背道而弛的地方主义行为，加剧了市场割据，对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极大障碍。

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是行政性关系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占上风的结果，它缘于地方政府自主权的膨胀。在经济转轨时期，一方面，中央企图通过创造市场机制，强化市场导向的方式，给企业放权，逐步实现微观生产经营决策权从政府向企业的转移；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长期以来就已存在的父子依赖关系等等，随着中央将一大批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支配力量。由此相应地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经济关系的冲突：一是以区域为利益主体，超越行政区划界限的市场性关系；另一是以地方政府为利益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行政性关系。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两种关系一直处于较量和交锋中，地方保护主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产物。

鉴于在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权限的不断膨胀，已严重影响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形成发展，中央政府从90年代起就开始了中央权力再集中的尝试。开始时，中央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原有的计划程序与行政手段，调整和限制地方政府的权限，从而将一部分权限再集中到中央手中，另一部分权限则下放到企业手中，以达到削弱地方政府的目的。中央的作为遭到地方政府的抵触，地方政府拒绝交出已经得到的权限。1994年以后，地方政府的行为重点从市场封锁转移到反宏观调控上来。地方政府的反宏观调控行为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一种“反政策”。

地方政府反宏观调控行为在实质上反映了新形势下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格局。主要表现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地狭隘利益出发对中央政府在投资与政策上进行讨价还价，曲解、变通甚至阻隔中央的宏观政策，使中央宏观政策在地区实施中受阻。如在财政上，一些地方政府随意扩大税收减免范围，放松对企业的财务监督，从而人为地造成财政收入下降；以基金等形式大搞预算外资金，使预算外资金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等。在金融上，地方政府直接干预贷款，订高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倒逼人民银行；违章进行集资；发行地方债券；乱设非金融机构；利用政策性贷款混水摸鱼；授意、允许企业挪用流动资金贷款，允许公款私有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就是宏观调控。在目前市场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更是起到双重的作用：既要弥补市场缺陷，充当市场校正器的角色；又要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健全，做区域市场的保护伞和助推器。因此，地方政府反宏观调控行为从根本上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它导致了地方割据，阻碍了区域内部的整合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协调。如果说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在横向上对区域市场分割的话，那么，反宏观调控行为则是地方政府在纵向上对经济权限的割据，它们都具有经济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特征。地方政府的这种反宏观调控行为，缘于政策导向上的缺陷以及地方政府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不当追求，是地方政府和权利阶层“寻租”活动的外在化表现。

地方政府的反宏观调控行为，如果放在区域经济的背景环境下来考察的话，可以看作是在行政性关系与市场性关系的较量过程中，行政性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这表明，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权力的过大，会导致其行为的失范，市场经济扭曲为权力经济，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实践证明，政府与市场的互补不可能自动实现，两者以什么方式耦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存在方式与行为方式，特别是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只有地方政府及时转换角色，它才能对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的角色创新具体表现在：

(1)地方政府应当成为区域性调控主体。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资源条件、社会和经济特点都具有较大差异，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极不平衡，因此，中央不可能像地方政府那样对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了解得那么清楚。如果由中央实行统一调控，不仅难度大，效果差，还会降低中央调控的权威性，所以应当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在区域层面自主调控的必要性。而在区域调控方面，地方政府也确实比中央政府更具备有利条件，不仅熟悉本区域的社会经济情况，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保持本区域经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应当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强调中央对全国市场的宏观调控时，也有必要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区域调控权，使地方政府调控成为介于中央宏观调控与以经济杠杆为手段所进行的间接调控之间的中间环节，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建设者和维护者。

(2)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当成为区域内制度变革的主体。在大一统体制下，实行什么政策、怎么实行政策统统由中央说了算。分权使得各地方政府开始有机会进行种种政策试验，从而更可能出现别开生面的思路和做法，促进新制度的传播和采纳。特别在我国区域经济尚在摸索阶段时，地方政府更应积极主动地着手进行制度创新。

总之，角色创新是地方政府行为优化的首要前提。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应当尽快转变政府观念，尽可能地减少对微观经济的行政性干预，同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成为在区域这个中观层面上的调控主体以及制度变革主体。

二

市场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在未来市场竞争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将越来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若要对区域市场真正起到推动和校正作用，有赖于它积极主动地履行制度创新的职能。

1区域市场机制的创新

根据我国目前区域市场发育迟缓的现状，地方政府所要推进的区域市场机制创新主要有：(1)通过培育区域共同市场，建立起区域内统一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并与全国统一市场相接轨。区域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应当先于全国统一市场，首先是在经济范围内建立以城市为中心、开放式、竞争型的区域市场，然后才能构成全国共同市场。因此，只有通过地方政府去实现区域内部的整合、协调区际关系，才能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区域内，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突破不合理的经营分工界限，建立起城乡市场开通、各地区之间物流畅通的区域共同市场；并进而打破区域内外的分割，加强区域市场之间的协调，从而最终走向统一市场。(2)区域市场机制的培育最重要的是使地方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中撤离，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企业走向区域市场创造条件，在区域市场内能够地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3)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政府应当根据本区域的市场化进程，共同制订出有效的区域市场交易规则，完善区域市场竞争秩序制度。地方政府不仅要对市场竞争作出法律规范，还要对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作出法律规范，保障地方政府只能依法维持市场竞争秩序。

2区域调控机制的创新

我国的区域经济必须由政府的有力干预和宏观调控加以规范和推动，才能在利益、规模和产业结构方面得到合理的调整，因此建立区域调控机制已成为必要的议程。

区域调控是地方政府为了克服市场缺陷而在一定限度内对市场运行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职能。区域调控既要兼顾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相对平衡，使地区差距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又要确保资源向效率的配置和区域经济潜力。作为区域经济的调节者，地方政府主要通过立法、财政、金融等间接经济手段而不是直接的行政手段来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在一个区域内部，各个地方政府除了具体执行中央制定的各项经济法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外，还应该共同研究和制定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编制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和有关的专门规划；应当有权在一定的范围内补充制定区域性的经济法规，如对中央的区域政策制定实施细则，或从本区域出发，在不违背中央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制定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的其他法规；地方政府还应当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积极推动跨行政区产业重组；同时，要进一步做好财政包干制向分税制的转变，避免地方政府在着手区域调控时缺乏相应的财力后盾。

3区际横向联合机制的创新

区域间的横向联合，其根本动因在于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差异以及比较优势的存在。区域经济的横向联合，有利于突破生产力要素流动的行政性障碍。在条块分割的条件下，区域内企业难以借助区域外部的生产条件，来克服资金、技术制约。而横向经济联合将企业从某部分某地区内孤立的一点变成了区域经济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从而使生产要素得以重新优化组合。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互利互惠原则出发，各地方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按市场原则处理相互关系，组建企业集团；废除造成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的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规定，从税收、财政、信贷、计划、物资、外贸等方面，对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政策进一步加以完善；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合作各方的利益；巩固已有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争取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形成开放型区域市场；较发达地区还应当主动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转让和联合、联营、合作等形式，促进和带动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资源与市场的互补。同时，在横向联合管理上，各地方政府还应当加强联合项目决策的可行性研究，并督促项目的执行。

4区际利益协调机制的创新

在横向联合中，由于各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难免会出现区际利益分配的不均。为减少地区间的经济摩擦，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对关系到区域经济全局、非一个行政区划所能解决的若干重大经济问题，如能源、交通、新兴工业、江河治理等，应通过各地方政府的相互协商和对话，合理地制定相关政策，统一安排部署，以协调各方利益，从而实现区域经济整体目标。

5政府行政的制度创新

区域经济方向篇(5)

【关键词】京津冀 区域经济 支持向量机 数据挖掘

一、引言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发展体，不仅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而且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北方地区人口、资金和物流的传递中心，也是我国通往国际最直接的重要通道。京津冀地区经济的进步可以带动环渤海经济圈的兴盛，进而推动全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之一。

在京津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更好地促进该区域未来的协调发展，我们需要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并利用科学手段挖掘出经济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因此，运用数据挖掘方法对京津冀区域经济进行科学的预测和规划，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不仅能够确保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科学性，而且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我国总体经济的进步产生重要作用。为了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缩小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形成平等互利的区域经济整体，本文引用支持向量机这一数据挖掘方法，对京津冀的区域经济做出更具科学性的分析、预测和管理。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分析

区域经济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经济上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由于区域经济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每一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和影响，自身的独立性也相对缺乏。区域经济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发展概念，是内部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综合体。京津冀区域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区域经济预测是根据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以及历史经济发展的情况，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技术分析区域的经济的变化趋势，进而预测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潜力[1-2]。

近年来， 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整个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指标的增长幅度十分明显。但是京津冀区域在基础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以下几个较明显的缺陷，严重影响了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包括：

1. 经济整体实力较弱，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是落后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2. 内部发展不平横，在京津冀区域 ，虽然数据表明北京市和天津市与河北省的各项经济指标在数额上差别不大，但还是远高于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等这11个地级市；

3.对外开放程度低，京津冀区域位于我国大陆的北方，不同于东南沿海一些开放较早的地区 ，京津冀区域的市场意识不强，开放程度显然低一些。

对京津冀区域经济进行研究主要是根据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影响因素以及历史发展等已知条件，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其经济发展现状、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发展潜力的过程。区域经济研究主要依据各类影响因素和往年的历史数据，既可以对京津冀的区域经济有进一步的认识，还可以对其未来发展进行预测。京津冀区域经济的研究和预测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京津冀区域经济现象总体是有规律可循的。

尽管京津冀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动态性、非线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且其发展变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在彼此互相影响的同时，它们之间还具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这种内在联系的长时间作用下，使得区域经济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具备了客观规律性。区域经济预测本身就是在掌握了区域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科学预测。

第二，京津冀区域经济研究结果具有相对准确性。

京津冀区域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在遭受到一些突发性变化的影响时，其结果往往是无法预测的。因此，区域经济本身未来发展的确定性也只是相对的。我们可以根据已有的历史数据，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经济的发展进行预测，但只是为科学合理规划区域经济的未来发展给出参考意见，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我们可以通过对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逐渐减少预测的局限性，提高准确度。

三、基于SVM的京津冀区域经济分析

本文应用支持向量机构建区域经济的研究模型，运用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的研究。首先从不同方面选取了对京津冀区域经济有关键影响或极具代表性的指标作为研究对象，构造出能够反映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指标体系，再利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经济进行预测，最后得出预测结果并进行分析，从而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决策起到指导作用。

1指标构建

想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指标体系，须兼具全面性与重点性。选择的指标应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同时，各指标之间要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要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的主要特征和状态，并能体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致趋势。本文选取了六个指标建立了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指标体系，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 算法实现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是建立在统计学习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基础上的数据挖掘方法[3]。SVM 运用结构风险最小化代替经验风险最小化，能较好地处理有限样本问题；它采用核函数的思想，把非线性空间的问题转换到线性空间，有效解决了非线性问题，降低了算法的复杂性[4]。

本文将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再采用SVM的RBF核函数，执行训练及预测，实现过程如下：

（1）对京津冀区域经济进行研究，选择出合适的指标并构造指标体系；

（2）根据指标体系收集原始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3）设定支持向量机算法的相应参数；

（4）根据预处理后得到的数据集，利用支持向量机进行训练，得到模型；

（5）利用支持向量机得到的模型进行预测；

（6）得到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和验证。

四、数据分析

1.数据集

根据中国统计局年鉴和已构建的经济指标体系，从六个方面提取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三个地区1995年至2014年近20年的经济数据。京津冀区域中的研究对象，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石家庄、邯郸、邢台和衡水11个地级市。对收集到的原始经济数据进行预处理。首先，对数据的正确性以及完整性进行检验，避免因数据不完整或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而分析指标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其次，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这样就得到了数据集。

2.实验结果及分析

利用支持向量机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和预测，得到实验结果：正确率为91.6667%，特异度（Specificity）为97.4359%，灵敏度（Sensitivity）为80.9424%。结果表明，以上结果准确率较高，模型建立较合理。理论预测结果较好地符合实际值，进而说明该方法有效而可行。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将支持向量机方法引入到区域经济的预测中来，利用它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和高维度问题方面的优势，进行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测，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启示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仅凭传统理论知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定义是存在一定偏差的，支持向量机帮助我们很好地纠正了这一误差，通过预测结果让我们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的状况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更科学的帮助，该研究将成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依据。

（本文受天津社会科学基金项目（No.TJYY15-017）资助。）

参考文献：

[1]林建，朱帮助.基于粗集支持向量机的区域经济走势预测方法[J].计算机仿真，2008，25（10）：272-302.

[2]王明恺.基于支持向量机的非线性模型及其在区域经济预测中的应用[D].硕士学位论文，重庆：重庆大学，2007.

区域经济方向篇(6)

    (一)区域经济的概念及其认识分歧

    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经济概念的界定依然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主要原因是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经济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完全一致。武友德、潘玉君(2004)认为,广义的区域经济可以用来表示国家某一地域的经济活动,即地区经济,也可以在国际经济研究中视作某一国家的经济,甚至多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或经济圈;狭义的区域经济可用于表示国内大小不等的地区经济,即地域经济。舒庆(1995)认为,行政区经济是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但是,刘力、白渭淋(2010)和林其屏(2005)等学者则认为,要想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应实行行政区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换。可见,在对区域经济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的观点还很模糊,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区域经济是围绕一个固定的地理范畴,由于各主体间在分工与协作上的不同而逐渐形成的符合本地域资源禀赋要素的经济实体。

    (二)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着名的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cedilOisPerroux)在城市经济均衡与非均衡“发展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经过布代维尔(J.B.Boudeville)、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纲纳?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和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ttoHirschman)等的扬弃和演化而来。佩鲁承认经济发展在时空上是非均衡的,且如果存在某些具有发展优势的部门、行业或地区,就会形成“发展极”,并对其边缘行业的发展产生“粘性”,形成其周围环境的“磁极”。经济增长率、资本集中、市场规模以及创新中心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是增长极形成的重要机制。[1]2.扩散理论。扩散理论是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目前不少学者从技术角度和知识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3]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纲纳?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分别在其着作《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和《亚洲戏剧:各国贫困问题考察》(1968)中阐述了“增长极”地区对周边相对落后地区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双重影响理论。空间扩散源于一个特定地方的技术、发明、新产品、新现象等逐渐被其他地方接收、采纳或应用的空间过程,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沙飞、张仕俊,2006)。扩散最典型的空间特点是距离衰减规律,即扩散的强度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因而空间相互作用量与距离成反比。柯善咨(2009)认为,扩散理论与增长极理论是相互作用的,但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之间其相互作用是有差别的。3.产业集聚理论。产业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主),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4]产业集聚是区别于市场与企业的中间组织,强调地理空间的集中、产业关系的密切,重在发挥区域内资源整合的能力,实现分工专业化,并利用其外部性影响实现区域经济的空间聚集效应,达到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魏守华、王缉慈、赵雅沁,2002)。产业集聚理论加深了同一产业在不同企业的联系,在竞合压力与动力的刺激下使之优势互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创新,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贺灿飞、潘峰华,2007)。

    二、区域物流产业的相关理论综述

    (一)区域物流产业的概念辨析

    关于区域物流产业概念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区域性和产业性视角进行,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辨析区域物流产业的概念:1.分工理论的观点认为,区域物流产业是通过对资源的优化整合,使产生的利润点围绕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的价值链相互转移,形成以供应链为核心的辐射一定区域的区域性物流体系。[5]区域物流产业主要的场所存在于区际和区内,并借助运输和集散等手段,实现在一定范围内的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转移的系统平台(张立丽、海峰,2003)。2.协同理论的观点认为,区域物流产业主要是基于一定的区域范畴,将物流设施、物流活动以及信息系统等要素在不同的领域内进行协同,从而整合为特定目的的有机系统(雄浩、嫣慧丽,2007)。李柏洲、刘建波(2005)则认为,区域物流产业可以根据其发展过程中各子系统协同效应的不同,将其分为不同阶段,并通过在各阶段子系统之间的竞争,推动其向更深层次的协同阶段转变。

    (二)区域物流产业的结构与组成

    在宏观层面上,区域物流产业的结构由区域物流产业的主体、客体和载体三部分组成,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功能体系。区域物流产业的主体是指物流服务提供方、物流服务需求方、物流中介机构和物流支持产业(金融、电子商务、信息处理技术、通信设备、定位系统)四部分。区域物流产业涉及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参与区域内、区域间两大经济循环,服务于区域内、区域外两大市场(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由两大市场主体(物流供应主体和需求主体)、三大网络(物流设施网络、物流信息网络、物流组织网络)构成。通常,区域物流产业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物流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物流客体的集散调配问题、物流载体之间的功能协同问题、与环境(威胁或机会)的适应问题,除此之外,还受到当地政府以及区域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区域物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持续不断地与区域外系统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三、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交互性的研究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对物流产业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对物流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导致物流产业发展的非均衡。非均衡性研究的主要思想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物流需求分布的不均衡,从而影响物流节点等基础设施和配套系统的建设与布局(张敏,2008)。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区域经济的失衡,[6]其具体原因为:产业结构规模、人口、生产要素等方面的空间聚集效应加剧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FanC.C.、ScottA.J.,2003);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加速了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孙琳琳、任若恩,2005);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横向区域选择所带来的空间效应是导致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何兴强、王利霞,2008);同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技术、资本、人力、教育等)与政府的发展政策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7]2.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决定物流产业的梯度发展。梯度理论的研究认为,物流业发展沿着经济梯度,从物流园区建设到物流产业空间布局充分发挥了从高梯度到低梯度的联动效应(张立国,2011)。区域经济的梯度性主要是由于技术空间分布存在不平衡,而根据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一般将其分为三阶技术梯度,相应地也就形成了发展程度迥异的三大区域经济带:东部沿海发达技术区、中部腹地中间技术区和西部边远欠发达技术区。区域经济总是沿着技术从高梯度向低梯度流动的方向发展(丁任重,2007),而高梯度区具有保持“核心区”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使得该区的成熟经济向周边低梯度区转移(李国平、赵永超,2008),形成“梯度传递”效应。

区域经济方向篇(7)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