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的统一篇(1)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统一化、协调化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商人交易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 因为“协调化的法律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数十年来,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  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如国际商会等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 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商事法律规范趋向统一。

    国际社会通过制定大量的调整有关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积极推进市场的联合与扩大,而“市场的联合总是与努力对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法律进行协调的活动相伴而行” 。非洲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

    消除法律的多样性,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法律的多样性在非洲尤显突出。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2)

关键词 创意经济 消费转型 技术革新 产业系统集成

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费时代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 网络 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 艺术 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充分发展、服务业不断壮大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结果，是继技术、管理和资本后又一新的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产生经济奇迹的机会”。

本文拟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综合产业经济学、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剖析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探讨和揭示如何运用 科学 、合理和有效的举措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

一、创意经济的演化动力

从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看，推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增长、消费转型与技术革新。

1 需求增长

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伴随着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催生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推动着创意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目前已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需求总量日益增大，需求质量不断提高，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热切呼唤更多高品位、高质量的优秀文化产品，期盼更加优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文化服务。

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突破3000美元大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 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居民消费结构也将明显变化，其中物质消费比重逐渐减少，精神文化消费比重逐渐增加。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为6325.34亿元，人均文化消费478.72元，占收入比重5.65％，占总消费比重7.64％。据估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突破7000亿元。在全球性 金融 危机的影响下，文化消费并没有因为经济下滑而萎缩，反而因为文化产品消费“不消耗物质形态”的特有优势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人们快速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对文化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求以新的内涵来提升、新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手段来传播。

2，消费转型

长久以来，农耕经济和农耕文明潜移默化下的中国文化消费中，消费者呈现出顺从、保守和趋同的特点。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逐步发生变化，消费的自主选择意识增强，消费行为日趋个性化。美国学者戴维·刘易斯和达瑞恩，布里格在著作《新消费者理念》中指出，“旧消费者更可能成为追随者而非领导者，他们会较晚地接受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因为他们觉得追随市场主流购买比独自做出购买决定更令人轻松和放心。”而新消费者则更倾向主动尝试新产品和服务，他们会试着去发现。

文化消费向个性化趋势转型促进了创意经济的涌现。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推广，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特征和人们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首先，表现在消费品——节目内容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偏好对节目内容进行自主选择、自由地发表意见且与传者进行信息交流，必然要求相关文化业态具有庞大的节目内容库，这一功能目前在手机电视、IPTV、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中均已实现。

其次，表现在消费时机——时空的个性化。不仅能够自主选择节目内容，还能自由选择消费的时间地点，是人们对文化消费提出的新要求。从目前涌现的业态看，手机电视将电视移动化，网络电视将电视双向化、智能化，移动电视也在无限地填塞人们消费中的时间与空间缝隙。

再次，表现在消费手段——媒介形式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对媒体的熟悉程度和偏好选择媒介形式，无疑将大大增加人们对文化消费的兴趣。创意产业通常所具备的多媒体融合功能，即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视频于一体，则在很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3 技术革新

技术革新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 历史 上，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摄影照相技术的出现、广播与电视的普及，都曾给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带来深刻变化。而 现代 传播科技如通讯卫星、激光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的采用，更使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人2l世纪以来，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加快融合，新型创意业态不断涌现。

科学技术运用到文化生产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技术革新不仅改变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而且带来文化产品形式的不断更新和丰富。毋庸置疑，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新型创意业态还将不断涌现。

二、创意 经济 的演化路径

“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是系统经济学中“系统化”概念的延伸与推广，分别反映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及其关系转化的两个不同方面。所谓系统化，是指趋向形成经济系统的过程。具体地，系统深化指的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而系统广化则是指系统和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在演化路径上，遵循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的内在 规律 。

1 系统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延伸

系统深化反映了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系统深化的 自然 结果就是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强化而形成的。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产业链、价值链延伸现象，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变动情况看，反映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首先，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数量不断增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不断细化，经济主体不断丰富的过程。以广播电视业为例。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促使广播电视产业价值链不断分化出制作、播出、广告、衍生服务等多个节点和环节，并且随着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的 发展 ，这些节点和环节产生进一步的派生和细化，从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连续、复合价值链条。在这一价值链条上，新节点或新环节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新行业(子系统)的产生或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也即“新的中间产品的出现，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拉长”。产业链或价值链的延伸或拉长必然导致经济系统内部构成元素的复杂化，从而增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来看，创意产业系统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丰富和细化过程，也就对应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其次，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各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加耦，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一般而言，经济元之间相互关系的加耦和解耦是系统深化的两个相反方向。简单地说，加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增强；解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减弱。对创意产业系统而言，形成的过程必然导致经济主体即参与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这也正是系统深化的题中之义。

2 系统广化：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

与系统深化相对应，系统广化是指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从本质上说，系统广化促进了经济系统潜在关系的显化以及与经济系统具有联系的外部环境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能够进一步导致经济系统规模的扩大。在系统广化过程中。相关的经济元通过借用或整合外部资源，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资源位水平。在创意经济发展过程中，跨业型业态也即创意产业系统内部不同子系统或创意部门与其他部门开展合作竞争形成的新型业态，或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内部资源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过程，也即系统广化过程。在该过程中，创意产业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联系范围不断拓宽，内部子系统或创意产业系统与其他行业系统的潜在经济关系不断显化，创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各经济主体通过价值链接、资源互补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双赢或多赢的目标。

三、创意经济的演化趋势

创意经济具有不同于 工业 经济特征的运行规则，由此衍生出 企业 间的新型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系统集成性质。产业系统集成是信息时代产业结构的新本质，是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集群后出现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

1 创意经济的运行特征蕴含产业系统集成的特质

以系统观为视角，创意产业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非线性、非平衡和涨落等自组织特征，将自然地导致“系统经济性”，即经济组织以经济系统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由系统经济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称为“系统经济效应”。系统经济效应更加符合系统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公理要求，即广义代价趋于最小可能值(世界最经济原理)、社会福利水平趋于最大可能值(社会福利原理)以及持续发展水平不减(持续发展原理)。从效益的角度讲，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以非信息运行平台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时代，单一经济主体或者通过大批量的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性”效果。或者通过拓展产品经营范围实行多角化经营获得“范围经济性”的效果。而在信息 网络 化社会中，分属于不同经营领域的复数市场主体通过信息网络异业联手、协同合作，开发新产品，可以更迅速地满足不断变动的多方面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日本学者宫泽健一最先从企业组织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把这种“复数主体通过网络联结产生的经济性”称为“联结经济性”，或称为“复合效应”。

不难看出，联结经济性是系统经济性的特例，是系统经济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产业系统集成的实质就是在技术集成和业务集成基础上，由更多的信息、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进行跨时空整合，从而产生巨大的系统经济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过程。

2 产业系统集成概述

“集成”一般可理解为聚集，还可理解为融合、综合、一体化，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创造性的整合过程，其核心思想是系统化。严格来说，“集成”指在一定的集成环境和条件下，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成单元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集成后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并不是集成单元之间的简单叠加或堆积，而是按一定的集成方式和模式进行的构造和组合，其目的在于更大程度地提高集成体的整体功能，适应环境的要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经济效应和集成体的目标。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3)

关键词：嫁娶文化；传统文化；现代经济；促进作用

1. 中国传统的婚嫁文化

社会的不断发展导致民族民间的一些习俗都随之变化，也由于各民族的分布和支系的不同，经济形态的差异，以致在其婚俗地域性表现得尤其突出。以汉民族婚俗文化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独特的婚俗，汉族婚俗的基本仪程包括(1)纳采：纳采指的是议婚，男方家会派使者去女方家求婚；(2)问名：当男方家得到女方家同意后，便进行问名的礼节，便于占卜是否能够成婚，还有吉凶。问名主要问女子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姓名、在家中的排行等，也就相当于现在订婚；(3)纳吉：在男方问名之后，便会请人用龟甲占卜算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克，若得好的占卜结果便派使者去女方家报喜，也就是现在的合婚。在纳吉过后，男女双方的婚姻才算正式确定；(4)纳征：纳征礼是婚俗仪程中最为关键的礼节，男方派使者送聘财以完成婚礼，也称之为过大礼。在纳征过后，男女双方婚姻进入正式阶段；(5)请期：待男方家决定了男女双方的成婚吉日，才会正式通知女方。后来请期逐步演变为铺房、送妆、催妆；(6)亲迎：新郎接受父亲赐酒饮尽后，便出发迎娶新娘。

中国传统嫁娶文化它不仅仅是现存的一种现象，而是经过民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先民们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很多地区，传统的嫁娶文化仍然保留着最为原始的、带有特色鲜明的传统模样，通过这些有形的传统文化来表明传统文化的无形遗产是经过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保留下来的文化精华。

2. 中国传统嫁娶文化的社会、经济价值取向

(1)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社会价值：婚嫁是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也是社会的大事。婚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当事者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个家庭甚至族群之间的事。婚嫁，对新郎新娘来说意味着其人生角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从此获得了新角色，有了新的责任和义务；(2)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商业价值：我国传统婚嫁的每一种习俗，每一个仪式，都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传统嫁娶文化与其他文化形式的有效结合更是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以传统嫁娶文化为依托的商业模式更是数不胜数,并且嫁娶文化在这些商业领域中的发展潜力是不可估量的，例如：乐曲文化、旅游文化、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周易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等；(3)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文学艺术价值：我国传统婚嫁文化和习俗经常会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出现，与传统背景下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现代人们对传统嫁娶习俗和文化的认识也大部分源于影视与文学，让人们充分了解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价值。

3.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经济的应用实践

(1)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从经济的视野来看待传统文化，充分认识文化知识建设的重要性。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文化知识建设的、凝聚力、扩散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强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文化产业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在我国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社会经济已经从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转变成了文化、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全面发展。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文化知识的发展占有相当高的成分，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3)当今社会文化产业通过快速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文化，经过现代化的不断创新与继承和创新，将成为现代经济和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4.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坚持以义为导向的崇高的道德价值观和坚持以利为基础的正确的物质价值观的相互统一，明确了利与义之间的选择和思辨与选择，坚持物质的消费、创造和积累要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2)我国传统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克服了社会急剧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失序现象，在国家权威的基础上，避免了社会急剧变革所引起的发展性危机，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贯彻能力，强化了政府部门的职能，调整了各种利益关系间的冲突，增加了社会凝聚力，加强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宏观调控；(3)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转变成了独特的经营思路，缓解了因市场竞争白热化而造成的社会震荡，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4)随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不断加深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我国经济理论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后，给予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大的支撑，降低了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出现震荡时的社会成本。

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有着良好的衔接性，现代企业经济发展中的忠诚信用、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都根植于传统的文化道德，现代经济发展的生命力要受到传统文化的支撑和滋养。因此，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出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尽力做好文化知识建设工作，以全新的文化理念来带动现代经济的不断腾飞。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经济文化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4)

1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思路

绥化市是黑龙江省典型的农业大市，下辖三市六县一区。近年来尽管绥化市农业发展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绥化市所辖的10个县(市)区资源差异很大，使得绥化市内部县市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马太效应”。既有肇东、安达这样的全省“十强县”，又有兰西、明水这样的全省“十弱县”。异地经济发展思路就是在绥化农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条件下产生于基层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实践活动，2006年，绥化市下属安达市太平庄镇镇长陈福义向投资商宣传安达市招商引资的政策和发展环境，投资商出于市场辐射半径的考虑，没有看中距离市区较远的太平庄镇。但在安达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投资商最终把项目建设安置在安达工业园区，税收由太平庄镇和园区按比例分成。这个变通，不仅改变了太平庄镇的经济发展命运，而且开创了安达市乃至整个绥化市异地经济的新样本。而后得到上级的重视、推广和运用。2011年初，新任市委书记朱清文在基层调研中充分肯定了太平庄镇的做法，并针对绥化当时农业经济发展资源与项目结合途径矛盾突出的情况决定将太平庄镇的做法加以推广，提出在绥化市范围内无论谁引进的项目，都可以放到该市的任何地方落地建设，享受当地的所有优惠政策，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全市优势资源共享，从而促进优势地区强势发展，劣势地区借势发展。异地经济的精髓就是针对行政区域内农业发展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大的实际，树立“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理念，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区域经济内优势资源共享。如今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思路已作为经济战略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写入文件，并号召该省条件具备地区推广异地安置招商引资企业的做法。

2传统文化与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的契合点

2．1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传统文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因为农业生产是衣食之源，只有衣食无忧生存才有保障。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绥化市是黑龙江省典型的农业大区、工业弱区，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在今后很长时期内还是要搞好农业经济发展。当前在异地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绥化市农业经济已取得初步成效，接下来还要有更大的发展，这为传统文化与异地经济发展战略的结合从根本上提供了条件保障。

2．2提倡勤俭精神

儒家文化强调的“使民以时”、“节用”等勤俭思想，养成了国人勤劳、艰苦奋斗、节约的品格。这种品格不但成为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囿于农业大市特殊发展环境，绥化人坚持发扬“吃苦耐劳、豁达乐观”的绥化精神，促进绥化加快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成为绥化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节约经济发展成本，实现异地经济战略的思想根源。异地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不同市县降低项目投入成本和企业运行成本，共享优越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更好的服务环境。

2．3忠诚守信的处事原则

“忠诚守信”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传统文化关于忠诚守信的教导与当前绥化市大力发展异地经济的形势要求相一致。在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中，优势地区与劣势地区在项目引进、收益分配上要通过协议、合同来保障和约束各自的行为，尤其是优势地区要重合同、讲信誉，充分协调好资源配置的利益关系，才能共谋绥化的大发展。2．4和谐的价值观追求传统文化崇尚和谐、以和为贵，并已深深扎根于民族心理之中。但“和”的本质是“和而不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是说不同的东西彼此和谐才能生世间万物，所有东西都一致的话，世界也就不再发展了。把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使它们得到平衡，这叫做和谐。当前，绥化市各地农业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需要域内优势地区带动劣势地区发展，劣势地区则需借助优势地区发展，而异地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目标就是要从整体上提高绥化市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通过不断提升劣势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与优势县市、乡镇之间的差距，达到绥化农业经济均衡发展，实现终极目标的“双赢”。

2．5注重人际关系交往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而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每个中国人都难以割舍的亲情、乡情、友情、血缘、亲缘、地缘、业缘这些中国社会的基础网络。从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中国社会的基础网络可以看成是一种可以利用而且必须加以利用的资源，比如从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来看，除了遵守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利益法则外，充分利用国内甚至国外可以利用的亲情、乡情、地缘等纽带来发展绥化市的经济就是很好的条件和机遇选择。

3传统文化促进异地经济发展的途径

异地经济战略实施主体是绥化市内的各级行政单位，尤其是经济发展弱势区域的行政单位更是积极引进项目，落户合适地区，来尽快发展本地区经济。但是当前这种由各级政府主导的项目引进只是异地经济战略发展的初始阶段，下一发展阶段应当由政府主导向区域内的企业主导转变，这将是异地经济发展战略升级到更加市场化的合理要求，这一转变对经济弱势区域而言困难很大。因此，上一级政府的帮扶仍然必不可少，甚至需要一定的政策倾斜，以便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针对异地经济的这种发展动态，借助传统文化来促进异地经济发展，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

3．1维护权威、重义轻利、调控经济

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就其合理的方面看，在处理国事家事上，必须树立一个“纲”，即权威，发展市场经济也是必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带来的经济发展弊端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就绥化市当前发展异地经济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域内各级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从而借助政府的行政工作力量，来为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维护好政府的权威和引领作用，政府在有关发展异地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廉洁自律，重义轻利。这里的“轻利”，不是说政府不重视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而是说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落实公开、公平和公正，真正做好异地经济发展领路人和裁判员的角色。正如董仲舒所说“要重视道谊，不谋利益，不计功利”。作为政府一定要把“德本才末”的基本价值取向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摆正义利关系，使政府的行为与道义相符，不与民争利，而是要为民谋利。

3．2借文化体制改革之力，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异地经济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要素相结合，已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更好更快更大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绥化市目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还相对薄弱，但自从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以来，绥化市对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大发展大跨越重要性已经提高到了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并积极采取措施来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如大力培育支柱型文化产业，辟建文化产业园，提升原有文化产业基地，培育统一、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等。当前将传统文化中的和、信、义、忠、仁、廉等思想精神融入到这些绥化市发展与繁荣文化的措施中，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绥化人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吃苦耐劳、豁达乐观、顾全大局、团结奋进”的绥化精神，从而更好地为绥化人合力谋发展、倾力干事业，开创异地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注入不竭的动力。

3．3落地企业要借助传统文化发展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柱，由于异地经济发展的主体是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各类落地企业。因此，落地企业需要通过加强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而要加强落地企业文化建设，传统文化因素就可以被借鉴，因为“企业文化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在异地经济发展中落地企业建立和发展企业文化，首先要树立“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其次要建立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儒家文化思想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利害冲突，强调“君子明得大义，小人只懂财利”。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需要盈利才能生存，但企业却不能唯利是图，这对新落地的异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重义轻利才能为落地企业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最后要做到以仁为本，服务社会。异地经济发展中落地企业取得了经济效益后，要以部分利润回报社会，更好地构建异地经济发展区域内经济社会和谐，这是传统文化“仁”和“和”的要求，同时也能树立落地企业的权威以及更好地促进落地企业与本地社会的融合。

3．4落地企业借助传统文化来加强企业经营管理

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企业中，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和数量足量，童叟无欺。在异地经济发展中，无论是新落地的落地企业，还是已经落地较长时间的落地企业，为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长足的发展，应该严格生产环节，生产出货真价实的商品，提供给市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绥化市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放大共享优势、缩小发展差距的异地经济发展目标。

3．5落地企业要借助传统文化加强多方合作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5)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4］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5］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6］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8］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9］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13］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6)

论文摘要：制度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影响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运用分析叙事法和比较法，对东西部民营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早的温州和临夏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传统社会非正式制度、社会关系网络与传统经营模式之间的相互选择机制。西部地区企业成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非正式制度属于强势制度，一些尚未实现的潜在收益不能对非正式制度选择产生激励，难以形成企业成长的社会资本，很难实现原有经营模式的转变。在特殊地区，技术变迁应该先于制度变迁，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应该实行相机而动的跟进策略。

中国的改革实践中，经济的增长快于传统的经济中心地区，如广东对于中国，温州对于浙江。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贫困地区，改革后，在没有国家投资条件下，依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制鞋、制衣、打火机、低压电器等领域发展出了许多“制造中心”，形成了产业聚集，成就了“浙商”经济。

临夏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地区，是以回族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麦加”之称。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比较低。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费孝通先生誉之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临夏)”。但是，临夏非公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呈现逆向运行态势，如表1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非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背景下，临夏的非公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

对此现象，有人提出以温州为样本发展临夏的非公经济。“温州模式”是否可以模仿?马津龙、朱康对、张仁寿、蔡克骄等认识到，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现象，更是特定区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现象，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

本文试图从两个地区非正式制度差异，非正式制度与经济活动的依存关系，地域性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分析西部企业成长乏力的问题所在。

一、两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差异

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响或限制集体行动，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转。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诺思通过对制度演进的分析，论证出不同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强调产权安排等正式规则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认为借鉴新的正式规则只有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青木昌彦从博弈论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所谓的“共有信念”涵盖了正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维系性说明制度在一定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

1.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特征

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闭塞所存在大量中国传统习俗;二是伊斯兰文化与当地经济相结合所产生的生活禁忌习俗等社会特征。

邹东涛指出，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短暂和传统势力的强大，存在基于“群体文化氛围”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临夏社会深居内陆，地理空间形成该地区接受外部先进文化的影响小，穆斯林群体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与中国西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相叠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响到穆斯林群体的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经济活动。

临夏的非正式制度更主要体现在回族习惯法，它产生于本民族的历史发展，通过口头、行为和心理进行传播和继承，主要是靠民族内部成员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具有形成的自发性、运作的内控性。川诚如回族学者白寿彝先生所言:“对回族来说，伊斯兰教……不只表现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动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宗教文化在临夏不仅是一种宗教形式，也有世俗活动，直接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中。

哈正利分析，“从历史时间顺序上来看，回族形成晚于伊斯兰教的形成，这使伊斯兰教发挥其影响成为可能。同时其影响的发挥使回族文化颇具宗教性。”回族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属于“历史最短”而“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宗旨的经堂教育更是将其规范化、模式化，在西北地区拥有受到严格宗教活动训练且具有极强伊斯兰文化意识的中国穆斯林群体。

临夏地区特殊的文化结构，导致地区经济社会活动中伊斯兰习惯法非正式制度处于强势制度，它具有固化传统、维系旧习惯长期存在的功能。临夏非正式制度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视角分析，一是穆斯林群体伊斯兰文化的强烈自觉意识;二是空间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农牧经济、商贩经济和地区传统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锁定，在制度选择活动中面临“囚徒困境”难题。

2.温州非正式制度特征

温州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浙东文化传承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二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受外部经济社会的影响。

金祥荣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指出:“一旦某种行为约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并内化到自身的价值观体系时，便成为经济当事人自发行为的引擎，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在温州，文化动因是解释温州较全国其他地区率先推进制度变迁的基石之一。浙江学者研究，温州文化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主流大陆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温州一面临海、三面临江，与内地联系的交通条件恶劣，自身陆地资源的短缺铸就了地方文化的海洋文化色彩。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积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上的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挤压，闽南移民所固有的海商精神，形成了温州地域文化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的精神，重商主义倾向渗透在血液里。金祥荣指出，“温州域内特有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都属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边缘地区，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地域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诱导因素。关键问题是，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能否在特定时间、空间寻求到获利机会，诱导其突破外部的、自身的传统思想惯性约束，实现企业的成长。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

1.临夏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空间经济上，临夏地区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农业和牧业两个经济地带的交汇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汉藏贸易商道和走西口商道的结合地带，在唐宋以来造就了茶马互市商贸经济繁荣。由于整个地区生态条件比较差，地貌丘陵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严酷，加上过度的人口增长，区域文化具有从事商贸经济的传统，临夏商贩在西北有“河州鬼”的绰号折射出临夏商业活动的影子，这里的民间商业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也一直没有间断，临夏的三甲集在西北有“小香港”之称。

改革开放以来，临夏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展轨迹，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特别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完善，市场信息的传递加快，市场准人资格的不断开放，临夏没能形成早发优势，没有突破自身原有的经营模式，使其在适应市场环境、管理体制深刻变化时，表现为企业数量增加缓慢，就业人口下滑。1980年全州有企业0. 19万户，从业人员2. 63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不足14人。1990企业数量增长到2. 08万户，从业人员为10.58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下降到5人多一点。90年代以后，企业增长数量和从业人员出现增长缓慢甚至下滑的态势。1990年企业数量有2. 08万户，1995年增长到2. 51万户，达到最高，以后一直处于下滑状况，2002年为1. 40万户，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0-1998平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一直维持在5~6人左右。

临夏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逆向运行，印证出西部地区企业成长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的贫乏。究其原因，地方非正式制度自我变迁缺乏内在激励，没能形成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传统、习俗、道德、意识形态等。临夏地区的社会变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整个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与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维系系统的祸合程度高低，以及它们所发挥的效率;二是原有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惯性，及其与正式制度安排博弈模式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问题。

在以临夏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当地以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社会、临夏商人小商贩经济和传统的伊斯兰非正式制度相互激励，产生了原有经济模式和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温床(见图1)，也造成了经济社会面临社会变迁时，制度选择上的“囚徒困境”难题。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群体行为选择模式与一个地区经济活动模式之间的关系。中国穆斯林的经济活动模式根植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殊性，衡量一个穆斯林对信仰虔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能够格守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一直延续到各种饮食禁忌。中国回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地带，与其说是商贸经济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一种根植于伊斯兰信仰的文化选择。虔诚的穆斯林将建立一个清真寺作为一个人一生重要的功课，回民多围绕清真寺而居，一个清真寺就形成一处“教坊”，“教坊”集伊斯兰文化功能和穆斯林群体经济功能为一体。临夏地区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结构，体现出对内的开放性和对外的封闭性、对内的传统倾向和对外的现代追求并存。伊斯兰禁忌约束下的关系网络的封闭性，既维系着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又对其它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清真寺、教坊和穆斯林社会传统习俗维持着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延续，导致穆斯林的群体利益在很多时候超越个体的自身利益，内在制度变迁的阻力比较大。官方的正式制度，或者由于和地方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性较低，或是由于操作技术上的问题，对该地传统社会资本的价值发掘不够，没能够诱导其实现向现代社会变迁。

2.温州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金祥荣指出，“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这种变迁的初始动力既有经济空间的便利，也有地域文化的推动，而后者是关键性的因素。福山提出文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文化“包含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意义”，并可以分为“有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理性选择所形成的传统或习惯)与“无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伦理规范所确立的传统或习惯)。特定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现实社会伦理，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州地区的滨海地理环境和耕地稀缺的资源结构，经济活动向海洋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温州具有移民的传统，历史上福建人的迁人和近代温州人向国外的移民，不仅将其经济活动与外部(特别是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且培养了“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承包飞机的个人，出现了第一条地方集资修建的铁路。在改革开放后，不仅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有“温州城”、“温州村”，就是在欧美的许多温州人聚居地方也出现了“温州街”。温州具有崇尚加工的传统，号称“百工之乡”，历史上海上商业活动和近代的通商活动，造就了对市场的敏感性，海外移民和改革开放后的行商活动，在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这一点很像19世纪初期的英国工商业对市场和国际形势变化信息的掌握优先于政府的情况，也和当时一样，产生于民间的商业活动和工业加工活动互相激励，推动了企业的成长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中小企业族群发展的互相促进，推动商业和制造业共同发展。

温州地区亚文化，从南宋“永嘉学派”叶适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到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派黄宗羲等人，一脉相承地强调经世致用，对儒家正统思想重义轻利、重农抑商价值观念进行修正，加上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重商主义精神成为社会群体的共识，而商业活动的成功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在中国虽然很长时间受到正式制度的压制，但是它一直顽强地生存着，一旦外部条件宽松就显示出强大的商业力量。改革开放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是其内在的动力。(见图2)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商业活动规则和组织模式，在深层次受特定文化结构(尤其是亚文化)的影响，地区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造成他们对新制度规则的认知和理性识别的差异，造就了两个地区商业活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三、结论与启示

对两个地区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和临夏地区亚文化都具有重商主义精神;计划经济时期都一直保持着地下私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起步都比较早;都获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温州企业快速成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临夏则止步不前，主要是两个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性原因是非正式制度的差异。

温州经济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实用主义原则下，温州人积极进取，跨越国内外的商业活动和移民活动，在全球的温州商人和大量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构筑了基于地缘、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商业网络，使其可以同外界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些推动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临夏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状态，由于历史原因，临夏穆斯林的民族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它和外界的交换不是很充分，穆斯林生活禁忌约束导致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汉藏交汇地区，而这一地区经济主要以传统经济为主，它所获得的信息、物质和能量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自身在技术、制度上都很难突破对传统商贩经济的依赖。单调的商贩活动和地区农牧经济，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条件下，本地区有限的力量很难产生突破性的活动，经济社会变化十分缓慢。

这两个地区的差异，在某一点上可以代表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对西部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1一个地区企业的成长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激励的结果

谢富胜、乔兆刚指出，由于非正式制度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而变化最慢，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变化速度悬殊过大，就有可能产生剧烈的文化冲突。

改革初期，私人微观经济主体原有的重商主义精神，使两个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起步快、思想转变早的优势，激励他们最先进人当时限制繁杂的市场，获得了市场经济进人的早发优势。当时的短缺经济和某些领域实行的双轨制，为其早期商业资金积累提供了市场空间。在中国放权让利改革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成为具有“准竞争性组织”，温州政府“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民营企业建立党支部”等地方征收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铺路搭桥，企业成长也带来了地方财政收人增长。财政“分灶吃饭”使温州市预算内地方财政收人超过中央财政收人。

临夏地区穆斯林一般遵守传统宗教文化，传统上不愿意从事借贷金融活动，私人相互之间的合作契约达成成本比较高，难以建立合作经济，绝大多数依靠自身的积累发展企业，就是家族化经营也是阶段性的经营模式，更不用说出现南存辉革“正泰”家族化经营命形式的企业组织变革。当地穆斯林虔诚的，使得建筑寺院、朝拜活动消耗了一部分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社会发展的资金积累。加之，当地商贩经济活动很多是现金交易，政府获取的收益有限，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加剧，商业活动、公共服务没能建立相互之间的激励关系。

2.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

道格拉斯·诺斯将非正式制度作为一个影响人类活动的社会资源予以重视，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即收人分配之间的过滤器。”认为人类社会商业活动的控制结构差不多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兰诺维特提出，企业的发展嵌人在一定社会资本中。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弱关系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桥梁。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

孔径源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新的意识形态有助于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费用。唐寿宁认为在传统社会，合约的达成建立于长期交往活动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熟识人”社会)，因此传统的惯例和规范对这些法律无法予以规制，“行为的”或隐含的非正规合约就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这种非正规合约在非正规市场中进行的交易活动是可以带来效率增进的制度调整的。

临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既有西部地区的区域文化系统特征，也有小地域文化的非系统特征。临夏地区特有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导致它陷人传统社会制度与传统商业模式的相互锁定，表现为虽然有商贸活动，但不能形成市场经济;虽然地区文化拥有商业传统，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第一批民营企业，但企业成长困难。

3.信息化是诱导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从对两个地区企业成长差异比较分析可知，培养现代商业精神是西部企业成长的关键。

雍少宏从现代化视野指出:“回族文化心理又有先天保守的一面，这种传统的心理状态，影响了回族对异文化中合理要素的认可与吸纳，不利于回族群体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化的大趋势，甚至会影响回族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回族群体心理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特性。传统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内核，现代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外壳;传统性是回族群体的精神支柱，现代性是回族群体适应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回族的活动之中，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和追求知识的过程之中。

临夏地区不同于其他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它具有传统的商业意识、吃苦耐劳精神和市场竞争意识，长期的商贸经济积累出一定的商业经验和商业网络资源。由于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约束，临夏商人缺乏开放的观念，没能够像温州人一样，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加广泛的空间上组织经济要素，实现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长期困守在商贸经济的活动中，形成小农经济和商贸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7)

关键词 生态经济 思想文化 产业融合 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发展良好，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因此，讨论如何促进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1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协同理论分析

1.1生态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生态经济学的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经济学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1966年首次提出的，1988年成立的国际生态学会（ISEE）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探索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规律的一门学科进入科学范畴。生态经济是站在经济学立场上，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结合的生态经济系统运行方式的研究，其内容包括能量传递、物质交换、价值增加和信息沟通在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体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也愈加突出，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并统一于现代化建设，成为学术界的崭新课题。

1.2思想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经济增长点

思想文化产业既与思想文化相联系，又与经济相结合，在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产业日益重要，思想文化已成为国际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不到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思想文化产业概念，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著作《启蒙辩证法》（1947年）首次提出的（Culture Industry）。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思想文化产业思想文化产品就是生产、再生产、分配、储存思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过程，这一活动在工业标准下进行。我国提出思想文化产业一词是在国家《思想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2004年）中确定的，其中对思想文化产业做了详细阐述。思想文化产业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思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以及与这些过程相关的内容。

1.3协同理论

物理学家哈肯，于1971年提出了协同理论，依据这一方法，规模化、差异化的子系统在开放环境下，相互之间以复杂的方式交互活动，从而产生新的复合系统，由于各个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使得整个开放系统有杂乱无章变得整齐有序，也正是由于这种非线性关系，两个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产生的综合效用增大，产生了“1+1>2”的协同效应。因此，我们应借鉴以上理论，统筹协调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两个正外部性系统结合产生的放大效应。

2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不强。参与国际市场后，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相关监管没有同步到位。在专心工作对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进行监督等，其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仅停留在表面。当前国内公司之间、业务之间现行体制没有理顺，没有完善的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业务货币供给、转移渠道的可控制监管，根据政府政策、市场调节的反映速度慢。经济发展快速时，对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滥投资，也客观给建设中的洗钱创造了温床。

（2）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投资管理不够完善。市场经济逐步放开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企业对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建设中，所得投资汇算清缴的理解偏差，对自身经营的理解情况，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各种风险。企业绞尽脑汁多方吸取投资者资金，但往往通过不记或少记利润、多计虚报成本等“对策”，以逃避利润分红。这些方式及时在一定的时期中，能够让企业减少分红、多多吸金，降低企业的经济负担，然而从长远看，是无法真正的让企业有效建设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反而伤害了我国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声誉。

（3）人才的匮乏与制约因素。如今，互联网教育的加速发发展，许多部门的待遇有了保障，例如现在有的大学生宁愿到北上广做简单工作，也不愿进“生态气度”。加上许多思想文化产业于生态经济地区属于贫困地区，地形复杂、工作相对艰苦，在引进人才方面，就没有竞争力。加之目前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引进的程序较以前复杂了很多，按事业单位进人的程序引进人才，各方限制因素较多，例如空编数的核定等处于严格监管，对教育部门又作出了清晰的限制，而教育机构在进人和待遇方面都缺乏自，以及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收益见效慢，客观造成了人才缺乏。

3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注意之处

（1）与自身经济结构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体系建设。以此，我们从谈两点：第一，投资者价值纳入生态经济之上，思想文化产业纳入经济价值当中，综合“经济生态思想文化”价值，使其统一体协同进步；第二，是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市场管理中，使投资者对建设项目目标综合思考，遵照循着资源投入产出最优的模式，利用各种管理方法，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投资者的投资产出。

（2）建立健全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经济风险评估机制。本世纪以来，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建设被人们关注，并最终在各地遍地开花，但许多属于盲目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在具体投资中，投资者要依据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市场的运行情况、业务、行业等相关信息做好风险等级和程度等级评估。对于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信息应该从全方位考虑，规避投资的主观盲目性。

（3）多方引进优秀人才。目前许多生态经济于思想文化产业地区的工作较为辛苦、待遇比较欠缺是现实，拥有良好技能并具有相当研究开发能力的毕业生还不满足新疆许多地区的现状，更别提认真从事工作，再者拥有资深教学经验的教师更是人心思动。因此，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待遇问题以留住人才值得探讨。首先，从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来说，要积极与各大专业院校联络招收人才；其次，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要提高相应待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完备基础管理设施，尽量做到设备齐全，保证设备的高效利用。

4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析

4.1多种方式发展生态经济，奠定生态思想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形态取决于特定经济基础，伴随着这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为工业思想文化转变到生态思想文化奠定经济基础。顺应时代要求，生态经济要走循环化、低碳化之路。要依据各地生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密切结合本地优势产业，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制定本地生态经济规划，发挥其指导扶持作用，推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能源集约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推动产业经济循环发展，重点培育壮大低碳产业集群（如新能源设备制造业等）；推广生态循环型农业，积极研究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和模式，制定农业产业化标准，引导节能与环保产业发展。通过以上途径，推动生态经济发展，奠定生态思想文化基础。

4.2发展生态思想文化产业，构建生态思想文化发展的产业载体

随着生态思想文化的发展，生态思想文化逐渐形成一项产业，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产业，正逐步引导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因此，各地应大力发展生态思想文化产业，以此促进生态思想文化建设和发展。一要立足各地地域思想文化资源优势，加强地域生态思想文化产品宣传和推广。挖掘地域思想文化中的特色元素、生态元素，把各地区域特色思想文化多样化地融入各项基础设施设计中，融入餐饮、商贸、会议等项目中，打造标签化的地区生态思想文化产业；二要建立标志性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群、节约型优势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群、旅游服务型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群等三大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群。加快生态思想文化旅游业、休闲业、广告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各地的自然条件，推动生态经济，打造更多有机品牌，并努力提高有机产品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水平。挖掘各地生态环境优势，利用体现各地地理、人文特色和普及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产品，也要努力发展娱乐、演出、展览等精神思想文化产业，还要加快发展生态思想文化软件、通讯、计算机等信息思想文化产业。

4.3创新生态思想文化品牌，培育生态思想文化特色

创新是思想文化的关键，是推动思想文化发展的力量，要创新生态思想文化的品牌，创新生态思想文化，应该选择合适的载体。一要以创建文明城市为载体，创建时代华、特色化的生态思想文化名城，发挥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优势和特色。在加快推进生态化进程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要打造好生态思想文化名城效应。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学习并推广，以取得更大的生态效应；二要以生态家园建设为载体，打造农村生态思想文化发展品牌。“恭城模式”、“大新模式”等在生态家园建设方面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农村生态家园建设推动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三要实施生态思想文化精品战略。创新生态思想文化品牌数量固然重要，品位和质量更加重要，实施精品战略尤为重要。为此，要保障生态思想文化重大项目和工程建设，推出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和生态特色、水平较高的生态思想文化产品。在思想文化特色中，要避免一味求新求洋，要注意挖掘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

鉴于此，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是我国经济、思想文化与民生发展的基础，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多年来，我国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市场资金保持较快增长。未来，要综合各种方法来打造我国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建设的助力，初步出现国内一批先进的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单位。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股的大潮中，只有充分利用好多方面助力，处理好各种管理情况，才能保障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合力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建设具有长久性，不是一蹴而就。真正让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场为我国经济、民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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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江.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发展前景规划[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