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非遗文化篇(1)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济源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济源市文化馆承办，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协办。

出席活动现场的主要领导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楚小龙；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智深；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主任薛玉霞；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文物管理局局长张诚忠等。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明确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主题为“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济源市非遗中心响应号召，以济源本土非遗代表性项目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华诞前夕，主要围绕弘扬黄河文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等思想内涵，创新编排了讴歌济源黄河岸边的抗日英雄、赞扬抗疫大爱的原创舞台展示展演节目，并承接由省非遗中心主办的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黄河号子的巡演活动，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内容。

数千年以来，地处中原的劳动人民在与大自然的抗争过程中，创造并留下了很多灿若星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以黄河文化为依托的劳动号子便是其中璀璨闪亮的一颗。2008年，我省的黄河号子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9年，济源境内的黄河船工号子也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在本台节目中，除了曲艺王屋琴书《杨八姐游春》改编自传统曲目以外，其它节目均为取材于济源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原创作品。其中有传统音乐类项目同名节目《黄河船工号子》；有曲艺类项目王屋琴书的创新曲目：讲述济源抗日英雄故事的《黄河英雄杜八联》和表现90后医护工作者在抗疫一线追求高尚医德的《疫线伉俪》，以及根据济源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愚公移山传说故事改编的《愚公移山》；还有根据传统技艺类项目卢仝煎茶技艺为素材创作的情景短剧《茶仙卢仝》。

黄河非遗文化篇(2)

关键词：关系 华夏 河南

河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长期为帝王之都的所在地，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历史，在华夏文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虽然最早的原始人遗骨没有在河南被挖掘出来，但原始人只有在拥有了稳定的农业生产后，文明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农业应是各行各业之首。而据考古发现，河南拥有最古老的有组织的农业文化，在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的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农业和粮食加工工具、最早的家畜骨骼、最早的纺轮和骨针、最早的陶器和陶窑以及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粟等，由此证明裴李岗在8000年前已经拥有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生活。那么，由此推断，裴李岗文化和传说中神农氏应该是同一个时期。

位于河南淮阳城北的伏羲陵最早建于春秋时代。中原文化认为伏羲为人类的祖先，所以也称伏羲太昊陵为人祖庙。唐宋年间祭祀人群不断增多，使伏羲陵不断扩大。女娲是伏羲的妹妹，也是中华神话里的创世女神，她用五色石补天，用黄土仿造自己的形象捏出了人。而在河南淮阳县，当地很多老百姓都会创造一种叫“泥泥狗”的工艺品，就是为了纪念女娲、伏羲造人。此种工艺品品种多样、题材广泛、造型神秘。虽然伏羲、女娲已经成了无据可依的神话人物，但是淮阳的这种地方文化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一处考证。

继裴李岗文化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地域最广阔，经历时代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仰韶村被首次发现，后经考古人员调查，它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目前陕西省的仰韶文化遗址最多。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和华夏民族的祖先黄帝、炎帝基本处于同一时期。

据史料记载，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为争夺领地，发动阪泉之战，黄帝胜，两个部落融合而成华夏族。这两支部落曾经的活动区域大致在陕西东部、河南大部以及山西和河北等省的毗连地区。华夏族在经历了蒙昧和野蛮阶段后才进入文明阶段。

2002年初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处仰韶文化时期的特大房屋，这所房子的居住面积达到了204平方米，加上回廊的占地面积，总共遗址面积达到了516平方米，这在当时不仅在黄河流域甚至是全国范围内都是最大的一所房子。这所规格如此之高的殿堂建筑，当年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居住的呢？会不会就是黄帝的居所呢？我们已经无从考证。河南襄城县里有一块巨大的砖雕照壁，砖雕图案描绘的是黄帝采铜的情境。《史记》记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荆山之阳。”首山就是现在的襄城县南屋里，而铸鼎荆山的发生地在灵宝市阳平镇，与西坡仰韶文化遗址比邻。灵宝市铸鼎塬上的黄帝陵，相传为皇帝的衣冠冢。黄帝陵前有一座建于汉唐时期的黄帝庙，里面保存了唐贞元十七年的《轩辕黄帝铸鼎塬碑》，是国内记录黄帝最早的碑刻。这里和仰韶文化咫尺之遥，是不是能进一步证明黄帝和仰韶文化之间的关系呢？

文字的出现使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据说黄帝时期的造字官员仓颉是今天的濮阳市南乐县人，在这里现在还有河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仓颉陵遗址。当然，汉字的诞生并非一人一时之功，应是广大先民智慧的结合。1984年在舞阳县贾湖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时期的文化遗址，在这里出土了一些有刻画符号的甲骨，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最早的文字符号。

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文化，经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属于夏王朝的纪年范围，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和历史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活动范围相吻合。二里头文化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聚落区，拥有目前所知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等。据此，专家推断夏王朝确实存在过，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传说。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夏代有负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的百官和相应的组织。后来商灭了夏，建立了商王朝。

据史料记载，商朝先后定都于河南的商丘、郑州、洛阳、安阳。在河南郑州市老城区东部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土坡，这土坡在商朝时曾经是护卫城市的城墙。郑州商城拥有当时最早的内城外郭的城市布局，为以后各个王朝的城市布局开了先河。后来在郑州又发掘出了商代早期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乳钉纹方鼎，由此郑州毋庸置疑的成了商都所在地。公元前14世纪，第二十代国王盘庚把商都迁到了安阳，殷都经历了商王朝最后的8代12王，长达253年。而安阳的殷墟也正是因出土大量甲骨文和青铜器而然闻名于世，这其中也包括重达832.84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殷墟同时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河南拥有商朝的历史缩影，重现了商朝的各项经济、军事、礼仪制度。

商纣王最后大败于牧野之战，牧野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周武王灭商后，同时建造了洛邑。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迫于外族的侵扰，迁都洛邑。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发现，目前洛邑城的北城墙保存比较完好。洛阳在中国的古都中建都时间累计最长，司马光就曾感慨过“若问天下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从禹的孙子太康在此建城，到五代后晋石敬瑭在此定都，总共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时间约为1000年以上。

以上材料不仅证明了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等神话人物的形象和相应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在中原这块土地上被孕育出来的，就连经考古确认存在的夏、商、周这些早期的奴隶制国家也先后在河南定都。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原文化确实是华夏文明的基础。

总之，中原文化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基础和核心，也是维系民族统一的纽带。肯定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既尊重历史，也证明了中国拥有统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陈隆文.郑州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黄河非遗文化篇(3)

关键词：河东盐；盐文化；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发展

Abstract：Thecities ofYuncheng，Linfen，Sanmenxia andWeinan Is composed ofThe Yellow River“golden triangle” area．Throughthestudies of Hedong salt culture connotation，Hedong salt development history andHedong salt marketing reg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role ofHedong salt culture in promoting the golden triangle area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

Key words：Hedong salt；Salt culture；The Yellow RiverGoldenTriangleRegion inner Shanxi，shaanxi and Henan provinces；Regional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8-40（6）

文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也是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推动或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该区域的文化特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该区域的文化内涵与外在经济环境相协调时，它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因此，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就必须研究区域的文化特质。本文从河东盐文化的角度剖析河东盐文化的发展历史和覆盖范围，探讨了河东盐文化在促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1河东盐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史

河东盐文化是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该区域历史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从文化层面看，河东盐文化能起到核心的纽带作用。

1.1河东盐文化的内涵

河东盐文化，是一种开放式的地域文化，是兴起于运城盐池附近的河东盐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河东盐文化包括了科学技术视角的河东盐生产过程中的形成科技文化；包括了河东盐在运输、销售的过程中形成的河东盐的商业文化；包括了河东盐运销地区与河东池盐相关的饮食、风俗习惯等民俗文化；包括了古代盐务管理及与河东盐相关的内容以及与河东盐有关的文物古迹、神话传说等许多方面。河东盐文化的历史渊源非常深厚。

1.1.1关于河东盐的神话传说

在运城盐池的百里盐滩上，流传有许多优美的、想象丰富的关于盐池形成的神话。如神牛造盐池。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无论是在天宫，还是在人间，盐都非常稀缺。天宫里有一头神牛，把玉皇大帝的盐偷吃了，玉皇大帝知道以后，把神牛贬到人间来，让牛受苦受难。神牛来到人世间，卧在中条山下，躯体化成了一个盐湖。再如麒麟造盐池的神话。传说有一头麒麟，曾出现在古龙门附近，当地人不知是什么动物，以为是怪，便群起攻击，麒麟撒了几滴尿便离开了龙门，撒的尿便化作了盐碱滩。这头麒麟后来来到了中条山下，撒了一泡尿，便形成了盐池。还有蚩尤的传说。传说中的蚩尤是远古时期东夷族部落的首领。蚩尤到黄河流域与轩辕黄帝争斗。黄帝把蚩尤打败，将他杀死，而且把他的躯体支解了。蚩尤的血液流入运城盐池，化成了卤水，卤水晒成盐供人食用。由于蚩尤的躯体被支解，所以，这个地方便得名为“解”，就是现今的山西解州。在运城盐池东南边有一个蚩尤城，传说是蚩尤的葬处，那里有蚩尤冢。

1.1.2丰富的河东史前文化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位于黄河中下游汇交处的河东地区，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摇篮，是中国文化孕育、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坐落在河东这块宝地上的盐池，以它特殊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池盐文化，是河东文化宝库中的珍宝。

河东地区的史前文化非常丰富。在1965年公布的山西省第一批新旧石器时期的25处文化遗址中，就有14处在河东。如西侯度文化遗址，位于在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芮城县西中瑶乡西侯度村东北方土山后，距今已有180万年。过去，考古学家认为60万年前的北京人开创了人类用火的新篇章。但是，西侯度文化遗址出土了烧骨，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向前推溯了120万年。是迄今所知的人类用火的最早发现。F河文化遗址，位于在芮城县境内风陵渡乡的F河村附近，距西侯度文化遗址约3.5千米，距今60万年。坡头文化遗址，位于芮城县东北17千米的岭底乡坡头村一带，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金胜庄文化遗址，位于芮城县西13千米的大王乡金胜庄一带，亦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西阴文化遗址位于夏县城北12.5千米的西阴村，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崔家河文化遗址位于夏县城北15千米的崔家河村北，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南海峪文化遗址，位于垣曲县毛家湾镇店头村附近，是山西省唯一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洞穴遗址。

此外，在运城的绛县、新绛、万荣、闻喜、永济、平陆等地，都分布有大片密集的史前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这些古人类文化遗址，以其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展示了古人类文化发展的灿烂光辉，确定了河东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由于盐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物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河东地区史前人类文化遗址围绕盐池的稠密分布说明，运城盐池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早期凝聚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说明河东盐文化与河东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

1.1.3尧、舜、禹建都河东与盐池

河东盐池是中华民族开发最早的盐池。传说，尧、舜、禹都曾在河东地区建立他们的都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三代贤王的都城所在地，都靠近盐池，位于消费运城盐池食盐的地区。他们率领部族聚居于运城盐池附近，并建立部族活动中心的重要原因是利用运城盐池天然优越的食盐资源，促使部族的凝聚、发展、壮大和强盛。

由于尧、舜、禹先后建都河东地区，帝王都城所在地为中，所以叫做“中国”。最初称为“中国”的就是河东地区。几千年来，运城不仅深深地打下了盐的烙印，还积淀了深厚的盐文化底蕴。运城在春秋时称“盐邑”；战国时叫“盐氏”；汉代改称“司盐城”、“盐监城”；宋元时，又被名为“凤凰城”、“运司城”、“运城”。河东盐业流传下来的独特的产盐工艺和技术，盐业政策和食盐运销的变迁，盐湖完备的防护设施、具有防洪和防盗功能的古禁墙遗址、七十二条“护长堤”，独具风格的唐代建筑“盐池神庙”以及关于河东盐的优美传说和众多的盐业遗址，都彰显了河东盐文化的博大精深。

1.2河东盐业开发简史

运城盐池的开发历史非常早。早期盐的生产方式是通过天日晒制的，自然结晶，集工捞采。其特征是在晒制成盐过程中，不投入人力，坐收自然之利。据《周礼》记载：在周代就有了苦盐，不炼而成。苦盐就是出产于运城盐池的盐。不炼，就是不经过煎煮。盐池之苦盐不经过煎煮，仅靠天日曝晒就能成盐。含有盐分的池水(卤水)，经过风吹日晒，浓缩达到饱和程度，便自然结晶成盐。在自然结晶成盐之后，人们便组织力量捞采起来食用，不再加工；捞采过后，还会再结晶成盐，然后再捞采，反复进行。这种生产方式的弱点是，由于完全依靠天然晒盐，产量不稳定，同时盐的质量也不够好。运城盐池早期的这种生产方式，沿袭了很长的时间。

到唐代出现了垦畦浇晒法，这是人们经过长期探索而最终实现的重大技术变革和突破。垦畦浇晒法的出现，距今已有约1300年的历史。所谓垦畦浇晒法，就是运用人工，垦地为畦，将卤水灌入畦内，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晒制成盐。和早期的“天日曝晒，自然结晶，集工捞采”的生产方式比较，有了显著的进步：一是垦地为畦，人工晒盐。晒盐畦地有一定的规格形式，晒制时有一定的生产工艺流程，改变了过去完全依靠自然力结晶成盐的方法。二是在晒制盐的过程中，懂得在卤水中搭配淡水，这是根据运城盐池卤水成分的特殊性而采取的创造性措施，提高了盐的质量。三是加快了成盐速度，缩短了晒盐时间，只要五六天就可以晒制成一次盐。垦畦浇晒法的出现，是运城盐池盐业生产划时代的变革，是盐业生产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进步。垦畦浇晒法的出现，使运城盐池盐的产量、质量都有很大提高，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运城盐池晒盐的畦地――即结晶畦，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晒盐的结晶畦建造在硝板上面，面积不等，有1～2亩大的，也有10亩大小的。硝板的表面很坚硬，如同石块一般。硝板下面有蜂窝状的空隙，卤水可以贯流其间，俗称“肚子”。每个结晶畦的四角都打有斗窝，即从硝板表面打个圆形或丁字形的洞直达到硝板底层，也可以在盐畦里打一条一米宽的沟代替斗窝。作用是在晒制前灌进达到饱和程度的卤水，保证盐能在结晶畦里顺利结晶。待盐结晶生成之后，又可以将结晶畦里残余的卤水放走，便于铲盐。

明清时期，运城盐池的盐业生产继续实行垦畦浇晒法。清顺治六年(1649年)实行的“畦归商种”是清代河东盐业政策的重大调整。清政府将运城盐池的盐畦租让给盐商晒盐，并向盐商征收畦课(税)。畦归商种以后，运城盐池的盐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盐商既是盐的生产者，又是盐的运销者，集生产、运销于一身，而运销盐的业务有利可图，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

1.3河东盐的行销范围

自先秦至两汉，人们已经认识到河东盐池的重要性，对盐池的大小、方位的了解逐步全面。 《山海经・北山经》中记载：“景山，南望盐贩之泽 ”，“盐贩之泽”即指盐池。《左传》中有：“沃饶而近W”。西晋杜预注：“W，盐池，猗氏县盐池是”。《战国策・楚策四》载：“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 马拉盐车上太行山，一方面说明河东地区产盐已外运，另一方面反映河东产盐在战国时已为远在南方的楚人所认知。①

到了唐代，河东盐的销售范围有了限制，明确地规定和划分了河东盐的销售区域。唐时河东盐的运销范围是“京、徽、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十五州”，“兼越兴、凤、文、成等六州”②。柳宗元提到河东盐的行销区域是“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及燕代，东逾周宋”③。可见，唐时河东盐的行销地域在今日之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和甘肃的部分地区。河东盐在唐代的各产盐区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宋代的河东盐有南盐、西盐和东盐的说法，相应的运销范围主要分为3个区域：运往京西之蔡、邓、唐、均、郢等各州军者称为南盐；运往陕西路之京兆、凤翔、同、华、商、延、陇、庆等各州军者称为西盐；运往“三京”及京东之济、兖、曹、单、郓，河东之晋、绛、慈、隰，淮北之宿、亳等各州军者称为东盐。④明清时期的食盐引岸区划比较稳定。“引岸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在食盐贸易中实行的一种包片经销方法，它是国家规定的运商销盐范围，令其依照地界行销的一种传统政策，是划分运商势力范围，分割食盐销售市场的一种商业制度。⑤朝廷不仅把各大行盐区规定为相互独立的大引岸，而且规定每个大引岸的内部结构为开裂式，各个组成都相互独立，即在大引岸中划分出了中引岸。河东盐区中的各省各府便是境界分明的中等引岸。如雍正时的盐引分派数目为，山西省的河东盐额引是223106道，陕西省的河东盐额引是124701道，河南省的河东盐额引是79140道。依照行盐政策规定，尽管河东盐销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但各省皆有定量销数，各运各地，不准混淆省界，即不能将规定销售山西之引盐转而销往陕西省，或将应销陕西之引盐转而售往河南省。在中引岸内又划分出许多小引岸，即各个州县是互为独立的小引岸。在每一个小引岸内，地域固定、引额固定，引商也是固定的。

明初河东盐的行销范围，在现存的明、清官书中均有记载。据《明史》记载：河东盐行销“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⑥。由上述引文可知明代河东盐的行盐范围共有11府4直隶州。其中汝宁、南阳二府，解盐与淮盐兼行。据孙晋浩先生考证，“明初解盐行销范围，实际有着两个含义：一是法定行销范围，包括山西南部的平阳府与潞、泽、沁、辽4直隶州，陕西东部4府，以及河南西北部的河南、怀庆2府，归德直隶州，共7府5直隶州之地，约15-160州县；二是实际合法行销范围，除以上各地区，还包括河南的南阳、汝宁2府，共9府5直隶州，约190州县。”“万历三十八年后，明代解盐合法行销区域，由全盛的210余个州县，减为140余个州县，减少70余州县。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明王朝的灭亡。”⑦

清代河东盐的行销范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河东盐法备览》中记载：“现行山西则平、蒲、泽、潞四府属，解、绛、霍三州属，并隰州属之蒲县。陕西则四、同、兴三府属，商、乾二州属，州及所属之三水、淳化二县。河南则河南、南阳二府属，陕、汝二州属并许州属之有襄城县。其实行盐州县一百一十九处。”⑧清代河东盐的行销州县具体情况见下表（表1）。

实际上，河东盐的销售范围是在逐渐缩小的，由明初的200多个州县缩减到万历时的140个左右，到清代河东盐的销售范围仅有120个左右。由上表可以看出，今天我们称之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的地区正是河东盐行销范围的核心区域。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历史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即是河东盐文化。

2河东盐文化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

山西省的运城市、临汾市、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和陕西省的渭南市，共同构成了晋陕豫三省边缘黄河金三角区域的核心地区，是以山西省运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河金三角的概念已经基本形成。由于空间上的相互毗邻，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的相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以及社会结构的相仿等等原因，在“八五”期间全国区域合作组织开始活跃的背景下，运城、三门峡和渭南三座省际边缘性城市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主要协作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在1986年，山西运城、河南三门峡、陕西渭南三地就成立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20多年来，协作区共同编制发展规划、联合建设基础设施，在产业合作等方面也联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代表团联合呼吁建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四市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运城市北依吕梁山与临汾市接壤，东峙中条山和晋城市毗邻，西、南与陕西省渭南市、河南省三门峡市隔黄河相望，是中国河东盐文化的核心地区，是黄河金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黄河金三角地区，覆盖晋、陕、豫三地，处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结合带的省际交汇区，经过多年的经济合作与社会资源整合，逐步形成展示区域互动效应和区域焊接功能，为我国实施“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战略布局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资源优势。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国际层面上进一步强化，区域之间的竞争已不再仅仅表现为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越来越体现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或大都市圈的竞争。研究一个地方的经济，需要对该地方的文化进行研究。通过挖掘区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层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世纪，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河东盐文化是联系黄河金三角区域四市的重要文化纽带，是黄河金三角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

2.1河东盐文化可以促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文化性格的形成，加强地域整体的认同感

当我们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审视特定区域的文化传统，就会发现特定文化区中的群体性格特征大体相同。我们所感知的这种大体相同的群体性格特征就是区域文化性格。区域文化性格，就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区域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带倾向性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与文化传统相比，区域文化性格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历史积淀，它反映特定文化区域中的人们普遍性的、稳定的心理趋势和价值取向，构成该群体区别于其他文化区群体的鲜明特征。它形成于一定的区域文化传统背景之中，与特定的文化区紧密相连，同时受到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外来文化传播的影响。

2.2河东盐文化可以促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群体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形成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并对其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由于区域文化具有强大惯性，区域经济也有向传统习俗回归的倾向。这种文化惯性对经济有其积极的作用，文化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

2.3河东盐文化可以促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凝聚力的形成

区域文化认同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河东盐文化是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加强河东盐文化的研究、开发，弘扬河东盐文化的深刻内涵，必将促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3结论

区域特色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区域特色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等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特色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特色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

河东盐文化是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的具有区域特色的优秀文化遗产。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就要认真调研和分析本区域的文化内涵，分析和研究其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优秀文化构成，继承和发扬其精华部分，突出区域文化特色，实现以区域特色文化促发展，促和谐，促协作，加快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注释

①参见薛瑞泽．汉唐间河东地区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②旧唐书．卷47 ．食货志．

③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199 ．盐法部．

④参见樊吉厚、张国祥、孙丽萍q河东盐三千年[M]q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⑤樊吉厚，张国祥,孙丽萍q河东盐三千年，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⑥（清）张廷玉q明史q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3页。

⑦孙晋浩q明代解盐行销区域之变迁q晋阳学刊,2003年第4期 ．

⑧蒋兆魁．河东盐法备览．卷六．运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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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晋浩．明代解盐行销区域之变迁[J] ．晋阳学刊，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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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兰．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浅析[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黄河非遗文化篇(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2009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2011年9月28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将中原经济区打造成“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河南作为全国文物和文化大省，积淀了数量巨大、内涵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环境变迁等原因，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变异或消亡。

为保护发展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省群众艺术馆成立了民间艺术保护部，致力于民俗、民间文化艺术的研究保护。自2006年全国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开始，每年我们都会大力宣传、弘扬这些艺术，并为之发扬光大。

首先是每个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的庆典工作。选取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进行宣传，如豫剧、曲剧等。同时，还将“汴绣”、“石猴”、“泥咕咕”等手工艺品加以展示，在节假庆典等大型活动以及对外交流中，我们都以这些凝聚了民族民间文化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和外界沟通的桥梁。如上海世博会、“中原文化宝岛行”、“中原文化澳洲行”、“中原文化韩国行”等，皆有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做内容的“民间艺术展”，让更多地区和国家了解并喜欢河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体现了中华民族充沛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多数艺人生活在农村和基层，由于他们的辛勤创作、传承和传播，使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独特文化魅力的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才得以流传至今。所以在传承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时候，最不能忽略的是人的因素，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着特定的传承人，他们本身会起到强烈的品牌效应。

如浚县“泥咕咕”，它是浚县民间对泥塑小玩具的俗称，因为能用嘴吹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形象地称之为“咕咕”。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末农民起义时，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曾在古黎阳也就是现在的浚县与隋军大战，不少将士和战马阵亡，为了纪念这些牺牲的将士和战马，军中一些心灵手巧的人就用当地的黄胶泥捏成泥人、泥马表示怀念之情。这一技艺就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延续了下来，流传至今。

泥咕咕有三大类50多个品种。主要有以三国、水浒和瓦岗军为原型的人物；以及老虎、狮子、大象和燕子、斑鸠、孔雀等形象的动物和飞禽。古老朴素、逗人喜爱的泥咕咕寄托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它以黑色为底色，然后在底色上用自制的毛笔点画出各种花样。彩绘是以黑色、棕色打底，再描绘上白土粉、大红、大绿、大蓝、大黄等条纹，大都用原彩色，很少用调和过的中间色，颜色以蛋黄调制而成，能使色彩起明发亮，对比强烈。浚县泥咕咕造型古朴拙雅，加之民间大红大绿的着色，使作品美感顿生，有着浓厚的民间特色，被民俗学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普通的“泥咕咕”因为用料简单、附加值不大，无非几十元或几百元即可买到。而在郑州文交所于2011年4月推出首批3个份额品种《蓝田泥塑》（泥咕咕）等启动申购程序，开始正式运营。《蓝田泥塑》定价为83个3000万元，因为这是《蓝田泥塑》是已故工艺美术大师王蓝田的作品组合，整个组合基本涵盖了王蓝田大师一生的作品形态。王蓝田大师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是中国泥塑作品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农民，王蓝田很少走出浚县，但他的泥塑艺术却代表着中国泥塑作品的最高境界，这与河南省群众艺术馆对于他及作品的宣传、开发是分不开的。早在1984年，王蓝田首次参加由河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河南民间美术展”时，就引起全国民间艺术工作者的关注。从1986年起，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省群众艺术馆馆长倪宝诚、省雕塑艺术创作室王今栋、李湘生夫妇组织和指导下，其作品作为民间工艺品大批量出口日本等国，曾由河南省群众艺术馆为媒介，先后多次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等地讲课献艺。其作品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泥人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地及国内外民俗艺术专家收藏。能够成为郑州文交所首期份额产品预约登记的热点，正说明了人们对王蓝田大师的高度认可。

又如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宝丰县“赵庄魔术”，河南宝丰县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此地的农民忙时种田、闲时演出，这种以非物质的生产方式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创举，被文化部称为“宝丰文化现象”。此地演艺风俗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盛行。2011年，宝丰县民间演艺团体预计年创收入6.2亿元，GDP增加值预计达到3.6亿元。这些收入已占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这“下里巴人”式的民间艺术，不仅活跃了各地文化生活，还带动了家乡服装、道具、音响、运输和广告设计等10多个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加快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2006年8月，宝丰县被中杂协命名为全国唯一的“中国魔术之乡”。“宝丰文化现象”魅力四射，叫响全国。

黄河非遗文化篇(5)

今年以来，与经济发展大势相伴的是，“申遗”正成为长三角文化界的高频词，成为各城市文化事业决策者们思考的头等大事。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共计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申报地区或单位一栏看，长三角地区收获颇丰。与苏浙沪有关的项目共计74项，仅浙江省就有白蛇传传说、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大禹祭典等10个门类的39个大项（44个子项）入选，位居全国第一。从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是件好事。几千年江南文化留给长三角的共同文化遗产数不胜数，古镇、古城墙、民族民间工艺等，长三角文化建设可以开展的合作也是无穷无尽。但目前各城市在申遗这件事上，更多的是各自为战，甚至是互相争夺，由此也带来了人们对长三角一体化前程的担忧。

联合申遗：千呼万唤难开头

6月上旬，由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参加的“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在绍兴闭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的专家、世界银行官员与各国学者和官员一起，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保护、合理旅游开发、遗产融资等问题。会议还指引城市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完美结合的《绍兴宣言》。与此相伴的是，长三角地区申遗新闻不胜枚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运河沿线城市的联合申遗。

前不久，2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运河沿线城市官员会聚杭州，讨论京杭大运河的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上，58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启动京杭大运河申遗工作的提案。之前，3位文物古建筑、城市规划及雕塑专家向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发出了一封运河申遗呼吁信，并得到沿线城市的积极响应。

京杭运河对于长三角16城市意义重大，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其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目前，京杭运河的通航里程为1442公里，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公里，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悠悠运河从隋朝流到现在，它的伟大不亚于长城。

尽管日前从江苏省传出消息，江苏境内的运河沿岸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结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已经展开。但在此背后，区域经济日趋一体化的长三角地区联合申遗项目却是凤毛麟角。以江苏为例，江苏36项“非物质申遗”上榜公示，其中联合申报的项目仅7项，包括“梁祝”的四省六地联合申遗。江苏与浙江、上海联合申报的项目只有4项目：昆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北京市、湖南省联合申报；江南丝竹，由江苏省、上海市联合申报；白蛇传传说，由江苏省镇江市、浙江省杭州市联合申报；梁祝传说，由江苏省宜兴市和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上虞市及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汝南县联合申报。

相互叫板为哪般？

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领头羊和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排头兵，长三角16城市正在逐步融合成一个实力强大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第六城市群的形成，不仅在于16个城市地缘相近，经济融合越来越频繁和密切，更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16个城市有着相近的坚实文化基础。从六朝前的吴越文化到六朝后的江南文化再到上海开埠后的上海文化，灵活、纤巧、文雅、开放、刚柔相济，成为长三角16个城市的文化交集。这种文化交集也成为长三角推进一体化进程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础。

在重视经济融合的进程中，我们似乎忽略了文化一体化的建设。其实，何止运河，几千年江南文化留给我们的共同文化遗产数不胜数，在文化建设进程中，长三角可以开展的合作也是无穷无尽。联合运河申遗，只是一个开始，在古镇、古城墙、民族民间工艺等领域，长三角16城市都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建设。

尽管长三角各城市的文化建设丰富多彩，但城市之间在文化领域合作少之又少。在申遗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的似乎更多的是各自为战。2004年江南水乡六大古镇分分合合的申遗“经典”令人至今难以忘怀。江苏的周庄、同里、直，浙江的乌镇、西塘、南浔，原本联合合报世界遗产“江南水乡”，并被视为跨省域行政合作的典范，然而在世遗大会在苏州召开前，在《中国申遗预备清单》中“江南水乡古镇”已由原先的苏州辖下的周庄、同里、直和浙江的乌镇、西塘、南浔6镇变为苏州2镇。以至于当时浙江媒体称：“江苏撇下咱们自个干了！”

最近，又传出南京剪纸叫板扬州剪纸的消息。扬州剪纸荣登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南京人坐不住了。江苏一家媒体的报道称：“作为南京工艺三宝之一的南京剪纸，拥有300年的历史，无论是成就、特色、种类都比扬州剪纸更胜一筹。”“南京剪纸也要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目前正在积极搜集申报材料。”

传承文化：永恒主题不能丢

无论是“水乡申遗”的分分合合，还是宁扬剪纸的一决高下，都在拷问着我们的城市决策者们：申遗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刺激旅游市场、拉动地方经济？还是为了人类世世代代的文明传承分担一分责任？

文化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命脉，申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文化命脉能够薪火相传，将我们这代人手中的文化接力棒传递给后人，以保存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让人类文明之花绚丽永久。而一些城市的决策者之所以对申遗趋之若鹜，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对文化遗产进行大规模规划、整修和拆迁，以满足申遗条件，他们看中的更多的是申遗背后的经济利益。

诚然，申遗成功的确能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给当地旅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了更好地宣传和保护世界遗产，适度接待各方游客也无可厚非，但这一切均应围绕保护世遗这一中心任务展开。能拥有一个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地方，是一种骄傲，更是一种责任。如果仅仅将其界定为旅游资源，将遗产保护地变成“经济开发区”或者是“旅游开发区”，必然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据报道，张家界违规黄牌警告后，为保住称号而进行的整改工作共计花费10亿元，比已获得的经济效益高出数倍。

黄河非遗文化篇(6)

阿诺尔德·汤因比（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在当代中国也不乏信徒。正是在这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对中华文明的诞生发表了一番高论：“我们发现人类在黄河流域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像居住在南方古代中国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而南方的居民，如在长江流域的居民，他们没有创造文明，他们为生活而斗争的艰苦性也的确比不上黄河流域的人。”

照汤因比的说法，较之长江流域，中华文明之所以首先在黄河流域诞生，是由于这里的居民遇到了艰苦环境的挑战，而他们也成功地应了战。很显然，汤因比把中华文明的起因套入了他那著名的文明起源的“挑战与应战”模式。

“挑战与应战”模式自有其诱人之处，也不乏部分真理，用于解释黄河文明的起因，国人从心理上也容易接受。如果中国只有一条黄河，或者汤因比先生不拿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对比，这一“黄河文明起源说”也许尚能自圆其说。可惜的是，偏偏中国有两条纵贯东西的大河，现代考古学又揭示了这两条大河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不可辩驳的事实，汤因比先生的这一理论终于露出了马脚。

当然，汤因比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黄河文明起源说”时，对于古代中国尚无从了解。汤因比先生精心打造了一张文明起源的床，自然希望所有的文明都睡着合适，长的锯短、短的拉长也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在中国现代考古学成绩斐然的今天，这一谬种仍在流传。甚至某些号称学者的人们仍在津津乐道汤因比的这一“黄河文明起源说”，不但自误，还要误人。笔者虽然才疏学浅，却愿意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因为笔者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诞生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恰恰不是由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环境更艰苦，而是正好相反：较之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更适于文明诞生前夜的中华先民的生存。换句话说就是，黄河流域对原始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有利。

二

“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摩尔根语）。为了便于论述的展开，首先，我们需要确定一下“文明”一词的涵义。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对“文明”一词曾有明确的阐述。他说，在现代汉语中，“文明”一词与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相对应，表示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在历史学界，则通常将“文明”一词用于描述人类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在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已经发明文字并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而且已经知道冶炼金属。

这就是著名的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制度和金属冶炼技术。

显然，按照这一标准，文明只能由定居者来创造。问题是，人类并不是天生的定居者，只要没有充足的食物，人类就只能像野兽一样到处游荡。那么，充足的食物靠什么来提供呢？

现代考古学告诉我们，人类的定居生活开始于原始农业发明之后。“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语），没有一个文明能够不依赖充分的粮食供应而发展起来，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也无一例外都是发源于农业的文明。

英国学者斯蒂芬·F·梅森在其所著《自然科学史》中曾探讨过文明的起因。他说，“旧石器时代的人发明了形形色色的工具，新石器时代的人则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即定居的农业生产方式，时间也许最近也要在公元前6000年。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很快就消耗掉土壤的肥力，这个因素好象限制了多数新石器时代村社的规模和稳固性。在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这种限制就比较小些，因为河水一年一度的天然泛滥带来一层肥沃的新淤泥。在这些流域就有比较多的定居村社繁荣起来，他们排干沼泽，灌溉荒芜的土地，使固定耕作的面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村社——乡镇——城市，与此同时，由僧侣祭司统治的管理体制也发展起来，组织人们生活上的各种复杂活动。这样在公元前3000年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就出现了最早的一些城市文明。”

相对于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模式，梅森的这一说法尽管朴素，却更为接近事实，这是因为，文明脱胎于新石器时代的结论，到了今天早已成为常识，而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诸多发现对这一说法也提供了支持。

三

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夏鼐先生已基本揭开了“黄河文明”起源的面纱，下面不妨引用一下这位中国现代考古学先驱的一些说法。

“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公开发表的约有七千余处，经正式发掘的也在百处以上。这些发现所提供的大量新资料已经使各地的原始文化的面貌日益明确。尤其是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

“最引人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所发现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即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它比仰韶文化为早，约在公元前6000年到5700年。当时主要的农作物是粟类，并且已知道驯养猪和狗，可能还有家鸡。住宅是半地穴式，屋旁还有储藏粮食的窖穴。……如果沿着这一线索向上追溯，或可找到中国农业的起源。”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半坡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5000—4500年，稍晚于磁山·裴李岗文化。就文化内涵而言，两者似有承继关系，不过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最重要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它的年代与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同时，或许开始稍早。当时在这一带气候比较温暖潮湿，居住点的周围环境是分布有大小湖沼的草原灌木地带。河姆渡文化的居住房屋是木结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这是远东及南亚各国主要粮食水稻从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最早的实物标本，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从前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2250年）是我们所知道的长江下游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并且认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后的一个变种。实则这里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种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

行文至此，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在文明的前夜，与黄河流域一样，长江流域也存在着一个文化发展的中心，同样是中国原始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

四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属于旱作文化区域，其显著特点就是大部分地区分布有黄土及黄土状土。由于黄土的风成起因，土壤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而且土壤中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虽然黄土地带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耐旱作物的生长。现代科学表明，由于受水热、土壤、地形条件控制，在当时的黄河流域，野生植物经人工驯化后成为栽培植物的只能是粟。粟宜于黄土地带生长，成熟期短且易于保存，粟类作物至今仍在黄河流域大量种植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磁山文化”的考古学结论为例。

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镇，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范围有8万平方米，是古代先民聚居的一个村落，碳十四测定的结果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在这里发现的灰坑多达数百个，数量最多的是平面作长方形的。这类灰坑，多半是贮存粮食的窖穴，深1—2米，最深的达5米以上。在其中的80个这类坑中发现了腐朽的粮食堆积，厚度在0.3—2米不等。鉴定结果这些粮食属于耐旱的粟类作物。据专业人员估计，残存的粮食以十余万斤计，说明当时农业生产的规模已经很可观，农业已经在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正是这种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保障了人们的定居生活。

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主要的差异表现在降水多、气温高，而且广大平原地区沼泽水网密布，人类只能在一些“墩”、“台”地貌部位相对高的地方活动。在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稻谷的遗存。例如，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是以发现较早而且又具代表性的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命名的，其年代距今约7000——6000年。1961年，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层中出土了稻草茎叶、稻谷和米粒等实物，经鉴定属于籼稻型。以后又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和浙江桐乡罗家角等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稻谷堆积；在宁绍地区的河姆渡遗址（约公元前5000年）第四文化层所出土的稻谷遗存，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都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中罕见的。在5000平方米左右的挖掘范围内，普遍发现由稻谷、稻谷壳、稻杆、稻叶和其它禾本植物混在一起的堆积物，厚度达40——50厘米。毫无疑问，长江流域属于稻作文化区。

旱作文化与稻作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旱作文化要获得更高的产量，只需要解决灌溉问题；而稻作文化对水的要求则颇为苛刻，没有水固然不能种稻，可是，如果终年积水，稻谷也不可能生长。因此，在降水丰富的长江流域，要获得更高的水稻产量，必须解决排水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新石器时代，灌溉与排水哪个更容易呢？

五

在这里，故老相传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事实上，大禹的“治水”就是要解决排水问题。而人们之所以视大禹为英雄，对“大禹治水”念念不忘，正是暗示着能够解决“排水”问题在当时非常了不起。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大禹的活动范围是黄河流域，而且大禹活动的时期已非常接近文明的诞生，此时在干旱的黄河流域解决排水问题尚且艰难，在多雨的长江流域要解决这一问题，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不过，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又有了一项发明，这就是水井。

有证据表明，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了水井。目前已知中原地区最早的水井，见于河南汤阴白营早期龙山文化的地层中，是一口井字形木构水井；在河北邯郸涧沟遗址，则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两座圆形土井，口径2米，深7米左右，附近有陶窑，井旁有沟渠遗迹。在一口井的底部，发现了完整或残破的陶壶、瓶、罐等容器数十件，当是人们汲水时失落的。这说明这里的水井除了提供生活用水和制陶用水外，也可能用于小块园地的灌溉；在洛阳矬李遗址第三文化层（龙山文化晚期）也发现了圆形水井一眼，这眼井的井身上宽下窄，可防倒塌，已经不是最初始的井了。这是否意味着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流域的先民已经找到了解决灌溉问题的钥匙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水井并非黄河流域独有的发明。因为，比上述中原地区更早的井，则有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发现的一口木构古井。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就纯农业生产技术而言，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较之长江流域，似乎并不先进。

黄河非遗文化篇(7)

关键词：蚩尤；炎帝；风伯；雨师

蚩尤何许人也？蚩尤冢在何处？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经查阅史书、志书之类书籍，写下此文。

台前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台前境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2处，分别是吴坝乡徐囟盐幕遗址和后方乡玉皇岭遗址，并出土大量的陶片、骨针等。由此可见，早在5000年前，就有人类始祖在土沃水肥的台前一带定居，耕种稼穑（se），烧制陶器，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一、蚩尤

关于蚩尤主要有以下几种说话

1.黄帝属臣只说。战国《韩非子・十过篇》记载：“昔者黄帝合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由此可见，蚩尤、风伯、雨师皆为黄帝之属臣。《管子・五行》和《越绝书》亦记载蚩尤为黄帝之臣。

2.炎帝后裔之说。宋《路史・后纪四》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1985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45页载：“炎帝兵败，乃有其裔臣蚩尤、夸父、刑天之属继起奋争，为炎帝复仇。”此两种说法相吻合。宋徐升《渊海子平》（上海校经山房印行）卷一楣注：“蚩尤姓姜，炎帝之女。”这是首次见到蚩尤以女性身份出现在易书中。

3.九黎族首领之说。1979年版《辞海》记载：“蚩尤，神话中东方九黎族首领。”1983年版《辞海》记载：“蚩尤，古九黎族部落酋长。”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史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夏族集团之首领黄帝与九黎之君蚩尤战于涿鹿，即为夏黎两族决胜负之大战争。涿鹿战后，黎族之首长蚩尤被杀。”《吕氏春秋・荡兵》及《战国策》皆谓蚩尤为九黎之君。

4.苗族首领之说。增补万全《玉匣记》注评：“蚩尤，传说中的上古苗族的首领。”关于蚩尤为九黎族或苗族部落首领，兄弟81人或72人之说，皆不矛盾。“九”泛指多数或次数，如：九曲黄河、九牛一毛、九死一生等。九黎族当包括我国南方黎族、苗族等几个或者许多个少数民族。远古时，蚩尤雄霸被称为“蛮族”的东南方，被尊为九黎首领是自然而然的。范文先生《中国通史简编》记载：“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为九黎族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蚩尤兄弟81人或72人，皆与“九”有关，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均表示多数。

二、蚩尤与黄帝之战

远古时代，中国境内分布着许多氏族部落，位于今黄河下游的冀鲁豫区土沃草肥，为各部落争夺之地，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史书上所载炎黄二帝之战争，实则是我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相互争斗的反映。蚩尤与黄帝之战，亦是炎黄战争之继续。

蚩尤与黄帝的战争故事，在我国流传甚广，史书多有记载。这一传说形成于战国时期，距今已2000余年。清《绎书》卷五引汉《新书》记载：“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炎帝兵败，蚩尤起而为其复仇，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涿鹿爆发。

关于蚩尤与黄帝之战争，不仅《归藏》、《奇门遁》、《渊海子评》等易书有记载，而且《史记》、《皇览》、《汉书》这些史书同样将这个神话故事堂而皇之的载入正史。正史、易书以及《述异志》虽记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原始人类氏族部落之间相互斗的历史事实。

三、蚩尤冢

蚩尤是东方九黎（东夷）集团的最高首领，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战败被杀。历史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蚩尤没有陵，但坟墓也不少。“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首异处，故别葬之。”据考证，已知的蚩尤冢至少有六处，山东两处，据《皇览・冢墓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阚（han）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蚩尤肩髀（bi）冢，在山阳郡巨野重聚。此记载告诉我们，蚩尤冢在寿张阚乡，蚩尤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重聚。”口头传说而经传未见记载的蚩尤冢还有河北涿鹿三处，河南一处。现今在涿鹿大战古战场上有三座蚩尤坟，即位于黄帝城东八卦村附近，有一大一小两座坟冢，被称之为东蚩尤坟；位于保岱镇窑子村附近，釜山脚下的蚩尤坟，被称之为西蚩尤坟；位于黄帝城东南约15公里处的塔寺村蚩尤坟，被称为南蚩尤坟。

还有台前蚩尤冢，位于河南省台前县城关镇后三里村东南约300米、油坊村东北300米处，据传：油坊村原名尤房，为蚩尤的营房，蚩尤战败被杀后，首级葬于东北角，传来传去，尤房传成了油坊。相传，该冢筑起后，附近村民有红白喜事便上坟借碗筷及桌椅板凳。后来人们只借不换，惹怒蚩尤，于是时常夜出作祟，直至宋代王灵官将其镇住。至今，台前境蚩尤冢东北1.5公里的寿张镇灵宫殿中，仍存有一幅“鞭打蚩尤”壁画。相传，王灵官前世为黄帝的一员大将，手持金鞭，作战非常勇敢。在与蚩尤战斗中身负重伤，东岳大帝之女为警治愈。黄帝擒杀蚩尤后，蚩尤之身很快又长在一块，这员大将用金鞭将其抽开，分尸而葬，蚩尤不得再复活。虽然是神话传说故事，但可推测，台前境内蚩尤冢修筑年代已久。清末民初，该冢占地约2000平方米，高1.5米，其上茵柳、野草丛生，附近村民常将幼尸抛其上。荒草野蒿丛中狐兔出没，间或有野狗和乌鸦食啄腐尸，气氛阴冷，人迹罕至。1933年黄河决口，蚩尤冢被淤没。其后村民在原址堆一土丘，占地约700平方米，高一米余。1956年，该冢被耕为平地。此六处蚩尤坟，都有坟墓堆土，有的规模还不小，但有史料记载支撑的是山东寿张阚乡和巨野重聚，据载阚乡是蚩尤冢，重聚是蚩尤肩髀冢。

四、蚩尤文化对台前旅游文化产业的影响

在全国各地注重旅游资源的今天，陕西黄陵县黄帝陵、河南灵宝黄帝陵、河北涿鹿桥山黄帝陵、河南新郑轩辕坟以及其他地方的皇帝庙、官，已修复或者在修复中，都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为中外人士所关注的蚩尤冢、蚩尤文化，依然深埋在地下，不得重见天日。严重削弱了台前在中外的影响力和滞后了台前的旅游经济的发展。而和台前县紧相邻的山东省阳谷县对蚩尤文化的研究已早早领先一步，并于2006年6月召开了山东阳谷蚩尤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和十八家新闻单位参加会议，对蚩尤文化进行了探讨和论证，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为此，作为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台前，和濮阳市经济发展的前沿区，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好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与之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旅游经济效益。第一，聘请专家对蚩尤冢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拓宽蚩尤冢文化遗产其独有的特性，同时对其进行大范围的普探，以掌握较为可靠地的证据，挖掘蚩尤事迹和其没有被认知的文化内涵，利用蚩尤冢的历史遗存谋求台前地区经济发展；第二，成立高规格的蚩尤文化研究会，修复蚩尤冢及蚩尤祠，扩大蚩尤冢的影响力，增大蚩尤冢的扩建规模，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宣传，进一步扩大台前蚩尤冢在全国的影响力，这对于开展台前旅游业、增强国际及海峡文化交流、研究炎黄文化及古代战争均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985年，145页.

[2]《辞海》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