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经济状况篇(1)

关键词　幸福感；经济状况；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文献分析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动机(黄希庭，苏彦捷，2010)。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众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针对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是因为幸福感既与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心身健康密切相关，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幸福感显然是主观的，但国内不少研究采用的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一英译术语，其实，“主观”二字是可以省去的(李静，郭永玉，2007)。对于幸福感的定义，我们倾向于Diener的观点，认为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主要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构成，其中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感成分则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Diener，2000)。由于幸福感是源自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的整体评价，就必然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观因素包括价值观念、人格特质、成就动机等，而客观因素则涉及到经济状况、民利、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等。本文所关注的是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国外一些调查研究表明。生活在富裕经济体中的人通常比生活在贫困经济体中的人更为幸福(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良好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可以享受良好的服务、教育和医疗等。由于财政资源确实与福利有关，人们会预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有研究者对多个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显示，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的确很高(schyns，1998)。然而，在横断分析中，经济状况与幸福度的相关却因国家或样本不同而有所不同(Diener & Biswas-Diener，2002；Sehyns，2002；Veenhoven，1996)。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在富有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弱(Ahuvia & Friedman，1998；Cummins，2000；Easterlin，2001，)，而在贫穷和欠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却比较强(Arthad-Day & Near，2005；Easterlin，1995)。也就是说，经济收入在人们比较贫穷时对幸福感有较大影响，而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较小了。那么，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提升的发展中国家，个体的经济状况对其幸福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拟对国内的有关研究做一梳理，以考察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在不同群体中的体现。

2　方法

2.1文献收集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以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作为文献收集的范围。文献纳入标准为：(1)属于实证研究：(2)研究涉及我国不同群体的幸福感；(3)文章摘要中提及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在CNKI系列数据库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题名”为检索项、以“幸福感”为检索词，命中1991～2010年20年间的研究成果916篇，依据文献纳入标准获得文章46篇，时间跨度为1998～2009年，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以心理学和经济学为主。

2.2数据抽取

根据研究的目的，收集了所选文献的发表时间、刊物类别、样本群体、样本容量、被试地域、收入划分、统计方法、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等资料。

2.3统计方法

主要采用频率统计和x2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3　结果

3.1文献发表时间、刊物类别、样本群体、样本容量及被试地域

统计文献的发表时间，一方面可以推知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经济状况影响个体幸福感”这一问题是否日益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发表文献的刊物类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文献的质量及研究的可信度，我们将所涉及刊物依认可程度分为核心期刊(依据2008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CSSCI来源刊(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SPT来源刊(源自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三类。对于样本群体，将城市青年、城市女性、城市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均归入城市居民一类；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虽然可分别归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但由于老人是在幸福感研究中受关注较多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仍然单列；将大学新生、大学贫困生、少数名族大学生、医学生均归为大学生一类；将幼儿教师、小学教师、高职教师合并为教师一类。46篇文献中调查的样本容量最小为114，最大为63928，将其分为100～500、501～1000、1000以上三类。由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影响经济状况与个体幸福感的相关，因此我们将被试所属地域分为几个大区进行统计，涉及两个大区以上的归为“跨区”。所纳入文献在以上几个变量上的频数及百分比见表1。

表1显示，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于经济状况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关注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本研究所纳入文献发表在核心期刊的占半数，表明研究总体上具有一定质量。从样本群体看，涉及到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从样本容量看，都属于大样本，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研究样本容量在1000以上，能较好地满足研究把被试经济状况划分为两类、三类甚至更多类别的需要。调查对象所属地域全国各大区均有涉及。

3.2收入划分、统计方法以及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

对于个体的经济状况，所纳入文献一般都是以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来体现的。由于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对城乡居民、老人、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绝对收入和在所处环境中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力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统计了文献对收入的划分。统计方法对研究结果有直接影响，我们对此也予以了关注。描述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于研究所采用的统计方法不同，对结果的表述也有所不同，我们将“收入与幸福

感显著正相关”、“家庭收入不同者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力最大”等表述在不影响原文含义的前提下归纳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将“收入水平不同者幸福感无显著差异”、“幸福感与经济水平相关不显著”等表述归纳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根据含义不同，还概括出了另外两类研究结果。将文献在收入划分、统计方法以及关于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上的频数及百分比列于表2。

由表2可以看到，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家庭收入和绝对收入来反映被试的经济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高级统计方法的研究占较大比例。对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进行x2检验，表明几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x2=70.35，p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两项研究在得出“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呈正相关”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发现，“相对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经济状况”(王健，孟庆跃，Yip et al.，2009)，“主观经济满意度比客观经济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周明洁，张建新，2007)。这里的主观经济满意度与相对经济状况在含义上是基本一致的。可以推测，其他研究如果考虑到相对经济状况这一因素，也有可能得出类似的结果。

4　讨论

4.1关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本次研究所纳入文献的样本来自我国不同地域，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大多数研究均发现“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且幸福感最低的是经济上相对较差或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这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有部分群体由于基本需要不能得到较好满足而缺乏幸福感。所纳入文献中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贫困地区老人、大学贫困生等就属于这样的群体。研究表明，有童年期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显著低于一般大学生(王玉花，2010)，应该说也是与家庭贫困有关的。Diener等人(1995)在一项涉及39个国家的跨国研究中指出，国民的平均幸福感与大多数公民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显著相关。那些在食品、衣物、住房、卫生、健康等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家庭，其幸福感平均而言显著低于相同样本中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家庭。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的贫困样本所界定的幸福感包括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比如食品、住房等)，而同样是处于这些国家，较为富有的被调查者则更多强调非物质的或高层次的需要(比如人身安全、地位、自主性、内心的宁静等)。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可以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予以解释。当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不到很好满足时，会渴望经济状况的改善。如果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就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而在衣食无忧之后，人们会更加注重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比如获得成就、受到尊重、实现自我价值等，这时候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就会降低，与高层次需要满足的相关就会增强。正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所言，老百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为了改善我国各种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从而也减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诱发因素，促进社会的健康与和谐。

4.2关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

这一结果与前一结果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曲线中的另一端。正如上文所述，当人们基本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经济状况会显著影响幸福感；而当基本需要得到较好满足后，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就降低了。Howell等(2008)分析了来自54个国家的56项研究，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平均相关显著地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最强，高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最弱。另外，有研究发现，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而平等、人权等指标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大(Myers，2000)。我们所分析的文献中，有几项研究得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其样本要么来自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要么属于收入有保障的群体，因此可以说与国外有关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可见，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一方面需要关注弱势群体经济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人们非物质需要的满足，才能进一步提升各阶层民众的幸福感。

现在的经济状况篇(2)

【关键词】 贫困发生机制 理论解读 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不同的学者对于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且他们在同一视角下对于贫困发生机制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已有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通过不同的机制和渠道导致不同的贫困状况结果。然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实际的贫困状况是以上三类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从已有贫困研究的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城乡贫困表现出显著的贫困动态演化特征，且城乡之间的贫困动态演化状况也各不相同。本文基于上述三类因素，将中国城乡贫困发生机制已有研究成果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着重从多维和动态的视角构造了贫困发生的联合作用机制。

一、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经济增长的涓流效应和扩散效应

在该联合作用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涓流机制和扩散机制来影响贫困状况。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得到扩展，经济活力也逐步提升，同时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收入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部分贫困者可以实现就业，改善自身收入地位，而且还促进政府相应的扶贫政策绩效的提高，从而为贫困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和技术能通过乘数机制而得到扩散，并且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公共服务会逐渐得到普及，从而有利于改善贫困者的非收入状况。

然而，结合相关理论研究结果和现实经济状况，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上述两类机制并不会自动地发挥作用，其最终减贫效果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特别是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具体来说，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越有利于穷人，那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就越明显。而对于贫困群体自身而言，单个的贫困者无力改变现存的经济增长状况和收入分配体制，或者说他们是经济增长结果和收入分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从中国实际情况看，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报告表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帮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对于中国取得的扶贫成就至关重要。1981—2005年期间，实际人均GDP实现了年均8.3%的增长速度，贫困人头指数年均下降7.1%。因而，人均GDP每增长10%，贫困率就降低9%。同时，该报告还指出，尽管经济增长对扶贫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扶贫效应已经开始下降。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使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

二、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人力资本主要影响经济成果的分享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重视人力资本反贫困效应的发挥。他们强调贫困者可以通过一些行为和方式来改善其参与收入分配能力，从而能有效地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并最终摆脱贫困。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以教育、技能、健康等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不仅对个人生活是重要的，而且能够使个人更有效地参与经济与政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的缺乏，或具体来说即教育机会的缺乏以及不能享受到有效的医疗保障，不仅是贫困的表现也是贫困产生的实质原因。因此，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贫困人群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剥夺了的“基本可行能力”，从而为他们的长久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反贫困政策选择中，对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创业支持、职业指导、求职介绍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

但是，尽管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状况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贫困者也认识到人力资本对其贫困状况的缓解意义重大。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一般较低，其人力资本的投资倾向也较小，同时当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时，贫困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难以通过市场体系的供给机制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个人的受教育状况以及营养和健康等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其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对个人的贫困状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产生重要的影响。姚毅等（2010）借助“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数据库从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两个方面考察了教育水平对于城市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从统计分析来看，户主为初中以下学历的城市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47.06%，而户主为初中以下学历的城市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仅为22.11%；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户主的教育程度能显著改善城市家庭的贫困状况，其边际效应为负的0.15。张车伟（2003）的研究在控制了营养和健康变量内生性的前提下，估计了不同的营养和健康指标在中国贫困农村的弹性和回报。其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指标都会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其中，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平均来看，卡里路的摄入量每增加1%，种植业的收入会相应增加0.57%；而家庭劳动力因病无法工作的时间每增加一个月，种植业收入将减少2300元。

三、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社会资本主要影响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

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面向于未来预期收益的投资，从最初的人力资本投资到其最终的价值实现经历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人力资本的匹配以及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三个阶段，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终实现程度（即人力资本的支付）取决于上述三个渠道的畅通，这不仅取决于现有的市场正式规则和制度，还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具体来说，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三个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最终影响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

首先，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对于该问题的最早也是最经典的研究是科尔曼的《人力资本构建中的社会资本》一文，他指出在教育信贷市场不完全或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筹措子女学费、获得教育信息和机会的重要渠道，故而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显著的影响。处于同一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之间存在着互相模仿和互相竞争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网络成员之间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小和类型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

其次，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匹配。个人就业状况的改变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个人工资收入水平的改善也并不完全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如格兰诺维特等的研究发现60%～90%工作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主要是社会关系）找到的；同时还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人工资收入状况密切相关。由此看来，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工作的搜寻以及个人的工资状况改善至关重要。

再次，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价值实现（即人力资本的使用）。从经典的工资决定模型——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可以看出，模型在两大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主要从厂商的角度分析了工资决定和就业。然而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作为内部人的雇员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能影响厂商的工资决策，从而获得生产的联合剩余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充分就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在于内部人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关系，而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网络关系的存在使得内部人能有效地传递信息，并通过社会网络关系所衍生的网络信任和网络互惠有效地解决“囚徒困境”而节省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的三个阶段均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个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并最终影响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时个人在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资本匮乏是导致城乡居民（家庭）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而通过改善贫困者社会资本状况能有效降低其陷入贫困的可能。如边燕杰（2004）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网顶、网差、网络水平和网络规模等变量是影响个人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还会影响其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估。同时，王朝明等（2009）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总量对于中国城市贫困家庭人均贫困距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网络规模、网络差异、互惠、参与和共享等不同纬度的社会资本也能显著改善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

四、结论及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单一时点上的贫困状况的产生是经济增长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社会资本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交互效应；第二，贫困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动态问题，即微观层面的贫困状况随着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作用，而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之中，单一时点上的贫困状况仅是贫困动态演化中间过程的外在表现，而非其最终结果。

由上述结论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崛起”计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置和反贫困的“区域开发战略”、“整村推进计划”等反贫困的经济增长策略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其实际绩效的发挥取决于贫困家庭相应资源禀赋的积累，取决于贫困家庭脱贫能力的构建。而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性资源，对于贫困状况的缓解至关重要。同时，社会资本对于贫困状况也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因而，中国未来反贫困政策调整应通过相应政策提高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能力，并使得我国贫困问题最终得到有效的缓解。

（注：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社会资本视角下政府反贫困政策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编号：70873097），本文为该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朝明、姚毅：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1990—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3）.

[2]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R].2009（4）.

[3]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

[4] 姚毅、王朝明：中国城市贫困发生机制的解读——基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0（10）.

[5] 张车伟：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3（1）.

[6] 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7] 格兰诺维特著，张文宏译：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现在的经济状况篇(3)

一、会计指数的现实意义

会计信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一个企业的会计信息能够对于这个企业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经营成果等作出全面、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会计指数是经过提炼以后的会计信息。从微观方面来看，它可以反映出企业的财务状况、财富状况、运营效率并作出客观的评价；从宏观方面则可以反映出整个行业，甚至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在一定时期的状况，帮助行业进行管理，政府进行决策。因此，会计指数的研究是很有必要，也是时代所需的。具体而言，会计指数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会计指数研究。自从改革开放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在摸索中逐步的完善、提高，到现在，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市场经济中，资源是稀缺的也是异常珍贵的，信息资源更是非常宝贵的。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资源，相对于其他信息资源来说更为科学和严谨，这是因为它有一套从填制凭证到登记账簿再到编制会计报表这一完整的“会计循环”。会计指数基于企业编制的会计信息，充分利用了企业的会计资源，在进一步提炼，提升了会计信息的集成度，有助于更好的利用企业会计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加强经济管理，需要加强会计指数的研究。政府在参与经济管理活动中，不仅要把握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更好深入了解微观经济发展。而企业的经营状况则是相关部门判断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参考。会计指数则能作为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财富积累的重要反馈手段，为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深入分析企业会计指数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可以及时把握、监测经济运行状况，对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并分析解决，更好的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对于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

第三，会计指数的研究，可以有效的增强会计的社会影响力。截至目前，会计数据主要是用于分析单独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相反在与国家宏观经济和行业综合评价方面联系甚少，所以对于小微企业的会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有效的反映这一行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而可以有助于提升会计的社会影响力。

二、会计指数的研究框架的构建

在借鉴指数编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充分考虑宏观经济理论与会计理论，构建了一套企业会计信息的指数体系。在该指数体系当中，可以全面综合反映了企业正常运营条件下的行业评价会计指数，通过该指标体系，可以分析单一企业股票的投资价值会计指数，具体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价值创造会计指数主要展示了微观企业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企业价值贡献，通过利用企业会计信息编制可以更加有效的直观地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得到运行状况和变化趋势。价值创造会计指数又可以细分为价值创造效率和价值创造额两个指标。会计投资价值指数是在充分分析企业市场表现和会计信息，为了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在资产定价中的基础性作用上构建起来的，该指数反映了企业的长期投资价值。该指数可以综合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盈利质量、盈利能力下的投资价值。行业评价会计指数主要是通过对宏观层面价值创造会计指数在细分行业和大行业的深入分析，表现的是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内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的指数，可以综合反映某一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反映行业发展状况的基准数据。

三、对做好会计指数的研究工作的建议

会计指数的研究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实施难度大，影响范围广，技术性强，同时国内外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由此开发出一套“叫得响、立得住”的会计指数体系，对于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进行经济预测、反映经济运行趋势，是中国会计应承担的重大责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实践检验，有效落实，从而推动会计指数的广泛应用。会计指数的研究也离不开实践的土壤，指数的需求源自实践，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

现在的经济状况篇(4)

北方农牧交错带，北起呼伦贝尔，南至河西走廊，南北跨300km以上，由东北向西南呈带状分布，具有明显的农牧交错特征，该区域面积达57.98万km2，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整个交错带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而且不合理发展经济也给该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得整个交错带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陷入了恶性循环。

1.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整个面貌也在改善，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与全国相比，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总体水平较低，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受到自然环境的生态状况的影响，农牧业的生产水平较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主要得益于该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因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较低；该区域贫困面大，财政收入又低，资金投入困难，仍然面临严峻的扶贫脱贫任务。该区域以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蒸发量大，旱灾发生频率较高，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下，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敏感，遭到破坏后恢复困难，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基于该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现状，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综合治理，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判断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是否协调，首先要看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同时还要考虑经济的发展是否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否在环境承载力之内，主要通过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两项指标来加以评估，前者指的是协调状态质的稳定性的数量范围，后者指的是协调水平高低的量。从当前该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现状和生态环境现状，二者的协调水平较低。

2.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具体体现为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社会经济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的影响集中表现为人的经济活动上，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较大，人口多度增长会不断地向自然环境索取，大量消耗资源，一旦超过环境承载力，就会引发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人口素质低、环保意识差，又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工作的难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存在着一定的内部联系，在技术水平底下和一定环境承载力的条件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势必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产生大量的污染，最终又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甚至出现倒退。就资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来看，作为社会生产的原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不合理开发利用，在其消耗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因此，只有合理利用资源，才有利于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其衡量指标即为生态环境质量。北方农牧交错带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协同作用。

二、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1.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前景。预测方法分为结构预测和非结构预测两类，前者是在定量化模型基础上加以预测，后者是通过定性分析即经验判断来给出预测结论，对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的前景预测，在模拟仿真值数据基础上提出四种模式：自然发展模式、人口经济快速增长模式、环境保护模式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模式，对这四种模式的协调状况和协调水平进行比较，对协调前景进行预测。随着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在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整个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将得到改善，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模式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2.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方案。根据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发展状况、生态环境状况以及二者的协调状况，为促进该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现提出以下发展对策：其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打破“贫困—人口增长—人口素质低—环境资源浪费—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将人口数量控制在环境承载力内，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环保意识来改善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其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应压缩农业、增加畜牧业、稳定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挥产业优势，获得综合效果，并结合该区域的实际情况，改善水、大气环境质量，恢复沙地植被，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区域经济应逐渐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方向转变，为实现这一转变，应加强环境立法，本着“谁污染、谁负责、谁治理”的原则，将环境管理纳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上来，为提高资源利用率，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四，树立协调发展观念，增加对环保治理的投入，以观念促发展，转变观念，增强环保意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应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理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并加强这方面的投入，保证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

三、结语

现在的经济状况篇(5)

1大连传统泵业市场营销的特点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市场营销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使其更具有市场经济的相关特点。一方面，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使市场组成变得尤为复杂，大量企业的融入，在加剧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增加了经营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现阶段的市场营销具有营销手段多元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经营，大中小企业的广泛分布，使市场经济下的市场营销手段具有准确性、针对性的特点。

2市场经济环境下创新市场营销的必要性对于市场经济中各组成部门而言，市场营销手段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必要手段，因此，创新市场营销方法，是市场经济中企业提高效益的最佳途径。总体来看，创新市场营销手段能够使市场经济各组成部门坦然面对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提高市场竞争力；创新市场营销手段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需求，能够更好的应对国外大企业的融入冲击；创新市场营销手段是市场经济组成部门能够在日益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大连传统泵业市场下市场营销创新及分析

市场经济是一个完全由市场价格自由引导经济发展的复杂经济体系，其复杂的组织部门构成、错综的组织部门关系，要求市场经济中的各组成部门和企业必须要在适应市场发展的同时，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市场营销手段是泵业企业必须要经历过程。创新泵业市场营销，要从营销组成结构入手，结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特点，有目标有针对性的进行创新。

1创新大连泵业市场状况下的营销模式营销模式是构成市场营销的最主要要素之一，其从营销目标、营销手段、营销策略方面为市场营销提供必要的指引和辅助，在大连泵业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创新泵业市场营销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创新泵业市场营销模式，必须要从大连泵业市场发展状况入手，以创新营销观念作为引导，制定符合泵业市场发展的营销目标、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首先，创新全新的营销理念，在大连泵业市场发展特点下，结合国内外先进的营销理念和营销方法，生成全新的营销观念，以指导营销模式构建；其次，在全新营销理念的指导下，创新符合泵业市场发展及企业经营目标的营销目标、手段和策略；最后，在现代泵业市场环境下，将创新营销理念、营销目标、营销手段、营销策略整合成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全新市场营销模式

2创新泵业市场环境下的营销方法体系营销方法是市场营销实际运行中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市场营销方法主要从营销对象特点，市场环境状况等方面出发以促进市场营销的运作，要创新传统泵业市场下的营销方法，就必须要从泵业市场的环境特点出发，结合泵业营销对象，建立创新营销方法。创新营销方法，首先要针对大连泵业市场的基本状况，创新建立符合泵业市场发展需求的一站体验式营销方法，从营销对象五感上将营销推广开来；其次，从市场组成企业角度出发，创新建立企业灵活管理的柔性营销方法，使营销活动能够在市场经济变化的情况下，灵活转变；再次，综合分析泵业市场中企业与供应商、消费者、竞争者、分销商、政府机构和其他公众产生的互动作用过程，在此基础上，创新构建符合企业发展、各级供销、消费者权益的营销方法；最后，综合分析泵业市场发展状况及经济结构组成状况，针对泵业市场的计算机网络发展特殊状况，创新构建新兴的网络营销方法，使市场营销构建起线上线下的立体营销方法体系

3创新拓展泵业市场营销渠道营销渠道是市场营销实现营销效益的重要保障要素，营销渠道的拓展，将更有利于市场营销方法的实施和应用，使营销服务或产品能顺利的被消费或使用。因此，创新拓展泵业市场营销渠道，对泵业市场组成部门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创新拓展市场营销渠道，要综合分析泵业市场发展状况，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客户状况、供销者变动情况，适时的拓展营销渠道；在泵业市场大环境下，经济不断发展，市场进一步细分的状况下，原有营销渠道已达到厂家对市场份额的要求，而消费者的购物喜好变化等状况，从市场需求角度拓宽营销渠道。

三、总结

现在的经济状况篇(6)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 疾病经济负担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2-0323-02

一、研究背景

据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约1.78|，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为1.19亿，占中国总人口的8.87%。与城市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问题更为严峻。中国乡村人口老年抚养比为22.75%，比城市高7.02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角度对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考察了老年人身体功能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老年人健康与社会支持，子女照料及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在老龄化的趋势下农村医疗费用的年龄分布，以及老龄化对中国城乡医疗费用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身体健康既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体现，也是促进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劳动的必要条件。

如何科学地分析农村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减轻这种负担，有效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拟利用河南省县（市、区）的农村老年人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农村老年人疾病经济负担的现状、规律及影响因素，并分析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负担是否得到了缓解、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等。

二、研究内容

本文以2015年7月对河南省26个县调查中的农村老年人为研究样本，考察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和疾病经济负担状况。此次调查分为老年人调撕头抢夏耆说肆礁霾糠郑调查员分别对应填写老年人问卷和非老年人问卷。在对老年人的调查中，课题组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在河南省的13个市中每个市抽取2个县，在每个县中随机抽取1个乡镇，再结合家庭收入状况，在每个乡镇抽取30名60周岁以上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回收780份老年人问卷，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问卷，最终得到740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4.87%。

1.健康状况

老年人健康状况自评为"一般”和“好”的占大多数，有1/3以上的被调查者患有慢性病。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指标能反映老年人躯体生活自理状况。有5.68%的被调查者身体功能受限，处于半失能状态，还有1.49%的被调查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分年龄段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2.疾病经济负担

2.1 疾病经济负担的发生概率

在调查的前一年，有62.57%的被调查者曾经生病，61.08%的被调查者看过病，生病老年人平均生病次数为2.2次，平均看病次数为1.4次。高龄老年人和其他年龄段老年人就诊概率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住院服务。相比于门诊患者，住院患者疾病更严重、所需费用更高、患病时间更长，加之高龄农村老年人身体功能较差，可以推断，高龄老年人在疾病经济负担方面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2.2就诊自付费用和总费用

老年人就诊的总费用包括治疗费、检查费、医药费等医疗直接费用和在看病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陪护费等间接费用。分年龄段来看，60-80岁被调查者的门诊和住院费用最高。

2.3 就诊费用与收入的比例

医疗费用与家庭人均收入或家庭收入的比例可以反映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被调查者门诊医疗自付费用与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0.50%和2.63%，被调查者住院医疗自付费用与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7.48%和16.92%。分年龄段来看，仍然存在60～80岁被调苏叩拿耪锖妥阂搅品延么笥80岁以上被调查者的现象。调耸据表明，农村老年人的医疗费用相当高，虽然80岁以上高龄被调查者比60～80岁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更差，住院经济负担的发生概率更高，但60～80岁被调查者的疾病经济负担明显高于80岁以上高龄被调查者。

三、方法：变量选择与模型形式

本文以老年人2014年看病就l治疗的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哪些老年人更能承受疾病经济负担，即研究老年人就诊的概率及其影响因素；其次分析疾病经济负担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疾病经济负担的程度包括由就诊产生的直接费用，以及包含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在内的总费用，同时使用医疗费与家庭人均收入的相对值来分析治疗费用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的程度。在所有研究方案中，疾病经济负担分别从门l经济负担和住院经济负担两个角度展开分析。由于使用多个指标来代表疾病经济负担变量，因此，本文大量分析部分涉及多个模型和方程。模型一和模型二为老年人承受疾病门诊及住院经济负担模型，采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其屮因变量为老年人是否就诊和是否使用住院治疗服务。

本文将老年人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分为以下四类：个人和家庭特征、疾病严重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地区经济状况。其中，疾病严重程度和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疾病经济负担的主要因素。老年人是否患病以及疾病是否严重，直接决定老年人是否能够承受疾病经济负担。本文采用被调查者对疾病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指标（“轻微”、“中等”和“严重”）来表示。经济状况变量分为家庭收入状况和地区经济状况两类。本文按照被调查者家庭人均收入将其五等分组为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以反映家庭收入状况。考虑到豫北、豫中、豫南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地区经济状况变量设定为虚拟变量，以反映地区经济状况和区域差异。另外，性别、高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状况、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等个人和家庭基本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

四、结果及分析

疾病经济负担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疾病严重程度对老年人是否就诊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家庭收入状况对老年人是否就诊的影响也为负，其中，中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两组老年人在是否就诊上与其他组老年人差异较为明显。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疾病越严重，农村老年人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从而产生疾病经济负担的概率越高。一般来说，疾病严重程度是决定患者是否就诊的重要因素。老年人自我感觉疾病越严重，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越强烈和越迫切。但是，老年人是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还与家庭收入状况相关。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就诊的可能性更高。这是因为低收入老年人患病的概率更高，低收入老年人比高收入老年人承受了更多的承受疾病经济负担。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在老年人这一脆弱群体中健康、疾病和贫困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

住院经济负担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对老年人是否住院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患重病需要住院的概率更高，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经济支配权，对健康更为重视，从而促进了他们对住院医疗服务的利用。疾病严重程度对老年人是否住院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老年人所患疾病越严重，越需要留院治疗或^察，从而提高了住院医疗服务使用的概率。中高收入组变量对老年人是否住院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中高收入组老年人患严重疾病而需要住院治疗的概率更高，他们患病后有条件住院治疗，而低收入组老年人往往因经济困难不愿住院或放弃住院治疗。

数据显示老年人门诊经济负担模型和住院经济负担模型回归结果。性别、单身对老年人门诊经济负担的影响均为负。这说明，门诊费用及门诊经济负担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的门诊费用比男性更多，门诊经济负担也比男性更重，这是由于女性在老年阶段在生理上比男性更脆弱，导致女性的治疗费用和疾病经济负担比男性更重。因此，政府在医疗卫生政策方面应更多地关注女性健康和对她们的医疗服务。婚姻状况为单身的老年人，其门诊费用更少。这是因为老年人如果单身，会担心一旦生病会缺乏家人照顾，因而平时更加注意保持健康和积极预防。疾病严重程度和地区经济变量对老年人门诊经济负担的影响为正。疾病越严重的老年人，其门诊医疗费用越高，门诊医疗费用与家庭人均收入的比值越大。这很容易理解，疾病越严重，所需检查项目和治疗方式越复杂，疾病经济负担自然越重。经济较为发达的豫中地区和发展水平中等的豫北地区农村老年人门诊费用和门诊经济负担比经济欠发达的苏西地区高。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门诊自付费用和总费用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政府实施新农合的目的就是促进农村居民健康，降低农村居民的疾病经济负担，特别是减轻大额的住院医疗费用。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充分显示了新农合在降低农村老年人住院费用方面的重要贡献，证明了现阶段新农合的实施效果，同样也说明了新农合对减轻老年人疾病经济负担的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疾病严重程度是农村老年人疾病经济负担发生概率和经济负担大小的重要影响因素，他们所患疾病越严重，门诊自付费用和总费用越多，门诊经济负担和住院经济负担也越重。然而，不同收入组老年人疾病经济负担差异显著，并呈“倒挂”现象。根据医疗公平的原则，具有相同收入水平或支付能力的人承担了相同的医疗支出，就能达到医疗水平公平；支付能力高的人支付更高的医疗费用，支付能力低的人支付较少的医疗费用，就能达到医疗垂直公平。本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老年人门诊经济负担和住院经济负担越轻：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老年人门诊经济负担和住院经济负担越重。

这说明，调查地区老年人疾病经济负担存在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关的不公平。从地区差异来看，老年人疾病经济负担的发生概率、住院费用、住院经济负担在豫南、豫中、豫北三大区域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但豫中地区农村老年人的门诊经济负担更重。另外，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能够有效减少门诊费用、住院费用以及住院经济负担。医疗保险相当于价格变量进入模型，老年人通过参加医疗保险，分摊疾病经济风险，显著降低了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也缓解了住院经济负担。这是目前中国广泛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贡献。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消除贫困、保持健康和良好的身体功能，是老年人生活质量最主要的体现，也是在当前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所要关注的最基本问题。本文研究表明，随着农村老年人年龄增长，其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医疗费用成为他们个人和家庭的重要支出，特别是当催患大病并使用住院医疗服务时，疾病将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虽然年龄可以看作身体的折旧，但当控制其他因素后，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与年龄并无显著的相关性，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疾病严重程度、家庭收入状况、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等。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医疗保险能够有效降低农村老年人在就诊过程中产生的医疗费用和经济负担，特别是对减少老年人住院医疗费用和减轻老年人住院经济负担具有重要作用。这实际上肯定了近10年来广泛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缓解农村老年人疾病经济负担方面的政策效果和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Beydoun， M. A. and Popkin， B. M.：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Functional Status Decline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60，No9，pp. 2045-2057，2005.

[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ging： Crisis or Opportunity， http：//www.who.int， 26 June， 2000.

现在的经济状况篇(7)

关键词：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DPSIR模型；可持续发展

引言

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能源开发中，以确保它满足目前的需要而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维持水的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条件下，支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和满足代内和代际人用水需要的全部过程。

城市是人类高强度活动的地区，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耦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简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因此，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可持续的，即在保持城市生态环境健康的前提下开发水资源；第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第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坚持“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3]的发展战略；第四，水资源开发利用要满足世世代代人类用水需求，体现代内与代际间的平等。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是高度人工化的生态系统，对这类复杂的生态系统，不确定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4]，因此，在构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之前首先应从机理上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找出影响和制约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的胁迫因子，进而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径，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由PSR模型延伸出来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s）-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s）模型（DPSIR模型）正是符合这一思维模式的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

1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过程的DPSIR模型

DPSIR模型是目前在环境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框架模型，它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因子共同描述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以用DPSIR模型来描述其发展过程。

1.1 驱动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驱动力是指造成水资源复合系统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可以分为自然驱动力和社会经济驱动力。自然驱动力是指城市化导致的自然条件的变化，主要包括城市水循环、城市气候及降雨特征、城市水文效应及城市水环境的变化[1]。社会经济驱动力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城市水资源的需求，主要包括城市发展的人口目标和经济目标。从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作用的时效性上来说，自然因素导致的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变化是缓慢的，而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影响大、作用突出，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

1.2 压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压力是指通过驱动力作用后，直接施加在水资源复合系统之上的促使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变化的压力，直接表征驱动力的强度。驱动力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压力一方面表现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对水资源的竞争上，具体表现在城市的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生活需水以及生态需水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对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废污水的排放。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水循环过程的调节，使水分沿着特定的路径循环运动，从而满足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不同部门对水资源的特殊需求，同时使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并可持续发展。

1.3 状态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状态是水资源复合系统在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现实表现，是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描述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物理特征。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及其动态变化是研究驱动力和压力的基础，也是分析影响和响应的出发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可以用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可用水资源量、水质状况、水资源重复利用能力、污水处理能力、人口现状、经济发展现状、生态环境现状等来表征。

1.4 影响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是指水资源复合系统在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状态的变化。与状态的相似之处是，二者都是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现实表现，不同之处是状态反映的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而影响反映的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变化，对影响的分析是决策的基础，是响应的依据。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和水资源供应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对水资源需求的竞争，导致了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不断地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水资源量的变化、水资源质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等方面。

1.5 响应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响应是指人类对状态和影响的反馈，是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所采取的管理措施。社会经济因素对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压力塑造了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当前状态，系统的状态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结构等，为了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必须调整自身行为，即社会的响应。

1.6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机理分析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的DPSIR模型是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组织信息模型，存在着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因果关系链，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的强度在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之内，水资源能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水资源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孕育、滋养、促进和支持的作用，水资源复合系统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随着人类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施加的压力超过了其承载能力，水资源系统的状态，包括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水资源的水文循环过程等都发生了改变，而水资源的短缺和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后，人类逐渐通过经济和管理策略对这些变化做出响应，一方面调整水资源系统的驱动力和压力，从根源上改善水资源状况，另一方面采取直接措施改善水资源的状况及生态环境状况，从而使水资源复合系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演进，如此循环，最终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S型发展过程。

2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应该遵循以下过程：首先评价城市水资源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然后分析造成城市水资源现状和变化的原因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驱动力和压力，找出胁迫因子，分析水资源的现状和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据此调整当前的发展策略，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径，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1 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及需水预测

DPSIR模型的状态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对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的调查及需水量的预测。

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城市供水水源状况。城市水资源包括传统的淡水资源和非传统的水资源。对供水水源构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调查构成城市水源的各种水源的量和比例；第二，城市供水状况，包括供水设施能力、供水量、供水水质的调查分析；第三，城市用水状况，城市用水分为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对用水构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调查各部分用水的量和比例；第四，城市排水状况，包括城市污染排放量、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收费等方面。

在对城市水利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对城市发展的需水量做出预测，预测方法主要有万元产值需水量定额法、用水增长趋势分析法、人均用水定额法、关键因子相关分析法等，不同的预测方法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不同的优缺点，因此在实际需水量预测过程中可以结合多种预测方法相互校验。

2.2 城市水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DPSIR模型的影响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对城市水问题的调查研究，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体现在对城市水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

城市水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在对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水资源是否短缺、水污染状况、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等方面；第二，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在水资源量对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目前存在的水问题主要表现在水资源供需矛盾、水体的污染、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对城市水问题调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找出制约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胁迫因子，即城市水问题产生的驱动力和压力。目前水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率低、用水浪费、供水漏失量大、工业用水效率低下、工业布局不合理、管理措施不利等。

2.3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DPSIR模型的响应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为解决城市水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即为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

通过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水问题的原因的调查分析，从调整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的强度、改善状态因子和影响因子两方面入手，采取各种措施协调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改善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质量，进而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调整水战略方针，遵循“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原则；科学配置、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加强城市水系统规划；加强水市场监督；加强管理，创建节水型城市[3]。

3 结束语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是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耦合的复合生态系统，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DPSIR模型的应用可以简化这一过程。通过全面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可以深入理解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奠定基础。在用DPSIR模型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为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左其亭，等.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理论・方法・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16-132.

[2]冯尚友.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6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