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研究篇(1)

关键词楚文化地域文化文化内涵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下历史形成的具有个性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圈，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等等。中华文化就是由众多地域文化圈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个大文化系统。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对地域文化开展研究也很早就已出现。如楚文化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地域文化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五十年代，在长沙一地，就发现有楚墓200多座。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湖北江陵县有计划地开展了对楚国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在望山楚墓中出土了越王勾践剑、竹简、人骑骆驼铜灯等。尤其是对楚郢都纪南城和雨台山500余座楚墓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在雨台山出土的器物有4200余件，著名的如虎座飞鸟、鸳鸯形漆豆、竹制天平衡杆、砝码等。江陵天星观一号是楚封君的大型墓葬，发掘的遗物有2400余种，对研究楚国的封君制度有重要的价值。对纪南城的发掘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城址的面积、建筑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有宫殿区、制陶、冶铸作坊区等，并大致确定了其存废的年代。接着在湖北当阳、襄阳、宜城等地也发现了不少楚国墓葬和遗址，当阳赵家湖楚墓群发掘了自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晚期的中小型楚墓近300座，使人们对春秋楚墓的分期有了系统的认识。

特别是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曾侯乙墓及随枣地区近百座曾国墓葬的发掘、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发现的周代铜矿遗址，把对楚文化的考古推向高潮。仅曾侯乙墓就出土了15000余件青铜器、漆木器、金器、玉器等随葬品，仅青铜器的重量就有10余吨。其中有被誉为“世界奇迹之一”的青铜编钟等礼乐器，轰动了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域文化的传统观念。大冶铜绿山遗址从1973年起经过多次发掘，清理出采矿井巷近500条，出土了用于采掘、装载、照明、排水、提升的生产工具和多种器物，证明铜绿山遗址至晚在西周时已开始开采，而年代上限，很有可能一直上溯至商代晚期。使人们摸清了先秦时期铜矿开采和冶炼的情况，并推动了我国“矿冶考古”新型学科的成立。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使人们对楚文化的内涵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各个相关学科纷纷加入到楚文化的研究之中，各地先后成立了楚文化研究会，对楚文化的渊源、楚都的地望、楚墓的考古学特征、’楚国的物质文化成就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大量精美的丝织品，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等各种各样类型，反映了楚国丝织工艺在当时所达到的高度。在湖北潜江龙湾发掘了l号放鹰台宫殿遗址，被认为是楚章华台遗址，从而对楚国的大型宫殿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在湖北荆门挖掘的战国楚墓包山大冢，出土了大批竹简，为深入研究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通过几十年来所挖掘的数千座楚国墓葬和遗址，对楚文化的认识已由模糊趋于清晰，对楚文化的要素、特征已有系统的认识，考古学的成果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楚文化研究的全面繁荣。

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兴盛，都离不开考古学的成果。如蜀文化就是在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后重新认识到它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地域文化是区域的精神内核，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催生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并将地域文化的研究与现实问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某一历史时段延伸到对一个地域从古至今的文化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探索，力求形成区域的独特文化氛围，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增强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对其所在地的经济社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为建立健康创新的地域文化开辟道路。

地域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初中语文;地域文化;研究概述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0A-0049-04

地域文化是从地域角度考察文学所生成的文化及其语言风格。早在3000多年前，《诗经・国风》就是按15个地区来汇编诗歌，显示各地风土人情的不同。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和孕育民族精神的基础。研究、挖掘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地域文化，探讨、优化地域文化对初中语文教学的影响，是当今时代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

一、对“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相关概念的概述

（一）地域、地域文化

什么是“地域”？首先，“地域”应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它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区的范围”。其次，“地域”还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意义，即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文化形态。再次，“地域”应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因为它所反映的事物或者关系往往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另外，“地域”还应是一个比较性、对照性的概念，任何地域都应有一个可资比较、对照的参照物，然后此一地域之特点才能彰显。对地域可以有多种划分，空间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但从历史实际和学术研究的实际来看，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行政（政治的、社会的）的和文化的划分。以行政区域（比如数量众多的以省、市为单位的文化史和文学史），以文化区域（比如晋、徽、闽、巴蜀、齐鲁、东北之类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对地域进行归类。[1]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包括历史文化、商业文化、以及道德观念、地方风俗、思想行为习惯、活动方式、、文学艺术、法律规范、学术文化等因素在内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需要注意的是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乡土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地方文化”是指地方特色文化，即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文化，是某一地区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这一意义来说，“地方文化”就是“地域文化”。但两者之间又不能画等号，“地域”是根据一定标准与相邻或不相邻的地区区别开来，有着较明确的概念，而“地方”则比“地域”更是一个伸缩性强、方便使用的模糊概念。[2]“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区别就更明显了。首先，从划分依据看，地域文化有着严格的标准，是依据各个文化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划分的，如吴文化、楚文化等。而乡土文化的划分则没有严格的标准，在实际使用中，多依据行政区划划分，如上海文化、海州文化等。其次从空间范围看，地域文化的空间范围有着较为明确而稳定的界限，不能任意而定。而乡土文化的空间范围则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可根据实际需要作灵活处理。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地域文化

在笔者索引文献中，侯兰花在其硕士研究论文《中学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研究》提出了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这一名词，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索引到的最早提出这一名词的人，但其并没有对此做出十分详尽的解释。[3]后来，杨春菊[4]、马建[5]等研究者都开始对此进行论述。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地域文化是渗透于我们生活和学习的每一个角落的，它不一定是以自己独立的形式出现，但不可否认它的存在。这样，语文教学中的地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为渗透于语文教材、语文活动等一切形式的语文教学中的关于地域文化的因子。如苏教版初中语文七上第三单元《民俗风情》中的《社戏》《端午日》《本命年的回想》等，第四单元《多彩四季》中的《三峡》《济南的冬天》等，七下的《展示华夏文化魅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登岳阳楼》《巍巍中山陵》《木兰诗》《黄河颂》等，八上杜牧的《泊秦淮》中渗透的“秦淮河文化”，八下林嗣环的《口技》所渗透的清代京中地方特色文化，九上鲁迅《故乡》和九下的《藤野先生》都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文化背景。

二、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意义探究

在笔者索引的文献中，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看法。2004年，刘伟铿的《地域文化研究》一书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我国出现较早的专门研究地域文化的书籍之一。在《地域文化研究》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地域文化研究大有可为”的观点[6]，给予地域文化研究以极大的肯定。随后，各位相关专家和学者都就地域文化研究意义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关于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专业人士多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对于文化传承的积极意义

地域文化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各地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都一直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文化的作用在于它对人们的思想熏染，一个地域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熏染着本地域的子民。因为有了特定文化的熏染，才有了北方人的粗犷，南方人的细腻。地域文化之所以有如此作用，是因为它的发展适应了这个地区的发展，而且是以这个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并作用于人的思想。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们视听模式的改变，这些原来人们喜闻乐见的地域文化似乎正在渐渐远离我们的时代，有不少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险境。地域文化已经像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她们带着满腹经纶，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边缘感受寂寞，慢慢地睡去，这一睡，可能就成永别。文化传承最基础的群体应该是孩子，只有让孩子了解一种文化，喜欢一种文化，它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所以说，进行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的研究对于文化传承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对语文教材编写的意义

语文教材编写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现代语文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必须编写什么样的教材。语文教材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的，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及学生的要求，并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不断更新发展，而地域文化的特征正好适应了这个要求。

1.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丰富了语文教材

中国幅员辽阔，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着悠久历史。中国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亦称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它最早源于50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夏、商、周三朝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别，构成了经济发展方向与水平的差异，并形成了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区域文化特征。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冯天瑜教授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中华地域文化大系》总序中就对中国文化的地域归属作过很明确的阐述，他认为按照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中国首先可分作东、西两部。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之间作一连线，东半壁是向太平洋倾斜的低度高原、丘陵和平原，季风气候使之干湿交替、季节分明，数千年来形成发达的农耕经济、繁富的典章制度和精深的艺文哲思;西半壁以草原、沙漠、高山、高寒高原为主，属大陆干旱性气候，自古以来，繁衍着粗犷奔放、富于流动性和生命活力的游牧文明。东部农业文化区可分为由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和西南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农业文化亚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自北而南又可分为燕赵文化副区、三晋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中州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安徽文化副区和江西文化副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向北延展为松辽文化副区，向南为闽台文化副区和岭南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区可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与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7]地域文化的丰富和迥异在很大程度上为语文教材的开发提供了便利的素材，它的这个特点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材。

2.时代久远、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拓展了语文教材

从地域文化的差异形成历史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氏族宗法制的彻底解体，我国地域文化的格局就已在宗族藩篱的废墟上显现出早期的规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地理差别，从经济上制约了文化的区域构成;邦国林立，则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大师并起，则从学术上突出了文化的区域特色;上古时代丰富多彩的民风遗俗的流播传扬，又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氛围，这种超长的延展性就有效地拓展了语文教材。

3.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地域文化开放了语文教材。

中华文化既是一统的，又是多元的。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中，各种文化和谐发展而又各自保存自己的特色。钱穆先生形象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家庭，她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相同的文化因子，这就是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语文教材也开始呈现出多元的色彩，其集中体现为语文地方课程的开发。因此，地域文化的这一特征也为语文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语文课程开发。

（三）对学生学习发展的意义

一切和教育相关联的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应该归结到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上，这才是教育的真正要义，地域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任伟在《地域文化与语文教学――以新郑文化为例》一文中，对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于学生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探索：

1.地域文化影响学生的精神气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把语文教学也看做一种文化活动，地域文化对它的影响必然也要经历一个外显（地域文化因素）―内化（人的精神气质）―外化（一定的地域文化特征）的过程。对教学起决定性影响的一定是内化的精神气质。

2.地域文化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

地域文化是一个源于空间上对文化进行区分的概念，但地域文化一旦形成，在时间上就有了延展性。在今天我们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品格，地域文化是一个最好的资源。

三、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诚如上面所述，我国对地域文化研究的起步并不快，但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就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来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成功地对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进行了分类

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目前大致倾向是将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教材运用类研究。此类研究是将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放在现行教材之中，努力寻找了教材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此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教材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并利用这些因素来实现对学生的教育。

第二，拓展性研究。此类研究是在前一类的基础上对地域文化研究的一次拓展，他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教材之外的诸多领域，如实践活动、口语交际等。此类文献很多，约有40篇，如王庆友的《寻找地域文化与语文实践的和谐共生之路》[8]、马建的《传承地域文化精髓 促进学生素质发展》[9]等。

2.探寻了语文教学中渗透地域文化的路径

关于地域文化的渗透，笔者索引的文献意见几乎一致，都是利用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渗透，具有代表性的路径有：

第一，依据初中教材“课后探究内容”，引入地域文化。第八次课程改革提倡开发教材，课后探究内容既可以深化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又可以扩展他们有关背景的知识面。教师应尽可能寻找与当地文化相联系的材料，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背景知识越丰富，阅读理解的水平就越高。

第二，以单元后的“语文实践活动”为依托，引入地域文化。如果说“课外探究内容”受课文内容限制比较大的话，那么单元后的“语文实践活动”回旋的余地就大得多了。

第三，以“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为依托，引进地域文化。《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应该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初步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素养。因此，只要有利于语文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归入语文研究性学习的选择范围。

第四，以写作训练为依托，引进地域文化。相对于我们的教材而言，写作训练是比较宽泛的，这也有利于地域文化的引进。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1.从作用方面看

很多文献都只停留在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有的甚至只针对某一种地域文化，有的则带有非常明显的商业色彩，这给后来研究者的索引借鉴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2.从研究视角看

一般的研究视角都局限于语文教学与当地地域文化的结合，未从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出发，对初中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作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从学习者的角度去研究地域文化的也基本没有，在笔者索引的文献中，能注意从教材中地域文化分类的角度研究的也特别少。这样，就造成了研究视角的单一性。

四、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设想

著名科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目前还存在着各种问题，而且还肯定会不断有新的问题产生。同样，也说明了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未来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可能会出现以下趋势：

一是从解决问题到问题解决的转变。课题研究从教育教学中来，到教育教学中去，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现阶段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传承意识培养研究，都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如何从紧紧抓住教材的思维转移到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上来，需要我们研究者理性的思考。

二是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地域文化的逐渐重视和地域文化传承理论的不断成熟，地域文化可能会成为我们教育教学中非常重要的范畴，成为学校的重要教育手段。这也需要专家学者做出引导，以期建立合理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高金吉，汤兆成.康熙海州志（标点本）[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34-65.

[2]吴功华.桐城地域文化研究[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8-80.

[3]侯兰花.中学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4.

[4]杨春菊.浅谈中考语文试题的地域文化性倾向与备考策略[J].语文教学之友，2008（7）.

[5][9]马建.传承地域文化精髓 促进学生素质发展[J].小学教学参考（综合），2013（10）.

[6]刘伟铿.地域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97-120.

地域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西南；地域建筑文化；聚落；动因

在诸多古代建筑论著及各类建筑著作中，民居建筑及聚落都不属于重点。并且由于西南地区距离汉文化的中心相对较远，所以在建筑文化方面相关的描述也比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南地区地域文化研究，开始从民居研究，通过一段时期的摸索，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范畴才逐渐扩大，从简单的单体建筑研究逐渐向聚落、乡土建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

1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南

西南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包含四川、广西及云南三省，从广义范畴来看，还包含贵州、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而现代研究中，多数还是从广义范畴出发。四川广大地区及云贵高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受长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黄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区的相互交融，各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区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及异质性的特点。而地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也属于西南，但由于的民族文化特质线性，族群单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区内。所以，本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定义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重庆市

2西南地区建筑学的民居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相关学者对西南地区典型住宅开始研究，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学方法进行调研。刘敦桢在1941年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完成后，被普遍认为是西南民居甚至是中国民居研究的开始。而进入40年代后，刘志平在对四川、云南地区大量民居进行实际调查以后，著作《云南一颗印》，属于中国首篇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后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是对民居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在全国建筑界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进入80年代后，关于西南地区民居研究的发展速度较快：云南省设计院在1986年编写《云南民居》；朱良文等于1988年完成《云南白族民居》；启燊于1989年完成《四川藏族住宅》；陈谋德、王翠兰于1992年著作《云南民居续篇》；唐璞于1994年完成著作《山地住宅建筑》；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及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于1996年联合编写《四川民居》；季富政于2000年编写《中国羌族建筑》；孙大章于2004年作者《中国民居研究》；李先逵于2005年著作《干栏式苗居建筑》；罗德启于2008年著作《贵州民居》等。纵观20世纪30年代至今，关于西南地区民居建筑的专著较多，也反映出我国在民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大量西南地区民居建筑著作也为西南民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在本研究中，也应用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

3文化学影响下的西南民居研究

文化热思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学术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对于西南地区来说，从地理特征来看，其海拔自东向西逐渐升高。西南地区有诸多少数民族，是民族聚居区，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以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西南地区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多年研究，西南地区文化研究从最开始的单一文化学研究，已经发展到现阶段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及文化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且由以往各省份单独研究，转变为当前的大西南研究视角。所以，在西南建筑学研究中，也应该基于大西南的视角。在文化热思潮下，建筑学界也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性。在文化热思潮下，西南文化研究热潮直接影响到居民建筑的研究：私心直于1992年编写《西南民族建筑研究》、杨大禹于1997年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蒋高宸于1997年著作《云南民族住屋文化》等一大批著作完成，尽管这些著作都是从民族学角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建筑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但其还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究的主线均为文化视角。

4从民居到聚落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动因

民居建筑研究在文化热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居文化纵深方向的研究已经很难满足探索的渴求，所以地域建筑文化逐渐从民居向聚落研究的角度发展。聚落是民居建筑的集合体，包含的文化信息更全面、复杂，数量更大。所以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因方面，地域建筑从民居向聚落转变本身就属于一个动因。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文化热，还无法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变的全部动力，这其中也包含了建筑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聚居学导论》面世，对聚落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聚落是乡村聚居类型中复合永久性聚居的方式。进入到90年代，人类环境科学的系统综合学科理念由吴良镛提出，其中指出了建筑概念从房子到聚落的延伸，在人居环境建筑理论中，聚落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除此以外，民居到聚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还包含现代建筑设计实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生活空间载体就是住宅，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所有的活动也并非全部在家庭中进行。家庭与社区的互动、人与人的交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社会属性。当代建筑在信息时代文化快速传播中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建筑内部功能逐渐增多，空间也更加复杂，建筑体量呈现出庞大化。所以在对现代建筑研究中，不能以之前民居建筑视角来对待，因为聚落更加的复杂与综合，与现代建筑功能发展更加吻合。从相关统计来看，从1994年开始，关于聚落研究的报道以及关注度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就表明了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聚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方向。随着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研究的深度增加，西南聚落研究方法及理论不断深入，并且研究也向着新的切入点发展，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并且在西南聚落研究中，也并非只局限于建筑学，其它学科也相互交叉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西南聚落都有影响。至此，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以聚落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研究过程中，又结合了诸多学科，使研究的深度、广度等都不断拓展。

5结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经历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在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从单体居民建筑向人居环境中的聚落研究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视野。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诸多研究角度比较孤立，片段性、分散型的研究结构表现相对突出；在聚落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考证中，研究理论单一，在聚落课题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对于西南各民族而言，其生活以聚落为外在表现，并且聚落中涵盖了诸多文化种类，由于文化元素比较多，在研究中极易出现混乱的现象。所以，建立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研究狂下，对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并且使各文化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能够理清，这在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关键的。

作者:钟陈友

参考文献

[1]郑宏飞，张瀚.地域建筑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思考———以重庆地区为例[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2，04（15）：35~37.

[2]钱锡栋，周俊.现代建筑的地域文化性实践———以象山商会大厦建筑设计为例[J].浙江建筑，2012，07（21）：10~12+16.

[3]石健和.地域建筑文化理论实践的分析梳理建构[J].建筑学报，2002，05（14）：9~10.

地域文化研究篇(4)

汾河中游位于山西中部，东为太行山脉，西为吕梁山脉，东南为太岳山脉，中间夹太原盆地，汾河贯穿而过。汾河中游地处传统农牧分界线交错地带，是华夏各族杂居融合之所。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孕育了包容兼蓄的流域文化。这一点在地名上也有反映，例如，芮城这个地名，《通鉴•宋纪》胡三省注：“芮芮，即蠕蠕，魏呼柔然为蠕蠕”，芮城因北魏时柔然（茹茹）族集居此地而得名。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沧海桑田，历史在发展，时间在变，空间在变，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地名更是复杂万端，所有的地名都将成为“历史地名”。但是，县级和村级地名的变化具有历史文化的传承性，千百年来，其数量、名称、辖区范围基本保持稳定。本文以1998年《山西省行政区划与自然村标准地名手册》的地名为基本数据，统计出汾河中游包括太原市的市区（尖草坪、万柏林、杏花岭、迎泽、小店、晋源）、清徐、阳曲，晋中市的榆次、寿阳、祁县、太谷、平遥、介休，吕梁市的交城、文水、汾阳、孝义等18个县（市、区）的村级（含自然村）地名5140个。

2.2研究方法

将数理统计与地图（采用1∶250000地形图）空间分析方法相结合，对汾河中游流域的村级地名，按照地形、地貌与地质、动物、植物、水文与气候、姓氏与人物、方位与对称、军事、经济与交通、图腾与宗教、方言、意愿、数字等进行分类，分析各类型地名与流域自然和人文因素之间的关系，找寻其内在的规律。

3地名中透视的流域文化特征分析

地名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有学者称之为“山水文化”。本文认为用“流域文化”可能更为贴切，因为流域包括大气、水、地形、地貌、岩石矿物、土壤、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山、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流域是人、动物、植物等各种生物的生存空间，是人与自然在空间和时间上耦合最为显著的地理单元。

3.1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文化与地名

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都是人类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自我的过程中产生的客观和主观反映。如东汉思想家王充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即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而则认为万物皆有灵，表现为对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食物、祖先、生死、社会群体的祈求敬拜，如对天、地、日、月、山、河、植物、动物、图腾、祖先和英雄崇拜等。地名的产生与流域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文化内涵孕育其中。

3.1.1流域地形、地貌与地质

古代人类的活动受限于流域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和地质对乡村聚落的影响十分明显，对地名的形成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汾河中游流域的地貌单元属于黄土高原，有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等18种地貌形态，类型齐全。因此，汾河中游的地名与地形、地貌和地质的关系非常紧密，表达地势高低的词汇丰富，共有40个之多，涉及地名2385个，占所有地名的46．4％，居首位。使用频率超过50次的有沟、头、山、岭、坡、石、坪、垴、峪、口（咀、嘴）、底、窊（洼、凹）等，尤以“沟”最多。可见，人类居住地的最佳选择是地势较高，较为平坦，离水源比较近的地方。而腰、峡、壑等比较危险的地带，人类一般不会将其选作居住之所，因此在地名中出现的频率很低。这些地名的变迁与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研究的结果相符，汾河中游已发掘的190处新、旧石器遗址，无一例外都处于汾河及其支流的台地上或山前丘陵地带，地势较高，所处的海拔高度在1000m～1300m左右。夏商周时期，发掘的193处人类遗存，分布高度逐渐下降到海拔900m～1000m左右。反映出人类文明从山地向山麓演进，人类的活动足迹逐渐从山地山前台地山前丘陵平缓的冲积平原盆地中心扩展的脉络。

3.1.2动植物

汾河中游流域地名中涉及的动物达22种，地名有187个。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马、牛、羊、鱼等使用频率较高，反映出地名与畜牧业和渔业的关系相当紧密。特别是马，出现的频次最高，这不仅因为马是人类劳动最重要的畜力，而且在冷兵器时代，马是重要的战备物资，从最初的马拉战车，到后来的骑兵，马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另外，虎、豹、狐、狼等兽类和鸟类、鱼类也出现在地名中，这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特别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老虎，对栖息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能够满足它的生存，说明汾河中游流域的生物资源相当丰富，物种多样，生态系统稳定。植物组成的森林和草地群落是人类和动物的栖息地，汾河中游流域地名中涉及的植物种类达 35种，地名有440个。据汾河中游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析，仰韶文化时期，汾河中游的台地上，原始种植业逐渐兴起，种植以粟为主的谷物。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比以前有所提高，原始种植、养殖业均有很大进步，并开始栽桑养蚕，栽种枣树等。

3.1.3水文与气候

全新世以来的很长时段，汾河中游流域的太原盆地是湖荡泉水沼泽遍地的水乡泽国。汾河中游地名中使用的词有29个，涉及483个地名。其中使用频次超过10次的有13个，其中河、泉、湾、水、曲、池、涧、滩、湖、流等表明汾河中游流域水资源丰富，存蓄水体的形式多样；洪、泥等表明汾河中游的河流发生洪水和携带泥沙的情形；会、交等表明河流众多，相互交会，形成复杂的水网。风、雨、霖等则反映了地名与气候的关联。

3.1.4天然色彩

天然色彩是人类眼睛所能感觉到的，常见的9种颜色均出现在地名中，共有207个。其中的白、黄、红、青、黑、兰等使用频次较高，主要是与汾河中游流域的地貌、土壤、岩石、动植物的颜色等结合使用，反映出汾河中游流域的自然风光。

3.1.5姓氏与名人

古人在建设村落时，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代表他们家族的姓来命名的。这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以姓氏命名地名这一风习的延续，这样做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而且表示人们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历史（含传说）杰出的人物，如尧、禹、狄仁杰、太原名门王家、刘胡兰等，他们的姓氏和名字都被用于地名。汾河中游流域以姓氏命名的村有1589个地名，占全部地名的30．9％，涉及150多个姓氏，其中出现10次以上的有47个，其中王姓使用频率最高，达122次。

3.1.6图腾与宗教

图腾是古人崇拜的对象，其意义在于确认氏族成员在血缘上的统一性。宗教是人类对神明的信仰与崇敬，同时也是人的道德行为准则。汾河中游流域关于图腾与宗教的词有14个，涉及地名256个。关于龙的地名达69个，龙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记录了古代民族发展的聚合过程，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中国人常以龙的传人引以为豪。后世的人们把龙凤作为吉祥之物，而加以崇拜。宗教尤以佛教居多，寺、庙、塔、佛、禅、庵、和尚、僧等都是关于佛教的。中国的多神崇拜也有体现，如神、姑姑等。

3.2黄河流域文化与地名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其流域文化是以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为根基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汾河流域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儒家思想、阴阳五行理论、语言、军事和经济等文化特征在地名中表现显著。

3.2.1儒家思想与文化

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指导思想，倡导道德理性，修身养性，主张以道德感化、教育人。内容主要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恕、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黄河流域的地名中也深深地留下了儒家思想和文化的烙印。如“义”出现21次，“贤”出现20次，“善”出现17次，“良”出现11次，使用频次很高，表明儒家思想是古人道德修养方面的最高原则、标准和境界。人们用儒家思想规范日常行为，希望能安居乐业、身体健康、事业兴旺、老人长寿、子孙孝敬、品德贤良、没有忧愁等，相关词汇有29个，涉及地名342个。“安”的使用频率最高，达65次，这与汾河中游流域在太原盆地的河道变迁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游干流、潇河和文峪河在历史时期发生多次迁徙，这些使用“安”的地名全部位于河流变迁频繁的区域。

3.2.2阴阳五行中的方位、对称与数字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包含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的涵义其实很简单，向着太阳为阳，背着太阳为阴。后来引申到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远近等。哲学家进而以阴阳来解释自然界中存在的相互对立、相互联系且相互作用的一切现象，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阴阳五行学说给地名命名时，确立了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南为阴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代文化中对称性思想，也来源于阴阳五行学说。古人喜欢采用对称和方位的词汇规划建筑物、聚落，给村庄命名，经常使用东西、南北、东南与西北、西南与东北、前后、上下、远近、内外、阴阳、新旧、大小等词汇。尤以方位使用频次最高，以自然的地物为参照，反映村落之间的空间关系和人类对自身周边环境的认识，提供了村落在空间上比较直观的相对位置，有利于确定其准确的位置。采用方位和对称的地名有2224个，占43．3％。东、南、西、北、上下和大小使用频率较高，超过100次。对应反差最大的是阳与阴，阳有66个，阴只有4个，说明温暖、避风且向阳的地方是古人建造村落、房屋的最佳选择。古人在使用数字时也有偏好的因素包含在其中，汾河中游的地名中使用的数字有15个，涉及地名144个，其中三、五、六、四、十的使用频率超过10次以上。每个数字地名并不是对数字的简单机械排列，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在数字地名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典故。

3.2.3军事文化

历史时期的山西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替控制的区域，战事不断，地处汾河中游流域的晋阳（今太原）发生战事50次。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防御的工事在地名中多次出现。汾河中游的村名中使用的关于军事方面的词汇有13个，涉及491个地名。其中堡、寨、营、关和屯等的使用频次较高，这些军事壁垒有效地利用了地形地势，抗击了强敌的入侵，也成为汾河中游流域地名景观的一大特色。

3.2.4经济文化

汾河中游流域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开发最早的区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发达。汾河中游的经济涉及农业、工业、矿业、交通、集市、城市建设等方面，地名中使用的词有39个，涉及地名584个。城、里、道、桥、窑、井、店、田、园、街使用频率均超过20次，反映出汾河中游流域店铺林立，交通发达，农田广布，城乡建设繁荣的景象。“桥”在地名中大量出现，说明汾河中游河流纵横，需要借助桥来通行，而这些村庄就位于跨越河流的桥梁旁边。“窑”不仅指煤窑，而且包括应用于冶金、化工、建材和轻工等工业部门的各类窑，如陶瓷窑、石灰窑、玻璃窑、砖瓦窑等。“窑”共出现68次，说明汾河中游矿产资源丰富，工矿业发达。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水井就成为人类聚居区的特有景观。孔颖达疏：“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汾河中游含“井”的地名出现36次，反映出汾河中游地下水资源的丰富，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3.2.5方言

方言是流域文化保存和传承的媒介，是流域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在地名中也有方言的痕迹。汾河中游流域的地名与山西方言相关的共有255个。在汾河中游流域的村级地名后加“则、只、子”等后缀，也大量使用“儿”化音，这是山西方言与地名有机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后缀和“儿”化音，一般指“小”的东西，仅见于等级低的地名中，等级高的不能用。在山西黄土地区的方言中“圪”或“疙”是地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反映当地的地形和地名特征。反映正向地貌的山包、土丘，使用圪塔、圪垛、圪垴、圪墩、圪堆、圪台、圪垯、圪卓、圪僚、疙瘩等，表示负向地貌，一般使用圪洞、圪叉、圪洼、圪沟、圪崂等。一个“圪”字，形象生动地刻画出黄土高原高低起伏、沟壑纵横的地貌特征。如果山沟中生长有酸枣树、枸杞、沙棘、荆棘等枝干上长刺的灌木，当地人将它们统称为“圪针树”。

4结束语

地域文化研究篇(5)

关键词：舞蹈审美；地域文化；融合；东方；西方

世界上地域的文化是各种各样的，不同民族的心理、审美情趣和风俗文化是不同的，可以说每一个民族都会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创设反映他们民族生活和情感的文化，这对艺术审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舞蹈是民族创造时间最早、历史最悠长、影响范围最大的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一门能够直接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具有强烈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而每一种舞蹈对于美有着不同的审美要求和情趣，这与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就从具有代表性的东方文化及西方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融合进行探究。

一、东方地域文化与舞蹈审美的融合――以中国为例

要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的形成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沉淀和发展的，在形成的过程中文化带有地域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从而对民族的精神和心理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民族艺术的表现方式，成为了民族风格的重要标志。“东方舞”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东方国家的舞蹈，甚至包括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舞蹈；而狭义则是中东地区的舞蹈。由于中国位于地域的中心位置，而且舞蹈具有典范性，下面就以中国为例来分析舞蹈审美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东边面临太平洋，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地缘辽阔，海岸线屈曲盘旋。中国处于半开放性的地理环境中，气候相对温和，各种资源和生物种类繁多，具备良好的自然生存环境，可以说中国地域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其他东方国家不能比拟的。然而在这种半开放性的地域环境中，使得中国民族意识趋于安逸闲适、自尊，同时又有偏执保守的方向发展，从而构造了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制度和价值观都在影响着中国舞蹈审美取向，形成了“拧、倾、圆、曲”的舞蹈审美特点。实际上中国各种舞蹈艺术都是线的艺术，而线最大的特点就是“曲”，曲线是所有线中的至美，也是舞蹈审美的核心。“拧”则是舞蹈形态上的特性。“圆”则将就了“形圆”、“线圆”，舞蹈姿势通过腰为轴形成平圆、立圆或者是八字圆等，一发而牵全动，动作姿势瞬息万变。

具体来讲。中国地域风貌多样复杂，各种各样的地形地势，使舞蹈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更加多样；屈曲盘旋的海岸线，造就了中国舞蹈姿势从“平圆”、“立圆”、“八字圆”方向发展，这些都体现了东方舞蹈以“曲”、“圆”为美的审美观念。另外中国地域文化中崇尚“中和为美”的观念，促使了舞蹈以“平衡”为美的审美倾向。例如中国文化中非常崇尚“龙”，“龙”相关的图腾所显示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崇尚的对象，如今的中国人仍然自称是“龙的传人”，而“龙”的形态是蜿蜒曲折的，从而在无形中早就了“拧、倾、圆、曲”的舞蹈审美特点，体现了内倾含蓄的地域文化。

中华民族有56个民族组成，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历史，每个民族、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民族舞蹈更是丰富多样，使其早就了不同的审美情趣。可以说地域文化决定了舞蹈审美的情趣和特点，而舞蹈审美情趣又充分反映了地域文化，二者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西方地域文化与舞蹈审美的融合――以古希腊为例

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其位于地中海，南临爱情海，古希腊的文明实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历史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伴随着各种文明的碰撞和混合，使得西方文化具有开放性和松散性的特点，有利于思想的发展。加上古希腊地域是面向大海的，居住的种族繁多，主要是由海外的移民组成的，因此人们的思想是开放和积极额，自觉地产生对自然的思考和探索，不断激励西方人民奋发向上，追求着民主和自由，这些为西方艺术审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古希腊这块土地上，古代频繁的战争使得人们对强健的人体产生了强烈的尊重，肌肉发达在西方是让人羡慕不已的。正是因为这种对人体美的崇拜，使得他们在审美舞蹈时，更加趋于“开”、“绷”、“直”、“立”等美学方向发展。

具体来说，“开”是西方舞蹈最重要的特点，同时也是舞蹈的精髓，需要舞者在肩膀、胸部、跨、膝盖、脚踝五个关节部位向外张开，首先是将身体的线条进行延伸，最大程度地扩大肢体动作的范围，强化舞蹈艺术的表现力，这种张力使得整个舞蹈变得饱满，体现了西方文化“开放”的特点，这是一切西方舞蹈动作的倾向性特点。“绷”则是需要舞者将身体的各个部位“绷紧”，丰润挺直，使得整个舞蹈动作是美丽饱满的，形成了形体美与肌肉美的审美情趣，更加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对生命和活力的向往。“直”则是要求舞者在跳舞的过程中展现挺拔直立的审美感觉，这种保持挺直的审美原则，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优势心理”，充满高贵与正直、无畏与骄傲。“立”与“直”相比区别在于要求舞者在静态时展现的傲然挺立的感觉，给人一种稳重的气势，结合“开”、“绷”、“直”的审美特点，使得舞者在舞动的过程中体现了风度和举止，洋溢着清雅和高洁，是西方艺术中的高贵典范。

西方舞蹈中的“开”、“绷”、“直”、“立”审美原则的形成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在长期的西方文化发展中，人们征服困难的竞争意识和勇敢精神在不断强化和发展，形成了奋发向上的地域文化，从而造就了“向上”、“外倾”的审美情趣。

三、结束语

舞蹈审美的特点和原则是来源于地域文化根源，各种各样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甚至是，造就了各地区的舞蹈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审美特点和风格。世界上各种舞蹈艺术的发展，都是由于它们能够扎根于自身的地域文化，并且不断传承自己的舞蹈。对于我们所表演的舞蹈，其蕴含的民族文化需要我们不断发掘，在这个过程中增强我们的理论，提高艺术素养，在舞蹈表演中抓住舞蹈的精髓，形成良好的审美观，从而使舞蹈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冷英嘉.族群文化与舞蹈审美的探索与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2.

[2]何飞雁.彩调的审美文化研究[D].山东大学，2010.

地域文化研究篇(6)

若对云南的地域文化下定义，可定义为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不仅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种类在全国也是最多的，并且还包含了不少跨境民族。各民族及地区文化的吸收、融合与传承，使云南地域文化具有了多元性的特点，它主要表现在云南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上，如铜鼓文化、纳西族东巴文化、傣族贝叶文化、南诏-大理文化、火塘文化及木鼓文化等。[3]

二、地域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体现出来。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是否有必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文化教学的问题，学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习者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地域文化的教学主要以课内语言知识文化教学的形态呈现，并辅之以课外传统文化、交际文化的教学。

三、云南地域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

综观云南对外汉语教学的情况：主要以地区高校学历留学生、短期汉语交流生的汉语教学为主，另有少数培训机构外国学生的汉语教学。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角度将云南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特点与对外汉语教学相融合。

（一）地域文化与理论创新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至今不过五十年，相关学科理论发展也日趋成熟。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下，本着国际汉语教育和云南地域文化国际传播事业，云南对外汉语教学界应充分发挥大学的社会职能作用，紧紧围绕语言与地域文化传播展开系统的研究；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地域文化与语言习得的关系，地域文化与语言习得相融合的方法，等等；最后及时思考与总结，更新教育理念，为本地区的汉语国际推广及国际汉语教育提供理论依据。[4]

（二）地域文化与汉语教材

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汉语教材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不同国别的汉语教材、不同汉语水平阶段的汉语教材、不同年龄阶段的汉语教材、不同学习内容的汉语教材、不同技能训练的汉语教材等等。另有国内不少培训结构编写适合学习者需要的汉语教材，且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那么就云南而言，需要集中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力量，编写开发具有云南地域文化的汉语教材，同时少数有汉语培训机构的城市（如昆明）可结合学习者的实际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调整。这样便可避免在云南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或外国学生提出类似“老师，王府井是什么？”、“哪里可以买得到北京烤鸭”等问题，我们可以把具有云南地域特色的知识编入教材，比如说把“王府井”“、北京烤鸭”等换之以“滇池”、“土林”、“汽锅鸡”、“过桥米线”、“饵块”等，这样学生们不仅可以在课上了解到云南地域文化知识，还可以将课上语言知识与日常交际相结合，提高交际效果。

（三）地域文化与师资培养

随着汉语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内已有上百所院校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为国内外的汉语教学输送对外汉语教师。经了解，云南地区高校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不论是在必修课还是选修课中，与云南地域文化特色相关的"文化因素"类课程较为缺乏，以笔者所在的楚雄师范学院为例，在所有与“文化因素”相关的课程中，与云南地域文化相关的课程，必修课程中未曾涉及，仅在公共任选课程组中有所体现且不多，如“民族民间舞”、“制茶工艺与茶文化”。云南的少数民族众多，考虑到其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特点，我们可以在依循“汉语国家教育”本科专业现有的课程体系下，在该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中，酌情加入与云南历史文化、特色饮食文化、民族服饰文化、民族歌舞文化、旅游文化等相关的课程，让未来的准对外汉语教师们，以对外汉语教学的视角来掌握云南的地域文化知识，那么今后不论是在海外汉语教学还是国内汉语教学实践中，准教师们在课上语言知识教学或课后交际活动中，不仅能将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将云南的地域文化更广泛、更有效地传播开来。

（四）地域文化与教学内容

有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导入文化因素的问题，学界讨论得比较多，也有学者针对地域文化的导入问题做了研究，如芮嵘、荆亚玲（2012）。在对外汉语中导入云南地域文化，主要涉及到的是与汉语语言要素相关的文化内容，也不乏一些文化课或兴趣课上的与民族传统文化、交际文化相关的内容。例如，云南大多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在教学中可以适量加入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知识的介绍，如上提到的东巴文、彝语等。再者，云南方言丰富且与汉语普通话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如楚雄方言中“咯”字在句子有提问的作用（“你咯吃饭了？”表示“你吃饭了么？”），又如“马普”（马街普通话）的发音、声调与汉语普通话的区别，等等。在云南地区，由于方言在日常交际中的影响，外国学生学习了汉语普通话，在课下还不一定能与当地人们顺利地交流，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入方言知识的教学，这不仅能让汉语课堂变得更丰富实用有趣，还能让学生与当地民众进行更有效交际，融入当地的民族文化氛围中。

（五）地域文化与教学形式

现有的对外汉语教学形式，多以室内课堂为主，然而要实现云南地域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汉语课堂不应局限在课上、室内、校内等传统的教学形式。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以改变常规的语言课堂教学方式，结合云南地域文化特色展开汉语教学，可以将室内课堂转到室外，如在地域文化活动中展开汉语文化知识教学；还可以将校内课堂转到校外，如进行当地的“博物馆文化教学”[4]、景区景点文化教学等。此外，在现有的课型设置上，可将汉语教学适当调整为以民间才艺、民间习俗等课程形式，进行语言知识与地域文化的教学。

四、结束语

地域文化研究篇(7)

关键词：民间文化 地域文化 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民间工艺有极强的地域性，同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的地域，不同地区其表现方式有极大地差异。差异往往就是我们所说的特色，个性。如南京的云锦，江宁的金箔，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域形成的优秀文化遗产。此外，南京地区各区县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当地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不同，也形成了许多有特色的文化艺术和民间工艺。

溧水——百里秦淮的源头，有着源远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前，溧水的明觉一带有许多铁匠作坊，当地人以打铁为生，小型的制铁业在当地很发达。于是在清末年间产生了以汤鹏为代表的“以铁为画”的一批铁画工艺师。汤鹏后来流落到安徽的芜湖，专“以铁制画”为生。他创造的铁画在以后的几百年间经一代代民间艺人的继承和发展，现已成为名誉海内外的民间工艺。汤鹏的画如今存世很少，目前仅安徽省博物馆、镇江市博物馆有收藏，但不管怎样，在今天的溧水明觉，还有几位民间工艺师在汤鹏的故乡传承着铁画艺术。

又如流传在溧水柘塘一带的“打社火”是一种民间祭祀舞蹈，一般于除夕至来年元宵节期间进行表演，其主要目的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四季平安。柘塘打社火历史悠久，相传起源于南朝时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因等因素而中断。“打社火”主要活动是打锣鼓，这种鼓乐形式不同于其它的击鼓形式，他的击鼓方式的特点是两人抬鼓，双面击打，由于这种击鼓形式极具个性，因此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近年来，通过县有关部门的发掘整理和改造，已成为我县民间文化演出活动的保留节目，南京市很具特色的广场表演艺术形式。此后，在首届“江苏—中国民间艺术节”中获民歌民舞大赛金奖；获江苏省五星工程金奖；南京市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艺术需要个性，艺术越个性化，越有代表性。当然，个性化并非都是优秀的，如果我们对其中美的有价值的元素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即可创造出新的且更有价值的东西。

地域为民间文化的生长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环境，地域也是艺术形成文化个性的主要条件。特定的条件，特定的环境，产生特定的艺术样式。如石臼湖畔的骆山大龙，自明清一直传承至今，其技艺、程序等一直在民间口耳相传，并无文字资料可查。骆山大龙的兴起，在溧水、高淳等周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腊月正月到骆山看龙”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娱乐活动。骆山大龙的制作工艺相当讲究，主要有扎制龙身骨架、糊纸、彩绘等，龙头上要扎制一百零八将等民间传奇英雄人物。大龙体长近百米，参与者达五百人之多，号称“江南第一大龙”。骆山大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舞龙的时间一般从腊月二十四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正月十八。此时正值冬季枯水季节，有大片湖滩可以利用，加之骆山村是一个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大村落，具备了大龙表演的人力资源。冬季的石臼湖滩平整辽阔，具备了大龙表演的地理环境，大龙在这里生成是合情合理的。目前，骆山大龙已成为部级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再如曾流传于溧水洪蓝镇的龙舟，其竞渡方式与我们见到的湘、赣一带龙舟的竞渡方式大不相同。洪蓝龙舟注重“玩”，因此，当地人称玩龙舟。船上除划手外，还有化妆成水漫金山的戏曲人物，乌龟精、河蚌精、虾兵海将等水族。他们在鼓乐的伴和下唱一些应时小曲，其舟尾扎有两根长木，长木下垂有一水秋千，上面有一水上伎儿，龙舟在河内游弋时，伎儿在长木和水秋千上表演各种杂技动作。洪蓝龙舟独特的表演形式适合近距离观赏，这可能与当地河道较为狭窄，两岸观赏点较集中有关。

由此可见，民间艺术民间工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经过“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式的自我调整自我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这些个性化的艺术样式，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有极强的生命力，能有机的融入当地社会，并能世世代代保存下来。收集整理民间文化遗产，研究地域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对于我们创造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有借鉴作用。

人民群众是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许多民间艺术形式和民间工艺在时间长河的冲刷、淘汰过程中已经不断被异化、更新，有的甚至在消失、死亡。这是时代和时间无形的选择。许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和从事民间工艺制作的能工巧匠也相继老去，我们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和民间工艺制作的绝活将面临失传的危险。因此，继承、开发、利用本地的民间文化资源，认真做好民间文化、民间工艺制作技艺的收集整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