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学论文篇(1)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危机;认知主义;本土化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通常划分为三个时期，1908年到二战为学科形成阶段;二战到60年代为学科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期开始，社会心理学研究遭遇严重危机，反省和试图消除这种危机构成7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旋律。危机意识促使社会心理学共同体从研究主题的选择、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论模型的构造和研究的潜在假设等所有方面进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检讨。西方社会心理学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全面的理智转型。或者说，在过去的20年中，西方社会心理学已经超越危机时期的苦闷，从研究程序、研究技术和理论构造到研究主题的拓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演化。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

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

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

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西方心理学一直对文化存在着忽略，这种忽略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个体主义倾向有关。个体主义把心理学的研究看成是个体心理的探讨。在意识与行为的研究中不是从个体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出发，而是从个体的角度，分析个体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行为。这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虑，文化的研究由此为心理学家所忽略或拒绝。而文化的转向无疑对克服西方社会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可以促进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同本土文化紧密联系的社会心理学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实际效用。传统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由于把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心理科学模式上，不考虑特殊文化条件对心理学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成为一种纯学术追求。因此，紧密联系本土文化的实际，考虑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条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应该是全球心理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d，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彭运石，林崇德，车文博.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及其超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6（24）49-58.

[3] 王小章.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J].浙江社会科学，1997（2）.

[4] 郭慧玲.“危机”与“脱危”：西方社会心理学近期发展[J].甘肃社会科学，2015（2）51-54.

西方心理学论文篇(2)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东方学；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论

一、东方学的本质――东方主义

西方在以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形式进行的全球性殖民扩张中，不断遭遇和认识着一个非西方的东方世界，由此衍生出一个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其中包容着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见闻、感受、思考、言说等，这种话语系统经过逻辑和实践的建构，便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中，西方的东方学虽然是以一种“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它在实质上却是一种主义即东方主义，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和观照是以西方思维方式为媒介、以西方文化为基础、以西方价值理念为标准的，因此，西方的东方学只能是西方对东方的言说、书写和编造。东方学所认知和描述的东方，仅仅是呈现在西方人视野中的东方，是用西方的话语扭曲和遮蔽了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因此，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东方主义完全是西方强加给东方的一种政治学说，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一个再现的系统，是西方塑造的结果，是西方对东方的无知和偏见制造出来的一个离奇的神话。正如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几乎就是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着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

二、东方学的核心――西方中心论

东方主义的核心是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其宗旨并不是要构建一个有关东方的真理性的知识系统，而是试图通过关于东方的话语体系，以所谓真理的形式去塑造和定义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东西方关系。因此，东方主义是对权力的声明，是对相对绝对权威的要求，是西方支配和控制东方的权力符号，它力图以学理的形式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侵略提供合理性的知识论证明。在后殖民主义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中，东方主义对东西方关系的塑造，不是为了寻求一种知识和真理，而是为了实现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因此，东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它所寻求的是西方对东方的霸权。东方主义所关注的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它以知识的形式支持西方对东方的扩张，侵略和殖民，因此是“知识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中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霸权等级关系。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强调：“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在这种霸权关系中，东方被东方化了，这不仅是因为东方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或被驯化为“东方的”，这种驯化和制作从属于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关系。法国作家福楼拜与埃及哈内姆之间的关系似乎就是这种霸权关系的缩影，它不仅仅是个人关系，而且体现了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东西方关系：哈内姆从来不谈论自己，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或经历，相反是福楼拜替她说话；福楼拜是外国人，相对富有，又是男性，这使他不仅能够占有她的身体，而且可以替她说话，告诉他的读者们她在哪些方面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福楼拜在与哈内姆关系之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很好地体现了东西方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体现了在这种力量关系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因此，“关于东方的知识……是从强力中产生的。”

东方主义将西方文化作为裁定、分析和评判东方文化的标准，并为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在东方主义用以界定东西方关系的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中，西方始终是进步、文明、科学的象征，它应该对未开化的东方进行扩张、占领和统治。“殖民统治寻求的全部结果就是要让土著人相信殖民主义带来光明，驱走黑暗。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效果就是让土著人这样想：假如殖民者离开这里，土著人立刻就会跌回到野蛮、堕落和兽性的境地。按照东方主义的逻辑，西方向东方的扩张仅仅是进步、文明和科学的扩张，其目的是把东方从落后、野蛮和愚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因此，西方人是以解放者的身份，抱着拯救东方人的善意来到东方的。殖民主义者把对东方的扩张和对落后的东方人的管辖看成是自己长期的、甚至是先验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宣称“欧洲的义务是要利用世界的自然和劳动资源以促进国际进步；一欧洲人的神授使命是统治、指引和提高落后的民族，将其作为文明的信托。

三、后殖民主义的进步意义

首先，后殖民主义对东方主义及其蕴涵的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揭示了西方国家殖民扩张以来东西方关系的实质是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和统治。按照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西方殖民者是带着崇高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来到东方的，他们将科学、进步和文明带到东方，从而帮助东方人摆脱愚昧、落后和野蛮状态的奴役，因此，西方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历史，就是西方到东方传播文明和福音的历史。后殖民主义将东方主义视野中呈现的东西方关系视为西方的编造和西方谋求对东方的权力和统治的产物，其宗旨是以学理的形式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统治进行合理性论证，以歪曲和掩盖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真实面目。其次，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和解构，有助于前殖民地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现代化历程和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反思。前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都面临如何现代化的历史课题。但选择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必须面对另外一种困境：这就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再次，后殖民主义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有助于全球化时代开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后殖民主义通过对以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东方主义的批判，在消解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同时，也消解了一切形式的文化中心论，消解了中心本身，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立场。这样，一切文化之间都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不存在作为文化样板和典范的普世文化。不仅如此，不同的文化之间也不是绝对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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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晶.文化霸权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西方心理学论文篇(3)

关键词： 中国翻译理论 世界化 西方翻译理论

从20世纪以来，西方的翻译研究出现了三个大的突破，表现为从“怎么译”深入到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从文本到译文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的研究；将翻译置于“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语境中去审视”。也就是说，“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文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作为研究翻译这样一种与文化交流联系最紧密的文化活动的学术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对上述问题却反应不甚敏感。尽管近年来中西比较翻译学的话题不断有人提起，但真正系统的中西翻译理论比较研究才刚刚起步；对中西译论交流的研究还不多见；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译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缺乏必要的探讨。中国的翻译理论如何摆脱当前在国际上的边缘地位，如何把我们的理论建设成有世界影响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理论的“输出”和“输入”有无必要保持，要对这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我们必须对译论研究的现状及其成因有正确的认识，才能谋划出我们美好的未来。

一、中国翻译理论界的现状：西方翻译理论居于统治地位

当前翻译理论研究中对文化因素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这多是从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及其前后所发生的作用着眼的。人们在译介西方翻译理论、利用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便利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对于中西翻译理论交流中的不平衡现象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翻译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缺乏认真的思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翻译理论对西方却罕有影响。在西方汗牛充栋的翻译理论著作中，很难见到中国的影响。西方学者在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时，极少会想到与中国的翻译理论相参照，即使是研究与汉语相关的翻译实践时，也是如此。Gentzler在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有“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章，对未来翻译理论研究进行预测，但对中国的译论只字未提（Gentzler，1993）。对于中国的翻译理论，西方还是很隔膜的。中国的翻译理论在西方所受的待遇和其他非西方的翻译理论并无二致。

因此，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在中西方的交流中，翻译理论东来的要比西去的多得多，在世界范围的翻译理论研究中，我们的声音非常微弱，处在边缘的地位。西方中心主义成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不争的事实。

二、现状成因的分析：三大误区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上存在以下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中国传统译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到“信达雅”、“神似”、“化境”，几乎都是围绕“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对翻译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对翻译经验的总结固然重要，但这些不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翻译技巧的探讨与翻译经验的总结必须上升到理论层面，必须超越“狭隘的单纯语言转换层面”，而从“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

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持实用主义的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随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学科分工必然“日益精细”，必然会出现主要从事或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应该鼓励有兴趣、有抱负的学者从事翻译的理论研究，特别是纯理论的研究。霍姆斯（J.Holmes）就曾指出，翻译研究可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的功能除了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之外，还具有描述翻译现象、解释和揭示翻译的规律和本质、预测翻译可能性的功能。谢天振教授认为，既然翻译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我们就不能仅限于形而下的“术”的讨论，必须重视形而上的抽象，也就是关注翻译研究“学”的层面。

第三个误区是国内翻译界习惯强调“中国特色”而忽视翻译理论的“共通性”和普遍规律。翻译既然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必然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西方翻译研究近年来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探索翻译规范（translational norms）和翻译普遍性（translational universals）。坚持“中国特色”显然有悖于世界翻译研究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趋势。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可能“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把经验之谈人为地拔高成所谓的理论，从而取代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探讨”。

三、对策：以创新走向世界

翻译研究是与翻译实践紧密联系的学科，加上中国学界实用理性的传统，致使中国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非常明显的实用和实践的倾向。强调翻译研究的实践性，强调翻译实践对理论概括的积极意义，无可厚非。但是，也必须摆脱目前的边缘地位，努力向中心移动，逐步达到可以和西方真正平等对话的程度，使中西翻译理论的交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交流。

首先，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必须有所创新。学术创新贵在有探索意识和勇气，正如王东风先生所言，中国特色的译学研究，其“特”处，并不在于我们的国别特色上，而在于我们理论的独创性、系统性和合理性。只有我们创建了自成一体、经得起检验而又有别于其他任何理论（无论是西方还是传统的理论）的理论时，别人才有可能将眼光转向我们，才有可能从我们这里吸取有益的养分，到那时他们就再也不能忽视我们，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挤进了中心。

其次，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在世界译坛上的影响。我们有了创新，还必须注意“推销”自己的新理论，否则西方的学者们或是因为语言文化的阻隔，或是出于偏见而轻视我们，将仍然注意不到我们的成就。例如，有关翻译学的建设，董秋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已提出，但是西方的译论家们在后来的讨论中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并不是他们有意忽视，而是的确不了解。所以就目前来讲，将我们的成就引入西方，把我们传统理论和当代成就介绍给西方，已成了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

总之，我们要重估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的价值，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有一批有独立译学理论意识，献身于中国译学学科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还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借助各种当代文化理论，调整、丰富和充实我们的翻译和翻译研究，推进翻译学科的发展，使中国的翻译理论早日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论译学观念的现代化［J］.中国翻译，2004，（1）.

［2］许钧.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J］.中国翻译，1997，（3）.

［3］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4］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J］.中国翻译，2001，（4）.

［5］张南峰.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A］.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谭载喜.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J］.中国翻译，1999，（5）.

西方心理学论文篇(4)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著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著《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著)、《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著《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西方心理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西方现代美学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艺术独立理论是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主线之一，是现代美学的主要标记之一。本文作者从西方现代美学的演变和特征入手，就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独立问题进行简单阐述，并分析了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对我国美学的影响。

0 引言

西方现代美学的历史使命，首先就是破除艺术从属论，确立艺术的独立地位。现代美学以克罗齐和洛特曼对黑格尔的艺术从属论的批驳为主要标志，建立艺术独立理论，将美学与哲学统一为一体。西方现代美学的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都以艺术独立理论为发展主线。艺术是否具有独立的地位，它与哲学、宗教等的关系如何，这是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任何美学理论最终都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1]。

1 西方现代美学演变历史

西方古典美学中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是艺术从属论的代表。柏拉图从哲学角度评判诗与艺术没有真理性，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诗与艺术反映了事物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性，更具有哲学性。这两种争论一直贯穿于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史。而黑格尔提出哲学最终将取代艺术，而把艺术从属论发展到了颠峰。克罗齐“度的理论”的出现，了黑格尔的以艺术从属论为内核的艺术消亡论，确立起艺术的独立地位，最终使得西方古典美学演变至现代美学。现代美学又突出两个路线：一是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一是艺术的独立性。这两种思路如果不及时从艺术美学角度及时沟通和思路转换。必然对峙存在，从而失去克罗齐艺术独立理论的实践意义。洛特曼借鉴生物学理论，将现代美学的两个思路创造性的进行转换，提出“美就是信息”。洛特曼既不是以社会为中心来看文艺，也没有将文艺隔离于社会之外，而是把艺术当作大千世界中独立存在的生命之一，以艺术为中心来看社会，认为文艺这个活生物体的生命，就体现在她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必不可少的审美信息。洛特曼的理论彻底解决了艺术独立问题问题，由生物链引出文化链，肯定了文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最终为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2 西方现代美学的特征

西方现代美学于19世纪中期开始绽放。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创作流派等让人应接不暇。但将表层现象深入剖析，可以发现这些现象的某些共同特点。西方现代美学具有的特征有：①现代美学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与传统时期的和谐美学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理性和个人主观性成了现代艺术的一个思想根基；②西方现代文艺作品的表现形态呈现出与传统的文艺作品完全不同的形态，它反英雄化，主张个人感受，具有平面零散、非理性、非视觉形象性的特点；③从西方现代美学的总体上看，其呈现出一种主观的、内在的、非理性的、非功利性的、动态性的特点。这三个特点是是现代人走向更加动荡、节奏更快的生活的一种反映，是科技挤压、传统挤压下人们的一种挣扎和反抗，更是追求民主、自由、多元、宽容精神的反映，是人们精神生活的真实表现。

3 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的关系

从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来看，美学的研究就离不开艺术，随着西方美学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彰显出艺术的中心化和独立化。美学发展史也就是一个扩大了的人类的认识过程，遵循着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感性的艺术在美学中的地位得以循序渐进的提高。越来越中心化、具体化和独立化。这个趋势同艺术本身的特点有关，因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审美活动，而艺术又是审美活动的集中和独特形式，所以，在艺术中，人们能够更好的把握美学要研究的内容，美学用艺术来呈现，艺术需要美学来作载体。两者不始终是不可分割的独立体。

4 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独立

自从洛特曼提出“美就是信息”，为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物信息，这种生物信息在社会活中的表现体现了美的存在。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西方现代美学都不会偏离艺术独立这一主线。洛特曼认为，一部作品无法分成内容和形式两个部分，作品中的任何因素都负载着信息内容，作品中的任何信息都出自信息载体。他把思想内容与作品结构的关系，比作生命与活体组织复杂的生物机制之间的关系。生命是活生物体的主要特征，不可想像会存在于其物质结构之外。他甚至直接了当地断言，思想不会包含在引语中，哪怕是精心选择的引语，而是由整个艺术结构表达出来。同克罗齐一样，洛特曼对浪漫主义多有批评，尽管浪漫主义大都具有精心雕琢的复杂结构，但那种结构无论多么复杂，都超不出读者可以事先预知的固定模式。他更倾心于现实主义，即他所说的属于“对立美学”范围内的作品。因为其艺术信息在接受作品之前，读者是无法预知的。对于现代美学中的艺术独立的两个分支，洛特曼将各自的优点和缺陷看得非常清楚，并不失时机的将生物学理论引入其中，“为美就是信息”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从而在实践的意义上彻底解决了艺术独立问题，将文艺当作大千世界中独立存在的生命之一，完美地将两大分支结合起来，使得艺术独立性成为西方现代美学发展的主线之一。

5 西方现代美学的艺术独立性研究对我国美学的发展影响

了解西方现代美学发展过程中艺术独立理论这一主线，对于我国的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西方现代美学的“文化”转向，是以对艺术独立的彻底解决为前提的[2]。我国当代美学对艺术独立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达到西方现代美学的高度。这就要求在发展我国美学的同时，要不断吸取西方美学的成熟经验，少走弯路，尽快与西方美学接轨。同时，在其它学科的发展中，也要注易举一反三，将西方美学的艺术独立的解决方法应用于学科的基础研究方面，突破基础发展的瓶颈，尽快缩短中西学科差距，为实现中西学界的平等交流和对话打下良好的基础。向西方学习并不是坏事，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美学的体现，一种艺术的体现，这种学习更能体现艺术独立的特点，用西方现代美学中的艺术独立理论改变我国各项学科落后状态，我们才能在时间上缩短差距，弥补不足，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西方心理学论文篇(6)

【摘  要  题】理论……

【  正  文】

20世纪刚刚过去，对于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背景。它使得对20世纪各学科自身发展进行冷静检讨和全面反思的历史需求兀然凸现出来。自然，我国的图书馆学也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和机遇。对此，虽然我国图书馆学界也引起一定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像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倪波、荀昌荣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都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有关图书馆学史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史受到图书馆界的进一步关注，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1949——1989）》共10集，从各个方面总结4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有的研究者像霍国庆、王子舟、刘亦平等对我国图书馆学历史又积极进行撰文。然而，纵观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反思和研究，我们发现存在着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又恰恰未能引起注意的问题：在过去的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倾向。笔者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的影响

1.1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全貌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认识，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行整体而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已经远远落后于国内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自身的反思），使人们很难从中探寻出真正值得当前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所借鉴的东西，最终影响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和发展。

1.2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丧失，把西方图书馆学看成是“科学”的图书馆学的典范，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理论上是照着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体系言说，从运用的概念，术语到讨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西化了。西方图书馆学研究的框架和范式几乎成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不少人总是在里面打转转，跳来跳去就是跳不出来。最糟糕的情形是：用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图书馆学理论来阐述和解决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图书馆学问题。这种解读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的危险。

1.3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自己民族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导致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丰富内涵的图书馆学传统的中断。20世纪之初，时代和图书馆实践的发展使得图书馆学在华夏神州大地上诞生了。但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从—开始就掉进了引进的怪圈，成了西方图书馆学的“复制品”，进而也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致使中国图书馆学没能像其他学科的发展那样迅猛和顺利，在科学的百花园中始终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更得不到来自社会对其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图书馆界内部的冷落和轻视。中国图书馆学的处境真是步履维艰。

1.4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研究视野的狭窄和局限性。我国的图书馆学的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西方几个发达的国家，图书馆学的学术交流也仅仅局限于与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交流，介绍和翻译的资料也主要是反映他们的观点。对于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状况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种现象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开展的广泛的国际交流是不相称的。

1.5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认识上的错觉和偏差，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只有向西方图书馆学学习，按照西方图书馆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才能提升我们的理论水平，才能具有和西方图书馆学接轨和对话的能力，才能不断的发展。

1.6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模仿。在两种文化接触，交流和碰撞的时候，落后的一方，出于自叹弗如的心理和希望在尽快短的时间内迅速赶上他人的急切愿望，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模仿别人。模仿作为一种特殊的学习手段，有着一定的价值，有意识，自觉的模仿要比无意识、盲目的模仿有意义。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最低级的学习手段，因为国情不一样，别人的东西绝不是通过模仿就能对自己完全适用的，至于全盘模仿，更是十分愚蠢和注定要失败的。在20世纪之初西方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历程中，客观地说部分有识之士也做过一些民族化的努力和尝试，同时也有过国粹派和本位文化建设的喧嚣。但应该说，从学日本到学美国，一边倒的多，引进模仿的多；借鉴融合的少，创新转化更少。主要的倾向是模仿，这在早期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多年来，我们在总体上始终没有突破这种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这就给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后果。

2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产生的原因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当这种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点被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学的研究者所接受，并且在头脑中固化成一种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常识的时候，它的消极影响就更大了。21世纪中国的图书馆学要想有所作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使中国图书馆学成为世界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与国际图书馆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就必须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剖析。

2.1　原因之一：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的“全盘西化”。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军事上不断地给清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条约，中国从此跌入了被人奴役、被人蹂躏和被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炮声也震醒了沉睡的中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妙方，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渐渐地在心理上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这种崇拜之情更加强烈，从而进—步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给学术界的“全盘西化”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统文化、旧道德的批判，对科学，民主和新文化，新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学术界的“全盘西化”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切西方的东西（宗教除外）都是科学的，只有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切的科学只能向西方学习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的这些事件的积极意义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历史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消极方面的影响还没有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图书馆学者们就很自然的接受和主张图书馆学的“西方中心论”。可是，为什么后来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对此也不提出质疑呢？

2.2　原因之二：西方图书馆学者对西方以外的图书馆学（包括中国的图书馆学）知之甚少和存在着一定的偏见。近代以来，西方的图书馆学者把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错误的认为只有他们的图书馆学才是科学，在西方之外是无所谓科学的。这种论调使得西方的图书馆学者满足于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带着这种观念去描述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就会自然而然得出“西方中心论”的结果。但遗憾的是，作为具有两千多年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泱泱大国，当我们引进西方的图书馆学的理论时，往往把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中国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全部抛弃一边，毫不怀疑地接受他们的观点，这是十分奇怪的和让人不可理解的。历史发展证明：没有继承，便没有积累；没有积累，便没有发展和创新。这既是成功的经验，也是失败的教训。

2.3　原因之三：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传统研究方式和研究心态使得他们惯于接受现成的结论，图书馆学者也不例外。先是西方人在不了解非西方图书馆学或是对非西方图书馆学持有某种偏见的情况下，得出了图书馆学发展以“西方为中心”的结论，然后又有20世纪初的图书馆学者们在那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把西方图书馆学引了进来，当时维新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先后编制了《日本书目志》和《西学书目表》，其中以1896年9月刊于《时务报》上的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的影响最大。该表收录的19世纪中叶以后国内译出的西洋图书数百种，按学、政、教、杂4部分类，分别类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和综合性图书。该分类体系是较早接受西方图书分类体系的。从1910年孙毓修撰文将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介绍在《教育杂志》上以后，先后编制出版了各种名目的图书分类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图书分类法》（洪有丰），《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中国图书分类法》（刘国钧），《中国十进分类法》（皮高品），《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杏修），《杜氏图书分类法》（杜定友），《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分类大全》（桂质柏），《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陈天鸿）等分类法。它们之中，或是西方图书分类法的翻版，或是《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模仿，或是它的变种，这都是西方图书馆学对我国图书馆学直接影响的结果，后来的图书馆学者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在它的基础上再做些补充工作，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3　结　论

本文无意解决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带来的问题。这篇文章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处在世纪之交图书馆事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梳理这一问题。而笔者在这里只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图书馆学如果不仅从它的名称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且从它的实际内容方面来理解；如果不仅从它的静态的结果方面来理解，而且从它的动态的过程的方面来理解；如果不是从纯粹抽象的逻辑意义上来理解，而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理解的话，笔者认为：

首先，图书馆学的产生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不同地理和历史环境下的人类面对着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遭遇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就有方方面面不同的选择，图书馆也不例外。这种不同的图书馆选择就有互不相同的多样性的图书馆学的雏形。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导致东西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甚至图书馆的理解和模式也是不一样的，东西方有关图书馆知识积累的丰富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东方和西方图书馆学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在前进的，中外古代图书馆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们不论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目的、内容、方式方法），总是运用当时理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所能采取的形式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图书馆问题进行自觉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不同于以前的新的规范性要求。在古代由于人们尚未建立一套严格的逻辑表达系统，也由于当时人们只是把图书馆理解为日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像今天这样理解为一种专门的社会活动，所以当时没有建立起现在人们所说的“图书馆学”。当时的图书馆学思想大量存在于神话、风俗当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思考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他们有着自己非逻辑的形式。后来的逻辑的形式只是在它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图书馆学的起源应该更广泛的视野。

其次，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起源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学，只要这个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因为外在的或内在的原因而中断，它就会一直发展下去，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图书馆学传统。如印度和中国就是这样。就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图书馆学也绝不是按照一种模式建立和发展的。例如：被西方誉为欧洲“图书馆学思想开山鼻祖”的法国图书馆学家诺德（Gabriel  Naude），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整理”方面的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Marth  Wilibaid  Schretinger），把图书馆学概括为图书馆管理学思想的法国的图书馆学家海斯（L.A.C.Hesse），具有“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之称的英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爱德华兹（Edward  Edwands），美国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等等，他们之间就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吗？显然不是的。因此，我们认为各国的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建设都必须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好高骛远的研究都是不切实际的。

再次，图书馆学的未来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图书馆学的过去是多元的、现在是多元的、未来也是多元的。因为各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学一定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同文化背景条件下的图书馆学并无“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内图书馆学与它为之服务的图书馆实践的适应性问题。适应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图书馆学不一定能满足另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西方图书馆学的过去和现在并不是，也不可能、不应该是中国图书馆学未来的选择。那种忘却自己的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传统去高谈阔论和西方图书馆学对话或者接轨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因为，任何一种图书馆学理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从它研究的主体和客体来说，都要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打上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各国的图书馆学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西方有西方的价值标准，东方有东方的价值标准；美国有美国的价值标准，俄罗斯有俄罗斯的价值标准等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没有一种世界价值观，也就不可能有一种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存在。看不到图书馆学之中和背后的这种文化和价值的差异，只是在语法的、逻辑的和技术的层面上谈论图书馆学的对话和接轨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学习和借鉴别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必须正确处理“一个与多个”，“发达与接近”两种关系。前者是指要面向整个世界，综合各国所长，避免单一地全盘模仿和照搬某一个国家；要综合各家各派所长，避免单一地全盘模仿和照搬某一种图书馆学理论；对各种图书馆学说和流派，应折衷、调和其偏颇之处，尽量减少矫枉过正。后者是指既要紧紧盯住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理论，又要注意研究和借鉴与我国国情比较接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学理论，力求统筹兼顾，相得益彰。

最后，中国的图书馆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在我国周代《周礼》的“辟藏说”提出的图书馆的“藏”与“用”的问题，是我国图书馆学思想的萌芽；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国家图书馆的主要活动，详细地记载了国家图书馆藏书校仇的过程与办法，分类编目的体系与内容；宋代程俱的《麟台故事》一书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的职能，还论述了国家图书馆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和使用等的基本工作；郑樵提出：图书馆领域的知识，是“天下之大学术”之一，同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第一次把图书馆领域的知识列为一门学问；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①的图书馆学著作《论图籍之储》、《访求遗书疏》；明末清初祁承＠②的《澹生堂藏书约》；清代孙庆增的《藏书纪要》等等，从以上挂一漏万的列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我国图书馆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西方图书馆学传入我国之前，这些优秀的图书馆学思想对我国的图书馆实践一直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于这样的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如果简单地按照西方的唯科学主义观称之为“经验的或前科学的，”我们认为是有失公允的。应当看到，中国的图书馆学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呈现、陈述方式。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思想是以重视自然科学理论、重视技术实践为传统的。我国图书馆学与这种以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统治下的西方图书馆学相比有着很多不同。不加分析地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评价中国的图书馆学传统，不是在学术问题上“有见于奇，无见于畸”吗？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由小康向富裕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急切需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需要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将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图书馆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步，需要完成由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向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转型，也就是说实现图书馆学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实现这一伟大历史性转变，需要图书馆界的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业已形成的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的观念，去呼吸新时代的新鲜空气，汲取新时代的新思想，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感受新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新时代的新观点新方法，发现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找准新世纪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新起点。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需要又一次飞跃和突破，时机已经到来，而且，一定会有重大的突破。

4　启　示

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给予我们一个十分深刻和珍贵的启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是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向。立足本国国情，继承民族传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以消极的防范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应以开放的胸襟，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广采博收别人的长处，实现自身的变异和革新，以获得与外来文化的抗衡的能力，真正保持自身的独立和生存。而且，还要有远大的志向。中华民族曾经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图书馆也曾经有过古代的辉煌，今天，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仍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为世界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立足本国，必须面向世界；继承传统，必须超越创新。这是辩证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85.12

2　倪波，荀昌荣.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8

3　宓浩.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5

4　霍国庆.百年沧桑　三次高潮　四代学人——20世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馆学总评.图书馆，1998（3）：1—9

5　王子舟.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图书情报工作，1998（2）：1—5，33

6　李纲，倪波.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确立.图书情报工作，2000（1）：5—9

7　郑全太.中国图书馆学史学科建设探析.图书馆学研究，2001（3）：10—14

8　郑全太.中国图书馆学应加强理论原创性.图书馆杂志.2002（1）：13—15

字库未存字注释：

西方心理学论文篇(7)

理性与经验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本质，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分类方法，如演绎与归纳、分析与综合、先验或抽象与实证等等，但这种对立却正是西方哲学自身的基本框架，西方哲学是以理念、概念、范畴、逻辑等方法表达哲学的，因此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就是理性意义的，即便是与理性对立的经验仍是用概念、逻辑等方法和形式予以表达的，无论理性或经验都是关于知识或知识形式的理论，而且总是以知识的形式被表达而成为哲学的内容，西方哲学就是关于知识或真理的本质、来源、观点、方法等等的理论，经验与理性的对立实际上仍然基于知识或真理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说理性不仅是哲学的对象，还是它自身表达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西方哲学，因此在西方哲学框架下理性与经验即是对立的，也是相互共存的，它们共存的形式仍然是理性的，所有的经验事物只有在被理性意义的形式化之后才能成为哲学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的本质的是理性的，理性与经验的对立仅仅是在他们达到目的的功能关系上，即哲学的观点、方法上，而不是在它们的哲学本质上。西方哲学传统对终极原因的追求就是对终极理性的追求，理性最终是经验的归宿，它们一起被表达为外在于人的知识形式系统，而且最终的知识被归结为神，因此神学的真正本质也是最终的理性哲学，这就是西方文化的一致性，但这不是理性与经验的内在的一致性，而是超验的同构，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就是超验的理性。

理性与经验之间的这种关系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己开始得到理解，比如威拉德·蒯因(WillardV。O。Quine1908-2000)在他的名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认为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是一种教条，从逻辑的观点看，这种教条是没有根据的，他以知识系统代替了先验的知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理性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他的这种努力正好说明了西方哲学中经验与理性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克服它。

理性的哲学是基于事物的知识，因此它首先就是关于事物本身的本质意义的学问，因此理性的真正的原始本质是物性，这也就是西方文化中科学性和客观性的根基，正是在这个根本性的意义上，亚理士多德称他的哲学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因此，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下，哲学是原始地基于物性的理性意义的，因此真正与这种理性哲学的对立不是在它的自身理性的框架下与理性对立的经验，而是与这个理性的框架本身的对立的非理性，在它的根基上就是与物性对立的人性，但他们总是以非理性思潮出现的，而且非理性思潮总是对它当时的西方哲学的现有的框架的突破而表现出一种神秘性或革命性，由于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基于人性自身的框架体系，非理性思潮也无法成为纯粹的专门化哲学，最多被理性化或被理性的哲学所吸收，同时也就失去了非理性的意义。

真正与理性意义的物性本质相对的就是人性，在西方哲学中，没有任何现成的知识和知识形式能够真正正确地定义或演绎人性，它才是真正不在西方哲学的基础框架之内的东西，西方哲学的观点、逻辑不定义它，形式地演绎它，因此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来说，它们总意味意一种突破，一种革命性的神秘，比如文艺复兴就是人性的复兴，它对中世纪的反动就是对神学理性的革命。又比如以人性的观点理解自然，就区别于从物性的观点理解自然，这正是现代非理性思潮的广泛表现，所以与理性对立的人性就是西方文化中一切非理性思潮的本质。但是如果认为非理性思潮就是本质上反理性，那就完全错了，非理性思潮反对的只是形式化了的理性，或者说是形式化的人性躯壳，非理性思潮在最深刻的本质仍然是理性的，只是西方哲学的框架下无法表现这一点而已，只有在大文化的意义上才能充分解析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非理性思潮的进步意义，无法理解西方非理性文化思潮的革命性，同样在这种观点下，我们才能理解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反文化并不是革命，而是反人性。

人的哲学就是指以人性或从人的本质出发理解世界的哲学，不管实际上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它们都是以人性为世界性。从人的观点理解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理解世界，这是因为世界总是由于被理解而具有意义，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使世界人性化了，世界获得人的意义，承认人是世界的部份或者是发展的部份是理性的哲学，而认识到世界因人而具有意义就是人性的哲学。中国哲学就是最精湛的人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人是世界的意义，因此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世界不在人之外，世界也就是人的社会，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互为共存，所以天人合一，因此中国古人无须创世说，儒家文化也不对神异感兴趣，只要有人的存在，世界就当然存在，在这个理解上，我们就能懂得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为什么是西方哲学中的绝响。

如果说儒家的学说是作为人性在人自身上的哲学，那么老子的学说就是人的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在世界最深邃的意义上，老子的学说把世界彻底地人性化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这不是对仁的否定，不是对仁的反动，而是仁的自身在世界意义上的意义上的超越，它也就是本义的道。天地不仁就是天地不异于仁，不为仁，甚至不是作为仁，天地就是仁自身的超越，所以天地也就是仁的自身，天地不在道外，道也不在天地之上或之中，万物就是道的生化流转的形式；圣人即人道，他不是为仁而仁，而是以百姓为化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得到了最真义的表现：道就是无为，无所为而天下为，所以无不为。作为人的哲学，道自为人，人自为道，道不为道，所以“道可道，非道”；人不为道、道不为人，德为人道，所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第三十八章）德是现实之道，为德不德，为道不道，而道德并称就是道德互为的超越，道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成为人道意义的普世之道，只有在全人类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是哲学中的哲学。

儒学作为人性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把人的社会等同于全部世界，把社会的本质人性化了，道德化，人伦化了，正是在这个原点上，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本质不是关于或对于世界的学说，而是它自身就是作为人的本质的世界的本质，这是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西方哲学总是关于世界和对于世界的，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和人本主义也总是关于人的和对于人的，而不是作为人的，这是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一个最本质的观点，也是理解中西文化相区别的基准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是自身人性的，所以它就不会以形式化的理性表现自己，而是世界以人性化的本质的存在，这种同一是西方哲学所无法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从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总蒙着一层神秘的外纱的原因。西方哲学的现有框架无法容纳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国哲学没有也不会成为西方哲学的殖民地，也无法从本质上西方哲学化，而从另一方而看，西方哲学却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形式，这正是中国哲学的先天不足，而中国哲学的自身的元哲学精神将为西方哲学的几千年所追求的世界终极原因提供启示。在人类的文化存在意义上，哲学就是人的存在的自觉，哲学与人性的理性化是一致的，西方哲学中的理性化人性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性理性化是一致的，人性、理性和文化性的一致性在中西哲学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大文化意义的，中国哲学在文化性意义上互补的统一，中西哲学在人性意义上的一致性是世界哲学意义的。

2.唯物与唯心的困惑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企图直接地把中国哲学纳入西方哲学的现成框架的努力总归无法成功，既曲解了西方哲学，也损害了中国哲学。比如人们广泛地以唯心与唯物的方法划分所有哲学，企图在西方哲学的理性与经验对立的基本框架之上建立一种所有哲学之上的划分哲学的方法，虽然唯心与唯物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概念，但却并不是西方哲学中的某一个具体哲学，也不是主流意义的哲学的分类方法，西方哲学中没有在“心”与“物”对立意义上的“哲学”思想或专门化的哲学理论，唯心与唯物也不是具体的哲学理论方法，唯心与唯物仅仅是对己有的哲学理论、观点的评价方法而不是自身成为一种具体的哲学观点方法，在西方哲学中甚至没有对“心”和“物”的一致性定义的或可以接受的关于心或物的理论，唯物一词只是在理性意义的物质性的意义上被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唯心一词只在把心灵的或精神的作为世界本质性存在的意义上被使用为对某些哲学的评价，而实际上由于对心或精神不能正确地进行哲学定义而使唯心一词的使用只能由具体的论述(话语权)而决定，而不能由一种可以作为论据的哲学观点，方法现成的引用，因为没有一种是真正自身成为了唯心的哲学理论，就是说只有对现有的哲学的评价观点而没有一种真正的西方哲学意义的唯心的哲学，而且正是由于企图将这种对哲学的一种评价观点在绝对化的情况下当作一种实用的哲学，而因此造成了一种高于所有哲学的哲学幻影，而这种幻影哲学又被绝对化地当作评价所有的哲学理论的实用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仅仅只能在与唯物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唯心这一词，而这种对立性却不是真正哲学学意义的，其实唯心和唯物只是两个文化意义的概念，这是首先是因为“心”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什么样的理论是唯心的，实际上只是由这个理论自己的申明或由对它的评价而定，而不能由这个理论自身决定，因为没有唯心的自身哲学学意义的哲学（参见中国思想与元哲学），因此人们只是大量地使用唯心论、唯物论、唯心

主义、唯物主义，而不大直接使用唯心哲学和唯物哲学这样的词，这至少表明人们还是能在它们的使用环境中区分对哲学理论的评价与哲学学两种不同的性质。比如黑格尔的哲学是公认的唯心论，因为是黑格尔自己认定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但这不是也不能由他的理论自身证明，他的全部理论都是由理性框架构成的，他的理论的分析和演绎是确定性和逻辑性的，他的理论结构确实是唯理的，我们甚至还不能说他的理论内容是唯心的，因为所谓哲学理论正是以它的结构为自己的内容，或者说哲学理论的结构与内容是同一的，他的唯心主义只是他的理论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唯心对立性的唯物也是在文化性的意义上被使用，比如人们说亚理士多德的学说是唯物的，不是因为他的理论的唯理性，而是因为他承认客观世界的确定性。这样，当人们说神学是唯心的，实际意义上只是说神学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唯心论的哲学，事实上神学也只是在唯理的意义上才成为一种哲学。这样一切被称为唯心的东西，只不过说它们是文化性的，不是具有真正的自身意义的哲学。但遗憾的是人们并不是在这种真正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唯心这一词汇，它被社会化了而成为了一种在对立意义上的文化工具或武器，这正是为什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论争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原因。

与唯物唯心概念相关的是形而上学这一词，它的使用也反映了上述这种情况，一方面形而上学就是metaphysics，这正是西方哲学用法中的本义，西方哲学传统中，终极原因总是理性意义的，无论你认为它是物理性或精神性的、先验的或经验的都要是这样；另一方面，形而上学一词又被作思辨或精神哲学的代名词，“形而上者谓之学”，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玄学一词意义基本相同，在近现代它进一步与心学这一类概念相关，但是由于中国哲学本身是基于人性的，而且在中国哲学中确实有关于心性问题的大量研究，因此形而上学一词就具有跨文化的不同用法，因此不在上下文环境中，你就无法确定它的真正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形而上学还被完全被意识形态化而与唯心论同义的，还被用作为与辩证法的对立面，这实际上已成了政治标签，离学术研究就非常远了。

唯心论和唯物论在哲学中的生搬硬套，首先对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就是一种错误的肢解，其次，把中西哲学也一起纳入这种形式化了的哲学系统中，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不仅是用预定性的文化具取代了所有的哲学观点和分析方法，即实际上取消了哲学，而且也否定了文化本身。比如把神学和所有具有神秘意义、非理性意义的哲学归结为唯心论而予以拒绝，就不仅是简单地取消了这些哲学，而实际上是否定了真正的人的哲学，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性。

3.哲学中的人生

以人为本的哲学也是现实中实现的人生哲学，一切有成熟的思想的人，他们对人，人生和世界理解就表现为人生的智慧，而哲人则以哲学为生命，在自己的人生上实践哲学精神，作为哲学家的人生，哲在他们的身上表现为自觉的人性，哲学与人生的统一就是哲人的人生真率，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成为人的最真率的自性，能以个人的自性表现哲学精神才是伟大的哲学家，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人可以举出两个，那就是孔子(551-479BC.)和苏格拉底(469-399BC.)。

苏格拉底洞彻哲学作为真理不等于知识或智慧，它只存在于人们对它的无尽追求之中，所以他以论辩为生，他以对那些以有知识而自大的人的揭露为事业，以问答批驳的方式分析知识而走向真理，这就是本义的辩证法，苏格拉底说他一辈子除了考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并且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以外，任何别的事都没有做，他的论辩几乎使当时一切认为是正确的人和事都变成尴尬，雅典人对他的指控主要目的是要他沉默，他也本可以逃脱对他的判决，但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他永远不会放弃他作为论辩的哲学家的人生的职守，因此自觉地以生命的献祭悍卫了他的哲学人生，他是哲学的殉道者，他甚至认为他年老智力衰退将成为人生中的累赘，对他来说不能进行哲学思维和论辨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死刑也就可以使他避免老年的痛苦，(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这种纯粹的哲学人生的感情和对人生意义的洞彻令人感到震撼。

哲学不仅是苏格拉底的人生，而且是他的肉身，这几乎与宗教的起源人的灵肉同一无异，但他是作为常人的哲学家，在常人的视野里他古怪但不失为常人，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真率，他和常人一样生活，但却常常在哲学思考中忘我出神，有一次人们发现他发呆地站立着从清晨到中午，而就有好奇人晚上抱着睡席守着看到他一直站到第二天日出。（柏拉图：会饮篇）饥饿、寒冷、贫穷甚至死亡和其它的生活元素对他来说都似乎是视而不见的，他对肉体的忍受能力可能是一种天赋，但他对真理的追求的哲学精神结合在这种天赋之中，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的融合成就了他不朽的哲学人生。

孔子却是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常人，他具有哲人的高尚但不失常人的本性，他对历史与对常人具有同样丰富的感情，对国家与对生活的热爱，对政治与对艺术的爱好浑然一体，他自己的好学求知与对普遍人的教诲都是他的人生责任，而这一切都在他的人生中融为一体，没有做作，没有虚伪，有时不免迂腐但却不失真率，他是一个人性哲学本色的哲人，他的哲理融化在他一生的现实的生活中而不是超然于尘世外。

子曰：二三子以为我隐乎？吾无隐乎也，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

这是他自白的坦率。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于郭东门，郑人可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比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这是他的天真。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得，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论语：述而)

这是他出入社会政治的人生的自由，人生、学问，抱负相为而不相违，进退有地，柔轫从容，他为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士大夫的社会生存方式提供了榜样，而他的一生坎坷造就了他的人生与人性哲学的统一。

毫无疑问，孔子具有一种人性的魅力，仅有他的博学和对历史、国家、人民的责任不足以使他成为圣人，正是他将自己的人生真率地哲学化了，真正地人性哲学化了，实现了人性，人生和哲学的同一，他才是人中之圣，他不仅仅是学问的导师，而且是人性的导师，因学他的学问而成功为官者只是少数，但他以第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被尊为集成和传承中国人性文化的素王，他的人性、思想、学问普及天下。

孔子对人生与历史同样具有一种自性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儒家文化超越地同一于历史。孔子和苏格拉底不同，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人生乃至生命对哲学的奉献而表现了哲学，孔子却是以哲学与人生在真率中的统一而保存、延续了哲学的种子和生命，而这两者正如自然界生命的存在的两种方式一样，都是生命的必要方式，在他们的身上，实现了人生、哲学、社会的一致性统一，而且对于他们这都是真率的和清醒自觉的。

令天的我们发现阅读一些其它哲学家的传记而常常为他们作为常人的生活与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理论并不一致而感到失望时，或者为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无法避免的虚伪而烦恼时，不得不对孔子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伟大人生真率表示由衷的敬意。4.人生中的哲学

远非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哲学家的幸运或者是不幸，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哲学家，当一个人真正开始成熟而自觉时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深刻的人性，常人与哲学家的区别只是职业的区别而不是人性的区别，哲学家是以哲学为职业的常人，而常人也总可以成为自己的哲学家。这里面不存在要不要哲学，或者哲学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自觉到这一点，而且你能在何种程度上自觉，作为一个常人，大多数人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执迷难决，但或许你也有幸能得到两者的自觉，这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出世与入世思想中得到最特殊的表现，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奇丽的人性与人生的浪漫性。

中国思想的超越性是自性的超越性，因而它也可以超越于现实的人生，而在个性意义上对具体社会现实的超越就是出世文化。儒家文化是由文人即以中国文化的继承、教化为生或为业的人而被具体化、现实化化的，他们就是作为士或士大夫的精神贵族，和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在文化意义上相似但不相同，后者以物质享乐为基础，而前者以精神生活为寄托，但它都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社会阶层，准备和参与政治，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遣文化。中国的文人入世就是官僚化，它的另一面就是出世，以退隐的方式进行政治准备或对政治、人生进行观察和反省，这两者总是同时存在士大夫的身上，更替着互为表里，即使位极人臣，也总是在思想深处潜藏着超越自身的出世思想，在文人文化生活中，表现为一种具有浪漫性的文人文化，如返古思想，田园文化，仙佛情操，甚至直接表现为政治性的隐逸行为。隐士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文化观念，而且始终被视为一种崇高的情操，因为它原初地在个性的人生身上表现了中国文化对现实的超越性。让贤不是政治民主，而只是人性的平等，是超越个性的普世关怀，尧帝许由之让，伯夷、叔齐避世之节己为圣人之先，而孔子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贤者避世，其次避地。”“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之类的冷静，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的无奈，恰恰显露了孔子个性中潜藏着的这种文化性本质，但他永远保持着一种对政治的渴望和对文化的看守的责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中庸文化。在老子那里，这种文化本质则是以绝对的方式表现的，它直接表达为对文化的反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但这只是以原初的理性反对形式化的理性，因此我们总能以超越的解读方式理解这些名言的真正意义，甚在今天我们也能在新的社会现象中叹服他的明智，比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似乎在今天这个以地球为村的高度物质文明时代完全不合时宜了，但是今天的你又认识几个近在咫尺的邻居呢？

最能表现这种浪漫的个性文化的人是中国的庄子(369-286BC.)，他的出世不仅是对政治，而且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特别是以文化生活即文人的人生的超脱，他把人性对物性的超脱寄寓在流丽奇瑰的文字中，塑造了一个不羁于形骸的文人精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道在他那里得到了的人性化形象，实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道的精神同一，这就是他的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他把道化为了文人的精灵，他成为了在世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他把文人生活情操，人性的自由与文人的武器——文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中国文化中人性的浪漫，他真接传达了和真实地再现了老子学说中潜在的个性文化精神，给中国文人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庄子还以自己的人生超脱的浪漫性实践了他的文化创造，他为妻子之死鼓盆而歌和庄周梦蝶的故事把残酷的现实与美丽的梦想揉合一起，成为了文人与文学中的奇芭。他的诗一样的文字和神话式的自由想象表达了那种令人神往的超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他以文字表达的流丽和恢宏气势实现了道在文化个性上超越，表达了脆弱的中国文人与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政治雄心同样令人倾倒，但前者具有超越的空灵与自由，成为了中国文人文化的精神象征。5.人的哲学与西方非理性思潮

人生的哲学在中国文化就是个性向理性的超越，因此它是人性的理性化，而不是反理性的，也不是的，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反理性思潮完全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理性化的社会和理性化的人虽然可以高于人，但这毕竟是理性化和形式化意义上的人，因此它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人自己，而且在它僵死的形式上它甚至成为反人性的，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且下成为人类精神和知识进步的枷锁，在这一点上，这种性质与中国思想的命运相同，中国思想的形式化即是它的表现，也是它的梏桎（参见论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和西方理性的在自己的最深刻的本质上互补地相同，体现了中西文化在人类文化意义上的同一性。理性是人的一个本质。但不是全部，西方文化的主体框架是理性意义的，所以西方文化中总有它所遗忘的非理性思潮的抗争，而且总是以反理性的形态出现的，即表现了它的革命性的进步意义。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绝对的超越验人性，既使是圣人，也是普通人，圣人非神圣，而是在内圣外王的教化中走向完全的人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没有产生制度化的民主，但是却有基于人的原初性的平等：“王使人（察）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但这种人性的平等由于没有社会化的制度保证而只能停留在精神文化中，因此它始终无法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中国文化早熟的产物，中国思想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赋予了它，使它强大得足以将中国思想自己囚禁了二千多年而不得自由，是西方的入侵引发了了中国封建的崩溃，中国思想同时失去了自己寄托与枷锁，成为了百年的精神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