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心得体会篇(1)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范式；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2)11-0179-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2.04.054

1.引言

翻译是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往活动，作为翻译活动实践主体的译者，是联系原作者、文本和目的语读者的中间纽带，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然而纵观中外翻译研究史，人们对译者这一主体的认识和关注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翻译主体中心论范式。翻译主体研究的历史，可以说是“范式更替”的历史。从其历史发展的脉络看，大致经历了“重建作者原意的作者中心论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接受反应的译者中心论范式”（陈大亮，2005:4-6）。本文试图通过对翻译研究中这三种不同的主体中心论的演进历史进行梳理，阐述译者的主体性经历了由蒙蔽到彰显的演变，并分析每个主体中心论理论中存在的不足，进而论述要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认识译者的主体性，形成辩证的译者主体观。

2.三种不同翻译主体中心论范式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对于译者主体性，译界有学者界定如下：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 20-23）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这种主体性在三种不同翻译主体中心论中的体现大致经历了从遏制—悬置—彰显的变化历程。

2.1 作者中心论范式对译者主体性的遏制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译学研究为古典语言学翻译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中，文本被认为具有一种确定的单一意义，原文作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文本意义阐释的立法者和仲裁者，其主体性被神圣化和神秘化了，而译者被看作仆人，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只能遏制自己的个性和主体性，由此形成了翻译研究中的作者中心论范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重建作者原意，不折不扣再现原文的内容就是翻译研究的宗旨，传达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就是译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似乎谁发现了作者的原意，谁就获得成功”。（吕俊，2001：115） 为了挖掘作者的原意，译者只能压抑自己的创作热情，将自己隐形，恪守忠实于原作者的原则，尽量揣摩作者的原意，克服与原作的心理和时空距离，排除理解过程中的一切主观情感因素，从而忠实地复制原作者赋予文本的意义。在这种范式里，作者无疑是主人，而译者只能心甘情愿地成为仆人，“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谭载喜，2004：150）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讲究“信、达、雅”，提倡“神似”论、“化境”说，其中心理念都是要求译者唯原作马首是瞻，体现出作者中心论范式下译者主体性受到遏制的境况，译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被边缘化，其主体性被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作者主体性蒙蔽了。

2.2 文本中心论范式对译者主体性的悬置

20世纪8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推动了翻译研究向语言学的转向。结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来自语言内部的结构，语言符号和它所指代的现实之间也没有本质的直接联系，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者的主观意图决定的。翻译的语言学派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其理论基础，把语言系统视作自足封闭的体系，只关注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规律，排除言语行为中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甚至社会文化习俗的因素，从而压抑译者的主观创造性和能动性，逐渐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文本中心论范式。该范式否定作者意图决定文本意义，主张对文本意义进行客观分析。人们坚信翻译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内核，译者只要努力便可以找到，从而实现与原作的“等值”。（廖晶、朱献珑，2005：15-18）因此，翻译的任务就是寻找两种语言之间的规律。只要找到规律并遵循语言系统的客观规律办事，人人都可以译出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 Nida）就提出“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英国翻译理论家把翻译定义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 20）。这样，翻译就变成了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一切以原文为归依，翻译的主体被排除在外，译者的创造性被禁锢在静止的、封闭的语言结构枷锁里了。换言之，在文本中心论范式里，无论是作者主体、读者主体、还是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以及他们的主体性，都被悬置起来了，语言的规律性与规范性，文本的结构性成了理性主宰，译者沦为文本的忠实仆人。这种排斥译者的主体地位，忽略社会文化因素的范式终究难免陷入被“解构”的困境。

2.3 译者中心论范式对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开始出现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转向”，人们开始把翻译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关注的焦点开始从文本和语言转向重视文本之外的世界，出现了解构派、诠释派、目的派和文化学派等多种学派。他们认为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意义的理解具有多元性，从而颠覆了源语中心论的许多观念。为了寻找原文意义，必须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和文本进行对话，使译文和原文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这样，翻译研究就由文本中心论范式转向译者中心论范式。译者中心论消解了源语的权威地位，使“等值”的翻译标准受到质疑，彰显了译者主体性地位。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文化学派视翻译为一种通过译者独特的创造性实现的一种艺术再创造、审美交际、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译者对文本的操纵过程。（吕俊，2005：85-89）如解构学派认为翻译使异域文本经典化，使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新生。这一时期翻译理论使曾被遏制和遮蔽的译者主体性得到极大地释放和彰显，曾被边缘化的译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3.实践视域下译者主体性思辨

3.1 三种翻译主体中心论范式存在的不足

三种翻译主体中心论范式的嬗变揭示了翻译研究中译者的地位和主体性经历了从蒙蔽到彰显的更替。每种研究范式都包含了一些合理的成分，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推动翻译研究的理论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就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而言，三种研究范式都存在严重缺陷。作者中心论范式过度突出原作作者的主体地位，遏制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忽视读者主体的反应，使翻译研究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文本中心论范式过分强调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和规范性，以及语言的规律性和系统性，将翻译中的译者主体和读者主体悬置起来，使翻译变成一种纯语言的操作；而译者中心论过分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其社会性，抛弃文本客体，注重读者反应，使翻译研究成为没有内在关联性的外部研究活动，从而拆解了翻译活动本身。可见，三种翻译研究主体中心论都只专注于单一主体而忽视其他主体的存在，带有严重的片面性，使翻译主体的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辩证地认识译者的主体性，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语言观来指导。

3.2 实践视域下译者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实践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类交往实践不可或缺的中介，具有实践性、社会性和现实性的特征。语言和实践联系密切。语言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中介。语言交往是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翻译活动就是一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活动，更具体地说是译者与作者之间以文本为中介的交往活动，它兼具对象性和交往性的特征。其对象性表现为译者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关系，交往性体现为译者与作者之间的主体间性。文本中心论和译者中心论都没有把翻译看作是对象性和交往性统一的实践活动，从而导致翻译主体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本中心论只专注于译者和文本这一对象性关系，将作者主体彻底遗忘，视文本为无生命的对象，没有将文本视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和个人主观情感的客体化，使译者和作者无法交流思想感情，从而导致翻译成为机械的解码活动，得出“翻译可以完全等值”的结论。译者中心论只专注于翻译活动中的交往性而忽视其对象性，认为翻译就是译者与文本（客体化的主体）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既不反映现实也不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使翻译活动变成脱离文本的一种文字游戏。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不受语言规则和语用规范的制约，意义的生成取决于译者各自不同的前理解视域，从而得出“一切均是不可译”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语言观认为语言具有社会性和使用规范性，它是语言交往活动合理进行的基础。翻译活动既然是一项交往实践，翻译活动中的任何主体活动必须受到交往关系和交往中介的制约，并遵守语言构成规则和使用规则。翻译活动可以说是由“主体—客体—主体”组成的统一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作者和译者主体都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主体，而是由交往实践造成的异质性的社会化的个体，客体也不是脱离主体的孤立存在物，而是主体间交往的中介。客体具有社会性和开放性。在翻译活动中，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客体，起着联系作者和译者的纽带作用，是译者和作者对话的中介和交流的平台。译者和作者的交往活动要遵守语言规则，并接受社会语用规范的制约，不能天马行空，信马由缰，不受任何约束。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作者心中应嵌入了潜在的读者对象，希望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感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作者必须使用人们在实践中使用的社会性的语言才能实现他的目的，这样文本才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译者一方面要遵循源语的语言规则和语用规范对文本进行解读，并以文本为中介来与作者进行对话交流，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思想和感情；另一方面要根据目的语的语言规范进行解码，生成译本，将原文本传达的思想和情感传递于目的语读者。这样，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就能做到融入之后有超越，“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实践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辩证观。

参考文献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0.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20-23.

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中国翻译，2005(2)：4-6.

廖晶、朱献珑.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5(3)：15-18.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115.

翻译心得体会篇(2)

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生态系统下如何培养翻译硕士学生的系列翻译能力。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要达到比较高的翻译境界，提升业务素质和能力，就要动态地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包括翻译的自然环境、翻译的社会环境、翻译的规范环境以及译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等，这样才能做出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符合当时交际语境的译文。所以，翻译硕士的教学就要紧紧围绕上述能力的培养来进行。

关键词：翻译生态系统；翻译硕士能力培养；翻译硕士课程设置调整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3—0001—03

一、引言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应以“译者为中心”，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8）。“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和译入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08）。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要达到比较高的翻译境界，提升业务素质和能力，就要动态地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包括翻译的自然环境、翻译的社会环境、翻译的规范环境以及译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等，这样做出的译文才能比较符合当时的交际语境。翻译硕士的课程设置要紧紧围绕上述能力的培养，有的放矢地对翻译硕士学生的各项翻译能力进行培养。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对译者能力的要求及其教学培养

1.译者的能力范畴

关于译者的能力研究，国内外学者的见解各有千秋，本人比较赞同国内学者王树槐、王若维（2008）提出的翻译能力的综合模式说：

翻译能力综合模式的构成因素有6种分项能力：

①语言-语篇-语用能力

语言-语篇-语用能力包括语言对比与转换能力、语篇生成能力、美学表现能力、翻译功能实现能力（包括对文本类型、翻译任务、读者需求、市场知识的分析和掌握）。这是翻译能力中的核心能力，因为它需要长期系统的训练才能达到，而且它也直接决定着翻译的质量。

翻译硕士的语言-语篇-语用能力可以通过以下课程的学习习得：

英汉/汉英文本编译、译本比较与正误、高级英汉翻译实务、高级汉英翻译实务、笔译理论与技巧、中外语言比较、汉英时文翻译、翻译美学专题等。

②文化能力

文化能力包括文化认知能力、文化比较能力和文化协调能力。文化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开设相关的选修课程来实现，如开设课程：中西文化比较与翻译、跨文化交际、中国典籍外译、西方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等。

③策略能力

策略能力包括对翻译情景和任务的分析、对翻译计划的制定、对翻译过程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对翻译过程的监测和评价等能力。

翻译策略能力的培养一部分可以通过学校的课程获得理论上的指导，如选修课程：翻译工作坊（可以灵活设置不同的专业方向进行训练，如经贸、科技、法律、医学等方向）、实务专题谈判、翻译管理实务（可以聘请翻译行业管理人员任教，比较有实践经验）。但翻译的策略能力最有效的习得途径还是通过实习或实际的工作来获得，这就要求在翻译硕士的实习环节，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训练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让学生学会实际的操作步骤、理清做事思路。

④工具能力

工具能力包括运用双语词典、搭配词典、平行文本、翻译语料库、网上资源的能力以及与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信息交流的能力。翻译硕士使用工具的能力的培养既可以贯穿于学校内所有课程的设置和学习当中，也可以通过实习环节来强化使用的娴熟程度。例如，在汉英或英汉翻译实务的教学当中，可以让学生不断利用双语词典、搭配词典、平行文本、翻译语料库、网上资源或翻译软件，完成相关的翻译作业或翻译项目。在实习环节，实习单位会强化学生使用翻译软件的技能，大大提高翻译效率。

另外，要让学生清楚“与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信息交流的能力”，相关领域专家就是翻译生态场中译者自身之外的翻译主体，与他们保持良好的沟通会使译者的翻译活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如果原文作者还在，向他们当面请教原作的写作动机、要表现的主题或者一些遇到文化或理解障碍的细节等，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很多情况下不能与原作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交流也会有很大的收获，帮助自己扫清翻译路上的许多障碍。

⑤思维能力

思维能力包括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灵感思维、创造思维、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等能力。

⑥人格统协能力

人格统协能力包括翻译人格、团队精神、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协调等等。

在调查了大部分开设翻译硕士的院校之后，发现所开设的课程很少涉及到培养学生的翻译人格和团队精神，对于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强调也很少。这些因素在翻译实习或实践阶段会被提及，或者很自然地靠潜移默化来习得。其实在学校学习期间，就可以请翻译领域的专家来做这方面的讲座，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学生灌输什么是正确的翻译人格、怎么样在实际翻译工作中进行团队合作。这样，学生在真正走上翻译工作岗位后就会很好地与同事合作，妥善处理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关系。

译者翻译人格体现在细致、耐心、责任感、自我批评、自信、与同伴合作等素质上面。译者要学会从片面翻译人格走向全面翻译人格，要具备良好的动机、信心、细心、包容度以及与同伴和客户合作交往的能力，并能正确评价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非智力因素的组成因素主要有12种：成就动机、求知欲望、学习热情；自尊心、自信心、进取心；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自制性、坚持性、独立性。译者的非智力因素指的是其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和职业素质等，对于顺利、成功地进行翻译工作、实现工作目标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笔者下面总结了成功翻译者必备的一些非智力因素。

2.成功翻译者必备的素质

A.很强的目标性

翻译的目标性和时间要求都比较强，翻译工作者在接受翻译任务后，工作起来要有很强的目标性。这样才能保证按时按要求完成翻译任务。

B.很强的意志力

人们常说，翻译是一件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事。费心费力地做了，还得不到什么好的评价，尤其是国内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根本就不把翻译当一回事，这无形之中也极大地挫伤了翻译者的积极性。

因此，翻译工作者要有较强的意志力坚持下去。

C.很强的自信心

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表达了许多成功人士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正心声，自信心是成功者所有心理能量积聚的根基。没有了自信，再大的才能和能量失去点火器，也是形同虚设而已。

D.追求效果或结果导向

所有成功者都是过程管理的高手，他们具有既关注过程又关注结果的完整视野。对于翻译工作来说，追求的无疑就是优秀的译文了。

E.专业与精简化方法

专、精亦是成功者的一个重要特征。专，专业指用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态度、专业的工具、专业的方法、专业的行为、专业的人员，从事专业的工作。精，精简指所有的工作方法、步骤都应当尽量精当简易。

这一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译技问题，在此就不多讨论了。

F.克服狭隘的自尊心

翻译工作者要虚心，向不同领域的专家请教，不断修改和完善译文，向翻译的至高境界迈进。

G.坚守译者的职业道德

翻译工作是一种促进各国人民进行文化、科技、商业交流的重要活动。因为这一工作性质的缘故，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承担着特殊义务，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这包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风严谨、准确达意、通晓原文、知识广博、态度端正、实事求是、谦虚好学、精益求精、保密意识、译者要信守合同、具有较强的合作意识。

3.对此模式的评价

这一模式统摄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行为与心理、过程与结果四对范畴。

其中第一项能力（语言-语篇-语用能力）是核心能力。因为相比较而言，其他能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经过教学、训练可以提高或获得，而语言-语篇-语用能力则需要长期、系统的训练，而且它和翻译的终端——译文的质量直接相关。

三、翻译生态系统下翻译硕士应该发展的驾驭宏观环境的能力及其培养策略

翻译活动是由诸多行动者在特定环境下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完成的。翻译生态网络可以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编辑、译文审查者、翻译评论人、营销者、版权人等。翻译生态场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都是完成翻译任务活动不可缺少的因子。

所以，译者的能力还要包括了解翻译生态网络中各因素、学会处理好与自身因素之外其他影响翻译因素的关系，如怎样把握与原文作者或作者思想的关系，怎样对待读者，如何处理好与翻译赞助人、出版商的关系等等。

大多数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很少提及这样一个翻译生态网络，学生的课程相对比较独立，很少从宏观的角度来给学生一个系统而整体的翻译思想观。所以要求开设MTI专业的院校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翻译生态如自然生态一样，也有一个和谐共生、平衡发展的问题，翻译生态场中的各因素是互相合作、互相制约的。因此译者要取得翻译的成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译者要具备适应翻译环境的能力。

严复翻译的成功，……正是他能够多维度地适应了包括社会、时局、动机、读者等文本在内的翻译环境的结果，正是：适者生存、适者长存（胡庚申，2004：107）。

第二，译者还要具备与翻译生态场中其他主体成分和谐共存的能力。

方平教授曾经讲了他初入翻译之门时的一件轶事：我刚出校门时，翻译的热情很高，数次把翻译好的稿子投到期刊社或出版社，每每寄予希望，结果都石沉大海。这是因为我和翻译生态场没有形成人脉关系。……所以，翻译要获得成功，既要提升个人对翻译环境的适应能力，也需要与生态翻译场中各主体人脉和谐，包括伯乐的赏识（方平，2011）。

四、关于翻译硕士素质和能力培养的总结

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要努力适应翻译的社会环境、翻译的规范环境以及译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环境。除此之外，对于翻译所处的文化环境，译者也要努力去培养和适应。而这些知识恰恰是很多开设翻译硕士院校的课程设置中所欠缺的，所以在以后的培养计划中，建议有关院校调整部分课程设置、灵活安排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授课模式、重视学生的实习和实践环节，争取培养出专业知识扎实、翻译素养深厚的高端翻译人才。

[参考文献]

[1]刘和平.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教学法研究[J].翻译教学，2008（05）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06）.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J].上海翻译，2009（02）.

[5]胡庚申.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J].外国语，2009a.（02）.

[6]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04）.

[7]姜秋霞，权晓辉.翻译能力与翻译行为关系的理论假设[J].中国翻译，2002（06）.

[8]李明秋.影响译员口译能力的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分析[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9]苗菊.翻译能力研究——构建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04）.

[10]王树槐，王若维.翻译能力的构成因素和发展层次研究[J].外语研究，2008（05）.

[11]杨春丽.翻译生态系统下的译者能力发展研究[J].生态翻译学学刊，2012（02）.

[12]Hu.G.S.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J].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3（04）.

翻译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 目的论；广告；广告翻译

经济全球化深深影响着翻译界。随着国际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 广告翻译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传播媒体越来越多样化， 如报纸、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等， 而他们的生存都要依靠广告。翻译者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

什么样的译文才是好译文?大部分人都认为译文应该准确清楚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确实，传统上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译文应该从文体以及其他语言学特征上与原文相同。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 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一种热潮，人们认为应该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即看读者是否能获得和原文一样的心理反应。

Nida认为功能对等就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 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对等不能只局限在文字本身， 他把判断对等与否的大权交给了读者的心理反应［1］。在Nida看来，翻译就是要在目的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现意义，然后是风格。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该不像译文。要让原文和译文对等就必须使译文自然，使译文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

Vermeer的目的性理论(skopos theories)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费米尔(VemeerHans J)于1978年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德国的功能翻译派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J.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诺德进一步完善了目的论。诺德给翻译下的定义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翻译使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2］诺德以译文的目的为准则，为译文的改译和增删提供了标准。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即一切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Nord，2001 )。诺德将翻译的目的分为三种: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目的(如传递信息)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使用直译以体现源语的语言结构)。通常情况下，“目的 ”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那么目的从何而来呢?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但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3］。目的性原则要求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原文和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即应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4］。

功能派创造性地提出的目的性原则，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修正了传统的“忠实”标准，扩展了可译性范围，并增加了翻译策略，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使得翻译更贴近实际，对广告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广告翻译的目的性和特征

目的论认为，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决定翻译的方法。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1981）在他的《翻译方法》（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根据文本不同的内容、文体和功能，把文本分成三种类型:信息文本、表达文本、呼唤性文本。广告被列入呼唤性文本［5］。不同类别的文体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因而对翻译的要求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各有不同。要做好广告翻译，首先要弄清广告文本的目的和功能。

著名的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给广告下了这样的定义:Advertising is the non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usually paid for and usually persuasive in nature about products，services or ideas by identified sponsors through the various media. (广告是由特定的广告主通常以付费的方式 ，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对产品、劳务或观念等信息的非人员介绍及推广)。另外有种说法是“广告是个人或组织通过有偿取得的媒介，向一定的社会群体宣传其商品、服务或观念 ，并劝说他们购买或采取相应行为的活动 ”。据此可知 ，广告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其目的是争取消费者，因而必然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投消费者之所好，供消费者之所需，以打动他们的心弦，促成其购买活动。这是商业广告的唯一目的，也是商业广告翻译的唯一目的。

一般来说，广告须遵循KISS原则，即“Keep it short and sweet”。广告应力求简洁，一方面为商家节约投资，另一方面利于消费者的接受。不同文化的消费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广告文体风格也会因地域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在翻译广告时，译者要特别注意去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广告规范，使译文风格符合译语读者的品味。也就是说，广告翻译要遵循译入语的广告语体风格，要尊重译语文化，注重译文读者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广告翻译实现它的预期功能，有效地把产品介绍给译入语消费者，并促其购买产品。

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运用

三、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译者在广告翻译中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译文语体、读者反映和译语文化。广告翻译方法的选择要由具体语篇的目的或功能来决定。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一）广告翻译要符合译语广告文体的语言风格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中西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习惯。中国美学强调中和之美、含蓄之美，重主观印象。这种美学标准表现出注重平衡、协调、融和的审美特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讲求音韵和谐，形式对称，用词空泛含蓄，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西方哲学强调分析型抽象理性思维，重理性，重形式，强调主客体分明。这种审美观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形成了用词平实明快，句式结构严谨，修辞重简洁的特点。这种思维审美心理上的差别表现在广告语言上就是英语广告常使用一些简单朴实的词句，体现为一种简洁明快的美；而汉语广告常常辞藻华丽，成语迭用，体现出一种华丽的美［6］。如：

崂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到处生机盎然，春天绿芽红花，夏天浓荫蔽日，秋天遍谷金黄，冬天玉树琼花。其中更不乏古树名木。景区内，古树名木有近300株，50%以上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著名的有银杏、桧柏等。

这则介绍崂山的汉语广告采用了中国人喜爱的四言八句式，形式对称、辞藻华美，读起来音韵和谐，迎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很容易获得预期的效果。但译成英语时，就需要考虑社交语境的审美心理，删去无意义的信息，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突出信息传递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可译如下：

Laoshan Scenic Area is thickly covered with trees of many species，which add credit for its scenery. Among them over 300 are considered rare and precious， half of which are under State top-level protection. The most famous species include gingko and cypress.

又如我们通常会碰到这样的广告：“XX已获得国际和国内大奖”、“省优部优”等等，这主要与中国人较相信权威有关，但在提倡“个性”的西方国家 ，人们可能更注重个人的品位 ，不大在意官方的评论，这样的广告对西方人来说是晦涩难懂。我们更多地应该以实验数据、客观事实来说话，以符合西方文化观念和习用语言结构模式，达到刺激购买欲望的目的。

(二)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迎合消费者心理。由于宣传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背景， 为了投其所好、避其所忌，同一条广告的翻译，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会有不同的版本。为了达到商业目的，译者甚至可以不顾原文而再造一条广告。

例如 Whisper 卫生巾汉语音译为“护舒宝”。 “Whisper”的英文意思是耳语、密谈，其意富含女性用品的形象性和女性味。而翻译为中文时，则传达给中国女性消费者该产品的功能和优良品质。宝洁公司的洗发用品Head & Shoulder 汉译为“海飞丝”也是一个佳例。如果仅根据原文直译为头和肩或像台湾翻译为“海伦仙杜丝”， 消费者听到或读到都茫然不知所谓。而译为“海飞丝”，词义的高雅文体和语用特征很容易就使人们联想起洗发类产品。电视广告配以青春少女飘逸柔顺的秀发随风飞扬的画面， 在消费者中自然会激发强烈的购买欲望。又如举世闻名的“Coca Cola ”的中文译名“可口可乐”。Coca乃南美产的药用植物，Cola则为非洲产的硬壳果树木。这两个词除了表示两种植物的名称，似无其他的含义。它的中译不仅双声(可、口)叠韵(可、乐以国语为准)顺口，还可口，还可乐，符合中国的消费者的传统观念，也就是凡事图喜庆，可以说这种译名对此汽水在中国的风行有着巨大的影响。

（三）广告翻译应尊重译语文化

从目的论上看，翻译要求由目的语文化决定，原文只是起提供信息的作用，译者只有综合考虑了广告的翻译要求才能在翻译中更好实现广告目的，最有效的翻译不一定是忠实地再现原文。因此在广告翻译中，必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忠实而忽略翻译目的 ，忽略目的文化环境而导致的翻译失败。一种出口干电池的商标叫“白象”，英译成“White Elephant”。象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可是 a white elephant 在英语中意为“沉重的负担”（a burdensome possession） 或“无用而累赘的东西”（useless）。这样的翻译显然是失败的。再如，“鸳鸯枕”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夫妻恩爱，但如果译成“Mandarin Ducks Pillowcase”，其语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广告翻译的目的，不妨将其译为“Lovebirds Pillowacse”更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并促成其购买行动的实现。又如：

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处，它背依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转，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县的黄龙。

One of Sichuan's finest spots is Huanglong， which lies in Songpan just beneath Xuebao， the main peak of the Minshan Moutain. It has lush green forests filled with fragrant flowers， bubbling streams and singing birds.

翻译这段旅游广告时，译者注意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没有把黄龙译成“Yellow Dragon”，而是根据译文的文化语境译为“Huanglong”。在多元化的世界里，因各民族制度、信仰、道德观和价值观千差万别，人们往往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联想、看法和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语言禁忌反映了风俗的不同。文化差异影响着广告译文预期目的的实现。因此， 一个成功的广告翻译需要译者巧妙处理广告所要传达的信息及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译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文， 还必须注意原广告中的文化意义， 甚至还要根据受众国的情况表现和丰富原文中没有的文化内涵， 使广告中的民族和传统文化更好地表达出来， 从而达到宣传产品， 促进销售的目的。广告翻译中文化意义的有效转换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 ，应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 ，即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广告是一种功能性很强的实用文体 ，广告翻译也应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 ，使广告功能在译语文化中顺利再现。为此 ，广告翻译应从译文语体、读者反应以及译语文化三个方面着手 ，采取各种灵活的译法，最终确保译文功能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Brill，1964:23-25.

［2］ Nord Christiane.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 Amsterdam-Atlanta：GA，1991:28.

［3］ 仲伟合，钟 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 （3）：49.

［4］ 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0，(4)：9-12.

翻译心得体会篇(4)

1．1培养目标不明确

目前，我国英语专业的翻译课程培养目标不明确，不知道学生毕业后将要从事什么职业，因此不能明确的根据工作岗位来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只是一味地向学生讲授普通的翻译技能，照本宣科地灌输翻译理论。教学方法没有针对性，学生对枯燥的翻译理论不感兴趣，同时也觉得翻译在日后的工作中没中没有什么作用，久而久之就放弃了对翻译的学习。

1．2课程设置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随着社会发展，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复合型创新翻译人才，但是很多高校的翻译课程设置通常是英译汉和汉译英，教学案例通常是经典文学文本的翻译，具有时代性的应用文本翻译案例较少，而且大多学校从三年级或者四年级才开始开设翻译课，课时或者学时较少，不能在短时间内真正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

2生态环境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翻译教学理论

生态环境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翻译教学，不同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翻译课程教学。在传统的翻译教学中，经常“将改错作为教学手段，将教师提供的参考译文作为翻译课的终极目标，不符合真实情况下翻译的本质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学习翻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而生态环境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翻译教学，强调时时处处以学习者的需求和利益为中心，协调处理各限制因子之间的诸多矛盾，教师从知识供应商转变成学习顾问和课堂活动的组织者与管理者，放手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适时地向学生提供学习资源。注重培养学生的人生态度和个性气质，使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适度发挥。教学不再是知识接力棒的简单“传递”，而是通过启发诱导以帮助学生在积极思考中实现推陈出新的“获得”。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本身就是对和谐、健康生态环境的构建和体现。正是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中，教师恰到好处的主导地位与学习者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和谐并存。由此可见，生态环境与“以学习者为中心”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构建与体现，两者统一于教学全过程。

3生态环境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探讨

3．1同伴互评

同伴互评(peerrevieworpeerfeedback)是一种合作学习方式，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翻译者在一起组成小组，在翻译过程中互相提意见，点评对方的翻译文本。这种学习方式是以社会建构主义的合作学习理论为理论依据的，社会建构主义合作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学习者在社会团体中习得和内化各种知识。通过同伴互评这种学习方式，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发挥自我能动性提出一个翻译文本，然后互相讨论翻译文本，并分析对方翻译文本的优缺点，提出改进意见，小组内部成员之间互相取长补短，不断提高翻译文本质量。同伴互评这种合作学习方式不仅注重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且重视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协调性，真正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同伴互评这种学习方式在外语写作课堂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大多数研究者和教师们都很认可这种教学模式。Berg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通过同伴互评，学生之间互相提意见取长补短之后，外语作文的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Villamil＆deGuerrero发现同伴互评的效果与学习者的英语水平有关，在同一小组内，水平高的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要高于中低水平的学习者。虽然同伴互评在写作课堂上被广泛应用而且得到了认可，但是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还不多。同伴互评有助于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同时也减轻了教师批改作业的负担，延伸了课程翻译教学的广度和深度，真正做到了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的有机结合，也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在大班授课中，老师逐一检查批改学生的翻译文本工作量太大，而且不可能做到真正针对每一个同学的翻译文本提出详细的修改方案和意见。因此，很有必要把全班学生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分组，2－3人一组，然后老师根据对学生学习方法、英语基础的了解再做简单调配，在分组过程中要注意学生英语基础的高低、性格融合程度、男女生的比例等因素，并为每个小组选择一个组长。在课外翻译实践中，由组长负责组织整个小组进行互评。每人先拿出自己的翻译文本，小组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后自我修订翻译文稿，最终由组长负责统一汇总。在课堂教学中，小组之间也可以拿出本小组的翻译定稿，整个班级的小组之间进行互相讨论，最终由老师给出点评。在这个过程中，小组内部和小组之间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学习，在老师的点评之下，整个班级的学生都会在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的掌握上和翻译实践中得到提高。

3．2评注式翻译

评注式翻译(translationwithcommentary)也被称作注解式翻译(annotationtranslation)，指翻译人在翻译原文的过程中或者之后，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运用到的翻译理论及其分析过程分享给其他翻译者，并同其他翻译者对这个过程和理论进行讨论。WilliamsandChesterman把评注式翻译定义为一种内省式或回溯式翻译学习和研究方法。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做到理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首先在理解原文时如果遇到理解上的困难，需要自我借助参考书、语料库等工具解决问题;其次在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翻译理论理性分析文本材料，把握原文的真正含义，同时翻译者还要对自己的分析和推理方式进行反思，自我监控这种分析和推测过程是否符合逻辑;接着，在理解和推理的基础之上对原文译法形成初步假设;至此整个翻译过程还没有结束，最后，在形成初步假设之后，翻译者还需要进一步找到实证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设。如果实证证据充分，那么这个假设可以成为最终的翻译文本;如果实证证据不足，那么翻译者还需要修改甚至是放弃原有假设，再寻找其他更合理的假设。也就是说，评注式翻译就是翻译者把自己整个翻译过程用文字或者口头的方式呈现出来，供翻译者共同探讨，从而达到不断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在整个翻译过程，翻译者都需要进行理性的自我监控，通过这种自我监控意识督促整个翻译过程，从而不断提高翻译质量。评注式翻译在国内仍属一种比较陌生的教学方法，但是在国外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在欧美国家是一种常见的教学方法。比如在英国伦敦城市人文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文学院口笔译分院、德国美因茨大学、巴塞罗那资质大学等高校的翻译课程中，评注式翻译是一种常规性教学方法。评注式翻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评注式翻译促使翻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都有理性的自我监控意识。这种监控意识可以减少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随意性，使整个翻译过程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思考过程。在翻译者科学推理、提出假设、寻找实证证据、推敲验证的过程中，翻译质量得到了保证。第二，评注式翻译可以使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真正运用到所学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不会形成翻译理论和翻译过程“两张皮”的现象，翻译者在实战翻译过程中体会到了翻译理论的重要性，也会促使他们更加用心地学习看似空洞的翻译理论，同时也解决了翻译教师课堂上辛辛苦苦讲翻译理论，学生们不以为然，认为翻译理论空洞无用的问题。第三，评注式翻译也改变了翻译教师单一的教学效果评价方式，从而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目前多数高校都采用考试的方式来考查学生的翻译能力，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翻译结果来评价学生，而不注重学生的翻译过程。通过评注式翻译可以了解学生的整个翻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反映了学生多种学习能力，例如:学生的语言基本功是否扎实，对课堂上老师讲授的翻译方法和理论的掌握程度，学生借助多种学习工具的能力，学生的文字理解力等情况。通过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也有助于老师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教学进度，提高教学水平。第四，评注式翻译改变了教师的角色，从“讲授教学”转变成了“引导教学”。在课堂上，老师不仅仅是简单照本宣科地讲授翻译理论和技巧，而是鼓励学生自我监控翻译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通过讨论、自我否定来提高翻译水平，培养了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结语

翻译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隐喻 认知 隐喻翻译

一、引言

早在20世纪30年代，Richards就曾指出，“我们只消稍作观察，便不能发现隐喻在语言中无处不在，在任何语篇的每三句话中，就会有一个隐喻出现”。对隐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曾经亚里斯多德，昆提良，查理兹，雅各布逊都对隐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们的研究只局限在修辞学的范畴内，停留在语言层面，主要探讨隐喻在句子中起到的修饰作用。自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后，莱考夫和约翰逊才揭开隐喻的认知属性，从此隐喻的研究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学者把隐喻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开始从多方面、多层次入手研究隐喻的翻译。

二、现代隐喻翻译观

通过熟知隐喻理论的研究，我们可知隐喻是承载着文化内涵的，探讨隐喻的翻译是有重要意义的，隐喻翻译的质量决定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否顺畅。长期以来，传统隐喻认为隐喻只是一种修辞方法，传统隐喻翻译，主要是从语法和功能两个方面来探讨隐喻翻译的技巧，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对等。随着认知学的发展，在隐喻研究的领域里掀起了一场革命，语言只是媒介，思维才是核心。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隐喻翻译理论具有明显的缺陷。周静在《认知隐喻框架下的翻译思维过程探索》中提到，“当代翻译理论也认为翻译不仅是两种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形式转换，更是译者积极的主体思维认知过程。由于两者都同属思维活动，所以翻译和隐喻在字面意义、相关范畴、映射、工作机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1]既然认知是形成隐喻这种人类语言普遍现象的基础，那么避开认知谈隐喻的翻译显然是不科学的。所谓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2]翻译是个涉及面广，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受原语言，译入语的限制，还受制于译者，读者等等因素。这就是高科技翻译软件永远无法替代人工翻译的原因，尤其是诗歌的翻译。当然，认知概念的传递还取决于译者的认知能力，并且，每个语言体都有自己固有的习惯认知，像圣经的翻译，译者必须了解异国文化，熟悉他们的认知习惯，才能更好地完成圣经中隐喻的翻译，传递地道的基督文化。实际上，翻译过程是探讨译者如何办演好二主一仆的角色，通常我们形容翻译工作者是戴着镣铐跳舞，他不仅要服从作者和读者两个主人，还要根据主观认知塑造文章的美感，寻找忠实于原文和翻译再创造的最佳平衡点。现代翻译文学派开启了对隐喻翻译认知取向研究的新方向。

三、隐喻翻译的认知加工机制与模式

1.翻译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

随着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我们开始关注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导地位。认知心理学就是从世界中获得信息，以信息加工为核心的心理学。认知加工过程就是感知，记忆，理解，加工。[3]翻译就是从原文获取信息，进行信息加工的心理过程。因此认知心理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认知心理学把人脑比作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大脑就是一个CPU。外界信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直接刺激神经，作用于感官。人们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对刺激信息进行整体到部分地知觉，形成种种假设，同时编码信息，提取特征。工作记忆的基本单元是概念，概念是事物本质的概括，是一系列语义表征的整合，概念与概念之间有无数个节点相连，形成一个网状层次结构。被提取的信息，有些不重要的信息会瞬间消失，并未得到加工，选择重要的信息进行高级加工，被注意的信息特征便会激活概念网络中的节点，与长时记忆中被激活的概念进行比对。如果特征明显，并能轻松收索到已储存的概念顺利匹配，以最快的速度输出最佳匹配信息，完成一次信息加工。如果特征不明显，则利用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分解特征信息，并结合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对特征信息进行模糊匹配。如果匹配再次受阻，则又重回到刺激审查阶段。如果匹配最终失败，该新信息则作为新概念编码进入短时记忆暂存。经过复述、提取新概念，此概念便可储存到长时记忆的网状层次结构中。

2.隐喻翻译的认知加工机制及加工模式

图1：隐喻翻译模式

“翻译过程是一个双语加工过程，它是言语理解和言语产出有机结合的过程。翻译言语理解是以原语输入为开始，以概念输出结束，而言语表达是以原语理解输出的概念输入为开始，以译语输出为结束”。[4]因此，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机制探讨翻译双语加工机制是有意义的。那么根据记忆的信息加工原理：首先，译者通过阅读原文，进行意图预设，分析原作者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和意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译者的主观认知经验，对全文的风格、思想、意图有个大胆的猜想，同时也是对隐喻的语境有个大致的了解。其次，通过对有效信息的注意，提取信息特征，获取原文中语言符号表达的意义，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加工信息，此时译者已经领悟到隐喻的表层意思。再者，译者需要将已获得的信息与长时记忆即译者的认知经验进行匹配，激活心理词库，当原文在自己的主观认知范畴内时，翻译过程极其顺利，意义得以阐释，可以跳过许多加工过程直接从阅读进入翻译加工翻译出隐喻的言外之意；当原文有一定难度时，激活失败，译者则需调动其创造性，根据原文逻辑和自身文学素养及知识积累灵活地处理文字，明示出隐喻的文化内涵。最后，译者根据译入语的语法、句法结构及文化调整语言，贴切地表达出原文传达的信息，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异国文化。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翻译是个复杂的过程，虽然整个翻译过程看似一个单向过程，但实际上，翻译是多次反复加工才能完成的，理解、分析、加工是交替进行的，翻译加工的精确与否、速度快慢都与译者的认知能力有关。由图中可见，译者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起主体作用，监控、管理、调节翻译过程的实施。“没有译者便没有翻译过程，否认或漠视译者主体地位的翻译过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程”。[5]当然译者是以尊重原文为前提，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四、 隐喻的认知翻译策略

译者翻译隐喻时，尽量做到译文与原文的形似、意似、神似，但是这种完美的对等往往是很难实现的。译者在翻译隐喻时，必须考虑认知因素，即文化、心理和语境因素，只有灵活采用、结合不同的翻译策略才能实现其翻译的目的。

1.直译原文喻体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具有共性，事物之间有共同之处。那么，翻译隐喻时，源域中的隐喻和目的域中的隐喻有部分词汇是具有共同认知的。“英语词汇的隐喻意义与汉语中对应词汇的隐喻意义是基本相同的，汉语词汇的隐喻意义与英语对应词汇的隐喻意义也基本相同”，[6]因此模式中原文隐喻信息映射到长时记忆才能激活心理词库。遵循翻译标准提出的信达雅，在翻译隐喻时，译者经常会使用异化法的翻译策略，尽量贴近原文作者的思想，采用原文语言表达方式，尊重原文的文化习俗，传达作者的思想，做到忠实原文。当然最佳效果便是译文与原文的形似，意似，神似。所以，此时译者应该进行对等翻译，使译文与原文形同意同。例如，Win-win双赢；Arm to teeth武装到牙齿；Cold war冷战；Strike while iron is hot趁热打铁。[6]《圣经》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著作，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翻译其中的隐喻，可让读者领略到它丰富的文化底蕴，还有利于读者学习地道的英语表达。《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13节记载：耶酥对他的门徒说“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earth.”当译者翻译这句话时，可以采取直译的方式：“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因为源域与目的域都具有共识，如模式所示，译者通过激活成功便能找出最佳关联词汇，所以此时我们可以保持原为的喻体和表达形式。盐作为生活日用品，大家都了解它的特性，可以杀死坏细胞，坏细菌。同样，光的特性是驱除黑暗。那么，读者就不难理解原文的喻体盐和光的言外之意。作为本体的基督徒，被隐喻为勇于斗争邪恶，向导光明未来的使者。

2.隐喻转化成明喻

有些隐喻的内涵意义有些晦涩难懂，同样遭遇激活失败的状况，无法找到关联词汇表达。“明喻则直截了当， 明晰易懂。故在两种认知方式相同且语言形式相统一， 而直译又显得晦涩难懂或文理不通时， 可以用隐喻明喻化的方式处理”，[7]以便读者能够快速反应。例如，He showed his North pole coldness to us tonight. 在汉语中，“北极冷酷”听上去有点奇怪，所以译者用明喻翻译成：今晚他对我们如同北极那样冷酷无情。这样听上去就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了，明喻也使读者能轻松领悟意思了。

3.替代原喻体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具有个性，同样人类存在不一致的认知方式，即文化差异。虽然不同语言之前有不同的源域概念，但这些概念却是映射到相同的目的域。[6]正如模式中最后一步，译者要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按译语语法原则和文化习惯来传达原语中的文化概念，在汉语的源域中找到相似的隐喻概念来替代。此时可以采取替代的方式，选择读者熟悉的概念，体会原语的隐喻魅力。例如：《圣经·出埃及》中“Keep me as the apple of the eye.”从隐喻翻译机制来看，原语中的源域用苹果、眼睛来表达目的域中“珍爱的、珍爱的人”的意思。如果将原语直译到目的语，即“眼中的苹果”，则会引起读者的误解。那么此时译者应使原语概念在目的语的归化映射，用读者熟悉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替代。即用目的语源域中的手掌、明珠来表达原语中目的域想表达的同样“珍爱的、珍爱的人”的意思。所以便译成读者熟知的“掌上明珠”。同理：“To rain cats and dogs.”则译成“倾盆大雨”。

五、结语

随着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不再局限在修辞功能的范畴内，它的认知属性也受到广泛关注。本文提出了传统隐喻翻译方法的缺陷，主张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在隐喻的认知理论基础上，结合翻译方法中的异化法和归化法，分析隐喻翻译产生的心理机制、工作机制以及工作模式，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导地位及其认知能力的发挥，探讨隐喻翻译的认知策略，为隐喻的翻译提供了新视角，希望译者在翻译隐喻时能够达到充分传递原文信息及其认知文化，提高译文质量，保证交流顺畅的目的。

本课题由西华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编号：YCJJ201205，项目名称：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隐喻的翻译

[参考文献]

[1]袁丽英.认知隐喻框架下的翻译思维过程探索[D].天津大学，2011：11

[2]禹丽芳.从隐喻的心理机制看隐喻翻译的认知策略[J].琼州学报，2008（8）：101

[3]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4]颜林海.翻译认知心理学[M].科技出版社，2008：69

[5]赵娟. 翻译认知心理过程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4：4

[6]王璐.论隐喻及隐喻的翻译[D].黑龙江大学，2006：49-53

翻译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 冰心翻译；生态整体观；共生与互生；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103—04

生态学已成为一门显学，它不仅具有原初生物学意义上的理解，而且随着与各人文学科的结合，其意义已扩展到了其它的学科领域。生态的核心含义是整体观下的共生。生态视角考察翻译是指从共生的方面整体性考察、认知和理解翻译环境、翻译诸主体、原语与译语、原语与译语世界、翻译的宏观选材微观译法等。从生态途径对翻译进行研究，译界学者特别是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并在论证生态翻译学建构的可能性，合理性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做出了不朽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然而，这种翻译研究的新取向对实际翻译活动的描写和阐释力究竟有多大，还有待验证。也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胡庚申教授从该视角出发对傅雷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了生态诠释。另外，《上海翻译》也开创性地在2009年第4期上辟出专栏同时刊发了三篇从“适应和选择”维度下对张谷若、严复这两位翻译家的翻译活动重新阐释和以《牡丹亭》为例对具体译本的研究，这些研究极大地验证了翻译研究生态途径的可行性和阐释力。但是，正如胡庚申教授在“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一文中所指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类比的翻译研究已有一定的共识，然而总体上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欠缺还是颇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引”而未发，一些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引用生态学相关术语表达的阶段，尚没有依据生态学的基本内涵对翻译活动给予深入一致的描述和阐释；狭隘单一，尚缺乏多维度的、对更多的问题做出更多的诠释和概括等方面［1］(P3)。本文将尝试从不同的维度，从生态学的三个核心概念入手，依据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对冰心翻译活动给予深入的描述和阐释，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丰富翻译研究的这一新途径。

一 （译本选择上）重亚非轻欧美冰心翻译生态整体观之体现

生态整体观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形成于20世纪，代表人物主要是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其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2］(P39)。整体观是生态学的首要特征，它贯穿于生态研究的各个环节，也适用于从生态视角研究翻译的始终。

生态整体观下的翻译生态是指原作、译作和原文与译文所呈现的世界以及原作者、委托者、译者、读者等翻译中诸主体之间互相关联的整体之敞开的进程状态本定义是在生态整体观的相关理论阐述和胡庚申教授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的启发下修改而成。［3］［4］。翻译生态整体性指翻译诸主体之间，诸主体内在自我之间，原作与译作之间，原语与译语世界之间完整、和谐、平衡和持续存在的存在关系和生存关联。其存在的基本前提是非中心化，遵循完整和动态平衡两个原则，核心是对整体以及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另外，由于译者是翻译生态系统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翻译生态整体观不仅要强调翻译生态环境这个母系统的整体利益，还要突出强调译者这一子系统对母系统平衡稳定的重大作用。

通过对冰心从事翻译时期我国翻译生态的研究，我们发现冰心在对所译作品的国别选择上体现出强烈的生态整体性意识。

冰心1923年始在美国学习英国文学，1931年出版处女译作《先知》。在初涉翻译时，冰心未选译当时占主流翻译的英美、欧洲大陆的作品据王建开统计，1931年间我国共出版外国文学作品179种，其中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数量为55种，欧洲大陆89种，亚洲12种，其他4种，多国合集6种，国籍不明13种（王建开，2003：64）。［5］，反而青睐于处于少数、边缘地位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作品，从其首部译作的选择上，其生态整体性思想已初见端倪，这种生态整体观在她翻译的高峰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冰心翻译高峰期（1955-1965）是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由于我国政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也使得文艺政策、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也与苏联保持一致，大量翻译了俄苏的文学作品。1949年12月至1958年12月，我国翻译出版外国文艺作品共5356种，其中翻译出版苏联（包括旧俄）文艺作品共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作品总种数的65.8%［6］( P45-47)，和其他国家的译作相比，在数量上占了遥遥领先的地位。另外，英美文学作品的译介在建国后的1954年和1953年至1959年分别形成了高峰，七年间推出308种翻译作品［7］(P5)。与此同时，解放后，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开始了，对正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亚非各国人民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和极高的敬意，也很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亚非各国人民的情况，因此，被压迫民族的作品翻译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1949年至1959年间，我国翻译亚非国家文学作品共285种，其中如果除去日本的55种，解放后介绍翻译亚非国家文学作品230种［8］(P160)。但在占绝对优势的苏俄文艺作品翻译和相对繁荣的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局面下，对被损害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是处于边缘状态。身处新中国成立后翻译蓊郁蓬勃发展的大潮中，面对纷繁的翻译作品国别和作者的选择，冰心并没有盲目地加入俄苏文艺作品的翻译主流，也没有选译自己曾留学国别的文艺作品，反而选择翻译了亚非国家的作品。她一生共译介了来自8个国家的50多部作品［9］，其中除了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诗歌《燃灯者》和晚年与丈夫吴文藻一起参与翻译的《世界史》和《世界史纲》来自于上头的任务外，其余的翻译均出自于其自发的选择。她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来自亚非地区，集中对印度泰戈尔、安纳德、奈都夫人的译介，还翻译了四位加纳诗人和三位朝鲜诗人的诗歌。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冰心在翻译选材的取舍上，体现出翻译生态整体观，和对翻译生态整体性的追求，这是在当时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子系统所发挥出的对整个翻译生态环境动态平衡的重大作用。

二 翻译与创作相持而长冰心共生与互生的生态翻译观之形成

翻译生态整体观下原作与译作、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翻译中的诸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生互生的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翻译中诸主体、原作与译作、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之间存在着的内在本质上的、原初的关联性，它决定了翻译中诸主体、原作与译作、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之间可以互相进入对方内部构成对方本性的一部分或全部的现实性。它与非生态关系下孤立性存在所演变的“惟竞争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惟竞争原则”把翻译中诸主体、原作与译作、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之间的彼此关系看作是完全的外部存在，可以随外部因素改变而改变，它们之间是完全孤立的。这种惟竞争原则信仰译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强力（倚仗的强力和技巧的强力）征服、操控原作，从而实现自我或我方利益的满足，这样的行动原则和生存信仰导致了译者伦理和道德上的两难境界。而翻译生态整体观下所呈现的生态关系宣扬原作和译作、原作者和译作者、原语世界和译语世界的共生和互生，它虽然也强调竞争，但竞争仅仅是生态关系下关联性存在所强调的竞争，是共生和互生的辅方式，是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冰心的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互为部分或全部本性，呈现出这样一种相持而长的生态关系。

冰心青少年时期读了很多林纾翻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块肉馀生述》、《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等。翻译文学与冰心的创作有着非常直接的渊源。冰心本人多次坦承她的创作是受到了翻译诗歌的影响。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她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 在《繁星》自序，《《冰心全集》自序——我的文学生活》等多处她也反复提到《繁星》和《春水》的创作是受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而大家非常熟悉的“春水体”文学语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受郑译泰戈尔作品的感染。

冰心“春水体”中所体现的散文化形式和口语化的语言使她的译作语言也颇有特色。冰心译文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译文语言清新朴素、婉转流动，适当运用排比句和对比句所形成的自然跳荡的韵律感，再加上原文内容清纯的大自然和温柔亲切的爱的主题，使她的译风与她文学语言中轻柔雅丽的文字，浑然天成的韵律，优美清丽的意境相得益彰。

几经磨难，向往爱与自由，充满青春理想主义的冰心曾回忆，“解放前，尤其是1951年从日本回国前，都因为那时我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对于自己周围的内忧外患，既感到悲愤和不满，又看不到前途的希望和光明，这造成了我的作品日见稀少的原因［10］(P588)。”解放后，她所熟悉的旧的手法很难描绘崭新的内容，翻译，这时，成了她最好的代言品。她将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和独特风格用于翻译中，铸就了她人生的翻译高潮，这一段时期（1955-1965年）冰心翻译了纪伯伦的《沙与沫》（1963），翻译了泰戈尔的13部作品，印度安纳德的民间故事集《石榴女王》（1954），印度安利塔·波利坦的诗歌，印度奈都夫人诗选，四位加纳诗人的诗歌，三位朝鲜诗人元镇宽、朴散云和郑文乡的诗歌，尼泊尔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等，翻译延续和补充了冰心的创作。

通过文学创作，冰心的译笔不断地得到滋润，而翻译又反之延续和补充了她的创作，和谐关爱的生态理念充盈着她整个的翻译过程，最终她的翻译作品得到海内外读者和专家们的激赏。

三 “至诚无息”冰心生态翻译伦理观之核心

冰心的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相持而长的关系，体现出整体性生态哲学的核心特征。而这种生态存现关系如何得以实现？我们似乎可以从深深影响冰心成长的中国古典哲学、文论中探究析明。荀子曾说“惟至诚无息，唯能相持而长。”指明了至诚乃相持而长的根本前提。对于这一至高追寻的思考，《中庸》中也早有论证。《中庸》在第一章中就写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以“致中和”为目的，并阐明了“致中和”的条件，即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中”的实现依赖于 “诚”，不仅要“诚”而且要“至诚”。至诚的功效在于“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薄厚，薄厚则高明。”至诚之道的实践路径是“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冰心在翻译选材、译论阐述以及翻译实践上都体现了这种至诚无息致中和的生态翻译伦理观。

在译本选材上，心中漾溢着对生活无限衷爱的冰心，坚持不转译，坚持要译有价值的作品，体现了她对翻译事业的诚，对读者的诚。冰心认为翻译必须是有价值的。就连对纪伯伦这样名家的作品，她在译《先知》时也绝非拿来就译，而是先读一遍，有了“深刻印象”后又重读一遍，直到“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这才“着手翻译”。同时，她坚持不转译，坚持在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之后才译，她说“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不转译，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11］(P2)。”冰心所译泰戈尔、奈都夫人的诗都是作者本人用英文写的，纪伯伦的《先知》和《沙与沫》也是纪伯伦用英文发表的著作；而印度安利塔·波利坦的诗歌则源自于原作者本人寄给冰心的英译文打字稿；朝鲜诗人的诗歌是根据朝鲜访华作家代表团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

在翻译论述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成长的冰心，以中庸思想努力在太直译和太意译这两个极点中寻找“中”，一个既不能太直译也不能太意译的平衡点。在小说《遗书》中，冰心借主人翁之口谈到了一些关于翻译的看法，如“我所最不满意的，就是近来有些译品尤其是小说诗歌生拗已极，必须细细的，聚精凝神的读下去，方能理会其中的意思。……因为太直译了，就太生拗；太意译了，又不能传出原文的神趣。”冰心在《译书的我见》中也多次提出译书应是“为供给那些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既然译出来，最好使她通俗，” “译本中间夹杂着外国字……实在是打断了阅读的兴头和锐气”。同时，她又进一步指出，“翻译的文字里面，有时太过的参以己意，或引用中国成语这点多半是小说里居多使阅者对于书籍，没有了信任……［10］(P12-15)。”

在翻译实践中，处处体现出“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至诚之道实践路径的冰心，翻译了大量泰戈尔的作品，为了加强对泰戈尔的深刻理解，她还专程到了泰戈尔的故乡——印度，体验印度人民的生活习俗，感受泰戈尔对印度热烈的爱。在翻译中，她恰当地增加了一些注释详介印度的风土人情，以至诚之心帮助读者全面体验泰戈尔作品中对自然和祖国的拳拳爱心。例如，泰戈尔诗中多处描写了印度的河流，如第94首：“我的心悠然地随着在远空下的莲花河一同曲折流走。” “我有小古巴伊河作我的芳邻。”第126首“在茹卜那伦的河岸上我起来，清醒着” 等，冰心在翻译时对“莲花河、小古巴伊河、和茹卜那伦河”均加上脚注注明这些河流的地理位置以及与作者的渊源。另外，冰心在译泰戈尔《孟加拉风光》中描写帕提沙地区文章的开头第一句“穿过那些‘湖泽’到卡里格雷村去，一种想法在我心中形成。”更是对‘湖泽’做了长达百字的详尽解释，从而帮助读者更加直观、深刻地理解原作的诗情寓意，体现了译者至诚之道的实践路径。

通过大量的创作和翻译实践，冰心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情感取向、思维路径和审美意识，三者在她文笔清丽、意蕴隽永的笔下化成了充满生态意味和哲思的文字涓涓流出，最终书写出了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至诚无声、大爱无疆的人生意境。

四 结 语

生态视角是翻译研究的新视角，生态视角研究翻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极大地推动了译论的发展，对考察具体翻译活动也具有较强的阐释力。从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入手对冰心翻译活动进行研究，为翻译研究的这一新视角提供了一个多维的选择，以生态学的三个核心概念的基本内涵对翻译活动的阐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生态视角下的冰心翻译研究体现出整体性生态哲学的基本精神、存在关系和实践路径。在翻译选材上，冰心轻欧美而重亚非，体现了对翻译生态整体性的自觉维护，冰心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相持而长的存在关系呈现了整体性生态哲学的核心特征，这种共生与互生的生态存在关系得以实现主要得益于冰心至诚无息致中和的生态伦理观。在她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中我们也可处处体察出她“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实践至诚之道的路径。

［参 考 文 献］

［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 ［J］. 上海翻译，2009（2）：3-8.

［2］ 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J］. 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37-46.

［3］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 上海翻译，2008（2）：1-5.

［4］ 方梦之.中国译学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5］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6］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 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 文学评论，1959(5)：41-77.

［7］ 孙致礼.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8］ 季羡林,刘振瀛.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1959(2): 151-171.

［9］ 卓如编. 冰心著译选集［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

翻译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翻译等值 译语 话语 中西差异

翻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周礼》、《礼记》这两部古书中就记载了周王朝官方翻译机构和翻译官员的专门职称。而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是佛经翻译。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不仅译出了浩如烟海的经书，而且也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翻译其实就是涉及到不同民族之间语言、文化思想及其它因素的错综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为了避免误解，使交际活动顺利地进行下去，翻译工作者要在正确理解原语的基础上，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语的语言特点选择恰当的方式表达出原语的含义。但是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无论译者有多么高明，对双语的理解有多么到位，他的译作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等值则是一个目标，一个努力的方向。翻译等值是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要求译文不仅要在语言形式上对等，而且要能够等值再现原文的意义、精神乃至风格。它是语言学派关注的主要思想，很多西方翻译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译论主张时，往往都离不开对翻译等值问题的探讨。“等值”是几乎所有现论著述中的中心术语。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我国学者对翻译等值的研究也异常活跃。翻译研究中等值概念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学研究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翻译实践。

古今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无不追求完整地把原语的形式和内容转化为译语，以求得双语最大限度的等值。等值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和原文在表达上应达到等值效果，符合语言本身的要求。在英汉互译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直译，意译等方法来达到等值翻译，实现两种语言间的交流。直译，是在较低层次上的翻译，指翻译时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总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反映在语言文化里，便会出现某些契合现象。意译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意译不注意原文形式，但意译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原文随意修改。译文意译是较高层次上的翻译，一般采用句子和句子以上的翻译单位。它往往把整个句子甚至一段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翻译，而不考虑词语的对应。在翻译中既有直译存在的可能性也有意译存在的必要性。使用直译还是意译，取决于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规则。该直译的要直译，这样才能忠实传达原语的思想，反映原语的表达方式甚至作品的风格，做到形神兼备，否则译品就会失去原作的精髓。相反，如果该使用意译而采用直译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硬译”或“死译”，译文必定会文理不通，读者不知所云，但如果把“意译”理解为凭主观臆想来理解原文，可以不分析原文结构，只看词面意义，自己编造句子，势必造成“乱译”。 因此在运用直译和意译时，我们必须首先要透彻了解作者的思想和原文所要表达的情感，然后根据一些基本的翻译准则和方法把原语翻译成符合语言习惯的译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既是对作者负责又是对读者负责。

翻译就是转换承载信息的语言。等值性作为翻译学的两条基本原理之一，要求译文与原文在意义上和风格上要达到尽可能的高度等值。只有正确处理个别语言单位和整个语言的相互关系，才能达到等值。翻译标准可概括为三项：等值的再现原著的意义内容；等值的再现原著的话语风格；译文的语言要做到与原文相应的通顺。在翻译过程中，改变的是语言体系，话语信息内容却要保持不变，而语言单位在话语中的对应规律强调的是语言单位在话语中信息量的对应。语言单位的对等服从于话语信息量的等值。对等的语言单位如果不能反映信息量的等值，就要改变语言的表达形式，如用词组代替词，用词代替熟语，用词汇手段代替语法手段等等。翻译的重点是研究语际转换过程中话语信息的传递效果，克服话语中不同语言体系的语言单位差异而等值地传递话语信息的最佳方案，才能获得话语信息的传递效果，对比两种语言，找到等值地传递话语信息的最佳方案，方能获得话语信息的传递效果。翻译的任务是忠实地尽可能等值地传递原文话语信息，尽可能不删改和增减信息内容，它要求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和风格上达到尽可能的高度等值。有时，个别语言单位不对应，可以寻求相对应的其它语言手段，或在话语上下文中表现对应。

翻译等值论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翻译理论。造成等值翻译的相对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其中有形式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会阻碍翻译活动。翻译时往往“形”与“神”不可兼得，如何取舍，如何通过翻译尽量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缩短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和距离，是从事翻译的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翻译中取得等值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等值翻译只能作为一种追求的理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我们也应看到，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与日益融合，为翻译等值论带来了无限生机。西方文化传统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得以整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了解基督教文化，才能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渊源，所以在等值翻译中了解基督教甚至可以称之为基础。然而回顾人类历史的发展，对民族文化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地壳变迁、民族迁徙、民族的征服与同化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的痕迹主要残留在习语当中。如果对历史文化不熟悉，在等值翻译中就会遇到很多困惑。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都是不同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因此，在等值翻译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难题。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为历史典故，它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最能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因此在中西差异中对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