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论文篇(1)

[论文摘要]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这个问题在批评界引起很大争议。在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的英译以及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英译中，三位译者迥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后面隐藏的是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目的决定方法，这正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因此功能翻译理论是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可以而且也应该作为我们评价文学翻译好坏的一个标准。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 imag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庞德的译文和原文有很大区别，但是译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动的“玉阶”、“白露”、“罗袜”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潜在的含义。庞德曾经说他特别喜欢这首诗的隐含意义，因为“诗中的女子并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译中庞德也尽可能地保留了这个隐含意义。

而在对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译中，庞德竟大胆地把原文十行的诗句只翻译为三行!原文为:“新裂齐执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人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绝。”庞德把这首诗翻译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翻译这首诗时只保留了他认为最珍贵的细节:“白色的绸缎”、“霜雪”、“扇子”等意象，删去了他认为多余的“解释性和连接性的东西”。

从上面庞德翻译的两首中国古典诗歌的例子来看，庞德的翻译方法是非常灵活的。它或者改变、或者删除、或者添加原文没有的诗句，但是在做出改变的同时却保留原诗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内在的含义。这种翻译方法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不尊重原文，但是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却可以说它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它完全达到了译者本人的目标:译文无论在表达意象的精确性上还是用词的简洁性上都符合意象主义运动的“六项宣言”;同时它还为英语读者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诗歌形态。

二、功能翻译理论和杨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极其困难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小说本身的文学的美感的同时，还能把众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习语翻译成外文，使外国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译方法，表现出很强的“异化”倾向，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简单”的人名的翻译。《红楼梦》对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讲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过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潜在的寓意。但是杨氏夫妇在翻译这些含有双关意义的人名时却选择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对译文读者来说原作的异国情调。但是在对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音译的同时，杨氏夫妇还额外加上了注释，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丰富的潜在含义。例如:“甄士隐”表示“真事隐”，杨氏把名字音译为“Chen Shin一咖”，同时加上注释:"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贾雨村言”表示“假语村言”，英文把“贾雨村”翻译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时加注释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贾化”表示“假话”，英文翻译成“Chia Hua"，同时加注释“false talk" 。

在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习语的翻译中，杨氏夫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以保留习语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比如《红楼梦》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1。杨氏的翻译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中国谚语的对称特色。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ol这句习语的翻译中，杨氏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出现“风月笔墨”的说法。按照《红楼梦》同回注释，风月笔墨“原指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文字。这里专指着意谊染色情的作品。杨氏把这句成语直译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读者可能一开始很难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过从随后的一句解释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个习语的意思了。

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较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地名等双关语以及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习语、谚语、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据统计，杨译《红楼梦》中的注释就多达40多页，为英语读者在享受小说的文学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桥梁。

三、功能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

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却使用了和杨氏相异甚远的翻译手法。《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先生记录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两百多年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和林语堂先生一贯主张的“生活的艺术”是非常一致的。林语堂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司从林语堂的译者序中不难了解，他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枝枝节节，而是想为奔波忙碌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体验东方的“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个机会”。他希望提供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和原文风格一致的优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读者感到阅读困难和沉重的巨作。因此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林语堂采用了比较“迁就”读者的“归化”的翻译方法，以免去读者为不时查阅注释而不得已打断欣赏作品的思绪的苦恼。

在对《浮生六记》中诸多地名的翻译中，林语堂尽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闺房记乐》中出现的很多桥的名称翻译:“金母桥”一“Mother Gold’s Bri妙，’;“饮马桥”一“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 ;“万年桥”一“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虎啸桥”一“the Tiger’s Roar Bridge"。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对英语读者来说很容易记忆，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在对人名的翻译中，林语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样时而用“名”，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来指称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来指称同一个人。比如“李白”在沈复原文中被称为“李白”、“李”、“李青莲”或“李太白”。这种用多种称呼来指称同一个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即使对中国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但是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称呼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为了使西方读者阅读更方便一些，林语堂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全文统一只用“名”来指称同一个人。李白的各个称号在译文中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Ii Po"。

即使对时间的翻译处理，林语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在文章中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简单地翻译为“in 1763" ;表达时间的“丑末”被翻译为‘` towards threeo’clock"。对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农历的日期表达林语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译处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译为:"on the twenty一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而“七夕”被翻译为:"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

林语堂的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会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使西方读者丧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优点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享受阅读此书的快乐，而这也正是林语堂翻译此书的目的。因此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他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译作。

四、结语

作为意象运动的代言人和一个浪漫的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新颖而生动的意象、简练而精确的用词以及美丽的潜在含义。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庞德进行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目的导致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或者增加，或者删减原文的诗行，但是保留他认为原文最为闪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对《红楼梦》的翻译不可能像庞德翻译诗歌那样采用比较有“创译”的方法，它负担的使命太沉重了。杨宪益一贯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夹杂自己的东西。对待《红楼梦》这一巨作的翻译，他的这一翻译思想更是强调到极至，时时处处都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作者，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本色。

翻译文学论文篇(2)

关键词：文学翻译；形象思维；小说；诗歌；艺术

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学大师都在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国的李泽厚，都把形象思维当作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1形象思维的概念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遵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始终依赖于具体的形象和联想、想象来进行思维的方式。众所周知，形象思维是由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此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许多西方美学家曾经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这个概念。我国古代的许多文论典藉中也有着大量的同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论述。

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于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定义形象思维的，“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而说的”，“形象思维的特点与精义在于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维。”不管是哪个定义都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它是文学工作者进行创作时必须调动的思维模式。

2形象思维与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论中虽未出现“形象思维”的字眼，但是有关它的论述却自成体系中国文学创作者很早就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与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有关，单个汉字（早期的甲骨文最具代表性）便是脑海中的一个形象，甚至十几个形象组成的画面。其中以早期甲骨文最为典型，因为那是汉字的最初原始形式，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尤其是上实际的汉字改革-变繁为简。很多汉字已经失去象形特征。但也有不少保留，比如休息的“休”字让人联想到一人靠在树上歇息的画面。这种造字的思维模式运用于文学创作上便是形象思维。

中国古代有关形象思维的研究比较代表性的是“言（象）意”论，象即为形象。子曰：‘立象以尽意’，正始时期，王弼以庄解易，融二家之说而进一步发挥。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一象尽，象以言着。这一段可简化为“言”“象”“意”的认识链条，即通过言象以达意。在这个认识链条中，“意”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然而，“象”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中间环节。“言”，只是“明象”；而“象”，才能“出意”；无“象”，即不能达“意”。可见形象思维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固有特征。

文学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文学创作是意-象-言的过程，那么文学翻译便是言（源语）—象—意—象—言（译入语）的过程。即译者运用形象思维，调动一切感官活动，透过语言符号文本，通过想象和联想把物化的形象转化为译者心中的审美形象，再用另一种语言符号将其物化，其物化过程也必然用到形象思维。用形象思维去理解原作，解析源语文本，再运用形象思维去表达原作，建构目的语文本，形象思维贯穿于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

二形象思维与文学翻译

1形象思维对文学翻译大有裨益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翻译一定程度上可杜绝误译、死译、硬译。兹举例说明

原文：Arudenoisebrokeonthesefineripplingsandwhisperings,atoncesofarawayanssoclear:apositivetramp,tramp;ametallicclatter,whicheffacedthesoftwave-vanderings;as,inapicture,thesoildmassofacrag,ortheroughbolesofagreatoak,drawnindarkandstrongontheforeground,effacetheaeiraldistanceofazurehill,sunnyhorizonand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

译文1：一阵如然而来的猛烈声音，那样辽远而又那样清楚，打破了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这确是阵阵踏地声，是金属的得得声，它将轻微的浪声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张图画之中，那大堆的峻岩，那大橡树的粗干,又黑又粗画在前面，把那有着碧蓝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线，色彩互相混合的有云的远方，给抹煞了一样。

译文2：一种粗重的声音，遥远而清晰，打破了这委婉的汩汩声和低语般的喃喃声，一种确确实实的脚步声，一种刺耳的得得声，把轻柔的水波流动声盖住了，犹如在一张画中，大块的岩石，或者大橡树的粗硬树干，用暗色画出来，在前景显得十分强烈，把青翠的山峦、明丽的天际和色彩互相渗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组成的茫茫远景压倒了一样。

本文摘自《简爱》，简爱第一次见罗切斯特的经历，选自第十二章，这里有许多动作描写和对人物外貌了解。“rudenoise”分别被译成“突如而来的猛烈声音”和“粗重的声音”，这两种译法均未能很好的表达出rude一词的意思。这里的rude仍有“粗暴”之意，是简当时的心理感受：好端端的风景和悦耳的流水声被这声音破坏了，所以这个词仍宜译为“一阵粗暴的声音”。此段最后，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两种译文也均有不自然指出，不如译为：“色彩交融的云朵”。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翻译过程中丢弃形象思维，那么译者下笔就枯索呆滞，语言流于公式刻板，缺乏生动活泼，如同枯木一般毫无声息，与读者便觉译文艰涩生硬，惨不忍睹，原文风味尽失，意境全无。这样的译本应该是钱钟书先生所指的“消灭原作”的了。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运用形象思维，才能使译文生动，符合译入语的文章习惯。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了原作的名誉。”（《七缀集》第69页）

文学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追溯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运用形象思维用地道流利的艺术语言再现原作的意旨，情趣，典型的人物形象，意境等等，那么译者便如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灵感如泉涌，达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了。自然此种境界的实现还依赖于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作者自身的艺术修养与品位（taste），但是形象思维是必备条件之一，这样译文才会枯木逢春一般生机勃勃，生命力持久。

2运用形象思维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小说的人物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经过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他比生活中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因此作者往往花大力气力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言谈举止间尽显自身特点，作品读来觉得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需要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敏感体味，人物性格的把握之外，还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作者要握有马良神笔来塑造人物，下笔如有神，使人物在笔下活起来。因此，运用形象思维能够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小说中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比比皆是，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有人曾这样评价其中的人物:《红楼梦》有许多个性鲜明的文学人物他们仪态万千，无异于人物的艺术画廊。他们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各具特色，大多数人在性格上不能简单地律条绳墨。因此小说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作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便成为小说译者的中心任务，状物叙事，抒情议论，描写均应为其服务，文章的遣词造句更需慎之又慎，力求人物如在目前，其语如在耳边。译者要把握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需先透过语言文字本身捕捉并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甚至灵魂，借助原作者的艺术手法，用地道流利的语言再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兹比较《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来说明形象思维的运用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红楼梦》）

（1）杨宪益译：AsTai-yuentered,asilver-hairedoldladysupportedbytwomaidsadvancedtomeether.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butbeforeshecouldkowtowtheoldladythrewbotharmsaroundher.

“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andburstoutsobbing.

（2）霍克斯译：AsDai-yuenteredtheroomshesawasilver-hairedoldladyadvancingtomeether,supportedoneithersidebyaservant.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Jiaandwouldhavefallenonherkneesandmadeherkoutow,butbeforeshecoulddosohergrandmotherhadcaughtherinherarmsandpressinghertoherbosomwithcriesof“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这是黛玉初见贾母时的场景，通过描写，贾母在贾家的地位和形象立即跃然纸上。杨宪益先生的翻译向来以“直译”著称，透过此例便可管窥一斑。霍克斯的翻译译语言则更加生动活泼，充分展现了贾母的形象，塑造成功。总体而言，通过短短一句话里贾母的一系列的动作描写：catch,pressandburst体现出贾母所处的强势地位。所利用的动词都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包含译者对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人物活灵活现，能调动读者的形象思维，引发读者的审美想象。3运用形象思维再现诗词意境与神韵

在诗歌翻译上，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大多认为译诗必须也是诗。译诗关键在追求神似，闻一多强调要“抓住了他的精神”，茅盾说的“神韵”还有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诗歌讲究形神共济，意象融合，在对“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神的远邈，形象思维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手法，而且诗歌中的形象-意象往往是整首诗的眼睛，诗歌的意境和神韵皆源于此。诗歌翻译者应该作为读者感悟诗歌中的意象，进而追溯并把握诗人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诗歌意象，从而再现诗歌的意境与神韵。然而形象思维因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以及用以表现思维的语言的巨大差异而不同，因此光是言—象—意这一理解过程便是一件难事，要跨越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鸿沟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便是难上加难。兹例说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关雎》

短短十六字读来却美不胜收，让人称叹，究其原因在于形象思维的妙用。其一、运用隐而不显之暗比，即《诗经》常用的“赋、比、兴”中“比”这一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宋代朱熹曾在《诗集传》中这样概括“比”的艺术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1965年7月21日给谈诗的信的手迹。在信中，用比、兴两法诠释形象思维。诗中，用雌雄雎鸠来比淑女与君子，前两句看似写景起兴，实则与下句作比。其二、双字“关关”及双声词“雎鸠”，叠韵词“窈窕”。双字与双声叠韵两种表现手法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我国古代诗歌运用形象思维的典型代表，看一下西方译者是如何再现原诗的艺术形象的：

(1)Theysentmetogatherthecresses,whichlie

Andswayonthestream,asitglancesby,

Thatafittingwelcomewemightprovide

Forourprince’smodestandvirtuousbride.

(CFRAllen)

(2)Ontheriver-island-

Theospreysareechoingus

Whereisthepure-heartedgirl

Tobeourprincess?

(WitterBynner）

(3)“Fair,Fair,”crytheospreys

Ontheislandintheriver

Lovelyisthisnoblelady

Fitbrideforourlord.

(ArthurWaley)

(4)Kwan-kwangotheospreys,

Ontheisletintheriver.

Th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lady:—

Forourprinceagoodmateshe.

(JamesLegge)

相比较而言，译文3和4优于译文1和2，译者更好的理解了原作是如何运用形象思维的。首先两个译文了解到原作隐而不显之暗比，保留了原作的形式，译文3用ospreys作比ladyandlord,译文4用ospreys作比ladyandprince.译文1完全是原作的改写，不仅未能领会原诗的意义，更未能领会原作“比”的艺术创作手法，译文2虽了解到这一点，可以译者将原本隐而不显的暗比在译文中将其展现出来，于是意境丧失，美变为不美。而在对叠字“关关”和双声词“雎鸠”及叠韵词“窈窕”的翻译则差强人意，“关关”：afittingwelcome,echoing,“fair,fair”,Kwan-kwan,前两个译文完全忽视“关关”是叠字且摹声的语言特征，后两个译文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声义相兼之美已难再体味得到。至于“雎鸠”，译文1完全理解错误，其余皆译为ospreys,“窈窕”均采用解释性的翻译：modestandvirtuous，pure-hearted，nobl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且不说意译的意思是否与原诗“窈窕”等值，即便达意，但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也已完全丢失。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诗歌翻译必须对中国古诗词的形象思维的创作手法和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三总结

形象思维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译者都需要透过源语文本，充分感知其艺术形象，深谙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过程，再运用形象思维将艺术形象再现于目的语文本。即文学翻译的译者要经过言—象—意—象—言这一过程方能忠实地再现原作，读者也方能通过译作获得与原作读者相同的艺术形象和审美体验。有人曾说过：翻译实践是活跃译者思维、启动译者母语的途径。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作品翻译者，需要不断的整合和超越，把握形象思维，才能仰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繁荣本土化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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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许渊冲译唐宋词一百五十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1］龚景浩译英译中国古词诗选［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翻译文学论文篇(3)

一、白话音译个性足，音形结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时期，并亲身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当时白话文已经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形式。作为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大师，徐志摩极力主张用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徐志摩用白话文翻译，将他的西方文学译作正式带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译的布莱尔的《猛虎》，就采用白话的形式，将作品中的老虎描绘成一种虚弱、颓废的老虎，真正展现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译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骇人的雄厚、飞腾等现代词汇再现了老虎威猛的原型，这些词汇对当时有着传统国学经历的文人来说算是新奇。徐志摩还节译、转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从文化的视角将其翻译成一种文化现象，真正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例如，徐志摩曾转译英国作家高斯的英译本，翻译法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实际上已经是编译了。徐志摩深知汉字属于“形音字”，而英语则属于纯拼音文字，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见到字形联想到它的意思。例如，当时的康桥现在就翻译为剑桥，康桥给人以健康、优雅的气质，而剑桥一般会让人想到桥的雄伟、气魄等。“翡冷翠”便会让人想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赛有那拉”是目前对日文“再见”的最美丽的翻译。可见，徐志摩正是通过自己音译、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实践，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开始翻译诗歌。此后，他直译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多个题材。特别是在其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时间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涵盖绝大多数文体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拜伦、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诗歌方面，《徐志摩诗集》诗集中就收藏有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著名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意大利作家邓南哲的《死城》，英国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等等，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范围之广，涉及的题材众多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志摩对翻译名称的处理之成功，最终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专利，他将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学中的意蕴表达，其通过音译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强的文字，实现“音”与“形”相贴近的艺术效果。此外，徐志摩还充分利用自己编辑西方文学作品的机会提倡西方文学的翻译，如他主张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诗歌文学。总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他还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风格的影响。

二、空灵飘逸译如诗，多元转译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坛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善于创作空灵飘逸的浪漫主义诗歌。然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大部分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从其翻译作品的文体中可以看出其审美价值取向。同时，虽然他翻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题材，而其中大多数为抒情方面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迹，属于最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徐志摩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十个短篇小说，斯蒂芬斯的两部长篇小说，赫胥黎的《半天玩儿》等，徐志摩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写成的诗歌。其实，徐志摩翻译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其中，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便属于前一类，她的作品以美著称，有着“狂风骤雨向读者灵魂奔波”，徐志摩也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尔德便成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译了她的大量文学作品，并取名为《英国曼斯菲尔德小说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古怪年轻人，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对平凡人的同情，没有一种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对一切弱小的怜爱，他一生都在同情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同样，赫胥黎的《半天玩儿》也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阳光中独自品味自己的寂寞，这时远处走来了两位华丽的小姐，而她们却不幸地遭到恶狗的侵扰，好心的彼得救了这两位小姐，但他的行为却受到了这两人的鄙视，徐志摩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彼得的心灵，充满着无限的怜悯之情。徐志摩对文艺复兴以来各派的浪漫主义作品均有翻译，他翻译的首部德国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温蒂娜》，便是以中古为背景的骑士小说，叙述了一个美丽的妖怪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当时看到这部小说时非常感动，并非常欣赏其文笔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华教育基金会推选徐志摩、梁启超、闻一多等人翻译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这是其参与的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徐志摩翻译笔法的流畅完美，再现了原作动人的情节，如在翻译《曼斯菲尔德》文章时，他就曾引用奥帕尔的一首非常悲观的诗歌，其回忆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变成了虚幻，悲观的诗人无法回避这种幻灭所带来的深刻反响。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都是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诗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东方文化修养并羡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译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并陪同他一起远赴日本。后来徐志摩还专门赴印度拜访泰戈尔，他翻译的《谢恩》、《园丁集》便是泰戈尔六十多首诗歌中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可见，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是徐志摩翻译中最得心应手的，同时他的美学色彩的译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义色彩。徐志摩自谦自己的翻译是一朵没有灵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语，如果要翻译意大利语方面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转译原著的作品。例如，邓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的戏剧摒弃了日常生活的繁杂，在语言上更加追求抒情、优美的风格，能巧妙地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来渲染作者所要表达的唯美主义色彩及风格。邓南哲的作品通过英国著名文学家西蒙斯的翻译，扩大了该作品在英国及世界文坛的影响。徐志摩便是通过西蒙斯的译文指导邓南哲的，其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苦于找不到邓南哲的英译本，他曾下决心转移了邓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戏剧《死城》的部分内容。四年过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旧有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译作，再次激发了其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热爱，他曾撰写了《丹农雪乌》这部专门介绍他生平及创作思想的文章，并从唯美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后来，徐志摩又创作了《丹农雪乌的戏剧》对《死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诠释，该部作品描写了具有美学色彩的兄妹畸形恋爱，是邓南哲先生的处女作，该作品一直笼罩着某种神秘的忧伤与不安。

作者：赵丹单位：西京学院

翻译文学论文篇(4)

[关键词] 和谐翻译 文学翻译 审美和谐 适中

一、引言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的开展能够大大地丰富人们的交流，促进人类的文化和谐。翻译本质论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它既是翻译研究的基础，也直接关系到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然而在翻译本质论研究中，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研究人们往往较少涉猎。人们常常把从广义翻译本质论研究中得出的认识不自觉地运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中。那么，如何将文学翻译与原作更好地相结合呢? 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人为地设置了两极:“形式”与“内容”、“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同化”、“形式对应”与“功能对应”等,这两种途径常常是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翻译中的各种要素——原作与译作之间、作者与译者之间、文本与意义之间也彼此对立、互争高下，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阻挠着翻译的健康发展。（杨平，2008：1）文学翻译表现出非常丰富、复杂的内涵，它不仅是对原作语义的传达，更是对原作美学整体的再现；它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既要追索原文的意向性，原文意义的确定又离不开译者主观经验世界介入。文学翻译在本质上就表现为多种矛盾因素之间寻求协调统一的过程，既含有审美性、形象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追求译作和原作文本之间相似性和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协调性这样二元对立统一、和谐融洽的特征。因此，和谐翻译观为缓解二元对立局面,促进翻译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二、和谐翻译观

北京师范大学郑海凌教授提出的“和谐理论”是专门针对文学翻译的一套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并独创性地提出了“和谐”的文学翻译原则。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同时兼采西学，深入分析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理。他在1999年发表的“和谐说”一文中提到：翻译的艺术贵在“和谐”。文学翻译应以“和谐”为审美标准，是两种有差异的事物的有机结合，和谐产生于对立。从文学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来看，“和谐”作为翻译标准，符合翻译艺术自身的规律，处理好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对立关系才能达到“和谐”。（郑海凌，1999:2-6）这种和谐理论旨在让译者养成高度自觉的和谐意识，译者是最主要的翻译主体,是整个翻译活动的执行者,担当着协调各方、促进文化交流的重任。和谐思维是和谐翻译的基础,译者首先要具有和谐意识,主动培养自己的和谐思维，这样才能很好的协调主体之间的和谐、促进文化之间的共存。文学翻译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为原作和原语束缚手脚，发挥译者的创造性空间。而非文学翻译的局限性，在科技翻译和应用文翻译变现尤为突出，使译者“戴着手铐跳舞”，缺乏能动性。

三、和谐翻译的阐释

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美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前者具有整体性、求同性特点；后者关注的是和谐性和同一性；前者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尤其注重统一、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张岱年, 2004: 467) 自古以来，人们就推崇各种和谐，无论是皇家帝王，还是黎民百姓，均以“和”为贵，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孕育太平。儒家以“和”为贵,孔子宣扬“和而不同”,孟子重视“人和”。儒家的“中庸”哲学和“中和”美学观强调适中而不偏颇,孔子指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道家讲究太和,崇尚自然之道；老子指出,万物由“道”所生,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庄子也把和谐视为“大本大宗”；荀子提出了“善美相乐”(《荀子?正名》)；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基调,积淀在国人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到处渗透的“和谐”，西方的哲学、美学中也同样体现着和谐思想。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体系中自确立之日起就隐形涉及到了“中”、“和”思想,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都认为万事都是过犹不及,我们应该遵循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毕达哥拉斯认为和谐是宇宙本质的特征,而哲学则是对事物间和谐关系的思索。笛卡尔从美学角度分析：美是恰到好处的协调与适中。中西方的这一系列和谐理念为构建和谐文化及和谐翻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翻译界中引用“和谐”观点既是一种新的突破，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谈到和谐翻译，必然会涉及到如何辨证地看待翻译的基本问题。首先，翻译是一门科学、艺术,还是一种技巧。第二，翻译涉及科学层面,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翻译研究,探讨中西翻译理论和构建翻译学。然而文学翻译更多地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派生的技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再创造能力尤为重要。第三，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和转换是完全可能的,但这种转换是限定在一定范围中的,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传达和翻译,翻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中国古代翻译家所说“五失本、三不易”以及所引用的哲学思想“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包含翻译不可能完全忠实的辩证思维,与西方学者“翻译即叛逆”、“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平，2008）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翻译是模仿和创造,最终忠实和再创造可以做到和谐统一。

四、“和谐理论”下的文学翻译观

正如社会主义国家所强调和谐社会的概念一样，和谐翻译也是一种宏观的理论框架，对我们翻译研究有指导意义,这就要求在各方面都要做到统筹兼顾、圆满调和。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是用另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分地完整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到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和谐”作为翻译标准,蕴涵着译者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追求,也反映出文学翻译活动的自然规律和特性。“和谐”的关键在于“适中”，译者在审美创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正确地理解原作,另一方面要恰当地表现原作,以其敏锐的分寸感把握“适中”,最终达到“和谐”的审美效果。同时，文学翻译也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译者的审美与创造活动是有原作作为依托的，译者发挥创造的艺术空间是有限的，必须以贴近于原作为前提。下面请看一组译例很好的说明了文学翻译的和谐理论：

原文：

Between her agitation and her natural awkwardness in getting out of the cart, Peggoty was making a most extraordinary festoon of herself but I felt too blank and strange to tell her.(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译文一：

在她心中的激动和下车时生来的笨拙之间，辟果提把自己弄成一个最奇特的彩球，不过我觉得太扫兴太惊奇了，未告诉她这一点。（董秋斯译《大卫?科波菲尔》）

译文二：

坡勾提心烦意乱，再加上她本次下车就笨手笨脚的，所以她把身子弄得歪扭曲折，成了样子挺特别的彩绸了。不过，我当时心里一片茫然，满怀诧异，不顾得跟她说这个。（张若谷译《大卫?科波菲尔》）

（摘自姜秋霞，权晓辉，2000: 29）

原文将Peggoty笨拙之态描写的栩栩如生。译文一照搬了原文的句法结构形式，意思让读者很难理解与想象它所要转达的意象，无法给读者与原文和谐的审美感受。译文二摆脱了原文的语句结构，既拆分了首句，也添加了衔接的小句，看似不忠于原文的形式，却创造性的把原文意思形象的转达给了读者，达成译文与原文的和谐统一，给读者以审美感受的空间。

所以，在和谐翻译理论的框架下，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在矛盾的对立中寻求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翻译是应用性很强的经验科学,重视实践和技巧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轻视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其二是要冷静客观地对待各种翻译理论和流派,带着批判和吸收的眼光,取长补短,去伪存真。无论是语言学派、文艺学派、阐释学派等传统翻译流派,还是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翻译思潮,都包含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但是这些理论毕竟只是从某个角度、某个时期针对某种问题提出的初步探讨,往往存在有极端的偏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五、结语

总之，和谐翻译是一种理念和追求，是中国文化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就像我们一直所追寻和要达到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和谐文化的建立自然离不开世界文化这个大熔炉，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样也需要翻译来搭桥牵线，翻译行为与翻译作品更应该与文化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紧密相连。和谐翻译观超越传统翻译的“直译”、“意译”二元对立以及传统的“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翻译标准,更加追求圆满、调和、至上的目标。文学翻译在本质上就表现为多种矛盾因素之间寻求协调统一的过程，它既含有审美性、形象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追求译作和原作文本之间相似性、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协调性这样二元对立统一、和谐融洽状态的特征。因此，把和谐观与翻译相结合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点。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姜秋霞，权晓辉. 文学翻译格式与意象塔模式[J]. 中国翻译,2000(1).

[3]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M]. 北京:中华书局,2006:46.

[4]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

[5]杨 平.论和谐翻译[J]. 北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8(2).

[6]张岱年.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A].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郑海凌.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J] .中国翻译,1999(4):2-6.

[8]郑海凌.译理浅说[M].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张姝，女，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英语教学与电影文学。

翻译文学论文篇(5)

(一)中西方翻译美学翻译和美学的紧密关系

由来已久，纵观中外翻译史，我们不难总结出各种译论的美学渊源。古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家西塞罗和霍拉斯都反对以僵化的理念损害译文的气势美和自然美。《圣经》研究者杰罗姆认为译文贵在自然，美的译文应该如市井之言。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和翻译家马丁•路德主张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强调译文的审美价值。英国的翻译理论家泰特勒提出了植根于古典文艺美学的翻译三原则，强调译文必须忠实、风格一致及通顺。19世纪的翻译理论家阿诺德(Arnold)主张诗歌翻译讲求以欣畅的气韵保持史诗的质朴之美。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克罗齐则从美学角度提出文学翻译只能是艺术的再创作。在我国的传统译论中，从支谦的“不加文饰”、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玄奘的“文质统一，圆满调和”到近代各位翻译家提出的主张，无不体现出美学渊源，支谦的“文质说”、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说”、林语堂的“美学论”、朱光潜的“艺术论”、傅雷的“神似说”以及许渊冲的“三美论”都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国内学者中最早创作翻译美学论著的是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而后是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二者构建起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美学思想。在未来的翻译理论研究道路上，翻译和美学的联姻会越来越紧密与深入。

(二)翻译美学的主张翻译美学被界定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

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翻译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采纳不同的审美标准来解决不同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在审美、复现美上的能动性，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用以指导翻译实践。“谁是翻译的审美主体和客体?”刘宓庆认为，翻译者就是翻译的审美主体，翻译活动始于译者审美意识系统中审美志度(包括情趣、意向、倾向、意志、观念等)所形成的心理态势，它的审美活动有双重任务，即“美的认识和鉴赏”与“美的再现和创造”。在美学中，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是不可分开的两个概念和两个范畴，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翻译美学中也是如此，译者与原文、翻译者与翻译实践活动之间不可分离。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美学则属于文化范畴，所以，翻译是一种美学交流行动、是一种美质转化行为。

二、翻译美学观照下的外宣翻译三原则从广义上看

外宣翻译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翻译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级部门从事的对外宣传翻译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大外宣”;狭义的外宣翻译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府的文件公告、企事业单位的公示语与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译。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宣翻译的效果上。然而，外宣翻译过程中往往侧重于传递以客观现实为主的“信息”，注重对外宣传的社会效应，至于文字符号所荷载的美学意义或个性特征则往往处于从属地位。重信息传达却忽视译文审美效果的翻译原则不利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树立。因此，为了达到外宣翻译的效果和目的、为中国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翻译过程中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来确保译文的审美再现。

(一)艺术至真

信息对等原则对外宣传翻译是一项目的———需求性很强的社会活动，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对外传达信息，能否有效传达信息则是检验翻译活动是否成功的第一要素。因此，作为翻译的审美主体，译者首先要在充分了解和理解西方民众受历史影响所形成的价值观、信念、心理特点、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确保信息的可信度和内容的对等度。例如，在翻译“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这句话时，译者先要准确理解“讲政治”一词的内涵，此处并不是指领导干部要把政治挂在嘴边，因此，绝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cadresshouldtalkaboutpolitics．”，实际上，这里的“讲政治”指领导干部要有政治头脑、要有政治全局观念和政治敏锐性。因此，这句话应译为“cadresshouldbepoliticallyminded”或者“cadresshouldbepoliticallyaware．”，才能更加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又如，“安居工程”不能简单地套译成“peacefullivingproject”，“拳头产品”也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fistproduct”，“资料室”也不能直接译为“materialroom”，从表面上看，上述译文似乎忠实于原文，但内涵意义恰恰偏离了原文，让译文读者并不能准确获取信息，正确的译文应为“housingprojectforlow－urbanresidents”、“coreproducts”和“referenceroom”。由此可见，外宣翻译过程中应避免因望文生义而误导受众。因此，信息对等是外宣翻译的首要原则，只有准确真实的信息才能达到外宣翻译的真正目的，才能为中国树立良好的外交形象。

(二)艺术创造

以创补失原则克罗齐的表现论美学思想认为，每件艺术品是一个独立而个别的结构，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因此，译文不可能是原文的纯粹复制品，而是一个与原文类似的新表现品。毋庸置疑，中西方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导致了人们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若将许多中文表达中约定俗成的词句直译成英文，不但难以达到忠实传达中文原意的目的，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比如，“吃大锅饭”在中文表达中是针对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译成“eatricefromthesamebigpot”，则西方读者会不知所云，因为西方通常采取分餐制，基本上不会像中国人一样从同一个锅里盛饭，所以，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进行一定的再创作，脱离原文的字面束缚，译出其中的引申义，“getanequalshareregardlessoftheworkdone”或者“betreatedthesamedespitethedifferencesinworkingattitudeandcontribution．”这两个译文就是译者通过再创造解决了由文化缺失所造成的翻译困境，从更高层次上忠实于原文。因此，最好的外宣翻译不应逐字逐句，而是译者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进行适当的加工，或删减、或增加背景内容、或进行艺术创造等，从而获得预期的交际效果。又如，“本命年”是一个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西方文化中没有以动物配属人们出生年份的习俗，译者在遇到此类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时，需要进行一定的解释和说明，通过提供相关的文化背景信息来填补读者的认知空缺(例1)，既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又让西方读者获取了一定的中国文化知识，达到了外宣的目的。例1One’syearofbirthconsideredinrelationtothe12terrestrialBranches，Chinesetraditionallyuse12animalstosymbolizetheyearinwhichapersonisborn．Forexample，somebodywasbornintheYearofHorse，Heorshewillhavethehorseashisorherlifesymbol．Allotheryearsofthehorse，accordingtoanoldChinesesaying，becomeneithergood－or－bad－luckyears．

(三)艺术至美

翻译文学论文篇(6)

    文学翻译除了本身包含的知识性和逻辑性,重点在于传递形象信息、情感信息和审美信息,所以文学翻译的特色是情感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忠实于原文,还要传达文字符号外的形象、情感和审美信息,给译者留下更多的创造空间,也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1919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文学翻译迎来了第一个高潮。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着名作家茅盾提出“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口号。如今,在以发展创新为特征的21世纪,文学翻译因包含巨大文化因子而再次受到翻译界的广泛关注。

    二、模因论概述

    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Richard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模因,用于解读文化传播方式和机制。模因作为模因论的核心术语,能够像基因一样自我复制实现传播,从而决定我们的文化和心理结构。Heylighen(1998)提出模因的生命周期共有四个阶段,即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同化阶段指模因感染新宿主、进入他的记忆并重组于现存认知因子的过程。记忆阶段即宿主对模因进行选择或者淘汰的过程。表达阶段指在与其他个体交流时,模因从记忆中的储存模因中出来,进入能被他人感知的物质外形这一过程。传输阶段着重体现模因借助各样载体扩大传播范围,是对表达阶段的延扩。

    三、模因传播与归化异化翻译

    翻译过程可以看做是异国文化的模因通过语言向本国传播的过程。翻译中的模因传播过程指的就是包含原作者思想理念的核心模因与原作者文化背景的其他模因共同构成载体———原作,译者通过对原作解码编码形成载体———译作,从而感染读者,继而进入新的传播阶段。最理想的翻译就是译文不仅能传达原文的思想理念,还能从语言、文化和风格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这正是异化翻译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纯粹的异化翻译也有自身的弊端,因为过度异化,追求“异国情调”,可能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缺乏流畅性,甚至产生悖误,最终阻碍文化的交流。归化翻译是将具有异域文化的模因信息以译语语境中已有的、广为熟悉的表达模因呈现给读者,目的就是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消除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感。但是归化翻译采取的是以民族为中心的态度,拒绝接受新鲜的文化熏陶,会抹杀异域文化。因此,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各有优势和劣势,在文学翻译中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满足不同的文学翻译需求,两者虽然有不同的倾向性,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最优的文学翻译,应该是归化异化翻译之间的一种平衡,既体现原作风貌,又为读者所接受。

    四、文学翻译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化形象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存在差异,文学作品翻译应该尽量反映源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又要根据目的语读者地接受和期待,传递源语信息。基于模因论,要想最好地实现文学作品翻译,只有综合归化异化两种策略,根据译者翻译的目的,合理运用,一主一辅才行。下面通过《红楼梦》的不同译本来分析。……况那晨风夕月,阶柳亭花,更觉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红楼梦》第一卷这些文字,曾有多位翻译家对其进行翻译,其中杨宪益夫妇、Hawkes和程永生的译文很受读者肯定,下面我们来分析他们的翻译策略。、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在翻译贾雨村这个人名时使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没有使用汉语拼音,目的可能是为了方便英语读者,但结果是与用汉语拼音拼译汉语人名、地名的通行做法相抵;两位译者在处理假语村言这个谐音双关时感到棘手,没有采用增加译文的办法予以处理,而是增加了注释(笔者未引);译文虽然对语篇结构有所调整,但在词句层面上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基本上不增不减,可能是受了“信、达、雅”理论的影响。因此,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基本上采用的是异化译法。、Hawkes翻译《红楼梦》时多采用归化译法,许多地方甩开了原文的表层结构和表层意义,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英语读者的写作与阅读习惯,下笔抒词。至于假语村言和真事隐去之间的关系干脆略去不译,而将假语村言说成是vernacular。假语村言虽含有vernacular的意思,但重心在一个假字上,因而其真正的意思是说明作者用小说写生活、写经历,托石兄之名,说雪芹之实。程永生的译文没有改变原文语篇结构,使用汉语拼音翻译人名;用增加说明性译文的办法译出贾雨村与假语村言的谐音双关。就翻译策略而言,这段译文不像杨氏夫妇那样较多地采用异化译法,也不像Hawkes那样纯粹采用归化译法,只是对某些细节进行了删节或调整,实现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结合,更易被读者接受。

翻译文学论文篇(7)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由于他先容了这很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回于虚耗,由于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回咎于林先生,由于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和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和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很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很多叙事,删减了很多对话,简直变成和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和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和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未几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和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文体,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熟悉。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选: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周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严冷的北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假如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假如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往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美丽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和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严冷的北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冷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由于伍译要避往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兴奋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由于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往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往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实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实了直译方法假如太拘泥于"字对字",便轻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间隔。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

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和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尽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