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农业论文篇(1)

一、以农立国派

“以农立国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工业，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农立国”的原因。（1）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2）基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优劣之分，所以应该“以农立国”。（3）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政治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对于“以农立国派”可以做如下的判断：第一，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县政建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以农立国派”的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章士钊基于政治道德和法律习惯的差异对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析，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后者充满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贪婪，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日趋严重的对立，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当然，“以农立国派”也存在不能正确认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没有找到农村衰落凋敝的真正原因等问题。

二、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孙倬章、杨明斋、吴景超和张培刚等人。“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工立国”的优点：（1）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孙倬章，1923）。（2）从政治层面而言，恽代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戴英，1923）。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关乎保存专制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3）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如果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孙倬章，1923）。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劣势。孙倬章认为“以农立国”的诸多不利因素，而吴景超则将反对“以工立国”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吴景超，1934）。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途径。“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1）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2）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3）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吴知，1936）。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

第四，“以工立国派”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比如，孙悼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些政策：如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孙倬章，1923）。张培刚更是在这一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广义工业化的概念，进而阐释农业的基础作用（张培刚，1938）。

“以工立国派”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耳发聩。不足之处有二：其一，他们中如袁聘之所强调的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其二，在论争中表现出寻求工业化“捷径”的意图，存在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分析还略显粗糙和肤浅，对社会转型期的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调和派

与“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有学者试图要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一派人数不多。他们打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幌子，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和杨铨等人。

郑林庄主张，要超越“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在农村发展合作社工业，这也就是郑林庄提出的试图超越“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第三条道路”。为什么不能走吴景超所主张的“都市工业”的道路而只能走他所主张的“农村工业”的道路呢？郑林庄认为，“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1）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2）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3）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郑林庄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而培植农村工业则行得通。郑林庄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从理想化农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的模式（郑林庄，1935）。张培刚对郑林庄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一文中谈到：“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建设，应走上工业化的路径，同时也承认由农业社会的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达到工业社会的阶段。但是农村工业是否能作为二者间的一架桥梁，在目前的中国，究竟能否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树立起来，我们却有几点意见。”张培刚主要通过对工业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合理化分析，说明发展农村工业是行不通的，工业化才是正途（张培刚，1935）。调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铨也提出过“工与农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的思想（杨铨，1923）。客观而言，“调和派”的很多想法只能说是空想，在实践中更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这一派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四、先农后工派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先农后工派”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先农后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和翁文灏等人。“先农后工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先行发展农业对于复兴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性。（1）先行发展农业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2）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先行发展农业，振兴农村。（3）复兴农村和振兴农村对于社会稳定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先行发展工业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漆琪生认为，如果先行发展工业，那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帝国主义之抑制与摧毁”，同时，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幼稚的工商业不可能存活下来（姚溥荪，1935）。

第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循着上面的思路，翁文灏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思想。“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翁文灏，1940）。

第四，“先农后工”的路径，就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社，从而变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在漆琪生看来，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要革新农业生产关系，建设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漆琪生，1935）。

应该说，“先农后工派”在立国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只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强调其发展次序和着重点的不同。特别是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是综合了各方观点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但是，“先农后工派”也是避免涉及政治问题，把讨论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漆琪生就不主张在农村建设中谈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假如一定要将政治问题牵入，则不仅问题讨论的范围益增扩大，内容益增复杂，而且还将因政治问题解决之艰难，容易陷溺于悲观的宿命论者之泥沼，坐听政治的裁判，放弃一切经济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势下，农村建设故然没有成果，工业建设亦将是同一的运命”（漆琪生，1935）。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先农后工派”的许多思想也就仅仅限定在理论层面。

转贴于

五、革新制度派

无论是“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工立国派”的袁聘之发展民族工业的思路，还是“先农后工派”的漆琪生关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建设农村新的经济体制的设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与现政权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们理想的幻灭以及他们思想和理论在实践中的破产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发展道路根本所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方面，“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革新制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和许涤新等。“革新制度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革新制度”的必要性。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以何立国？为何必须首先要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从政治层面而言，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局面，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第二，如何“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首先要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随后为了使中国工业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途径，必须做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这才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应走的道路（许涤新，1940）。

“革新制度派”的许多思想后来得到了印证和实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行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许多举措，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建立，恰恰表明了“革新制度派”的观点，那就是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农村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讨论和实现立国问题。

六、若干思考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关于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热情和理性思考。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1.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之辱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方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历史进步。

2.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大论战之一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争论的分歧实质，是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方面分歧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和反映。在1920年代，当论战刚开始时，双方的阵线分明：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属于“以农立国派”。而“以工立国派”的阵营则都鼓吹新文化运动，甚至是西化论的主张者。

3.论战在最初表现出应景化、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论战的各方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比如，“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的争论表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模式，认为农业化就是恢复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力的农业经济，而工业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常常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许多论争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缺乏实践的基础。随着论战的深入，各派思想的碰撞，论战的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才逐渐改变。

4.“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调和派”的思想反映了他们没有弄清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他们或片面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故而主张复兴农村；或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重要性，而主张发展工业、繁荣都市；或者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调和折衷。故而用翁文灏的话来说，这几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得太偏，合起来说，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翁文灏，1940）。因此，作为“先农后工派”的代表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可能更切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毋庸置疑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制度问题，这一点，“革新制度派”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显然又超越了上述四派。

5.这场论战表明，农村的真正出路、中国发展的真正希望是推翻旧的政权，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奉行改良主义的路线，只是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良，而无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其结果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衰落，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郑大华，2006）。

立体农业论文篇(2)

地方农业院校对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为满足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目前，农业推广硕士涉及的培养领域基本囊括了“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2]，而且对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与管理，更加注重国家的方针政策、农业操作技能、农村经济社会管理等知识的学习，培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够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在新农村建设的不同领域中能够应对复杂局面、总揽全局的专业型人才。地方农业院校的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为农村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型人才，尤其是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提供了保障。

二、对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究

（一）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

鼓励教师到实际的农业推广实践中去，接受农村发展的综合实践锻炼，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改善和提升：1.增强综合性学科意识。教师在农业推广实践中会发现农民素质、政府导向、相关政策、传播方式、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制约一项技术或理论的应用，任何社会问题都不可能靠单一学科得以解决，必须确立综合性学科的意识。关注农业政策的研究，以及农民的需求和行为特点，使得更多的农业科学应用到解决“三农”问题中，建立更多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2.确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应用型农业推广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导向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导向不同，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更加关注的是学习者在学习实践中的问题，从而思考问题的解决，确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开放的实践环境中，教师可以及时发现农业推广过程中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预防一些潜在问题的发生。3.获得实践经历与经验。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的教育应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经历，如果教师具有充分的实践经验，理解理论的实践价值，他们就能够形象地教授理论知识，使理论作为抽象的思维在经验的基础上呈现更具操作性的实际意义。

（二）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上的创新

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主要是为培养农业与农村管理机构、农业服务、农业技术等岗位的高层次应用型管理和技术人才。这些研究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职业实践经验丰富，但是对于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教学中，并没有把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出来。实际上，很多农业院校的农业推广硕士教育缺少能够适应应用型人才的优秀教材与案例，有的培养单位甚至直接使用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材或将其简化后使用，或者将国外的教材和案例拿来使用。建设适合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的综合性课程，建立符合自己学科特点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这对于农业推广硕士教育内容的创新是十分有益的。

（三）加强教学与论文指导体系的开放性

对于现有的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学术性与实践性相隔离等这些问题，建立开放性的教学与论文指导体系对于突破这一传统学术理念的束缚将是有效的措施。[3]“双导师”制是现在大部分学校都能够采取并且会继续扩大使用的措施，校外导师的参与使得教学与学位论文指导体系更加具有开放性，除了这些，我们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增加外聘教师的比例。为了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更加开放，应用性更强，实现农业推广硕士从学术型到应用型的转型，加大具有实践经验外聘教师的比例是必要的。在论文选题指导的过程中，也要把应用型专家放在突出地位。2.在实践中寻找论文选题。应用型农业推广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最重要是克服论文的学术倾向，要从实践出发，选择直接解决实践问题又适合个人能力与客观条件的课题，这就决定着论文的价值以及其性质和研究方法。研究者应在实践中发现问题，选择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现实问题，从中凝练出论文题目。这些实践性论文的完成，就需要学生必须深入实践，坚持调查和实证研究，而不是对现有文献进行堆砌、描述和解释。

立体农业论文篇(3)

的信仰，存在主义，本体论的信仰，本体论的信仰。

的信仰与任何人都相关，但很少有人能说出信仰是什么。有很多争论，没有尽头。人们的信仰植根于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有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才能澄清信仰问题。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信仰进行阐释，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谓主客二分，就是人类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改造和征服自然，以经济建设换取生活资料。因为自然不能满足人，人只能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这种主客体二分法表现在人与自然的转化转化关系、人与人的阶级统治关系、商品交易主体之间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精神支配身体是建立在人与自我的身心分离的基础上的。这种生存方式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从人类在自然脚下爬行到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是人类实践和人类进步的结果，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标志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三次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商业的出现。手工业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商业代表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文明时代开始了。分野是东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然而，由于大河流域建立了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礼物，古印度是印度河和恒河的作品，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产物，古代中国是黄河的母亲孕育的。由于河流泛滥和枯竭，大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四个古代文明国家中有三个灭亡。只有中国没有因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回旋余地大而灭亡。它的农业文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并被西方强行打破。

文明发展的最大变数是古希腊的崛起。古希腊文明不是本土的农业文明，而是建立在已灭绝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原因是古希腊半岛多山，不适合发展农业。但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有适合全年航行的天然无冰港口，适合渔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因为有许多岛屿，每个岛屿上都建立了城邦，而城邦这就是城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一直延续着，在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罗马奴隶主是工商奴隶主，罗马文明是工商文明，罗马法律是古代社会最完整的商品交换法。随着日耳曼的入侵，古罗马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消失了，欧洲进入了农业文明的中世纪。然而，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开启了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在工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崛起，是以大型机械工业为基础的工商业文明。以海洋环境为基础的工商文明又称海洋文明，是主体与客体二分法的主要支撑。这种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时期达到顶峰。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过度的主客二分，向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靠拢。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成熟的国家，也是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代表。近代西方列强强行打破和中断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迫使中国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结束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天人合一。中国工商文明的大发展,正处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从农业的转变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一种进步，但过度工业化必然导致主体与客体的过度二分法，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体与心灵的分裂。它还需要向生态文明过渡，回归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但这种回归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不同于古代农业和工业文明时期的天人合一。

。信仰是人们自觉生活方式的结果。由于在大自然脚下爬行，万物有灵，衣食匮乏，再加上洪水和野兽的威胁，原始先民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主观世界也不发达。一切都是盲目的探索，没有意识到意识的主观基础。如果说原始人有类似的信仰，那就是崇拜，崇拜整个自然，崇拜区别于自然的氏族图腾，崇拜刚刚死去的祖先。但这里的崇拜不是信仰，原始人不具备形成信仰的主客观基础。在文明的奴隶社会中，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发展，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可以安居乐业。人类已经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主观世界的发展，人类有了信仰产生的客观和主观基础。当人类有了信心，信仰就产生了。农业文明人认为，日出日落的生产节奏和生活方式并不高，农业文明只是使自然适应农业适合驯化的植物和动物是固定的。人们定居生活。人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氏族解体，家庭建立，男人耕种，女人编织。这个家庭幸福和睦。乐生，受过教育的人一边种田一边读书，还有耕读传家。他们的信仰是对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信仰。他们相信来年会更好，天气会更好，他们相信子孙满堂，会有接班人，他们相信知识和理性，以及人类的和谐。因此，农业文明中的农民最怀念家乡，与其说是怀念家乡，不如说是怀念黄土地这一代农民。这是他们植根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这种信仰的对象是他们所依附的熟人世界，他们的父母和村民，他们的山、水、植物和树木，他们生活在其中。这种信仰可能不是有神论人的，但它必须是深情的、正义的和美味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扩大的家园，它已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信仰，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本体论信仰。

的本体论信仰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本体论信仰。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信仰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工业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工业是自然的加工和改造，商业是商品的交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交换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人与自然、人与人是分离的。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象总是被分割的。这种划分是无止境的吗？人们开始探索自然的起源，原子论成为他们的哲学。继续问，原子是从哪里来的？上帝成功了。当他们找不到答案时，他们推测不仅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被称为上帝，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古代科学的不发达，无法解释现实。工业依赖于技术，技术需要探究，而科学无法回答，所以只有猜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信仰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生的孩子没有信仰。孩子独立于父母，他有自己的独立性，独立面对和处理问题。在实践经验中，他开始建立自己对成功的明确信念。正是这种一个又一个的信念让她最终站起来，站起来，长大，开始了家庭和事业。随着成年人有了系统的实践和精神空间，他们的信仰开始形成。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就会形成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工商业，生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我们往往会形成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发达的工业文明，特别是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就会形成共产主义的信仰。

。本体论是一个探索世界起源或母体的哲学理论。本体问题是关于本质和共性的问题。本体论，即本质主义，专门探索事物的本质、矩阵和起源。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打破砂锅，最后提出要求。黑人，对与错是有明显区别的和白色，这显然是工商文明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信仰是相信本体存在并努力追求本体的信仰。上帝信仰是典型的本体论信仰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本体论是研究一切事物统一的整体知识，它包含一切事物。人们通过自身的生存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对一切事物的一点精神认识和对世界的一个展示。本体论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论是整体的，而本体论是个人主义的。本体论是一个复杂的范式，本体论是一个简单的范式。本体论信仰是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整体，追求这个整体，并将自己融入整体。本体论信仰的生存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人认为信仰是本体论的信仰，所以它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信仰。中国人民基于农业文明对儒家的信仰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目的地，而不是来世的天堂。由于

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伟大时代，农业文明的印记还没有完全消失，工业文明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实现，两种信仰一直处于冲突之中。由于本体论信仰的基础——工业文明优于农业文明，本体论的信仰处于攻势和斗争的优势，而本体信念的基础——农业文明处于劣势，所以本体信仰处于防卫和不利的地位。冲突这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已经演变为当今时代的文明冲突，以及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督文明是侵略性的，尽管伊斯兰文明已经撤退，但它仍然顽强，原教旨主义大学已经崛起。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强烈渗透下衰落，但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似乎有所缓解。本体论信仰有望在生态文明时代重生，这也是一种回归。

对当今世界的信仰只不过是这两种。伊斯兰信仰介于两者之间，这是游牧民族的信仰。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和农业是相互关联的，但他们的“旅行”与工商文明的商业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伊斯兰的信仰传达了本体论的信仰和本体论信仰。按照本体论本体论的顺序，目前的信仰体系大致如下：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佛教。新教强调主客二分，佛教强调天人合一。新教征服了世界，佛教充满了同情心。所有宗教都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些教义是合理的，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时代造成的，也是两种文明冲突的结果。解决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不能靠争论，而要靠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超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思想问题有时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思想教育是建立在解决思想问题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的。一些跨时代的思想问题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而应该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解决。信仰冲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人类生产中找到答案。本体论信仰与本体论信仰冲突的实质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生产矛盾的解决，思想矛盾的解决。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经历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未来，它还将经历信息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等等。渔猎时代的原始初民没有系统的信仰。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建立了第一个信仰体系，这表明人类取得了成功和自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一种进步和必然。然而，古希腊在欧洲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工商业时代。原来,历史时代的冲突已经转化为共产主义时代的冲突,转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已经固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这种固化的思维影响了历史思维的形成，扩大了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还有西方。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将消失。

认为，当今时代的人类已经跨入了生态文明的门槛，但离生态文明的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的生态文明正在到来共产主义将真正成为现实。马克思指出,“这座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真正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了存在与本质、客观化与自我确认、自由与必然、个人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不是农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自然主义，也是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不是工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人道主义。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必然与工业文明的人道主义发生冲突，形式完整的自然主义与形式完整的人道主义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两者是一体的，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共产主义是生存与本质之争的真正解决方案。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存在与本质之间的斗争无法停止。作为本体论与本体论之间的斗争，二者之间的斗争具有理论魅力。本体论阵营也有现象学、复杂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形态。本体论的营地有本质主义，现代性、简单性和其他理论，而斗争一直在进行。存在主义信仰和本体论信仰之间的斗争在所有生物中都很普遍。我们无休止地争论，坚持自己的话，失去了片面性。这场辩论将持续到共产主义的建成。

立体农业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立体农业论文篇(5)

一、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现状

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有的可以说是伴随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一起成长起来的。以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为例，其前身可追溯到 1920 年金陵大学设立的农业经济专业；农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则开始于 1936年。此外，早在 20 世纪初，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便开始了有关土地利用、土地经济与政策和农政学的研究。正是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农林高校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基础较好，特色也非常鲜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林高校迎来了大发展、大提高，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此，本文分别从学科建设、科研机构、科研人才、科研项目以及科研产出五个方面梳理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①。

（一）学科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普遍取得了较大成效，据不完全统计，在已有的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文学、哲学、历史学以及艺术学 8 个学科门类中，农林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普遍覆盖了 5- 6 个学科。而在 28 个主要人文社科一级学科覆盖面上，农林高校覆盖最多的是华南农业大学，共覆盖了 14 个。在国家重点学科上，由于农林高校本身的特性，在“985 工程”和“211 工程”农业高校中拥有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国家重点学科，最多的是南京农业大学，有 2 个国家重点学科，分别是农业经济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学科在其他高校亦有分布（见表 1）。正是依托学科的发展，农林高校博士、硕士学科点数量增长迅速，从现有的数据看，南京农业大学的博士、硕士学科点数量最多（见表 2）。

（二）科研人才

人才是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保障，农林高校的师资队伍就是其科研人才,其中高级别职称、高学位的人才发挥着促进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重要作用。一般而言，高级别职称人才数与学科实力呈正比例关系。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高级别职称人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上，正高、副高职称的人数比在这两个学科上比较平衡。而在其他诸如哲学、法学、史学、艺术学等学科上，正高职称人才数量普遍较少甚至没有，副高及副高以下职称人才较多，两者比例严重不平衡。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社科类教师有 393 人，占全校教师总数的 26.99%，其中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共有在岗正高职称教师共 31人，两院副高职称教师共 46 人，两者比例约为 1:1.5，两院正高职称教师占全校人文社科类正高职称教师总数的65.5%。在人文、外语等学院中，正高职称教师很少，而副高职称教师数量较多，两者比例悬殊。这种现象在农林高校中比较普遍。除教师队伍外，农林高校自身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人员也是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为例，在校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均超过 1000人，他们参与课题研究、撰写科研论文，综合起来的力量不容小觑。

（三）科研机构

科研机构整合集中了学科、人才等资源，是开展科研的“集团军”，也是农林高校开展科研的重要基地。 纵观目前的国内、国际科研热点、难点和重点，很难由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或者几个专家进行专门研究，迫切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开展合作研究。由于我国学科专业划分较细，专业范围较窄，加上人事管理制度又较为僵化，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人才聚集。要打破这种现状，就必须根据高校的科研实力，结合国家、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成立专门的科研机构，整合学科、人才、信息等资源进行综合研究，并取得突破。目前，农林高校既有特色鲜明，与“农”密切相关的科研机构，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国际农村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也有区域特点明显，将高校科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机构，如“江苏省土地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西部农村发展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还有的农林高校根据自身的学科发展，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物联网与现代农业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战略与决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科技翻译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四）科研项目

目前，各级各类基金已成为促进各高校科研水平提升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争取到的项目数量、项目级别、经费总额不仅是衡量各学科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更是衡量高校科研实力的主要指标。从现有的数据看，“十一五”期间，农林高校获取的科研项目无论是数量还是到位经费总额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中，部分农林高校还获得了高级别的项目，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④。充足的经费为开展科研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所调研的农林高校中，部属高校“十一五”期间到位经费普遍超千万，其中中国农业大学最多，超过 1个亿。再从经费分布看，高级别的项目（省部级以上）到位经费占经费总额的一半左右，显示了农林高校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五）科研产出

一般而言，学科、人才和项目是农林高校开展人文社科科研的基础和前提，而由于人文社科科研的特殊性，产出很难用一至两个指标来衡量，包括论文、著作等都可以算作科研产出。但如果从科研管理的角度来衡量，论文（尤其是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可作为体现人文社科科研产出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科研实力越强，论文数量也就越多。从论文数量上看，农林高校年发表 CSSCI 论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见表 6）。除了在国内核心期刊上，部分农林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已走向世界，迈出了学术国际化步伐。据调查，“十一五”期间，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分别有 55 篇、31 篇和 5 篇论文在 SSCI 或 A&HCI 来源期刊上发表。但同时也应看到，无论是国内核心期刊论文数量，还是国外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农林高校间差别很大。再从已的学科看，依据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对社会科学的划分，各学科之间论文数量的差别亦比较悬殊，经济学和管理学最多，其次分别为：图书情报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见表 7）。

二、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特点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多元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等特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有的学者还用“软 / 硬”程度来描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差异，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是软科学，而自然科学是硬科学。以上是人文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外部或内部特点，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也一样具备。除此之外，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历史悠久，传统学科优势更优

民国时期的金陵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前身之一）农业经济系的卜凯教授，就对中国农村村情进行过调查，完成了《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等著作。建国后，经过院系调整，南京农业大学的行业高校特色更加突出，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学科在全国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农林高校中处于非常突出的位置，是其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的主要力量和“核心竞争力”。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对科研资助力度的加大，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包括学科、人才、项目以及平台建设均快速发展。以科研项目为例，在已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与“农”相关的比例高达 95%以上。

（二）坚持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开拓发展

毋庸置疑，农林高校中农林经济、土地管理、农村发展等学科实力强大，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校扶持力度的加大和高校自身的发展，新兴学科不断涌现，非传统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发展迅速。这从院系设置上就可以看出，过去文学、法学、哲学、教育学以及艺术学等学科在农林高校中地位较低，但现在大多成立了人文学院、文法学院、外语学院以及艺术学院等。以科研项目和成果为例，在已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其他高级别的社科基金项目中，非“农”项目不断出现，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十一五”期间共获近 30 项资助，到位经费 200 多万元，涉及学科有哲学、理学、法学等，显示了不俗的实力。此外，论文数量也有了一定的增长，从表 5 可以看出，除经济学和管理学外，图书情报学、哲学等都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再从科研机构设置上看，非农林特色科研机构不断出现，如“日语语言文化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民族艺术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翻译与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等。

（三）学科交叉融合，新兴领域涌现，平台建设加速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类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许多科学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学科交叉联合攻关过程中获得了可喜的进展，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而且，随着学科交叉的深入，不仅是社会科学内部进行交叉，与自然科学也开始进行交叉，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转基因”等课题为例，就不仅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范畴，还涉及到历史、哲学、伦理、管理等社会科学内容。所以不仅有自然科学学者参与，还有社会科学学者参与研究。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近年来社会热点课题如“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政府管理”等已经无法以社会科学中一两个学科进行研究，必须进行高度融合的跨学科共同研究，这样就非常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科研平台建设，如“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农业法环境法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在这些科研机构中，各学科之间高度交叉融合，打破了以往地区、学校以及院系之间的壁垒，这类平台往往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重大问题为研究对象，聚集并整合人才、信息、项目等资源，开展团队研究，形成合力。纵观农林高校的跨学科科研平台建设，从逐步重视到快速发展，目前每个学校都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这类科研机构。

（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区之间不平衡，即东部或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农林高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而中西部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地区则较低。从重点学科数量、人才规模、到位经费以及高质量论文数量等方面看，排在前列的农林高校大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第二，各农林高校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以及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实力远高于其他农林高校。以 CSSCI 期刊论文数量为例，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年产出一百篇到几百篇不等，而一些地方所属农林高校只有几十篇，差距由此可见一斑。第三，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不平衡、不协调。人才、项目、平台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上，其他学科实力远逊这两个学科，且大多处于单兵作战，独立进行科研，少有团队合作研究。成果上看，产出最多的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这两个学科的论文数量占总数的 60%以上。而目前科研大多是交叉研究，以平台“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为例，研究的不只是农村经济、土地管理，还包括法律、教育、文化等内容，现有的学科分布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不平衡、不协调的现状将影响到农林高校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三、 建立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0年，国务委员刘延东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颁奖大会上发表了《紧扣时代主题 扎根社会实践———努力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讲话，提出要改进科研评价，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此外，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高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林高校是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良好，为进一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一）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突出地表现在：一是传统学科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建设了一批重要的研究基地，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三是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四是产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是部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开始走向世界，开始了学术国际化进程。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专门针对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者说没有比较成功的评价体系）。与自然科学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也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但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仍然滞后于人文社科研究事业的发展，导致人文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学术失范、评价失真现象，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氛围的形成，阻碍了人文社科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也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地位的提高。在目前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断发展、平台建设加速、科研人才不断涌现以及学术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势在必行。

（二）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农林高校实现整体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农林高校发展迅速，一些高校提出了建立世界一流、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制定了以“农”为特色，各学科之间协调发展的战略⑥，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的发展战略中不再是配角，而占有了重要的位置。然而，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与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相比，与国际惯例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已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瓶颈，影响到学校的整体发展。如何有效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农林高校制定的目标？我们可以从高校自然科学快速发展过程中得到一些启示。以南京大学为例，20世纪 90 年代初该校率先采用了以 SCI 为主要指标的自然科学评价体系，虽在国内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但事实上极大地促进了科研水平的提升，科研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奠定了其在国内高校的领先地位。虽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存在不同之处，但从管理的角度看，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两者都需要管理和引导，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将引导人文社会科学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从而实现农林高校的整体前进。需要注意的是，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内部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等特点，各学科实力、水平不一，须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且体现差别化的评价体系。

立体农业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合作组织分工协作演进

近几年，有关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文章浩如烟海。在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文献中，朱广其(1996)认为农户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成立合作组织从而把交易费用内部化。振辉(2000)认为，分散的农户产生的外部性如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直接导致了农户的交易成本上升，农民通过合作可以起到减少这种外部效应的作用。苏斯彬•姜明伦(2005)运用厂商理论和蛛网理论，认为提高市场谈判力和降低市场经营风险是农民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而本文从分工理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原因。

一、分工理论

在亚当•斯密以前就有许多思想家讨论过分工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给社会发展造成影响尤为重大，但真正把分工置于重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工人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这在经济上第一次提出了分工与劳动率的关系。李嘉图则提出了国家间相对优势的分工原则，认为各国应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交换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尤其是“组织能提高效率”②这一著名论断，对在分工基础上形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上述的理论。他更强调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力。分工与协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③而杨格认为，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演进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导致经济进步和产业、组织的演进。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到杨格，再到现代经济学家，分工理论思想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因此，本文从分工的演进来论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的分工演进分析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之所以赶不上制造业，主要原因就在于农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采取完全分工的制度。现在看来，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低估了农业分工的潜力。第一次社会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农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在那时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进行任何交换。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每个劳动者只从事初级农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有人就放弃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第二次社会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裁缝、木匠、泥水匠等手工业者。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人的出现，商人就成了交易职能的专业职能者。一方面，商人将农产品收集起来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商人消费由其他农户生产的粮食或蔬菜，而农户成立农产品的专业生产者。三次社会分工的结果，使个行业之间相互协调非常好。这正如斯密所说的，分工是可以由市场来组织和协调的。这说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存在着分工和协作，但并没有形成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一阶段。

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新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得到发展。专业化生产使产品能在更大市场范围内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农、林、牧、渔和副业等各行业都可以雇佣几个或几十个村民在一起劳动，这时组织出现了，但它是低级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二阶段。

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分工变得日益细化，服务活动日益复杂化，人们的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经营中的交易需求进步增大，并出现了多层次和多结构的交易形态，于是更高层次的组织就出现了。通过组织协调，使得许多职能有了专门的承担着。农业产业发展是农业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又面向农业的龙头企业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依据市场需求以农业为核心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形成集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农科技一体化的经营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这时的组织形态既体现了斯密的分工，又体现了马克思所论述的集体。

三、依据农业分工的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分类

从分工角度看，企业是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各特定行业的，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最小单元，是具有技术性的有机组合，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企业形成和规模，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一定的企业形成联系着相一致的社会分工形式。根据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和我国目前农业特点，对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分类。

(一)综合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围绕多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这种组织甚至可以涉及成员在信贷、保险和生活方面。它的特点是规模大，地区覆盖面广(见表2)。

(二)专业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根据农、林、牧、渔分类，以一类专业产品为龙头组织起来，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销售、加工、生产指导和生产资料的购买等。如养猪协会、养牛协会等，具有明显的专业特征。

(三)手工业人员组织

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分离出来的人员，一部分人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半工半农，像农村中的木匠、泥水匠等。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组织。这种组织以服务为目的，根据他们从业的特点，不但可以成立专一的木匠组织、泥水匠组织等，而且可以成立以搬运、维护、清洁等综合性家政服务组织。

(四)服务型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由商人游离出来的服务专业的人员组成，成立中介公司，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业生产过程中，专门为各农业经营单位的某项技术工作服务的，如农机服务、植保或兽医服务公司等。农业前部门的服务业，主要是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某一项产品，如种子公司、饲料公司等。农业后部门的服务业，主要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方面的服务。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可以成立大型的批发市场，将农户纳入市场体系。这样，农民可以快捷地接受市场信息，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和保险组织等。

四、对我国目前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几点思考

(一)加大政府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深化农业内部分工，有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从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看，如何提高分工水平，斯密认为应该通过改善交通，扩大对外贸易，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建立稳定的市场只需以及进行生产的资本积累等途径来实现。为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给予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搞好服务，帮助合作组织把握方向，搞好组织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其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规章进行，采取现扶持后规范的步骤，培育和壮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二)完善土地制度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约束条件是人地矛盾，土地的小规模经营成了深化农业分工的拦路虎。而且组织与规模是密不可分的。科林.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为此，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三)增强农民的合作精神

古典经济学强调人是有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户应当体现一种团队精神即合作精神。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通过合作途径进行农业分工来完成单个农民完成不了的或不能高效率完成的生产经营活动。马克思把这种“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称作协作产生的集体力。这种集体力可以把广大规模、分散的农户吸收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参与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从分工中获利。

(四)鼓励农村有一技之长的人建立组织

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从农业中分离出许多手工业者，像泥水匠、木匠等，他们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平时赚些钱，没活干时又回到地里从事农业。他们在大市场中弱势群体，只有把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又可以解决许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比如成立某某家政服务公司，一串红服务公司等，这些组织不但可以立足本地，也可以走向大城市。

(五)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一决定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它可以解决农民贷款难，生产经营、保险、福利、社会保障等无金融支持的问题。对处于弱势的广大农民来说，农民银行是他们的避风港湾，是可靠的后方。

参考文献：

[1]徐金海等，专业化分工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

[2]向国成、韩绍凤，小农经济效率分工改进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6.

立体农业论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分离理论；以工促农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5－0014－05

统筹城乡发展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一、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西方主要国家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乡的分离已发展成城乡尖锐对立，并成为重要的社会矛盾。人类在城乡对立中已提出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萌芽性要求。

基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尖锐对立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把城乡关系放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人类生存的两种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及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两个维度揭示了城乡关系的起源、对立及融合的基本规律，提出了科学的城乡关系理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深刻论证了城乡分离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城市的出现、城乡关系的分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当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分工深化了，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人类社会出现了城市，开始了城乡分离甚至对抗的历史。

其次，产业革命使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厂的大量出现与集中，使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体现了资本主义比以往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市政、金融、商业和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地位。

再次，资本主义使城乡矛盾发展为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2.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的状况及性质

马克思描述了城乡之间对立的表现。首先是城乡差别和城市病态。“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其次是个人劳动方式的对立。“城乡之间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再次，是劳动方式的对立和劳动活动的畸形发展。“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入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专门手艺的奴役。他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又次，是农业持续发展遭受到损害。“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对立的根源一方面是生产力水平低、存在旧的社会分工；另一方面是存在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除城乡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

3.科学分析了城乡融合的条件并预见了未来城乡关系融合的历史趋势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旗帜鲜明地指出：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城乡对立的阶级基础也随之消失，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下将会产生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条件，这就是建立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建立，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0年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时也明确提出：“在革命进程中把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中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之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如当初城乡之对立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此时，“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社会划分为各个互相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融合将随之产生。

对于这种“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的城乡融合，恩格斯指出，要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终极目标。他进一步指出，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标志：一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二是人口分布不均衡(指城乡之间)现象的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在更高级的形态上实现融合，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由于：首先，这是农业发展和乡村摆脱愚昧落后状态的需要。其次，这是大工业发展和解决“城市病”的要求。“消灭城乡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那么多巨大的建筑物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至于弄臭伦敦全城……那么你就知道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是具有极实际的基础了。”再次，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的自由发展要求消除城乡分离造成的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而消除城乡对立是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首要基本条件。

4.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城乡融合的方法与途径

首先，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和技术化。马克思指出：农业资本化和企业化经营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创造了农业史上的奇迹。同时，农业的工业化还可以引发现代大农业取代小农经济的农业革命，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机器化大工业在占据城市工业部门之后也开始占领农业领域并引起农业革命。随着以农业机械化、良种化和化肥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应用还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并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封建宗法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产业工人或农业工人，从而促进了城乡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和大转变。

其次，重视生产力发展在消除城乡对立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 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会在工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后得到改变。“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

再次，强调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他认为，消灭城乡对立的最重要条件是，不仅使工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而且使农业生产资料也由社会占有。在此基础上，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通过把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

又次，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使城乡之间的文化和生活条件日益接近起来。一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密切联系与有机结合。“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二是生产力的计划利用和平衡分布。“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三是人口的平均分布。“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才能使农村人口从……那种与世隔绝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从而达到城乡之间文化和生活条件的日益接近。

二、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前身――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

1.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奠基性探索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尤其是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问题，一直受到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他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醒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在1956年和1957年的许多重要讲话中，他多次阐发了这个思想，并将其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表标着这一思想的成熟。他的统筹城乡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57年，在“正处”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发展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农业用粮食和原料供应工业，同时，有5亿以上人口的农村，给我国工业提供了世界上的最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这些说来，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总结了“”的教训，明确做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的论断。

第二，强调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经验，按重轻农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虽然这在摸索过程难以避免，但生搬硬套，问题不少。1956年，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其实就是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强调首先要把农业搞好。批评苏联没有很好地考虑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他认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哪一头；只顾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因此他要求，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他一再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要对于我国包括五亿农民在内的六亿人口统筹兼顾。这就澄清了对“农、轻、重”提法的误解。的这些论断科学揭示了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与特色。

第三、城市要支援农村，工业要支援农业。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体现了统筹城乡、工农学商四业协作的重要思想。《纲要》就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问题，提出了十分明确和具体的要求。认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相互支援是农民解放的保证。”并明确提出：“工人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满足工业和城市居民的需要。”还号召要知识下乡、干部下乡、把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在农村。

2.邓小平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创造性开拓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邓小平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他认为，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反过来为农村服务，这是由农业的基础地位决定的。邓小平在关于城乡建设如何更好地协调发展的考虑过程中，孕育产生了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的发展思路。邓小平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的思想，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他的统筹城乡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支援农业是工业的重大任务。1975年，邓小平提出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指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关于工业支援农业的方式，邓小平指出，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工业要以自己的发展为农业提供资金积累和科学技术支撑，提供农用机械设备、肥料等；同时要减轻农业的负担。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同时，工业要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邓小平坚持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农业哺育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产生了许多乡镇企业。对“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要大力扶植其发展。他指出，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农村发展必由之路。显然，邓小平为我国农村找到了一条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新路子。

第三，改革是城乡建设协调发展的引擎和动力。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农村改革的起点，也是统筹城乡的动力。邓小平认为，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改革。他主张“百家争鸣”，用改革的办法发展；对改革措施，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对农村改革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 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3.和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全面丰富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所谓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同时，他还从“三农”问题、城镇化和党的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

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一，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第二，明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03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不仅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提供了理论指导，还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第三，做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三、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最新理论

我国改革开放起自农村，农村改革促进了全国的改革与发展，一度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非均衡的，改革重点转入城市后，农村改革就停滞了，城乡发展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又逐步乃至急剧扩大了。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强调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型发展道路，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城乡发展理论，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对统筹兼顾、辨证统一发展思想，对邓小平城乡互促、工农互依协调发展思想和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精髓在于：城乡间关系的演变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城乡关系协调发展本身离不开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这个基础，城乡分离和对立最根本的还是城乡居民间的利益对立。而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正是强调要坚定走城乡协调之路，使城乡居民利益统一起来，使城乡发展在利益关系上相互依存、补充和促进。而做到这一点的根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城市是实现工业化目标的重要载体，必须坚持优先发展，但决不能忽略农村的基础地位。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所强调的。因此，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2.科学发展观高度概括并发展了统筹兼顾思想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并在三中全会的重要决议中加以阐明和确立下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的统筹，把全面安排、协调发展和各种关系的妥善处理等统筹兼顾的观点和思想高度概括整合起来，形成了明确的科学发展思想。这是对统筹兼顾思想的高度概括。

不但如此，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思想，还历史性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的统筹兼顾思想。首先，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的原则和思想从经济建设扩大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上。其次，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的原则和思想从经济建设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再次，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的原则和思想从国内经济建设扩大到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相关发展上。

3.科学发展观中的“城乡统筹”思想与、邓小平和关于我国城乡发展的科学思想是相契合的，并实现了历史性的继承与发展

科学发展，“五个统筹”，是对我们党自建立新中国以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思想，是对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排序等思想，对邓小平城乡互促、工农互依等思想，对统筹城乡发展、重视“三农”问题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说是继承，是因为其思想精髓，都是尊重国情、实事求是的。说是发展，是因为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城乡思想实现了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更加充分地体现着科学精神，而且具有更加系统、更加开放、更加深刻的特点。

正因为有上述继承与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最新、也是最高的理论平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