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1)

1.教学内容突出价值导向性长期以来，高校传统文化教学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大学生进行知识型灌输教育，这与传统文化课程的教育目标并不相适应。因此，明确教学目标、设计精到的课堂教学内容至关重要，是当前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决定课程成败之关键。就课程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唤醒和引导学生身上的“人文需求”，开发其内在本具的善性、德性与智性，培养综合人文素质，使其成长为一个大写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遵循“人格养成，道德提升”的教学目标和原则，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现状，我们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大学生生命教育》、《社会实践》等多门课程中，皆以专题形式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宣讲，客观诠释和彰显儒、释、道思想中厚重深沉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传统文化教学的价值引领性。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课程中，对儒、释、道三大专题的讲解，皆落脚于结合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凸显三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儒、释、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思想支柱，在古代有“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之文化定位。而在信仰缺失、道德失衡、行为失范、价值观失落的今天，三家共通的深厚的心灵之学不啻为救治迷茫、困惑中的当代人的精神良药。在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中，师生一起追寻哲人智慧的思想足迹，领略天地万物运行之道、人生之理，追问“我”之存在。通过哲学的反思，以“万物一体”的宇宙观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客观理性地定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反观内在生命，思维个体“安身立命”之处，从而建立健康而通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将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神渐渐落实到当下的生活中来，达到和睦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及变化气质、提高修养的目标。可以说，大学生如能在生活中依自然之道，行“孝悌”、“仁爱”为人之本，便是寻得人生的密码，开启真正的幸福之门。在传统文化系列课程中，《中国佛教文化》引人注目且不同寻常。长期以来，很多人包括有些大学生在内将宗教等同于迷信，或简单地以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或视宗教与科学水火不相融。这种对宗教不正确的定位和认识上的偏颇，既使人们丧失了正确评判文化现象的是非标准，也错失了弘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机。宗教同哲学一样，是文化形式中非常特殊的部分，它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和精神皈依之处，也是人类为自身创立的抚慰心灵、寻找精神家园和自我解脱的独特方式。因此，关注精神与灵性的宗教与注重物质现象研究的科学，不但不互相冲突对立，反可互相补益，共助共创人类幸福生活。佛教虽为外来宗教，但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与本土文化水融，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处世原则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就不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专题内容首先设置导论，主题为重新认识宗教，了解宗教的产生及其功能，区分宗教与迷信、，梳理宗教与哲学、科学之关系。事实上，只有去除内心深处科学本位的傲慢与偏见，客观理性地定位宗教，并对其持有同情之理解，才能还原并走进中华文化，开始佛教文化的学习。现代人包括大学生在内，精神上最大的迷茫和痛苦莫过于“自我”的迷失，而这种迷失正是由于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环境所支配。当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物质化，当人沦为物欲之奴隶而不自觉时，即会越来越丧失个体自我本有的自由，越来越找不到人生真实价值之所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人的异化”。而佛学对宇宙人生、人类生存状态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有着极其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能够给予人们精神生活极具震撼力的新启发。在人生观上，佛教更强调主体自觉，崇尚变革生命，寻求生命实相，更把一己之觉悟和解脱与他人乃至一切有情生命之觉悟和解脱紧密相联，所谓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在专题讲授中，我们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适当借助优秀的佛教纪录片、影视作品，展示出佛教开阔宏大的宇宙观、生命观、道德伦理观、修行实践观。而在讲述佛教历史、哲学、文化时，其落脚点依然在结合时代热点问题、现实生活，通过课堂及课外讨论，凸显佛教在净化身心、道德重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让佛教回归现实、回归生活，不仅激起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内在学习兴趣，变被动的灌输式教学为自觉式主动研习；更使他们直观地感受到佛教文化的无穷魅力和高度实践性特征，自觉地反观内在生命，确立止恶行善的行为原则。同时，端正价值取向，从生命深处自觉生起慈悲仁爱的力量，以自利利他的精神接人待物，促进道德的提升乃至开拓更深层次的生命境界。

2.教学方法创新之实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导向的教育目标，除需精要的内容安排，亦需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为助，最忌“灌输”和“绝对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特质与精神的领会，当下启发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堂教学中，梵乐静心、经典诵读、内观静修几大亮点设计使课堂教学大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静心、净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过程中，音乐之教化作用非同寻常。昔日孔子在齐国听“尽美也，又尽善也”之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叹音乐之美竟达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极之音乐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给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故儒释道三家皆以音乐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净心之法，其中梵乐更是极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导和启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属耳根最利，最为灵敏。因此，音声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产生教育效果。传统文化课堂当然也离不开音乐化人之绝佳手段，创设优美、宁静、高雅的课堂音乐情境是非常独到的教育手段。在课前二三十分钟，我们选择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进行播放，或课中读诵、讲解儒释道经文时配以背景音乐。儒道音乐清雅、宁静、中和，佛教梵乐则具虚、远、淡、静、庄严肃穆之内涵，可谓雅而不俗、觉而不迷。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带给青年学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学生会主动提前到教室，静静地聆听梵乐，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全新心灵体验，虽未上课却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状态之中了。课前和课中的音乐不仅达到静心、净心的效果，更创设了宁静、愉悦、平等、高效的课堂氛围。尤为难得的是，师生在共享美乐的同时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不自觉敞开各自的心灵，无形中消除了彼此间的心灵隔膜，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与期待，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纳教师，在人格上尊重教师，才能听从师之教诲。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师生之间建立的“爱”与“尊”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因为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就是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坦诚、平等和接纳”的人际关系的过程。所以，一切课堂之成败关键在于“师”与“生”、“教”与“学”这些关系通道是否通畅，而传统文化的课堂因更多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更具打通这些关系通道之优势。触动灵魂深处的儒道音乐和梵乐教学法，便是打通关系通道的极佳手段，成为传统文化课堂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其二，课堂内外开展经典和美文诵读。儒释道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具原创性、奠基性的书籍或文章，蕴含无量智慧精华。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钥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启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孔子曰：“诵书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书，与古人谋。”专心诵读不仅可达到摄心、静心、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复诵读、吟咏、熏修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必能促使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说，如能长期净心诵读渐次达到“随文入贯”，将智慧经文一一消归自性，便能直契经典深义，这就是经典内化、智慧开启的过程。当经典已然化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必将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完成伦理道德的养成及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构建。此为从诵读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过程。因此，从教育角度看，经典诵读是达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简单、高效、科学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使经典教育法被长期摒弃遗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损失。而在今天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经典诵读法无疑是还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学生每日晨读、午读或晚读经典，为了创造高效课堂气氛，我们还在上课之始，让几十名甚或近300名学生齐诵儒学经典《大学》、《中庸》，道家经典《道德经》，或佛学核心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非常肯定和喜爱读经尤其是庄严肃穆的集体诵读环节。当经典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内在的纯真、良善、光明被激发出来时，他们的文字感受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甚至唏嘘不已的：“每次背诵心经，都有种清凉的感觉，如夏日一阵凉风袭过……。又好似与心灵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对周围万物都有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触与交流，真想热情地拥抱自然，给与他人和社会最清新恬美的奉献。这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种有与无之间的奇特感悟，一种大到没有边际又明净胜过月光的空间感，妙哉妙哉！”下课前，再让学生齐诵短文《能量朗读》。此文彰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质与精神，多次诵读强化，不仅能激扬志气，帮助学生重获人生之希望、重寻人生之梦想，亦能促进学生树立感恩、包容、尊重、精进的人生态度和原则。“《能量朗读》很励志，激发人心中的希望。‘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就在身边，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在诵读后，常常会释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压力，能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确了应该心中有大爱，要放开心灵的境界，容纳整个世界。”其三，课堂内观静修体验。中国哲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心灵学问，教理教义的理论探究并非谈玄说妙，而是用来指导身心变革之实践。儒释道三家皆有内观静修之法，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更是求学问道之入门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导其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3.而在佛学中，禅即为静虑，亦指“心一境性”。禅的智慧不仅可以促进对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帮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理性对待尘世的喧嚣和功利，还可以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更为现实的是，禅的具体修习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消除热恼、平复情绪、抚慰心灵的方法和途径。在西方国家，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很乐于用禅来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更把禅与西方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将其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学生也是社会中人，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有着诸多的焦虑、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内观静修开启的智慧之引导，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疏导情绪、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净化自心的方法与技巧，以摆脱痛苦、愤怒、沮丧、忌妒等负面情绪，改变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课堂内观静修虽然条件有限，没有专用的静修室和坐垫，时间也很短暂，但是同学们颇感新奇，整个过程都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其明显的。在静定内观的体验与学习中，同学们初次品味了禅的清凉甘露，惊异、震撼地体会和享受到内心深处久违的宁静、安详与博大。“课堂体验内观静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觉得内心非常安宁，更加远离物质社会的喧嚣与烦躁，让人通达，让人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禅修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无尽的物质财富，而是无穷的、广袤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感受，又会进一步促使学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世界、社会和周围的人，体悟“万物一体”之真实内涵：“课堂音乐禅修时，觉得身心正渐渐趋于平静与淡泊，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已无法干扰我。而我，正全身心地与宇宙融会贯通，每一个细胞都是打开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断传输，输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环着。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响着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我，我的情绪、心境、思想正时刻传向宇宙万物，影响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虽然课堂的内观静修因时间、地点等限制，不能深入内观修习，但正如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几次这样的课堂精神训练不仅已起到了培养心的专注力、控制力，激发学生自觉调控内心的目的，还让学生直观内在地体验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宇宙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内心中生发起平等、感恩、爱与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内观静修还初步培养了一定的觉知力，这种觉知力会随着日常练习的增加不断增强。而这份觉知在平日生活中极其有用，它能让人洞察问题的实质，不会被错觉、假象所蒙蔽，不会盲目地跟随旧有的习气产生恐惧、焦虑、嫉妒和憎恨等等，进而以真实、自由、有创意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独立人格的建立。显然，内观静修的作用，是言语说教所根本无法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课堂内观静修体验，将成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颇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模式体验式情景式拓展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实践性之特质，必须积极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注重学与思结合、思与行结合，大力提升课程的教学实效性。长期以来，不少课程的课外实践仅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的层面，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应引入现代教学理念的开放性、情景性、体验式教学理念，达到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事实证明，实地参访的体验式新教学模式在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开发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实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外实践以带领学生多地游学、拓展体验的多内容、多形式展开。儒家文化课外实践以合肥国桢书院为本校实践基地，学生在基地先后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如，家庭礼仪实践以“孝”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知恩”、“反哺图报”的家庭礼仪意识，并学习家庭礼仪知识，开展家庭礼仪训练；职业礼仪实践以“敬”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处事敬”、“与人忠”的职业礼仪意识，并学习职业礼仪知识，开展职业礼仪训练；生活礼仪实践以“谨”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居处恭”、“言行谨”的生活礼仪意识，并学习生活礼仪知识，开展生活礼仪训练；社交礼仪实践以“信”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诚则明”、“信则任”的社交礼仪意识，并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开展社交礼仪训练。同时，还指导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文明礼仪现状调查和文明礼仪宣传，具体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四个主题内容。整个活动过程由国桢书院老师全程带领，以讲座、观看影片、小组体验、讨论、分享等形式展开，实现了“探索中认知”、“体验中学习”、“行动中教育”的教学目标，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佛教文化课外实践更是依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场所，开展情景式、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个新型立体、系统有序、颇具震撼力的参学模式。为开拓学生文化视野，尽可能实现多地参访，。寺院实地参访由法师全程带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参观以上四大寺院及东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听儒学讲座，了解儒家文化实质，把握孝道、人伦精神；聆听佛学讲座，把握佛学文化特质，了知佛学精神对净化心灵、和谐身心、促进向上人生的积极作用；体验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禅修实践，掌握心理调控的方法、感受心灵的震撼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感、愉悦感、尊严感和崇高感；举行传灯活动，体验合作、奉献、爱和感恩的真义；品味素斋，思惟五观堂“五观”之义，体会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报恩、敬畏生命之心。从活动现场及学生的反馈信息来看，已采取的参观、听讲座、传灯、丛林生活体验等活动方式，文化内涵深厚、新奇多样，且紧紧贴近现代生活和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们颇感欢喜，也收获良多，耳濡目染中不仅对儒释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理性认知、启迪关于生命、道德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内省、确立止恶行善的人生原则。几天的体验式生活虽然短暂，却得以零距离的感受佛教文化，成为大学生活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这几年的教学过程来看，课外实践起着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当然，还可以就实践地点、活动内容及形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更为成熟、高效的参学模式。比如，在实践地点方面，为解决因经费缺乏导致的课外实践难以可持续的困境，计划通过多方沟通、协调，以合肥开福寺为大学生传统文化实习基地，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在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则应尽可能拓展外出实践地点，如可就近参学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了解古代书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学精华。而就活动内容方面来说，可安排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如可在参观、听讲座、禅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脚的活泼内容。在丛林山水间一路行脚、听法，参与讨论与分享，带给大家的感受应该是长时难忘的。既可沿途游访多个人文景观，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让学生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亲近自然的行脚活动中，极易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灵，不管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会显现出率真自然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轻松的学习与交流氛围。在融于自然、回归本真的状态中，享受听闻真理带来的内心的深度喜悦，感受生命的律动，启发内在的精神资粮，从而达到开拓生命深度与宽度的目标。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实现，仅凭课堂教学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三、后课程建设新型模式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2)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中华帝国，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语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近年来，关于语文的定位、功能和教学改革的讨论一直不断。而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对语文的重视，无疑也体现着语文教学的重要地位。语文是母语教育，它的教育成功与否，关系重大。现今，教育界重英语轻语文的现象令人忧虑，因此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讨论。应该说，语文课程“并不仅仅是在讨论一门基础公共课的设置和授课问题，或者补充点文理知识，而是将国语教育作为一个代表和象征，指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人文素质的修养。国语教育不是泛泛的文学阅读，而是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精神层次和做人的境界”。的确，在学生中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而语文恰恰有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便利性和可行性，这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语文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1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其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以其鲜活的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着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如今，“全球化”、“地球村”加速了世界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合作与竞争，是摆在每一个中华儿女面前的严肃问题。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遗产，也带来了因袭的重负。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新时代的学生，了解和传承本国的传统文化，是责无旁贷的。学生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分辨能力，了解传统，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分析传统，有助于他们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变革传统，也有助于他们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我们的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以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在语文教学中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极大的便利性和可行性。

2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传统文化教育

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语文课程的内容常常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如何在语文的教学中较好地实施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轻松自然地领会传统文化，欣然接受传统文化，理解和深刻认识传统文化，并非易事。它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来完成。首先，语文教师应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与自觉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进入大学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语文学习等方面也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换言之，教师不应低估学生的水平，如果教师不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在讲解的过程中不能给学生脱胎换骨的感觉，就很难激起学生的兴趣。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不但是丰富的学识，还要有对内容深浅的恰当把握。在语文的教学中，要避免与中学重复的东西，需要深入，让学生感受到深刻，但不能故弄玄虚，又要浅出，让学生容易体会，但必须避免肤浅单调。教师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还应当包括教师本人的优秀的师德师风，像孔子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言传身教等精神，这些精神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思想。教师具备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才能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将自己的知识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教给学生。同时，语文教师应该有自觉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适时向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其次，注重引导学生诵读经典，提高文化品位。选入语文教材的古代作品是经过岁月沉淀的名篇，要求学生诵读这些经典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诵读的过程不仅是帮助记忆的过程，也是对文章的思想感情、艺术手法理解吸收的过程，真正的诵读需要读者主体思维的参与，把语言符号变成逼真、鲜活的艺术形象，并不断内化，成为运用语言的能力。而这些材料的日积月累，将成为一个丰富的语言资料库，在写作的过程中往往会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显示出文化底蕴。要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还应当在引导学生诵读作品的同时，扩大其知识面和阅读面，使学生对这些经典有更加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广泛地接触中国古代的优秀经典，可以使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得到熏陶，文化品位很自然地得到提升。再次，结合地域文化资源，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学习不应当限于书面知识，还应当走进生活，把课外与课内打通，这样才能更容易理解所学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认识。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文教师不应是单纯的教学工作者，还应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如何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需要语文教师不断地探索和思考。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洁.中国母语教育的困境和未来[n].中华读书报，2011-04-13.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4)

（一）传统文化的概念

“传统文化”是在建筑界使用频率较高却又含义模糊的一个词汇，是对具有传承作用和历史积淀的，相对比较稳定的文化综合体的称呼。传统文化不仅包含思想、意识、风俗、道德观念等意识层面的东西，还包括物质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复合体。

（二）室内空间设计的概念

室内空间设计是从建筑领域里分离出来的，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发展的产物，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多元化、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室内空间设计是一门具有交叉性的学科，大体上包括室内空间环境设计、室内装修设计和室内装饰陈设设计这三大部分，且这三个板块互为依托，相互影响，不可分离。台湾著名的教育设计家王建柱曾经在《室内设计学》一书中给室内设计定义，其认为“室内设计是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设计的一个主要的部门，是对建筑空间内部进行的一种理性的创造，是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创作活动”。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室内设计的关系

（一）传统文化影响室内设计

物质决定意识，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其思想的形成必然受到一定的社会客观存在的影响。现在有一些设计师，尤其是一些具有前卫意识和非主流思想的设计师，口口声称自己要抛弃旧有的传统，打造全新的设计理念。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即便是极端地反对传统的设计师，其设计过程中也会留有传统文化的痕迹，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不是脱离传统文化的独立存在，这是因为设计从古至今都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从媒介语言等显性的传统，再到心态、思维方式、审美观点等隐性的传统，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位室内设计师。

（二）传统文化是室内设计的渊源

传统文化是室内设计的渊源，室内设计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这层关系：首先，从横向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风格的室内设计，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下形成的，是对当时的文化风貌的体现，有着自己特定的精神文化内涵，反映了不同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其次，从纵向角度来看，任何时代的室内设计都是和当时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室内设计的形式是来自于社会文化的，是设计师按照丰富的经验加工而成的。因此，传统文化是室内设计的渊源，没有传统文化就不会有室内设计。

（三）室内设计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任何思想文化的传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传统文化也不例外。无论是何种风格的室内设计，都承载着创造者和使用者的思想，承载着不同的精神文化内涵。其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借助室内这一媒介得到大肆传播。这主要表现在，每一种室内设计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每一种室内设计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借助室内设计这个媒介，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得到全面展示，更可以得到有效的传承。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文化是不同时期的人们思想的产物，是精神文明的体现。室内设计往往是以科学技术作为有力的依托，将文化艺术作为设计的内涵，它的发展与进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现状和文化精神。可以说，时代的发展需要基本的脉络，而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则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去的呢？以下将对此做一个详尽的论述。

（一）中国传统的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1.儒家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儒家遵循的是中庸之道，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荣共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中国的室内设计师一直恪守的设计原则。放眼当今的室内设计作品，可以发现，好多室内设计都在模山范水、象天法地，虽是人力手工创作，但是仍宛若自然，可谓天人合一。此外，在室内装饰文化上同样力求恰到好处的装饰，情景交融，从而由物的境界上升为精神的境界。如北京万寿会的设计就是以“传统与现代艺术为题”，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香港室内设计大师梁景华曾评价其为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节奏恰当运用的典范。又如，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经常将自然景物引进室内，在室内供奇石、养异草、做盆景，意在体现以小见大、天人合一的意境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运用的具体表现。

2.道家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道家极力推崇“道之本性在自然”的思想，既崇尚宁静，又主张流动，并阐述了有无、动静、虚实相合的关系。道家思想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空间上的虚实相合。比如，在空间上出现的虚实结合、彼此交错、穿插、共享、动静统一以及开场流通的空间形式等都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其中，隔断法就是道家思想在室内设计中的具体运用，常见的空间分隔有落地罩、屏风、帷幔等，这些分隔既具有装饰性，又在空间上进行了划分，但是声音、光线和气味等却没有隔绝，从而给人一种“隔而不绝”的感觉，产生了极强的空间流动感，营造出一种似合非合、似分非分、虚实相映的情趣。

3.佛教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佛教提倡通过个体直觉上的体验和冥想的思维方式，达到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最终超越一切、摆脱一切，回归最真。以“线条简单”“色彩纯净”作为设计原则的佛家禅意风格也在逐步受到大众的亲睐，如国际知名设计大师李益中和于强曾举办过一个室内设计展，其中便有一个作品运用了佛家禅意的风格，该作品集传统东方韵味和现代感于一身，谨遵“线条简单”“色彩纯净”的设计原则，家具以深色木头为主材质，配以云纹及中国字等常见的图案，再加上极具东方韵味的石钵、陶皿，禅味十足。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简单、自然、本真的佛家思想必定会在室内设计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二）中国传统符号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运用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之后，逐步形成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多样化的传统图形和纹饰。在中国的传统元素中，无论是图案纹样还是用来装饰的图案，都有着传统的象征内涵和比喻意义，代表着吉祥如意、平安、福禄等美好的感情。这些传统的文化符号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运用这些传统符号作为装饰元素，是营造现代室内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作为一名设计师要用今天的设计语言去重新阐述这种完美。比如，杭州某酒店的设计就是充分借鉴了石井、马头墙、青花陶瓷等中国传统元素，并且在墙面设计上也加入了篆刻和中国书法等传统符号，再对传统的符号加以现代的排列组合，营造出了一种古为今用的特殊的美。由此可见，这种通过传统文化将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融合到一起的室内设计风格，在当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死亡：死亡观：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死亡的思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人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对待死亡及人生问题的死亡态度和死亡智慧。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文化传统而没有中断的民族，其处理死亡的方式也有其独特性，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到关于死亡意义的思考无不彰显了死亡的伦理化特征而非死亡的自然性。本文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基本脉络，主要内容、特征及其现代意义以期给现代人思考死亡问题以某种启示。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基本脉络

在中国原始宗教中，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古人认为，天上是神的世界，那里是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神无生无死，是永恒的。地上是人的世界，有生必有死，地下是鬼的世界，黑沉沉、阴森森，令人恐怖。神、人、鬼各居其所。中国原始宗教的死亡观与季节相联系。如认为冬季黑暗、寒冷，大雪冰封，万物肃杀，和阴间的景象相同，是死亡的季节。中国原始宗教中死亡意识与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科技水平相联系，源自于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的本能恐惧或向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关于死亡的思考闪亮登场。孔子站在岸边望着滚滚东逝水，发出逝者如斯乎的感叹，这也表现出他对人生必死的无可奈何。所以当子路向他提出关于死亡问题的终极关切时，他表现出不高兴，脱口而出“未知生，焉知死”。这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深切感悟。深意在于：生命是有限的，应把精力首先放在有价值的问题上，思考生比研究生更有意义，把生活的问题安排好了，死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这句话并不表示他对死的问题的放弃，而只是一种理性的暂且搁置，但隐含了关于生死关系的思考。其实孔子也并没有放弃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只是觉得如果你真正地认识了生，也就认识了死。所以儒家关于死亡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通过思考生而超越死展开的。既然死亡是最大的不幸，儒家干脆搁置难以证明的死亡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另立终极关怀的对象，把人们对永恒的追求与现实建构统一起来，关注自身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那就是道德价值的开拓或内敛。所以儒家建立了一系列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通过树立一种死后的崇高目标来给生命确立一整套的价值标准，提供理想和规范，促使人为民、为国、为他而去忠、去孝、去悌、去友，立功、立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与儒家相比，道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就自由、任性得多，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果说儒家是努力在“生”中探寻“死”，那么道家主张的就是“出生入死”，把万物归结于“道”，而“道”法自然。凡事不能强求，要顺其自然，主张“无为”。“无为”并不是消极不去为的意思，而是说要顺应自然之理，国家的治理是这样，人的生死也是这样。对人来说，生也自然，死亦自然，没什么可高兴和惊奇或悲伤的。只有那些超越“生死”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所以面对死亡不必要有生存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不需要去执着于现实的事务，而是应该按照天理和自然的法则调养好自己。既然生死是“天道”所定，所以既不要悦生，也不要恶死，要“生死齐一”。

真正把死亡描述得恐怖可怕的应算是汉代佛教。释加牟尼曾为印度王子，不受魔鬼撒旦关于万国荣华的诱惑潜入山林苦修，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七天七夜关于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终于悟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真谛，从而开创了“四圣谛”为核心要义的佛教生死观。儒教对死亡的基本观念是：人不只是有一“生”，而有无数的生死轮回，死是这种轮回不已的生的中介。人生的痛苦在于人的肉体，肉体最大的痛苦是死亡。肉体可灭，而灵魂可以转生或转型。人一生要与自己的肉体做斗争，只有战胜自己肉体的人才能享受到来世的快乐，达到“涅槃”。在这里，死亡在佛教那里有了几份生存的沉重，变得明森恐怖。

如果说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道家的死亡观是飘逸的，那么佛家的死亡观则是消极的。它是要通过对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压抑达到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世界。

应该说，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人的死亡观相对成熟了。人们一般能接受死亡这个客观事实，也不大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隋文帝坚决反对神仙怪异之类的存在，陶渊明选择了“自然无为”的人生观，只要今生今世生活得安逸，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就行了。“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明代思想家吕坤对死亡的理解更为深刻：“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认为死后看风水，请阴阳先生是“舍我本身，求之枯骨”。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死亡观造就了无数不同的人生。众多仁人志士秉承了儒家的死亡思想，报国安邦，杀身取义，如宋江、谭嗣同、文天祥、陈天华。而道家的死亡思想造就了象“竹林七贤”以地当床、茅棚作被、天为帐与猪狗同食这样的隐世者及敢于在宫庭颠倒骑马的文人骚客如李白。应该说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死亡观是儒家死亡思想的传承，是人世的，而不是出世的。但是，他们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高度，为人民谋幸福，舍生忘死，抛头颅，洒热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具有中外以往任何死亡观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李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一书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亡是一种自然的归宿

生和死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有生就有死，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人首先考虑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没有必要去为无法抗拒的死亡和根本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忧虑、烦恼。但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便有了不同的价值选择：一种是消极避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竹林七贤”。另一种是自私自利，巧取豪夺，拼命满足肉体、感官欲望的享乐主义方法；另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就是：珍惜生命的存在，尽可能使人生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无法获得生命的永恒，但我们可以通过生命创造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传予后人，使已不朽。

(二)死亡是一种令人恐惧、给人威胁的力量

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再加上亲历临死者的痛苦神态及死后的“狰狞”面目，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只要我们觉悟到死亡对人生的真谛，认识到日益逼近的死亡所造成的生命的有限性，那么这种“恐惧”不但不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恐慌，相反会给予我们对未来希望的某种启示和提醒。正因为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渐近性，我们必须抓住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机遇，最大程度地利用生命，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无法设想，假如人类没有死亡，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空虚、无聊甚至可怕。

正因为死亡的唯一性、不可逆性，死亡的濒临便成为一种生命外在的威胁力量。相反，“以死相拼”也成为抵御某种威胁自己最高理想和价值的最后的武器。国家正是利用这种威胁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根本的价值目标。对违法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死刑。

(三)死亡是一种痛苦的解脱

无论是来世的死亡观还是现世的死亡观都能成为它的逻辑前提。佛教中的“涅槃”让人进入一个极乐世界，道教的顺“天道”而亡就有一了百了的寓意。《红楼梦》第一回踱足道人唱的“好了歌”：好便要了，了就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如果生命的过程实在难受，有些人会以死亡的方式作最终的了结，这是对现实的绝望，对生存价值的彻底放弃。其实不然，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对个人来说，它是统摄一切的力量；对社会来说，它是构建社会大厦的根本基础，社会的一切都要来源于它。

(四)死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这里又有两种情况：要么把死亡作为追求理想的工具，认为有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多少痴情男女为爱殉情：梁山伯、祝英台化蝶而飞，罗密欧和朱丽叶相卧而死。要么把死亡作为一种灵魂的升华，把美赋予死亡本身而美化死亡。为什么成为千古绝唱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悲剧而不是喜剧。有人认为三毛的自杀既是她对荷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留恋和无奈，更是她把死亡作为“灵魂升华”的手段。她与荷西的结合是灵魂和肉体的最完美的结合，荷西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荷西去了，她也去了，死亡便成为她必然的选择。把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寄托、镶嵌在死亡身上，使死亡本身看起来如此美丽让人向往。在这里，美好的愿望便超越了痛苦的事实，反映了人们通过死亡来延伸美好愿望的心理期待。

从李庆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心目中的死亡观念散发着浓厚的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气息。大多数的中国人往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死亡，彰显、规定死亡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中国历史造就了如此众多千古流芳的仁人志士的原因。再一个，中国历史变革过程中的曲折和驳杂是其它民族所没有的，在每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死亡观也往往处于现代和传统的交合中。由于个体生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主流文化中突出的是为“集体”而献身的英雄和烈士，这些人往往被神化以达到某种政治教化的目的。所以，中国人的死亡观念往往被赋予政治上的意义。还有，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在这座政治大山的高压下，个人显得如此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当他们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时候，于是把希望和理想更多地寄托于死亡身上，要么美化它，要么使之神秘化。所以说，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念的三大基本特征。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现代意义

人不可以选择是否死亡，因为死亡是人的可能性中最有可能的可能性。但人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死亡观念，一个没有死亡意识、忧患意识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鲁迅作品中阿Q的愚昧就在于他的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自我意识。

任何历史不可能不影响现在，现实总是历史的延续、不可能不打上历史的烙印，就象人脱离了母体必然留下永久的疤痕一样。

死亡观也是这样。它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的人们忘记了死亡这把悬挂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再去体验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沉浸在金钱和欲望的漩涡里不能自拔，所以一旦死亡之剑突然从头上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措手不及，无可奈何。为什么贪官污吏只有到临死的时候才感到“上对不起高堂老母，下对不起黎民百姓”；为什么事业有成的大学教授、领导人生的道路上遇到点挫折就从高楼纵身一跃、一命归西；为什么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同学之间有了点矛盾就拔刀相向，以死相逼；为什么少数党员干部先人去世以后要把葬礼搞得风光宏大，墓碑立得高又高，大吃大喝，锣鼓喧天，甚至借机敛财。这不仅是财富的无意义浪费，更是对先人的大不敬。哲学是死亡的练习，哲学家就是为死亡准备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为他们指点迷津，尽管我们的理论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和无能为力。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声音，一种良知与理性的声音，一种迷途劝返的自我提醒的声音。这种声音洋溢着天国的温馨，为我们漫长的一生护航，使我们不至于沉沦和堕落，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如前所述，儒家的死亡观是人世的，它把死亡问题暂且搁置，要求人们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去忠、去孝、去悌、去友，通过立功、立德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从而超越死亡。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了历史的关键路口，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的滚滚洪流中去。党员干部更应该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和责任。可是，有少数党员干部却在金钱和欲望的冲击下忘却了这一切。如自己都承认是玩权力、玩金钱、的“三玩”干部雷渊利；被老百姓戏称为“王坏种”的；和一百多个女人上过床的张二江。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也有人对养育自己的父母都无孝心，怕父母年老后成为自己的累赘，用金钱一次性买断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有人对人已毫无诚信可言，“仁、义、礼、智、信”在他们身上已找不到任何影子。当然，这也不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多少人格和道德的楷模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抛妻子、别老母，长期扎根雪域高原，最后身死高山雪地的孔繁森；心里总是想着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身患绝症，仍然坚守工作岗位的郑培民；为了改革开放事业，“即使前面是地雷阵、万丈深渊，我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朱锫基；背着妹妹上大学，感动了多少中国人的寒门学子洪战辉。他们不仅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

道家的死亡观是飘逸的、潇洒的。应该说道家更是一种容易被常人所接纳的平民死亡观。它要求人们不执著于生死、顺其自然，以一种安身立命、本真的态度来体验人生，寻找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确，对普通人来说，我们不可能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为社会的发展尽到自己能尽和应尽的责任。那么到临死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碌碌无为而羞愧，而是深切地感觉到：我的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6)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法治建设、传统法律文化、本土资源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在这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拟就以上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先进的文化，“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其中古代法典编纂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巨作，”（2）“有关正式的中国法律的文献不仅数量多，容易理解，而且其适用的时间，比所有现代国家法律的历史都更长久。”（3）至唐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对周边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虽然到了近代，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被迫国门洞开，被强行拉入了世界体系范围，在欧风美雨面前，中华法系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竟沦为“落后”、“野蛮”的代名词。从晚清“新取”开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法治近代化的历程，从那时起，中国法治变革的参照物就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与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备受冷落，沦为受批判乃至受攻击的对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因此，“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如规范是适当的。”（5）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它根植于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想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内在的合理性，那种单纯地以西方法律文化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且只注重二者的分野，并进而由此得出结论，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落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上不至于妄自菲薄以致进而失去前进的勇气。

2．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6）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3．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现代化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内容，但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7）受“公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现代化成分，注定了在当前的这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法治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中它无法扮演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又如，“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8）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我们知道，英美文化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借鉴。在英国，不论是普通法传统，还是衡平法传统，均是其法制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美国则主要继承了英国式的经验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对英美国家的稳定发展的绩效是明显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传统法律文化陈陈相因，“在古代就获得了体系上的高度和谐与超常稳定，传统的法控制指令，潜入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底层，它控制着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转，使法律在社会实现过程中向既往的历史回复，”（9）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废弃而无效了的观点是天真的。”（10）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法律文化却命运多舛。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变革不是依靠内部因素促成的，而是迫于西方的压力，针对外部的刺激所产生的回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其中从体制到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传统法律文化往往被忽略乃至抛弃。影响至今，当前我国立法工作中仍在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规模，盲目迷信立法手段，在制定和移植外来法律时往往割裂了历史传统和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以被民众认同、消化、吸收，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一切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时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11）

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于法律文化的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2）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13）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14）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15）

三、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

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例如，西方二十世纪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是从个人本位向在坚持个人本位的同时强调社会本位，突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社会本位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就是以集体为本位的。（16）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来说，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不应过多的强调集体本位，相反更应大力弘扬的却是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的自由、独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无法建立。又如，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牺牲个案正义的结果。但是，对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来说，更应受到重视的却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不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破除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不确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司法公正就根本无法谈起。因此，我们不能以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和内在的危机而对东方文明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东方文明的世界了，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些人，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17）

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3．必须正确地看待法律移植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从有限的本土资源中寻找零星点滴的资料更能提高效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因此，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相比，法律移植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条更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诚如学者在论及中国法学如何走向世界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说来，我们继受的主要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8）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3）[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4）《马恩全集》第4卷，第121页

（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84年，第2页

（6）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张晋藩：《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历史评价与借鉴》，载张国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鹭江出版社，1986年

（7）、（16）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第36-77页

（8）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9）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0）、（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第10页

（1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12）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4）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17）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18）徐国栋：《中国法学怎样走向世界》，《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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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服饰；体现

1前言所谓的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就是让人们看到后马上会联想到“传统中国”，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中国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都蕴含在服饰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内敛。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服装上得以充分的体现。比如服饰里渐变过渡的中间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宁静致远，这就是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风格；宽袍大袖也是从汉代服饰发展而来的一种服装样式；还有丝绸的材质等等。东方和西方的服饰对比起来就好像西方人更强调竞争、中国的传统则是讲究平和的，如放风筝、太极等，讲究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神韵，不是一件旗袍、大灯笼袖或者某种色彩可以诠释的[1]。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服装必然包含着三个元素，那就是面料、色彩和款式。不同年龄或不同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人对这三个服饰里的重要元素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科技、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的面料、色彩和款式也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所以这三个重要因素足以让服饰千变万化，来适应各种人群对中式服装的不同需要。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里可以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任意一点上。

2.1面料。总体来讲，中式传统服装的面料选择十分广泛，但其中有些面料却是中国独有的或是最先运用在服饰中的。例如大麻被称为汉麻；苎麻，被称为中国草；丝绸也是我国特有的面料。而棉布最早则是从印度引进的。其他的面料包括绫、罗、绢、绮、绵、纨等。我们看到在出土的西周时的织物中，麻织品的精细程度甚至可与丝织物相媲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式的服装不仅仅是单纯的从形制和款式上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服装有所区别，而且在服装的面料上也颇有特色。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服装面料使中式服装增色不少。

2.2色彩。传统的中式服装在色彩上是很有讲究的，也并不是所有颜色都适合人们的日常穿着。

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有着严格的规定，在礼仪礼法中明确规定了服饰的色彩，不同的服装颜色代表的是不同人物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且在生活中还忌穿“贱色”和“凶色”。所谓“贱色”，就是从事某种低贱职业者的服装颜色，这些颜色往往被视为不洁之色，民间把它们称为禁忌的颜色，比如绿色头巾就是一种所穿服装中的一种。因为民间认为绿色和青碧色多为娼妓优伶等身份的人穿用。另外“依五色、五行与四神方位的说法，春德为木，据于东方，其色为青；夏德为火，据于南方，其色为红；秋德为金，据于西方，其色为白；冬德为水，据于北方，其色为黑。”由此可见，通常看似普通的颜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蕴含着深层的含义。中国自周代以来建立服饰制度，认为色彩是汉民服饰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但在现代的服饰上配色高艳度、强对比却成了中式服装的典型的配色方法。传统服装色彩受到阴阳五行影响，有青、红、黑、白、黄五色的说法。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则为间色。正色在大多数朝代为上等社会专用的，代表着高贵，成为民间人们所喜欢和追求的色彩。从配色方法看，强对比和高纯度是中国传统的配色方法。强烈的对比色往往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的配合下使服装显得更加辉煌艳丽且不失浑朴大方的气质。中国民间则对蓝色有传统喜爱，发明了蓝印花布、靛蓝蜡染布等。蓝色与黄种人的肤色相配在一起比较协调，能够产生柔和的色对比效果。民间的服饰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有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2]。

2.3款式。中国传统元素服饰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款式风格才风靡世界。而现代的中式服装中仍沿用着许多传统的细节与款式。传统的款式包括对襟、斜襟、一字领、裙子侧摆处的开叉、灯笼袖、上衣下裳的形式、袍衫等等。领子分为斜交领、对开领、立领。在装饰手法上通常使用镶、嵌、滚、盘、绣等种工艺。中式的服装崇尚自然下垂，强调的是纵向感，不会过分地夸张肩部，长长的衣袖和筒形的袍裙等使四肢显得有挺拔感。我们所熟悉的中山装就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求同存异的典型，它是由孙中山先生仿照童子军格式而定，所以被称为中山装。衣服为翻领，对襟，五纽，前胸左右各有两个方形凸袋，有软盖，衣长及臀，袖长及脉；裤子前面开，用暗纽，左右二暗袋，右后臀部有一个裤袋，有软盖。从装饰特点上看，由于中式服装表现的是二维效果，属于平面直线裁剪，所以装饰也主要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的装饰。装饰手段有镶、盘、滚、绣、嵌等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造型简练，色彩靓丽，让人在穿着它时既能显示出独特的气质又不失美观。刺绣用于服装中的历史悠久。发展到后来，甚至形成了“衣必锦绣”。在现代的中式服装中运用平面刺绣的方法来装饰服装表面空间的手法是沿用至今的最常用到的手法。尤其是精妙绝伦的刺绣工艺与精致的丝绸面料相配合，使服装充满东方风韵，令人赞叹不已[3]。 2.4图案。中式传统服饰上的图案考究而精美，而且涉及的样式和种类也十分丰富。这些丰富多彩的图案纹样里有飞禽走兽、四季花卉、山峦亭阁、几何纹样等，或抽象或具象、或夸张或写实，风格全面且精美，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古至今，无论是在高贵的绸缎还是朴素的民间印花布里，吉祥纹样运用都极为广泛。这表明中式服装喜欢利用图案表示吉祥祝愿。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九龙戏珠、蜥龙闹灵芝等图案，不仅隐喻着图腾的崇拜，而且以类似的图案来抒发“龙的传人”的情感。像凤穿牡丹、团鹤仙寿、鹤鹿同春、喜鹊登梅、连年有余、吉祥八宝、福禄寿喜等图案，反映了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希望。其中还包括几何纹样、飞禽走兽、四季花卉等类型，这里最具特点的是皇帝的龙袍。因为皇帝作为真龙天子，所以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图案各有寓意：“山”代表稳重；“华虫”取文丽的含义；“日、月、星”取照临的含义；“藻”代表洁净；“粉米”表示滋养；“火”取光明之意；“宗彝”表示忠孝；“黼”取表示决断；“黻”取代表明辨。在古代的官服中包含的图案里也更是充满寓意和标识作用。例如在明清文官服饰中多采用飞禽图案，武官的则多为走兽图案。其实说起服饰的装饰，它是从原始部落时就已存在的，在那时的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就已经穿有不同饰物的服装。在商代的墓室壁画里我们看到奴隶主们的服装绣有云纹或几何纹图案。在众多的装饰图案中“宝相花”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图案，它是佛教的象征性名物，是佛教庙宇中最庄严的装饰，后来才被用到了织锦上，成了衣衾上的花纹。宝相花图案在唐代开始被用于衣服上，从此它从庄严的佛教殿堂走进了世俗的生活。到后来出现了变体的宝相花，带有变体宝相花的纹锦和变体宝相花纹的锦鞋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中式服饰中，传统的吉祥动物图案有：兔，它性情温顺，象征着很强的繁殖力，寓意着年年丰收；玉兔可以捣药，所以还有除病治病的意思；鱼，寓意着“余”，有年年有余，鱼跃龙门之意；蝙蝠，谐音“福”，有祝福和多福之意。其他常见的传统图案有“多子多福”、“喜上眉梢”、“榴开百子”、“花开富贵”等等。

3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衣冠王国，始终为世界服装的发展提供着素材，许多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和各个时期的服饰也成为世界各国服装设计师竞相参考与模仿的样本。所以服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不仅可以美化人们同时还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们通过服装去了解他国的风俗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可以通过服装进行交流和借鉴，并且从中把我们的中式元素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从而把它们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参考文献：[1]张雪颖．服装文化巡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