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论文篇(1)

关键词：双边市场；银行卡；交换费

一、引言

自2004年5月起，我国各地不同行业的商户因POS机刷卡手续费问题先后与银联和银行方面发生争执，甚至撤下POS机、拒绝持卡消费者使用银行卡进行消费支付。我国的银行卡产业在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无论是持卡人观念的转变，还是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在促使着银行卡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罢刷风波的背后是银商之争，商户若接受消费者刷卡支付，则需要向银行卡组织缴纳一定的费用，在我国，其费率大约占交易额的1-2%，行业不同，费率会有所差异，但消费者是不需要为刷卡而额外付费的，并且有时还会因刷卡而获得额外的奖励，这些奖励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商户，商户不堪高费率之负而怨声四起，以至于罢刷抗议。其实银商之争并不是我国不成熟的银行卡市场才有的产物，在西方成熟的银行卡市场，其商户费率为2-3%，银商之争同样剧烈。由于刷卡手续费费率问题实质上是银行卡服务的定价机制，因此，银行卡服务的定价机制是解释银商纠纷产生的根源，也是解决纠纷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分析交换费的合理性及最优交换费的确定，以其对于银商之间的刷卡纠纷提出合理的建议。

二、关于银行卡的运行机制及定价机制的理论综述

（一）银行卡运作机制

银行卡产业属于典型的双边市场。Rochet&Tirole（2003）首先展开对双边市场的研究，认为双边市场是指该市场中存在一个或者数个网络平台的运营者，他们同时向具有截然不同诉求的终端用户提品或服务，并试图通过向每一边市场合理收费来促使截然不同的终端用户都采用其平台进行交易，从而获得利润或者至少保持盈亏平衡的一类市场。

银行卡产业的核心产品是银行卡提供给消费者和商户的服务，这种服务是由发卡银行和收单银行在银行卡组织提供的平台上共同向消费者和商户提供的服务。因此，银行卡产业市场涉及的市场参与者包括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发卡银行、商户、为商户提供服务的收单银行以及银行卡组织，它们共同构成了银行卡产业市场的复杂网络（Gan and King，2001）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发卡机构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参与发行市场的竞争，在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决定银行卡发行数量以及发行对象，并激励持卡人使用银行卡服务。当平台有交易发生时，持卡人从商户那里购买到商品后向发卡机构支付商品价格和卡费p+f。发卡机构和持卡人共同构成了银行卡服务的发卡市场。发卡银行收到这笔资金后，将扣除交换费后的资金p-a支付给收单机构。收单机构和商户通过POS电子收款协议形成战略关系。收单机构向特约商户提供终端设备，并进行资金清算，承担一定的资金清算风险；商户基于收款方式的便捷与准确等特点选择银行卡服务，向收单机构支付一定的银行卡服务使用费m。收单机构将收到的资金扣除商户扣率之后，将剩余资金p-m支付给商户。收单机构和特约商户共同构成了银行卡服务的收单市场。以上过程中，卡费f是由发卡市场中的发卡银行之间的市场竞争决定，商户扣率m是由收单市场中的收单银行之间的市场竞争来决定的，并且它们也不是固定的（如我国自2004年3月开始实施中国人民银行126号文批复的《中国银联入网机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益分配办法》，它将过去跨行交易手续费收益在银行间的分配标准由发卡行、转接中心、收单行按照8∶1∶1的分配模式改变为7∶1∶X，使收单收益通过市场定价完成）。商户扣率由“交换费+银行卡组织网络服务费+收单服务费”这三部分费用组成。

发卡市场和收单市场的同时存在表明，银行卡产业具有显著的双边市场特征。只有当消费者和商户对银行卡的需求得到平衡时，银行卡组织网络平台才能正常运转，银行卡的价值才能体现。银行卡组织共同一致的目标就是使成员银行的总利润最大化，因此它必须采取一定的平衡措施来平衡两方的利益和银行卡组织的网络运营成本。为了得到一个最优的价格结构来平衡消费者和商户的需求行为，银行卡组织一般采用交换费（interchange fee）来间接地达到影响消费者价格和商户价格的目的（Rochet and Tirole，2002；Schmalensee，2002）。

（二）交换费的理论研究

交换费是指由收单银行向发卡银行支付的一笔费用，以弥补发卡银行为吸引和维持持卡消费者而花费的成本（Schmalensee，2002）。交换费的变化会影响到卡费和商户扣率的变化，即间接地对消费者和商户的价格结构产生影响。交换费是银行卡组织用来平衡双方需求和取得最优价格结构的惟一手段。

有关银行卡消费的定价水平，在国际成熟市场上也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尚需不断探讨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类观点：第一，认为交换费是平衡银行卡市场双边利益的关键，对银行卡市场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以Baxter（1983）为代表，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确定最优交换费率的理论和模型，包括Schmalensee（2002），Rochet & Tirole（2002，2003a），Wright（2003）等考虑商户策略行为的最优交换费确定模型；第二，认为交换费率对银行卡最终交易价格并没有多大影响，因此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以Carlton & Frankel（1995）最具代表性，而Katz（2001）等基于澳大利亚信用卡体系改革的研究，倾向于基于成本的定价模式，也基本否定了市场化的最优交换费机制的存在。

从国外的研究可以看出，基于上述两类观点，理论界对于交换费的确定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零交换费；基于成本确定交换费；交换费由市场决定或由银行卡组织确定。零交换费意味着政府补贴，在现实中的可行性较低。随着反垄断机构的干预，一些国家或地区出现趋向基于成本定价或者政府定价的定价方式。但到目前为止，在多数情形下交换费仍实行市场定价，由银行卡组织确定，而定价方式已由统一定价向差别定价方式转变。

2003年Rochet和Tirole（2003，2004a，b）提出了双边市场理论，人们关于银行卡产业市场特征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对垄断平台的研究转向对多个平台竞争下的银行卡定价问题进行分析，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达成了部分共识。银行卡产业的理论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定价机制的模型分析

根据我国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卡市场的发展情况，本文的理论模型将以发卡市场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研究交换费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最优交换费的偏离。

假设1：刷卡消费给持卡人和特约商户带来的收益分别为了bB、bS，bB、bS反映了相对于现金等其他支付方式，持卡人和特约商户对银行卡支付方式的偏好。所有商户对银行卡付方式具有相同的偏好，并且对持卡消费者不征收额外的费用。持卡人具有不同的偏好，bB在区间[bB，bB]服从h(bB)，分布函数H（bB）。

假设2：发卡机构和收单机构的单位交易成本分别为c1、cA，主要包括发卡和收单机构承担的技术成本、资金成本以及风险损失。发卡机构向持卡人收取卡费f，收单机构向特约商户按交易金额收取的商户扣率为m。

假设3：银行卡组织与发卡机构共同制定的交换费a，rI=cI-a，f是rI的增函数，并且0≤ ＜1。在不完全竞争的发卡市场上，发卡机构的利润为正，即f（γI）-γI＞0。

假设4：考虑商户受理银行卡的策略性效应，有 θ（θ∈[0，1]）比例的消费者拥有商户是否受理银行卡的信息，可以将θ视为策略性效应参数。

博弈规则为：银行卡组织与发卡机构共同制定交换费a，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发卡机构、完全竞争市场的收单机构确定卡费f和商户扣率m；商户考虑商户扣率和受理银行卡的收益及策略性效应后，选择是否受理银行卡；消费者在刷卡消费收益bB和卡费f的基础上，决定是否采用银行卡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或采用现金方式消费。

依据以上假设和博弈规则可以推测，商户受理银行卡的条件为bs+θvB（f）≥m。其中，vB（f）＝E[（bB-f）|bB≥f]为消费者刷卡消费的平均净收益。根据银行卡产业的双边市场特征，商户和持卡人进行银行卡交易的条件为：bS+θvB（f）≥m且bB≥f。由于收单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则m=cA+a。0≤ ＜1表示f增加或降低的幅度要小于γI增加或降低的幅度，由此可以推测，交换费a增加使γI降低，f也相应降低，但f降低的幅度较小，从而导致发卡机构的利润增加。因此，在商户受理银行卡的约束条件下，拥有一定市场势力的发卡机构，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制定的交换费 满足：

bS+θvB[f（cI- ）]=cA+

＝θvB[f（cI- ）]+bS-cA

若交换费a≤ ，商户将接受银行卡交易，否则商户将拒绝受理银行卡。进一步分析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制定的交换费a*：

w（f）＝ （bB+bS-cI-cA）h（bB）dbB

=-（f+bS-cI-cA）h（f）＝0

cI+cA-bS=f（cI-a*）

由于f（cI-a*）＞cI-a*，则cI+cA-bs＞cI-a*，因此，a*＞bS-cA。

比较 、a*，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交换费的确定将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取决于商户和消费者的需求、支付系统的成本和竞争态势等因素；第二，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发卡机构与银行卡组织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制定的交换费并不必然比社会最优的交换费高。当商户受理银行卡的收益较大，并且策略性效应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商户的支付意愿将比较高，利润最大化的交换费将高于社会最优的交换费。当商户的支付意愿比较低时，利润最大化的交换费和社会最优的交换费可能是一致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作为特殊的双边网络市场，银行卡产业中参与主体众多，市场运作机制和价格结构特殊而复杂。银行卡价格是众多参与主体间成本、竞争、需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通过分析银行卡交易的运作机制，笔者认为银行卡交易中存在复杂的网络外部性，为促进发卡和收单双边市场的共同发展，交换费是校正外部性带来的市场缺陷，将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机制，在银行卡交易参与主体的利益博弈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从理论上而言，通过对Baxter模型假设条件拓展，研究表明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发卡机构和银行卡组织制定的交换费与社会最优的交换费难以比较，两者之间存在契合的可能，政府对交换费进行规制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

从我国银行卡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发卡市场增长迅速，但收单市场发展缓慢，双边市场的不平衡发展不仅制约了交易规模的扩大，也造成了银行卡支付系统的成本居高不下。同时，与国外交换费相比较，我国目前的商户扣率是偏低的（我国商户扣率一般在0.6-0.9%之间，而国外商户扣率一般维持在2-3%之间）。因此，通过大幅度调整价格水平来促进产业发展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对交换费、特约商户扣率进行结构性调整，对不同类型的商户依据其利润、风险水平、受理银行卡的收益以及银行卡交易金额和增长速度等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定价，才可能有效地解决银商纠纷等问题。

参考文献：

1、程贵孙,孙武军.银行卡产业运作机制及其产业规制问题研究――基于双边市场理论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06(1).

2、田华,安玉兴,白云飞.银行卡产业的交换费理论综述[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交通银行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银联 电子支付 委托 最优合约模型 激励约束

一、概述

1、中国银联电子支付模式分析

中国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ChinaPay)是中国银联控股的银行卡专业化服务公司,拥有面向全国的统一支付平台,主要从事以互联网等新兴渠道为基础的网上支付、企业B2B账户支付、电话支付、网上跨行转账、网上基金交易、企业公对私资金代付、自助终端支付等银行卡网上支付及增值业务,是中国银联旗下的网络方面军,拥有中国银联的统一支付网关,其专业产品OneLinkPay解决了网上银行卡的支付问题。中国银联电子支付的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银联电子支付的流程

由上图可知,中国银联电子支付基本流程包括以下方面。

(1)消费者浏览商户网站,选购商品,进入收银台。

(2)网上商户根据购物车内容,生成付款单,并调用ChinaPay支付网关商户端接口插件对付款单进行数字签名。

(3)网上商户将付款单和商户对该付款单的数字签名一起交消费者确认。

(4)一旦消费者确认支付,则该付款单和商户对该付款单的数字签名将自动转发至ChinaPay支付网关。

(5)支付网关验证该付款单的商户身份及数据一致性,生成支付页面显示给消费者,同时在消费者浏览器与支付网关之间建立SSL连接。

(6)消费者填写银行卡卡号、密码和有效期(适合信用卡),通过支付页面将支付信息加密后提交支付网关。

(7)支付网关验证交易数据后,按照银行卡交换中心的要求组装消费交易,并通过硬件加密机加密后提交银行卡网络中心。

(8)银行卡交换中心根据支付银行卡信息将交易请求路由到消费者发卡银行,银行系统进行交易处理后将交易结果返回到银行卡交换中心。

(9)银行卡交换中心将支付结果回传到ChinaPay支付网关。

(10)支付网关验证交易应答,并进行数字签名后,发送给商户,同时向消费者显示支付结果。

(11)商户接收交易应答报文,并根据交易状态码进行后续处理。

2、中国银联电子支付参与主体的两层委托关系简析

通过中国银联电子支付平台流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基于中国银联电子支付平台的研究参与主体有:买方、卖方、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

对于各商业银行而言,在接受买卖方跨行电子支付业务后,往往要委托中国银联来完成电子支付业务。这样在电子支付服务的运作过程中,往往存在两层委托关系。第一层委托关系,即买卖客户(委托方)和各商业银行(方);第二层委托关系,即各商业银行(委托方)和中国银联(方),如图2所示。

图2 参与主体的两层委托关系图

中国银联电子支付模式包括一种组织之间的两层委托关系,主要靠相互之间的信任。这种模式下的委托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参与主体成员之间是一种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共存关系。由于客户、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其关于合约的谈判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一方面要保持个体理性,达到个体收益最优;另一方面要体现出集体理性,反映出集体利益最大化。因此,各参与者之间既要竞争又要合作。

(2)信息是完全和信息对称并存。中国银联电子支付是由买卖方财务系统、电子商务系统、银行系统等深度融合形成的电子支付模式,它能迅速准确地监控和追踪电子支付的各个交易环节。因此,在中国银联电子支付环境下,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参与主体之间的行为是公开透明的,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公平竞争的情况。

(3)存在多阶段的重复博弈。在第一层委托关系中,各合作伙伴强调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商业银行的短期行为必然为自己带来信誉损失,长期的利益远远大于短期的收益。在第二层委托关系中,各商业银行与中国银联进行博弈。如果中国银联采取短期利己行为,各商业银行必然会采取其他方式来进行电子支付业务,例如建立各自的网银支付网关进行电子支付。

本文根据中国银联电子支付模式的特点,运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模型研究中国银联电子支付模式下,买卖方客户、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的两层委托关系。

二、买卖客户方和各商业银行的委托关系

1、模型基本假设

买方卖方客户是委托人,各商业银行为人,且有多个人。在多人的环境中,一般会存在着人之间的竞争。客户可以对比不同人的服务质量来选择银行,这会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是客户的激励成本下降,二是作为商业银行会选择较大的努力程度。

三、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的委托关系

1、基本模型假设

2、最优合约模型

中国银联是目前国内仅有的支持跨行电子支付服务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需要通过设计合约来激励人。中国银联根据委托人设计的合约再进行选择,这是一个两阶段的动态博弈。人选择最大化自己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其激励约束( IC)意味着a= k?茁r/b。商业银行的问题是选择(?琢,?茁)解下列最优化:

四、总结

本文分析了中国银联电子支付模式下,买卖方客户、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的两层委托关系的特点,通过建立合适的委托模型来分析各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理清中国银联模式中主要参与者的矛盾利益博弈关系;通过设计最优合约模型为各方参与者提供适当的委托合约机制。为当今电子支付资源的统筹、参与者业务活动的协同以及整个电子支付环境的和谐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和借鉴。在第一层委托关系中,客户要对各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各商业银行需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形成良性循环;在第二层委托关系中,各商业银行要与中国银联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时沟通和协商,以求双赢效果。

【参考文献】

[1] 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银联电子支付平台方案省略/newportal/net/pay_online_flow.jsp[DB/OL].2008-08-05.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 彭本红、王龙锋、孙绍荣:非资产型第三方物流的两层次委托模型研究[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06(5).

交通银行论文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特殊性理论；公开交易；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国有银行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4－0009－05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米恩斯－贝利命题的提出拉开了理论研究的序幕。受益于Spence (1974)等早期文献启发，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供了理论的标准模型，掀起这一研究的高潮，引起了学者们对冲突问题的普遍关注。实践中，在所有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的菜单中，公开交易向来被各方寄予厚望。中国的国有银行也面临着因道德风险问题，公开交易的意义更加突出。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没有给予应有关注。鲜有文献基于道德风险视角提供关于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理论依据。因此，基于信息不对称，本文从商业银行特殊性理论出发，结合国有银行具体情况，分析银行公开交易缓解道德风险的发生机制及其相关功能。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性理论分析银行道德风险问题。第三部分分析公开交易的信息揭示功能。第四部分分析与公开交易相关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五部分针对中国国有银行，分析公开交易的相关功能及其缺陷。第六部分是讨论与结论。

二、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模糊性下的冲突

研究表明，较低透明度是商业银行的特征化事实，其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如，银行间大量的同业贷借款增加了估计银行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的难度(Rochet and Tirole，1996)。银行贷款往往是私下里达成协议的，尽管价格和交易活动等方面的信息可获得性有所提高，但银行仍然缺乏透明度。主观上，银行不愿意披露其贷款损失等相关信息。即使像Moody和Standard and Poor这些享誉全球的专业机构也难以准确度量银行信用和风险暴露，从而出现见怪不怪的现象：对同一银行，不同机构产生不同的信用评级。相比之下，学者更为苦恼。Kaminsky(1999)曾抱怨说：银行总是尽可能隐藏不良贷款的相关信息。即使能获得相关数据，但银行的会计报表也难以理解，相关信息晦涩难懂。

较低透明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银行风险资产的模糊性。许多学者均发现了这一现象。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他们提出了商业银行特殊性理论(the theoryof bank uniqueness)(Kwan，2004)。这一理论表明，银行资产数量尤其是资产质量具有较大的模糊性。Flannery(2001)还从微观市场结构层面证明：与具有相同价格的非金融企业相比，大银行的资产模糊性较大。不仅如此，相对于储户和外部投资者，银行经理作为局内人拥有关于借款人信用等方面的软信息。资产风险的不可观测性和有限责任使商业银行因此面临着严重的道德风险(Nier，2002)。

三、公开交易、信息揭示与冲突

基于商业银行较差的透明度，公开交易也是必要的。公开上市使商业银行由私人银行或国有银行成为公众银行。公开交易使许多关于银行的信息能够在股票价格上得以反映。股票市场的控制权和持续信息披露等也构成了对银行经理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约束。

虽然理论模型大都肯定公开交易的信息揭示功能，但实证分析结果模糊不清。Timothy Curry(2003)对美国控股银行的研究显示，市场信息便利了银行的风险评级，股票价值反映了市场对银行财务状况的最近评价。John Krainer(2004)发现，权益资本市场的变量如股票收益，债券息差等在揭示信息方面是有效的：债务市场变量在预测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信用评级方面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股票市场变量对那些企业未来违约情况提供更多的信息。AmineTarazi(2004)的研究显示，银行股价波动性的非预期增加并不能用理论来解释；但收益剩余能较好地解释股价波动。银团贷款市场上，在季报公报一个月之前，二级市场上债务价格会产生较大波动；尤其对那些收益下降的项目来说，贷款价格能较好反映项目基本信息(Allen，Linda,2004)。

关于公开交易在缓解银行道德风险方面的功能，实证分析结论也并非一致。一般人认为，那些具有较高的增长机会、风险偏好的银行更可能选择公开上市。通过观察市场信息，与这家银行有金融交易的市场参与者和规制者能采取某种措施来影响或迫使银行改变其风险资产组合。然而，Bliss and Flan－nery(2002)的研究没有发现股票影响银行经理行为的确凿证据。甚至，Simon Kwan(2004)发现，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在上市之后承担更多风险。

四、公开交易下的激励、约束机制与商业银行冲突

公开交易的信息披露缓解道德风险。银行公开上市也为金融当局的审慎监管、控制权市场和经理市场的约束功能提供了便利，而这些都可能发挥缓解商业银行的冲突的作用。

(一)商业银行的透明度监管

基于银行破产巨大的负外部性，许多学者主张建立透明度的银行体系，并将透明度看成是改善银行监管和监督的有效工具(Mayes，1998)。许多国际组织如巴赛尔委员会、G7部长峰会、IMF和世界银行也一直不遗余力鼓励各国金融当局改善本国银行的会计制度，加强银行持续信息披露。实践中，各国监管者对股票市场寄予厚望，其理由如下。第一，就像Federal Reserve Staff Study (1999)所言，银行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为应付这种趋势，金融当局开始重视市场纪律的作用。当局希望，银行发行可公开交易股票之后，股票持有者等市场参与者能有效监督银行经理。第二，与成本高企而次数有限的银行检查程序来说，市场信号更容易、更及时获取。体现在银行股票上面的不同时期的信息对兼管者来说是有价值的，它能使监管者及早警惕潜在问题，帮助监管者配置稀缺的监管资源。第三，市场约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它使股票持有者产生监督银行风险的激励机制。

(二)商业银行基于股票的长期激励

股票等长期激励增加了银行经理的随机收益，它使银行经理从单纯的管理者变为管理一所有者(managerial ownership)，促进了经理与银行股东利益的一致性。激励兼容机制能缓解冲突，增加银

行价值。尤其是，当会计数据存在噪音或被人操纵时，股票报酬是有效的。公开交易为银行对其经理设计激励兼容的随机收益合约提高了现实条件。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商业银行广泛采用股票等长期激励机制：

表1显示，在5家样本银行中，股票期权占总收入的平均比重高达82.9％。相比之下，基本工资显得微不足道，占总收入比例最低的只有0.9％，最高的也只有7.6％。横向比较也为商业银行特殊性理论提供了有利证据。1998年，美国上市公司CEO年收入构成中，基本工资、年度奖金、股票期权和其他等占总收入比重分别是38％、15％、36％和12％；1999年美国大银行OEO的年收入中，基本工资、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三种收入占比分别是5.3：39.85：54.85。相比合约收益，银行经理的随机收益重要许多。

股票等长期激励是否缓解了银行的道德风险?George P.Baker(1988)的综述性文献显示，相对其他领域，银行部门的经理报酬与绩效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经理报酬与规模的相关关系即R2看，银行为0.68，虽低于保险部门(0.69)但高于其他部门，如制造业(0.60)、零售和贸易(0.53)、城市公共设施(0.67)等。经理报酬一绩效弹性系数的跨行业对比也得到类似结论：

表2显示，银行部门的经理报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弹性是比较高的：1973年位居第二，在其他年份即1975、1979、198l和1983年均高居第一。

但Joel Houston(1994)的结论有所不同：与非银行部门相比，银行部门的经理报酬一绩效敏感性较低；银行也更少依赖股票期权。Hall and Liebman(1998)也表明，在银行经理的报酬体系中，绩效相关的激励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上述文献所采用的数据是在放松规制之前，其结论并没有否定商业银行特殊性理论。银行具有较高财务杠杆，受到政府严格管制。金融规制限制银行投资机会，银行业报酬绩效敏感度指标低于制造业和其他行业，不足为奇。

然而，规制本身产生规制规律，规制对市场纪律的改变等均具有风险激励效应，使厂商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自由化运动。放松规制为商业银行特殊性理论提供实证分析的机会。银行业务在地域和产品等方面的放松规制扩展了有效风险／收益前沿，增加了银行经理的投资机会，经理行为也更难以观察。Smith(1992)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并没有保障使自利的经理的行为遵守股东的利益。道德风险假说(Houston and James，1995)认为，要使白利的经理外部符合股东的预期，就需要设计基于股票的报酬以鼓励管理层的行为符合股东的预期：具有较高风险的银行，在CEO总支付中应该有一个较高比例的股票报酬；具有较低风险的银行经理，应该获得较高比例的现金支付。Barro and Barro(1990)利用英格兰银行等七家银行1982－1987年的数据研究证明了道德风险假说：银行CEO报酬增加1个百分点，银行绩效提高0.32。

(三)商业银行公开交易与市场约束

银行公开交易使经理的职位成为一个随机变量，其他更优秀的经理可能通过控制权市场而取代他。虽然存在争论，但大部分研究支持控制权的约束功能。银行之间的兼并存在多种功能，如降低成本、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纵向一体化带来的分工经济、提高资本充足度、改善总体效率和行业赢利能力等。Crawford，Ezzelland Miles(1995)认为，放松银行业的规制均会增加银行CEO收入；这个发现与委托一理论的预测相一致，控制权市场对经理确实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虽然对大银行来说，兼并后经理收入的增加并不源于问题的解决，而是源于银行规模的扩大；但那些小额即价值在10亿美元之内的兼并的符合成本理论，即它能够提高银行的管理效率和增加银行绩效，CEO收入随之增加(Christopher W，2003)。但是，为缓解冲突问题而设计的股票激励似乎降低了经理进行兼并的积极性。兼并会扩大银行规模，经理现金收入增加，但经理的股权和股票收入则会下降。

五、国有银行的公开交易与冲突

相对商业银行，国有银行道德风险问题更为严重。首先，国有银行经理多重目标。银行经理对银行的利润感兴趣，也追求更高的行政级别。它可能为追求职位升迁而使银行承担过度风险，在升迁之前将风险问题留给继任者。其次，国有银行组织结构易于产生过度风险。小银行在提供小额贷款方面有信息优势。中国国有银行几乎在每一个县级行政区都设立分支机构，并有一定贷款权，分支机构成为某种程度相对独立的“小银行”；业务上，因政策需要或其他因素，分支机构往往对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信息能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信息集中即它能够将所有基层银行的信息收集起来，通过数据集中来缓解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将贷款决策权向由基层银行转移至更高一级的分支机构或总行。二是银行信息处理和加工能力，将基层银行的软信息加工处理为硬知识。当前，国有银行的数据(信息)集中趋势有所加强，而内部信用评级如五级贷款分类法也逐渐开始使用。但在总体上，银行信息集中范围有限，信息加工的能力也较弱。管理幅度过大、具有多层内部关系的科层机构使国有银行的信息漏损现象较为严重。

国有银行道德风险也可能随其业务结构的变化而加剧。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广泛涉及投资理财等诸多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信息生产和收集机制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对外部所有者的信息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对于商业银行衍生信用业务的相关信息，外部投资几乎无法得知。这种情况下，金融当局对国有银行的监督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要减少国有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公开交易被认为是可取的办法。这也是许多国家推进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部分用意。中国也是如此，因为公开市场交易可“强化市场约束，提高信息披露，防范道德风险和减少金融犯罪”。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10家银行先后在A股上市；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其他三家国有银行均已成功上市。借助股票市场信息揭示功能将会极大缓解国有银行道德风险问题。

要使股票市场功能发挥最佳，一方面要完善控制权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等机制对银行经理的约束功能，同时需要建立银行经理长期激励机制以实现激励兼容。随着银行自由化改革的推进，委托一关系也逐渐清晰，银行经理的报酬也大幅度增加：

上表显示，2005年，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和华夏银行六家银行行长报酬之和是745.14万元，人均124.19万元；最高的为招商银行(267.83万元)，最低的是华夏

银行(69万元)。2006年，上述六家银行行长报酬升至1930.9万元，一年之内增长了2.59倍；人均报酬更是高达321.82万元。在六家银行中，增长最快的是深圳发展银行，该银行行长年报酬三年内增加13.5倍之多，从73.3万元增加到995万元；招商银行行长年报酬增加速度也是惊人的，从2004年的85万元增加到2005年的267万，2006年更是增加到446万，三年内增长5倍之多。增长最慢的是的民生银行，虽然在2004年行长报酬超过120万元，但到2006年也只有174.47万元，增长41.3％，远低于其他上市银行。

但我国上市国有银行经理的报酬结构仍然不甚合理，契约收益仍占主导地位。限于政策原因，迄今为止，所有银行行长均不持有银行股份。当然，少数银行开始试行股权期权激励机制。如民生银行在2005年通过了《中国民生银行长期激励机制实施细则》，但并没有真正实施。中国银行在2002年对高管人员开始实施认股权计划。截至2005年12月31日，根据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认股权计划，中国银行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授予的尚未行使的认股权共计6142500股，但在2005年之前没有人行使认股权。国有银行的情况尤其突出。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资产是78808亿元和56036亿元，分别是招商银行的8倍和5.7倍。但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行长的收入不及招商银行行长的三分之一。

交通银行论文篇(4)

关键词：银行效率；产权理论；数据包络分析；Fisher确切概率法；政府控股

1.引言

在瓦尔拉斯均衡体系中，企业的存在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却存在着大大小小规模、组织形式各异的企业，这些企业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科斯（Coase）在1937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引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由于“交易成本”大小的不同，人们倾向于使用交易成本较低的组织方式来完成交易[1]。科斯[2]、诺斯（North）[3]、张五常[4]、格罗斯（Gross）和哈特（Hart）[5]、威廉姆森（Williamson）[6]等人的研究，表明产权制度对交易成本有着直接的关联――通过将产权赋予不同的对象，企业交易成本与效率也会随之变化。斯蒂格利茨将其归纳为“科斯定理”。在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制就是将土地剩余所有权赋予给农民，并引起来显著的效率变化，也是产权理论在中国的重要经验证据。正是由于市场、组织都具有相应的交易成本，所以政府、企业、市场是混合在一起存在的。当今的中国就是从一个巨大的组织（计划经济时代）自然解体成较小的组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的高度自由竞争，与中央政府的主导，导致了中国的高效发展，这是市场的功劳[7]。

金融作为一个经济体的核心，具有特殊的地位。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业以银行为主导，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通过银行业务完成。而银行的产权归属，一直存在着争论。究其原因，可以认为是金融服务应该被界定为公共品还是私人商品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给定的制度环境，产权制度效率高的银行会逐渐淘汰产权制度效率低的银行，因此可以认为效率高的制度是较优制度。

因此文本运用DEA方法测评银行效率，运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产权制度与银行效率的相关性。并通过效率的比较，方面找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较优的产权制度。

2.国内商业银行的DEA生产效率评估

为了实证产权制度对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中央政府控股银行与地方政府控股银行二种产权结构的优劣，选择了2012、2013年国内A股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对其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方法上选用DEA的CCR模型[8]。

对商业银行效率进行有效的测度，需要合理恰当的选取指标体系。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总结认为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其生产资料上投入的是1.人力资本2.固定资产3.运营费用，产出的是利息利润、非利息利润。其中人力资本介于数据的不可得，根据前人的经验计算使用总成本的10%代替[9]。

本文运用New England University Coelli编写的 DEAP2.1进行数据处理得到结果，数据来源于2011，2012年各上市公司企业财务报表。

3. 数据分析

通过检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可以将16家银行具体分类。其中，将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财政部等一些有中央政府背景的控股单位且控股比例较其他股东具有明显优势的商业银行归属于中央政府所有，这些银行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一共9家。将由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背景投资工资持股且持股比例占有的商业银行归属于地方政府所有，这些银行分别是：浦发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以及兴业银行一共5家。由集团控股或者没有明显股权特征的银行是平安银行以及民生银行。

根据上文中的数据以及分类，将银行可以根据是否高于银行间的平均效率和产权归属地方/中央政府制得四格表：

利用Fisher的确切概率法计算银行产权结构与其效率的关系。即在四格表周边合计数固定不变的条件下，计算表内4个实际频数变动时的各种组合之概率Pi；再按检验假设求得双侧的累计概率P，依据所取的检验水准做出推断。其中

Pi=（a+b）！（c+d）！（a+c）！（b+d）！a！b！c！d！n！（3）

组合四格表的交叉积差记为Di，样本四格表中的交叉积差 ad-bc=D*。计算满足|Di|≥|D*|下的累计概率P。检验假设：

H0：π1=π2，即银行产权结构对银行效率无影响。

H1：π1≠π2，即银行产权结构对银行效率有影响。

检验水平：a=0.00001

通过双边检验，计算其累计概率P=1.5232*10-8

计算不同产权结构下，各类型银行的平均效率可得下表：

其中，平均综合效率=各银行综合效率之和银行数，平均技术效率=各银行技术效率之和银行数，平均规模效率=各银行规模效率之和银行数。

由上表可知，由于数据来源于上市企业，其特点在于相对一般银行规模都较大，所以相对规模效率均较高且相差不大。而就技术效率/综合效率而言，两者相差6%，中央政府控股银行明显弱于地方政府控股银行。

4.结论与预言

基于2011、2012年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本文一方面利用Fisher确切概率法确定了产权结构在十万分之一数量级（即99.999%的可能性）下对银行效率存在影响，同时得到了地方政府背景与中央政府背景银行的经济效率差异。总体上来说，当产权归属于地方政府时，银行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绩效，即其对中央政府银行具有“挤出效应”，不论总市场如何变化，地方政府银行相对于中央政府银行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有趣的是，根据超产权理论，在长期均衡中制度与经济效率无关[10]。并且国外学者用意大利银行业数据作出了相应的实证研究，对于成熟经济体，不同产权制度的银行效率相差不大（小于1.5%）[11]。当前我国银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中，要达到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长期均衡尚需时日，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控股银行可以通过改变内部委托机制[12]，或者由于外部市场的变化的改变其效率。

综上所述，可以预见的是，在近期，我国银行依旧处于急速扩张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控股银行都将迅速扩张，二者的效率差将持续存在。到了中期，当国民经济逐步稳定，银行业增速降低，地方政府银行的效率优势将导致其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而中央控股银行则迫于生存压力通过改善其他治理，逐步缩小与地方政府产权银行的差距。当时间足够长后，由于制度差异产生的效率逐步消失，从而达到了长期均衡。（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 1937， 4（16）： 386-405.

[2] Coase R H.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J]. JL & econ.， 1960， 3： 1.

[3] North D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J]. 1981.

[4] 张五常. 佃农理论[M]. 商务印书馆， 2000.

[5] Grossman S J， Hart O 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691-719.

[6] 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 22（2）： 233-261.

[7] 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M]. 中信出版社， 2009.

[8] 魏权龄， 岳明. DEA 概论与 C^ 2R 模型―数据包络分析 （一）[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989， 9（1）： 58-69.

[9] 邹炜. 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 DEA 和 DFA 对照研究――以 14 家商业银行 1998～ 2002 年数据为例[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7， 2： 005.

[10] 刘芍佳， 李骥. 超产权论与企业绩效[J]. 经济研究， 1998， 8（3.12）.

[11] Turati. Different contracts in the Civil Code for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in the market： comparing cooperative and stock banks using a cost frontier approach[ J].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6， pp 543567doi：10.1017/S1744137410000184

[12] Grossman S J， Hart O D.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83： 7-45.

[13] 胡汉辉， 谢庆红. 数据包络分析： 中国的进展及展望 （1993―1997）[J]. 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1998， 7（4）： 5-15.

[14] 杨瑞龙， 聂辉华. 不完全契约理论： 一个综述[J]. 经济研究， 2006， 2： 104-115.

[15] 郑录军，曹廷求.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2，12：91～101.

[16] 许晓雯， 时鹏将. 基于 DEA 和 SFA 的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6， 1： 68-72.

[17] 聂辉华. 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1）： 81-87.

[18] 张健华. 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 DEA 方法及 1997―2001 年效率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03 （3）： 11-25

[19] Stigler G J. Two notes on the Coase theorem[J]. Yale LJ， 1989， 99： 631.

[20]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3）： 261-297.

[21] Hart O， Moore J.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1119-1158.

[22] 康芒斯JR， Commons J R， 于树生. 制度经济学[M]. 商务印书馆， 1997.

交通银行论文篇(5)

关键词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模型)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此时H-O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熔众说于一炉,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a.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b.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MRj＝βIjn﹢bj；

s.t.m﹤0,n﹤0,TR＝Ri﹢Rj,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bi≠bj,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参考文献

1薛求知,杨飞.跨国银行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马之騆．国际银行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4吴先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0（1）

交通银行论文篇(6)

近期，在一份名为《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文件》中，银联以最后通牒的口吻，明确提出“收编”第三方支付工作的目标，即在2013年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非金机构线下银联卡交易业务迁移，统一上送银联转接，同步规范互联网银联卡支付业务；2014年7月1日前，实现非金机构互联网银联卡交易全面接入银联。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出现和发展，已让银联坐立不安。

谁动了银联的奶酪

一次刷卡业务的收费，发卡行、收单行和银联所占比例为7：2：1，这一十几年前的比例在今年2月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的调整中被继续沿用。

如此一来，收单业务逐步成为了一个微利领域。用某支付公司一位高层人士的话来说，在选择通过银联转接清算的情况下，除非支付机构能从经营管理中要效益，大幅提高后台效率，否则就只能面临亏损。

但如果支付公司选择和银行直连，就可以免除上缴给银联的“1”，同时还省下了万分之二的银联品牌管理费。除此之外，支付公司可就“1”再与银行谈合作，这样原本微利的生意就变得有利可图。出于这样的逻辑，越来越多的支付公司绕开银联自建通道。

作为转接清算组织的银联，其奶酪被动，不可能视而不见。于是，银联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向支付公司频频出招：去年12月发文要求成员银行将银行卡业务上收至总行，并力图将支付公司统一接入银联网络；今年4月发文明确收单机构未通过银联开展银联卡跨行交易和资金清算业务的，应向银联支付违约罚金。

银联与支付公司的利益之争日趋白热化。

银联“开刀”

9月，包括汇付天下、通联、随行付等多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因违规受罚，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而在此之前，上海银行因借出收单机构号给支付宝使用，被银联通报批评并开出罚单。上海银行随后中断了与支付宝的合作，随机支付宝也宣布暂停线下POS业务。

银联“动刀”并非一时冲动，在此之前，银联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强调支付机构和银行应认真执行相关文件和规定，再三表明立场，并派出专人密集拜会银行和支付机构高层进行游说。

显然，对银联来说还是真刀真枪更有效果。与此同时，以支付宝官方微博“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为代表，第三方支付机构已经开始觉醒，逐步对银联的“霸道”展开反击。支付公司一方面指责银联“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特殊角色，另一方面则在积极寻求政策和舆论的支持。他们将其看成一场生死存亡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应推动清算市场开放，打破清算市场的垄断，引入清算领域的市场竞争，同时解决一般企业的清算问题和小微企业清算问题，以保证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保证消费者的利益。

在近日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互联网金融高峰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认为，银联要求会员银行不得绕过银联与非金机构进行线下交易，以及要求非金机构必须在指定期限内通过接入银联来完成银联卡线下和线上交易的行为，涉嫌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联合抵制行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显然，舆论站在了支付公司一方。

力保线下

“如果是完全市场竞争的话，银联在线上一定没有办法竞争过第三方”，一位前银联员工将双方的竞争称为“隔代的竞争”。

面对各方压力，9月16日，银联表示将与包括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内的产业各方一起，在协商、协调、合作的原则下共同推进，维护产业整体利益。

银联还表示，作为卡组织，无论是传统业务还是创新业务，银联发展模式始终是搭建平台，不直接与银行、非金机构等产业各方争夺市场，而是提供开放性、包容性平台欢迎各方接入，丰富客户选择。

然而这种表态显然得不到业内的认可，更多的声音表示，银联的系列举措都只是在争取时间。

因为，即使银联有庞大的POS和完善的转接清算网络，支付公司仍然可能通过创新的方式来颠覆银联在线下收单的地位。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下，手机等移动终端完全有可能取代传统的POS机，成为新的收单机具。

交通银行论文篇(7)

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 学术论坛成果总结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12-006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经过一天来大家的共同努力，“首届交银经济学家论坛”完成了预定的议程。上午交通银行李军行长出席论坛并致辞，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助理作了深邃透彻的学术演讲。一天来共有十八位嘉宾作了非常精彩的发言。大家就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流动性、物价和资产价格、国际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以及宏观调控下的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等四个专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各位专家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货币政策取向、研判了经济增长、流动性、物价、汇率、利率等一系列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探讨了宏观调控下商业银行的战略转型、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思路与建议。

各位专家学者充分发挥远见卓识和超前思维，运用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洞察力，开展精辟的分析，将复杂的经济金融问题言简意赅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专家学者们提出的政策思路与建议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与此同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专家们的分析和建议对商业银行特别是我行改革与发展、战略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论坛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议程。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今后，我们还将努力创造机会进一步聆听各位专家们的思想和建议。会后我们会组织安排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观点在有关媒体上发表，尤其是我们的《新金融》期刊。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我们也会进一步领会和消化今天的重要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