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篇(1)

摘要：我国文艺学领域的学术发展，有赖于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内部的合理分工。这其间，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三大学科不仅在内容上要实现互补，而且在方法上要实现分工。只有真正明确了这一学科分野，才可能打破长期以来名异而实同、混沌而未分的研究模式，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

文艺心理学篇(2)

在不断地努力和尝试下，中国古代传统美学思想已经从“失语状态”获得了一定突破，作为中国古代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心理美学思想也开始逐渐为人们重视和挖掘，但整个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仍旧在处在西方理论体系的强势压制下，中国传统心理美学思想难以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我们对中国古代散见于诸多领域中的关于审美心理方面的思想言论进行抽取整合和系统研究的工作仍显不足，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审美心理学基础上的，但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我们无法也不应回避中国古代丰富而精湛的心理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丰富的美学理论中，有着大量关于审美主体心理体验的精彩论述，如“虚静”“物我交融”“意境”“以意逆志”“发愤著书”“顿悟”“性灵”等等，这些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精妙之言无不涉及对艺术审美主体的心理问题的探讨。但是，相对西方系统的审美心理学理论，中国古代这些言论往往散见于哲学著作和大量的诗论、画论、书论、乐论以及戏剧理论中，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带有浓厚的评点式、感悟式色彩。因此，中国当代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自觉整理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将零乱的阐述整合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艺现实的文艺心理学理论体系。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理论体系要想真正建立起来，必须要寻求属于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理论话语，要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模式，打破西方审美心理学体系长期统治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体系的现状。我们的立足点和突破点就应该返身转向自己博大精深的传统美学，在做好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的抽取、整合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体系。

二、立足中国传统心理美学，融汇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

我们当下的文艺心理学教学，大量引进和介绍西方各种文艺心理学流派的思想，并以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建立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体系。但在文艺心理学的实际研究和教学中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一直以来，我们对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的引进是缺乏指导性和目的性的。当我们盲目而不假思索地引进、阐释西方各种心理学流派及其文艺思想时却忽视了这些脱离中国本土的理论是否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能否和中国的审美实践相契合，能否为中国文艺心理学的学习者们真正理解和消化。当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等西方审美心理学流派思想和著作大量涌入中国，开启了人们研究文艺心理学的热情，开阔了人们视野的同时，也奠定了西方审美心理学在现代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强势话语地位，造成了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在西方强大理论体系的压迫下难以显示出自己应有的理论价值。正如王先霈所说：“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特别是有关艺术心理的思想，与西方迥然有别；而我们的叙述和议论却不能不以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为参照和导引，这里显然存在思考和表达的双重困难。”要面对和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必须突破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体系对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强势影响，对于一直令人纠结的“中西”之争，我们不妨借鉴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中开启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朱光潜对西方美学理论的接受是建立在其深厚的传统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他在对西方美学理论的介绍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结合了中国的艺术审美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打通了西方审美理论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使之融会贯通，为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中的中西理论结合问题做了开拓性的探索，成为我们今天建构新的文艺心理学教学体系中“中西古今”问题的重要参照。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学者马利奥•沙巴蒂尼曾经指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所以较多接受克罗齐美学的内容，主要是他从克罗齐美学中发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契合的东西，尤其是适合道家美学精神的概念和理论。因而从根本上说，《文艺心理学》是移西方美学思想之“花”，接中国传统道家文艺思想之“木”。朱光潜的“移花接木”之法不仅重视中西方理论的交融、嫁接，更给我们指出了这种融合的前提是把西方美学理论的“花”嫁接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之“木”上，其根本和立足点在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朱光潜在中西美学思想的融合中所提出的“移花接木”之法为我们今天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路，那就是，在中国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应该以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为底蕴，立足本国的文化传统，坚守文艺心理学理论的“民族性”，以“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学术立场来接受和消化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正如刘伟林教授指出的：研究西方美学，是要以中国美学作为参照系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美学为我所用；反之，如果懂得多一点西方美学，又会促进对中国美学的研究并使之不断深化。“移花接木”之法不仅可以把中国古代心理美学中诸多直觉感悟式的理论思想与西方较为系统理性的审美心理学理论交融互补；同时也可以让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心理美学思想在中国当下的审美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充分体现这些理论思想的现实意义。“移花接木”之法为我们建构跨越不同文化的、具有普适性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思路。

三、促进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现代转型，加强文艺心理学教学的“当下性”和“实践性”

文艺心理学教学是以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过程中涉及的主体心理现象和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我们的教学目的是要通过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文艺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了解一些文艺心理学流派的主要观点，能掌握和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去解读文艺作品，评论文艺创作心理现象，进一步提高分析、评价文学作品和文艺创作现象的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整理和发掘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以及引进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都不是最终目的，文艺心理学的教学只有在转向现实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的过程中才能展现理论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在文艺心理学的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习惯仅仅运用中外文艺史上的一些经典事例和大家言论来确保理论的高度和说服力，却削弱了理论的亲和力和现实价值。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加强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在文艺心理学教学中的地位，需要引导学生们积极有效地把这些文艺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转向当下中国的艺术创作和审美实践，让这些理论思想能够显现出其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审美心理学的研究逐渐涉及文化、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文艺心理学教学中的理论知识，特别是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在阐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审美心理问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也使得倾心于当下流行的文学作品、网络创作和影视媒体的学生们面对课堂上的理论知识感到敬畏和冷漠，文艺心理学教学的这种窘境亟需得到正视和解决。因此，我们要确立新的文艺心理学教学体系，要充分发挥文艺心理学理论对当下审美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教学不能离开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现象，更不能脱离当下的审美实践，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文艺心理学理论知识关注自己身边的文化热点有助于激发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调整文艺心理学教学转向当下的审美实践，就要在文艺心理学的教学中积极促进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现代转型”和加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当下性”“实践性”。在文艺心理学的教学中加强中国传统心理美学的“现代转型”，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当代现实生活以及审美和艺术实践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心理美学思想中散见于诸多领域的各种学说、概念、范畴进行抽取整合，对之进行重新审视和创造性阐释，使其能与当代中国的审美实践相结合和对话，加强理论的“当下性”和“实践性”，展示其在今天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努力在教学中把中国传统古代心理美学思想的精华与当代中国的各种美学现象和艺术实践相融合，让学生们认识到中国传统心理美学思想的价值，让中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传统心理美学思想成为现代文艺心理学教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总结

文艺心理学篇(3)

关键词： 语文课堂教学 心理调控艺术 动机 兴趣 情感

在课堂教学的心理结构上，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共同组成学生心理的两个不同方面。智力因素可以具体的形成和表现为各种能力，承担对各种知识的加工和处理工作；非智力因素可以形成和表现为学习态度，不直接介入学习，而是以动机作用为核心，调节教学活动。心理学研究表明，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关键；兴趣是人们倾向于认识、研究和获得某种事物的心理特征，能有效激发学习动机、强化学习动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情感是学生对学习态度的体验，是沟通教与学的纽带；意志决定学习的动机、方向和目标，对学生的学习具有能动作用。所以教学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除了要抓智力因素，还必须强调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积极参与，做到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互补，营造师生心理相容的气氛。以前那种只重视智力因素而忽视非智力因素的课堂教学是不科学的。下面主要从动机、兴趣、情感三方面谈谈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心理调控艺术。

一、强化学习动机的艺术

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学好语文，达到目的的内在动力。强化学习动机的艺术要求做到：

1.认识情感的强化。教育学生将语文学习的价值认识与热爱祖国语言的情感体验相结合，强化学习动机。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动人地描绘了法国人民在即将沦为民族奴隶的最后时刻对母语的深情。教师在教学中应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感情。联系我国东北曾被日本侵占14年，中国人不能说中国话，学生只能学日语这一惨痛的历史，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语言的教育，把学生学习语文提高到民族自尊的高度，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从而调动语文学习积极性。

2.学习目标的强化。教师除了要在宏观上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教育，把学习动机提高到自我实现，即对事业、对理想的追求这一高度之外，还要强调课堂教学的整体目标。如教学《从三到万》一文，一上课就向学生提出三项学习目标：（1）能够结合故事说道理；（2）掌握有关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一些词语；（3）练习用“揣摩法”读文章，并告诉学生“揣摩法”是一种很有用的阅读方法，揣摩能力的强弱，标志着一个人智力水平的高低，这就可以满足了青少年求知的心理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悬念迭起，不断创设问题情境，促使学生产生了解和解决问题的需求，并依靠自身努力接近与达到学习目标。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为动机注入活力，使学生在达到目标的同时，智力得到较好的发展。这时，教师的教才能转化为学生的学，教师输出的信息才能转化为学生主动输入的信息。

3.社会信息的强化。加强语文课与社会生活的信息交流，引导学生形成科学视野，有较高的追求，强化学生学习语文的动机。在让学生学完统编的教材以后，剩下的时间除了加强基础知识和能力训练外，增加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对他们今后的工作与学习都比较实用的教材内容，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科学的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心理品质。

二、培养学习兴趣的艺术

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是一种以精神需要为基础的认识兴趣，它表现为对语文学习本身具有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并强烈地倾向于掌握语言表达艺术。激发兴趣已成为课堂教学艺术所追求的最基本的要求。语文教师运用文质兼美的文章吸引学生，充分挖掘教材本身的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因素，并以此为突破口，用形象生动的讲解，唤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使整个教学过程生动有趣。

在学习《论雷峰塔的倒掉》时，考虑到本文从故事引发议论，无论嬉笑怒骂，都是借题发挥，文章虽有较多的议论，但都伴有具体生动的形象。结合这个特点，指导学生阅读时先从形象入手，然后提升理性认识，这样就缓解了难度，便于学生“自得”。因此，在讲读顺序安排上，先让学生回忆《白蛇传》的故事，同时阅读课文第二自然段，要求学生概括出“许仙救蛇、白蛇报恩、法海藏许、白蛇寻夫、白蛇中计、造塔镇压”的情节提纲。这样，学生不仅认识到白蛇是“义妖”，雷峰塔是“镇压之塔”，而且对白蛇充满了同情，希望雷峰塔早点倒掉。最后简单介绍时代背景：1924年9月雷峰塔倒掉以后，封建复古派借题发挥，为行将崩溃的封建势力大唱挽歌；鲁迅则针锋相对，也借雷峰塔倒掉之题，揭示了“封建势力的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深刻的哲理。

三、激励学习情感的艺术

情感是人感受外界事物时所产生的，并对行为动作进行制约的一种内心体验。人们感受、理解、记忆、思考并运用知识的过程，始终离不开情感活动的参与。情感教育应该贯穿于语文教育的始终，只有饱含情感的教育才是全面的教育。从语文学科的特点来看，语文教材中选入的大多数是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作者在根据现实生活构思艺术形象时，是倾注了自己的感情的，教材本身就是丰富情感传播的载体，艺术形象是情感力量的负荷者。如《最后一课》反映了爱国主义情感；《枣核》反映了热爱故国家乡的感情；《二六七号牢房》反映了战友之间的情谊；《一件珍贵的衬衫》反映了热爱领袖的感情；《荷花淀》反映了夫妻情；《背影》反映父子情；《我的老师》反映了师生情；《小橘灯》反映了人物的心灵美，等等。所以，教师在进行语文知识教学的同时，必须进行情感的传递和教育。在指导学生阅读、分析文章、激发学生情感，逐步提高学生内心感情体验的素质和水平时，自己首先要有真情实感，将作品的情感内化为自己的情感，以情传情。

文艺心理学篇(4)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与文明飞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精神世界的丰富、个人修养的提升方面有了更多的诉求，同时面对高速的生活节奏和较大的发展压力，烦躁、压抑等负面心理在人群中广泛出现。音乐作为一个亲民而又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艺术门类，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钢琴是很多人选择用来走近音乐的一条蹊径。钢琴艺术包含钢琴曲创作、钢琴演奏、钢琴教学等方面，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也就会极大地受到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对于钢琴艺术中心理学因素的作用与体现的探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心理学作为一门已发展较成熟的独立学科，其涉猎范围颇为广泛，涉及的概念与分支也较为复杂，要将其理论运用于对钢琴艺术的研究之中，具有较大难度，目前关于这方面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也较为匮乏，本文就是笔者将自己多年来的演奏与教学实践过程中的思考与心理学相关理论相结合所做出的分析研究。

本文的创新点之一在于将心理学因素所涵盖的多个方面对钢琴演奏的影响分别作出具体的分析，特别是意识对于理解不同谱面标记的辅助性作用这个角度，尚属首次进行探究；另外，将同时期代表性作曲家的同体裁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因作曲家心理因素导致的作品风格特点差异的这个立足点，也较为新颖。除此之外，对于钢琴教学中教师如何解决不同学生心理问题的方面，笔者也通过案例分析、经验总结等方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通过对这些复杂的心理因素在钢琴演奏、教学、对作曲家与作品的分析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笔者希望钢琴专业的学生、教师在常规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对心理学因素的了解认识，能够更准确地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与作品风格、更恰如其分地处理不同类型的钢琴作品、更高质高效地进行钢琴练习与表演活动，同时也能避免一些钢琴教与学过程中因心理因素所带来的问题，使师生间的沟通互动更为顺畅。

关键词：心理因素，钢琴演奏，钢琴作品，钢琴教学

目 录

一、 引 言

（一）选题来源与依据

（二）钢琴艺术的概念与范畴

（三）心理学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二、心理因素对于钢琴演奏的影响

（一）注意力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兴趣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2.注意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二）感觉、知觉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感觉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2.知觉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3.钢琴演奏中感觉与知觉的提升

（三）想象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想象在钢琴演奏中的重要性

2.如何在钢琴演奏中发挥想象力

（四）情感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演奏前应理解音乐作品蕴含的情感

2.演奏过程中演奏者的情感表现与控制

（五）临场紧张心理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临场紧张时的具体表现

2.临场紧张心理产生的原因

3.克服临场紧张心态的措施

（六）意识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快、慢

2.强、弱

3.踏板

4.其它标记

三、通过心理因素分析同时期代表性作曲家的同体裁钢琴作品中的差异性

（一）对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1.个性特征

2.创作风格

3.表现手法

（二）对比拉威尔、德彪西的钢琴独奏曲

1.个性特征

2.创作风格

3.表现手法

四、心理因素对于钢琴教学的辅助作用

（一）钢琴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心理

1.关爱学生心灵，拉近师生心理距离

2.引入情感教育，培养学生积极的心态

3.激发学生兴趣，克服学琴的畏惧心理

4.了解学生群体心理，正确对待学生爱好

（二）如何解决学生的个体问题

1.分析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征

文艺心理学篇(5)

色彩的心理作用有很多具体的表现，比如，面对红色或者处于红色环境中，人们的心跳会加速，血压有所升高，情绪处于兴奋和冲动的状态；处在蓝色环境中，人们的脉搏会减缓，情绪处于沉静、沉闷的状态。色彩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理，从人的脑电波可以看出，人的脑电波对于红色反应是警觉、警醒，对于蓝色的反应是放松、自然。色彩的心理作用能力能给人的感觉带来巨大的影响。而设计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在设计中，必须重视色彩，重视色彩心理学在各种艺术设计门类中的不同应用特点。色彩在室内设计中起着改变或者创造某种格调的作用，会给人带来某种视觉上的差异和艺术上的享受。人在进入某个空间最初几秒钟内得到的印象百分之七十五是对色彩的感觉，然后才会去理解形体，所以，设计师要重视色彩对人们产生的第一印象，这是是室内装饰设计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在商业设计中，要考虑到人们对颜色的方式。在Logo设计和其他商品形象设计中，要用不同的色彩和色调限定对于商品的情感基调的表达。心理学家们曾寻觅一种强有力的色彩和情绪反应之间的相关性，选择正确的颜色，决定品牌的形象。比如，可口可乐用红、黑二色作为形象标识；德芙用黑、褐色作为形象标识；麦当劳，德克士、必胜客，肯德基，等快餐店用红色、橙色等欢快的、青春的、热情的颜色作为形象标识；一些高端的奢侈商品，则用黑色、灰色、银色、金色等作为标识。

在影视设计中，色彩心理学的应用也十分重要。很多电影都巧妙地运用色彩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心理效果。有的电影以一种色调贯穿始终，有的电影则在特定的场面使用特定的颜色。比如张艺谋的作品，就善于用色彩，在运用色彩营造情绪和情境的基础上，用色彩来叙事，比如经典的电影《英雄》就用了五种不同的颜色讲述了五段不同的故事，传达了五个不同的段落主题。

二、设计色彩心理的培养

在进行设计色彩心理培养的时候，首先要专注色彩共性的学习，比如每一种颜色的集体认知、民族认知、社会认知等，在此基础上，还要重视对于色彩个性心理的训练。要在色彩表现中重视主观情感的表现，使色彩拥有主观之美是色彩设计师要重视的。在设计师学习了色彩的基本知识，认识了所有的颜色之后，可以进行色彩主观性表达的专门训练。可以在设计中思考十几甚至二十几种固有的色彩，这些色彩要丰富，冷色、暖色、中性色应有尽有。要求设计师凭自己的色彩爱好挑选五种以下的颜色，将这五种色彩扩展到画面中所有的物体设计对象中，对其它颜色可以完全忽视。如设计师选了橄榄绿、土黄、赭石等中性色，就可以以这几种颜色为主，代替设计对象所呈现的其他颜色。这种训练有色彩设计的理念和色彩的创意，转换设计师的色彩观念，改变设计师对自然色彩的过分依赖态度，变被动为主动，提高设计师对色彩的感悟力和创造力。

文艺心理学篇(6)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自律；文化自信；科际关联；学科演进；学科建设；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艺术学理论的前身是二级学科艺术学。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它亦顺理成章地成为艺术学门下的五个一级学科之一。艺术学理论从二级学科向一级学科的跃升，表明它的学科地位在我国学科体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也意味着中国艺术学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自信。这在某种意义上会引导、规约学界进行艺术学理论探索的学科自觉行为，扎实推进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工作。

但正如波兰美学家塔塔科维兹所说，学科名称的历史和学科本身的历史是两个问题，应该加以区分。[1]（p.6）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直到2011年才正式确立下来，但这门学科的历史无疑要久远得多。因为“不论那种学问，都是先有术后有学，先有零星片断的学理，后有条理整齐的科学。”[2]（p.122）应该说，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不是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的产物，只是给一个学科名称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复杂的历史渊源，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独特的生命旅程。法国著名学者E.莫兰准确地指出：“每一个学科都有一部自己的发展史，从诞生、组建到发展或衰亡。”[3]对于升级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亦存在一部自己的学科发展史。而对这门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和总结，能够起到校正发展方向、把握潮流趋势、与时俱进的作用。“一门学科的历史意识，是一门学科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自省性。”[4]艺术学理论学科诞生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复杂的科际关联中，“不但在与社会文化思潮互动中呈现出学科范式历时性转换的运行轨迹，而且在学科性上还带有跨门类艺术和门类艺术学的综合性特征，以及跨文化体系和跨相邻学科的特点。”[5]这喻示着艺术学理论处于各种科际关联的复杂裹缠，并与整体性社会文化思潮构成互动、互进、互渗关系。其学科演进亦必然呈现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即历史发展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合力”的结果。这个结果亦可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6]（p.679）本文正是基于恩格斯“合力”论的启发，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整体进程中考察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历程，力求拨开掩盖在学科表层的重重迷雾，深入分析、揭示影响艺术学理论学科演进的各种错综复杂因素及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清晰呈现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历史脉络和演进规律，以期对当前正在进行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一、单一与多元的角逐

作为综合性、跨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了多个交叉学科各领又齐头并进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学科内部分支间激烈竞争的态势。单一与多元的角逐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学科演进中突出的一对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艺术学理论的某个交叉学科总是觊觎独擅艺术学研究的所有权，甚至贬低或攻讦其他艺术学交叉学科之价值。这种单一化的研究倾向不但在民族、阶级矛盾异常激化的非常时期如抗战期间对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生活等艺术社会学论题的极度强调凸显出来，甚至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和平年代也往往通过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向”得以集中展现，诸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向内转”（艺术心理学）、“语言论转向”（艺术符号学）、“文化转向”（艺术社会学）、“人类学转向”（艺术人类学）等。但在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因为某个特殊时期对某个艺术学交叉学科的过分倚重而造成最终的一家独大、独霸学林，其余各家凋零萎缩、一蹶不振的局面。从总体演进来看，构成艺术学理论的各交叉学科之间并不存在谁吃掉谁，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势不两立情况，它们在更多的时候是和平共处，构成了相互补充、共存共荣的良性互动之格局，以一种多元化的学术姿态得以发展。单一化与多元化的矛盾张力在艺术学学科史进程中有着各种复杂的具体呈现：时而单一化占据上风，比如前述的学术转向，民族矛盾激化时的艺术研究指向；时而多元化势头凶猛，如当代艺术学各交叉学科的齐头并进；更多时候则是两者之间的彼此依托和互进，即可能由某一交叉学科充当艺术学的主导学科，具有一定的强势话语地位，其余交叉学科则受到主导学科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学科话语建构中协同前者，甚至主导学科话语进入到其余交叉学科研究的内部，推动它们的理论转型，但在总体上各交叉学科都受益于彼此间的学术思想交流，共同推进了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这种现象似可用美国学者雅各布逊的“主因”（the dominant）说来概括。①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都曾充当过艺术学理论学科运动中的“主因”。目前看，艺术人类学似乎也起着这样的引领性作用。之所以出现单一化和多元化两股力量的角逐，跟影响或作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密切相关。首先是某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和具体的文化艺术政策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传导作用。比如“”时期的强意识形态控制，以政治思想统领艺术思想，鼓吹反精英、反个性化的文化意识，造成艺术理论的极度“贫血”并不可避免地滑向“庸俗社会学”的泥潭。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符号学都曾因跟主流文艺思想的格格不入而被打入冷宫。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则是促进艺术创作繁荣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时代推手。其次是艺术学研究内在因素角力使然。辩证来看，艺术“四要素论”（世界、艺术家、艺术作品、接受者），艺术活动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接受）都表明艺术活动因素的多元性和过程的复杂变易性，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也只能取其中某一角度或方面来展开，不可能替代其他学科的作用，因此对于不同的艺术学交叉学科在艺术学的整体性历史进程来说，其作用是有限的。尽管在某个时期可以偏重于某个交叉学科方向，但绝对不能偏废，而是需要互相倚重和支撑。这体现了艺术和学术发展史中的“反拨”性，即当一种学术思想发展得过于旺盛而极具威胁性时，与之相反的学术倾向就会暗流涌动，以克服其不足。从发展趋势看，艺术学内部各个学科间将更多地呈现多元共生格局。究其原因，一是跟中国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有关。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这种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学人能够宽容、理性地对待异域文化的优长及传播，有利于各种不同艺术学研究思想流派的共同成长。二是符合进入工业化后期社会的新动向。当代社会日益走向开放和多元，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跨区域的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移动互联网、手机微博等新媒体把我们带入到“碎片化”传播时代，信息资源的共生共享成为现实。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强调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交锋和交融，已是学界共识。即使是对具有统一的研究对象艺术学理论而言，其研究视域也趋向多元化，而非单一性。三是由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内在动因决定。艺术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系统层次性，研究方法的包容性、彼此依存性，都决定了不可能是哪一家独霸天下，哪一种方法绝对权威，而是需要彼此联手，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共同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向纵深化发展。学科发展本身就存在变革的强烈需要，包容性、共生性的格局势成必然。应该说，多元化和单一化的矛盾始终存在。多元化可能更富有包容性，更有助于艺术学学科的繁荣强盛，但同时也可能造成学术研究目标的泛化，研究重心的疏离，学科特色的模糊等潜在危机。所以，多元化在某些时候又需要单一化来进行制衡，即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某个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强势话语恰恰是整体艺术学进程多元化的具体表现。艺术学交叉学科分支的交替性发展所呈现的某个历史片段的单一化学科格局，置放在整个学术史进程中正好构成了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因子”，它们都参与着整体性的艺术学理论建构，亦即我们所说的艺术学理论的“层累性”特征。

二、自律与他律的裹缠如果说，单一与多元体现了艺术学理论学科内部交叉学科群间的竞争态势，是学科发展历史长河中较易捕捉的外在表象的话，那么，自律与他律则是隐含在这种表象背后的深流，体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两种价值观取向上的原则性分歧。自律（autonomy）和他律（heteronomy）本是由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一对哲学范畴，后被广泛运用到艺术理论与批评中。美国学者韦勒克、艾伦冠之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艺术史学者则称其为“内向观”和“外向观”。它们通常涉及到艺术学研究中三个根本性的问题：艺术发展的动力何在？艺术创作的价值若何？艺术作品以何种方式存在？[7]对上述三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艺术自律论和艺术他律论的核心内容。艺术自律论认为，艺术发展的动力依靠自身内部的因素，艺术创作以艺术自身为目的，且艺术作品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小宇宙，艺术研究重在解释和分析艺术作品的“本体结构”本身，诸如作品的存在方式、类型、体裁以及韵律、节奏、意向、隐喻、象征、神话等形式因素的价值和意义等。艺术他律论则相反，认为艺术发展取决于外部力量的推动，艺术创作要带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其主要涉及艺术作品的“经验存在”，根据产生艺术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艺术，致力于艺术家个性、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时代精神、历史背景等等“因果性”的“外在因素”的研究。在对艺术世界规律的探寻过程中，中国学者同样表现出对自律论和他律论两种取向各执一端又交织裹缠的复杂情形。艺术自律与艺术他律构成了既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艺术的审美自律性作为艺术独立于科学、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纳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这在20世纪的中国也是一个毫无疑义的艺术学学科独立发展之前提。从王国维提出“游戏说”和“美的价值在美自身”的观点，到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周作人强调须用艺术和审美方式表现人生，再到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乃至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人对艺术审美特性的重视等等，展现了20世纪前期中国艺术学关注艺术本体和审美价值的厚重积淀。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论转向”对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的精细化操作推动了人们对于艺术世界独特性的体认，巩固了艺术学科的独立地位，更将艺术自律论发挥到极致。它已经构成了具有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传统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次，在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语境中，艺术他律论则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从梁启超提出“三界革命”，主张艺术为政治改良服务开始，到左翼艺术家团体的“为人生而艺术”，再到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我国文艺的“二为”方针，直至今日文化建设中的“两大一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中的艺术文化产业发展等，其中潜行、贯穿着一种具有充分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特征，又非常强势的中国现当代艺术理论话语体系，并构成了现当代中国艺术理论的主调。它一方面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文以载道”传统相呼应，形成了关乎政治、关心现实、服务现实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21世纪的文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坐标，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系统中之一员，与社会组织体制的复杂勾连成为学术研究中持续关注的热点。现代艺术学理论一旦与现实相结合，就出现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和自己的话语系统。由上可以看出，艺术自律论和艺术他律论这两种艺术思潮几乎同时生成、发展，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甚至相互融合，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形成了富有活力和张力的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新传统。任何片面强调其中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观念与方法，都还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反映，在理论上必然陷入误区和死角。而作为超越自律与他律的理论选择，关乎艺术学研究的根本道路，中国学人亦为此进行了自觉且带有原创性的探索，为后人留下了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诸如20世纪30年代滕固以风格分析为主，辅以图像分析和文化史叙述，实现了艺术史研究的“内向观”与“外向观”有机结合[8] （p.185），20世纪40年代杨晦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自转”律和“公转”律[9]（p.248-249）等，都给后人以丰富的启迪。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宗白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对艺术自律与他律的辩证关系做了精彩且极富创见的阐释。尤其是《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宗白华提出构成艺术精神的两元――空灵与充实，作为艺术结构中相互对立的两极，正是艺术自律与艺术他律辩证运动的结果。艺术自律赋予了艺术作品“空灵”的精神品格，也即艺术“凭着韵律、节奏、形式的和谐、色彩的配合，成立一个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是圆满自足的。艺术他律赋予了艺术作品以“充实”的精神品格，艺术也要从宗教、哲学中获得“深厚热情的灌溉”，“深隽的人生智慧、宇宙观念”，并要根植“在时代的技术阶段和社会政治的意识上面”[10]（p.347-348），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接地气”。只有在艺术自律的基础上，与艺术他律有机结合，才能克服各自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才能在艺术结构中熔铸“空灵”与“充实”为一体：“空”而后“实”，能“空”才能“实”。宗白华的论述充满着深刻的辩证，在他看来，惟有两者的有机融合，才能将艺术世界的最深意义“灿然呈露于前”。[10]（p.352-353）中国当代艺术学人所提出的“通律论”[7]其实在这篇小文里早已给出了答案。

三、实证与思辨的博弈

这是艺术学理论研究方法上的两条路线之争。现代艺术学理论区别于传统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相邻学科精密方法的横向移植和渗透，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的心理测试、调查问卷、参与观察、数据采样与统计、形式分析等，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论指导和规范的操作流程、执行步骤，从而以实证性研究为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结论也大多建立在“实验室数据”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经验论的凭空想象或理论推演。这彻底改变了以黑格尔为代表所采用的思辨方法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美学研究传统，并形成了实验美学先驱费希纳主张采用“自下而上”的科学实证方法新趋势。艺术学也因此由传统的艺术哲学走向精密的艺术科学。如果剥离了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精髓，艺术学跟美学的艺术研究就很难区别开来，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理由就要大打折扣。虽然从思辨走向实证体现了艺术学理论演化的总体趋势，并且西方艺术学理论发展历程确实也是实证方法占据了上风，如艺术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艺术符号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乃至实验心理学的精准实验室数据等，但思辨方法并没有就此退出艺术学研究的历史舞台，而是如影随形，构成了艺术学研究中阵容强大的人文主义流派。精神分析艺术心理学、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等显然就偏向经验内省和理论思辨，而较少采用实证的方法，卡西尔-朗格的艺术符号学也建立在文化符号哲学的推演基础上，理论批判的艺术社会学如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艺术思想更是影响甚大，包括福柯、布尔迪厄、鲍德里亚、赛义德等人也主要走的是思辨性研究路数，当然其也结合了一些实证研究方法。这说明在艺术学研究中实证与思辨并非是绝对的非此即彼、水火不容，而是在相互博弈中吸收着对方的优长，克服着自身的不足，共同推进艺术学理论的破浪前行。具体到我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理论思辨则有着压倒性的优势。研究者“坐而论道”的多，实地躬行的少。这不但在艺术美学、艺术哲学中成为理所当然，甚至在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等带有鲜明实证特色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是如此。许多名之曰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的著述，实际上仍属思辨性的艺术美学范畴，从文献到文献，从概念到概念，缺乏对艺术本体细致深入的实证分析。这种研究范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们对西方学说的选择性接受，如艺术心理学中对“距离说”、“移情说”的广泛认同。艺术社会学中理论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占优；艺术符号学则奉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美学为正宗。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隐含着学术研究上的投机取巧心态：因为不需“实验室”数据，只需结合当下艺术现象作一些个体感悟，做一些理论推演或例证，甚至还可完全脱离具体的艺术实践，一个人玄思冥想，构建某个艺术学新学科的庞大体系。真可谓学术捷径。我们不否认学科原理的基础性探讨十分必要，但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实质性推进，必然是建立在方法论上的彻底革新和对无数具体研究论域的深度介入和综合提炼之上，而不能只是“空”对“空”，否则它就很可能有“名”无“实”，存在被美学收编的危险。随着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队伍的扩容，其成员构成也越来越复杂，大致说来有这样三类：一是美学和文艺学工作者；二是美术、音乐、舞蹈、电影等门类艺术学研究者；三是对艺术感兴趣的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学者。这突出了艺术学理论的跨学科性。上述学者在研究上各有优势，也存在自己的不足：第一、第二类学者的共性是对艺术与审美较为稔熟，区别则在于第一类学者对宏观性、原理性问题较为敏感，擅长抽象思辨和理论提升，缺点则是对门类艺术实践较为隔膜，有时难免隔靴搔痒；第二类学者则有着丰富的门类艺术实践和个案研究经验，不足则是理论思维有所欠缺，容易拘泥于具体细节，就事论事，而不擅长理论提升和总结；第三类学者跳出艺术审美之外看艺术，虽然有所难免会脱离艺术本体，产生有意思的“误读”，但新思维、新方法的介入，又打破了艺术学领地的固有局面，使整个面貌焕然一新。目前来看，不同背景学者涌入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将其原有学科的实证或思辨习惯带进来，有所偏重取舍自难避免，亦使得艺术学研究实证与思辨的方法之争更为激烈，两者的博弈也更显复杂。我国艺术学奠基者之一张道一先生对此的建议是：美学要下来，门类艺术学要上去。所谓“美学要下来”，是指美学文艺学者要进入艺术学研究，必须摒弃脱离艺术实践、坐在书斋里做纯粹思辨的陋习，沉潜于艺术的本体世界中，从鲜活的艺术实践中提取理论的精髓。而“门类艺术学要上去”，则是提醒门类艺术学以及一些实证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在进行艺术学研究时，应在研究门类艺术、充分挖掘个性的基础上，作整体的、综合性的艺术研究。对此张先生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以艺术的整体、共性和总的特征为经；各种各类、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艺术为纬。“没有‘纬’线的研究作基础，不可能有‘经’线的出现，但是只有‘纬’线的研究而无“经”线的串连，也织不出艺术学的‘布’来。”[11]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思辨，才能真正揭示艺术世界的共性和规律；而缺乏思辨做依托的实证，就会只见树叶，不见森林，所谓的艺术学研究就会沦为门类艺术学的机械拼凑。理想的情形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为着共同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事业，放弃成见，取长补短，精诚合作。

四、“向心”与“离心”的困惑从学科发展和建构的动态视角来说，任何一个学科系统都应包含三重界域。这三重界域自内而外构成了三个同心圆。其最核心层是这门学科发展最为成熟的领域。这一层次奠定了这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科学主体等，都已在执著而艰难的学术探索中累积成型，并为学术界所公认。其次是围绕着核心层分布的中间层次。这一层次是正在生成并向成熟学科迈进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层，也可称为学科杂交层。它反映了现代学科跨界发展的活跃度与核心层的外向扩张力。第三层则处在最，亦属跟现实世界联系最为紧密，多学科协作、打破学科界域的超学科层次。这一层次跟学科核心层的联系已显得较为松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强烈的“去学科化”倾向，因为学科作为人为的产物，其对现实的剪裁和抽离是极为明显的。而超学科的动力源自对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的需求，以及对新知识的追求。超学科的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学科和非学科的观点，来获得对整体现实世界的认识。[12]它将不同的知识整合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形式，这一知识形式的特征是较强的公共观点导向和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艺术学理论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亦构成了自内而外，从核心层不断向层扩展的学科系统。其学科阵营是不断扩大的。首先是奠定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理据的核心层，分布有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其体现了历史、理论和应用的逻辑分类原则，也是遵循学术惯例的结果。[13]它们也是目前学术界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公认度最高的三大分支学科。其次是由核心层向扩展的交叉学科层。通常的学科交叉途径包括以下三种：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14]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就是通过这三种途径产生的。再次是最的超学科研究层。艺术学的超学科研究在当代社会活跃度极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视觉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管理与艺术创意、经济审美化等都凸现了艺术学理论的强烈扩张及与现实世界紧密结合的超学科研究倾向。目前来看，艺术学理论核心层与相邻学科的“缝隙”处，成为不断催生艺术学新学科的活跃地带。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系统的特殊映射，其中包含着心理、社会、文化符号等多个层面，相应亦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且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在向艺术研究领域移植、模仿和渗透，进而发生学术话语间的挪移和借用。研究对象的交叉重合、对相邻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一方面使艺术学理论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也使其自身方法论和研究论域独特性被削弱，客观上造成这些艺术学新学科在学科归属上的漂移不定，是以产生“向心”与“离心”间的困惑。“向心”意指上述艺术学新学科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拓宽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推动了该学科的理论变革和认识进程，在学科性质上偏向于艺术本体，构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有机成分。“离心”则指其作为交叉学科对艺术学核心层的疏离，偏向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相邻学科的某种理论疆域。艺术学交叉学科“姓什么”，到底是艺术学分支，还是相邻学科分支，是一个颇费思量且令人困惑的问题。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因思维定势、价值立场的不同往往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西尔伯曼与阿多诺就曾对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归属展开了激烈论争。西尔伯曼的社会学立场把艺术社会学看作特殊社会学，视文学艺术为社会事实、社会活动、社会过程。阿多诺的历史哲学立场则认为艺术社会学涉及艺术和社会的整体关系，他从现代艺术的“社会性”和“自律性”之双重特性出发，认为评价艺术作品的社会性，就要辩证地看其“社会性偏离”与自律的程度。“西―阿之争”不仅对那个时代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今天的艺术社会学定义和学科归属仍脱不开他们讨论的范围。[15]再如有人将艺术人类学研究归纳为艺术审美取向、社会学取向和文化学取向三种[16]，“向心”与“离心”的矛盾也极为突出。虽然学科归属之争有时表现得剑拔弩张，但事实上并非是水火不容。例如不同学科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就曾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为“展示艺术与人类、与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纠缠中的种种关系，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艺术，认识艺术中的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本质表现”[17]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和结论。从某种意义来看，艺术学新学科的定位之争恰恰展现了该学科的开放性和活力。只要不是囿于成见，画地为牢，允许学术上的自由争鸣，真理会越辩越明，彼此歧见的不同专业背景学者也可从对方观点中汲取养料，甚至相互激发、提携，寻找到理论上的共振点。这对一门新学科的成长成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当然对待某个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学科定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种是向艺术世界圆心驶进的，构成了艺术学理论的分支学科，像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等。这组科学研究艺术学客体的某个方面的目的，并不在于搜集艺术材料作为说明某些一般规律如社会学、心理学或符号学的例证，而是力图揭示这些科学规律（心理学规律、社会学规律等）在艺术活动中的特殊折射，以呈现艺术活动的特征和规律。这时执行对艺术的解释功能的不是艺术本身的外在概念手段如社会学、心理学和符号学等等的概念手段，而是真正艺术学的概念手段。正如苏联艺术学家齐斯所指出，在艺术学的研究中，不仅应该利用其他科学的原则和材料，艺术学分析的工具不仅应该得到丰富，而且应该根据艺术学本身的传统把这些原则、材料和工具加以提炼。也就是说，其它科学的方法在与艺术学方法的互补关系中，处于隶属地位。“各种方法、各种科学的工具消融在艺术学中，艺术学是使研究艺术的各门科学形成系统的核心”。[18]（p.231）另一种则是向相邻学科核心驶进的，如艺术管理学、艺术伦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法学等，其重心是以艺术领域的事例阐释某些相邻学科原理的，艺术学本身是依附于相邻学科的。当然，情况并非绝对，第二种看似“离心”的交叉学科类型随着研究的深入，亦可以揭示艺术世界某些不为人知的规律，像艺术创意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进入超学科层次，引领我们把握当代社会的创新创意本质，另一方面亦可深度阐释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性规律，实现对艺术学理论的“向心”性回归。交叉性艺术学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判别其上位学科充满了变数。

五、“西化”与“中化”的碰撞

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学术本土化和世界化、全球化之间的普遍性矛盾的体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是与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范式的引进同时展开的。外来知识范式向中国学术领域的移植，使得我们在学科分类、知识结构及知识生产制度等方面愈益国际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学科制度的本土化等相关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舶来’性质以及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依附品格’”[19]，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深虑与忧思。内在于学科制度本土化问题的，是学术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思想、学说和学派的影响与启发，国内不少学者建立了大量“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20]然而事实表明，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文化限定性的理论成果并不适应我国的文化情境，更遑论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了。具体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中西学术交流、交锋和交融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种典范形态。一是援西入中。其在“西学东渐”的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大背景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20世纪初和80年代都曾兴起对西方文化典籍的大规模译介和传播，学界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艺术学话语体系，译介、模仿、移植等填补学科理论空缺的权宜之计，很多时候被本末倒置地视为艺术学学科建构的第一要义，许多艺术研究者完全陶醉于对西学话语“首介权”的盲目争夺，并津津乐道。应该说，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概念和命题都是建立在这个中国现代性的整体背景基础上的。二是以西释中。有人将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借用西方现代学科的标准和范式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完成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即“旧瓶装新酒”；另一种则是仅仅借用西方现代学科的术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以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精神和脉络为目的，即只具西学的外貌而其实质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21]像滕固的中国艺术史研究、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研究等，都自觉运用了西方的美学艺术学理论来对中国艺术特征和规律进行探索，体现了上述两种方向。中国现代人文社会学科，总体看都是“以西释中”的产物。它自正式诞生之日便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管在学科建构还是在术语表达上都有很大之不同，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现代学科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已基本稳定，并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统。它注重以西方艺术学理论话语来挖掘、整理中国语境中历史事实所蕴含的相关思想，以期实现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建构的企图和功效，因而更具有确证的功能。三是中西互证。如果说前两者是西学向中学的单向传播的话，那么这种方式便具有了交互性特征，有人称之为“双向阐发法”[22]，即不但要运用西方美学艺术学理论来阐述中国美学艺术学理论，同时也要运用中国美学艺术学理论来印证西方美学艺术学理论。像朱光潜的《诗论》《文艺心理学》，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等都是中西艺术学互证互释的典范。这些研究往往通过对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西方艺术和艺术理论进行比较，广征博引，缜密入思，深入阐析两者的异中之同及同中之异，以把握中西艺术的共性及各自的个性特征，进而彰显中国艺术学的现代性内涵，表达中国艺术学完全媲美于西方艺术理论的价值诉求。虽然中西互证表面上看来是双方平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进入到中西艺术全面系统的跨文化比较层次，“突破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和壁垒，以新的学术视野来进行新的学术研究”[22]，但这种比较印证仍然要以西方艺术学理论作为参照系和学术标准，标识着西方艺术学理论在中国艺术理论研究中的强势主导地位。四是中西交融。这属于中西之争中比较理想的形态。其区别于中西互证的是，学术本土化意识更为自觉，倡导一种对等基础上的对话交流，以建设更有普适性、创新性的文化形态。在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达到这种境界的当属宗白华。早在“五四”时期，青年宗白华就提出了东西方文化融合而成为世界新文化的伟大理想：“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以新创造的”[23]（p.102），并指出了中国学者在实现这一理想中可以做出自己独特的、别人不能替代的贡献。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学术实践中，宗白华矢志不渝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他对艺术意境、艺术时空、艺术价值、艺术形式的阐发，在中西艺术观的融合与打通上，几乎达到水融、浑然一体的程度。借助于中西艺术学互相的参融和比较，“使双方的独特背景、特征及其深刻内蕴得以扩展，从而实现中西之间的‘对话’”。[24]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间的交互影响和交对话流会越来越频繁，也必然会突破我们习惯性的“中西交流”式思维框架。在这个背景下，中西艺术学理论的碰撞和交流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西方的比较，既成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必要道路，也是中国文化提升自己的文化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的重要方式”[25]，但我们更要突破既有定势的束缚，在一种全球化文化的理论视野中，对中国与东方、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其他文化圈（如非洲、南美）的艺术实践和理论展开全方位的审视、比较和提炼，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既有中国独特境界又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中国艺术学理论。

六、消解与建构的抵牾

消解和建构呈现了后现代语境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两股相互抵消的力量间的剧烈冲突。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成立，首先是基于以下的理论预设：存在一个普遍的、可以揭示各门艺术共性和规律的艺术本质。而要阐释清楚艺术的本质，必须充分整合现有的研究艺术的各门学科，如门类艺术学和美学等学科资源。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以艺术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艺术学理论。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某些学者的质疑。其依据是在国外只有艺术史、音乐学等学科，“迄今并不存在‘艺术学’概念。”[26]应该说，这种表述基本符合国外后现代语境下的艺术学科实际。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后现代已经导致了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景观，那就是在现代文化中那种作为一切知识根据的“元叙事”已经消解了。科学知识的细分和专业化，形成了一个分化越来越细致和专门的局面。于是，共识也已变得不可能，各门科学的发展越来越缺乏彼此可以沟通的可通约性，而由于总体性已经不复存在，“局部决定论”成为主流。[27]（p.122-128）也就是说，在后现代文化中，非中心的、不确定的和局部决定论的特征，就使得知识与共识无关，与日常经验和常识无关。布尔迪厄也指出，现代学科制度的标准化、科层化的区分体系更形成了一种“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这种“专业态度”使知识分子将其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狭隘的知识领域。[28]（p.43）显然，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分门别类的研究上，而无意于对艺术做中心化的、确定性的和整体性的“元叙事”研究。西方学者对艺术学理论意兴阑珊也就毫不奇怪了。但值得警惕的是，当各门学科都在不断增加自身的科学性，忙于就晦涩的概念和方法论进行争论时，各种理论已经变得脱离现实，和公共生活日益疏远，陷入狭隘的学科问题，只和专家有关。由此，伴随理论的成功，理论对现实的反应则越发迟钝。这在客观上提出了打破现代学科过于狭窄化、专门化的局限，重新恢复学科与现实、学科与学科之间血脉联系的时代命题。综合性、跨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显然适应了这样的时代需要。艺术学理论在向相邻学科开放、与之交叉的同时，还要跨门类艺术形成综合性理论。它“一方面要像一切科学一样进一步专业化和技术化，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学际关联问题。……必须同时既向内部进军又向外部进军，既强化‘内政’又增进‘外交’。它们必须经受这种强度较大的张力，它们必须同时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问题。”[29]（p.9）探寻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本性必须在强化“内政”（亲缘学科）与增进“外交”（相邻学科）的复杂关联中进行。在强化“内政”中，艺术学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与门类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既发挥其在后两者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又不能被后两者所同化和收编。在增进“外交”中，艺术学又必须既充分借鉴吸收相邻学科的工具和方法，又坚持艺术本位，避免因无限泛化而导致自我消解的危机。可见，在艺术学理论寻找自身的学科定位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消解与建构两股抵牾性力量。消解，是因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学科分类观念，以及后现代语境下知识碎片化的事实，导致作为综合性的艺术学理论始终存在被门类艺术学或美学收编的生存威胁。建构，则是固有的精细化操作造成各种学科固守一隅、彼此不相往来，并日益丧失对现实问题的灵敏反馈，使得“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艺术学人由此勇敢担负起对各门类艺术进行综合的、整体的、宏观的乃至跨学科或跨文化研究的历史使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构显然顺应了解决复杂性艺术问题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打破传统艺术学科霸权，填补学科研究空白，从而使得艺术领域由知识分化、彼此隔离而重新走向综合的有力保证。总体看，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构的进程中，虽然面临着学科消解的种种质疑和阻力，但在艺术学整体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大前提下，艺术学理论走向兴盛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徐子方曾深刻地指出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得以成立的前提：“如果不承认各门类艺术学之间有共性，且这种共性又有可能在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学科即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甚至连‘艺术’一词都会随之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剩下的只能是壁垒分明的美术学、音乐学、戏剧学、电影学等具体的‘门类’学科。不妨设想一下，如此四分五裂，各行其道的‘学科’有什么资格要求得到学科门类的地位呢？”[30]如果换个角度去思考，是否可以说，消解与建构的相互抵牾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始终感受到生存的压力。恰恰是这种压力的存在，才激发出艺术学理论在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境遇中知难而进、勇于开拓的无限能量。（下转第188页）（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 雅各布逊曾以“主因”（the dominant）来概括影响和主导艺术史方向的某种核心艺术因素，其可以在艺术风格和流派，甚至在特定时期的总体艺术面貌中发现。参见周宪《视觉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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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心理学篇(7)

关键词：综合艺术教育 西部社区 文化建构 郎瑞德艺术教育中心

西部社区艺术文化源远流长，是多民族的聚集地，悠久的历史使西北地区多年来形成了璀璨的民族文化。坡说过“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艺术之间是相通的，同样的文化，在不同的艺术种类下其形式是不同的。随着历史滚滚的车轮，各种各样的艺术逐渐滚成一个巨大的雪球，综合艺术教育的发展以成为必然趋势。众所周知，教育本身涵盖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社会教育新论》中，作者李建兴提出社会教育涵盖三种意思：第一，社会教育即教育全体，社会教育化、教育社会化是其理想；第二，社会教育即是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活动；第三，综合上述两种说法，社会教育具有广、狭二意。本文中所提到的社会教育则为第二种，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活动。

在基础教育改革中以提出综合艺术课程理念，在社会教育中，综合艺术教育的开发也势在必行。本文主要论述社会教育领域里的综合艺术教育。

一、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概况

所谓综合艺术教育，就是一种全面的整体性的审美教育方式，其目的与艺术专业教育不同，重点在于通过艺术的综合教育实现现代社会的健全甚至理想人格。社会综合艺术教育，则是指除学校综合艺术教育以外的一切关于综合艺术的教育活动。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影响下，综合艺术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学校教育范畴内，增加了综合艺术课程。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综合艺术教育在社会教育领域里，也逐渐发展起来。综合教育不是讲各种学科拼凑、相加，不是单纯的要学会所有知识，而是要综合的看问题，掌握内核，掌握精神方法，建立世界观，有辨析能力。要力求通过综合艺术课程使学生的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得到平衡的发展。社会教育领域里的综合艺术教育可以有效的辅助学校综合艺术教育。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艺术教育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历程。通过引进西方艺术教育的方法来弥补传统艺术教育的不足，并且以此逐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的艺术方式。西方历来重视艺术教育，已经成为西方的文化传统传承的标志。在西方综合艺术教育是一门庞大的学科体系，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有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类生活的知识。中国目前的综合艺术教育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出不少问题，如除了学校综合艺术教育之外，社会综合艺术教育明显不足；学校综合教育针对大多数学生的普遍艺术教育，只在宏观上给学生一定的艺术教育的指导，忽视学生的差异性；中国学校艺术教育的师资有限；综合艺术教育缺乏中国特色等。

社会综合艺术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学校综合艺术教育的不足。在内容上，社会综合艺术教育弥补了学校综合艺术教育在微观上的缺乏，较高程度地重视学生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差异性；在师资力量，社会综合艺术教育能聘请到更多的具有较高艺术素养和艺术知识的优秀教师；在特色上，社会综合艺术教育通过优秀的师资力量，柔和各具特色的教学内容，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艺术教育。西安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是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的代表，该教育中心是一所针对儿童艺术教育机构，它以全球公认的顶级教育理念为依托，借鉴北欧儿童教育模式，融合中西方教育核心元素，以艺术与综合实践教育为核心的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心，是一所典型的社会综合艺术教育机构。

二、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特征

艺术教育是改进社会文化的动力，综合艺术教育恰恰将艺术教育进行了升级，不再是单一的音乐课、美术课或是舞蹈课，而是将这三门课程以及科学、人文、地理等学科融合在一起进行教学。社会综合艺术教育是学校综合艺术教育的延伸，社会综合艺术教育可以有效的为学生今后在学校综合艺术教育的学习中打下其教育内容、目的、模式都具有自己的特征。进阶段，笔者有幸接触到西安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并参与其教学活动。在一系列实践活动中，总结出社会综合艺术教育具有以下四点特征：多元性、独特审美性、创新性和以学生为主体性。

多元化，是指在一个专业领域里，多元化意味着保持更多方面，应用于教育中，我们认为是有益处的。本文中的多元化则指的是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保持更多层面的艺术教育，包括音乐、美术、舞蹈等，同时要求对学生知识、技能、素质等各个方面进行培养，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各学科间知识的融合，对学生是进步性的培养，对教师则是挑战性的考验。社会综合艺术教育概念，在国外已有范例，如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德国早在20世纪后半叶，就提出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提出了“美育”的课程理念。我国近年来也越来越多的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教育体系，如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和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理念。

本文以西安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为例，笔者通过在该综合艺术教育中心的学习与实践，对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教育中心的教师们结合奥尔夫、柯达伊和达尔克罗兹的教学法设计了多种多样的课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回旋曲式课程：以《土耳其进行曲》为例，由教师引导学生体会回旋曲式，引导学生以不同图画代表不同乐句，如用山来代表乐段，用不同树木、花朵代表不同乐段中的不同乐句，以此为元素形成画面，让学生对回旋曲式一目了然，更有利于孩子对回旋曲式的理解，使教学内容更直观、更简单、更有趣。将音乐与美术结合，此课的授课对象为年仅五、六岁的学前儿童，这正体现了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理念中以少儿的兴趣取向为核心，变传统单一的艺术技能培训为综合艺术的全面培养的教学特色，为学生今后在学校综合艺术教育领域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曹理教授的《音乐学科教育学》中提到，“音乐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音乐教育包含于综合艺术教育之中，所以在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音乐教育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设立的特色课程，即艺术亲子园课程，该课程以音乐为基准，充分体现出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审美特征。其理念与国际接轨，为家长们提供了与孩子一起从事艺术家工作的机会，同时为学生主动参与活动提供良好的平台。另外一个课例是“音阶体验”多元活动课，由教师播放乐曲，学生和家长们围成一个圈，手里撑开一个大的彩虹伞道具，然后根据乐曲进行行走动作，并进行音阶演唱，以彩虹伞道具的高低，直观的体现音节的变化。课堂中还让孩子钻到彩虹伞下跟着教师一起学习制作简单的“口杯乐器”，用自制的小乐器跟随音乐体会节奏，同时让家长继续撑着彩虹伞跟随乐曲行走转圈。钻在彩虹伞道具下进行学习，对幼儿来讲使学习过程更具有神秘色彩，可以有效的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教育中心的教师们也是利用这一儿童心理设计了这门艺术亲子课程，不仅增强课堂的愉悦性，同时增强学生的主动参与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教育的创新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保证。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也具有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特征。郎瑞德艺术教育中心的教师们结合三大教育理念（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柯达伊音乐教育理念和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理念），通过专业培训与探究，为教学手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更多的选择。在这里要举的例子也是一门节奏训练课程，教师将提前准备好的节奏卡片道具放在地上，在一定律动中让学生念出教师所指的节奏型，并不断进行变换，以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随后让学生自由组合节奏型，例如以《青春舞曲》为例，将学生分组，一组唱歌曲，一组拿奥尔夫打击乐器演奏之前学生自由组合出来的节奏型，另一组自由编创舞蹈动作，给大家一定的时间，然后各组合在一起演奏此乐曲。用这样的方式，一节课下来，其教学成果就是一个成型的、并且是由学生们自己创作出的作品。教师们结合国际先进教学法，根据孩子的年龄与心理特点，以孩子的兴趣需求为向导，精心整合装专业课程，使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也全方面的培养了孩子的综合素养。

在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还设置了其他的专业课程，不仅仅有音乐表演综合课程，还有舞蹈艺术教育，结合国际领先的教学法，在舞蹈基本形体训练与技能技巧训练的基础上，将多舞种阶段性融会贯通，研创出融趣味、专业、全面为一体的综合教学体系；通过幼儿对舞蹈艺术的全面认识和完美体现而激发其对舞蹈艺术的热爱。还有视觉艺术教育，根据少儿认知规律，同样结合国际领先教学法，运用多种美术教学方法和艺术体现形式，将艺术技能、观念、主题充分结合，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综合艺术课程；让孩子随时沉浸在艺术创作的激情中。此外还有表演艺术教育课程，结合奥尔夫、柯达伊等教学法，将专业知识与孩子兴趣紧密结合；以主题、游戏的形式进行授课，让孩子在轻松愉快中展示自我、塑造性格、造就表演天赋。

“任何教育都要依据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和特点来进行，只有符合学生的发展特点和需要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因此，确定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内容时，一定要考虑儿童自身的心理特点和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要做到以学生为学习主体，适应不同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与需要，则要做到“因材施教”，以培养学生个体的能力为目标。朗瑞德综合艺术教育中心根据此特征，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的课程：

1.5岁至3岁的艺术亲自园课程；3岁至6岁的孩子，设置奥尔夫音乐课程；4岁至12岁的孩子，设置了come and play课程，这是朗瑞德少儿教育的一门特色课程，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习生态化空间，将人格建立、智力开发、艺术理论与实践操作等元素相结合，以各种活动为载体，是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成为主导者，强调参与性、创造性、自主性、协作性。课程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文历史、科学探索、科普知识、物理现象等；对于4至12岁的孩子，同时还设置了多维艺术之旅课程以及专业艺术课程等。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根据孩子的年龄与心理特点进行教学。根据婴幼儿、儿童、少年不同年龄阶段的教养大纲精神以及生理发育特点，根据奥尔夫原本性音乐教育的原理艺术教学理论，通过亲子艺术课程，帮助孩子发展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认知、情绪和社会行为五大能力，激发孩子的多元智能。使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也全方面的培养了孩子的综合素养。正体现出综合艺术教育具有以学生为主体的特征，从建构主义教育理论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们都只是一个辅助者，引导学生，打破传统的被动学习，死记硬背知识的状况，让孩子们在教室的引导下主动的去探索所要学习的知识，而不是一味的充当被灌输者。

三、实施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意义及影响

文章开头部分分析了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概念，即除学校综合艺术教育以外的一切关于综合艺术的教育活动。这就大大提高了对社会教育工作者自身的要求，首先进行综合艺术教育，教师自身要具有各学科方面的知识储备；其次，教师要有能力将各学科知识融汇到课堂教学中，这对提高艺术教育工作者的能力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笔者从朗瑞德教育中心看到了以音乐为基础的综合艺术教育的实施，有别于绘画、舞蹈等综合艺术教育，它从音乐的角度来扩展审美，通过这种教育活动，有利于学生思维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学生概括能力的加强，更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增强。

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综合艺术教育的延伸，打破了条块形式教育的规则，为学生提供了更丰富、更有趣的课堂，只有这样的综合教育才能为学生建造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同时，社会综合艺术教育课程具有情感性、创造性、愉悦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也决定了社会综合艺术课程的教育价值，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恢复、拓展、发掘学生的感知力；增进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同时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注释】

1、综合艺术教育：是指一种全面的整体性的审美教育方式，其目的与艺术专业教育不同，重点在于通过艺术的综合教育实现现代社会的健全甚至理想人格。

2、西部社区：本文所提到的西部社区是以西安为中心的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综合基础的群众基础机构。它为我们居住在一个固定区域的居民群体范围内的居民，起着一种媒介桥梁作用。与居民群众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关联基层组织。为西部人民生活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资源。

3、文化建构：在社会范围内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活动。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通过合理和进步的教育制度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学艺术和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4、瑞德艺术教育中心：是一所大型高品质儿童艺术教育机构。致力于3-12岁少儿综合艺术教育，以全球公认的顶级教育理念为依托，借鉴北欧儿童教育模式，融合中西方教育核心元素，以艺术与综合实践教育为核心，以国内外知名艺术家、教育家为核心教育团队的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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