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篇(1)

一、诚信建设的现实意义

“诚信”是中华民族古老的道德准则，“诚”表示真实无妄，表里如一；“信”则表示忠于承诺，诚实无欺。即“言必信、行必果”。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是古代先哲们倡导的立言立德立功三大人生目标之一，我国传统文化历来对诚信道德教养很重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民无信不立”，诚信被看作人的立身处事之本，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要素。我们党历来对思想道德建设十分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提出：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等等。

1、诚信建设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道德需求。众所周知，近些年来社会上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已成为社会公害。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指出，依法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广告、商业欺诈、传销和变相传销、偷逃骗税、走私贩私等违法活动。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也已威胁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些现象严重地扰乱了当前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的市场经济，必须以诚信道德基础上的个人信用和社会信用作行为规范，建立以道德约束为支撑，以法律法规为保障的社会信用体系，使市场经济秩序呈现良好态势，才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诚信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诚实守信，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国民素质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诚信建设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工程，解决诚信问题，推动和谐文化建设，正是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打牢思想道德根基。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如果发展不协调，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就会动摇社会基础，造成诸多社会矛盾，影响全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3、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追求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空前进步，中国的成就和国际地位举世瞩目，诚信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无法建立，就会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符合的。据有关研究部门对“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抽样调查和网上调查结果，“信”被认为是当前最需要加以弘扬的传统美德，排在所有品德之首。做诚实守信的公民，建立诚信的社会，是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

4、诚信建设是改进机关作风、树立良好形象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历来对政治生活和社会风气中不诚实守信的现象深恶痛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讲假话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这些不诚信的表现和言行不一的作风，严重妨碍政务诚信、商业企业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总书记指出：“建设诚信政府，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要以诚为本，严格规范自身行为。”古人曾说：“匹夫行忠信，可以保一身，君主行忠信，可以保一国。”党和政府的求真务实、清政廉洁的作风，事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事关人民政府的威望、事关政权的生死存亡。诚信建设是改进思想工作作风的切入点，是树立党政机关勤政、务实、廉洁、高效良好形象，增强社会公信力，为社会诚信建设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有效途径。

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把诚信建设落在实处

造成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有历史原因，有管理机制原因，也有主客观原因，但其中建立全社会的诚信环境氛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高低、社会诚信环境氛围是否良好，直接影响群众的道德取向，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导向。完善的信用体系，健全的信用制度，需要全社会高素质的民众来推进和建立，有了好的制度和体系，还需要全社会民众来共同遵守和执行，这些都离不开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是宣传思想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努力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的浓厚氛围和文明道德环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1、加强诚实守信宣传教育，不断增强诚信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诚信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首要前提。要牢牢把握思想道德、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科学理论武装指导下，积极推动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自觉践行“八荣八耻”道德规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诚信意识，提高公务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通过政务诚信建设，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带动全社会提高诚信道德水准。积极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在诚信建设方面的舆论引导作用，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建设，及时准确地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假冒伪劣问题进行批评曝光。积极推广与诚信有关的主题教育活动，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在社会广泛开展“共铸诚信”、“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增强诚信责任意识。

2、积极践行基本道德规范，形成浓厚的社会诚信氛围。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集中体现了当代社会条件下全体人民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诚信道德建设的主线，也是衡量检验道德建设的重要尺度。要认真践行“八荣八耻”基本道德规范，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推动全社会形成扬荣弃耻、共促和谐的良好风气。作为党政领导机关我们要带头遵守基本道德规范，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广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要求。积极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实践活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诚信教育从小抓起。宣传诚信建设的先进个人、企业和单位，运用“时代先锋”和“劳动者之歌”等专题专栏宣传先进典型事迹，让大家学有榜样，做有标杆，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积极倡导并自觉遵守符合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文明规范，知荣辱、讲正气，促进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

3、广泛开展创建活动，提高群众诚信建设的积极性。思想道德建设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与，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广大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生动实践，是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方式，也是诚信建设的有效载体。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社会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我们要准确把握和谐创建的本质要求，充分利用群众参与创建活动的特点，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紧密结合诚信建设的目标要求，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机关、当好人民公仆”活动，率先垂范，为全社会做出表率。在评选文明先进活动中，要把诚信建设目标纳入评选表彰的考核范围，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深化主题创建活动，扩大活动覆盖面，比如文明礼仪、公共秩序、社会服务、城乡环境、旅游出行、文化市场、互联网管理等，积极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坚持“三贴近”原则，抓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密切的利益问题，广泛开展和谐单位、和谐机关、和谐家庭创建活动。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入手，配合食品、药品、涉农物资等领域的假冒伪劣行为的专项整治工作，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做好舆论导向，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环境，让群众享受到和谐创建带来的实惠，在参与创建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

社会思想篇(2)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社会思想篇(3)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三、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范式意义

范式是指“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的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显然，“范式”具有中心化、定型化的含义。借用该定义，本文所说的范式是指先秦诸子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传统，塑造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要素和价值内核。如“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与社会进化中的永恒主题，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开始探讨天人关系，认为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一种统一和谐的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是说，天地、万物以及礼仪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讲“天人合一”，不过“天”的含义有所不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天道”即是“诚”，“人道”就是追求“诚”，人只要能扩展天道德性，就会达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合一。道家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都说明了天与万物的和谐统一。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语境里，“天”的含义有所不同。有时指“天命”、“天意”。有时指具有人格意义的神，有时指自然界。不管“天”的意义如何变化，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中，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开始真正找到了整合社会的契机。西汉董仲舒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念，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命题，使得“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天与人虽然是相分的，但由于人“类于天也”，同类相通，因此统一成一个整体，即天与人“合而为一”。宋明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哲理的高度上加以表述。认为天、人没有分别，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从而得出了“万物一体”的结论。总之，“天人合一”观念说明了“天”与“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虽然后人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有所发展，但是始终脱离不了先秦士人关于“天人关系”的窠臼。同样先秦有关“人性论”的思想、“德治”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等等已经内化为文化传统的基质。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轨迹，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形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历程。

四、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示性

所谓普示性，是指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的作用，这些思想笼罩了中国后来的两千多年。这种普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时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过去，对过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积累，对今人甚至对于未来同样具有启迪作用。如关于国家的治理、贫困问题的解决、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百家中提供了思路。儒家的修身、慎独以及道家少私寡欲、心斋、坐忘的归隐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解脱；阴阳家、兵家与农家的社会思想里所包含的实际生活领域需要的技艺。为人们提供了预测未来、救治疾病的方法。中庸、安贫乐道、重亲情、重礼义等信念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们。总之，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中，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以至于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前，各家各派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宗于这一思想体系，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宗师：二是从空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外国学者也要从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汲取精华，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说：他的思想理论是受到老子的“无为”学说的启发而形成的。可以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五、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释性

尽管不同的时代会面对不同的问题，然而先秦诸子在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吸纳上古社会的文明而提出的社会思想有巨大的社会解释与指导意义。如荀子在摈弃法家鼓吹的民贫国富的思想基础上而提出的在富民的基础上富国，富国必须开源，开源必须裕民，裕民必须轻征，轻征必须节流的赋税思想，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样先秦社会思想家重视士、农、工、商等普通人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提高的人本思潮：强调民为治国之本，甚至提到“民贵君轻”高度的民本思想；重视对人的美好心灵的发掘，重视人生哲学诸命题的探索；强调对贫者、弱者、老者、鳏寡孤独者以及残疾者的同情与帮助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思想以及关于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等方面的观点与看法有巨大的社会解释与指导意义。当然这种普释性还表现在他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等问题的设定上。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很多，但是大抵还是围绕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等范畴进行讨论。而这些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就为中国的思想家们所普遍关注。

六、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越性

“先秦时期，思想同权力和技术的分离，致使思想可以脱离实用，可以超越制度和技术的支持与羁绊。自己酝酿多彩的内容”，从而表现出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超越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可以天马行空。由于思想是现实的反映，所以他们的思想肯定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先秦士人，由于摆脱了封建身份的羁绊，常常与统治者分庭抗礼。并且由于其心灵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所以他们无需围绕着政治与军事进行阐释，而是进入了一个自由思考的天地。正是这种人身的自由造就了先秦社会思想的超越性的特点。叔孙豹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儒家“兼济”与“独善”的统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救世情怀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道家“物我两忘”的真人境界、墨家的“兼爱”、“为天下利”以及法家追求的现实功利思想等等，都反映了先秦士人把建构和实现理想社会当作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强调了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充分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能超越他们各自的利害冲突，发展出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前途的深厚关怀。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Jacques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专制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墨子·明鬼下[M]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J]，中国法学2001

[4]周易·序卦[M]

[5]老子·第四十二章[M]

[6]王处辉冲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13][德]卡尔·雅斯贝斯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思想、信仰与世界[A]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9]费孝通语。见陆学艺，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周泰卷)[M]

[10]老子·第六十六章[M]

[1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论文关键词：先秦社会思想特点具体表现

社会思想篇(4)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Jacques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专制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墨子·明鬼下[M]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J]，中国法学2001

[4]周易·序卦[M]

[5]老子·第四十二章[M]

[6]王处辉冲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13][德]卡尔·雅斯贝斯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思想、信仰与世界[A]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9]费孝通语。见陆学艺，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周泰卷)[M]

[10]老子·第六十六章[M]

[1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韩非子·解老[M]

社会思想篇(5)

我们应通过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扎实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积极营造相互欣赏、相互支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氛围，为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大思想道德力量。我们应通过发现培养、宣传表彰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引导广大党员和群众向李家庚、林秀贞、陈印田、范振喜等先进模范人物学习，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心意识、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宣传舆论单位应坚持正确导向，提高舆论引导水平，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氛围。要把和谐文化建设落实到共产党员发挥先进性作用的实践中，落实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落实到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进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之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就是要深入进行和谐精神、和谐理念教育，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推动形成和谐创建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局面。要充分认识祖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对体现和谐思想的文化资源进行科学梳理和扬弃，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社会思想篇(6)

内容提要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政治思想家就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展开争论。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作为社会主义同情者加入了那场争论。他在理论上支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在实践上批评俄国革命，指出革命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选项。通向社会主义存在多条路径，不同国家各有其最优方案，除了革命之外还有其他更多更好选项。罗素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有过多次反复。他先从社会主义运动的批评者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又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变为批判者，最终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罗素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应当约束权力、重视民主和关注民生。虽然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但是它对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伯特兰•罗素；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民主；民生

人类社会进步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许多社会主义者相信，人类社会将通过像俄国革命那样充满暴力而激进的方式，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另一些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虽然社会主义社会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前者必定取代后者，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线性的，革命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路径。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后一种社会主义发展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的重要观点，为保持社会主义活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是在20世纪初持有如此观点的现代英国政治思想家。罗素从来都不是只愿意呆在书斋或学院的理论哲学家，而是把世界范围的社会政治问题置于哲学思考核心位置的、高度关切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事务的实践哲学家。19世纪末，青年罗素开始关注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1895年秋，罗素到柏林研究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与德国社会主义者多有交往。1896年，他发表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德国社会民主》（GermanSocialDemoc-racy,1896），关注德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连续发表《社会重建原则》（PrinciplesofSocialReconstruction，1916）、《政治理想》（PoliticalIdeals，1917）和《通向自由之路》（ProposedRoadstoFreedom，1918）三本著作，讨论一战结束后的社会重建，探讨社会主义和人类未来的关系。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罗素介入了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否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道路的争论。1919年，罗素加入英国政府官方代表团前往俄国了解革命进展，研究革命之后俄国的工业、经济和政治。在考察俄国过程中，罗素同革命领袖列宁等有过直接接触，并对革命提出批评建议。俄国之行改变了罗素对待革命的看法。他相信，通往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多条道路，即使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它仍然面临权力过于集中、人民民主难以实现和人民普遍贫困等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权力、民主和民生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将丧失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吸引力。

1920年10月12日，罗素乘坐“波多”号轮船在上海登陆，开始对中国为期10个月的学术访问。在与中国知识界的接触过程中，罗素表示理论上赞成社会主义，但批评俄国革命政权的种种弊端，对社会主义革命采取理论上肯定和实践上否定的策略，认为工业化、教育和民主将更好地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种温和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政治主张，一度被捧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导师”。但是，罗素的见解受到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专门给罗素写信，表达对他的不满和失望，认为罗素开错了解决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药方。那封信发表在1920年12月1日的《新青年》上，其全文如下：罗素先生，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罗素访华期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阶段，他的中国社会改良主张温和而冷静，但是没有讨得中国激进主义者的欢喜。在那封信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了摆在中国面前的两条可能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陈独秀显然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陈独秀否定了罗素的政治建议。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大大超出了罗素的预期，罗素的政治主张很快被现代中国革命浪潮所淹没。但是，像杜威一样，罗素毕竟是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与杜威不同的是，罗素对社会主义革命曾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只是在实地考察俄国革命之后其态度才急转直下，成为一个冷静的批评者。寻求罗素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揭示罗素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由热到冷的原因，不仅具有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价值，而且具有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价值。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此考察罗素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回应和评价罗素有关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多元路径的见解。

一、罗素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矛盾心理

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既与其个人政治思想发展密切相关，也与其所处时生的一些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紧密相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罗素既关注学院哲学，探讨数理哲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等纯粹哲学问题，又关注社会政治实践，积极参与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和其他政治活动。俄国十月革命对罗素形成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决定性影响。但是，他对社会主义总是摇摆不定，一会儿同情，一会儿批评，一会儿支持，一会儿反对，经历了多次反复，表现出一种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1.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批评者。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者在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试图将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到政治社会改革中去，解决尖锐的政治社会问题。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有着深厚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不太适合社会主义的成长发育。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作为新兴政治思潮在英国蔓延开来。1883年，英国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FabianSociety）成立，它由社会主义者组成。他们致力于“重新建构社会，将土地和产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所有权中解放出来，保护他们在共同体中享有的普遍利益”①。费边社“既要探讨社会主义原理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又要探讨社会主义原理用什么方式来讨论作为政治理论而非实际政治的未来问题”②。费边社改造了马克思理论，使之适应英国政治，对革命作了不同解释，认为革命不是暴力，而是对制度的彻底改造；革命者是支持如此改造的人。拉斯基表示，“细枝末节的改革往往伴随大规模流血牺牲，而革命将在深不可测的宁静中成就自身。”③

费边社成立不久，罗素同其核心成员韦伯夫妇（SidneyandBeatriceWebb）、萧伯纳（BernardShaw）、威尔斯（HerbertWells）、柯尔（GeorgeCole）等交往甚密。1902年，罗素成为韦伯夫妇创立的社会改革圆桌会成员。但是，罗素反对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思想，指责费边社成员“放弃宣传革命，背弃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④。罗素的社会主义研究始于他对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考察。罗素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德国的社会民主》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遇到的问题。那时的德国社会人是激进的革命者，社会在议会中艰难争取着选票，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德国人来说还遥遥无期。罗素站在自由主义立场，集中批评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罗素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制度设计者。马克思重视国家和平，担忧阶级分化，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德国政治。但是，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罗素提出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表示异议的三条理由：（1）恩格斯夸大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恩格斯是马克思最忠实的追随者和合作者，他们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罗素概括了恩格斯有关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见解：“我们德意志社会主义者有着令人称羡的血统，既来自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也得益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德意志工人运动是德国经典哲学的继承者”⑤。其中，恩格斯有关“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讨论主要见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文。恩格斯在那里写道：“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⑥“德意志工人运动是德国经典哲学的继承者”则出自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⑦。罗素认为，按照恩格斯的见解，“社会不只是一个政党，社会民主也不只是一种经济理论，它是一种有关世界和人类发展的完全自足的哲学。简言之，它是一种宗教或伦理学。”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期望显然带有太多理想主义色彩。（2）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中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站不住脚。（3）马克思有关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时间的观点也值得商榷。罗素认为，马克思无法解释现实市场中资本家因竞争而降低价格的举措。关于劳动时间和商品价值的关系，李嘉图给出了比马克思更好的答案。李嘉图认为，价值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不过产品的价值除了利润之外还包括工资，而工资是依照劳动时间来规定的。罗素认为，马克思理论就上面三点无法自圆其说，其继承者的曲解将导致社会主义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理论软肋。即使德国社会在1893年的大选中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在罗素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这个阶段，罗素不仅反对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罗素站在正统自由主义立场来批判社会主义理论史，难免片面而浅薄。罗素后来解释道：“那时的自己太过年轻，还认识不到一旦他们（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政党———引者）获得政权会变成什么样子。”⑨实际上，罗素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判断失误，除了年轻的缘故，更是其立场使然。这种立场后来构成其一生政治思想的主调，就是以改良而非革命、以和平而非暴力来解决所有社会矛盾和冲突。

2.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假如没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罗素很可能继续其纯粹哲学研究。战争的持续激发了罗素对和平的渴望。他的研究重心从数理哲学转到政治事务中来。罗素不得不承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自由主义已经走向终结，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没落，传统政治思想无力指导人类社会的政治前景，世界需要更合时宜的政治思想来帮助现代西方国家走出资本主义的黑暗。罗素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判断———资本主义溃败是必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印证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国家被最有权力的人所控制，他们的目标不是保护每个人的利益，而是利用战争扩大自己的权力。罗素赞同马克思的主张，强调“资本主义和工资制度必须被废除；它们是吞噬世界生命的两大怪兽”⑩。资本主义僵化的政治制度与不公正的经济制度将导致人民生活困顿，社会失去活力。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未来都不属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无力处理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人类想要走上自由之路，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罪恶。罗素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与国际战争和资本主义导致社会衰落相反，社会主义在对抗不合理资本主义制度中走向繁荣。罗素认为，有必要重新考察战前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社会主义流派在战争中的变化，运用社会主义重构衰落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者对如何运用民主制度实现自由有不同构想，他们都在为消除特权和人为不平等而努力。这些努力符合罗素的预期。在权衡社会主义诸流派利弊之后，罗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声称“我们所提倡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不同于正统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地方在于它更偏向无政府主义。”輯訛輥基尔特社会主义起源于英国，主张“工人直接控制财富生产的手段，包括工艺、职业和社区组织，通过把所有工人（管理人员、体力劳工和文书）统一安排在每个生产机构中，依照生产线组织起来，局部的社区将控制决定财富生产的所有方面”輰訛輥。它“要求完全自治的政府，主张产业归国家所有，工会组织运用民主原则实现工人联合，防止暴虐的滋长”輱訛輥。罗素青睐基尔特社会主义，渴望将它和无政府主义结合起来。罗素确信，“最好的制度接近于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那一种，这种制度由于采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主张而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輲訛輥罗素与其他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罗素没有指出在基尔特社会主义原则下实践民主制的方式，而是给出了包括义务教育、降低工作时间、调整薪资、保护妇女儿童、保持政府与法律在内的具体建议。罗素不仅对社会主义理论抱有希望，而且直接参与了社会主义实践。1914年，罗素宣布加入工党，公开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工党是工会组织、费边社、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的联盟，是“工业生产和技术进步时代的产物，主要反对战争的过大支出”輳訛輥。罗素和社会主义作家威尔斯为工党摇旗呐喊，成为最热忱的社会主义者。工党关注工人阶级的自由，建设自由正义的社会，它将克服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保证战后的和平。罗素将民主、反战、反帝国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等原则注入工党，丰富工党的政策理论，以期在大选中获得更多支持。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之后，罗素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达到顶峰。他为美国的《解放者》（Liberator）杂志撰写了题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理念”的文章，支持俄国政府，表达对俄国政府的信心。他宣称，“我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之下，已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不是因为我不再崇尚自由主义的许多理想，而是由于我看到这些理想的实现空间很小，唯一的实现办法是对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造。”輴訛輥俄国临时政府宣布在“不吞并不赔款”基础上结束战争，愿意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起，致力于促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些做法让社会主义者相信，一种新生活已经诞生，人类已经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从理论上看，俄国完美地将社会主义的优点结合了起来，完美地体现了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革命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人类信仰，这完全符合罗素想要运用他的政治哲学达到的效果。1917年之后，罗素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上，取代了原本对社会主义的探讨。他参加了庆祝俄国革命的许多活动和集会，发表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演讲，称赞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英勇的事迹之一……比法国大革命更加重要”輵訛輥，是“一种楷模”輶訛輥。他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视为全新的社会发展路径，是一种与没落的资本主义道路完全不同的新选项。令人意外的是，1919年的俄国之行让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3.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对者。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赋予社会主义以新含义。从此以后，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而且成为一种实在的政治制度。布尔什维克革命将社会主义运动推向高潮，令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兴奋不已。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被称作社会主义理论首先付诸实践的结果。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罗素怀抱着对社会主义的期待来到俄国，但是俄国社会主义实践让罗素希望破灭。俄国的社会现实不像想象的那么完美，罗素对布尔什维克的热情开始减退。他形容布尔什维克政权“充斥着实利主义，对爱情、美丽和富于冲动的生活漠不关心”，“农民受到市民的专制统治，艺术家受到艺术俗人的专制统治，亚洲人受到西方人的专制统治”輷訛輥。这个政权是“丑恶而残暴的，但是它充满了建设的活力，相信它正在创造的东西的价值”輮訛輦。罗素虽有不安的怀疑，但是还没有失去乐观的态度。他表示，社会建设初期难免出现问题，虽然布尔什维克政权令人沉闷，但是新社会建好之后，布尔什维克将赋予它新的灵魂。“在政治上，只有当他们的方法看似偏离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时，我才批评他们。”輯訛輦但是，在见到布尔什维克领袖之后，罗素再也乐观不起来。罗素认为，列宁站在狭隘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立场，拒绝他提出的所有社会主义建议，拒绝吸收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成果，认为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党派一文不值，声称“只有通过全世界革命废除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輰訛輦。在俄国其他地方的游历中，罗素对苏联人民的普遍贫困生活感到震惊，对这场诞生在饥饿和封锁中的革命是否能够成为世界革命的指导表示严重怀疑。布尔什维克的魔力不输于任何传统教派，它许诺打破阶级分化，打破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结束经济奴役，建立所有人通过工作达到自我实现的世界。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罗素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布尔什维克都是失败的。去俄国之前，罗素以为会看到生机蓬勃的社会主义代议制政府新实验，结果，他看到新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旧式俄国帝制的残忍和冷酷。布尔什维克将产生极其糟糕的后果，这种后果可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还要危险。罗素在1920年完成的《布尔什维克：理论与实践》一书已经看不到他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再次发生变化。他表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是其他社会主义可能比资本主义还要糟糕。在革命胜利年代，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被划上等号，罗素对布尔什维克的厌恶令他远离了社会主义阵营。在罗素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一样，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布尔什维克派主张通过流血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罗素不能接受的。

二、罗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人们对社会主义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支持者视布尔什维克为楷模，反对者则视之为洪水猛兽。罗素将布尔什维克的未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严格区别开来。俄国革命爆发之时，罗素一度狂热支持那场革命，但是经过实地考察，他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支持革命转向批评革命，罗素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不应该是阶级革命，而应该是国家工业化和公民教育。民主社会主义比革命社会主义能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罗素认为，人类社会的未来不能依托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是社会主义道路之一，而不能等同于整个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罗素在《工业文明的前景》中宣称，布尔什维克“企图在一个尚未触及资本主义实业的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罗素在1920年访华时贬损布尔什维克革命，呼吁中国社会主义者不要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抱有过高期待，警示中国人看清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失败之处。实际上，罗素厌恶的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自缚双手，不肯规避国家社会主义的缺陷，导致俄国社会发展偏离国家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爱因斯坦是罗素的和平盟友，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解与罗素十分接近。爱因斯坦认为，无论从经济情况还是法律来判断，目前的社会尚没有摆脱托斯丹•凡勃仑（ThorsteinVeblen）所说的人类进步的掠夺阶段，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将是“克服和超越人类进步的掠夺阶段”，进入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新阶段。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选择。罗素希望其他人像自己一样看到布尔什维克的局限，转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社会主义的未来不应该像俄国那样曲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法避免国家社会主义的缺陷。罗素对社会主义的热情缩小到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推崇。他希望，基尔特社会主义不要被布尔什维克呼声所淹没。在20世纪40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不再流行的情形下，罗素仍然在《自由之路》第三版序言中写道：“基尔特社会主义对我来说仍然是优秀的计划，我希望可以看到它的复兴。”

罗素相信，必然有一种社会主义会解决人类社会的难题，它既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优成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讨论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形式。他提出了评判社会主义流派是否优秀的两个标准：（1）节制权力。权力是政治学的元概念，人天生偏好权力，对权力的欲望永无止境。罗素认为，“偏好权力是产生社会科学必须研究的那些社会变革的主要动机”，当权力运用于国家时，想要避免产生极端专制的流弊，必须将权力分配给尽可能多的人。罗素对许多社会主义流派的权力制约方式感到不满，他既担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赋予国家过大的权力，又担心工团主义为了达成废除国家的目标，构建出另一种强大的权力来对抗现有的国家力量，无政府主义者废除一切权威的愿望目前亦不可行，因为“诸如和平与战争、关税征收、卫生防疫、禁毒、保证公平的分配制度等等事务，要是在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社会里是很难办好的”。（2）重视民主。民主涉及权力的再分配，是阻止暴政的最重要方法。重要的社会主义流派对民主的重视程度没有达到罗素的期望：“正统社会主义者在政府范围内满足于议会民主制，认为出现在当前这种宪法形式里的恶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反对整个议会制度，主张应有不同办法处理共同体的政治事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步入工业发达、科学进步而理性衰落的时代，若要保证英国社会和平发展，就必须控制资本对权力的欲望，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民主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有限度的自由，这样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伯恩斯认为，罗素真正渴望的是“民主制度限制下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民主与社会主义二者不可得兼而要他在二者中间接受其一，那么，他的选择是民主制度，即使它和有缺陷的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

于是，罗素开始倾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Socialism），以契合良好社会主义的标准。罗素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无论有意地，还是无意地，谁要是削弱对民主政府的尊敬，那么他正在增进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因此，如果社会主义失去民主，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直接堕落为法西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空想乌托邦和革命派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力图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联盟。它以自由为目标，致力于削减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尽可能让渡给民间团体和自治机关，在公共组织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最优平衡。社会主义注重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通过温和改良走向社会主义。罗素和拉斯基（HaroldLaski）和霍布豪斯（LeonardHobhouse）一同成为民主派社会主义者的先行者。罗素警告说，人类社会不能全盘接受某一学说，不管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是如此。每个学说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应当谨慎运用所有学说的优势来对未来社会做出贡献。他提醒狂热的支持者吸取自由主义走向终结的教训，正视社会主义的缺陷，纠正社会主义理论的不足，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进而服务人类社会。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展中逐渐放弃民主，产生了专制的特征，这是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要极力避免的。他警告人们不可过度迷恋社会主义，而忽视人类社会追求的善。罗素在《自传》中写道，“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自由派、社会主义者或和平主义者，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三者都不是”。在1923年完成《工业文明的愿景》之后，罗素不再撰写单独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讨论人类社会的未来。罗素将社会主义置于宏大背景中，真切改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影响当代政治的走向。罗素对马克思的以下见解并不表示异议：“社会主义一旦建成，会比以往的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罗素在“改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化的紧张局势，反战运动及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逐渐从讨论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蜕变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1950年，因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追求人道主义精神和思想自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他获得那项殊荣的因素之一。

三、罗素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与贡献

艾伦•瑞恩称罗素为“爱恨交加的社会主义者”（anambivalentsocialist）輲訛輧，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思。罗素关心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这种关心使他兼具社会主义批评者和支持者的矛盾身份，实事求是地讨论社会主义流派的利弊，而不是盲目遵从某种社会主义理论。他既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者，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者。他既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诸流派的发展，讨论了社会主义要避免的错误，又不属于任何一支社会主义流派，与国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保持相当的距离。尽管他青睐基尔特社会主义，但他未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要阶段。在罗素眼中，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失败的，但他仍然坚信，俄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仅仅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失败，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将会蓬勃兴起。在社会主义思想领域，罗素主要是一个批判者而不是建设者。他不像传统政治思想家那样从政治思想史出发来细数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不管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他的首创。韦伯夫人表示，“罗素可能是成功的文学家，但我怀疑他作为思想家的价值，我确信，他无法了解爱与被爱的幸福，也无法理解建设性工作的平静。”輳訛輧麦克吉尔（V.McGill）这样评价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罗素对人性缺乏信任，认为无政府主义和社团主义都不是实际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他对改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不抱希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两种制度都意味着权力的扩张，并将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所以，罗素的人类情感理论只能让他摇摆于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和无法实践的解决方案之间。”杜威（JohnDewey）同样认为，“罗素在社会主义方面没有什么独立的见解，只是折中各派社会主义主张，略加选择而已。”

社会主义理论是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理论需要经过不断的辩论、发展、试错和实践检验，才能实现进步。就社会主义理论来说，罗素将社会主义理论回归本身，既排除了支持者为社会主义套上宗教般神圣外衣的狂热，又排除了反对者故意曲解、误读甚至妖魔化社会主义理论的做法。这种理论回归理论的尝试在意识形态纷争年代显得尤其珍贵。他以长远眼光来衡量社会主义，批判社会主义众多流派的错漏，督促社会主义者重新审查社会主义理论的疏漏之处，避免在实践中达不到预期效果，使人类社会蒙受损失。他指出，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内涵，这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在他的努力下，社会主义成为开放且有包容力的理论体系。罗素在道义上赞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张，认为马克思学说并不缺乏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他后来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同马克思在政治立场上的一致性：“虽然许多人仍旧真心信仰人类平等和理论上的民主，但是现代人的想象力受到了十九世纪时根本不民主的工业体制所促成的社会组织型式的深刻影响。……在哲学家当中，尼采恬不知耻地站在少数人一边，马克思则衷心诚意地站在多数人一边。”罗素主张不同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可以实现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希望细化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罗素强调，社会主义的未来是一个复杂问题，没有既定答案，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盲目崇拜或模仿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完善的终极制度，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框架体系，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工业发展和民主程度有弹性地填充其内涵。通向自由之路不是选择某条社会主义道路那么简单，而是要和那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教育情况、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相结合。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滑入低谷，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甚至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战胜了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战胜了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合法性”。尽管罗素的多元论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于近一个世纪之前，但是它为保持社会主义活力提出了建议：社会主义不必固守马克思的理论或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应该将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的多元发展，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能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

社会思想篇(7)

敬爱的党组织：就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谈几点想法。

在我看来构建一种和谐的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极大的帮助。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和隐性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底蕴。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总是力图构建一种和谐的文化，以便从人们的内心深处给出一种价值标准，使这种标准内化为一种强大的自省力和约束力，在人们依据这种标准做出某种行为的时候，能够“发而皆中节”，保持社会的和谐状态。创建和谐文化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和方略，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为我们考察和构建社会体制及文化形态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理念、新的实践逻辑，为我们实现科学发展、造福人民、推进文明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和思想动力。和谐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以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值得我们从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的深刻层面加以把握和理解。

首先，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文化哲学。作为文化哲学，它研究人们精神生活的一般规律和根本规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要“和谐哲学”，强调各种积极的力量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互动互补，同心协力，为振兴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和谐哲学是与改革、发展、稳定相适应的哲学，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哲学。所以，和谐文化的形成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广阔的文化背景，深度和广度上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激荡着和谐文化产生强健的凝聚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

其次，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文化能力。文化的作用在于化入人心，日渐渗透，成为人们修炼素质和习惯的指引。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行为等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在多元化与多样化的选择中，东方与西方、文明与冲突、高雅与通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现象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浮躁并存，斑斓与喧嚣同行。我们面对多样性，应积极有效地引导多样性的和谐，妥善处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发挥和谐文化的能力，使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和谐文化需要对多元文化产生认同，不能简单粗暴地压抑和消解多样性，而应运用和谐文化的操控能力，积极引导、协调、提升和规范多样性，在多样性之间求沟通、理解、对话和融洽，进而从中提炼出民族的向心力和前进力。

第三，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文化创新。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应贯穿一种具有世界眼光的积极有为的创新思维。当代世界并不平静，和平与发展、对话与对抗的世界格局一波三折，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诸如，强权政治在以不同方式干预、颠覆别国政权，霸权主义以强凌弱用战争的形式推行它的“国家利益”，超级大国以文化为“软实力”把它的价值观进行“世界普适性”的包装在全球兜售，而它的理论家又以“世界级言论”论证它在世界热点地区进行战争的合理性。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冲突应对冲突，而应进入更高更新的思想层面，提出“和谐文化”的理念，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和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