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结构论文篇(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许多国家大行其道。凯恩斯主义流行的结果之一就是政府支出不断攀升和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这促成了学者们对政府支出是否影响和如何影响居民消费问题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我国学者则是自21世纪以来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形成了三派观点：（1）挤出说。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或者说，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2）挤入说。与前一种观点相反，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或者说，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3）不相关或不确定说。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变化与居民消费变化之间没有相关性或具有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在某些条件下，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是互补的；但是在另一些条件下，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则是替代的。

1．国外学者的研究。贝利（M．J．Bailey）在其《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一书中最先研究了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他通过对三部门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的经验检验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即政府支出会部分挤出居民消费支出。［1］巴罗（R．J．Barro，1981）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将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条渠道挤出私人消费，并且，暂时性的政府支出比持久性的政府支出产生更大的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2］科孟迪（R．C．Kormendi，1983）根据美国的经验数据估计出政府支出替代私人消费的系数约为0．2。［3］阿乔（AlanAschauer，1985）以霍尔（Ro－Hall，1978）的最优化消费模型和由此推导出的欧拉方程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带有辅助方程的消费方程，并用美国的经验数据估计出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替代程度的区间为［0．23，0．42］。［4］埃姆德（S．Ahmed，1986）用跨期替代模型证明英国的政府支出挤出了居民消费。［5］阿玛诺和威简托（R．Amano＆T．Wirjanto，1997）估计了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和期内替代弹性，发现美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替代关系，且期内替代弹性为0．9。［6］霍（T．W．Ho，2001）通过对24个OECD国家1981—1997年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替代系数为0．5387。［7］埃斯惕威和桑切斯－劳皮斯（V．Esteve＆J．Sanchis－Llopis，2005）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和1960—2003年的西班牙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西班牙的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Edgeworth－Pareto意义上的替代关系。［8］但是另一些研究者发现，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不是挤出而是挤入私人消费。卡拉斯（G．Karras，1994）将政府支出函数直接引入了消费者的目标效用函数，应用30个国家1950—1987年的数据对消费的欧拉方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说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是一种互补关系，即政府支出可以挤入私人消费，并且这种互补关系与政府规模呈反比关系。［9］奈伊和霍（C．C．Nieh＆T．W．Ho，2006）运用面板协整方法和1981—2000年的数据估计了23个OECD国家和地区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的期内替代弹性和跨期替代弹性，其结论是，从总体上看，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是互补的。布朗和韦尔斯（A．Brown＆G．Wells，2008）将面板协整方法运用于分析澳大利亚6个州的经验数据，其结论是澳大利亚的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呈现互补关系。［1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使用标准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者往往得出政府支出①冲击会挤出私人消费的判断，而一些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政府支出冲击通常会挤入私人消费。但是，有些学者又认为，政府支出挤入私人消费的结论可能是由于VAR技术本身的原因引起的。还有一些学者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不相关的。阿玛诺和威简托（R．Amano＆T．Wirjanto，1994）沿着霍尔（Rob－ertE．Hall）模型最优化的思路分析了1953—1993年加拿大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但在对欧拉方程进行计量分析时考虑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和非协整两种情况，结果发现，在协整的假设下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是互补的，但是在非协整的假设下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则是替代的。［12］阿玛诺和威简托（R．Amano＆T．Wirjanto，1998）依据持久收入假说构建了一个嵌入了替代弹性不变函数的跨期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其结论是：当跨期替代弹性（对于跨期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来说）大于、小于、等于期内替代弹性（对于替代弹性不变的效用函数来说）时，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呈现Edge－worth－Pareto意义上的互补、替代、不相关的关系。他们还进一步使用1953—1994年美国的季度数据估计出这两个替代弹性系数都约等于1．56，这意味着美国的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在Edgeworth－Pareto意义上是不相关的。［13］克旺（Y．K．Kwan，2006）将协整方法用来分析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发现，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其他7个国家或地区的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不过替代程度大小不同。

2．国内学者的研究。我国学者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始于1998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后。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也是莫衷一是。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2001）认为，关于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有人认为它们具有某种替代关系，这需要具体分析。从财政支出结构看，某些种类的政府支出例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支出的替代品；但其他一些支出诸如交通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其他许多公共支出可能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15］胡东书（2002）使用2000年以前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表明，政府支出变动与居民消费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从整体上看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是挤入的而不是挤出的。［16］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17］黄颐琳（2005）通过构建实际的经济周期（RBC）模型，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18］李广众（2005）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导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然后对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样本进行估计，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19］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78—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分析，在大多数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效应；从结构上分析，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从1998年开始，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政府转移性支出在大多数年份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申琳和马丹（2007）对1978—2005年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两个渠道（消费倾斜渠道和资源撤销渠道）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我国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消费倾斜渠道促使人均居民消费上升，通过资源撤销渠道使得人均居民消费下降；综合来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两种渠道最终导致人均居民消费下降，即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替代关系。楚尔鸣和鲁旭（2008）通过构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90—2005年我国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发现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现较弱的互补关系。杨子晖等人（2009）通过面板协整分析发现，中国政府消费支出与私人消费成互补关系。陈创练（2010）所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但是，他又指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互补程度可能受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比如，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将减少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公共物品（如国防支出）的提供，而增加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的公共服务（如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支出和学校午餐等）的供给。［24］胡蓉等人（2011）利用我国城乡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由上我们看到，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总量上研究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或把政府支出划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再分别研究这两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只有石柱鲜等人（2005）等少数几篇文章尝试从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或财政支出分类上分别考察这些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在这个专题研究上，研究者大多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不少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相悖，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还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正相关；也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没有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把政府（财政）支出等同于政府消费。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示我们，对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可行的研究路径可能是要改变模型方法选择。

二、中国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初步分析

笔者认为，从总量上研究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过于综合，过于笼统，无法反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真实效应。因为我国政府支出既包括政府消费支出，也包括政府投资支出，还包括转移支出和民生支出，这些不同性质的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并且某些支出可能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支出的不同分类上来考察它们分别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007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对财政支出项目分类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的5类27个项目调整为22个项目，不再按功能性质分类。1978年到2006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按其功能性质划分为5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图2显示的是1978—2006年我国政府的5大类支出分别在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6年，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呈现先上升后平稳的趋势；国防费占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和其他支出占比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经济建设的任务越来越多地由企业和个人承担，国家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这就导致了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大幅度下降。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上升较快反映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较快，公部门控制和消费的资源过多。这5大类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应当是不同的。经济建设费支出。这类支出是国家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它们主要形成物资资本和公共物品，如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电力、环境保护等。这类支出在短期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但是在长期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经济建设费支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征收的税收，并且这类支出代表政府配置资源的规模，因此它在短期内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

在长期，这类支出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例如，交通便捷会促进居民出行和旅游消费，电力供给有了保障会促进居民购买和消费家用电器。从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政府通过经济建设费支出来配置资源的规模必须适度，不宜过大，否则会挤占市场和居民消费。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这是国家用于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卫生、出版、广电、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这类支出主要是形成人力资本和民生工程，它有助于提高社会及其成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类支出应当会促进居民消费。显而易见，政府投资九年制义务教育，提供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设施，必然会促进居民在教育、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消费。国防费。这是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各种经费支出。国防是一个国家最大和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是防止企业和个人遭受外来侵略和掠夺的保障。因此，国防费支出虽然可能会挤占居民收入和消费，但是一个强大和稳固的国防会大大降低国民生存、发展、生产、消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行政管理费。这是一种社会消费性支出，主要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要的开支，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性经费支出。在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直接用于行政人员开支的费用约占50％上下。近几年受诟病较多的“三公”经费就是行政管理费中的一大部分。在行政管理费支出中，一部分是政府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行政人员的纯粹性消费，这部分支出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没有什么相关性。一个公务员使用公款消费得越多越好，不意味着他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反而有可能会降低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其他支出。这包括政府财政年初预留的预备费，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地震捐赠支出，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等等。这类支出很可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中性的或影响不大。

三、基于可加模型的经验研究

笔者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到过，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上，我国一些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不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研究者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本文尝试改变这种经验研究方法，使用可加模型来进行研究。1．可加模型简介。可加模型（additivemodels）是非参数统计分析中很重要的模型之一，它是线性模型的推广。与线性模型相比，可加模型具有以下特点：（1）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未知；函数关系根据数据本身而得到。相比线性模型这更符合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要求。（2）对于因变量的分布没有限制，估计的结果具有稳健性。与线性模型要求因变量服从某个分布相比，可加模型更为合理。因为因变量是否服从某种分布实际上很难验证。虽然计量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检验服从分布的方法，但是严格来说，它们往往是检验其不服从某种分布，很难检验出服从某种分布。因为它们的原假设是服从某种分布。不拒绝原假设不等于接受原假设，这是两个概念。分析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可加模型具有先天优势。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是一个静态过程，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可以说随着政府支出的变化，它们对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也是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计量经济学分析中通常假定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关系，但是这些线性关系是在很强的假设下得到的，而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变量之间关系呈线性关系的极少，绝大多数都是非线性的。因为影响变量的因素很多，在实际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受到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制约，或为了研究的简化和方便，不可能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所以很强的假设易于构建模型和得出结论，但是很难符合实际和刻画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2．可加模型应用。（1）数据来源与选取。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政府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得2007年前后的数据不可比，所以本文选取的是1978—2006年的政府支出数据，这些数据均来自1979—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6年按照功能和性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划分为五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下面我们将分析1978—2006年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①。为了消除数量级的影响，将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另外，为了方便，我们作如下记号：x1为经济建设费，x2为社会文教费，x3为国防费，x4为行政管理费，y1为农村居民消费，y2为城镇居民消费。（2）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根据（1．1），政府支出结构与农村消费需求的可加模型为。从图3可以看出：（1）政府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即这两类支出挤占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③和图④显示这两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减少。从图4可以看出：（1）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但超出这一范围其影响变小。（4）行政管理费支出降低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④显示这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4）比较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综合起来看，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但国防费支出的影响不同。国防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城镇居民在一定范围内有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个结果符合实际，许多军用设施和军民两用设施位于城镇，农村则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当然，这个差异也可能是由于城乡居民对国防保障带来的安全性的认知程度不同，这种认知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函数中的不确定性的大小不同。（5）模型效果评价。为了评价模型，我们引入MSE（均方误差）、MAE（平均绝对误差）和MAPE（平均绝对百分误差）指标。从表1可以看出这三个误差指标都比较小。在应用可加模型时，如果MAPE＜10，模型预测的精确度就较高，而我们现在得到的MAPE小于0．5，可见我们使用的可加模型的效果非常好。［32］模型的拟合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从两个拟合图看，模型的效果也很好。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居民消费结构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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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兵云.中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性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01）：103-107.

[5] 胡晓丽.基于面板数据的ELES模型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2.

[6] 魏宁.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2012.

居民消费结构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36.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而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本文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需求 城乡收入分配 实证检验

问题的提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体制转轨，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经济的均衡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下的短缺型经济向需求约束下的过剩型经济转变，由此引致了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从部门结构分析，消费需求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目前，我国的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居民家庭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却不断下降（见图1）。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原因在理论界已经探讨了十多年，但仍未能完全解决。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文献综述

（一）居民间收入不公平论

臧旭恒、孙文祥（2003）利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是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同的原因。藏旭恒、张继海（2005）通过对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率和基尼系数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段先盛（2009）从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检验结果说明城镇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祝正芳（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指数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十分重要。王春娟、黄昊（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实证模型，得出结论：城镇居民存在着极强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农村居民增收缓慢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论

方福前（2009）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三）消费观念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有着如崇尚节俭、喜欢储蓄、厌恶借贷消费的观念，在消费观念上谨慎、保守，从而导致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或较低的消费倾向。韩克勇（2001）认为造成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落后、消费环境不佳。

（四）中国福利制度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医改、房改、教改，都使得人们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储蓄的预防动机加强，使得人们消费水平下降。这点从陶传平（2001）、李宗华（2004）等人的研究便可看出。

可以看出，对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研究，主要的观点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平之上。多数学者阐述了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凯恩斯关于收入分配不公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论断，但是由于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观点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有人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李军（2003）认为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仍然较高，收入差距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城乡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上。

理论模型

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效用消费倾向递减，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相较于收入幅度减少较小。故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富人，收入差距拉大，则会造成社会整体消费率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自改革开放前期，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进行。但是自从1985年之后，虽然1994-1997年期间，城乡人均收入比呈下降趋势，但是总体上，尤其是从1998年开始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85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3.3（见图2）。即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居民间收入分配主要呈现出向城镇居民倾斜的特点，这一特点明显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我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加剧的现实，建立理论模型：

假设我国全社会消费函数、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分别是：

C=a+bY，C1=a1+b1Y1 ，C2=a2+b2Y2

其中，C、C1、C2、Y、Y1、Y2、a、a1、a2、b、b1、b2分别是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全社会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全社会居民自发性消费、城镇居民自发性消费、农村居民自发性消费、全社会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其中C=C1+C2，Y=Y1+Y2。另由凯恩斯理论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b2>b1，设城乡收入比为k，k=Y1/Y2，Y1=kY2。

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为：

c=C/Y=（C1+C2）/（Y1+Y2）=（ a1+b1Y1+ a2+b2Y2）/ （Y1+Y2）

将Y1=kY2代入可得：

对该式左右两边对k求导得：

由上式可知，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全社会消费率会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上升而下降。

实证检验

（一）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根据理论模型的上式，做出假设：全社会居民消费率c与（全社会居民收入的倒数）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为城乡收入比）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全社会居民消费率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从而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c为全社会居民消费率，Y为全社会居民收入，k为城乡收入比，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此处，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计算全社会居民消费和全社会居民收入。Y=n1Y1+n2Y2，C=n1C1+n2C2，c=C/Y=（n1C1+n2C2）/（n1Y1+n2Y2）。其中n1、n2、C、C1、C2、Y1、Y2分别代表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年底乡村总人口数、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之所以采用人均消费与人均收入加总数据，是因为用GDP代表居民收入并不合适，它无法代表真正的居民收入及其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故本文认为用人均数乘以人口数的加总数据更合理。本文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二）模型回归结果

方程回归结果为：

R2=0.758506；Adjusted R2= 0.730642； D.W=1.021301；F统计量=27.22108***。

括号中为对应于估计量的t值，***表示在P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设计的三个假设均被证实。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之间的关系被证实，从经验上验证了本文关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假设。另外从CPI的回归结果来看，通货膨胀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但是系数仅为0.0026，说明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有限。

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的理论模型，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需求拉动逐渐转变为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需要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就要求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促进城镇与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城镇农村户籍隔离制度下，这就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增长要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拉大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如果能够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对于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缩小城镇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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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结构论文篇(4)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恩格尔函数模型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257

1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理论界对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正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而居民消费中，农村消费市场无疑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了详细的了解，就可以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并同时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效用，从而推进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定量目标的建立。在我国，农民作为人数众多的消费群体，其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内需的启动效果（李真、李兴惠，2004）。近年来，在城市消费需求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发展农村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梁洪波，2012），这也成为许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如李真，李兴惠（2004）以山东省17个地市的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消费水平进行比较评价，结果显示：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线性关系显著。樊祥成（2008）通过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其他省市的比较发现，虽然近年来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保持了较快增长，但与先进城市相比差距十分明显。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支出规模在千元级以上的跃升周期越来越短。梁洪波（2012）通过对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情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分析了目前制约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刘美玲（2012）则以山东威海、枣庄、潍坊、济南4市具有代表性的389户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消费在饮食—住房—穿衣—饮食方面呈盘旋状上升趋势。以上学者大都是通过对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方面进行统计和描述性的实证研究，但有些学者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山东省农村消费现状进行了调查。张可成、吕天军、王孝莹（2003）的调查结果表明，山东农村消费现状主要表现在，农民日常消费节俭克制，重点节日消费过度，消费求同攀比，人情、愚昧消费开支大等几个方面。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他们认为，目前山东省农民消费结构不尽合理，应进一步引导农民认清消费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清除文化垃圾，引导文明消费等。

居民消费结构是指居民各种具体消费内容和形式及其相互配合、互相作用的方式（陈启杰、田圣炳，2005）。考察消费结构是衡量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可以从侧面反映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是联合国划分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企业来说，居民消费结构的分析对于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十分重要，是挖掘市场营销机会核心而永恒的主题。同时优化消费结构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从而拉动山东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主要是对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这对山东省的促进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针对2001—200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本文采用恩格尔函数模型，可以较贴近地分析这些有序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从而通过分析这些消费项目的基本态势，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

2恩格尔函数模型的建立及实证分析

21理论和经济假设

根据理论分析所研究的经济现象，指出经济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间的联系。本文假定消费是理性的，即在收入和价格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消费结构是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其中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又称为恩格尔系数。

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2001—2009年收集的数据。

根据数据，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共分作八项：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娱乐文教、医疗保健、其他。见表1。

23建立数学模型

本文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建立的是恩格尔函数模型。恩格尔函数是反映各类消费需要与收入或消费支出之间的数量关系的数学方程式。最简单的恩格尔函数为线性函数：

Vi=αi+βiv+eii=1，2，…，8（1）

24模型参数的估计

首先利用上文200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别拟合食品、衣着、设备、医疗、交通、娱教、居住、杂项八个类别支出的恩格尔系数。用EVIEWS软件，对（1）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计算出各项基本需求支出的估计值以及T检验及R2检验、F检验和DW检验值。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恩格尔函数参数值项目（1）由表2可知，除其他项消费支出外，在a=005的显著水平下，各参数t统计值都通过显著者检验，且调整后R2值都比较大，因此，可认为模型的拟合度很好，但家庭设备、衣着、医疗和居住的恩格尔函数常数项的t检验不显著，因此这两项支出的比重变化不显著。F检验结果可表明显著水平远小于001，说明模型回归效果显著。除居住和其他消费之外，其余消费DW检验结果表明模型自相关的影响较小。

（2）斜率Ri表示增加的总支出中第i类商品所占的份额，即各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说明总消费支出增加1元，食品支出将增加01437元。可以看出食品支出比居住支出边际消费倾向较大。

（3）常数项ai可以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各类商品支出所占比重变化的趋势。当ai<0，则随着总消费支出的增加，该类商品的支出的比重将上升，反之当ai>0，则随着总消费支出的增加，该类商品的支出比重将下降。由此可见，山东省农村居民对食品和衣着消费支出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其他项目如教育文化娱乐、居住、交通通信等比重有上升趋势，这也与表5所呈现的变化趋势相符合，其中汽车保有量的逐年增加，也说明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趋势。

27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由以上数据可知，200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6364，这表明：农村居民新增收入的636%用于消费支出。由各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可知，食品类最高（0164），说明新增收入中有16%用于增加食品消费。再就是教育文化娱乐（01）居住（01）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说明人们收入增加后，对交通通信状况及教育文化的支出也随之增大。见表2。

28弹性分析

需求弹性：公式：ηi=βi×Y/Vi（用Excel计算）表3各项消费支出需求弹性项目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信娱乐教育医疗保健其他ηi0570751201180870

2006—2012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从表3和上图中可以看出，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以及交通收入弹性都大于1，说明人们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后，最关注的就是生活的质量，交通通信呈现出加快增长的势头。而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其弹性最小。随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开始从生存型向享乐和发展型转变，居民消费层次分化日益明显，高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在2009年比例达到53︰1。在影响消费结构的诸多因素中，居民的收入是最关键的因素，收入的水平，收入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决定了消费结构的主要特点，另外商品价格水平，社会、家庭、文化、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对消费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通过收集2006—2012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公布的关于农村每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数据，发现农村家庭在家庭设备消费方面呈上升趋势，可以看出山东省农村汽车市场前景良好。

3结论

从上述分析结果中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此我们有如下一些解释和结论。

（1）山东省农民消费总体上具有温饱型特征。山东省人均纯收入3000元以上的农民，对文教娱乐的消费和家庭设备的消费开始给予较多的重视。这同样能反映出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2）以简单消费为主，交通通信呈现出加快增长的势头，而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其弹性最小。农民近年的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量在逐步增加，如冰箱、彩电、洗衣机、电脑等。但不少农民家庭购买了耐用消费品满足的是“精神消费”，是为了给人看，例如有农民买了冰箱以后并不开通使用，是因为使用的成本很高。

（3）由表3所示，近年山东省农民生活消费中，医疗保健的支出增长较快。

（4）山东省农民在住房方面的支出较高。由于许多原因，农民对住房的投资与城市人对住房的投资不好作比较分析，可以比较的是农民的住房投资与生产投资，而现在的情况是农民对住房的投资超过了对土地的投资。

由以上分析可知，山东省农村居民在住房项目上的支出增长较快。这与山东省购房政策的改革有着重要关联。近年来，许多农村居民在城镇购房的热情大增，正所谓“带着土地进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居民的购房热情。但是获取宅基地，盖房，所以建房始终是一个农民投资的一个热点。

针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在通信，医疗，家庭设备的项目消费支出的变化趋势，可作出以下政策改革：在通信方面，可以看出通信费用支出呈增长趋势，为提高农村居民通信消费的效用，合理消费，应针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制定符合农村居民的通信价格；在医疗方面，继续推行医疗改革，合作医疗政策，改变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在家庭设备方面，应继续推行“家电下乡”的消费政策，扩大家电的范围，利用好农村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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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结构论文篇(5)

内容摘要:文章首先基于和谐理论,构建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矩阵,然后计算和谐度,进行和谐度评价分析,最后通过结构差异的显著性评价、格兰杰因果检验、扩展线性支出模型的建立,进行和谐度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呈现存在差距、趋势相同、逐步和谐的特征。

关键词:居民消费结构 产业结构 农村 城镇 和谐度

问题提出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包括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消费结构变化是引导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力量,消费结构升级为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产业结构升级为消费结构升级提供有力保证。产业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的变动方向;反过来,消费结构的变动将通过产业间的关联这一传导机制在产业间扩散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我国目前已有文献对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问题的研究甚多。已有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对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相互关系进行理论性分析,如黄丽馨将经济增长作为中介变量引入,认为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收入影响消费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最终达到经济进一步增长;马铂钧认为两者的评价标准相统一,消费结构优化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二是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如王俊构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VAR模型,发现消费结构会影响第二产业结构的转换。另外,文启湘对河南省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进行测定,认为需要努力调整生产结构,适应消费需要结构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和谐理论基本模型

(一)和谐理论基本思想

和谐理论的核心基础是任何系统之间及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都是相关的,且存在一种系统目的意义下的和谐机制。和谐机制在最大程度上与效率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和谐态的存在是绝对的,而和谐则是相对的,和谐管理的目的即是使系统由不和谐逐步趋近和谐的状态。和谐理论追求管理的“完美”(和谐态),并认为和谐是可以测度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是指消费结构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是否形成了相互促进、充分发挥两个系统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的条件和环境,以及两个系统是否具有总体协调性。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和谐性,建立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和谐性度量模型,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居民消费构成的各项目均与产业构成的各项目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相关;

假设2:根据和谐理论,对系统优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系统接近或达到一种理想的或标准的和谐状态,因此假定存在一种标准的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和谐的状态。

(二)和谐模型构建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和谐理论,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谐度测定的步骤如下:

1.确定指标体系,横向列各产业,纵向列各消费项目,以消费结构各消费项目人均消费与各产业的人均GDP之比作为基本指标,构建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谐评价的指标体系。

2.量化处理,确定标准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对实际指标进行量化处理,得出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矩阵。

由于指标是反映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谐度的参数,为了正确体现反映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关系,需要根据标准的消费支出项目与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对实际指标进行处理。具体处理方法如下(以食品消费为例,其他消费支出项目以此类推):

设标准的食品支出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分别为F1`、F2`、 F3`,若Fi>Fi`,则有fi=1-(Fi-Fi`)/Fi`;否则,fi=Fi/Fi`,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指标在处理后不会大于1,因为根据和谐理论,和谐度在[0,1]之间。这也意味着有些实际指标可能超过标准指标,超过会产生负效应,因此,也是一种不和谐。

3.确立指标权重。一是确定每一消费项目人均消费与各产业人均GDP之比的权重:主观赋权法,如两两评分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如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多目标规划法等。二是确定各消费项目与整体产业之比的权重:一般可以用各消费项目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

4.和谐度的计算。一是各消费支出项目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和谐度计算。以食品消费项目为例,食品消费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计算公式为:hf=∑wifi,其中fi表示经过标准化后的食品消费与第i个产业的比,wi为食品消费对第i产业的权重。二是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总的和谐度计算。H=∑wjhj,其中H为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总体和谐度,hj为第j个消费项目与整个产业结构的和谐度,其中j=(f,d,j,n,c,e,s,o),wj为权重。

5.和谐性评价。和谐度取值在0-1之间,和谐度越大,说明系统越和谐,最大的和谐度是1,表示整个系统处于完全和谐的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状态。H=1,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处于完全和谐状态;H=[0.8,1],系统处于较好的和谐状态,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之间和谐运转良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互相促进; H=[0.6,0.8],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处于基本和谐状态,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必须有所调整;H=[0,0.6],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处于不和谐状态,需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谐度的测定

(一)数据来源及整理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9)提供的数据,运用上述和谐度计算方法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进行和谐性分析。根据每年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和人均GDP的值,可以计算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人均GDP。进而计算出2000-2008年城镇、农村居民各人均消费项目与第i(i=1,2,3)个产业的人均GDP之比,得到各年城镇和农村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指标实际值。

(二)标准指标体系的确定

根据假设2,存在着一种标准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和谐状态。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22698元,以当年的汇率6.948∶1计算,人均GDP达3266.85美元,因此本文选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3000美元水平的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平均值(见表1)以及产业部门比重的平均值(第一产业9.8%,第二产业38.9%,第三产业48.7%)作为评价我国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时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谐性的标准。

以2000-2008年各年的全国人均GDP、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总消费支出为基础,结合上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3000美元水平的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平均比重,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人均GDP3000美元的三次产业比重,计算各人均消费项目与第 产业的人均GDP之比,得出各年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谐指标的标准值。按照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谐度测定的步骤,对实际指标进行量化处理,得到2000-2008年各年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矩阵。

(三)和谐度计算

根据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特点,采用定量赋值比较困难,因此本文选取文启湘相关研究成果中的赋值作为权重。在上述和谐矩阵以及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根据和谐度计算公式,分别对我国2000-2008年各年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进行测定。

(四)和谐度评价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2000-2008年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在[0.6,0.8],2008年分别达0.7092、0.6658,处于基本和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必须有所调整的状态(见图1),可以概括为趋势相同、存在差距、逐步和谐的状态。

1.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发展方向一致。由图1可以看出,2000-2008年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整体向和谐方向发展,两者和谐度的曲线走向相同,有共同的发展趋势,其相关系数达0.95。一方面与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构成有关,以2008年为例,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都是食品项目所占比重最高,杂项商品与服务项目支出比重最低,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谐度的高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正在逐步适应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其和谐度逐渐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高于农村。2000-200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和谐度普遍高于农村,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缩小―扩大的发展趋势。首先,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消费支出相对较多,以2008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11242.85元,而同期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660.68元,占城镇的比重仅为32.56%。其次,就两者的支出结构而言,农村居民各消费项目支出分布比较集中,2008年农村食品消费所占比重为0.44,几乎占全部支出的一半;而城镇居民消费项目支出分布相对均匀,且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3000美元的消费支出构成相比,有较大的相似性。最后,虽然和谐度的差距无明显的发展趋势,但就分析的期初、期末而言,2008年和谐度之差小于2000年,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改善。

3.农村和谐度波动提高。我国农村居民2000-2008年间和谐度呈波动提高的趋势。从消费支出构成来看,食品和谐度在0.8以上,处于较好的和谐状态,食品支出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也最大。衣着和谐度在0.5左右,处于不和谐状态,从各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农村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不足6%,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3000美元的衣着消费比重为9.68%,我国农村消费水平低、消费市场不完善是导致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居住和谐度相对较高,但呈现降低趋势,由2000年的0.87下降至2008年的0.78,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民用于居住的支出增加,居住消费比重自2000年的15%升至2008年的18.5%,离标准的13.52%越来越远。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谐度在0.5左右,处于不和谐状态,但从2004年之后和谐度在逐渐提高,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消费的大多是中低档耐用消费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启动农村消费如家电下乡等政策的效应逐步显现。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和谐度逐步降低,2008年下降至0.54,处于不和谐状态。近年来,由于人口结构老化、人们保健意识增强,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上升,存在畸形扩大趋势,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交通通信和谐度有明显的增加趋势,2008年达到0.81,达到较好的和谐状态,近年来,交通通信业发展较快,消费支出也逐渐增加,产业结构的发展正在逐步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呈现和谐的发展趋势,2008年和谐度增加至0.7,农村教、娱支出增长较快,且大于标准值,一方面与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收入微薄,其消费支出的大部分用于教育。

4.城镇和谐度呈现和谐―不和谐―和谐发展趋势。我国城镇居民2000-2008年间和谐度呈现和谐―不和谐―和谐发展趋势。从各消费项目来看,食品消费和谐度最高,且呈增加趋势,2008年为0.93,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衣着和谐度在[0.8,0.86]范围内,处于较好的和谐状态,与农村相比,城镇居民用于衣着的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大,和谐度相对较高。居住和谐度在0.67左右,明显低于农村,且城镇居民居住支出比重低于标准值,这种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城市的“炒房热”哄抬房价有关。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谐度高于农村,但呈逐步降低趋势,说明该项目相关产品及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转变。医疗保健和谐度在0.5左右,低于农村,处于不和谐状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大于标准值,可以说旺盛的医疗保健消费需求与落后的医疗保健服务呈现不和谐状态。交通通信和谐度在0.8左右,基本和谐,但呈现和谐―不和谐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较快,2008年远高于标准值。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和谐度0.2左右,处于严重的不和谐状态,近年来我国的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育服务价格连年上升,使得家庭教育支出大幅增加,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谐度评价分析

我国城镇、农村2000-2008年间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虽然逐渐增加,但存在一定差距,本节对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构成进行结构差异的显著性评价,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影响关系,并建立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分析城镇、农村居民各消费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结构差异的显著性评价

根据和谐度计算公式,和谐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标准的选择有关,因此文章运用χ检验分别对2008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与人均GDP3000美元标准指标进行结构差异的显著性评价。

首先,产业结构差异的显著性评价。H0:2008年我国产业结构与人均GDP3000美元的产业结构不存在明显差异;H1:2008年我国产业结构与人均GDP3000美元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显著性水平α=0.05,计算χ2统计量,查χ2分布表,χ2(0.05,2)=5.991>χ2=4.19,因此,接受H0。

其次,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人均GDP3000美元消费结构的显著性评价。H0:两组比重数不存在明显差异;H1:两组比重数存在明显差异,χ2=10.20

最后, 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人均GDP3000美元消费结构的显著性评价。H0:两组比重数不存在明显差异;H1:两组比重数存在明显差异,χ2=16.64>χ2(0.05,6)=12.592,因此,拒绝H0,接受H1。

在95%的置信概率下,即有95%的把握认为,2008年我国产业结构与人均GDP3000美元的产业结构不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人均GDP3000美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结构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标准指标存在显著差异。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着重分析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特点,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变量,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作为变量,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是通过居民的收入水平传导的,所以选取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中间传导机制的替代变量。数据的时间长度为1990-2008年。

从结果来看,至少在90%置信水平下,第二产业变动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原因,消费结构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第二产业与农民人均收入间互为因果关系,第三产业是农民人均收入变动的原因;第二产业变动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原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引起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原因,第三产业变动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动的原因。即,第三产业变动通过城乡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第二产业变动直接决定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

(三)扩展线性支出模型

通过2000-2008年我国农村、城镇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构建扩展线性支出模型(见表2),基本通过检验,且拟合度较高,通过对比边际消费倾向β发现:农村整体消费倾向大于城镇,可能的解释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城镇居民随着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降低,而小于农村;城乡居民食品边际消费倾向都排在各自首位,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增加后,考虑较多的还是提高饮食质量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农村居民居住边际倾向高于城镇,这是因为农村居民普遍拥有土地,收入稍微增加,就会考虑建住房;在城镇,排第三位的是教育文化娱乐,且高于农村,这是因为城镇居民更加重视享受和发展型生活资料的支出,对于教育的重视和投资及娱乐的追求,特别是旅游等的愿望都要大于农村;由于大部分农村居民缺乏医疗保险,其医疗保健消费倾向要高于城镇;在衣着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城镇也高于农村,城乡居民衣着消费观念存在差距,大多数农民对衣着的要求普遍停留在穿暖阶段,注重衣着的实用性,而城镇居民则更注重衣着的款式、质地、品牌等较高层次的追求;在家庭设备、杂项商品方面,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比较相似,相对较低。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认为要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提升,提高和谐度,一方面,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促进消费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进而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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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居民消费结构论文篇(6)

【关键词】广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0.引言

从1992年亚洲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的启动，到2004年中越两国政府“两廊一圈”战略达成共识，再到2006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对外中国―东盟“M”型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构想，作为前沿地带的广西，对外贸易数额飞速增长，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有了很大变化。2009年广西农村居民最终消费979.18亿元，而1978年仅为35.9亿元。正确分析广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现状与变动情况，对于采取恰当的消费政策和消费途径，最终达到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消费理论研究综述

由于西方已不存在所谓的“三农”问题，因此西方学者对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极为鲜见。近年来，我国学者借鉴现代西方消费理论，对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关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研究如下：卢嘉瑞等具体从中国农民消费结构的演变与比较研究、中国农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中国农民消费结构现状及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孙江明和钟甫宁(2000)研究指出，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降低平均消费倾向和造成农村消费结构的断层和脱节。戴园晨和吴诗芬((2001)研究发现，在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中，农村消费结构升级滞后于城市，而且消费的地区差距以及层次差距也是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唐玲(2003)指出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题是温饱向小康型消费阶段迈进。

2.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过程

2.1收入水平与消费支出及消费倾向的关系考察

依据西方消费经济学理论，居民的一切消费都是以收入水平为依据的。消费支出是指一定时期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按照消费函数理论，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即平均消费倾向APC，呈递减趋势。

表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居民纯收入、消费支出、人均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历年

从表一得出，自199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尤其是1994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千元大关，达到1107.02元，比上年增长25.1%。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现3980.44元，比上年增长了7.8%，比1990年的639.45元增加了3340.99元，年均增长10.5%。从表中的人均消费支出一栏可以看到，1990年人均消费支出仅为536.97元，2009年增长到3231.14元，年均增长10.2%。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要快于消费支出增长的速度。同时，从表中的APC一栏可以发现APC是呈下降趋势的，验证了凯恩斯关于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总的来说，从1990年到2009年广西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基本呈较快增长势头。平均消费倾向APC总体上呈递减趋势。

2.2恩格尔系数

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它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指食物支出与总支出的比例。恩格尔定律表明，食物开支占总消费数量比重越大，恩格尔系数越高，生活水平越低；反过来，食物开支占比重越小，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就越高。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表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历年。

从表二可以看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广西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是逐渐提高的。广西农村居民在1990到1995年间，农村恩格尔系数一直大于60%，由此说明广西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直到1995年以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才维持在50%到60%之间，农村居民生活有了本质性改善，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2009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8.7%，逐步向小康社会迈进。

3.消费结构变化的描述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

表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历年

从表三可看出，居民的食品支出从1993年的453.5元上升到2009年的1572.82元，增长3.47倍。与此同时，恩格尔系数由1993年的63.6%下降为2009年的48.7%，下降的幅度较大。按照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呈递减趋势说明广西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改善。

衣着支出从1993年的30.4元增长到2009年的91.82元，占总消费支出份额却从4.3%下降到2.8%。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衣着消费支出的比例呈缓慢下降趋势，持续在3%左右。从农村的实际衣着消费构成来看，衣着消费仍处于低级阶段，可见农村的成衣市场还是有极大潜力的。

居住是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到农民的居住消费从1993年的75.4元上升到2009年的677.92元，增长了近9倍，同时也是消费项中增长较快的一个，其占总支出的比重从1993年的10%增至2009年的21%。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分三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从1993到1996年，这一时期家用消费水平快速增长，收入的增加使得高档家用产品开始进入百姓人家。第二阶段从1997到2004年，家用消费此时一直徘徊在65元左右，无法再继续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广西农村居民所居住的山地环境给很多公共服务的提供带来阻力，致使家用消费支出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第三阶段从2005年到2009年，家用消费水平快速增长。科学技术及经济的发展方便了农村居民电力与水力的供应，之前的山地环境不再成为很多公共服务的障碍，农村居民开始大量购买使用现代化的电器设备。

自1993年以来，广西农村居民的平均寿命由原来的68岁增至71岁，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持续加快，基本己超出了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深刻体现出农民越来越关心自己的身体，医疗保健意识逐步提高。同时，医保费用的高增长也反映出我国医疗体质改革在农村实施中的弊端，医药价格节节攀升，使农民的医疗支出加快，农民负担加重。随着广西交通通讯的发展，到2003年止，广西摩托车人均拥有量36.2辆，交通工具得到明显改善，乡村电话用户也大幅度增长，农村电话普及率已达到50%以上。■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编.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Z]（1990年至2009年）.广西:中国统计出版社.

［2］覃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7.

居民消费结构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体育消费，体育市场，消费结构

开展对体育消费结构的研究，可以了解体育消费在我国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地位，为体育消费市场生产和流通提供宝贵信息，正确引导居民体育消费，拓宽体育消费领域，促进我国经济和体育事业发展。

l研究对象和方法

对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25至50岁的城市有职业居民进行调查研究。采用PPS抽样方法和简单的随即抽样方法发放问卷，抽取北京、上海、福建(福州)、四川(成都)、吉林(吉林)、广东(广州)、甘肃(兰州)、内蒙(包头)9个城市。调查样本量为1170人，回收问卷1085份，回收率92．73％，有效问卷759份，有效率70．41％。经专家鉴定，信度和效度较高，符合本课题研究的要求。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关于分析体育消费结构的理论基础

西方行为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kow)强调，人们对不同层次的需要强度是不同的，而且是有序的，即人们首先要求满足较低层次的需要，在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得以强化。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对于体育消费结构分析，其启发意义在于随着人类需要层次的上升，人类消费结构有层次的变化，体育消费结构同样也有层次的变化，表现为体育劳务消费比重上升，体育实物消费比重下降的趋势，消费形式也将进一步多样化。作为基本劳务产品形式之一的体育劳务，将随着我国居民消费内容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成为人们日常劳务消费之一。

2．2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结构现状

体育消费的结构是指个人或家庭在生活过程中，不同类型体育消费的比例。为了便于调查研究，最大限度的保证获得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将体育消费的结构分成三大类进行调查：体育健身娱乐、体育比赛表演、体育实物产品(运动服装、鞋帽、体育器材)，结果见表l。

从表1可以看出，各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体育健身娱乐消费、体育表演消费的情况。总体上，体育劳务消费水平211．74元(体育健身娱乐、体育比赛表演)高于体育实物消费水平204．45元，符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现状相符合。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我国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的结构存在一些的特殊现象。

上海城市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年人均高达407．14元，体育比赛表演消费132．14元，是城市体育比赛表演消费总平均数的2．70倍。为了进一步剖析这种现象，我们对本次调查中一些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均高于其它城市，上海市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人口数量与体育消费人口数量差异很大，而且，体育消费人口中的体育人口数量低，非体育人口数量高。根据这个结果推断，上海市城市居民体育娱乐消费水平高。在本次调查中这种现象也得到了证实，上海城市居民经常参加体育的人口在9个城市中排在第6位。

吉林城市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相对自己城市经济发展现状而言，120元也是一个很高的水平。在调查中了解到吉林城市居民家庭月均收入在9个城市中排在末位，但是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相对比较却很高，如果将体育健身娱乐消费与体育比赛表演消费相加，认为是体育劳务消费，那么吉林城市居民体育劳务消费占体育实物消费122．21％，占家庭体育消费44．92％。出现这种结果不符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广州和北京城市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相对自己城市经济发展现状而言，却是一个低水平。如果按照上面的计算方法，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这两个城市体育劳务消费水平都应该高于或等于体育实物消费水平，但是调查结果与推断恰恰相反。这又是一个违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特殊现象，虽然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高，但是体育消费的结构与人们推断的结果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的结构，并非完全符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说明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的结构不仅仅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也受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环境、城市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因素对体育消费的结构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2．3体育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

2．3．1城镇居民历年消费的结构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城镇居民食品支出比重逐年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反映出，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家庭收入或家庭支出中用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购买食品的支出下降，购买其它物品的可支配收入得到相应增加。还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逐年增加。此外，90年代以来人们对医疗保健需求开始显著增加。1999年，我国医疗制度再次改革，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尤其是食品科学含量的增高，健康问题被推倒人们生活的重要日程中，人们的自我保健意识日益增强，并不断寻求科学的保健方法，这些为提高体育消费水平带来了有利的契机，为改变体育消费的结构带来了强大动力

2．3．2国外家庭体育消费结构发展情况

在经济发达国家，体育消费已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这些国家居民体育消费并非从一开始就形成目前的结构，而是有一个逐渐发展过程。从瑞典家庭体育消费情况可以得到证明，瑞典家庭体育健身的总支出，1992年比1985年增长了43．17亿克朗，其中用于体育活动的开支，1992年比1985年增加了17．61亿克朗，增长率184．02％；用于购买体育服装、鞋帽的开支仅增长了15．95亿克朗，增长率69、23％；用于购买体育器材的支出也仅增加了8．42亿克朗，增长率62．56％。可见，近10年瑞典家庭体育劳务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体育实物消费。这种趋势也被多数国家体育消费支出结构变化所证实。

2．3、3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居民消费结构更趋合理，即物质消费支出比重下降，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不断增加。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生存资料需求基础上，更加注重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追求，参加体育健身、娱乐活动成为人们追求精神享受的形式之一。随着人们闲暇时间增多，生活方式改变，体育意识、体育健康观念增强，对体育需求会明显增加。据谢琼桓等人在2010年中国社会体育的战略构想研究中进行的抽样调查，“1987年我国体育消费家庭年均体育支出49．67元，1992年54．83元，当时恩格尔系数分别为76％和69％；2010年恩格尔系数如果降到40—45％左右，则意味着有体育消费家庭的体育支出可达目前水平的5——6倍，在300元左右。”21世纪，居民体育需求迅速增加，体育消费结构也向合理化方面转变，即在90年代体育劳务消费和体育实物消费并重的基础上，逐步向以体育劳务消费为主，兼顾体育实物消费为辅的方向转变。从本文调查中也可以看到，城市居民总体体育消费结构是体育劳务消费高于体育实物消费。未来体育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是以高收入、高文化职业人群为主导，逐步向以体育劳务消费为主，兼顾体育实物消费为辅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