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政策论文篇(1)

[关键词]信贷渠道；微观主体；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发展，货币政策的传导开始从单纯的直接信贷传导向信贷、利率和资产价格多渠道过度。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任务没有完成，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对利率调整的反应不够敏感；资本市场发展处于初期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资本市场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不甚明显，利率和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比较有限；虽然初步形成了多种货币传导渠道，但仍然以信贷渠道传导为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微观传导主体——金融机构、企业、消费者的市场化行为不够。为理顺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政府需从规范传导主体行为方面着手。

一、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理论及过程

信贷渠道是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比较新且有争议的理论。早期由凯恩斯提出，后经希克斯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利率)从而达到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由于货币传导途径忽视了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市场的自身结构问题，从而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信贷传导途径理论的挑战。伯南克、布林德等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证明了信贷配给行为是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发产物，在基础理论上说明了信用传导机制，即信息不对称性催生了金融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可以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因而对整个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信用机制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是否足够高，以致借款人外部融资费用的变化对其投资等行为将产生直接、决定性的影响；二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银行贷款行为。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过程是(以扩张货币政策为例)：扩张货币政策利率企业净价值外部融资成本投资需求产出GDP，或是扩张货币政策利率股票价格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贷款IY。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影响银行贷款的可用性，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其强调的不仅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增加银行的存款，并通过银行存款的增加起到降低债券利率的效应，更重要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银行的贷款增多，而增大了的信贷供给，会使投资水平上升，从而使产出也处于上升态势。

二、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现状

依据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观点，货币政策所提供的名义货币量虽然是金融中介机构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关键变量，但并不是连接实际部门和金融部门最合适的指标，因为传导机制并不能保证名义货币量变动能够全部反映在实体经济中。在我国，出现了信用传导机制扭曲、信贷传导渠道不畅的现象，其体现在：

1.货币增长与存差同时存在。尽管2002-2006年期间，先后升息3次，两次上升存款准备金率，但一方面，货币供应量仍旧增长，到2006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4.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9%，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5%。另一方面，银行系统内存在大量的存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含外资机构)余额为23.9万亿元。巨额存差的出现，使央行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

2.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结构不对称。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经济结构的不对称阻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在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已形成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同在、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而在金融经济领域，则形成了计划性的正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构成的二元结构。从资金需求层面看，当前，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对资金产生了强烈需求，而国有企业对信贷需求增长缓慢。从资金供给层面看，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国家信誉”优势吸收了大量存款，支配了绝大多数的贷款资金供应，但它们的资金供给在制度上仍局限于国有经济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它们的主要贷款对象。而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中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又缺乏国家信誉做担保，因而存款增长缓慢，贷款能力不足，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也相当乏力。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在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经营，但由于其自身经营受到其成本、规模及政策的制约，因而无法在短期内与一些非国有经济的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也就无法形成合理的资金对应关系。也正是由于资金需求结构和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使得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不对称，拥有我国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事实上长期存在着“信贷偏向”。另外，近年来一些国有控股的股份制银行的资金运用结构似乎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趋同，在信贷政策的贯彻落实上出现了“能贷的不愿贷(国有商业银行)，愿贷的贷不了的(中小金融机构)”的情况，这就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也将中小金融机构游离在货币政策之外，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投资者——消费者”环节上传导不充分，使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即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是扩大货币供应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经济中的中小企业感受到的却仍是持续的“信贷紧缩”。

3.金融机构绝大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东部地区，中小城市和中西部金融机构很少。近几年，国有银行基层分支机构在农村和中小城市纷纷撤并(见表1)，县级机构仅为存款机构，无贷款权，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未及时跟上，致使在县级出现了一些金融服务的空白，从而造成单个银行体系“体系性退步”这一“非理性”结果，个体成本节约导致了宏观成本增加，从而加剧了信贷服务机构的分布不平衡和货币政策传导的结构性矛盾。

三、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不畅的原因

1.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金融主体对货币政策反映不灵。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中央银行和企业、居民的中介，在存款货币扩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央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有得到商业银行的积极响应，并以信贷投放等形式加以贯彻，才能达到货币供给增加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信号反应迟钝，致使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中传导受阻，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率结构不合理，商业银行缺乏动力贷款。一是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差距过大。2006年8月，一年存款利率为2.25%，同期贷款利率为5.76%，对个人贷款还可以上浮10%，银行只拿出不到一半存款放贷便足可支付存款利息；二是准备金存款利率过高，截至2006年7月底，商业银行准备金方面，总准备金余额一般在2.3万亿左右。按照1.89%的法定准备金利率，以及1.62%的超额准备金率，央行的年利息开销在300亿元上下，各大商业银行均可坐享这部分收益。据社科院一研究人员的初步推算，仅工商银行每年的准备金利息收入便可高达50亿元以上。准备金存款利率过高，使金融机构放贷的惰性较强，往往将居民、企事业单位存款作为超额准备金存在中央银行吃利息转(2)过度强调风险防范，致使基层商业银行活力不足，对货币政策反映不灵。一是严格的风险管理制约了基层行的信贷扩张能力。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完善了信贷管理体制，但责任约束过度，其弱化了基层信贷人员的信贷扩张潜力及政策的传导效果。二是管理体制滞后，削弱了基层行自主经营决策能力，导致基层商业银行活力不足。作为实行一级法人高度集中管理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均制定了各自的信贷政策，将信贷重点投向资金流动性强、经营效益好、银行收息率高的优势重点企业，忽视了一大批有一定市场潜力且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造成信贷投向集中。

(3)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客观上压抑了商业银行贷款积极性。根据2006年底的统计数字，中国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合计为4.54万亿元，为贷款余额的7.5%。为此，商业银行对贷款条件等信贷制度作出严格规定，对放款进行严格约束，但在促进贷款、调动贷款积极性方面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

(4)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转轨还没完成，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传统的运作模式与市场化模式相摩擦，大大消耗了银行系统的能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信号在银行系统内衰减。目前仍然是直接的行政指令管理与间接管理并行，有些指导性的管理会演变为指令性的管理，从而也削弱了银行的活力，运作模式和管理体制上的矛盾，往往会造成市场信号与政策信号的不一致，并引起银行行为的紊乱和预期效果失误，最终使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受影响。

2.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货币政策传导的客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经济主体，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等金融部门，而且取决于企业行为的市场化程度。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风险和利益约束机制不健全，且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较差，经济效益持续低迷，资金占用结构不合理，使用效果差，这些不仅影响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绩效，也弱化了货币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3.居民个人对货币政策反映不积极。分析其原因为：受传统消费观念影响，居民超前消费意识不浓；受收入水平限制，居民消费难以扩大；受社会保障体制影响，居民储蓄意愿仍然较强；受消费环境制约，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受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滞后影响，消费信贷难以全面拓展；受改革不透明影响，居民的预期与货币政策意图相悖，信贷难以全面拓展；受改革不透明影响，居民的预期与货币政策意图相悖。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储蓄存款近三年分流的主要去向是股市、国债和外汇资产等三方面，而增加消费的并不多。

四、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途径应采取的措施

1.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体制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逐步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约束和利润考核机制，使国有商业银行把利润目标的实现与金融风险的防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实现最佳利润目标的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顺畅传导。此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外部约束。在剥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指标的真实性进行检查，撤销少数难以救助的金融机构，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大力支持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加强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金融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协作。

2.推进企业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企业是货币政策的最终作用对象，他们对货币政策反应的敏感性决定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预算约束程度和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货币政策能否发挥效应。而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管理不善造成的效益低下，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下游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支持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应尽快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增强企业信用观念，引入竞争机制和成本约束机制，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

3.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是疏通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拓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渠道的关键。由于信息不对称，加上中小企业自身规模与经营实力较小，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因此，通过构建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一方面向银行提供申请贷款的中小企业的真实信用水平，另一方面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可能性。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建立多层次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体系。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可设计为由地(市)、省、国家三级机构分层次组成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担保业务以地市为主，再担保业务以省、国家为主。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和发展前景的、有利于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各类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均可列入担保范围。在建立担保机制的同时，也要保证担保基金的充足和稳定，基金来源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基金会员交纳会费、向社会公众和法人单位募集资金、发行债券等多元化渠道筹资。

4.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善公众的预期，为货币政策的顺畅传导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一方面应着力缩小收入差距，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比重，加大投资工具的宣传力度，提高证券资产在个人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另一方面，应加快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医疗等多项制度的改革，引导居民的消费预期。只有努力改善消费和投资环境，通过发展对居民个人的信贷业务，扩大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深度，鼓励金融创新，才能改变居民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增强对利率反应的敏感性，使货币政策产生预期的效应。

参考文献：

[1]夏德仁，张洪武，程智军.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述评[J].金融研究，2003，(5).

[2]徐艳.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3，(11).

[3]刘玮.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效应[J].经济论坛，2004，(14).

信贷政策论文篇(2)

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1月，中央新的“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富裕小康，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解决“三农”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农村金融改革及农村资金的供给问题，“三农”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三农”资金的投入的投量和投向。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发展的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三农”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实行行户小额信用贷款、支农再贷款等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民增收，为农民走上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农村信贷投入对“三农”经济的影响

当前农村资金的投入除国家的减税政策、扶贫资金、和部分粮棉油补贴政策的配套资金外，主要是农村信用社近几年开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质押贷款和中央银行的支农再贷款(目前采用的是由当地信用联社向央行的借款，专项用于支农资金不足的信用社发放贷款需求)。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三农”经济得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成为农民由贫穷转向富裕的重要资金支柱。主要表现在。

(一)小额农贷在发展农村经济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神池县是个纯农业县，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神池县农村信用社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富民政策，以农户小额贷款为突破口，加大支农贷款的力度，通过开展信用等级评定、信用工程建设，用信贷杠杆引导农民诚实守信，支持农民发家致富，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通过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根据辖内农业生产条件，分类扶持，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商则商，突出重点，择优扶持。几年来，形成了以特色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为主体；种草养畜，舍饲养殖为支撑；农村特色产品经纪人为辅的农业生产新格局。先后扶持建起了以贺职乡为主的万亩南瓜基地、以东湖乡为主的十万亩万铃署基地，建起和培育了养殖示范小区20个、百头养殖重点户80户、发展养殖大户120个，建设规模养殖场7个，起到了种植损失养殖补，粮食减产牧增收的效果；二是农民实现了增收。截止2004年未，神池县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达15897万元，全部用于“一农”，较2000年增加9066万元，增幅达130。农村资金的大量投入，农业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收入逐年产加，2004年，农民人均种植收入增加700多元，养殖收入增加320多元，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子女上学等问题。三是农村信用环境得到改善。神池县至2001年实施农户小额信贷以来，经过一年来的风风雨雨，全县已评出信用户15007户，占全县农户的64.9据，发放贷款证12000户，占全县农户的54.6。通过信用社与农民的感情距离，也赢得了农民的信任，社会信用环境得到改善。四是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初步形成。信用社在小额农贷的基础上，为支持其它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实行农户联保贷款，加大了对农村专业市场、农村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从而促进了农民增收，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人民银行的支农贷款发挥了积极作用。截止到2004年12月底，神池支行支农再贷款余额为1300万元。特别是近几年业，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愈加重视，农村信用社在资金方面已不能完全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真正把农村经济搞好，神池支行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向上级行申请支农再贷款，按照“四挂钩”的要求，建立三级台账，及是监测支农再贷款的管理、使用情况，集中支持了辖内6家因资金不足而支农乏力的基层农村信用社，占到全县法人机构的45，支农同贷款全部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籽种、地膜、农药和农机具，为农村经济发展流入了新的活力，使农村信贷投入遍及全县各个村庄、农户，使县委、政府的调产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农民及时得到生产生活的急需资金支持，通过央行支农资金的投入带动了农民增收。几年来，神池支行支农再贷款累放金额达到4000多万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弥补了“三农”资金长期供需不足的局面。

(三)初步探索出了我县信贷支持“三农”的有效途径。一是坚持分类指导，区别扶持。几年来，神池县农村信用社在政府、人行县支行大力支持和窗口指导下，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

全县的农业生产各具特色，显出勃勃生机。二是加快推广联保贷款。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范围也在扩大，主要是近些年农村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组织和农村民营企业，比如近一些年出现的农村绿色农业基地、奶牛养殖业、肉牛养殖业、农副产品经纪人等。这些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村企业的发展，为农村信用社打开了新的赢利和发展空间。

二、当前农村信贷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信贷主要表现在小额信用贷款的推广，还有少部分联保贷款和质押贷款，小额贷款占比较高。小额贷款在额度小、期限短、方便灵活方面，使农民确确实实得到了实惠，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促进了“三农”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农民贷款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生活逐步走富裕，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的化肥、农药、种籽等小额贷款已基本得到满足，农民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农村的信贷需求也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已向高层次、多元化发展，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在生产上走向集约化、规模化、多样化，对贷款的品种、需求也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农民不仅仅单纯依靠种地、养殖为主，逐步向种、养、加一体化发展，而且贷款的周期也要求越来越长，小额贷款的方式和额度已不适应新时期农民对贷款的需求。表现在：

(一)农村信贷投入方式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突显。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村其它经济组织贷款需求呈旺盛态势，资金的需求量与期限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村出现了新的变化，农产品加工业、个体运输业等新型农工商结合的经济组织逐步开成，其对贷款的需求十分旺盛，小额贷款的额度与期限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如神池县实施退耕还林，舍饲养殖以来，在交通较发达的农村都兴起了运输业，仅去年下半年以来，农村通过各种渠道筹资养车的就这近千户，需资金近4000余万元，而小额贷款每户最高仅能解决2万元，有些户几户合起来还买不到一部车，小额贷款难以满足，只能通过高利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农村信贷供给总量与高附加值农业生产信贷需求差距较大。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只能解决了农民简单再生产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的问题。小额信贷通过其额小、分散、灵活的方式，对一些纯种植户、小规模养殖户的资金需求可以满足。但对一些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因资金需求量大，生产周期长而难以满足需求。如近年来兴起的奶牛养殖业，尽管前景看好，但国资金需求量大，涉及面广，资金周转时间长，信用社一方面无能为力，另一方面觉的风险较大，不敢大胆进行支持，致使生产形不成规模，在一家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三)农业与农产品深加工资金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目前由于近几年自然灾害频繁，小水库、渠道多年失修，急需进行维修；另外农副产品加工业俏然兴起，各种机器设备及基础设施投资大，资金回收周期长，这些小额贷款无法满足。

(四)农村信贷供给结构与农村是益增长的消费贷款需求不相适应。当前信贷支农主要靠农村信用社，而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的主要品种仍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主，服务对象也主要是种植户和养殖户。农村居民近年来生活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对住房消费、子女上学、交通和通讯设备、家庭设备等方面投入较多，资金需求量也较大，则小额农贷对贷款用途虽规定5大类，但消费货款、住房贷款、助学贷款、汽车贷款优惠政策等都与农民无缘。

(五)农村信贷渠道单一，农村信用社支农步履维艰。除了农村信用社以外，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只吸存、收贷，而很少放款。唯一的农定发展银行也只专职于发放粮、棉、油收购专向贷款，对提升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其他方面资金支持力度微乎其微。因而重任就落到农村信用社身上。2004年新增的农业贷款中，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信用社。“一农支三农”的重任，使原本就经营艰难的农村信用社更显得力不从心。少数地方的农民贷款难问题仍然存在。

(六)农村金融服务网点明显减少，农村资金“农转非”严重。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自实施商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以来，大量撤并基层营业网点，以神池县为例，国有商业银行网点基层全部撤并，而信用社由于撤并乡镇在2年间撤消了3个基层社。另一方面是“农转达非”严重，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除发放小额质押贷款外，其它类型的贷款全部上收，而在当地所吸收的存款，全部上存其上级行。除此以外，邮政储蓄的快速增长也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如神池县邮政储蓄存款达1亿元，全部上存上级邮政部门，如果这部分资金用于“三农”的投入，将会给“三农”经济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七)信贷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不配套。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仍然沿袭传统的“春放秋收冬不贷”的做法。就神池来说，农忙季节主要集中于3-9月之间，而剩余的半年时间，特别是在粮食还没有出售之前，农民从事一些其它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搞一些小的粮油贩运、小型农产品加工等需要的资金，信用社在农民没有还清贷款前，而且确定的信用额度已足，就不能对其发放新的贷款；另外，从事养殖业、发展特色农业以及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的需求，要么期限太短，要么不能跨年度，不符合生产发展的要求，农民感觉委不方便。如奶牛养殖业，养小牛投资小，但到产奶期至少也得一年半以后，而农民贷款期限最长为一年，无法满足农民的需要。

(八)农民难以承受过高的利率负担。现行农村信用社利率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最高可以上浮2.3倍，达到12.83。再加上物价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民实际纯收入涨幅不大，贷款得率虽然在执行中，信用社对农户的贷款并不是执行的最高限，但能享受到优惠的，也只限于颁发有信用证的农户，而且金额较少。缺口部分，有时不得不靠亲朋好友借或借高利贷。

三、提高农村信贷投入的政策建议

由于农业经济效益的逐步提高，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央行应加强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拓宽业务，主动占领农村市场，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提高小额贷款的额度和贷款范围。针对当前农村和农民的贷款需求变化，信用社应定制合理的支农贷款办法，适当提高小额信用贷款的额度，对不同的产业资金需求行业，采取不同的贷款最高限额，拓宽贷款的用途和范围，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比例，满足农民的大额贷款需求。

(二)坚持农村资金投入于农村，解决农村信贷需求问题。一要加大支农再贷款的投入额度和期限，缓解信用社资金不足；二要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发挥信贷支农作用，可试办定单农业贷款、农产品开发、扶贫贷款、农业设施贷款等业务；三要将农业银行、邮政储蓄资金通过多种渠道再投入农村，规定从农村吸收的资金，除缴足准备金、留足备付金外，设定上存资金的比例，其余部分全部通过有关渠道回流农村，增加农村资金来源；四要规范民间借贷，对民间借贷进行合理引导和监管，使民间借贷成为民间融资的一种补充形式。

(三)对信用社开办农村消费信贷给予支持。鼓励信用社开办住房贷款、助学贷款等业务，不断扩大信用社的业务范围，在改革中不断扩大业务范围。提高资金实力，使信用社真正发挥起“三农”主力军作用。

(四)加快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通过人民银行资金支持，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促进农村信用社转换经营机制，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家“花钱买机制”的目的。从而解决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在支农服务中，不堪负重的“一农支三农”的困难局面，提高其支农的实力和能力。

(五)成立农业贷款担保机构。通过成立农业贷款担保机构，解决农民贷款难、特别是大额贷款难的问题，可有效解决涉及农民营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的贷款难问题。对于一些额度大、期限长的贷款，以其有效资产作抵押，由政府出面担保或者进行适当扶持，辅之以安排下岗职工、特困职工就业问题，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盈的效果。

信贷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贷渠道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2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45-03

一、前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各自观察的角度和强调的因素不同，不同流派对货币政策传递机制的认识迥异。目前学者按照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不同替代性，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分为两大类：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1988年，伯南克和布林德（Alan S. Blinder）在其“信贷、货币和总需求”（Credit，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一文中，认为在信息不对称下，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放弃了传统的信贷是债券的完全替代品的假定，假定存在三类资产：货币、信贷和债券。将IS 曲线修正为加入信贷市场后的CC（Commodity Credit Curve）曲线，建立了包含信贷市场均衡的CC-LM曲线，利用CC-LM 曲线来分析央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递渠道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信贷传递机制在我国的存在性展开了大量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实证研究，而缺乏较充分的理论研究。本文从信贷渠道理论的基础入手，结合国情，重点从理论分析入手，阐述信贷渠道在我国的存在性。同时，对我国实证性研究进行总结并评述。

二、货币政策信贷传递机制的基本假定

信贷渠道的两个基本假定是：（1）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银行贷款和证券必须是不完全替代的；银行的贷款来源主要是其核心存款，只有这样紧缩性货币政策才能够引起银行贷款的下降，否则银行可以通过诸如发行、出售证券等方式为其贷款提供资金支持，因而抵消或缓解货币紧缩对银行贷款供给的下调压力。（2）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作为企业负债的贷款和其他资金来源必须是不完全替代的。由于企业的异质性，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其外部主要融资来源是银行贷款，企业较难通过发行债券或上市融资等方式抵消它所能获得的银行贷款的下降，进而由于可获得贷款的下降而引起企业经济活动的紧缩。这样的话，通过信贷渠道，央行的货币政策就会对实体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可见，信贷渠道摈弃了货币观所秉承的“莫迪利安尼-米勒理论”，即假定金融结构不会影响真实产量。所谓的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观点（credit/lending channel/views）可概述为：货币政策信贷可获得性信贷真实经济。

信贷渠道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即银行贷款途径和资产负债表途径。银行贷款途径的传导过程可以表述为：MLIY，其中L为银行贷款可供量。资产负债表途径的传导过程可以表述为：Mi Pe，NCF资产状况改善IY，其中NCF代表现金流，L代表银行贷款量。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都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会通过资本市场的限制性进入对银行和企业这两个借款者产生不均衡的冲击。

三、我国银行信贷传递机制存在的可能性进行理论分析

从前文的理论介绍中，我们知道，信贷传递机制得以发挥作用，需要满足2个前提条件。下文将结合这些条件从理论上阐述银行信贷传递机制在我们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主导作用。

首先检验条件1，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必须是不完全替代，一方面银行较难通过有价证券持有额或银行票据发行额的增减来冲销可贷款量的减少。在我国，虽然近几年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投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其比重仍然较低。与发达国家已经证券化的资产负债结构相比，票证化工具所占比重很小。金融机构在获得资金以后主要用于发放贷款，各项贷款占金融机构所用资金运用的比重占绝对优势。有价证券及投资占资金运用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这样，当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很难通过出售证券来满足流动性不足的需要，而且中长期贷款的增长幅度越来越大，由于有价证券投资的期限较短，这样通过有价证券等投资方式就更加难以替代贷款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对发行不受存款准备金限制的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实行严格的审批制，所以，以通过类似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发行股票来吸收资金抵消或缓解信贷资金的减少。因此，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由此发挥作用。况且我国一直通过各种经济、行政的手段和措施，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量和投向进行引导和监督，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些“窗口指导”或“道义劝告”的信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银行信贷传递机制的作用。

最后看条件2，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作为企业负债的贷款和其他方式的融资渠道必须是不完全替代的。目前，我国仍是以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格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资料来看，我国企业内部融资占比27.7%，企业债券融资占比10.6%，通过上市发行股票融资占比3.4%，而人民币贷款融资占比达到58.3%。如果单纯考虑企业的各项外部融资情况占比，银行贷款占比更高。

虽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企业可以通过上市、发行企业债券以及银行贷款等方式融资满足资金需求。但是我国企业数量庞大，而受制于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上市、发行企业债券采用的严格的核准制，企业进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门槛过高、手续繁杂。例如，我国对于公司发行债券有严格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发行后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最近期末净资产额的40%；最近3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平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1年的利息。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有企业1000多万家，但是我国包括A股和B股在内的上市公司总数不足2000家。上市融资、发行债券融资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我国大多数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因而，企业资金来源仍然严重需求于银行贷款，尤其是大量中小型企业。

有众多调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难以获得银行提供的贷款支持。Cull et al.（2006）通过对中国非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急需发展资金但是却总是受到银行的歧视而无法获得正常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目前，中小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已经超过60%。但是，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5.8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为仅22.2%，近几年南方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由于不能从银行获得资金需求倒闭的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于很多借款人而言银行信用中介是不可或缺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很明显，在我国，由于银行和企业不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资金来抵消或缓解银行可贷资金和企业所需资金的减少。可见，在我国银行信贷渠道产生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满足的。

四、货币政策信贷传递机制在我国实证研究综述

随着国家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越来越多，这也促使了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实证研究多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协整检验方法、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得出结论。

蒋瑛琨、刘艳武、赵振全（2005）利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对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二季度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分别建立了由M1、通货膨率、GDP、银行贷款余额和M2、通货膨胀率、GDP、银行贷款余额构成的两个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从对物价和产出等最终目标的影响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贷款增长比货币增长更能解释经济波动。江群（2008）利用1993-2007年间数据，通过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贷款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表明虽然随着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商业银行间竞争程度的增加以及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加深导致我国信贷渠道弱化，但是从2006年起，这种态势有所逆转，信贷因素仍然是衡量我国宏观经济冷热程度的重要金融变量。周孟亮、李明贤（2006）以我国1998年以来进入间接货币调控时期的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以1998年1月到2005年8月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然后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相对于货币渠道，信贷对我国实际产出的影响更大，得出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

饶品贵、姜国华（2010）认为，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商业信用可以作为银行贷款的替代。他们从企业商业信用与银行借款的互动与货币政策波动之间的关系出发，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会从供应商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商业信用，以此作为替代的融资方式。同时，他们对企业商业信用账龄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会缩短应收账款账龄的同时延长应付账款账龄。基于商业信用的证据，实证表明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机制在我国是存在的。

五、结论及启示

信贷渠道使得人们在传统货币传导渠道之外，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分析中可知，信贷渠道在我国是存在的而且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主要途径。但是受制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制约，对我国信贷传递渠道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需要从微观机制入手，系统研究影响货币政策信贷传递机制的微观影响因素，疏导其传导渠道，消除在传导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限制条件。

■

参考文献：

[1] Bernanke， B. S. and Blinder， A. S. （1988） “Credit ， 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435-439.

[2] Bernanke， B. S. and Blinder， A. S. （1992） “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nd the Channels of Monetary Transmi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82（4） ， 901-921.

[3] Bernanke， B. S. and Gertler， M. （1995） “ Inside the Box： 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9（4） ， 27-48.

[4] 蒋瑛琨、刘艳武、赵振全.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兼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J].金融研究，2005，（05）.

信贷政策论文篇(4)

将银行结构特征引入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是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一个新视角。Modigliani和Miller（1958）认为，在资本市场完美的条件下，银行资本水平对信贷完全没有影响。但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往往是不完美的，银行的资本水平会影响信贷水平。Kashyap、Stein（1997）和Cecchett（i1999）指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和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由于有些银行有能力通过非存款资金缓冲流动资产，所以不同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同。随着巴塞尔协议的推广，围绕着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货币政策影响的文献大量涌现。Kishan和Opiela(2000)检验了1980到1995年间，不同资产结构和杠杆率的美国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反应。他们发现资产充足率低的银行和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更显著。特别是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下，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更容易削减它们的信贷供给，原因在于资本不充足的银行由于资金限制而没有能力获得更多的非存款性融资。VandenHenvel（2002，2006）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对贷款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资本约束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途径。Altunbas,Fazylov和Molyneux(2002)根据Kishan和Opiela方法检验了欧洲银行资本充足率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在一些经济规模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国家，信贷渠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更明显。在东欧国家中，同样的结论也被证实（MatousekandSarantis，2008)。国内的学者也对银行资本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做了一些研究。杜文杰（2007）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当整个银行体系都由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组成，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果较好。特别是在货币扩张期，银行对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有积极的反应。而当整个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下降时，对货币扩张政策反应不敏感，对紧缩政策敏感，容易造成大幅经济衰退。胡莹，仲伟周（2010）通过构造贷款市场总体均衡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当银行满足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要求时，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传导渠道表现出有效性；而当贷款市场中的银行不能满足资本充足率或存款准备金率要求时，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传导渠道则表现出无效性。张旭涛，胡莹（2011）对我国57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不充足的银行对当期货币政策反应更灵敏；而在一期之后资本充足的银行开始对货币政策有更积极的反应。此外，郭友，莫倩（2008）的研究也指出在提高银行资产充足率的过程中银行被迫调整资产负债结构，而这种调整在短期会阻塞信贷渠道。

二、实证分析

（一）协整检验

为了证实信贷渠道的存在性需要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与贷款总量（LOAN）的相关性进行检验。GDP与LOAN均采用季度数据，时间跨度为1998年～2013年，其中贷款总量选取的是该季度以人民币计价的各项贷款总量。所用数据均进行过季节调整。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先对GDP与LOAN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模型包含了截距项与趋势项。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时间序列数据均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成为平稳数据，说明GDP与LOAN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二）模型构建

本文在Kashyap和Stein的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模型来检验货币传导信贷渠道的效果：LOANt=α+β1GDPt+β2CPIt+β3rt+εt回归模型选用季度数据，其中t表示各时期。LOAN表示人民币计价的各项贷款总量，GD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CPI表示各期的累积消费价格指数。在计算CPI时以1998年一季度为基期，再乘以各季度环比数据，得出累积的消费价格指数。各季度环比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r表示短期利率，选取6个月到一年期的短期贷款利率短期贷款利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在计算r时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将每个季度的利率变动按时间加权平均得到季度利率。CPI可以代表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和GDP一起可以解释信贷变化的效果。r的系数可以解释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

（三）回归分析

为了揭示货币政策在不同资产充足率的环境中产生的不同效果，本文以2006年底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时间点为分割点，将样本分为1998年～2006年和2007年～2013年两个时间段分别进行回归并进行对比。GDP和LOAN均取对数后进行回归。为了克服变量内生性以及误差项异方差的问题，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实证检验。GDP与LOAN在两个模型中都显示出很强的正相关性。说明了信贷的增长对经济发展能起到显著而又积极的作用。CPI与LOAN也呈现正相关性，但结果不显著，只在模型二中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虽然信贷量的上升会带来通货膨胀，但效果并不明显。短期利率r与LOAN呈现的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短期利率的提高会造成信贷紧缩。对比06年之前和06年之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二中r的系数0.0672要比模型一中的0.0375要大。说明当银行业整体的资本充足率提高之后，信贷量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提高了，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效率也提金融inanceNO.1，2015（CumulativetyNO.577）升了，这符合之前理论模型的预测。1998年至2013年短期贷款利率和贷款增长率的波动。98年之后利率出现了明显下降，并且长期处于低位。但在这一段时期内，信贷增长却出现了明显的滞后，甚至在最初的几年里增长率出现了下跌的情况。说明在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不够畅通，这很可能与当时银行体系中较低的资产充足率有关。当银行的资产充足率较低时，由于受到资本约束，面对货币扩张政策反应不积极。而在银行体系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之后，虽然经历了06年到08年底的加息政策，这时贷款增长率却没有像00年之前那样连续下跌。这反映了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体系在面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时还有能力维持原来的信贷水平，体现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与此相对应的是，09年初，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降息政策，将信贷增长率推到了一个高峰，这说明在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体系中，积极的货币政策能更有效地刺激信贷增长。

三、结论与启示

信贷政策论文篇(5)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民营企业得到了迅速成长，日渐成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和重要构成部分（杜兴强等，2011；刘江冰，2013）。但我国民营企业仍存在自身规模小、经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内源融资不足的困境，仅靠自身的经营积累很难满足后续发展需要。在外部融资渠道中，债务融资的资金成本一般比普通股筹资成本低，且不会分散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权，使得企业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而在进行债务融资时，选择何种债务结构是民营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李志军，2011）。债务结构不仅受企业内部因素影响，还受经济、制度等外部因素制约。在构建最优债务结构时，企业无法对制度性因素进行强制干预或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外部影响因素中的非制度性因素对债务结构的影响。

在非制度性因素中，政治关联相当于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对民营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胡旭阳，2006；彭宇，2013）。我国现阶段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给、融资约束、预算约束以及市场准入政策等方面仍可以得到特殊照顾（邓新明，2011）。这种差异导致即便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仍处于非同等地位，而且在债务融资方面表现尤为严重。考虑到无法通过体制或市场途径获取相应的经济资源，民营企业开始借助于建立与政府或政府官员之间的显性或隐性关系，降低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资源和债务约束（Krueger，1974；李世新和邱越，2012）。此外，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政治关联的成本性，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公司在面临信贷配额约束情况下，则会利用私人关系，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作为替代银行信贷的融资方式，以弥补资金供给缺口（Meltzer，1960；Nilsen，2002）。

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是影响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关键宏观因素（曾海舰和苏冬蔚，2010；杨德明，2012）。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理论（Bernanke、Gertler、Kashyap和Stein ）认为，银行发放给企业的贷款是除了货币和债券以外的一项重要的银行资产。货币政策除了通过调控债券影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和股权融资成本，还通过影响银行对企业发放的贷款控制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进而实现对实体经济的调控（Kashyap等，1993；Nilsen，1997；Kashyap和Stein，2000）。货币政策是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宏观政策，其波动必然会对政治关联与债务结构的相互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如果抛开货币政策而单独研究政治关联对债务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基于此，本文尝试从货币政策的视角，分析政治关联、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互动关系的影响，探讨不同类型民营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时的应对机制及应对措施的多样性。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从货币政策波动的视角出发，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相结合，分析其二者的互动关系，丰富及拓展了现有的研究领域；第二，把银行信贷与商业信用作为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主要途径，分析了商业信用的替代融资效应，给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三，从实践角度上看，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压力，政府通过调控信贷、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及提高利率等一系列紧缩货币政策措施抑制经济过热。但是民营企业通过增加商业信用和运用政治关联降低了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抵消了紧缩货币政策的一部分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企业投融资存在较大缺口，金融市场体系仍处于卖方市场，注重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是银行信贷管理的最重要原则。由于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需要企业付出相应的成本，因此具有相当实力和经济规模且获得社会和政府的更多认可是建立政治关联的前提（张兆国、曾牧和刘永丽，2011），而这些前提要求有利于外部相关者更容易获得企业信息，进而减少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如果企业未及时偿还借款，就会向外界传递出企业的风险信号，而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很注重对自身形象的维护，企业信誉损失对其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大于收益，从而抑制了企业的违约倾向，有利于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因此，政治关联具有隐性担保作用，是一种重要的声誉保障机制（杨德明和赵璨，2015）。如果公司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获取政府财政补贴，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救助和扶持，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贷款的违约风险，更有利于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还可以获得在稀缺资源、行业管制、税收优惠和政府订单等方面的政策倾斜（高伟、李艳丽和赵大丽，2011；罗党论和黄琼宇，2008），从而无形中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营成本，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盈利空间，缓解债务融资的违约风险，进而更有利于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

替代性融资理论认为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无论有些借款者愿意支付多高的贷款利息，仍存在无法获得充足银行贷款的现象。虽然政治关联可以缓解民营企业面临信贷配给时的融资压力，但考虑到政治关联的稀缺性和成本性，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有能力或资源获取政治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为了自身的成长发展，则会利用私人关系（王永钦，2006），寻求更多的商业信用作为替代。从商业信用的提供者供应商的角度来看，供应商与企业的相互交往频繁，相对于银行，供应商可以获取企业更多的相关信息（ Fishman和Love，2003），大大降低了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降低了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此外，我国是一个关系型契约社会，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商业信用。另外，供应商为了维持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Cunat，2007），促使其产品尽快地销售，也愿意提供商业信用给关联型民营企业。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更低的信贷成本，而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公司则利用商业信用作为替代银行信贷的融资方式以弥补资金供给缺口。

货币政策的宽紧变动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波动，银行可贷资金总额发生变化，进而对企业的债务融资产生影响（刘星和蒋水全，2015）。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增加，银行可贷资金增多，银行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考虑，将会降低放贷成本，增加放贷总量（王伟，2016）。对所有民营企业而言，银行可贷资金总额增加，信贷配给约束放松，政治关联在债务融资中发挥的效应降低。从资金的需求方民营企业来看，信贷资金增多使得企业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得贷款，即使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也能获得信贷支持，考虑到政治关联和商业信用的高成本，民营企业进行政治关联和使用商业信用的积极性下降，政治关联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效应减弱，商业信用的替代融资渠道作用也下降。

在货币紧缩时期，银行可贷资金下降，出于风险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银行更注重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提高贷款价格，收紧贷款规模，提高信贷门槛（李志军，2011）。由于政治?P联带来的隐形担保和政策倾斜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违约风险，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银行此时对具有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放贷倾向更为突出。从资金的需求方民营企业来看，信贷来源减少导致企业信贷融资的约束增强，民营企业不得不对银行信贷资源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资金的稀缺性导致资金机会成本提高，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贷款或者贷款成本高昂的现象更为严重，此时商业信用作为替代银行信贷融资方式成本上更经济（饶品贵，2013），再加上融资需求的紧迫性，因此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会更迫切地寻求供应商，使用商业信用来满足其融资缺口。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货币政策、政治关联与债务结构关系的假设如下：

假设2：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政治关联对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的调节效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货币政策、政治关联与债务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针对假设1：政治关联与债务结构之间的关系，设定模型（1）为：

（1）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取值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TC），其中银行信贷又分别取值信贷额度（Debt1）和信贷成本（Debt2），表示企业的债务结构。解释变量为POL，代表民营上市公司是否建立政治关联；同时加入公司规模（Size）、有形资产比例（TANG）、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企业盈利能力（ROA）、企业成长性（Growth）、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等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

针对假设2：货币政策对政治关联与债务结构二者相关性的调节效应，设定模型（2）为：

其中，解释变量PC表示货币政策，POL*PC是政治关联与货币政策的交叉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货币政策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政治关联数据是根据中国资讯行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公告、董事会公告和年度财务报告手工整理得出，并与国泰安数据库中公司研究系列中的董监高个人特征文件核对，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民营企业样本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万得数据库。由于短期的年限无法反映货币政策的变动，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涉及的数据跨度为2005―2014年，总共选取1690家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然后根据以下要求对原始样本进行筛选：一是剔除ST、PT类的上市公司。这两类公司经营环境恶化，企业财务数据异常，将该类公司83家从初始样本中剔除。二是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与其他行业公司的有很大差异，负债结构比较特殊，债务结构状况差异也较大，为避免其影响整体的实证结果，将131家金融保险类公司从初始样本中剔除。三是剔除当年上市的公司。当年上市的公司可能存在粉饰财务数据的问题，使得其数据不能反映出公司真实信息，将其剔除出去，可以防止其对整体检验结果的影响。四是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初始样本按照上述条件进行筛选后，最终得到6303个观测样本。为了减弱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样本变量数据进行了分位数1%―99%的缩尾处理。

（三）变量定义

1.政治关联变量。考虑到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具有内生性，而且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加全面深入，从而政治关联可能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因此，本文选取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具体的操作为：如果民营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或高管成员曾任或现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三者之一，则认定其存在政治关联，采用虚拟变量（POL）取值为1，否则为0。

2.货币政策变量。目前学术界关于货币政策松紧度的确定方法并不一致，国外学者一般用票据与银行贷款的关系来确定货币政策的松紧类型与程度。但是，我国的票据市场没有国外那么发达，该方法并不适合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期增长速度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同期涨幅之和在一般意义上衡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M2增长率则通常代表货币的供应水平，因此本文通过对二者进行对比确定货币政策的松紧类型与程度（张西征，2012）。若二者之间的差额越大且超过0，说明货币供应量无法满足当期需求，货币供应存在缺口，处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否则表明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较为充足，处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

3.债务融资变量。根据Khwaja和Mian（2008），刘运国和吴小蒙（ 2008） 等研究，本文运用信贷额度和信贷成本作为银行信贷的替代变量。其中，信贷额度等于年末贷款总额/年度总资产，信贷成本等于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年末货币总额。本文采用商业信用TC，即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加上预收账款的总额然后除以当期收入标准化来衡量融资替代现象（李志军和王善平，2011）。

4.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货币政策、政治关联与债务结构的关系，本文还选取了公司规模、有形资产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盈利能力、成长性、行业和年度作?榭刂票淞俊A硗猓?本文还利用虚拟变量控制了年度影响和行业影响。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该表可知，政治关联POL的均值为0.8672，表明样本中约86.72%的民营上市公司建立了政治关联，说明转型时期的我国广泛存在政治关联现象。货币政策的均值为-0.0013，此外，货币政策的宽松、紧缩样本量相差不大。银行信贷指标Debt1与Debt2的标准差分别为0.5527，0.3451，表明企业个体差异较大。

从各控制变量看，有形资产比例TANG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的标准差分别为0.1546、0.1455，说明样本公司有形资产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差异较小。企业规模Size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9.2667和0.4576，说明样本公司的平均规模水平和差异都较大。企业盈利能力ROA的标准差为0.8232，最大值高达64.7546，而最小值仅为-1.7107，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差异较大。企业成长性Growth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6384和0.5738，说明民营上市公司平均保持较高的成长性，但个体差异较大。

（二）相关性检验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如表所示，POL与Debt1在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中均显著正相关，与Debt2和TC均显著负相关，说明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降低信贷成本，而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借助于商业信用作为替代银行信贷的融资方式以弥补资金供给缺口，与假设1相符。PC与Debt1均显著负相关，说明在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期，银行可借贷给企业的资金减少。除与TC在Spearman相关性分析中不显著外（这可能是由于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PC与Debt2和TC均显著正相关，表明在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期，信贷成本提高。银行信贷指标与商业信用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采用这两种测量方法来解释债务结构较为合理。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基本支持前文提出的假设，印证了本文的假设推理。但考虑到相关性分析仅是对主要变量间做出的简单相关性分析，为增加对研究假设的有效验证，本文将综合运用单变量分析、面板数据回归等方法，以期得到比较稳健的结论。

（三）单变量分析

表4报告了以是否建立政治关联为基准，对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分组检验的均值检验与中位数秩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当POL=0时，Debt1的均值为0.2045，低于当POL=1时Debt1的均值0.2217，且T与Z统计量皆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银行信贷；与上相反，在POL=0组中，银行信贷指标Debt2和商业信用TC的均值分别为0.0905和0.1650，高于POL=1组中的0.0865和0.1641，且T与Z统计量皆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信贷成本，而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借助于商业信用作为替代银行信贷的融资方式以弥补资金供给缺口。单变量的分析结果与假设1相符。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5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方程（1）和（2）是对银行信贷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回归方程（3）是商业信用回归得到的结果，所有方程在回归估计前都进行并通过了White异方差检验。从表5可知，在方程（1）中，POL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信贷额度具有促进作用。在回归方程（2）中，POL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信贷成本。在方程（3）中，POL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政治关联降低了企业采用商业信用的融资需求。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相对更多的银行信贷、更低的融资成本，而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则利用商业信用作为替代，与假设1相符。

表6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在回归方程（1）中，PC的估计系数为-0.2903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紧缩货币政策下，企业可贷资金额度减少。POL*PC的估计系数为0.1978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虽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可借贷的资金减少，但政治关联仍可以帮助企业获得银行借款。在回归方程（2）中，PC的估计系数为0.0777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紧缩货币政策下，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POL*PC的估计系数为

-0.0345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但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仍可以从金融机构获得成本相对较低的贷款。在回归方程（3）中，PC的估计系数为0.0987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当银行不能满足市场主体的信贷需求时，民营企业不得不通过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作为替代融资方式。POL*PC的估计系数为-0.0932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会更迫切地寻求供应商，利用商业信用来满足其融资缺口。

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政治关联与债务结构的相关性具有调节效应，且这种影响效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显著，模型结果支持了假设2。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一是在前面实证检验分析中，所有的变量均为同一年度数据，而政治关联的建立和维持需要较长的时间，其带来的债务效应也不是立竿见影。同时也为了避免回归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银行信贷与商业信用进行滞后一期处理，以进一步重新检验货币政策、政治关联与债务结构之间的关系。表7―8列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是对假设1的检验，POL对Debt1、Debt2和T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02、-0.0048和-0.0072，且皆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1。模型（2）是对假设2的检验，POL*PC对Debt1、Debt2和T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813、-0.0627和-0.0642，且皆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2。这些实证检验结果和模型（1）、（2）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滞后一期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成立。

二是我国中央与地方等级分明，信贷政策是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基层政府部门对银行信贷政策的影响力较弱。因此，本文借鉴陆静、黄霞（2013）的方法替代政治关联变量。具体的，如果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或高管是现任或曾任国家级、省级、厅级政府官员，则认定其存在政治关联，采用虚拟变量（POL）取值为1；否则为0。企业除了可以采用增加占用供应商的货款，增加应付账款获得更多的资金外，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应收款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考虑到供应商主动或被动地提供商业信用，本文借鉴饶品贵、姜国华（2013）采用净商业信用作为商业信用的替代变量，用应付款项减去应收款项然后除以当期收入标准化来衡量。

表9―10列出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是对假设1的检验结果，POL对Debt1、Debt2和T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09、-0.0034和-0.0358，且皆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模型（2）是对假设2的检验，POL*PC对Debt1、Debt2和T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21、-0.0203和-0.0429，且皆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这些检验结果和模型（1）、（2）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模型（1）、（2）的回归分析是比较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

信贷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稳健性；银行信贷；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089

1 引言

会计稳健性原则又称谨慎性原则，它是会计实务操作和核算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历史悠久和最具影响力的原则之一。实施稳健性原则是对会计工作的一项重要要求，该原则有利于及时有效的防范化解企业风险，这对于保证企业的健康平稳运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未来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这些因素势必会影响企业的运营风险。因此，实行稳健性原则在当前对于企业则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企业要维持正常运营、扩大经营规模，除了内部融资外，外部融资也相当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方式就是获得银行信贷。银行信贷在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大，说明我国当前的企业融资方式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很大。然而，会计稳健性又是银行发放贷款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且银行信贷规模又会受到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因此，从宏观层面上研究货币政策变动、会计稳健性和银行信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防范化解企业风险，保证企业健康稳定运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Watts（1933）提出相关研究框架和Basu（1997）建立会计稳健性模型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围绕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文献，比如会计稳健性的度量、产生动因和经济后果等等。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大多数文献只是从微观角度单独研究会计稳健性，只是考虑的微观方面的因素，很少考虑宏观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去探讨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和银行信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出某些政策建议或启示。

2 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银行信贷关系分析

货币政策是政府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它是指政府通过调节整个经济当中的货币供给量并且通过利率、信贷规模等中介指标最终达到调控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分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两种类型。本文就分别从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出发，探讨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

2.1 紧缩性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银行信贷关系分析

政府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再贴现率和卖出有价证券等手段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减少，利率上升，银行信贷规模缩小。因此，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加大，规模减小，在此种情况下则容易出现所谓的信贷配给现象，即贷款的需求大于可贷资金的供给，有一部分需要银行贷款的企业很有可能得不到J款。另一方面，当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企业未来的盈利可能性和盈利大小的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企业的风险进一步加大，这必然会影响企业所获的银行贷款，因为银行在决定贷款与否是对企业风险评估是重要的一环。风险越小的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大，相反风险越大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和规模就越小。并且，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期，信贷市场属于卖方市场，银行有很大的自由度去选择自己的贷款对象，并且出于对风险的考虑，更愿意贷款给资质良好、运营健康、具备良好还贷能力的企业。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出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银行的青睐，企业会进而提高自己会计的稳健性原则。这样一来会提高自己未来留存收益的质量，增强银行对其还款能力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向银行发出一种安全信号，以期获得更多的贷款机会和规模。并且也会获得较低的贷款利率，降低其融资成本。稳健性原则越强实行越好的企业倾向于获得低成本的银行贷款，反之亦然。因此，一般来说，在政府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必然会降低银行的信贷规模，影响企业发展、抑制经济过热现象；但是企业则会通过提高其会计稳健性，提高其留存收益质量，以期获得更多的低融资成本的银行贷款，促进其发展。

2.2 扩张性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银行信贷关系分析

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整个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会增加，利率下降，银行信贷规模增加。一方面，由于银行信贷规模增加，企业可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会增加，并且由于市场利率下降，企业的融资成本也较低；另一方面，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期，经济运行的前景会变得良好，经济繁荣带来企业未来运行的前景也相对变好：企业运营将变得更加良好、未来经营风险将相对较低、盈利能力和大小不断增强。正是基于良好的发展前景，银行对企业的未来信心增强，对其还款能力评价提高，因此此时企业仍然会维持自己原有的稳健性水平，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去提高自己的稳健性水平，在此基础上企业仍然能够获得较低融资成本的银行贷款。因此，一般来说，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企业不会主动提高自己的会计稳健性水平，仍然会维持原有的稳健性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低融资成本的银行贷款以支持其发展。

3 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宏观系统论的视角，探讨了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银行信贷之间的交互关系，为会计稳健性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全新视角。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货币政策波动、会计稳健性和银行信贷之间存在着交互关系。货币政策的变动必然影响银行信贷的变动，进而企业会调整自己的微观行为去适应这种变化，以尽可能获得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银行贷款。一般来说，稳健性原则贯彻越好的企业，其风险倾向于越小，越容易赢得银行的青睐，获得低成本的贷款，反之亦然。

其次，一个企业的稳健性水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货币政策的变动而变动，它是企业主动理性选择的结果。一般来说，在政府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必然会降低银行的信贷规模，影响企业发展、抑制经济过热现象；此时，企业有可能会主动提高其会计稳健性，提高其留存收益质量，以期获得更多的低融资成本的银行贷款，促进其发展；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企业不会主动提高自己的会计稳健性水平，仍然会维持原有的稳健性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低融资成本的银行贷款以支持其发展。

再次，不同的货币政策取向有可能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比如，假如政府是为了控制经济过热、抑制某些行业的过快发展，因此其可能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是企业可能会对此作出提高其会计稳健性水平以继续获得银行贷款而发展，因此有可能导致本该限制其发展的行业继续扩大规模，形成一种惯性，有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无效，没有达到调控目标，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再例如政府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复苏经济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此时企业无需提高其稳健性水平也能获得成本较低的银行贷款，这必然会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达到经济复苏的目标，此时货币政策时有效的。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期，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存在严重过剩产能，去库存、去产能任务依然严峻，必须下大力气抑制这些行业的过快增长。另外，全球经济普遍低迷，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企业未来发展风险不断增强。因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政府、企业和银行必须处理好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和信贷三者之间的关系，维护经济持续健康平稳运行。因此，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货币政策，关注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是当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然举措。因此，政府有必要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限制钢铁、水泥、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发展。但是，有必要监督这些行业为了继续发展而故意提高其稳健性水平以获得继续发展，导致“虽有调控但无法有效去产能”的惯性发展怪象。所以政府应该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严格监督银行的信贷流向方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实施行政手段，保证货币政策实行效果。

第二，y行应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尤其是要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和甄别体系，严格信贷管理。加强内部控制，提高从业人员水平和职业道德。并且对于那些故意主动提高乃至造假其稳健性水平的企业更要持有谨慎态度，慎重发放贷款，减少信贷风险和银行呆坏账水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协调、有序发展。

第三，企业应主动树立风险意识，强化会计稳健性原则。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企业风险骤然加大。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应主动树立起比以往更强的风险意识，强化会计稳健性原则，维护企业的安全运营，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坚决抵制主动提高乃至通过造假以提高企业的稳健性水平，协调好风险和投资者收益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李连军，戴经纬.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融资约束[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1）：75-82.

[2]李苒苒.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企业银行贷款关系初探[J].会计师，2012，（9）：9-10.

[3]王生年，秦晓丽.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J].财会通讯，2014，（2）：3-6.

[4]汪猛.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3，（2）：55-62.

[5]刘庆祥.货币政策波动、银行信贷与会计稳健性[J].商场现代化，2015，（15）：213-215.

信贷政策论文篇(7)

Bernanke和Blinder首先开创了银行信贷渠道的研究，以一个类似于IS－LM模型的理论框架，说明在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无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影响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实现对实体经济的调控，银行借贷为货币传导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4］。Kashyap等利用银行借款替代的融资方式———美国短期融资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的银行借款出现明显下降，而同期的短期融资券发行量却出现显著的增长［2］。Bernanke和Gertler通过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实证研究证明，政府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后，银行收到存款（负债来源）的减少，使得银行将被迫减少贷款供给。而且由于信贷渠道具有“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因此能够迅速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放大和传播到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中［1］。Kashyap和Stein提供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更为直接的实证证据，他们利用美国银行1976年一季度至1993年三季度的数据研究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发现货币政策的紧缩对小银行和资产流动性差的银行影响会更大［5］。另一方面，当从银行获得的借款因货币紧缩而减少或需要支付更多利息时，企业就会转而求助于其供应商，需求导向促使企业间商业信贷成为银行借款的一种重要的替代融资方式，这也意味着商业信贷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利用企业数据，Atanasova和Wilson发现在货币紧缩期，银行借款约束的企业比例上升，银行借款约束企业会以商业信贷来替代银行借款，这一证据支持货币政策商业信贷传导渠道的存在［6］。Choi和Kim发现，在控制了商业信贷的交易动机与资产管理动机后，企业应收与应付的商业信贷在货币紧缩期都会增加，意味着商业信贷能够帮助企业吸收信贷紧缩带来的影响［7］。Mateut等利用英国企业的数据得出商业信贷有助于缓解货币紧缩程度结论［8］。Guariglia和Mateut利用1980－2000年609家英国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商业信贷渠道的存在，结果显示，在英国，银行信贷渠道和商业信贷渠道都发挥作用，而后者会削弱前者的效力［9］。zlü和Yaln通过比较商业信贷与银行贷款的运用，发现易遭遇融资约束企业在货币紧缩期会使用商业信贷来代替减少的银行信贷，这一结果暗示商业信贷会减弱传统信贷渠道的效应［10］。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问题，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的研究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宏观层面，着眼于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作总量的解读，从微观的层面、公司的角度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文献较少，与国外的系统性研究相比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的研究力图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做一些补充性贡献。

研究假设与实证检验的方法

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会存在信息的不对称，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必然导致信贷配给的发生，即如下两种情况：（1）在看来完全相同的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得到贷款，另一部分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请人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得不到贷款；（2）从人群中可以识别出这样一组人，当信贷供应额给定时，无论什么利率他们都得不到贷款，尽管当信贷供应额有所扩大时他们能得到贷款［11］。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比如货币紧缩），则会加剧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进而导致更严重的信贷配给。与国外市场存在的信贷配给不同，我国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将大部分银行信贷资源提供给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却难以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即我国银行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明显的"信贷歧视"，有大量的实证文献证明了这一现象［12－13］。当中央银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基准利率、提高再贴现率等措施紧缩银根时，货币政策的调整会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到实体经济，具体表现为企业银行信贷融资额度的大幅度降低［14］。当货币紧缩时，会进一步加剧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饥渴"，而同期国有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却依然保持较快增长［15］。这意味着，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信贷歧视问题会更加严重。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待检验的第一个假说。假说1：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其银行信贷融资下降的幅度更大。当非国有企业在货币紧缩时期面临融资困境时，就会加剧其对商业信贷的需求，有可能转而向其供应商积极寻求融资支持。而国有企业由于能够较方便的获得银行贷款，也可能为非国有企业提供这种替代性融资。但另一方面，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谈判能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16］，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有可能要求更多的商业信贷融资支持，非国有企业反而可能难以获得更多的商业信贷。因此，我们提出本文待检验的两个相对假说。假说2a：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其商业信贷融资上升的幅度更大。假说2b：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商业信贷融资上升的幅度并不比国有上市公司更大。而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得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也更低，而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与经济萎缩有关，在经济萎缩时期，企业可以便利地、低成本地获得银行贷款［15］；企业拥有充足的银行信贷之后，可以不再过多需要商业信贷融资。因此，基于这一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说。假说3：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其银行信贷融资上升的幅度更大，而商业信贷融资的变化则没有显著差异。检验假说的实质是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银行信贷融资与商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差异，其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货币政策引起的信贷供给外生变化从其它影响因素中区分出来，本文计划采用自然实验框架下的DID分析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所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分别设定如下，首先，我们构建如下模型来检验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银行信贷融资的影响：Bankcrediti，t＝α＋β1Eventt＋β2Groupi＋β3DIDi，t＋δXi，t＋εi，t（1）其中，因变量Bankcredit表示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我们在实证过程中以公司长期借款与短期借款之和占总资产的百分比表示。自变量Event表示货币政策事件虚拟变量，事件发生前的年份为0，事件发生及以后的年份为1。现实中，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往往是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的。只观察某一指标，实际上很难判断货币政策究竟是紧缩还是宽松。对于货币紧缩事件的确定，通过对中国人民银行各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阅读，以及对各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比较，我们选择2002年作为货币政策宽松的事件年份，以2000－2004年作为事件窗口，2007年作为货币政策紧缩的事件年份，以2005－2009年作为事件窗口①。自变量Group为组别虚拟变量，公司属于处理组为1，属于控制组为0。本文按照两种方法分别构建两种不同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即：（1）按照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划分，实际控制人类型为国有控股的，作为控制组，其余为非国有公司作为处理组。（2）分别将2001年和2006年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的比例排序，以最低1／4分位的样本公司作为处理组，以最高1／4分位的样本公司作为控制组。已有文献指出，在DID方法中事件虚拟变量和组别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实际包含了事件发生后时间趋势以及其他各种事件的平均影响，本身并不可靠，真正可以度量货币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影响效应的是双重差分变量DID的估计系数［17］。双重差分变量DID＝Event×Group，DID前的系数β3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双重差分系数。对于β3，有如下解释：β3＝［E（Y｜Event＝1，Group＝1）－E（Y｜Event＝0，Group＝1）］－［E（Y｜Event＝1，Group＝0）－E（Y｜Event＝0，Group＝0）］如果货币政策对不同组别公司的债务融资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则β3应当显著的不等于0。Xit是由企业规模，有形资产比率，资产利润率和企业年龄等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其中Size代表企业规模，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Col代表有形资产比率，定义为有形资产总额与总资产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企业的抵押品价值；Roa代表资产利润率，定义为净利润与总资产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Age代表企业年龄，以企业成立年数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我们同时构建如下模型来检验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商业信贷融资的影响：Tradecrediti，t＝α＋β1Eventt＋β2Groupi＋β3Didi，t＋β4Bankcrediti，t＋β5Cashflowi，t＋δXi，t＋εi，t（2）其中，因变量Tradecredit表示企业从其上游企业那里获取的商业信贷，定义为应付账款与总资产的百分比。解释变量中，货币紧缩事件虚拟变量Event，组别虚拟变量Group和双重差分变量Did的定义与模型（1）一致，如果假设2成立，β3应当显著大于0。其他解释变量还有Bankcredit表示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资源，由长期借款加短期借款之和与总资产的百分比构成，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作为替代的商业信用融资也就越少。Cashflow代表经营现金流，定义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企业的流动性和企业产生现金的能力，如果企业的经营现金流越多，则越不需要采用商业信用的方式。在本文的所有模型中，我们还设置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来控制时间对企业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的可能影响。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制环境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等因素差异较大，我们也以各省虚拟变量Eegion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未观察到的区域效应对企业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的可能影响。此外，我们还设置了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来控制未观察到的行业差异对企业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代码，我们除了将制造业按二级代码分类外，其余行业按一级代码分类。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定义见表1。本文选择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我们按照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了筛选：（1）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数据结构与普通公司存在很大区别；（2）剔除了ST、＊ST公司；（3）剔除了资产小于负债的公司；（4）剔除了相关年份银行贷款、商业信用、资产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为了防止数据的异常值干扰实证结果，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的方法对连续变量两端的异常值在1％的水平下进行了处理，即对所有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值分别等于1％分位数和99％分位数。文中所使用的最终控制人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CCER色诺芬数据库。文中所有的数据整理、计算与实证检验均利用STA－TA11软件完成。

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正式的实证检验之前，我们首先对不同组别公司的关键变量在两个事件窗口下如何变化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首先观察2002年货币政策宽松前后的情况，无论是按照实际控制人分组，还是按照国有股比例分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银行信贷Bankcredit在2002年前后的变化一致，均值都在2002年之后有所上升，说明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在货币宽松时期会上升；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商业信贷Tra－decredit均值在货币宽松之后也都有所上升。我们接着观察2007年货币紧缩前后的变化，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按照实际控制人，还是按照国有股比例分组，处理组与控制组的银行信贷Bankcredit均值都在2007年货币紧缩之后有所下降。我们同时注意到在2007年货币紧缩之后，处理组的商业信贷Tradecredit均值有所下降，控制组的商业信贷Tradecredit均值则有所上升。当然描述性统计仅仅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觉信息，还不足以作出最终判断，在下文中，我们将在控制了企业特征、年度效应、区域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相关问题进行严格的检验。本文的回归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是时间跨度小而横截面观察点多的面板数据，对于这类数据来说，使用常用的估计方法会低估标准误差，进而导致高估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而对标准误差进行聚类（cluster）调整后得到的标准误差才是无偏的。所以在对本文模型进行检验时，对标准误差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采用稳健的标准差。表3是2007年货币政策紧缩事件的双重差分实证结果，我们首先看银行信贷融资Bankcredit的结果，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Event2007年前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Event2007年前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货币政策紧缩引起上市公司整体银行借款的减少，符合货币政策传导银行信贷渠道的预期；组别变量Group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2005－2009年，处理组平均获得JINRONGYANJIU｜金融研究的银行信贷融资比控制组的更多；对于双重差分变量，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DI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的系数则是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处理组的银行信贷融资相对于控制组下降的幅度更大，也说明货币政策紧缩对非国有上市公司银行信贷融资的影响更大，这一实证结果也验证了假说1的成立。对于商业信用Tradecredit来说，E－vent2007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货币紧缩之后，上市公司整体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会上升；对于组别变量Group来说，其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2005－2009年，处理组平均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别；对于双重差分变量，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DID的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而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DID的系数则是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货币紧缩之后非国有上市公司并没有比国有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商业信贷融资，这一结果基本上验证了假说2b的成立。表4是2002年货币政策宽松事件的双重差分的实证结果，我们首先看银行信贷融资Bankcredit的结果，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Event2002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这一系数为正不显著，但事件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实际包含了事件发生后时间趋势以及其他各种事件的平均影响，本身并不可靠；在方程（1）和（2）中，组别变量Group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2000－2004年，处理组平均获得的银行信贷融资比控制组的更多；对于双重差分变量DID的系数，方程（1）的结果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方程（2）的结果也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处理组银行信贷融资的上升幅度相对控制组更大，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货币宽松期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这与假说3基本是一致的。对于商业信用Tradecredit，无论是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还是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Event2002前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政策宽松引起上市公司整体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上升；对于组别变量Group来说，方程（1）和（2）中的结果一正一负，但都不显著，说明在2000－2004年，处理组平均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别；对于双重差分变量DID的系数，方程（1）中的结果为负，方程（2）中的结果为正，但也都不显著，表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处理组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变化幅度相比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表4的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说3的成立。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