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论文篇(1)

关键词：FTA；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国内研究

盛斌（2001）从现实中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与自由贸易理论解释的缺位入手，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在形成过程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切入对国外研究进行综述。严建苗（2002）认为：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的假定，拓展了原来的纯贸易福利效应理论，使得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突破经济福利效益的分析，将政治因素作为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解释变量，并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总结。盛斌（2002）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国家战略”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型，对跨时期跨部门的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保护情况进行研究，以此实证相关理论结论的有效性。盛斌（2006）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多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

二、国内对FTA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由于对政治经济分析的狭隘理解及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发展的追踪的缓滞，直到最近几年国内对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蔡宏波，黄建忠（2008）基于FTA的政治影响因素、福利效应、未来发展等不同领域里的研究对国外FTA理论进展进行了简单概括，从贸易的福利效应分析、FTA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其对国内生产率的意义等维度对FTA的实证研究进展做了总结。但事实上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FTA战略的积极推进潮流，国外FTA理论及实践研究的进展已远远超过国内研究所能触及的深度。

从FTA的战略层面的研究看，杨红强和武亮（2006），李富有和何娟（2007）等都对美国的FTA全球战略进行了研究，研究视角基本围绕在美国FTA的制度分析、实施进展、战略意义及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孙玉红（2008）对跨区域FTA的决策动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指出单纯追逐经济福利的目标一国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地域性临近优势的国家缔结FTA，从全球战略目标、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外交政策目标、FTA长远发展的示范效应四个方面对当前跨区域FTA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的动机进行了总结。这里不得不重申的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缺少理论依据的支持，也缺少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所谓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是较为狭隘的对于政治性、经济性影响因素的罗列，这是我们之后在贸易政策尤其是FTA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领域里研究模式、研究工具上应积极改善的地方。朱颖（2009a）认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FTA是当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的重要工具，是美国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借助本国的国际实力实现国家利益推进全球FTA战略的重要载体。他认为研究美国FTA战略是紧迫且必要的，对中国FTA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朱颖（2009b）具体分析了美国中东FTA战略，其战略进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美国-以色列FTA的缔结；美国-约旦FTA的实施；中东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提出。美国逐步推进战略实施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加快中东地区国家的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促进其经济增长，为美国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奠定基调，从而更好地实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性目标。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篇(2)

[摘 要] 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简要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实施该类政策的情况，提出了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出口补贴 关税 一、引言 20世纪 80 年代，以克鲁格曼、 赫尔普曼 、 兰开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论文，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布兰德、斯潘塞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它动摇了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策干预的合理性。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在引起理论界重视以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于许多产业，作为国家产业政策已显示出其比采取单一手段更大的优越性。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欧洲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飞机生产的支持政策和日本70年代开始的以半导体为目标产业的政策显示出了一定的正面效果。 1.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1985年里根政府宣布“贸易政策行动计划”，开始了外贸政策的全面调整，其核心内容是变“无条件自由贸易”(Unconditional Free Trade)为“互惠自由贸易”(Reciprocal Free Trade)，目标在于保证外国市场对美国开放，保障美国获得更多的出口机会。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授权总统对贸易对手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可单方面采取制裁措施，这就是所谓的“超级301条款”。1989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国家贸易政策纲要”，并加强对来自国外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抨击，单方面宣布有关国家为“重点观察国家”，迫使对方向美国开放市场。克林顿执政后，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内容是运用出口补贴、优惠税收、进口壁垒等措施，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收益，并借机分割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利益。 2.欧洲在飞机制造方面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在飞机制造方面美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是美国科技实力的显著标志。欧洲各国长期以来希望发展本国的飞机制造业，以期与美国企业竞争。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各国政府为合作开发飞机生产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努力。其一是英法共同开发协和型超音速飞机，两国政府为开发这种飞机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该项目在商业上虽收效不大，但却对欧洲共同生产飞机（即生产空中客车）产生了技术外溢；其二是欧洲各国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大型客机，直接与美国飞机竞争。公司的资本费用和其他成本由成员国政府补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例子。空中客车公司成功地生产出商业上可行的飞机，尤其在小型客机中，在性能和运行成本方面，能与美国波音公司一决高低。迄今为止，空中客车公司是商用飞机市场上能与美国波音公司抗衡的惟一大型飞机制造商。 3.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从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政策转向以高技术产业为重点。最著名的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对半导体工业的支持。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为一体，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关税实行差别进口待遇的手段，对原材料、燃料和生产资料执行低税率，而对消费品执行高税率；通过限制外国资本投资日本国内市场（尤其是钢铁、化学等重化工业）， 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隔绝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渠道；通过外汇配给制，鼓励和支持技术引进；利用政策性融资、特别租税措施，以及关税等扶持主要产业的发展；对优势产业实行出口激励。 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上述国家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的共同点：一是即使存在贸易摩擦，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在多边国际贸易框架内实行对外贸易政策；二是多种政策措施密切配合，尤其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三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优先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四是对政府补贴的运用；五是有差别地使用关税政策。 三、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利用WTO所允许的对相关产业保护的规定，实行适当的贸易 保护。第一，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保护。鉴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具备全面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也可在一定过渡期内保留对某些高技术企业的非关税保护措施，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或其他进口数量限制措施，以及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义务。上述保护措施在WTO主要的货物贸易多边协议中明确说明对“特定工业”是允许的。第二，在WTO的相关协议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条款，以便在特定的情况下保障成员国其他重要的利益。第三，WTO管辖的是成员国的对外贸易，而对于其国内政策，WTO往往无法进行干预。 2.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我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补贴，以弥补技术外溢给其造成不能获得全部收益的损失，增强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应有的支持。二是政府直接投资科研项目。许多前沿及基础科研项目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受跨学科、投资回报期限及人力、财力等限制而显得勉为其难，而这些科研活动对国家长远发展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政府出面协调、组织，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 3.政府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时应特别注意扩大其规模，使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提高本国福利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的。但是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市场集中度低，企业生产成本较高，不具备应有的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王 晶:WTO贸易救济措施与战略性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年第10期 马 腾: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年第6期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篇(3)

一、60年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篇(4)

关键词：经济相互依赖；周边海洋权益争端；贸易和平论

中图分类号：F752；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03-09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三百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三万多千米的海岸线和上万个岛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权益维护。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所宣称的海洋权益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还受到相关国家的侵犯，涉及到海洋和海洋产权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宣称拥有海洋利益的四大海域中，除了渤海为中国内海而不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外，东海、黄海和南海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则涉及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等。有的国家由于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甚至存在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如日本由于问题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有的国家虽然与中国也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但是在政治上相对比较缓和，如韩国。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第二个国家，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0%。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国。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看，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如果按照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发生战争或政治上的极端冲突，然而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在政治和经贸关系上却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因此，需要弄清楚：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为什么还会发生争端或冲突？这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和平论是否存在不一致？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同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也都与美国等第三方国家存在政治和经贸关系，其密切程度将会影响到能否运用贸易和平论分析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冲突。

二、文献综述

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联系密切：第一，贸易和平论是最早地将经济与和平或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而提出来的判断，主要是讨论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虽然将贸易看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而是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第二，贸易和平论的最新发展就是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二者所得出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三种观点：（1）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减少冲突，促进和平的实现。（2）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不仅不能够减少冲突，反而会增加冲突。（3）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或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分析或研究的方便，本文同时使用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关系两种表述。

（一）贸易和平论的提出

贸易和平论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的克吕塞，其基本观点是通过自由贸易也能够获得依靠征服或占有所获得同样的收益。20世纪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重新阐述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木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基欧汉和奈为相互依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基于预期收益模型，Polache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就越高，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从国家间的冲突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贸易或其他经济手段所取代的话，那么贸易和平论无疑是成立的，并且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越密切，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Rosecrance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Fearon提出了理性主义军事冲突模型，认为军事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间谈判的失败，如果国家间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或争端，军事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国家都是理性的，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许多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Polachek与Polachek等证实了贸易和平论。Polachek对1958-1967年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贸易与净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olachek等证实了改善贸易条件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会增加冲突。波拉切克和西格利的研究表明，“贸易国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更少的对抗，且贸易量增加一倍，会使好斗性减少20%”。

（二）贸易和平论受到的挑战及发展

然而，贸易和平论也受到了挑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是导致和平的原因.反而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华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属于低级政治问题，而和平与安全等属于高级政治问题，经济联系根本制约不了国家间的冲突。

从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韩国是中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1997-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名列前茅。仅次于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和美国。从韩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来看，中国在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2003年和2004年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在政治上，中韩双方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共同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中韩两国加强沟通和协商，中方支持韩方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支持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等。在朴槿惠于2013年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之间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然而从2016年开始，由于韩国与美国联合部署“萨德系统”而在政治上日益趋冷，出现了“政冷”。

（二）中日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上变数较大，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日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交流比较频繁，但是政治上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领导人个人所在党派和立场的影响而表现得“时冷时热”。

在经济上。中国与日本都为对方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日本被欧盟和美国超过而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日本又被东盟超过而成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年，日本又被中国香港超过而成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从日本的对外贸易伙伴来看，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2013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上升。

日本是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的前五位，许多年份位于第三位，是除中国香港和维尔京群岛之外的最大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本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呈下降趋势。

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一直变数比较大。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首相态度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忽冷忽热。中日建交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首相对华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友好的，均积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也有一些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模糊态度，或参拜靖国神社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任首相对中国都比较友好，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对华道歉，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部分首相对华态度强硬。

（三）中菲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交往长期向好，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矛盾较多，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菲自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双方领导人多次互L，并在2005年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然而，由于中菲之间在南海岛屿和海域等问题上存在争端，致使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还存在较大冲突和分歧，特别是2015年6月初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讲，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致使中菲关系跌入谷底。中菲关系在阿基诺三世时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冷经热”。2016年6月30日，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多次表达了“亲中脱美”的立场，使中菲政治关系迅速升温。

在贸易方面，从绝对量上来讲，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0亿美元，增长了二十多倍。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1.41%，对菲律宾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0.90%，从菲律宾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2.42%。从贸易量上看，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进出口商品的类型来看，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菲律宾无法找到同样价位的替代货源，但中国从菲律宾进口的主要是香蕉和芒果等农产品，替代进口来源不仅很多，而且同等价格的替代货源很多。

（四）中越关系：政治上经历了波折之后基本平稳，经贸往来密切

在地理上，越南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中唯一陆地接壤的国家。越南与中国的云南省、广西省接壤，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早在1950年就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不顺畅，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20世纪60-70年代是非正常化时期，1991年以来为正常化时期。在1991年正常化之后。1991-1998年为恢复重建阶段，1998--2007年为全面合作阶段，2007年至今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自1991年以来，中越之间基本上每年都有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甚至一年中会有多次。可见，中国与越南之间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政治关系平稳，双方领导人都在积极推动向前发展。

从经贸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五、对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背离”的分析

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经贸关系都比较密切，从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紧张类，即政治关系波动较大，特别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更替，由于海洋争端而造成的军事关系相对比较紧张，存在发生潜在战争的可能性，日本属于这一类。第二，政治关系友好类，虽然存在海洋争端，但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韩国属于这一类，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的菲律宾属于这一类。第三，政治关系相对比较友好类。历史上曾经由于海洋争端发生过战争，近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周边国家对相关海域的声索、占领和控制开始于尚未与中国建交时期

中国宣称拥有的海域主要是依据“历史性权利”，如对南海海域是依据“九段线”，在东海、黄海海域是依据中国世代渔民曾经到达、生产并且官方记载管辖的海域，然而这些海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各方面原因并未实际占领和控制，既没有驻军，也没有中国居民居住，这就给相关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登陆、占领、驻军和声索的机会，而且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要么尚未建立，要么尚处于建立初期还不稳定。

（二）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日本和菲律宾态度相对比较强硬，尤其是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和2010年6月阿基诺三世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后。日本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问题展开的；菲律宾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南沙群岛中菲律宾强行占领和控制的岛礁沙滩展开的。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的强硬和战略的转变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中菲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建交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致力于经贸关系的发展，海上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和重点，但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从2011年开始中菲关系急剧恶化，一直到2016年7月初阿基诺三世任期结束。从其国内政治来看，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阿基诺三世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喻文灵和冯威指出。阿基诺三世在担任总统之前是个“懦弱、缺乏自信和不够果敢的人”，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了树立其强硬的形象，对华摆出强硬姿态。第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是阿基诺三世满足石油集团利益的结果。第三，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总统时对军队的承诺也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根源。第四，中菲经贸关系即便受到两国海上关系的影响，受影响的也主要是低收入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有限。在杜特尔特上台后，表现出了“亲中脱美”的政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该立场，在10月初甚至宣布“暂停与美军在南海的巡航和军演计划”。与此相应，中方也表达了对杜特尔特的友好和欢迎态度。在9月底菲律宾的民意调查中，杜特尔特获得了64%的满意度。从阿基诺三世到杜特尔特执政菲律宾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态度变化，也体现出中菲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21世纪之后的日本历任首相中，对华友好的首相在位时间都非常短，而对华比较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在位达到五年半、安倍晋三已经在位近四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连任。这主要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和右翼势力的增强密切相关：第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党竞争中提振经济的战略和政策乏善可陈。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各执政党和首相虽然提出了许多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政策，然而都没能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竞选中提振经济的纲领就越来越不能吸引到选民。第二，右翼势力增强，选民对“领土”问题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从2009年9月16日上台的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和2011年的野田佳彦都属于日本，然而野田佳彦与前两位的对华政策完全不同。特别是2012年日本的“购岛”风波将中日关系推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野田佳彦的对华政策与日本上台之后支持率迅速下降密切相关。第三，日本对华政策虽然可能会影响到其经济利益，然而这一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反倒是以“领土”为由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能够获得更多支持。

（三）美国作为第三方介人是导致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之间中，一直都有美国等大国的参与：第一，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存在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或经贸往来。第二，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军事合作密切。第三，美国试图借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

1.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1）日本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在2007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是相对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第一，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第二，虽然从数量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但是从结构上看，日本对美国是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主要是贸易逆差，表4给出了2014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由表4可知，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差不多，但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这就导致了日本对美国存在574.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为545.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日本2014年存在1218.54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依赖程度。

（2）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为韩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并且韩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也很密切，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表5给出了2014年韩国与前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及占比情况。由表5可知，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3）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

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贸关系密切。郑国富研究表明，1981-2007年，美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美重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年之后，日本稳居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额在新世纪之后增长比较快，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来源国。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额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在缩小。2014年之后，中国成为菲律宾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然而，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中，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菲律宾全部贸易逆差的绝大部分。据统计，2015年1-11月，菲律宾累计贸易逆差为86.4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到71.72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83.00%。然而，菲律宾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额都大于进口额。在菲律宾贸易存在逆差的背景下，其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程度显然要高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1）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从1951年9月签署《旧金山和约》开始进行安保合作，形成“美日安保体制”。虽然经历了冷战、冷战后等几个阶段，“美日安保体制”的内容和形式等有所修改，但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本质没有变化，美国借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化。

从本质上讲，中日问题就是美国与日本《旧金山和约》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日《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1952-1953年，在美国支持下，琉球群岛托管政府扩大托管范围，将列入其中；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和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这成为日本之后强行占领并宣称为其“固有领土”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归属本来没有问题，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对日政策造成的。2015年4月27日，美日第三次联合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此袁杨等指出，美国“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不仅鼓励日本积极发展防卫力量，加强西南方诸岛军事部署和有针对性的战备演训，还对安倍在防卫政策上的种种出位举动表示支持或默许”。

可见，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是日本能够不断挑起中日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成为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2）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双方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本来是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也一直都在韩国有驻军，目的是捍卫其所谓的亚太利益。朴槿惠执政期间，韩美军事合作比较突出的就是2016年7月韩方不顾中方反对确定在美军驻韩军事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并且选址。应该说，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直接与中韩海洋争端有关。但是韩国不顾一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部署萨德系统，却是导致中韩关系在2016年趋冷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出面对安全问题，经贸往来只是一个低级政治问题，至少从韩方、从朴槿惠的公开言论来看是如此。

（3）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一直建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1991―1992年底，美国向菲律宾归还了6个军事基地，一直到1995年前后，无论是美国还是菲律宾都在弱化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1995年“美济礁事件”之后，菲律宾感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将对其形成长期安全威胁，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1998年，美菲签署《访问部队协定》，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在东南亚反恐的主要基地，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等；2009年之后，随着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行，美菲军事同盟得到优化和提升，美国对菲律宾军事访问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和频率等都大为增加，使得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

六、结语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篇(5)

到2月20日，特朗普上任整一个月，已经宣布对TPP休止，对北美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定重谈，对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等策略等都开始实施。但对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措施却迟迟没有出台，他针对中国释放了多种言论，包括了宣布汇率操纵，征收45%的高商品关税，加上其近期的“边境税调整”等，贸易保护主义异峰突起，基本都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可这些“贸易措施”或是相关言论直接影响到中美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策略，何时出笼？那么到底对中国及全球有多大影响？

按照“先简后难”国事处理方法，特朗普新政对中国的策略很有可能是3月或4月初推出。毕竟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中贸易平均每年美方逆差达6000亿美元全球之最，长期逆差自1980年开始至今近40年），这是商人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对中国“下狠手”的根源所在。

一、中国

2017年2月16日上午，商务部召开例行会，新闻发言人孙继文给出了几个比较敏感的数字，第一个数字是FDI的使用数据，另一个数据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数据。根据孙继文的表述，中国1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01亿元，同比下降9.2%，而对外直接投资金额532.7亿元，同比下降35.7%。这就是说，对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投资环境开始发生逆转了……

据商务部网站的商务数据中心披露，从2016年1月到2017年2月来看，2016年6月份FDI数据最大，但之后猛然下降，据此分析：2017年7月份FDI数据较6月份直接跌近50%，之后才慢慢恢屯蹲适额。此外，整个2016年度共有279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同比仅增加4.1%，而最近公布的2017年1月份设立2010家，占2016年度数量比重7.2%。

根据孙继文的表述，今年1月我国吸收外资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上年同期到资比较集中，基数较高。但其实这个理由很牵强，因为这个数据较去年同期1月还下降了9.2%，两个年份基数集中程度是一样的，而投资的数额下降说明中国对外资的吸力在减弱。不过按环比来看，这个数据从去年6月份开始有一个缓慢的恢复过程。

在2016年度，对华的外商投资中，前四名有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美国，其中中国香港占据了大壁江山。2016年6月，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紧接着10月份美国进行了总统竞选演讲，而美国加息言论甚嚣尘上，国际形势较为复杂。中国方面，外汇储备流失较为严重，一度紧逼3万亿美元大关，到2017年1月突破3万亿美元至2.998万亿美元。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外商投资的服务业比重高达73.9%，制造业才25.2%。可见外商更看重中国的服务行业，而香港投资的服务行业大部分投资于金融类行业。中国去年在金融去杠杆以及金融监管上做了很多功夫，善用股权投资的方式，通过资本运作达到获利的目的路子越来越窄。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或以证监会加强了资本监管措施有很大关系。

不过中国对外投资下滑更大。2017年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的9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532.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5.7%。中国对外投资数据比FDI要糟糕的多。究其原因，国际因素方面，比如美国特朗普上台发表对华的言论以及英国脱欧影响，导致国外资产价格波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存在很大的政策风险。因为对外投资的企业大部分是以国有资本形式出现，出于投资政策的布局，政府选择少对外投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国内因素方面，因为近月来外汇储备流失较为严重，引发了监管部门的注意，因此政府加强了资金流进流出的监管措施，并设定了资金流出的限制，导致非国有部门资产很难通过资金夹缝跑到国际投资。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最大变化。总的来说，国内经济环境目前较缺乏吸力，这值得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外商直接投资需要的是回报支撑，因此投资成本很重要，中国在加大对外引进资金时，应该充分考虑投资成本的问题，给予外商一定的优惠条件，以此对抗美国的减税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资。

同时资金限额流出会阻碍“财政优惠”的传导，而且这种限制会让外商觉得交易成本增加的程度要比优惠要大，从而不会加大对华的投资。而且中国在对外引资太依赖于香港，这说明两个问题的最新变化：一是，中国整体引资政策具有较大的倾斜性；二是，除香港外的其他经济体不愿来中国投资。香港和其他国家投资金额差距这么大，说明中国还要更加强大，经济大门应该更加向全球开放，要向世界不同的经济体引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

二、美国

特朗普喊的最响的是将美国企业所得税降至15%，他在2月初的第一次施政会上说，在两三周内公布（也就是2月末）企业政策出笼。若成真，那么这将令全球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将发生根源之变，美国则真有可能成为全球企业税率的最低点。

如果美国果真要开展对华贸易战，最有可能卷入其中的行业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业，汽车及零部件行业，服装、皮革及相关行业，家具行业，而为这些行业提供配套的纺织印染、包装印刷、五金模具、塑胶油漆等行业也必定受到影响。

特朗普上任不久，立即推倒了据称是专门围堵中国的TPP，国内一片欢呼。然而，就在大家忙着举杯欢度鸡年的这三四天里，特朗普一口气签署了对我国客车卡车轮胎、家电洗衣机类商品接近50%的关税惩罚，两者前后只隔了一天！

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在雄鸡之国的鸡年，我们迎来了比2016雾霾和涨价风潮更严峻的考验。

2017年1月28日，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特朗普迫不及待地打响对华贸易战。

（1）美国华盛顿时间1月18日，美国商务部一口气作出三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非晶织物征收162.47%反倾销税和48.94%-165.39%的反补贴税。对中国普碳与合金钢板征收68.27%的反倾销税率和251%的反补贴税。对硫酸铵征收493.46%的反倾销税率为和206.72%的反补贴税。

（2）1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最终裁决，将对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产品收取反倾销税，收取幅度约为33.12%至52.51%。根据美国商务部所出示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型洗衣机产品总金额达到11亿美元。而在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官网称，1月以来，仅该网页上公布的就有多达近十起贸易救济调查相关案件，包括美国对华液晶电子手写板、弓形刀片箭头产品以及篮板组件和产品提起的三起337调查申请。

（3）在1月9日、1月13日，中国商务部还分别就美国对华双向土工格栅反倾销反补贴终裁、美国在世贸组织中国对原铝相关补贴措施发表谈话。

早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就宣称将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因此，特朗普的当选，全球各国、几乎所有华人精英认为这或许是2017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只“黑天鹅”。果然，特朗普胜选后，提名经济顾问Peter Navarro领导新组建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其最为人所知的特点是“对中国持鹰派立场”，此外任命钢铁反倾销强硬派Robert Lighthizer为美国贸易代表。这些人事安排非常明显地表明了特朗普即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Q易立场。在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前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也警告说“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将削减贸易赤字、提振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为其新官上任的前三把火。中美贸易，中国每一年顺差平均达6000亿美元，这就是商人总统开火第一大目标。

计算机、电子、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皮革、具等行业将受冲击既然特朗普的削减贸易赤字、提振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三大目标将直接与中国稳经济求发展的诉求发生直接对抗，那么，中国的哪些行业会受到涉及呢？从贸易赤字来看美国的计算机、化工产业、电子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赤字规模最大的行业，而造纸业、林业和渔业赤字规模较小。美国要想迅速缩减对中国贸易的巨大逆差，很可能对这几个行业实施精确打击。但考虑到化工的环境污染因素和对进口的极端依赖程度，短时间内这个行业可保无虞。

综合各种因素来考虑，权衡是否要开打一场贸易战，特朗普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1）贸易赤字规模；（2）国内生产将能承受多大程度的进口减少冲击；（3）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特朗普班底重臣班农自称是“经济民族主义者”（Economy Nationalist），注重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政治上，班农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一向敌视。在2016年3月的一次电台采访中，就曾经说过”我们将在5到10年内和中国于南中国海有一战”（“We’re going to wa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five to 10 years， aren’t we？”）。

若中美在南海有任何擦枪走火，我们绝对不希望NSC作战室里面有班农坐在那里（读者可以脑补一下美剧里面每次NSC开会讨论是否攻击对方时鹰派鸽派争论的场面）。事实上，班农在NSC的任命就被美国政界多名人士反对，理由是有政治立场的官员/顾问不应该进入NSC这种决定战争和重大人员伤亡的决策委员会里面，而是应该由无预设政治立场的专职官员去处理以及给总统提意见。例如小布什就明确地不让他的首席策略顾问常列NSC会议。

特朗普目前对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指责主要有三个方面，他称中国操纵汇率贬值人民币，补贴出口，在某些领域不向外国开放市场或设置贸易壁垒。他执政后无外乎要把这三个领域作为对中国贸易战的主战场，即给人民币升值以压力，又要对美国进口的中国货物征收高额反倾销高额关税，并设置进口配额。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篇(6)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 利润转移论 外部经济论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产生

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之前，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而且排出了产品的差别、科技和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产生顺应了现实经济的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将实际的经济条件列入研究之中，而战略性的贸易理论也应运而生。

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

二、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战略性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

利润转移论是该理论的核心，它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中，国家从战略性的角度，积极运用战略性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等手段，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使其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扩大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攫取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以增加本国的经济福利。这里的贸易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从国外向本国转移利润。

而外部经济理论又包括技术性外部经济和收益性外部经济。技术性外部经济是指，厂商（或个人、社会）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而不必为此付费，那么对于本国来说，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那些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就不会得到其理想的预期收益，从而导致私人投资不足；收益性外部经济是指，厂商（或个人、社会）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厂商的集聚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而该厂商同样也可以不必为此付费。对于本国来说，如果该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处于发展初期，规模较小，则政府可以通过保护的贸易政策对其进行扶持，以帮助其发展，提高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三、战略性贸易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也越来越成为主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日益盛行，因为市场毕竟有国内国外之分，国际间的竞争以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美国对“波音”的战略性扶持，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和印度对其软件产业的扶持等等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中国制定和实施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势在必行。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既要顺应潮流，遵守国际规则，更要积极主动的发挥自身优势，调整政府的角色，使之更有效的发展本国的产业，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扶持的目标产业的选择

国家进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键在于对扶持产业的选择，因为一国一旦对某一行业进行战略性保护，必然会对其他使用该资源的其他行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选择目标行业的时候：第一，一个较好的目标产业应具备生产成本的优势（比如廉价的原材料），或者受学习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影响；第二，应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在一定时间内的很高的行业准入壁垒，防止其他厂商的进入而导致超额利润的消失；第三，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从而保证其在与国外相同企业竞争的时候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第四，如果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则应保证其具有内向型的市场结构，以避免其技术外溢到国外的相关产业。总之，该目标产业应该是国内基础设施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说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汽车产业或文化服务类的产业等等。

（二）扶持的时间选择

国家对于产业的扶持多在其处于幼稚产业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该产业没有足够的竞争力，而一但该产业逐步走向成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时，政府对其的扶持政策就应该及时取消，从而使该产业在走向成熟后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弥补政府扶持的成本投入。

（三）外部环境的约束

战略性的贸易政策的实施应保证在不违背外界市场环境的前提下，否则将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和报复行为。一方面，不能违背WTO的相关规则和制度，另外一方面，也不能与和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相抵触。

四、小结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我国对其研究还尚未成熟，我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发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最佳作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又一个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篇(7)

关键词:跨越式发展,战略,中国外贸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特征

从总量上看,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80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排名第二十六位;到200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6207.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出口国;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提高到8512.1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0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达11547.4亿美元,在世界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2005年,这一系列数据的变化标志着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从结构上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由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制成品为主,1995年至今,又实现了以纺织服装为主向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关键转变,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变化。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

以工业品出口为例,1990年和2000年,中国工业品出口额占世界工业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9%和4.7%,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比重分别是12.2%和14%、11.5%和9.7%(数据来源:《国际金融报》,2003年5月28日,第三版)。WWw.133229.CoM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品出口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市场份额有大幅增长。

以2000年中国出口的32种主要工业品为例,2000年中国大陆地区有棉布、非针织男外套、非针织女外套、纺织品4种出口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位于世界第一,其中纺织品是我国出口商品中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蓝庆新、王述英:“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高对策”,《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统计委员会sitc的分类标准,我国外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以sitc6和sitc8的大部分商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9.2%提高到2003年的55.2%,其中,占我国出口总额一半以上的机电产品出口中2/3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虽然加工比例不断提高,但从技术结构上看,仍以粗加工为主,是典型的简单加工或组装加工,仍属劳动密集型加工(傅钧文:“外贸依存度国际比较与中国外资结构型风险分析”,《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4年第七期)。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国际市场占有率正逐步下降,竞争力不断下降,如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在数量大增的情况下,出口效益低下,出口结构提升缓慢,在国际上单纯依赖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因而面临国外各种贸易壁垒的打压,更加大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下降趋势。而同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这使得我国外贸产业面临双重发展压力。这与长期依赖成本优势、不重视科技开发和结构升级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也与相对更加依赖劳动力低廉国家的竞争有关。如果不尽快转化为竞争优胜,可能将导致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低级层次和价值链的最低端。

(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服务贸易缺乏竞争力

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目前我国具有相当优势,但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中,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还很低。国际市场占有率不到1%且位次比较靠后的出口商品主要有:型钢、内燃机、非电力机械零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件、电力机械、半导体、配电盒及零部件,其中,内燃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低(蓝庆新、王述英:“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高对策”,《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可以看出,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及其价值链环节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许多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仅仅从事一些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以研究、开发和生产力为特征的产业格局还只是雏形,高新技术产品中的“三高”产品严重依赖国外进口,例如,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前三位都是集成电路类产品,此外,机器设备的进口依赖也比较大,其中100%的光纤制造设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以上的数控机床、纺织机械等依赖国外进口,关键设备中

的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的进口依存度也较高。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与商品贸易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2005年我国在世界排名第八,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信息服务、咨询、广告、金融、专利等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国际经济竞争和贸易摩擦日益凸现,中国对外贸易风险加剧

由于历史渊源、经济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优势要强于中国,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服务贸易产业方面。但随着中国出口至上战略的实施,中国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力也正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同时,中国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据世界贸易组织对2003年世界上出口规模最大的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排序,除了列第四位的中国出口额占全世界的5.8%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名列其中,中国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同时,也面临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向世界市场进军的同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尤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摩擦的主体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全球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4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亚非国家7个,发起了24起反倾销调查,2004年第一季度对我国反倾销立案的6个国家中,5个是发展中国家,上半年立案的12个国家中,9个是发展中国家。2004年下半年,共有17个世贸组织成员对32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0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调查占了77起,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依然最多,为25起。从总体上看,1979—2004年期间,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数量最多的十个国家来看,美欧依然是最多的两个地区和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直追而上,在十个国家里,发展中国家占了6个。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大规模实施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严重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额,打击我国相关出口地区和企业的发展,容易引发国际经济摩擦连锁反应,增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风险。这与执行出口至上的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尽管中外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诱发中外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二、对传统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反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贸易实施的发展战略,是针对当时外汇短缺的困难而采取广泛的出口鼓励措施和大幅度低估汇率刺激出口的出口创汇战略,对国内市场则采取相对较高程度的保护措施,该战略倾向于具有进口替代特征的内向型战略。针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已排名世界第一,达8900多亿美元,中国外汇短缺的状况已经改变,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三,达14221.2亿美元,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进口6601.2亿美元,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产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在静态的贸易模式中,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而且将呈逐渐降低趋势,导致出口企业为保持出口而展开恶性竞争,低价出口,造成出口价格的不断下滑和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中国已成为目前时期贸易条件恶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变化,要受多边贸易体系相关原则和规则的约束,中国将被强行改变偏向进口替代型的贸易战略,并在客观上加快向贸易自由化战略靠拢。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应该摒弃完全以出口创汇为主导的对外贸易战略,构建以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对外贸易效益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跨越式发展战略应立足于比较优势战略,将政策导向转到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轨道上来,从静态比较优势走向动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三、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选择

(一)战略的核心内容

跨越式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跨越发展论已经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

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中共十六大的文件中又对跨越发展论作了科学的规定,“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制定,要结合现阶段的经济积累状况来考虑长期性的目标指向,体现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的战略意图,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不是单纯的计划制定,而应当让利益集团从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中,展望各自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促使企业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向利好项目大胆投资。因此,中国实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整体性框架应该是:以产业结构提升为目标的积极而可行的贸易政策,提高对外贸易部门的效率和竞争力,改善国内引资和投融资环境,采取灵活安排的汇率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的发展。

(二)战略的政策含义

采取适合本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是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成败的关键,遵循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可以更好的利用中国的资源禀赋,加速稀缺生产要素的人均占有,从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大幅度优化升级。在此过程当中,政府在利用比较优势对新兴产业进行选择、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等问题上可以起到与市场机制同等重要的作用。

适合本国对外贸易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当是出口创汇战略和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并重的两个部分,出口至上战略中除了继续实施商品出口战略,还应当考虑资本和服务贸易的出口战略,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应当包括进口产品战略和进口安全战略。

以上战略的政策含义在于:除关系国防安全的最重要资源型产业外,把大量资源型耗能型产业逐步向境外转移;把以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逐步改造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逐步推向销售国,国家积极支持组织跨国企业,甚至可以投入必要的强化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最有希望在国际市场占据战略地位的产业发展;利用外资政策要为产业政策服务,通过引进外资首先着重引进技术,利用引进的技术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陶俊.“从显形比较优势看中国后发优势”[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2、余新海.“跨越式发展中政府有效干预的经济学解释”[j].上海经济研究,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