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精品(七篇)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1)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发展；新评价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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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论文篇(2)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文化产业;借鉴
文献标识码:F742 中图法分类号:A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通过对市场结构和环境的某种战略干预, 培养和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更大限度利益的方向前进。文化产业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朝阳产业”,它在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将文化经济、文化贸易设定为战略目标, 将文化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并从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可见该政策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背景
在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复兴、50年代和60 年代的高速发展、70 年代和80年代的稳定增长以及 90年代的衰退几个阶段,在此期间,日本的产业政策几经转变,战略性贸易政策重点也几度调整。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日本主要扶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重化工产业,如钢铁、电机、汽车、造船等,70 年代中期以后,扶植对象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像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甚至其产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汽车等传统工业。为促使文化产业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向世界各地输出文化商品,并借助其商品,大量向世界各地蔓延和渗透。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标榜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开始,迫于西欧及日本实力不断增强的压力以及这些国家的政策通过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的现状,美国开始在某些行业像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20 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与科技实力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此时美国不仅面临国内持续多年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面临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为了振兴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其中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以鼓励出口为主。1993年克林顿上台执政,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同时把文化等高科技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二、美日在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经验
由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产业都实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因此两国的政策在实施上有很多的相似。
(一)两国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扶持文化产业, 用财政、法律手段和优惠政策保证其发展
美国是当今文化投资最大的国家,也是国际文化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文化产业,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美国联邦税法还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同时,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另外,美国经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同时贸易保护政策也限制进口,造成市场封闭,限制国际竞争国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文化产业。
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了“文化立国 ”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政府还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投资。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能够享有研究投资和科学技术投资,另一方面,作为对国民投资,它又享有文化投资的经费。日本人在进行文化信息产业的投资中,主要采取产学研的协作体制。这种将有限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经费集中起来,统一指导开发研究计划,为了共同的目标实行“官民合作研究”机制,是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换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对节约有限的研究经费和宝贵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高科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日本的有关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二)政府都鼓励促进文化出口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因为文化产品的输出不仅能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以通过文化产品来传承美国的生活方和价值观念。“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正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这样一种特殊意义,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为文化产品的出口保驾护航,以实现其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扩张目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盗版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美国经常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与其他的国家进行谈判甚至施压,以确保美国文化产业的相关利益。政府还放松对文化产品的出口限制。
目前, 动画、漫画和游戏成为了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 产值已占世界的1/3。而动漫片具有独特的国际影响力,为了扩大动漫片在国际上的销路,加快、加大日本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本政府把动漫片当作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同时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来培养,从政策、资金、组织、人才上都给予支持与帮助。政府还通过信贷手段促进其出口,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文化产业的一些重点行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政府还执行低汇率政策来推动出口,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实行外汇分配制度,外汇供给向一些重点文化产业倾斜。
(三)政府都实行进口保护,对进口的文化产品实行限额或限制
由于关税壁垒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世贸规则的限制, 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便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美国凭借着部分文化产品或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技术标准, 将外国的文化产品挡在门外,同时把自己的产品大肆销往国外。美国政府还规定:外国投资超过公司投资总额25%的不能办电视台,同时对外来的电视节目也不轻易接纳。
日本限制文化产品进口的主要做法是对不可接受部分文化产品实行全面限制。如日本法律规定居民只能接收日本卫星广播公司等本国的卫星直播节目,电视台不能转播境外电视。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效果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与保护,使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并维持了美国世界文化产业帝国的地位。从1998年起,其文化产业产值就已超过了航天航空业及农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至25%。2001年,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1999年的GDP 总量。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拥有全球“文化巨无霸企业”的50%以上,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影片只占全球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当今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美国的图书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文化产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国, 并且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18%。在400家最富有的日本公司中,有81家是文化企业。全球播放的动画片60%原产自日本;在欧洲这个比例更高,达80%以上。2002年日本相关文化产业在美国的市场规模约9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
四、美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借鉴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实践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起到帮助一国的文化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该结论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依然是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并结合美日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政府应制定出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 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运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非文化企业、民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资, 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知名品牌的文化产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培养扶持、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 将优秀的、有品位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二)政府协助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政府应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 简化出口手续, 鼓励国家、集体和个人参与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尤其应该鼓励版权贸易的出口,进一步放宽政策和下放相应的权限, 鼓励国有、民营、国家、地方的文化力量, 按照国际惯例, 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中介服务, 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政府还应大力推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并保障技术创新的正当利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助这些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三)政府限制进口以培育竞争力
政府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限额或限制,也可以用复杂的技术标准铸成技术壁垒。我国在汉字编码字符集和VCD等一些标准已纳入了国际标准,我国可以用这些标准保护本国利益,将外国的一些文化产品挡在门外以保护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也可以对进口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实行限额或限制,主要做法有:①像美日一样对不可接受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部分实行全面限制;②对进口电影电视有选择地播放;③对它们采取收税的办法;④对它们实行固定限额。以此来保护我国的文化利益并培育我国电影电视出口竞争力。
总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维护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种政策的成功推行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在这场世界性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提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技巧,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争取宽松的外部条件,避免引起他国报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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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号:07b079)
作者简介: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3)
摘要：南北战争是美国政治史上的分水岭，更是美国经济史上的重要分水岭。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面临“重建”问题，不仅是对战争破坏了的南方的重建，也是对南部奴隶主破坏的联邦的重建。随着共和党的上台执政，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关税保护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逆国际潮流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对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对19世纪后30年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起了巨大作用。本文从美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对南北战争后的“南方重建”的相关政策作一概括性的阐释，旨在探讨“南方重建”、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联性及其贡献。
关键词：南北战争；南方重建；共和党；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现代化
在马克・吐温的笔下，美国内战结束后的30年是充满贪恋与政治腐败横生的“镀金时代”；在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看来，这是一个崇尚自私自利的时代①。然这也是美国的财富突飞猛进的时期。数百外的移民从欧洲来到了美国，同时大量的重工业，包括铁路，工厂，采矿，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的时代，是美国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据统计，美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860年的第四位上升到1894年的第一位，到世界第一次大战前，美国已取代英国稳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②
究其原因，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彻底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促进了其现代化历史进程。内战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思潮根源。就经济而言，是黑人奴隶制与自由劳动制之间矛盾的产物，东北部工业革命的极大成功增强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西部自1840年以来东西部交通运输联系的改善，作为南部的同盟者转变为北部的合作者，从这种角度上讲，内战的原因与结果都与这三大区域的经济联系有关。
战后，工业开始在经济领域占据上风，南方种植园经济不断遭到破坏。南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刺激了生产要素向工业转移，据相关统计，农业人口从内战开始时略高一半，下降到了1900年的四成。③联邦政府通过“南方重建”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北方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变化，使美国自南北战争开始进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规避西欧强国对国内弱小企业的压力和迫害创造了发展机遇。
一
南北战争不仅带来了南部地区经济关系的全面重建，而且使政治权力的天平倾向了共和党和北部工业家，强化了贸易保护势力的实力。
19世纪中期，美国东北部制造业已从传统的原料加工业，转变为日益依靠劳动分工的机器制造业。并且这种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向中西部扩展，美国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转移，工业大军开始形成。④建国初期存在着“关于美国究竟是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还是农业国的争论”，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辉格党主张“工业立国”，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杰斐逊为首的主张“农业立国”，坚持自由贸易理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两大政治联盟围绕关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经过南部战争之后，南方退出国会，共和党执掌联邦权力，贸易保护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使美国彻底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时代。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要求实行高关税与低关税的两大对立政治联盟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保护国内工业还是促进出口贸易。关税问题逐渐成为国会政治中的最重要的议题，作为不同经济利益和政策诉求的代表，议员们在国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角逐。为了保护制造业的发展，17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关税法，对商品征收5%―15%的税率⑤。1816年《关税法案》对大麻布、帆布及铜铁等金属制成品等征收20%的关税，对棉花和羊毛制品的征收25%的关税⑥。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势力不断突飞猛进，1824年《关税法案》将美国的进出口关税在之前的基础上提高到30%，并在基础上增加了70多种产品目录。⑦1828年关税法更将羊毛制品的关税提高到40%，后又增加到45%。⑧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明显倾向于维护北方制造业主的利益。
高额的关税抑制了美国的进口。南部以出口种植业产品为主的奴隶主在倡导自由贸易的立场更加坚定，从而他们集中支持采取降低关税的政策。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者则聚集在辉格党周围，这导致了关税政策的竞争开始体现政党政治的特色。由于西进运动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征收高关税的财政借口大大失去说服力；同时，欧洲自由贸易运动的发展，1846年英国《谷物法》的取缔，开始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中西部农场主的立场转向支持自由贸易。使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国会失去的支配地位。1833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保护性关税每年降低10%，这场运动持续到1841年，这是自由贸易政治力量的取得重大胜利。1846年《沃尔克关税法》将美国关税由1845年的29%降低到23%⑨。到内战前夕，已经成功的把美国关税从1830年曾高达61.7%的关税降低到1860的20%以下。⑩
19世纪50时代，由于辉格党在关税问题上长期落败，解体成为其必然的结果。但辉格党的解散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结盟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B11共和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保护主义的理念成为共和党人保护美国工业和推动美国现代化的信条，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代言人。共和党将高关税与国内工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获得了北部工商业阶级的支持，加之，1857年美国经济危机帮助新成立的共和党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为林肯赢得了总统席位。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两大政治力量在贸易问题上的互有胜负的状况，到了南北战争之后得到了彻底地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北战争的爆发正是基于两大政治势力的“以何立国”的分歧。“在内战中，工业和金融业获利最多。由于军事冲突，南方议员的退出，以及岁入的需求，使得高额保护关税的政策能够一个接一个的实施，并把他们的这种制度牢牢地在全国固定下来，以致在近半个世纪中毫未遭到动摇。直到内战前夕，南方领导的自由贸易理论一直不断地得势，突然之间，事情完全不同了，长期以来就力主低关税的农场主们从舞台上消失了；反对贸易保护的巨大经济力量被瓦解。”B12国会成为共和党人的主张贸易保护的工具，更加坚定地掌握了形势，能够制定增进工业利益的关税法规，并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版图，主张自由贸易的在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彻底失去了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力。
二
南北战争成为美国两大政治力量在关税贸易领域的分水岭，成为共和党在关税保护问题上全面获胜的转折点。在战后美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的“镀金时代”里，共和党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美国开始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中阔步前进。美国从一个农业国逐渐走向工业国，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重塑了国内政治势力，一个新的强大的工业阶级兴起，而种植园则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南方重建”成为北部政治秩序向南部扩张的手段。这种政治变化在战后的半个世纪的国会选举和总统席位选举中表现出来，自林肯之后的“镀金年代”里，除了克利夫兰的两个任期外，总统的职务长期被北方共和党人所垄断，工业制造业主的关税保护诉求在国会政治中长期占据上风。
内战爆发后，北方联邦政府为了补给昂贵的战争开支，提高了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财政税收。1862年，1864年，国会两次提高关税，扭转了1834年开始的低关税，到1865年，除了国内制造业必须的原材料之外，几乎所有商品都征收关税；关税税率平均升至47%。B13这两次提高关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战争经费不足问题，但正是这种战时关税政策，使北部工业制造业主和共和党人获利巨大。保护美国工业的意识形态开始在政府内外占据主导地位，高关税在战后“镀金年代”里继续攀高，保护主义政策开始逐渐被制度化，一个关税保护的新时代来临。
19世纪中期，美国国会的委员会制度已臻成熟，常设委员会构成了国会重大事务的策划中心。在税率方面，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制定关税政策的核心机构，主席一职是该委员会最主要的号召人。由于南北战争，南方诸邦退出国会，该委员长期被共和党人所占据。1867年共和党人莫里尔就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并一当就长达31年（1867―1898），莫里尔是北部工业选区的忠实代表。与此同时，众议院的关税机构筹款委员会也由共和党人把持。可以说，参众两院的关税机构长期被共和党人所控制，在国会内部形成了不可攻破的联盟，南方的人始终无法撼动国会中的共和党联盟。
1884年，人获得了内战后的第一次胜利（主要是获得了不支持本党的共和党独立派的支持B14）。人克利夫兰竞选获胜，在关税问题上开始对共和党发起挑战，力图改革关税制度。1887年，他在国情咨文中大篇幅的对高关税进行抨击，并将旨在降低关税的《米尔斯法案》提交国会，虽然在众议院获得胜利，却被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所否定，克利夫兰试图降低关税的努力被挫败。查理德・霍夫施塔特在其著作中指出，克利夫兰试图降低关税的理论取决于一个前提：一切事物必须在没有国会干预的情况下顺利发展，否则整个制度就会因前提的欠缺而，尽管理论上并无不妥。B15克利夫兰后来也认识到，对这种贸易保护势力，政府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以制约。作为这个崇尚“自私自利”年代里美国政治文化的精英，克利夫兰唯一的办法就是呼吁工商界提高道德水平，受到公众的信托。B16
历史在新的和更为雄伟的背景下重复着老的形式，在过去每一个伟大文明的发展中，从事商业、工业和金融的人，都曾爬到财富和企业的巅峰，但却都无法与在这个“自私自利年代”企业的“高歌”相比。B17“从某种意义上，政党是家联合股份公司，贡献最多的人可以左右全国的行动和管理”。B18克利夫兰由关税下台，而共和党人哈里森因关税而执政。哈里森积极采纳美国工业家的政策，力图加强自己的社会基础，变本加厉地推行高关税政策。1890年，在哈里森的支持下，共和党控制的下的参众两院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全面提高进口商品关税至49%，并增加了保护农业的条款。此后美国关税长期保持在很高水平，1870年―1897年的平均关税高达45%。B19直到1913年国会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案》才使关税普遍降低了10%左右。B20
正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开始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上大跨步前进。由于共和党长期占据参众两院及总统职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从1864年开始持续到20世纪威尔逊时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19世纪美国“镀金年代”对外政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体制下，联邦政府在美国制造业比较“幼稚”时期，采取保护性关税政策，限制进口，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如1869年进口占美国国内制成品消费的14%，至1909年该比例为6%，B21为国内制造业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迎来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并使美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
三
美国由南北战争彻底进入了贸易保护主义时代，为本国制造业成功规避了外部竞争压力与迫害。这对美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美国产业机构的优化与升级，成为美国工业化及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关键动力”之一。
美国“镀金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终形成及巩固是南北战争中，北方战胜南方使经济要素逐渐从传统支持自由贸易的农业流向支持贸易保护的制造业的结果；是代表北方制造业利益的共和党在国会政治及总统选举中全面获胜的结果。战争意味着破坏与灾难，但往往也象征着重建与新生。美国内战虽然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但却只是美国历史上的阵痛，为美国工业化、现代化扫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方面的障碍，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全面实施，使美国用半个世纪时间成功从边缘、半边缘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经验说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获得经济成功之前，贸易保护是其工业化及现代化历程中的必经阶段。但还须指出的是，美国在对外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对内却实施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广大而充分的国内市场竞争，迫使制造业进行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如福特生产方式）。这或许是美国工业化及现代化极具成功的又一个“关键动力”。（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2]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于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 [美]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 何顺果《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复旦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PP.159―181.
[7] 《美国法令大全》（United State Statutes at Large），（Lexis Nexis，.
注解：
① 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商务印书馆，2010，P194.
② 何顺果《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283.
③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P486.
④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P470.
⑤ 《美国法令大全》（United State Statutes at Large），第1卷，P24―27，（Lexis Nexis， /ap/auth/）
⑥ 《美国法令大全》，第3卷，P310―314.
⑦ 《美国法令大全》，第4卷，P25―30.
⑧ 《美国法令大全》，第4卷，P270―275.
⑨ 《美国法令大全》，第7卷，P210―214.
⑩ 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复旦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一期，P170.
B11 观点来源于互联网维基百科，辉格党的解体，共和党的产生，标志着美国第三政党体系的形成，并为“镀金时代”的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B12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P968.
B13 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复旦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一期，P176.
B14 查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213.
B15 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217.
B16 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P.218―219.
B17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P1024.
B18 [美]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201.
B19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P338.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4)
关键词: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管理国际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启示与对策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少外贸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这不仅影响到中国正常的外贸及就业,甚至还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经济的安全运行。有许多学者建议中国要借鉴美国经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推动出口的增长,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然而,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如何?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调整贸易政策有哪些启示?本文通过分析已经实施了16年的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探讨中国如何学习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旨在改善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困境。
一、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凭借出口补贴促进出口、关税限制进口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部门,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从而在这样的贸易干预中把利润从外国转移到本国企业使本国获利的一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克林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体现在“管理国际贸易的理论”上,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扩大出口是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不断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贸易政策和战略
1993年9月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以推动美国经济从内需主导型向外需主导型的转变。为美国企业扩展国际市场,加强其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采取的措施包括开发“新兴大市场”,减少政府对技术领先产业的出口管制,提供贸易融资,提供贸易咨询等,将出口的重点集中于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信息、生物工程及服务业等产业。
(二)积极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和“全球信息基础计划”,以保持美国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1997年2月,克林顿政府又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进一步把信息产业作为垄断世界市场的根本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企业经营方式,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了其综合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积极利用政府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为其扩展国际市场
克林顿贸易政策重点是减少其贸易伙伴的关税壁垒,为本国的商品和劳务出口打开市场。其充分利用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边贸易体制。克林顿政府所强调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从长期看比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是更好的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的途径。”同时,其政府通过自身控制的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迫使一些国家开放市场,强调“美国将继续向外的国际主义政策承担义务,而国际主义政策也要求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保持自己的市场继续开放。”
二、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
1993年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来,美国虽然推动了其外贸的发展,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快速增长并增加了就业,扭转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在美、欧、日三极力量对比中的地位,提升其经济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本国净福利损失,恶化了贸易条件。
(一)贸易出口总量不断增长,世界市场的占有率逐年下降
在过去两个政府的16年里,美国国际贸易取得了快速增长。1993-2000年克林顿政府期间贸易出口额由6428.63亿美元大幅度增加至10705.97亿美元,增幅高达66.5%,随后放缓,然后大幅增长到2008年的18357.85亿美元。美国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9.7%上升到1997年的11.3%,随后下降至2003年的9.3%,又逐年回升,2008年已达12.8%。与世界出口相比,其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1993年13.5%下降至2008年8.8%。1994-2008年美国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4%,与全球年平均10.6%的出口额增长率相差3.2个百分点。
(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商品贸易逆差日益扩大
两届政府都大力出台了各项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出口战略》主要针对战略性产业,提出一系列扶持政策。布什政府延续前政府的措施,并强调要进行技术革新,强调新环保能源开发。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美国取得迅猛发展,美国在电信、半导体、汽车等高科技领域恢复了劳动生产率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所谓“新经济”神话。美国总统办公厅科技政策办公室公布了第3个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报告表明,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为高科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同时,新技术的开发与技术竞争地位的改善,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技术贸易大国。1993年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产值为4871亿美元,到2000年已突破10000亿美元,随后回落,到2007年再度突破10000亿美元。总产值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7.3%,提高到2000年的10.2%,截至2007年的7.9%,年平均水平为8.4%。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美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其他相关产业辐射并扩散技术和管理诀窍,带动了各相关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协调发展,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的增长。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商品与服务贸易也快速增长,服务贸易额基本维持,近两年增幅较大;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扩大,虽然前期基本保持,但2000年开始逆差较大。因此,贸易总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国际贸易的长期逆差,主要是商品贸易的逆差,1993年的贸易赤字为703.11亿美元,后逐年递增,2006年贸易赤字为7532.83亿美元,近两年赤字有所回落。
(三)经济持续增长,经常项目赤字逐年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重新获得了在未来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的强力推动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1993-2008年,美国GDP增长了55.4%,年均增长2.97%,大幅超过主流经济学家公认的2%的年增长速度。克林顿政府时期,增长了30.3%,年均增长3.71%,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的3.40%;布什政府时期,增长了18.34%,年均增长2.23%,但是比世界同期低了1.73个百分点。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发达国家和日本(见表1)。
随着GDP的增长率的提高或放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见图1),赤字占GDP的比值走势与经常项目走势相似。1993-2008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4.7%,年平均比重为3.6%。
(四)就业市场状况良好,净福利损失严重
《国家出口战略》提出了一条公式:出口=就业。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00年出口部门将支撑近1600万个就业机会,其就业回报率将比平均水平高出30%。截至2007年,美国总体就业人数为14605万人,新增就业人数为2579万人。1993-2007年,平均每年新增183.7万个就业岗位。2000年,失业率冲破普遍认可的6%的正常界限,回落到4%以下。
波特国际竞争优势都包含了共同点:重视一国(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和长期盈利能力;竞争力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和实际国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美国支付昂贵的费用,通过对某行业的补贴使一些人受益,是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再分配,它是以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深受其害的是使用其产品的国内消费者,当消费者福利的损失超过生产者利益的增进,国家净福利恶化。例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进行系统研究,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测算出1991年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给本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达1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0.03%。伽拉维(Gallaway,Blonigen&Flynn,1999)等运用相同方法再次考察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总体福利效应,发现1993年名义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达2.09亿美元,但考虑到许多出口商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成功地在行政复审中降低了倾销幅度,减少缴纳反倾销税,从而将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转化为出口企业的收入,反倾销反补贴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在20-40亿美元。通过分析表明,反倾销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政策措施,一个合理的解释即特定利益集团的作用。
(五)恶化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促进国内的出口,还深及诸多贸易伙伴的进口。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低,比如技术壁垒的冲击。一方面,设置许多进口手续,并产生相关费用,导致贸易伙伴进口美国成本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经营效益降低,使企业贸易收益降低,贸易条件恶化。例如,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中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向增强,破坏贸易自由化秩序。例如,战略性贸易政策大量使用R&D补贴、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生产补贴以及低价外销或进行外汇倾销等政策工具,势必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应,并加强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将把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向更高的水平,加剧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恶化国际贸易环境。比如,近年来欧盟诉美国《外销公司法》案,就是美国贸易伙伴对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应。
三、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得经济增长及就业增加等成就,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当时美国处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信息完备,政府能高效地进行独立决策,经济实力雄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干预。科技虽然稍微落后于欧洲,但相对于世界水平仍然是处于发达地位。它保护的行业具有规模经济,而且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这些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可能具有的。然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有资本和技术丰富的比较优势。目前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如果再运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制定贸易政策,将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地位。因此,中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改善贸易现状时应韬光养晦,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遵守WTO规则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不恰当实施会遭到贸易伙伴国的报复,加剧贸易摩擦,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不友好。根据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如果有两个国家对相同的战略性产业实行对等的扶植政策,必然会引发过度竞争,导致“囚徒困境”的出现,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推行。所以,中国应在WTO的原则框架内,在不断开放市场的同时,加强外交与谈判,促使他国取消对华不平等待遇,减少贸易摩擦,开放市场,放开对华出口限制。建全外贸预警机制,及时预料别国贸易政策的变化,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努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全球化进程。
(二)优化产业结构
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中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动力,鼓励企业多出口高技术含量的和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培育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实现更多的规模经济,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处于有利的位置,利用国际贸易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提倡环保,节约能源。提供财力支持科研项目,开发新产品,促进出口,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三)优化外贸环境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政府必须提高决策效率,提倡科学公平决策,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政府应与各行业协会紧密结合,建立行业信息网络,及时搜集和国内外同类行业信息,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提高政府对出口的服务职能,简化现有的出口手续。联合各大银行,对企业出口提供融资支持。
(四)灵活运用政策
金融危机下,中国产品和企业面临“走出去”的严重困难。产品不能销售就转内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利润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因此,要灵活运用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合理保护国内产业,制止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不合理行为。继续运用出口退税等关税措施鼓励企业和支持产品走出去。
(五)发展服务贸易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对促进一国国内服务产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有着重大作用。中国目前服务贸易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已经凸显。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把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设为战略贸易产业,给予保护政策和资金支持。优先发展国内的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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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铭辉.美国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2004.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5)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之间贸易量的增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则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只有全面认清了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努力使贸易摩擦对我国经贸方面的负面影响减弱到最低的限度。 论文关键词：中美贸易 贸易摩擦 对策分析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对两国经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差额问题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中货物贸易3867.5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2.8%。其中美对华出口652.4亿美元，增长18.2%；进口3215.1亿美元，增长11.7%。与此同时，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31.4%，逆差金额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动；如国对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美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给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借口，美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借题发挥。 （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市场拓展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拥有市场份额的多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各国经济发展对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市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寻求和占领新的市场仍将是各种经济力量争夺的焦点。就中美贸易关系来讲，美国要求在资本、能源、通信、航空等领域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为保护某些国内的幼稚产业，还不能完全开放本国市场。所以在市场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避免。 （三）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美国，钢铁、纺织业、汽车等制造业都属于“夕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按照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应从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进口，以节约资源，提高福利水平。但美国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生产商认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大量涌入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纷纷转向政府寻求保护，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 （四）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 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强国争夺是国际政治中的正常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强国地位的上升，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不加管制的自由贸易只会加速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应从战略而不是从市场考虑来推动，华盛顿不能阻止中国上升到强国地位，但多少总能控制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虽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对试图维持单极世界的美国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美国向来有运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实行复合遏制的历史。 （五）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过于集中。多年来我国出口属于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贸易利益远小于贸易增长，而且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容易授人以柄，成为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理由。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这更加大了贸易风险。3.企业低价竞销现象严重。企业为了抢占出口市场而不择手段竞相降价，造成出口几乎无利可图，同时遭受外国反倾销。4.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中国在音像、出版、软件等领域存在较严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盗版产品问题，在药品、化学品、信息技术、专利产品等领 域的商标和技术侵权的现象严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中美两国经济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维护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努力把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降到最低。 （一）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加入 WTO的意义之一，在于有利于通过多边贸易体制中的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争端。我们应熟悉和适应 WTO 及其他国际贸易规则，在实战中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和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并在贸易摩擦中处于有利位置。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时，我们要充分利用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 （二）加强两国政府间的协商。 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定期和不定期会谈，及时交流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和看法，积极主动的解决贸易争端。例如，中美两国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迄今为止共举行了四次就事关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有力的推动了中美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造成美国企业抵制。出口市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单一的产品集中到某一个国家，即使产品没有低价倾销，也会对该国市场形成压力。市场的过分集中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因此，要进一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市场，并逐步向拉美、中东和非洲市场进军，达到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目的。 （四）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很好地缓解贸易摩擦。为了减少我国近年来由于出口量持续增长而引发的贸易摩擦，我们可通过海外投资扩大出口，这是出口企业必须重视的发展战略。这是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减少中美间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 （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 无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还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都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的信誉，走品牌竞争的策略才是出路。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创新，并尽可能给企业更多途径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创造条件到国外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在国外市场获得创新所带来的利润，降低出口中知识产权问题带来的风险，还可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出口结构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时代更要求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融入到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框架内，这样才能做到有效地缓解贸易摩擦。 结语：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 擦很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与此同时两国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只要双方抱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处理问题，加强沟通与协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中美贸易一定有更大地发展前景。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6)
关键词: 中非;贸易;发展
中图分类号:F752.7
2012年7月19~20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在开幕式上,主席发表了“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的讲话,提出从5个方面(政治互信、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以及中非合作论坛建设)贯彻落实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并明确指出未来3年中,中国政府将在5个重点领域(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制造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等发展;扩大对非援助;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建立中非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增进中非民间友好;推进非洲和平稳定。)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
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中非之间的贸易起着基础和奠基性作用。在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后的过去12年中,中非贸易蓬勃发展。
一、中非贸易的发展
2000-2011年的12年间,根据中方的统计,中非进出口贸易从106亿美元增长到1663亿美元。其中,2005-2011年的6年间,即便是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非贸易仍然从398亿美元增长到1663亿美元,翻了两番多。更长远一些看,2000-2005年的6年间,中非贸易从106亿美元增长到398亿美元,也几乎翻了两番。在这12年中,中非贸易总额累计达到了741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贸易逆差累计达到285亿美元。
伴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中非贸易在各自贸易中的地位也在快速上升。从非洲的进口在中国进口的比例,从1995年的1.08%上升到2011年的5.35%;同期,对非洲的出口从1.68%上升到3.85%。同一时期,非洲对中国出口占其出口的比例也从0.99%上升到13.8%,从中国进口的比例也从1.94%上升到13.82%。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非洲贸易伙伴中,仅次于欧元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中非贸易的性质
中非之间的贸易,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各自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之上的传统贸易型式。它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之上的产品内贸易型式。
首先,中非贸易中,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以制成品为主。其中,机电产品占据半壁江山。以2010年为例,机电产品对非洲出口306.1亿美元,占了51.1%;纺织服装和鞋类产品出口127.1亿美元,占了21.2%。
中国从非洲的进口中,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其中,原油进口占了大头。以2010年为例,石油进口404.1亿美元,占了57.74%,铁矿石、铜精矿、锰矿石、原木、铬矿石、钻石、煤炭等进口132.7亿美元,占了18.96%。
其次,按照中国贸易数据和分类来分析,中非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以2010年为例,在1269.4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为958.7亿美元,占了75.52%;其中,出口413.6亿美元,在总出口中占了68.99%,进口545.1亿美元,在总进口中占了81.37%。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非贸易中,加工贸易以及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也在快速增长。以2010年的出口为例,加工贸易出口占了19%,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6%,其他贸易方式为6%。
与此相伴随,中非贸易中,主要从事一般贸易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了主角。比如,2010年对非出口中,国有企业占了28%,私营企业占了45%,外资企业22%,集体企业为5%;从非洲的进口中,国有企业占了72%,外资企业12%,私营企业10%,集体企业6%。
简言之,中国对非贸易,是以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为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三、中非贸易的影响
中非之间的贸易分工型式总成为很多人批评中国的理由。在殖民时代,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型式和关系,也是这样一种类型,即殖民地是宗主国的原材料供应地,以及制成品的销售市场。殖民主义情结浓重的欧美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对非贸易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实际上,这些观点毫无根据。中国没有在非洲烧杀抢掠,也没有奴役非洲人民;中国带去的是我们辛勤努力所获得的发展经验和发展体会(去和非洲国家分享),是我们在并不富裕情况下的真诚帮助。
首先,中非之间的贸易是国家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关系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完全不同于基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不平等关系之上的畸形贸易关系。在主席所强调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洲不是中国的殖民地,而是平等的伙伴;其中,平等互利、相互支持是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根基。
其次,单从经济上讲,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样的贸易型式和安排,也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我们在前30多年中,贸易型式也是目前非洲国家的情形,即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进口制成品。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兴起,以及随后的机电产品出口的兴起,中国才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贸易结构。
难道新中国前30多年与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也是一种新殖民主义?难道目前很多落后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也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四、中非贸易的改善
那么,为什么中国以及以前的很多国家,能够逐渐摆脱单纯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进口制成品的贸易型式,而不断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换代呢?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笔者也不在此一一罗列详述。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即这种升级和改变,和现有的贸易型式以及分工关系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我们既看到一些成功地从最初的贸易型式升级换代的国家和地区的例子,也观察到众多长期陷入这种初级贸易型式的落后国家仍然在苦苦挣扎。
要摆脱这种困境,其中,有几点原因非常重要。
第一,整个国家需要团结一致,推进经济发展,并在教育、卫生方面进行彻底的改进,以创造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推进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完善和改进,为贸易结构的升级奠定基础。
第二,这种贸易型式,也可以通过有效地使用好进口而促进整个国家产业结构、从而随后的贸易结构升级。比如,使用出口创汇,优先支持出口部门的改造和升级;或者进口国内短期的资本品和技术等。
第三,在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非常重要。
总之,出口初级产品和矿产品,进口制成品的贸易阶段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努力合理,则这个阶段可以顺利被超越,否则,则有可能陷入困境。就中非贸易而言,正如我们不能指责新中国建立以后和中国贸易的西方国家是新殖民主义者一样,我们也不能指责中非贸易中的中方。
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中方的热情和愿望。但是,非洲国家也不能消极等待——做好国内的事情,用好来之不易的外汇资源是需要认真考虑和谋划的重大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课题组.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与应对[J]. 中国市场,2011,(10).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7)
关键词：贸易大国；贸易强国；自由贸易区；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贸升级版支撑体系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2-0072-08
一、引言
笔者认为，什么是贸易强国，必须有一个衡量指标体系。当前的贸易强国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对照美国贸易强国的16个基本特征（表1），我们还有很大潜在差距。特别是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需要进一步夯实，外贸发展的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外贸发展的主体基础需要进一步壮大，外贸发展的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外贸发展的财税金融支持需要进一步加强，外贸发展的制度性话语权需要进一步坐实。还有，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贸易必将成为中国重要产业。我们应该在清楚当前外贸问题的基础上，抓紧贯彻实施创新、绿色、协调、开放、贡献的五大发展理念，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全面推进外贸调结构稳增长，打造中国外贸升级版。特e是，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三个层面应该共同努力，在“十三五”或中长期规划中重视和挖掘外贸的经济拉动作用，早日推动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大国乃至世界贸易强国。
二、企业要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传统的价格、成本等优势已经式微，我们亟待从质量、服务、技术、品牌等四个方面实现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的要素禀赋优势向培育国际竞争全要素新优势转变。只要我们能提供别人没有的贸易产品和技术，或者说我们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欧美日利用MES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同质化产品的反倾销就无计可施和无可奈何。
第一，利用颠覆性创新引领新常态。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多项技术处于国际或国内领先地位，横向MCZ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单晶炉热屏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成立12年就变身为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光伏产品制造商，全球市场占有率达25%。可见，只要能用预见趋势，清楚每一行业的新常态，我们也完全可以创造和引领新常态，来使其他同业对手或市场来适应和习惯自己的新常态。
第二，引进同行高技术人才和外贸复合型人才。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抓住金融危机进行人才抄底，加快吸引业内顶尖人才，直接实现公司的现代化、国际化和顶尖化，进而攻克了11项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了10大系列产品，拥有9项国外专利和36项国内发明专利，成为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产业先驱。同时，紧盯深挖目标市场，加大懂外语、懂技术、懂法律的复合型外贸外经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为开拓国际市场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人才支撑。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调整，大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人才抄底，引进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同时适当引进美国、德国的退休高精尖技术人员，以弥补我国劳动力减少的人口红利丧失。
第三，提高生存和转型升级能力。企业转型升级不能简单腾笼换鸟或者转行，而是要先生存再升级，先稳住老船进水速度，再加快打造新船，从而度过难关险滩。先稳定主业，再发展副业或者关联产业。也就是说，企业要具备林毅夫教授所说的自生能力或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例如，陕西海升集团原先主营出口苹果浓缩果汁，通过到欧美日韩等地学习，特别是到美国农业最高等学府康奈尔大学深造，极大提高了生存和竞争能力。现在往上游发展种植，种植新品苹果、莓类浆果、桑葚、猕猴桃、樱桃、水果胡萝卜和柑橘等高端水果；往下游发展饮料、果酒、果胶、香精等高附加值产品，苹果汁、梨汁、红薯汁、草莓汁等果汁已经获得星巴克认证并达成合作意向，5年内新业务将超过原主业，被誉为转型升级的典型。企业在市场上竞争获得一定积累，就应该考虑通过转型升级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一定要预见新形势，尽量向未来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靠拢，全面推动贸易与科技、产业融合，实现技工贸一体化。
第四，抓住国家政策利好进行战略对接。要紧扣“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互联网+战略、海洋经济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等国家发展大局，加快在重要国家和市场进行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东北具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中西部地区作为海洋经济大纵深地带，更应该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一带一路”是我们面向美国两洋战略的一种引领新常态的对内对外战略，一方面要继续与美国扩大经贸往来，另一方面要注意与欧盟、俄罗斯等资源丰富、科技发达、军事强大、人才高端的经济体进行战略联盟，建立大三角稳定式新型全球治理体系。
第五，从卖产品、技术到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制造和技术打开国际市场后，充分借助自身研究院力量做好咨询和售后服务工作，同时带着投资等综合服务实现EPC到BOT的战略提升，从而能够锁定中高端项目进行议标，避免与国内同行进行国际项目的激烈竞争。当前跨国公司都是跨区域供应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不仅提品与服务，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贸易企业要不断提升，不断丰富产品谱系优化有效供给，努力成为跨区域供应商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提高外贸综合成效。
第六，增强跨国经营管理能力。建立走出去精准营销体系。企业最为关键的就是生产和销售，从供给侧来讲就是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精准生产。但是生产出来了以后，就是找到客户进行精准营销。实现贸易与投资互动。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全面提升属地化发展能力，构建以我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一批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市场网络的跨国公司。法士特公司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和海外建厂实现外贸的借船出海。20多年与美国伊顿公司合作，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供应商和全球最佳供应商，并于2015年合资成立离合器公司，当年投产当年盈利；为卡特提供工程机械零部件，成为其金牌供应商，成立自动变速箱合资公司；为沃尔沃、五十铃、塔塔大宇、佩卡、卡马兹、马兹、印度Eicher等世界级主机客户提供变速箱产品；和壳牌战略合作进行关联产业延伸，推出法士特齿轮专用油；通过福特公司土耳其项目打入西欧等发达国家市场；借助泰国工程覆盖整个东南亚市场。通过气候变化国际援助等促进贸易发展。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防治等世界性工程的作用，推动贸易与国际事务的有效融合。充分发挥对外援助的贸易促进作用，实现援外物资、援外工程、援外培训等援外项目的贸易成效。强化国际合作的贸易带动功能。将国际竞争战略转化为国际合作，与竞争对手实现强强联合，合作投标国际项目，进而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国内产品走出去。
总之，我们要努力通过加强管理，保证和提升产品及服务质量，因为只有质量才能永远抓住客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别人拿不走去不掉的核心竞争力，做到产品难以被替代、方法难以被模仿；通过品牌培育，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和接受度，进而实现附加值和溢出效益。传统的依靠数量扩大市场份额，要战略转变为依靠质量和品牌创造市场战略市场领土；通过严格管理、管理创新，特别是将金字塔组织改革为网状组织，将垂直管理提升为类似圆心圆周模样的分离式管理，提高抗风险能力。
三、地方政府要加快打造外贸发展服务促进新体系
第一，外贸要成为各级党政一把手工程。中国要成为世界性强国，政府工作人员应该胸怀祖国面向世界，要善于同世界各国打交道。因此，各级政府要重视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持续重视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要有国际眼光，要有GNP思维而不仅仅是GDP思维，真正将中国蛋糕做大卖到国外去。要不断通过召开座谈会、到企业现场办公、带队出国推介特色品牌和招商引资等方式进行高端营销。
第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提高外贸日常工作成效。外贸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但必须由商务主管部门统一协调。其一，做好对外经Q交流。其二，优化进出口服务。其三，加快贯彻落实国家政策。2012年外贸新常态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的通知》、《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地方要制定配套政策加快推动落实中央文件和指导企业申请国家扶持资金。
第三，外贸综合监管战略转变成综合服务。我国外贸管理涉及发展改革、财政、税务、工商、商务、汇管、海关、边防、海事等多个部门，在提高综合监管成效的基础上应该将综合监管变成综合服务。首先，建立联席会议机制。陕西省除了成立本省外贸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以外，甚至走出去分别与云南、广西等地的商务部门签署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加强与两地边境口岸合作，实现货物大通关，构筑联动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了陕西货物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贸易十字大通道，有效化解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的内陆口岸劣势。其次，创新贸易金融手段。各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各涉外金融机构沟通合作，通过建立融资租赁公司、外贸金融服务平台等创新方式，为企业提供外贸融资和保险等支持。最后，全力推进面向企业的精准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困难，精准实施“一企一策”和“一业一策”，精准进行适合当地的招商引资，精准开拓国际市场。
四、国家要全面推进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新常态，全球竞争就是改革竞争。不改革就会被淘汰，赢得了改革先机，才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如果说培育质量、服务、技术、品牌等外贸竞争新优势是从企业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革命，那么政府要做的就是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贯彻实施“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特别是在公共服务、监管约束和政策引导三方面实现供给侧改革，统筹兼顾企业层面、市场层面、政府层面的具体实际情况，加快建立外贸精准促进机制，使企业更灵活、市场更有效、政府管理更科学。
1.培育贸易强国的国际化高端人才
中国贸易大而不强，除了政策、资金、国外阻挠等客观原因外，最主要的是缺乏具有全球化思维和国际化行动的人才，特别是缺乏经济外交、国际谈判、国际公关、国际商务、国际法律、国际并购、知识产权、国际研究等类人才。据商务部统计，到2020年我国符合要求的国际人才仅2.5万人，而需求量是10万人以上，缺口高达75%。因此，我们要一要做好现有人才的存量转化与提升，二是要做好增量上的引进与培养工作，三是要真正使以上八类人才具有全球化思维和国际化行动力。借鉴美国的全球人才机制，成立星探、猎头公司全球寻找优秀青年来我国工作；成立移民办公室，吸纳全世界优秀人才来我国定居；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让所有人才安家乐业。以此来引全球顶尖人才队伍为我们服务，弥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做好海外发展从而拓展中国市场领土经济领土。
2.建立超越欧美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
2016年中国加入WTO的缓冲期过渡期都已结束，面对较为市场化的国际贸易，我们应该早日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我们可以不在乎他们的承认，但是我们可以超越他们，因为中国经济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基础上，应全面吸纳两套系统的优秀元素，建立更加高效有力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一，借鉴欧美标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上，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价格决定上，实现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可兑换，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在劳工保护上，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讨价还价确定工人工资，借鉴SA8000认证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在外资准入上，按照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全面实施非禁即入原则；在生产方式上，确实打破垄断，实现公平竞争；在会计准则上，有一套按国际通用准则建立的会计账簿；在政治经济协调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行政、司法和市场力量的协调，实现有形的手的有所作为和无形的手的高效运行。也就是企业的生产成本、财务状况、成立或关闭、经营决策等不受非市场经济体系特别是政府的显著影响。第二，构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即建立系统、严格、有效的涵盖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市场退出、市场保障的机制体系。特别是要有市场化出清的思维和做法，确实保护包括物权、知识产权、债权、股权等在内的各种有形无形产权。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为了让别人承认，而首先是为自己；我们要的是全面市场经济地位，而非仅仅产业层面；我们不仅要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还要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杨枝煌，2014a）。我们所需要的超越欧美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就是德国式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美国式规范的法治体系、新加坡式不断提升的精英政治、德国式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和欧美式穷根溯源的科学精神。
3.健全贸易强国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前瞻性政策体系
一是加快标准国际化以带动更多出口。四流企业杀价格，三流企业拼服务，二流企业创品牌，一流企业定标准。企业为市场立法、立标准、立规范，从而创造源源不断的需求。中国企业要努力不断提升，参与制定国际新标准，不断打造新常态让消费者习惯。同时，加快将科研投入与GDP比例从2013年的2%提高到3%～5%，提高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后发赶超、重新崛起和永续发展。
二是加快出台区别对待的去产能政策。中国整体上钢铁产能过剩，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特钢需要进口，例如圆珠笔头的特殊钢材。因此，对于压缩产能要注意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同时，要引导和支持国际产能合作，确实在专项政策和资金上支持企业走出去属地化发展。
三是各部门政策要加快配套和协调。横向上，国务院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纵向上，国务院各部门的各级单位要政令一致。
四是加快出台企业迁徙布局支持政策。加快出台政策支持企业面向西部和东北地区迁徙布局的政策，适时出台东北特区、西部特区政策；建构企业走出去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加快出台《中国贸易负面清单全书》。
五是加快出台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平衡”的政策。紧盯美元政策，设置人民币兑美元7.5～8∶1的合理区间，实现进出口均衡。降低人民币利息，提高企业融资便利性，降低人民币使用成本。加快梳理各国关税水平，各种产品和产业区别对待，适当调整关税、营业税、所得税、营改增的税率以及各种补贴。继续清理进出口环节收费，确实减轻企业不必要的负担，特别是，加快实施“划拨部分国资补充社保基金”，然后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六是加快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许可证无纸化、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网核查等基础工作已经完成，而且建立单一窗口已经成为国际通行做法。笔者早在2013年就一直呼吁建立的全国性贸易便利化机构，最终于2016年3月成立国务院贸易便利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外名称为中国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联席会议由分管外贸的副总理担任召集人，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16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商务部为牵头单位。笔者建议通过全国人大授权某一部委建立国家层面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受理进出口一切业务，利用这个平台把原先涉及商务、海关、质检、口岸、汇管、税务等外贸管理部门的权限集中起来，真正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推进贸易便利化快捷化。
七是全面实施自由贸易区优先战略。坚持三管齐下：一是继续支持WTO，在现有谈判和协议基础上主办一次中国回合谈判，健全世贸组织加入机制，启动退出机制，强化上诉惩戒机制，提升贸易便利化开放化水平；二是超越WTO，加大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力度，另起炉灶建立我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三是看齐或者参与TPP、TTIP、TISA、BIT，积极争取参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谈判，利用合纵连横和统一战线的智慧继续创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特别是加快结束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当然，在这些努力无法一时凑效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实施自己的自由贸易区优先战略时，建立强有力的贸易联盟，可以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建构中国自由贸易四大圈层。第二，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第三，建立网上自由贸易区。第四，在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4个自贸园区的基础上建设更多更高层级的自由贸易园区（杨枝煌，2014b）。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每过一定时期，我都有重大经济举措。例如，19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发展新共识，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推进了全面体制性开放。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贸易区战略将成为新一代经济作品，推动我国贸易投资发展进入新阶段。
八是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深度融合。国别合作上，推动中国“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的互动对接，继续推广“信贷、资源、项目一揽子合作”的安哥拉模式，特别要加快完成中美投资谈判。地区合作上，在沪港通、深港通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中国金融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地区的金融的链接机制。通过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等金融机构，加强金融合作。通过中国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形式实现中欧金融对接。整体考虑中国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阿拉伯、南美洲、拉丁美洲、东盟等传统友好地区的系统化经贸合作。整体对接上，推动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计划”和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合作，特别是促进扩大双方贸易和直接投资。同时，通过中国加盟总额为3 150亿欧元的欧盟投资计划，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和欧洲投资计划的对接，积极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4.建立贸易强国的举国体制
中国企业国际竞争经常面临美日等国家的整体竞争，特别是日本往往是举国应对国外企业或产业，往往整个产业集体应对国外一个企业。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建立健全大外贸发展举国促进体系。
一是建立类似美国商务部的大商务发展行政管理格局，统管对外经贸工作。加快推进经济管理部门的大部制改革，加快推进外贸市场监管部门的顶顶层设计，建立类似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职能和融合古代三省六部制体系的大经贸行政管理格局。
二是建立具有兰德公司水平的大外贸发展研究智库体系，提高精准应对国内外经贸形势的能力。
三是建立涵盖财政补贴、出口退税、结售汇制度改革、贷款保障、信用担保、大宗商品贸易金融化等在内的大商务发展财税金融支持配套政策体系。
四是建立外经外资外援外贸联合互动机制。笔者认为，当前外贸或中国经济要摆脱困境的立竿见影方法就是扩大对外援助，因为我们的对外援助是项目留给别人或者合营，但是项目所需材料和建设都由中国承包，这恰好是中国过剩产能消解的一种捷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减息降低人民币成本，因为美元太便宜了，美元的利率只有0.25%甚至酝酿负利率。我们通过人民币走出去，可以多交穷朋友，增加经济发展的纵身回旋余地；而且，人民币通过对外援助输出去，中国过剩产能、过剩劳动力可以通过援外工程输出去，增加中国GNP，增加中国的商业经济存在。
五是通过推进服务贸易提升工程，电子商务普及工程，新型产业人才培育工程，产品、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工程，产品及服务质量提升工程，国内自给自足能力提升工程等六大工程，培育质量、服务、技术、品牌等四个方面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六是建立外向型企业中介服务体系。扶持外向型企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建立集人才、法律、政策、资金、技术、组织等全方面的促进体系。
5.建立类似美军美元美媒美企美制的战略体系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可以预料，美国将建立更加强大的美军美元美媒美企美制的战略体系。我们要保持中美均势必须拥有美国那样的实力。当然，中国也应该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加快做大做强自己，特别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与贸易强国匹配的强大军事后盾。美国的海陆空传统军事力量雄踞全球第一，在网络部队、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等新型军事力量更是遥遥领先，还有能够时时监控世界的五角大楼。美国军队是当今世界上武器装备相对最先进、后勤保障相对最完善、训练相对最有素、经费相对最充足、信息通讯水平相对最发达、综合作战能力相对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是这个强大的军事后盾，使美元最具有硬通货性质，使美国贸易最具有发展韧性。另外，美国军工产业还可以时常找借口通过战争实现更新换代，例如美国通过两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军事行动，实现了军工产品的消费和去库存，同时有效推进军民融合实现新一轮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战争成为美国高效解决库存、科技转型升级、产品更新换代、维持经济增长的最大法宝。我们在五大战区改革基础上，推动军民双方互动融合，不仅仅军用技术民用化，还要推动部队吸纳独立自主的民族技术，当然也包括跟踪吸纳国际先进技术为己所用，最终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国防力量，为中国外贸发展保驾护航。
二是加速拥有全球通行的世界货币。美元曾经等价于黄金，然后又与黄金脱钩，但是又与大宗商品挂钩，成为石油美元。美元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甚至是利益分配货币。因此，我们应将人民币全球化作为我国新一轮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按照世界贸易=货币贸易+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全面推进货币、服务、货物三贸合一，实现外贸发展由要素驱动向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结合转变，特别是，通过推广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加大货币互换力度，扩大货币贸易，坚决推行援外结算人民币化，科学推进和运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妥善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可兑换等方法，最终使人民币获得美元曾经具有的历史地位，使金融真正成为邓小平所说的现代经济核心。
三是建立坚强互助的双多边联盟。扩大经济政治实权。美国正是拥有众多支持者和追随者，才在国际事务上所向披靡。双边关系上，建立美英、美日等联盟。多边上，倡议建立、主导控制全球性国际经贸组织。例如，控制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倡议建立、主导控制区域性国际经贸组织。例如，控制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美共同市场、亚洲开发银行、OECD 、TPP、TTIP、TISA、BIT2012等。同时，对新兴国际组织如G20和APEC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加快建立更多以我为主、我国控制的国际组织。例如，巩固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上海合作组织。继续发挥全球最大市场的作用，真正使我国由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参与并占领UN、WB、IMF、G20、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治理平台的关键岗位，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在国际重大议题、重大问题、重大舆论、重大理论上担当起倡议者、发起者、组织者、先行者的角色。
四是建立具有强大影响力控制力的舆论体系。善于提供一些理论和话题，吸引全球眼球聚焦，从而操纵国际舆论，打败竞争对手。培育一批在国际问题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善于总结实践与理论，善于宣传和公关，引导国际舆论。特别是通过媒体告知世界并创造舆论，即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快速提升，国内市场愈发诱人，中国将不是单纯的世界工厂，而是兵家必争的全球市场。因此，与其害怕、遏制和控诉中国，不如借助中国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发展，从而带动共同繁荣。因为，实现我国GDP增长6.5%，全球经济就能拉升一个百分点。
五是加快提升跨国巨擘和国际品牌。美国占据多数的世界五百强、世界品牌五百强。2015年世界五百强美国有128家，中国106家；世界品牌五百强美国有228个，中国仅31个。汤森路透以专利总量、专利授权成功率、专利组合的全球覆盖率，以及基于引用的＠影响力等4大指标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法国10家；德国4家；瑞士3家；韩国3家；瑞典、加拿大、比利时、中国台湾地区、荷兰各1家。而中国内地无一入围。华为虽然2014年上榜，但2015年和IBM、西门子等巨头一起落榜。因此，华为还需继续提升，我们应该扶持更多类似熊猫那样中国独有的企业、产品、技术，从而确实提高我们的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
六是加快调整建立起适应新生产力的制度体系和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迄今为止，历史上只有美国是贸易强国，其他曾经辉煌的国家只是贸易大国，如，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以及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因为只有美国能够自由自主自觉地通过操控国际组织、世界货币汇率来主宰全球经济贸易，这才是真正的贸易强国。例如，操控主要国际组织，主导贸易谈判，能够定规则，定标准，定议题，定价格，定官司；拥有国际硬通货，能够通过操纵汇率影响全球贸易；通过交易所交易中心来确定贸易价格；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智库体系和教育系统来提供国际贸易理论，引领贸易发展模式；控制全球贸易主要通道，随时可以影响马六甲海峡等运输通道。美国管理体系，对内能够合法合规支持国内产品甚至进行各种财政补贴，能够制裁海外贿赂；对外能够利用国际规则进行贸易保护，制造贸易摩擦和设置贸易壁垒。其实，以上这些背后都攸关制度建设，因为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也就是制度反过来对生产力也有重大促进作用。我国应该在国防、货币、舆论、企业和制度等方面，努力建立起与美军美元美媒美企美制相匹敌的战略体系。
总之，中国外贸潜力大，机会多。这需要我们提升梦想格局，需要各市场主体各部门各层面团结一致，优化博弈条件打破博弈旧格局，全力构建外贸升级版支撑体系，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最终成为世界贸易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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