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1)

关键词：东亚安全；安全困境；安全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44-04

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世界安全理论体系。但是自二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安全的紧张形势并没有因为世界安全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缓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亚既有安全格局的解体使东亚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之中，这使得对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讨论与创新成了东亚安全研究领域的新方向。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给东亚安全增添了新的变数，而东亚地区持续升温的领土争端问题及朝鲜核问题使安全困境不断加深。为此，许多学者贯古通今、高瞻远瞩，从多个角度解读了东亚的安全形势，并提出了一些极富建设性的安全机制建设路径。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安全形势研究”、“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四个方面对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

一、东亚安全形势研究

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的研究成果初见于苏联解体之后，东亚地区原有的安全格局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被打破，并涌现出新的安全问题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一）对东亚安全形势的综述

目前能够找到的对东亚安全形势最早的综述类文章刊载于1993年11月发行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田新建在他的文章《东亚安全的分析与展望》中对两极格局终结之初的东亚安全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展望。他认为，东亚地区的集团意识逐步削弱，自主观念和地区意识不断增强，对话和合作在解决地区性问题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在看到以上利好因素的同时，作者也观察到了在新格局下不断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朝鲜半岛核问题、北方四岛问题、美日与美韩的同盟体系和东亚地区的经济问题等。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东亚安全形势发展中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两极格局终结到9・11事件发生，东亚地区接连发生了几起危及地区安全的事件。朝鲜于1993年3月12日宣布推出《核不扩散条约》，而后在1998年夏季试射了“大浦洞”导弹，朝鲜半岛形势骤然紧张。美日两国于1997年6月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引入了“日本周边事态”的新概念[2]。东亚地区大面积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甚至引发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些影响，宋城在《世纪之交的变局――东亚安全形势综述》（刊载于1999年1月《亚非纵横》）中认为它们没有给东亚的安全形势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东亚地区能够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金融危机在给个别国家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从而使保障东亚安全的措施显著增多。此外作者还看到，虽然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热度依旧不减，但是各国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控制力增强，东亚安全形势总体向好[3]。同样对东亚安全形势发展持乐观态度的还有著名学者杨成绪，他在《东亚安全问题的分析》（刊载于1994年3月《国际问题研究》）一文中也详细阐述了当时东亚安全形势的利好因素[4]。

911事件之后的10年，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冷战后第二次重大调整，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特点。东亚地区中韩等国经济持续崛起使全球的经济权力重心向东亚转移，各主要大国开始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中国与这些大国的战略竞争开始超越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明显扩展到海军力量、海洋影响力以及争夺海洋势力范围等一系列新领域。一些担心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危险的国家为了寻求安全保障，纷纷表现出对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的依赖[5]。

另外，朝鲜半岛局势在这10年间愈加复杂，朝韩之间的矛盾出现激化。朝鲜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2010年3月朝韩发生“天安舰”事件；2010年11月3日朝韩又发生了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鲜不断做出危险动作造成朝韩两国的多次摩擦使朝韩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半岛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为了回应朝鲜的行动，美韩两国在对朝进行制裁的同时调集军队开展军事演习，美国借军演之机扩大自己在东亚的存在给东亚安全增添了几分复杂性。

（二）对东亚安全困境的研究

“安全困境”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指国家行为体间因缺乏互信，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目的而扩充实力的国家行动。许多学者认为目前东亚安全形势的紧张与该地区陷入安全困境有关，东亚的安全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军费在冷战后连年增长，出现了开展军备竞赛的趋势。东亚地区国家的防务开支平均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军费开支增加最快的地区。日本借口与中俄韩的岛屿争端和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扩充自卫队的力量，加强夺岛能力和导弹防御能力。日本在2013年下水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最大满载排水量已经达到了2.75万吨，并且可以搭载F-35垂直起降战机，这种军舰实际已经完全超出了日本自卫的需要。台湾地区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统独之争”从美国购进大量先进武器，使台海地区的军备平衡维持在较弱的水平。东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势头虽然一度因为金融危机而放缓，但随着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东盟内部也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6]。

第二，东亚国家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冷战之后遗留下来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仍然是建立国家间互信的最大障碍。美日韩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朝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鼓吹“中国”，并把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日本不断做出损害中韩人民感情的事情，中日和韩日之间因为历史原因难以建立互信。中日关系的冷淡和韩日在美国主导军事同盟下的貌合神离严重影响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第三，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体系带来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韩、日、菲、泰4个盟友。这5个盟国都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共同防御或集体防御的联盟，对维护东亚的安全稳定具有积极意义[7]。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在东亚地区制造事端，增加了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难度。美国明确表示在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却宣称日本拥有对的行政管辖权和争端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纵容日本扩充军力解禁集体自卫权。东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局面并不是美国和几个盟友能够造就的，它需要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不可避免。

二、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

（一）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松寒和王森就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对东亚安全进行了分析。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运作的推动力是权力。东亚地区国家自然是处在一个“无政府”的环境下，都对权力的分配状况及其变化非常敏感。近年来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东移，符合现实主义中“权力平衡”政策的构想。在东亚地区不能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方对这个国家的权力予以制衡。日本在地区事务上强行引入美国势力的做法明显是“霸权稳定论”的反映，认为美国有助于威胁各种潜在危险的发生[8]。

新自由主义也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但这种无政府状态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一切对外活动都受到国家利益的支配，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掌控权力。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对东亚安全的看法比现实主义乐观得多，它在看到各国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同时也看到了各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可能性[8]。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在追求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开展军事行动的代价加大，因此东亚地区的国家应当更倾向于进行安全合作而不是军事对抗。

（二）建构主义

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流派在解决东亚安全问题上存在一些漏洞，无法为东亚安全问题找到出路，如现实主义理论下的霸权稳定论认为美国势力的介入东亚地区会平衡地区力量，而现实却导致了东亚的安全困境。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开始用建构主义理论来审视东亚安全问题。

建构主义并不认为东亚地区现存的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和事实，相反安全困境正是东亚地区国家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既然东亚国家可以建构起安全困境的状况，那么他们也可以建构起维护东亚安全的机制。在对地区形势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同的规则可能产生不同的建构结果。东亚至今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维护地区安全机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欧洲式的硬机制性的安全合作途径，如共同的法律、条约、组织等机制[9]。

虽然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缓慢、文化和政治体质差异给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带来一定的阻碍，但一些东亚地区特有的优势也给未来建构这种机制带来可能。如东亚国家普遍崇尚“和”的观念、历史上合作维持地区安全的传统等。建构主义正欲利用这些优势来“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实现该地区的持久稳定和平。

三、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

东亚地区大国林立的特征加大了维护地区安全的难度，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着决定性影响。冷战后，东亚地区中俄美日四国之间的关系牵涉重要的安全利益，虽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剑拔弩张，但也没有对东亚安全合作产生太多的促进作用。由于东亚地区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美日两个国家，国内学者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

（一）美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美国不是一个东亚国家，但它在东亚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就很重视同日本的关系并与它结成了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在美国的主导下经历了几次变革：1951年美日两国签订允许美国在日驻军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66年美日签署了《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978年美日又制定了《美日防务合作指针》，规定了“日本有事”时美日的分工；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美日在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同时还签订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突破了美日同盟专守防卫的职能。日本从美国冷战时期的“桥头堡”，变成了21世纪遏制中俄的战略支点。

美日同盟在对东亚安全的维护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在日本境内驻扎大量的军队对日本构成了有效的监视，至少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美国对日本形成了有力的限制，这本身就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对于可能发生的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来说，美国也有强有力的管控手段，美国有能力制止日本与一些国家发生有损东亚地区局势的摩擦和冲突。

在奥巴马宣布“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开始放纵日本在东亚地区挑起事端。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称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然是默许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扩张，两国因为有强有力的同盟存在而降低了对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兴趣[10]。美国担心如果东亚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区域安全机制，自己会被排除在机制之外而失去对东亚的控制。美国既然可以依靠在亚洲的若干军事同盟实现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它们绝不会冒着被排挤出东亚的危险来支持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

（二）中美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特点是合作与冲突并存。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许多进展，两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解决朝核危机上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中美两军交流次数增多，中国还应邀参加了美国主导的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不过，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冲突令人们难以对中美未来安全合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些冲突都曾经给中美关系造成很大的破坏，从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远多于合作。

中美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东欧剧变让两国原有的为抵抗苏联霸权主义而建立的安全合作关系不复存在。中国一贯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与美国谋求东亚地区霸权的野心格格不入，除朝核问题外两国在各自的东亚安全战略上合作的空间很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美国感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倍增，尽管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固有的冷战思维和根深蒂固的“国强必霸”观念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不仅鼓吹“中国”来强化与东亚地区盟友的关系，还野蛮干涉以为代表的中国内政，企图从内外两个方面削弱中国的实力。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中国的国家利益开始扩展到美日的传统利益区，中美之间会不会因为利益分歧引发新的摩擦还有待关注[11]。

（三）中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东亚安全形势关乎两国的切身利益。两国双边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决定性影响。但21世纪以来由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在上的错误立场和两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中日关系并没有为推动东亚安全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日本一直在宣扬“中国经济”和“中国军事”，近年来又在领土问题上不断逼近中国的底线，这使得两国安全合作陷入停滞，也成了阻碍东亚安全建设的最大障碍[12]。

日本当今的安全战略目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日本想借美日同盟的力量拓展自己的安全空间，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也对美国企图称霸东亚的意图有所不满，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军事管控，日本想通过提高防卫独立性、自主性摆脱美国的限制[13]。为了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战略目标，日本必须不断为自己的军事膨胀寻找借口，于是日本在炒作“中国威胁”的同时还故意挑起与中俄韩的领土争议，以此裹挟美国寻求“松绑”。目前安倍内阁试图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提升自卫队夺岛攻击能力的做法增加了东亚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这些做法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四、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深入分析东亚安全形势与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之后，对东亚安全合作的现状做出了如下总结：第一，东亚地区缺乏有效地安全合作机制，目前最早建立的东亚地区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因为缺少大国的主导而作用甚微。第二，东亚地区难以找到安全利益的契合点，东亚地区有不少国家试图扩大现有的安全空间势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难以达成利益共识。第三，东亚地区军事同盟的存在让安全合作困难重重，东亚地区存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若干个军事同盟，同盟内的国家更愿意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而不是地区安全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安全[14]。从这些现状来看，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成为了一个短期内难以破解的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许多学者对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构想。学者杨值珍在他的论文《东亚安全合作呼唤新安全观》提到了要缓解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必须从信任方面着手，在东亚地区推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东亚国家应当减少对他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加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抛弃传统的冷战思维，从依赖军事联盟维护自身安全转变为通过合作寻求地区安全的稳定。

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机制。在东亚地区的若干安全机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现有的最为成形的安全机制。在其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坚信东亚安全论坛会成为推动东亚安全的最有效机制。经过10多年的运行，东盟地区论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些问题无能为力。东南亚地区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地区大国也不愿意把在论坛上取得成果付诸实践。另观其他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香格里拉对话都存在和东盟地区论坛同样的问题，这种仅仅通过建立互信而保证地区安全的机制在东亚似乎并不奏效。

东亚地区大国的利益交织纷繁复杂，只有通过厘清国家利益，找到各国共同利益契合点的方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何突破现有的安全形势的束缚，在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安全机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东亚安全机制进行创新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未来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田新建.东亚安全的分析与展望[J].战略与管理，1993（11）.

[2]朱利群，肖月.简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宋城.世纪之交的变局――东亚安全形势综述[J].亚非纵横，1999（1）.

[4]杨成绪.对东亚安全问题的分析[J].国际问题研究，1994（3）.

[5]朱锋.东亚安全局势：新形势、新特点与新趋势[J].现代国际关系，2010（12）.

[6]杨丹志.东亚安全困境及其出路[J].现代国际关系，2003（9）.

[7]王志伟.东亚安全的基础、困境与出路[J].延边大学学报，2007（8）.

[8]李松寒，王森.东亚安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评析[J].学理论，2012（8）.

[9]赵光勇.“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东亚安全合作的建构主义转向[J].延边党校学报，2009（4）.

[10]杨扬，王文余.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秩序的建构[J].亚非纵横，2012（3）.

[11]李景治.中美日关系与东亚安全[J].教学与研究，2006（3）.

[12]罗志刚.大国关系与东亚安全合作[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2)

【关键词】文化安全；全球化；挑战；对策

经济全球化不断的加深和推进，文化全球化也加快了发展步伐。 随着国际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开始凸现，开始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一、文化安全概述

（一）文化安全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亦凸显了出来。文化安全是资本主义文化扩张下弱势文化维持自尊的自然反应，也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开展实践活动的重要手段。” 学者胡惠林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2]笔者认为，文化安全主要是一个国家代表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健全其自身的功能、机制的能力和防范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以及在这种能力下所得到的一种状态。所谓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问题和如何防御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负面因素影响的问题。[3]

（二）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是维护国家稳定的精神基础，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军事安全不可替代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始终把国家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研究c建设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全球化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的挑战

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本质上也是‘资产阶级国内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国际化’”[4]全球化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带来的挑战

汉斯摩根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是最巧妙的，并且如果它能顺利开展，则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大进步。其宗旨不是侵略国家，而是对人心的俘虏和征服。”[5]意识形态安全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和影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不能使用武力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技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等方式，输入其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用“普世价值”和“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为其文化侵略做辩护，企图在无形中消灭社会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为借口，喧嚷“中国”、“新民族主义”、“人权高于”、“政教合一”等，对我国的民主建设和意识形态横加指责和无端干涉，借机推行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企图打开突破口，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二）网络化和信息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和冲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以及及相关衍生物的快速发展使全球进入网络化与信息化时代。据统计，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设立了近百个中文网站，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全天候、不间断的舆论战，企图利用网络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对华文化渗透，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传统文化。[6]中国互联网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逐渐成为各阶层人民群众表达思想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与西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重要战场。由于我国整体上对网络舆情研究人员的不足，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深度处理和监管的技术不够完善，导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境外反动势力借助网络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极端分裂思想和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学生进行盏惑和煽动，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三）境内外“”的渗透与破坏

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势力被称之为“”。民族分裂势力是指奉行民族分裂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是多民族国家某些民族中的少数人为进行民族分裂、企图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而形成的行动组织或团伙。宗教极端势力是指以宗教为幌子，传播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及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是指奉行暴力恐怖主义、以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对非武装人员人身安全进行威胁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的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残杀无辜，制造社会恐慌。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境内外“”不断调整策略，在继续加紧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同时，通过广播电台、网络传媒、邮寄反动宣传品和地下讲经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向境内进行反动思想渗透，利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歪曲、篡改历史，大造民族分裂舆论。同时还加紧向高等学校渗透、向教育渗透，与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主动权，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三、保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对策

（一）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安全涉及到国家文化、民族凝聚力、综合国力以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防止和克服任何轻视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全球化，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文化分裂主义相对猖獗的形势下，要把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纳入到整个国家安全工作中去，作为加强和维护整个国家安全的有机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积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特别是“西化”渗透，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加强自身的经济文化建设，提过国家的整体实力。国家实力的提升有助于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改善国际环境，为意识形态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国际环境。我们国家要继续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观，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谋求互利共赢。

（三）进一步建设与加强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

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就是要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检测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系统，通过一些关键稻莸募笆辈杉和分析掌握国家文化安全状况，评估国家文化安全级别，定期不定期就国家文化安全状况和趋势进行预测，向有关部门或公众安全信息。[7]建立国家文化

安全预警机制，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用于表征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指标体系。这套体系应当主要包含对地理区域的认同、对本国的感情、对国家成就的自豪感、对移民流入的看法、对文化多样性的看法等指标因素。通过对这些主要因素数据的研究与把握，可以了解一个地区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消长情况。如果数据分析显示在上述方面出现了问题，与政府所期望的有很大差距，就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干预，直到它们恢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程度为止。

参考文献：

[1]沈仕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1-85.

[2]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15.

[3]叶金宝.文化安全及其实现途径[J].学术研究2008（8）.

[4]仲崇东.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J].新视野，2001，06：43-45.

[5]汉斯摩根.国际纵横策论 [ M ]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90.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3)

关键词：信息安全　国家战略　安全观　网络空间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军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国防部颁发的《国防部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政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政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独立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政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政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4、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想模式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政治；中国特色；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017 — 02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形势总体保持和平，但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等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凸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涵义已经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涉及到政治、国防、经济、安全等领域。

一、当前的国际形势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摆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的课题。各种形式的国际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主题。

首先，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比较突出。美国是想建立单极国家的典型代表，它对伊拉克的战争激化了美欧矛盾，当前正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由于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多极化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间可能出现多次反复。其次，国际恐怖与反恐怖的较量较为突出。自美国“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凸显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恐怖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背景，简单的武力打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恐问题。第三，世界经济领域内的各种矛盾比较突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争执不下，导致南北矛盾进一步突出。同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导致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也逐渐增多。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涉外经济争端也出现增多趋势，这既是国际政治经济矛盾的反映，也是我国入世后面临的外部经济压力的表现。

二、国际政治安全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虽然自人类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国家安全就始终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但是在新形势下，针对新的情况和特点，国家安全战略应该具有新的思路和内容。

（一）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主要内容

我国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充分吸收了古今中外国家安全战略的优秀成果，是历代领导人在领导我国国家安全工作方面理论贡献和成功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综合安全”思想的体现。它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四个方面。

1.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它分为国际政治安全和国内政治安全两大部分。这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历史证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面对安全威胁更加多样化的挑战，单个国家的行动往往难以奏效，国际合作才是比较有效的手段。寻求安全的手段趋向多元化，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塑造新型的安全观，从而获得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营造人类共同繁荣的未来。中国既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是积极实践者。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提高了军事透明度，不断增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军事互信，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近国家的边界问题，积极参加国际维和、国际安全合作和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我国以自身经验证明了新安全观的可行性，也正在为推动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安全观做出不懈的努力。

2.国防安全

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柱石。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被称之为“新军事变革”。这场新军事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实质就是信息化革命在军事领域的反映。高科技军备竞赛像发动机一样，始终未曾止步。我国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进行军事扩张，不在国外驻军或建立军事基地。我国拥有少量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我国是所有核大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为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我国不断充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加紧军事斗争准备，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推进人才战略工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3. 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包括粮食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

首先，粮食安全是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安全问题。随着我国人口继续增长，工业建设用地量不断增加，耕地数量继续减少，制约了粮食增产潜力。我国从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考虑，只有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次，金融安全是我国经济运行安全的核心。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内稳定，我国始终重视维护本国的金融安全。一方面，力求稳妥，避免因调整汇率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在，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汇率改革的方案，使汇率对于市场更富有弹性。”①

第三，能源安全是当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目前国际市场油价持续攀升，“高油价时代”的到来，使能源主产地和能源通道安全等问题进一步凸显。为解决能源安全这一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加大海外通过国际合作开采石油的力度等，以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4.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当前国际互联网的泄密现象非常严重且呈上升趋势。斯诺登事件让整个世界震惊。我们既要充分利用信息化的发展来带动我国的工业化，同时也要注意可能的安全问题。依法加强信息安全的统筹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立法，逐步建立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是确立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以及有关规划、政策及技术规范的基础。

（二）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特点

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综观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主要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

1.安全问题多元化

由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等引起的传统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同时，各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迅速上升。恐怖主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不断扩散、跨国犯罪、环境污染、传染病流行、走私等都逐渐成为影响人类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它们与传统安全问题互相交织并彼此转换，给国际安全环境带来新的挑战。

2.安全利益全球化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时代下，世界各国利益相互渗透较以前更为突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饥荒以及战乱或恐怖袭击往往都不再只是当事国和所在地区的安全问题，而是影响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要想解决国际上的重大安全问题，就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只凭自身力量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

3. 安全威胁复杂化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各种安全问题，都有其错综复杂的产生原因和深刻的社会根源，其性质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共存，相互作用，安全威胁复杂多变，国际安全环境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对付任何一种安全威胁，都不能仅仅靠某种单一的手段，必须标本兼治。

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创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符合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安全威胁多样化的需要。中国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持久的发展，才有利于本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

第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也是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文化历来热爱和平，主张“协和万邦”。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中华民族向世界传播的都是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友好心声。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早在1954年就曾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都继承中国宝贵外交遗产，延续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外交原则、框架、机制、安排等。中国新外交继承而且努力完善关于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自十到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中国新领导层的外交表达和行动，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初显甚至预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的特征与趋势。

第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符合基本国情，也是从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必然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现在我国还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因素。求和平、促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必须顺应世界发展的大势。中国的和平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不仅积极参加国际反恐合作，而且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到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灾难后展开大规模援助行动，中国在国际上也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将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不断前进。

四、结语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它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必须把保障国家的安全战略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之首要任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且还有利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并妥善应对安全威胁多样化的挑战，共同维护国际的安全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1〕何兰.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2〕熊光楷.国际形势与安全战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 公安院校 大学生 《形势与政策》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高等学校大学生的必修课，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安院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公安高级专门人才、科研人才和公安院校师资力量的重要基地之一。它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贯彻公安教育为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方针，着力实施素质教育，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努力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各民族公安人才。

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重要的方面。新世纪新阶段，公安院校要根据大学生思想与学业实际，以丰富生动的内容和学生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让大学生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大事，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

二十一世纪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世纪，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公安机关必须为我国知识不断创新营造有利环境，要利用法律手段、良好的素质、精湛的专业化技能为知识经济时代服务。公安院校是公安教育的主要承载者，全面贯彻科技强警的战略思想，深化公安教育改革，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落实到整个公安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是历史赋予其的使命。公安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公安院校的素质教育，思想政治素质是根本，科学文化素质是基础，公安业务素质是实质，身体心理素质是保障，警务实战技能素质是本领。例如公安院校的边防管理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坚定的政治立场及过硬的业务素质的边防管理、检查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他们必须掌握边防管理的基本理论，掌握国（边）境检查、管理中的专业技术，具有处理边防问题的能力，熟悉党和国家对国（边）境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公安院校在构建综合素质教育体系中，要建立具有鲜明公安特色的专业结构体系，加强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意识的关系，全面素质教育与发展个性教育的关系，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关系。

公安院校学生大部分未来都走上警察岗位，学生思想活跃，关心国内国际时事，这是在公安院校有效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基础，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公安院校作为公安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准确把握时代建设和发展的脉搏，坚持与时俱进，在提高人民警察学历教育、实施业务培训，尤其是加强思想政治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因此，公安院校更应加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

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潮，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近二十年来，党和国家对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越来越重视。1987年5月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规定，《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应当列入教学计划。1987年11月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决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课程，该门课程为必修课。1996年10月的《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意见》要求，把《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管理纳入思想品德课的课程管理体系，列入大学教育全过程，保证平均每周不少于一学时，实行学年考核制度，成绩列入学生成绩册。2004年11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地位、作用、做法等提出了更加明确、更加系统、更加规范的意见。党和国家对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重视程度，表明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具有重要性。公安院校更应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视。

随着全球化脚步的逐步加快，不仅给各国的发展拓宽了空间，而且为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此机遇下，将会促使学生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扩大知识范围；将会更加丰富教育内容，从而进一步推动思想教育方法、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现代化。公安院校学生的素质至少要达到下列四项标准：一是立场坚定。即政治立场坚定，思想道德水准高；二是学会学习，这是公安院校学生素质发展的根本和首要目标，有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三是强身健体，身体素质是政治、业务、心理、文化素质的载体，公安院校培养的学生将面临艰苦条件，甚至是血与火的考验；四是学会合作，公安人员的工作特点是与各类人员打交道，要有大局意识。其中第一项标准：政治立场坚定就是要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来达到。公安院校培养的是预备警官，学生参加工作后从事的是公安工作，因此学生应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大事，而公安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正是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现状，更好地从事警察职业。

理论教育不能代替《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把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联系当前的国内外大事，以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等，这个“实际”具有现实性、鲜明的政治性和直接的针对性，可以使青年学生从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过程中明确立场，从而逐渐培养正确的政治意识、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公安院校是培养公安机关需要的专业人才的基地。要办出“产业特色”，必须进一步确立“学生是主体”的理念，改变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观。正确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废除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模拟式、操练式等方法精心组织教学。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参考文献：

［1］胡旭阳，费英勤.有效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践探索.思想教育研究，2005.6.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8-0047-02

国家安全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和平稳定的建设环境，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青年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青年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培养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除了组织学生系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外，借助于具有丰富的国家安全教育素材的历史学科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会有一举多得之功效。笔者，对此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讨。

一、历史教育中培养国家安全意识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政通人和，一派繁荣景象。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青年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麻痹，缺少忧患意识。因此，青年学生要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睿眼。

1.在和平年代看到的不和平景象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的安全和统一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西方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的强邻日本也不愿反思侵略历史。特别是，西方超级大国在前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把中国看成其二十一世纪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周边安全也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争端也日益升级。同时，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 叫嚣压缩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或明或暗地支持纵容“”、“”、“”等分裂势力，增加中国维护国家与领土完整的成本，使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前，国家间的竞争日趋广泛、激烈，当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战争就在所难免。因此，歌舞升平之下掩藏着波涛汹涌。

2.花样百出的新的国家安全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走私、贩毒、非法枪支买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经济情报战、疾病的跨国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已出现，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现在这些问题已相当严重。生物入侵滋生，洋垃圾不断涌入，新的国家安全问题凸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受益的同时，也使国家安全防范更加困难，安全风险扩大到经济、文化、信息、科技人才等诸多领域。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扰乱中国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迟滞中国的发展步伐。控制中国对外联系的交通枢纽与咽喉航道，扼制中国发展的生命线等等。所有这些，虽然不像全面战争那样立即带来国家生死存亡问题，但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态势与前景。这种矛盾还会随时转化为刀光剑影的军事冲突 。可见国家安全不是无忧无患，而是凶险交织，既有急流冲击，也有暗潮隐涌。

3.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历史学科教授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重要历史内容，蕴涵了丰富的国家安全教育素材。以史为鉴，资治育人是历史学科的社会教育功能，也是历史教学的根本目的。在历史教育中。指导学生分析历史上处理国家安全方面史实，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对当今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有更清醒的认识，对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有较清晰的思路及对策。章太炎说：“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可见，要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和国家安全意识就不能忽视历史教育。我们要通过历史教育使学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二、历史教育中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的途径

国家安全的内容是广泛的。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被看作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在当代，国家安全被赋予了越来越广泛的内容，除了传统关注的、领土、政治及军事安全以外，还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并呈扩大化趋势，尤其是经济安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历史教育中，我既重视对学生传统的国家安全方面教育和培养，更重视“非传统安全”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

1.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方面对学生的培养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理解为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即独立、领土安全、政治稳定等。政治安全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保持稳定，不受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国防安全是指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安全，不受外来军事威胁或侵犯。在这方面历史学科有丰富的教育素材。

历史的教训太深刻！翻开中国近代史第一页，1840年鸦片战争，就让人触目惊心。大英帝国仅凭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领土丧失，国家的独立地位遭到了破坏，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更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

我在执教《鸦片战争》一节时，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系列思考讨论题：鸦片战争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朝，曾出现太平盛世――康乾盛世，似乎歌舞升平、一派祥和，可以高枕无忧。却蒙受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接受《南京条约》的奇耻大辱，这是为什么？其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当今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政通人和，一派繁荣景象。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我们是否高枕无忧？你觉得我们面临哪些独立、领土安全方面的隐患？我们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安全？你如何为维护独立和领土安全作贡献？

学生经过课前准备，课上合作探究，得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说。

如有一小组提出，西方列强欺凌宰割旧中国靠的是什么？就是坚船利炮，而当时清王朝武器装备落后，军备废弛。今天，虽然中国的国防日益强大，但在高尖端武器发展上，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很远。当今战争胜负决于战场，但决定胜负的环节却隐藏于平时的竞争之中，直接表现是武器装备的研发速度和质量。这些，取决于一个国家国防工业的发展规模和创新能力。所以，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当务之急，在研制高尖端武器方面要有重大突破。我们爱好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但不是害怕战争，我们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打退一切来犯之敌，捍卫祖国的和领土完整。我们有志青年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高科教创新能力，献身于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政治安全教育的最好素材，就是剧变。教授这部分内容时，我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些思考讨论题：剧变的实质是什么？原因有哪些？为什么说剧变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从中应吸取什么教训？我们如何维护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的稳定？

通过组织学生合作探究、讨论，学生形成了许多共识，如西方国家“和平演变” 战略是有预谋有步骤的，是别有用心，我们千万不要受西方民主的忽悠，西方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我们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对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和执政党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综合国力，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剧变的覆辙。

2.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对学生的培养

经济安全是指“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不受外部或内部威胁侵害”。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主要责任在政府，维护的效果则主要看政府的能力，维护的具体内容包括金融市场的安全、国内产业的安全等，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安全只是政府一家的事情，广大民众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学校同样也可以有所作为，承担起对中学生进行国家经济安全知识和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的责任。

我在执教“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内容时，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些思考讨论题：世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质是什么？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什么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会给中国带来哪些机遇，同时有面临哪些挑战？

还通过提供一些事实案例，要求学生思考：经济全球化下，我们如何防范国家经济安全风险？

通过课前准备，学生分组合作探究，提出很有见地的观点，如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要防范西方势力的经济入侵和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风险，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运行。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推动我国尽快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切实提高我国由中国制造大国转变到中国创造大国上来，在世界发展的舞台上提高我国科技、经济的竞争力。

3.在国家文化科技安全方面对学生的培养

文化科技安全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一样，是一个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文化安全问题已日渐突出地摆到我们面前。“冷战”时代美国总统杜勒斯就明确地指出： “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 ，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此等言论不得不引起我们警觉。如果对文化安全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从战略高度树立文化安全观，强化文化安全意识，加强文化安全防范，那么本域文化的失守势必危害国家的生存发展。

历史教材中，有好多文化科技的课目，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及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等。在教授这一系列教学内容时，我都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的文化科技安全，并分析目前我国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诸多隐忧。一是全球化背景使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破坏，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世界变成“村落”，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伴随着经济交往而相互渗透、影响和融合，国家对外来文化的进入难以选择、难以排斥，这使得西方敌对势力推进文化渗透具有极为便利的条件。二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文化安全的潜在威胁越来越突出。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各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他们利用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不遗余力地进行西方价值观的宣传；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采取网络贴文、电子邮件等手段，争夺他国思想文化阵地；通过电子游戏、影视作品、卡通漫画对他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戏说、丑化，损害其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消解民族凝聚力；凭借世贸组织的相关协定，向他国大规模输入影视剧、图书等文化产品，在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输入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并对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通过分析和合作探究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的文化安全环境是严峻的，必须从战略层面大力构筑抵御文化侵蚀的安全防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举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才能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占据主动。为捍卫国家文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三、结语

有智者说“太平景象最能带来的一种危险，就是使人高枕无忧，而保持适当的疑虑却是防患于未然的良方”。忧患意识，即人们应有的防患于未然的清醒与理性警觉。它来源于自觉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表现为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和卧薪尝胆的奋发精神，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不畏强敌的主体思维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忽视历史的民族是肤浅的，不懂历史的军队是无力的”。忧患意识建立在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认知基础之上，是国人生发危机感的底蕴。倘若对历史文化知之不多，对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及本国近代史的了解肤浅，甚至连本民族的屈辱史都不甚了了，那么，忧患意识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显然，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必须强化，教育内容要与国家兴衰史紧密结合，以鲜活、生动的史实启迪人们了解过去，反思现实，思考未来。

参考文献：

〔1〕刘军.《历史教学的新视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于友西等.《历史学科教育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朱汉国，王斯德.《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解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4〕逯兆乾.诡谲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形势及对策. 国防大学周五学术报告， 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防现代化特辑，下册

〔5〕张召忠.目前我国安全形势和国家思考. 国防大学周五学术报告， 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防现代化特辑，下册

〔6〕魏向前.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与中国对外战略选择.当代世界，2011.1

〔7〕景乃权.提升和强化我国金融战略中的安全对策.经济参考报，2011

〔8〕宿景祥.现阶段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1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7)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动着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1]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不单单代表一个纯粹的技术统治，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价值观在内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各个国家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激荡，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分配格局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影响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发展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思想一经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力量。”现在，我们有7亿网民，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交流工作的新渠道和新空间，但也使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探索大数据时代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路径，拓宽其传播途径和宣传方式，积极有效抵制西方反华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一、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他观察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和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中，从宗教批判转向了对德国的现实制度和反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批判转向了对经济批判，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大体上建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著作中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检验和再系统化，在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及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而且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和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过渡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部著作中集中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社会意识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价值体系。它是指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1858年，马克思在《序言》一书中，批判了商品拜物教，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和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客观存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不受任何外来异质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特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下，采取各种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作用。

21世纪，在思想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兴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过程中和社会的转型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应根据现实趋势和时代变化，主动更新观念，及时调整策略，重视并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一个以大数据倒逼的时代下，占领网络阵地的至高点，是坚定“三个自信”，把握“四个全面”，落实“五大理念”，实现“中国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

二、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新特点

2012年以来，大数据（big data）一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大数据是由网络科技和各种科学设备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数据集。21世纪，大数据通过 Volume（大量）、 Velocity（高速）、 Variety（多样）、 Value（价值）四个特点，全面渗透到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越来越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大数据的预测、分析功能不仅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迎接挑战，深入研究，抓住机遇，开创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在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呈现出三个新特点：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多维性”

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的范围和层面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军事层面，其安全的着眼点由“维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单一性为主的安全价值基点，横向延伸直至全球、纵向承载体拓展深入国内直至公民个体。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复合”范围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信仰、价值观安全等领域的多维度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关涉主权国家，更是需要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建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并为其他安全提供理论引导、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外源性”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着先进的技术优势，转移作战方式和作战空间，全方位发展网络的“移动化”的软实力渗透传播；扩张新媒体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霸权；开发研制突破中国的网络监控技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着力推行西方的“分化”和“西化”策略，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妄图通过网络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甚至不惜编造谎言，加强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宣传。因此，排斥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刻不容缓。

2. 创新网络话语体系增强宣传实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更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前提和先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就需要将我国的国情和其自身不断融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继承中创新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说服力。其一，要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将理性政治和感性表达相结合，运用数字、图画等艺术表现形式，拉近与大众的心理距离。把握宣传的广度，拿捏宣传的力度，注重宣传实效。其二，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借助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力量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道德力量和体系。其三，要了解现代传媒的传播规律，对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资源进行创新性转化，传播、强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国思想和中国风格。

3. 培养一支专业的网络人才队伍。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网络发展的新形势，加强战略阵地建设，努力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理论专业水平的思想政治队伍建设者，主动掌握信息网络通信的发展趋势，加强网络红色阵地的社会主义方针、理论、政策的宣传，在信息领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方面，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影响范围，体现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传播到西方社会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削弱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保障了主流思想的贯彻和落实。使互联网成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人心，使更多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科学性的认识，并转化为改造实践的物质力量。

（二）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胡锦涛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意识下手。”历史经验表明，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反动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目前，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已然成为各种舆论的阵地。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指出的：“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8]因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引领整合各种思潮增强主流意识话语权。网络等新媒体中各种思潮的滋长蔓延，其目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的主导权。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增强体系话语权。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就要弄清楚各种社会思潮背后的历史背景，利益诉求，目的趋向。一方面，要尊重差异，引领整合兼容各种思想意识；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亮出底线，强调划界批驳，凝聚共识，齐心协力。

2. 将“利益诉求”与“感性表达”相结合。人的信仰总是与需要、利益、诉求相关联的， “关怀”到什么程度，就会“唤起了”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9]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10]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分析日常生活中群众的心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处理好网络政治主义生态和政治逻辑语言，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广泛的道德文化感染力和认同力。

3.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为了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要学会通过网络网上网下走群众路线，要形成社会大家庭的同心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整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安国之器，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我们必须坚持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人民的斗志，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网络文化控制力和引导力，牢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在网络信息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前进。

（三）从被动接受到积极自觉

通过网络渠道获得信息，面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而且对国家、社会、工作也产生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呈现出了自发性和非理性的特点。但经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们逐渐由原先不自觉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今天有意识的“自为”状态。

1. 主动增强网络宣传工作的渗透力。当下，我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下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党报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而且要积极抢占包括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在内的各大新兴媒体，加快建立一批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宣传的网络红色主流网站，并积极鼓励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工作者创建个人主页，主动宣传国家重大思想并建立统一的网络舆情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并跟踪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做好引导工作，防止“信息暴动”式消极思想蔓延。

2.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引导民众认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悠久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维护我国的安定团结有着重大意义。但凡出现违背传统文化的事件，无论是普通的网民，还是官方的媒体都要一致对外，积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因此，我们要借助传播媒介，唱响传统文化主旋律，用更符合民众易于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协调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感受、理解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和生动性，努力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3. 积极发挥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作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实践作用。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技术监控和数据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弘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专家们往往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专家们通过海量的数据预测和分析解读国家的大政方针，使党的决策被人民理解和接受，明确了意识形态安全是“为什么人”， 增强了认同感和合法性，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四）从网络立法到净化网络空间

2016年4月19日，在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完善网络监管，化解网络中存在的风险。立法是净化网络空间的必经之路，网络世界也要受法律约束。如何在尊重各种多元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下，化解网络风险，成为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监管缺失和民众法律意识淡泊，盗窃或出售对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和有关的数据，实施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网络犯罪和网络诈骗行为，对执法部门的传统执法方式和执法思路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依法加大对互联网的数据管理，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提升网上执法力，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就显得更为急迫。

1. 加强科技的投入，提高网络技术。面对网络时代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态势，我们要采取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的战略。优化网络的数据化的方向、宽带化的方向和智能化的方向，研制高端核心技术，研发各种抵制反动、有害信息的技术软件，努力提高集思想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中文信息软件比率，打破西方网络文化垄断网络世界的神话。

2. 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规范网络行为。网络的舆情监管需要法律法规，由于信息技术刚兴起时，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消极的意识形态传播泛滥。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了网络信息传播机制，构建了网络信息管理的基本架构，健全了网络审查制度及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净化了网络空间。在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网民自由言论的基础上，为控制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网络法制宣传教育，提升了民众自觉自愿遵守信息网络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了信息网络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