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

[关键词] 综合安全观 概括 重要意义 途径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入侵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市场频频暴光如瘦肉精、毒豆芽、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纷纷侵扰我国领土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量是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开始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乱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安宁、社会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而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接班人，他们的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恶性事件频频出现。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高校担负着培养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任务，于是西方敌对势力将高校作为渗透和破坏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目标，与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他们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试图在高校培养和扶持“内部势力”。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内安全频频受到新矛盾的干扰。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校园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和探索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大学生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培养出具有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

（三）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大学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大学生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以及全面发展的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倾向于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疏导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大学生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切实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高校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中，增强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综合安全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际战略新动态所作出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所以我们要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实现综合安全观念进课堂、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念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亲和力，激发出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高校文化建设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发展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高校宣传团队要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在校园内开展综合安全观念的教育，让广大学生置身于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念为大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引导大学生关注环境安全，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学生们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学生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深化大学生对综合安全观念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才能成长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多元化发展要求的新一代合格公民。以综合安全观念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给大学生客观而理性地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大学生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和后果，让大学生在实践中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树立远大理想同时代要求统一起来，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为报效祖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2)

讲文化安全，就不能不讲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的思想倾向。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西方的政治理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伴随而来，致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性质各异，这里讨论的思潮是指与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经过几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比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质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的纷乱图谱。

错误思潮的泛滥直接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冲击和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讲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

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冲击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复古主x思潮，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一些极端观点还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甚至提出确立儒教为国教，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儒化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是明确的，始终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来自思潮的冲击。否定唯物史观，坚持唯心史观，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其突出表现：一是“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三是以“还原历史真实、揭示秘闻真相”为由，在历史支流中寻找所谓“阴暗面”和“空白点”。比如，借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借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来，一些人将“虚无”的矛头对准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污蔑和诋毁，以至于这些先烈和英雄的后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的做法，会有效遏制这股“去史灭国”思潮的蔓延。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也受到诸多思潮的冲击，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思潮的冲击为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体现了当代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普世价值论”主张者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的界限，混淆价值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具体价值说成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要求我国“从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普世文明”，有的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见，“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问题。这股思潮影响广泛，社会上对其认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澄清，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道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关乎政权安全，关乎制度安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有效维护、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前述几种思潮外，还有一些思潮比较集中地攻击党和国家的核心制度。比如，民主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新自由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等等。

上述种种错误思潮看似分布的领域不同、针对的对象各异，但究其政治实质，它们的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其肆意传播，必然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冲击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危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毫无疑问，文化安全属于“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之列。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3)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4)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宪政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推翻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主权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毒品、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5]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6] 马丁o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页.

[7] 乌尔里希o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8] 安东尼o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24页.

[9] 转引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6页.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5)

在国际政治中，强大的实力的确是一项值得羡慕的资产。因为，在一个缺乏中央权威的无政府世界中，实力不仅是维护自身安全与福祉的重要资源，而且是推进国家其他目标的坚强后盾。然而，正如一些新现实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强大的实力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它有可能招致他国的敌意与制衡。强国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在运用自身实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同时不招致他国的嫉恨与敌意?从根本上说，这不仅涉及一国寻求什么样的安全战略目标，还关乎它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对于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它们在制定战略目标时能否克服权力的傲慢而“谦卑内敛”，在实现战略目标时能否抵制诱惑而不滥用权力，则显得尤为重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朱明权先生最近出版的《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领导》)一书系统考察了冷战后美国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该书从理论、历史和政策三个视角解读了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及其背后的根源。通过论述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作者试图回答：在一个权力失衡的世界中，权力优势的国家如何运用它们的权力?在选择和决定某种安全战略时，哪些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安全战略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各自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　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解读

从理论高度来挖掘和解读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领导》一书的一大特色。在论述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地探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是用了近两章的篇幅(第一、二章)来论述形成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安全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及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安全观与自由主义安全观的激烈对垒，可以看作是理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展轨迹的理论框架。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与分歧由来已久，在关于国际关系的本质、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实现和维护等基本问题上，它们都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观点。新现实主义认为，由于人性的原因或国际体系的特征，国家间的关系注定是“零和”性质的，“一国之所得即他国之所失”，国家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新现实主义认为，要确保国家的安全，就必须依靠本国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新自由主义则认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地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也并非意味着无秩序，国家间关系并非“零和”游戏，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缓解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实现国际合作和确保国际安全。

作者指出，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不同世界观中，实际上已经可以发现它们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不同处方：前者更强调国际政治冲突的一面，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强调武力在实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而后者则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中合作的一面，对国家利益的界定相对宽泛，认为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减少国际冲突。

除了不同的理论取向会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外，作者指出，安全观对决策者战略制定的影响更为显著。所谓安全观，“是指个人(特别是政策制订者)、组织(特别是政党)和政府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观念和设想”。实际上，决策者的安全观与其理论取向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前者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一个具有新现实主义理论取向的决策者的安全观，可能会与持有新自由主义理论取向的决策者的安全观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这种联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

冷战后，由于战略环境的巨大变化，美国国内出现了安全观的“激烈竞争”。作者指出，大体来说，这种竞争主要出现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中，而每一种安全观的内部又包含了不同的变种。保守主义安全观可以细分为孤立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而自由主义安全观则可划分为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

作者指出，总的说来，保守主义安全观与上文提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说它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保守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和权力。保守主义安全观对国家利益有比较严格的界定，主要关注的是本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保守主义安全观还十分看重权力的作用，认为权力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工具。从思想渊源上说，保守主义安全观实际上更多地继承了19世纪欧洲政治家如梅特涅、俾斯麦的冷漠的现实主义政治。一般而言(新保守主义是个例外)，它反对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德主义，反对“到国外去寻找魔鬼加以摧毁”。

在保守主义安全观的大家庭中，新保守主义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支力量。它是保守主义安全观在保守方向上的极化。它“仇视和排斥它所认为的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以转变这些政权和重建其国家为己任，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可以说，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实际上是一种糅合了现实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理念的大杂烩。它既强调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迎来了它的第一个春天，在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的影响死灰复燃，甚至“劫持”了布什的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安全观则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由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共同体和民主。自由主义安全观并不认为“威斯特伐里亚世界”是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存在着一个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以大国协调、特别是以国际机制为主要特征，它们维系着国际的秩序与安全。与共同体观念相联系的是，自由主义安全观对民主国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它们更容易和平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之中，民主国家的扩大，将更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历史上的威尔逊主义以及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设想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在对上述诸多安全观进行梳理、比较后，作者还特别指出了自由主义安全观与新保守主义安全观的异同，指出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在是否要促进和扩大美国的价值、规范和制度问题上并无分歧，差别只在于，这一目标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位置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将、专制政府当作一项突出的国家利益，并不惜以军事力量加以实现；而自由主义安全观则避免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二　冷战后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争论

作者指出，冷战后的美国，不仅存在不同安全观的“激烈竞争”，人们对于美国应采取何种国家安全战略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福祉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作者依据巴里・波森(Barry R．Posen)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L．Ross)等多位数学者的划分，将冷战后美国国内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争论归结为四种不同安全战略模式的争论，即“新孤立主义”(Ne―oisolationism)、“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以及“美国至上”(Primacy)。这些不同的战略处方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对威胁的判断以及对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之手段的选择，都有着极为不同的观点。

冷战甫一结束，美国国内就出现了要求美国从欧亚脱身、进行战略收缩的呼声，新孤立主义安全战略集中反映了这一要求。新孤立主义战略的鼓吹者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只有两种，即自身的安全和繁荣。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冷战后有利的战略环境，使得美国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威胁。因而，美国没有必要频繁介入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美国应恢复并维持自身的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放弃那些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从欧洲和亚洲抽身，“不必继续实行昂贵的前沿部署”，不必维持庞大的军力规模和军费开支。

与新孤立主义那种“孤傲”的战略处方不同，合作安全战略鼓吹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该战略的提倡者认为，当今世界处于高度的“战略依存”之中，任何地区发生战争、冲突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都可能危及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利益也不仅仅是狭隘的自身安全与福祉，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与美国的利益“处于无法逃脱的相互依存之中”。该战略还认为，冷战后大国间的安全竞争已经不是严重的安全问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环境问题、种族冲突等“非传统威胁”的危险则上升。这些问题的解决，靠“单边”或纯武力都不能奏效，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集体行动。鉴于冷战后威胁的性质，合作安全战略特别重视军备控制以及防扩散，同时也提倡对地区潜在冲突实行“合作式的”预防性介人。

选择性介入战略则介于上述两种战略之间，既不同意从世界抽身，也反对广泛的国际介人。该战略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划分为核心利益及“值得谋求的利益”，前者包括美国的本土安全、欧亚大陆的和平以及波斯湾的石油资源；后者包括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促进民主与人权以及全球环境保护。该战略主张，美国应聚焦于核心利益，必要时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但不应为了“值得谋求的利益”过分浪费资源。在威胁认知上，该战略较新孤立主义战略悲观，认为“无赖国家”、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波斯湾地区的征服战争甚至大国间的战争都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该战略认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主义，特别是美国的传统联盟网络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合适工具。

美国至上战略是最为雄心勃勃的一种战略。它认为，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属于“明确的单极”，美国居于无人能比的霸权地位。美国的霸权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多极则是不稳定与动荡的来源。因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防止“同辈竞争者”的出现，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同辈竞争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周边地区的动荡”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该战略还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怀疑”，鼓吹单边主义，主张美国“应当敢于使用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维持霸权”，支持维持较大规模的军事力量。

在对四种不同的安全战略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后，作者从安全观、威胁认知及手段等方面简要概括了它们的异同。作者指出，新孤立主义、选择性介入及美国至上战略实际上都基于保守主义的安全观，都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取向(选择性介入则部分搀和了自由主义理论)；只有合作安全战略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安全观和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对威胁的认知上，新孤立主义、美国至上战略相对乐观，而选择性介入和合作安全则要悲观得多。在手段方面，新孤立主义和美国至上都主张单边主义，前者要急剧削减联盟义务和承诺，要削减军事规模和防务开支；后者则不相信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主张依靠美国强大的实力来实现政策目标。作者还认为，除了新孤立主义对介入国际事务持高度怀疑态度外，其他三种战略都主张国际介入，区别只是在介入的方式以及介入的程度上。

作者指出，虽然冷战后人们一度对美国是否要持续介入国际事务产生过疑问，但很快“朝野上下”就取得了共识：美国应当继续介入世界，实行国际主义。因而冷战后的战略争论很快就转入到美国应如何介入世界这一问题上来。换言之，冷战后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争论更大程度上是在后三种战略模式中进行的。作者还认为，这三种战略对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这一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的看法，并无本质上的分歧，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实现这一秩序以及维护美国地位的手段上，具体地说，就是美国应当奉行领导世界的战略，还是应当奉行支配世界的战略。

三　从领导走向支配：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践

从“领导还是支配”这一战略视角来考察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践，构成了本书的又一特色。作者指出，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不仅较好地概括了冷战后美国国内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争论，而且也反映了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实际推行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本质分歧。所谓领导世界，指美国在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基础上，带领其他国家朝既定目标前进。本质上说，它是通过说服和吸引来推动国际合作。领导世界战略追求的是相对安全，对安全环境的看法相对乐观，重视软权力的作用，对使用军事力量持较为谨慎和克制的态度。它更多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安全观以及自由主义理论取向，主要包含了上述的合作安全战略，也部分含有选择性介入战略的成分。所谓支配世界，指美国处于压倒其他一切国家的地位，“以力压人”，统治和控制世界。支配世界战略追求的是绝对安全，对安全环境持悲观看法，更加迷恋自己的硬权力，甚至在行使软权力时也采取了刚性方式。它主要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安全观和现实主义的理论取向，上述的美国至上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战略诉求。在接下来的三章中(第三、四、五章)，作者就是从“领导还是支配”这一战略视角来具体考察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战略实践。

作者指出，冷战结束后，老布什对国内一度升温的新孤立主义思潮迅速做出了否定性的反应，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负有“保证国际平衡与稳定的关键责任。”在1991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老布什勾画了“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宣称美国“将按照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在这一新秩序中，将“禁止使用武力解决争执，”而一旦这一原则遭到破坏，各国将形成一个由共识集聚在一起的“世界共同体”，并由联合国对侵略行为采取“集体行动”。老布什宣称，为了使建立世界新秩

序的“特殊可能性”得以实现，“美国的领导不可或缺”。他还特别强调了美国价值观及在全球推广这一价值观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国内生活和对外政策的联系，权力和目标的联系”。概言之，在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战略中，世界已经不再“分裂”，而是一个“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主导价值观是西方的或美国的。“共同体”的安全将由建立在大国合作基础上的联合国维护。美国是这一新秩序的领导。

作者指出，如果说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仅仅折射出“领导世界”战略的大致轮廓，那么克林顿执政时期奉行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则充分体现了“领导世界”战略的蓝图。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展”战略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扩大民主和民主共同体；重塑国际安全机制；实行大国合作和多边主义。该战略认为，只要民主价值观在世界不断扩展，民主共同体日益扩大，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为基础，联合国、欧安组织等集体安全组织同时得到重要发展，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得到有力促进，那么美国的安全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将得到有效的加强，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将会最终确立。该战略对民主的强调，对大国合作及多边主义的倚重，都鲜明反映了自由主义安全观的诉求和“领导世界”战略的精髓。

然而，作者指出，即便在大力推行“领导世界”战略的老布什及克林顿政府时期，“支配世界”战略的幽灵也时隐时现。在老布什时期，1992年被泄漏给报界的政府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文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文件宣称，在一个注定要面对多个竞争者和冲突的世界中，美国的潜在对手既包括过去的敌人，也包括过去的盟国。美国必须具有足够能力去阻止任何竞争者对美国全球支配地位的挑战。虽然该指导文件最终胎死腹中，但这一插曲本身依然表明，甚至在老布什的班子里，仍然有一批“支配世界”战略的支持者。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对一些国际条约的态度(如拒签《禁止反人员地雷条约》等)及“无赖国家”的提出等，都迎合了“支配世界”战略的诉求。

这一滑向“支配世界”战略的倾向在小布什上台之初更为明显。小布什一上台，便对克林顿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增加防务预算和重整军备，对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协议说不，反对多边主义，推行单边主义。但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小布什还没有明确推行“支配世界”战略，而是处于战略“摇摆期”。

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决定性地结束了小布什的战略徘徊，“支配世界”战略最终得以确立。九一一恐怖袭击不仅使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情绪急剧上升，也导致小布什班子中新保守主义势力影响扩大以及小布什本人安全观的进一步保守化。小布什开始更多地从“善恶两分”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认为美国代表了正义和自由，而恐怖主义及其同路人则是邪恶与专制的化身。在这一善恶搏斗中，美国必须果敢坚毅，承担起管理世界的责任，重新恢复世界的秩序。这一保守主义倾向急剧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布什主义”的提出和实施，后者完整地体现了“支配世界”战略的主旨。

作者指出，布什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学说和观念，还是一种真正得到实施的政策。美国的超强实力是布什主义的物质基础，新保守主义及强硬民族保守主义则是其思想基础。从内容上看，它主要包括政权更迭、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以及美国至上。

政权更迭是布什主义的重要内容。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小布什开始将政权更迭提上反恐议事日程。他认为在反恐战争中，仅仅打击和摧毁恐怖训练营是不够的，必须斩草除根，铲除恐怖主义赖以孳生的土壤。而那些“无赖国家”及“失败国家”，正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为此，美国必须对这些国家实行“政权更迭”，从外部植入民主，建立“民主和平区”。此外，由于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及那些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对理性的无动于衷，美国传统的遏制战略已经无法有效保护美国的安全，因此，在必要时，美国必须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坐等威胁找上门来”。这要求在涉及美国核心利益时，美国必须敢于“单干”，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护安全，而不是寄希望于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

美国至上则是布什主义的核心。无论是进行政权更迭，还是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抑或是实行单边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确保美国的霸权或至上地位。这一至上地位建立在美国的实力、特别是超强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谨防任何潜在“同辈竞争者”的出现。

布什主义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具体的实施，而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国内外轩然大波及对国际秩序的负面影响，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支配世界”战略的弊端。它导致了美国与其他大国、甚至是盟国间关系的疏远和裂痕；它以武力萨达姆政权以及在中东推进民主的做法，还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疑虑和反感，甚至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最后，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遭遇的一系列困境也表明，以武力推进民主或以暴易暴式的反恐，非但无法有效铲除恐怖主义孳生的土壤，反而很可能导致“愈反愈恐”。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6)

【关键词】 旅游业;民族地区;文化安全;文化安全预警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业与旅游目的地文化之间的张力日渐显现。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旅游业与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安全问题,已成为旅游业由粗放式快速发展走向可持续成熟发展必须处理好的重大课题。

一、对“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民族文化安全”的界定

本文的出发点虽然是旅游业,但关照和讨论的却是文化问题。“文化”这一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是不同的角度对其内涵、外延有不同的界定罢了。从旅游业与文化的关系出发,本文基本认同张岱年关于广义“文化”的界定,即: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其结构大致由“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组成。安全的对立面是威胁、危机、危险等,评价某种文化安全与否,就是看其是否受到威胁,是否出现危机,是否遇到危险。由于威胁、危机、危险既可能来自外部的影响、侵蚀、冲击,也可能来自内部活力的窒息、创新能力的丧失、发展的停滞,所以我们认为,所谓“文化安全”,即是指某种文化处于既充满生机活力,又足以抵御各种侵扰,能够按照主体意志自觉发展的状态。也就是说,“文化安全”涵盖了存在的“现在”与发展的“未来”两种状态指向。进而论之,只有当某种文化的“现在”能够满足其发展的条件,而发展的“未来”又能为其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这样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

我们知道,不论对文化作何样的界定,文化都是人类活动(包括人类活动本身在内)的产物,概而论之即“自然的人化”。以此为逻辑起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必然会造就不同的文化,文化也就必然会打上国家属性、民族属性的烙印。什么是“国家文化安全”?胡惠林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显然,这个界定是将“国家文化安全”置身于国家安全的大背景之下。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既然文化有国家属性,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去观察“国家文化安全”也是理所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界定“民族文化安全”就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

从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国家文化是我国各民族文化最一般、最普遍的代表,是各族人民在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共同部分的交汇与集合。国家文化既高于民族文化,又寓于各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则以各自鲜明的独特性而构成了完整统一、宏博精深、独步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中华民族国家文化。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要素之一,便是对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安全的重大前提,则是对国家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国家的文化认同。需要指出的是,认同绝非同化,认同是一种价值和情感判断,在某一相互认同的群体内,它表现的是一种精神纽带,其成员通过这种纽带在心理和情感上产生归属感,获得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身份象征,从而被外界认可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正如涂尔干所说,认同是一种称为“集体意识”的东西,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同化则是指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消解与湮灭,就民族而言,一旦自己的文化被同化,就意味着自己民族特征、民族个性的消亡。是故,在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不论谁同化谁,也不论谁被谁同化,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从民族文化自身看:文化凝结了一个民族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是一个民族存在的符号,也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灵魂。由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其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这就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克服来自民族自身的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种挑战。我们知道,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与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激荡。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以其新的内容、新的定位去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完成文化的自我超越,并在这样的超越中使文化传承得以实现。同时,与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激荡,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将民族文化引入自我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和自我封闭的狭隘民族主义歧途。前者将导致民族认同危机,后者将导致国家认同危机,这两者都将窒息民族文化的创新活力。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不加取舍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而否定本民族文化,其结果必然是民族认同丧失殆尽,无异于自取灭亡;一味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统一与“纯洁”,拒绝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反对变革、求新与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民族文化陷入文化孤立与自我封闭的泥潭,民族文化只能处于停滞、萎缩状态,最终难逃被时代抛弃的厄运。

基于如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所谓“民族文化安全”,是指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个性特征、存在式样等得到充分认同、尊重与保护而不被歧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区别又高度统一而不被相互取代,本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既相对独立又融汇其中、在相互借鉴吸纳与和谐共存中得到创新发展而不被同化的状态。

二、民族地区旅游业对民族文化安全的影响

一地旅游业发展,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剧烈性、深刻性、持久性是其他产业所没有的,尤其是对当地在广义上的文化影响,已经引起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其原因就在于旅游业作为一种产业与文化之间有着无法区隔的共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客观存在,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使目的地文化受到一系列影响和变迁,而文化变异变迁及传承发展的过程,不论是自然的还是自觉的、不论是明确的还是隐性的,事实上都无不伴随着文化安全与否的自省、审视和调适。旅游业对民族文化安全的作用机理非常复杂,在此仅以文化观念与市场为例略作分析。某种文化观念或社会文化观念属于与一定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领域范畴,既与上层建筑的其它方面相互作用,也相互制约;既作用于经济基础也受制于经济基础。所以,导致文化观念发生变化的原因也主要集中在观念形态、物质形态两个方面。而旅游业,也正是以这两个方面为渠道,对当地文化观念产生影响。

虽然旅游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旅游业却是一种市场行为。以新疆为例,绿洲农业和自然经济的惯性依然存在,尤其在相对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此种经济形态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仍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旅游业作为以市场运作为主要手段的开发活动,首先是对当地的经济形态产生强烈的冲击,给当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带来一系列深刻影响。然后,在经济形态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又使传统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文化个性、精神气质以及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发生深刻变化。但是,旅游业决非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市场经济本身也代表了一种观念形态,等价交换、契约意识、效率观念、非物质形态的货币化等,都会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对当地传统文化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并进而给传统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推而论之,不论是旅游开发的理念方式、旅游产品本身的社会效应、旅游活动过程、对旅游业的管理等,都会对当地民族文化带来巨大冲击。通过这个分析也可看出,旅游业对民族文化安全的影响是既有积极的、正面的,也有消极的、负面的,而且,这些影响也是动态的、发展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总体看,民族地区旅游业对民族文化安全的影响有三个方面最为突出:

在思想观念方面: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相对偏远地区,由于仍然存在较多的自然经济成分,文化的存在样式往往是自在的多于自觉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对不符合自然经济形态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等,观念上大多存在抵触和排斥的本能,在没有外来事物冲击的自然状态下,思想观念的演变非常缓慢。旅游业常常成为这类地区思想观念发生突变的直接诱因,往往可以成为当地按市场法则办事、增强法律观念、提高效率意识、学习掌握新事物,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大转机。成为推动民族文化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巨大动力,民族文化在自觉发展中得到新的认同而获得新的自信,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使民族文化安全得到巩固和强化。如果这种突变过于剧烈,其压力超过了一定临界点的话,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过激的应急响应,其表现形式就是观念上的相互冲突与对抗,促使民族文化转向封闭与孤立,民族认同得到非理性的强化,国家认同则被弱化甚至消解,使民族文化安全面临巨大威胁。

在文化个性的传承与发展方面:文化个性是民族文化独特内涵、精神气质的反映,是民族文化中最珍贵、最值得保护和传承的部分。文化个性虽然具有稳定性特征,但决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渐变的、发展的。尽管一定的文化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其生命活力最根本的还是来源于与不同文化的比较、交流、融合,是在吐故纳新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从而实现更高层面的文化认同。旅游业一方面为当地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空前的交流平台,使本地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渠道更加宽阔、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民族文化形式的保护,民族文化个性的展现和张扬。尤其对一些濒临消失的文化事像,往往会因为旅游开发而得到及时抢救、保护,一些新的文化形式也常常从中脱胎而出,使行将消亡的文化项目获得新生。这些都是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保持民族文化始终充满创新活力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确保民族文化安全极为重要的条件。由于旅游业终究是一种产业,产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趋利性,要求旅游业发展必须以赢利为其指向。所以,旅游业在对民族文化个性的传承与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往往存在功利化选择倾向。在现实中,不少地方旅游业为了迎合一些游客的低级趣味,将本民族消极的、落后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已经被时代所唾弃的东西,又在文化保护的外衣下死灰复燃;文化被过分的商品化和庸俗化,使原有的民风、信仰受到怀疑,传统的民间习俗、庆典仪式、文化产品失去其真实的意义和价值。长此下去,势必导致本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文化个性的丧失,民族文化也就毫无安全可言。

在社会环境方面:推动社会环境的发展进步、提升当地软实力,是旅游业最重要的社会效应。一地的社会软环境,包含了该地的文明程度、稳定和谐、生态环境、办事效率、社会风尚、地区形象、生活习惯等。在社会环境达不到旅游开发要求的情况下,旅游开发活动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环境的改善,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中外许多旅游目的地,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环境大幅度改善,主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旅游业带来的这种联动效应。社会环境的改善,又反过来强化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从而形成旅游业与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旅游业发展势必打破当地原有的相对均衡、和谐的社会状态。尤其是新疆自然经济和自在文化成分较多的地区,这种均衡、和谐状态的被打破极易造成社会失范,加剧一系列社会病态现象的出现。社会环境的恶化,一方面将引发外界对本地文化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将导致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否定。

三、建立旅游业视阈下的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

在我国,旅游业对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以此为基点,我们认为建立旅游业视阈下的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则是旅游业与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之间更深层面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它产业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文化由安全到不安全的变迁往往是和缓的、隐性的。建立准确有效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体系,既是国家发展长远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紧迫要求。

从国家安全层面看:大规模、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或同一性质事件在同一区域内频繁出现,都有其深刻的文化变迁背景。面对这种隐性的、缓慢的、深层的变化,建立准确有效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就是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对其变化的方向、程度、范围极其可能性结果,做到能及早把握、及早介入、及时调整,将危害民族文化安全、危及国家安全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预警以及安全状态评价也应当是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以旅游业为视阈建立预警评价体系,无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从旅游业与文化的关系看:不同的文化承载体对文化安全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效应。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新疆、云南、、广西等省区,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对这些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变迁的敏感度、准确度和可靠性有着其它产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就是说,在产业层面里建立民族文化安全预警体系,旅游业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建立旅游业视阈下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也是旅游业自身在促进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中应该发挥的独特作用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旅游业自身发展需要看:有两个方面的条件必不可少,这就是旅游业发展的健康性与社会环境的稳定。建立旅游业视阈下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可以有预见性地发现旅游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使相关政策措施更加及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使旅游业形成为文化安全自觉调适的机制,从而推动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反过来,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又能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从而为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4]由亚男,李翠林,王冬萍.新疆旅游产品开发新思路[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7)

[关键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大学生 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245-02

“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恩格斯）。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与建设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力量所在。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知识增长与积累的黄金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国家安全教育的质量如何，将决定他们国家安全意识的优劣，也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长治久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家安全的外延与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从传统侧重于政治、军事安全的视角转变到侧重于经济、环境、信息、人才、社会文化等国家各领域安全的内容上来，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一、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界定，目前学术界的认识尚未统一。不少学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即非传统国家安全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者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主要指一个国家与另一个或者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构成威胁的，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1]主要有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多样性等特征。根据这些特征，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安全教育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自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逐渐增多，我们有效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等资源，加快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与威胁。这需要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正如同志所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做好以下的“功课”：扶持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的树立，注重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提高我国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能力的水平；合理调整产业与经济结构，发展制造业，扩大内需，减少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等等。

（二）科技安全教育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的综合国力状况，并由此对其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全球化的到来加速了包括科技在内等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但是，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技术限制与封锁，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拥有的充足资金，一流的科研设备与良好的发展环境等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使得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难以获得巨大飞跃。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做好科技安全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三）生态安全教育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的决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的任重道远。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的优势，除了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原料产地与商品消费地，还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起生态资源恶化的责任，即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将过时淘汰的产业或者重污染的产业移至发展中国家。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建设者，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生态安全的教育，让他们从校园开始就树立起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四）信息安全教育

21世纪是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时代，以至于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就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伴随着网络技术在全球的发展与普及，信息技术将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在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当下的大学生，大多以80后和90后为主，他们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对信息网络、电子通信设备的依赖程度乃至到达形影不离的状态。网络的许多负面影响之一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问题。作为网民主体成分之一的当代大学生，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小则会影响到他人的声誉，大则会危及社会的安定，乃至国家的安全。所以，人们应提高自己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尽其所能减少病毒侵袭、黑客攻击等问题，这样也就减少了对国家、社会、个人带来的危害。[2]

（五）文化安全教育

伴随着改革开放，很多的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形成一种中西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的趋势，并对这一时期成长的80后和90后产生了影响。“多元文化使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受到挑战，不同文化倡导的价值观、理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学生在其影响下产生了‘西化’的倾向。”[3]必须加强当代大学生文化安全的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的优劣，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防范敌对势力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策略

相比以军事、政治为主的传统国家安全教育来说，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从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上看，高校的思想政治老师完全可以胜任而不必依赖于具有专业的军事知识与技能的人来完成。二是教学设施与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教学的开展可以灵活多变。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与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区别。基于此，笔者认为对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应注重以下策略的运用。

（一）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地位

世界格局的巨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已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使得学校的教育与大学生眼中的国家安全仍停留在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即军事、政治、间谍、情报等，忽略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与信息安全等问题，并延伸至恐怖主义、海盗、核武扩散、走私贩毒等诸多国际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威胁并不比传统政治、军事安全问题对公民个人与国家整体的威胁要小。因此，当代大学生非传统安全观教育的问题已经愈来愈重要与紧迫。加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必须对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革，重视课程内容的设置与调整，保障一定数量的国家安全教育课时，等等。例如在《形势与政策》等大学思想政治课与国防教育相关课程的内容设置中，注重突出非传统安全教育的比重。同时，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与国际性，我们应当注重培养学生树立宏观的国家安全意识以及形成在全球的视野中把握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思维，使他们不仅能够站在民族利益的视角进行考虑，更能够以开放的视野去关注世界的整体利益。

（二）注重教育思路与方法的灵活运用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飞速传播的时代，当代大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如果国家安全教育仍采取传统的教育模式势必不能满足他们的学习胃口，也将难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另外，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大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并非传统国防知识的遥不可及。因此，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应当尽可能运用符合当代大学生学习特点，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方式与方法。具体地，1.根据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较强的特点，采取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坚持师生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形成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引发学生的思考与领悟；2.注重开放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即国家安全教育不应只是在课堂这一狭小的范围内开展，而应依托思想政治课的教育主阵地，组织与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广泛建立起学校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教育系统；3.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即不仅重视正式的课堂教育，也要重视社会影响、网络宣传、媒体渲染，校园文化渗透等方面的教育功能。

（三）结合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开展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

课外活动具有载体多样性、内容宽泛性、作用潜隐性、被影响者体验性与选择性等特点。[4]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较强，传统的课堂说教与灌输可能不适合他们的这种个性，因而未必能够使他们很好地吸收知识。而结合宽松自由的课外活动进行国防教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第一，创建国防类社团并以其为载体，组织社团成员积极开展各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们能够在参与、体验、竞争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第二，组织开展以国防教育，尤其是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影片观赏等活动，既可以丰富学生们的课外生活，又可以在活动中得到身心锻炼，潜移默化中获得知识。第三，定期邀请国防教育的专家学者到校开展讲座与学术汇报活动，使学生们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加深对国家安全教育理论的理解，等等。

（四）发挥互联网优势，拓展教育的新空间

同志曾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当代大学生的成长与互联网的发展几乎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生活与学习的方方面面大多与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不同于以往明显的军事与政治等外部威胁，而是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大学生进行学习与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应用得当，网络将会有利于国防教育空间的拓展，成为高校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新渠道。因此，高校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与组织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阵地。第一，加强校园网络建设，在学校校园网内设置融专业性思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教育站点，并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分类提供各个主要板块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以及文字案例等。第二，在互联网上设立专门讨论国家安全教育的论坛，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与学习。通过网上答疑、政策咨询、问卷调查、意见收集、交流探讨等方式，对大学生关注的国家安全知识和现象进行引导，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找出解决对策，实现国家和大学生的双向互动。

【参考文献】

[1]陆忠伟.非传统安全[M].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4页.

[2]董雪.论非传统视域下的大学生国家安全观教育[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