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心理学论文精品(七篇)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1)
【关键词】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教学模式；教学原则
普通心理学是心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该学科是研究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的学科，是心理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学好这门课有助于学习心理学的后续课程，有助于学习其他的教育理论和提高教师职业技能。
《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知识、抽象内容比较多，对于“教”和“学”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学”，相对说来难度更大。因此恰当的通过教学模式、方法、优化课程资源等，能促进学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现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掌握心理学发展的一般趋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一、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过程坚持的原则
1、明确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目标
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目标是要向学生传授心理学的“一般”知识和“基础”知识，使学生了解心理学的知识、掌握心理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该学科的学习，应达到三方面目标：
（1）认知性方面。通过学习普通心理学课程，使学生能了解每一章的心理学知识脉络，认识掌握基本概念、规律、原理等；识记理解普通心理学重点、难点内容；学会运用普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解释现象；
（2）技能性学习方面。掌握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初步具备运用普通心理学的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将普通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实际，提高学习管理心理学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情感不仅指学习兴趣、责任，更重要的是乐观生活态度、求实科学态度、宽容人生态度。价值观强调科学的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不仅强调人类价值，更强调人类价值和自然价值的统一。
2、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原则
对教学内容的教学，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促进理解与应用。运用学生实际学习、生活中案例与理论知识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也包含讲练结合思想。理论与实际包括学生整理笔记、做习题、做小论文等。做好学生的体验活动。
3、教学注重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理论的传授的原则
普通心理学处在“入门”的地位。所以注重基本理论、基本实验、基本原理的传授的原则，有利于学习心理学其他分支课程，有利于学习的正迁移。
4、坚持教学过程的教学互动，发挥双主体的作用
发挥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作用，既不单纯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也不过分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为此教师要系统、准确、有深度地掌握好教学内容，学生要在学习中以积极的态度投入才能做好学习过程的主体。
5、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运用心理规律进行教学的原则
知识是无限的，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掌握知识的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运用思维、记忆、强化规律、学习理论等促进教学。
6、重视学科发展前沿的介绍
心理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各个学科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成果，如情绪对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智力理论的新发展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技术的进展等。
二、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为提高教学效果，增强教学质量，普通心理学课程，应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讲授内容的不同进行教学。
1、在讲授中“分析、案例、互动”相结合教学模式与方法
普通心理学课程的重点是每一章的基本概念及规律等。所以要细致讲解分析概念与规律、分析概念与规律的每一部分内容；使学生对心理学概念、规律、原理、理论有所理解。教学的基本原则是直观性，所以运用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心理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解释一定形象化、要联系生活实际。通过互动了解学生的理解。
2、体验、讨论、教师导向结合的教学模式
创设问题情境叫学生进行讨论，对某种理论或某些有普遍性的问题组织专题研讨、写课程小论文，既可以发挥学生主动性，也可以使学生加深了对心理学概念、原理、理论地理解，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心理品质。教师的职能是针对学生的理解情况进行导向。
3、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扩大学生的视野，既补充了课堂教学的内容，也为学生学习知识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加深了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的机会。另外，每章讲授结束之后，适当安排作业与练习，巩固学习效果。布置各种不同的作业，如案例分析报告，评价报告等。
三、课程资源的建设
1、精选教学基本内容
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叶奕乾等主编《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春兴主编《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黄希庭著《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张述祖著《基础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美）格里格·津巴多著，王甦等译《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这几本书比较经典。 教师在仔细阅读基础上，形成一个有层次、有系统、有深度、有逻辑性的，既有实用性又有学术性教学内容。
2、增加大量的研究资料与图画资料
为学生的学习增加有趣的与形象性材料。
3、关注新成果
增加反映学科新成果的内容。
四、课程考核体系构建
科学的考核方法既能够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又能使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考试内容应注重考评学生基本知识与应用能力的培养。既要能够考评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评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综合性、创造性应用知识能力的考评。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2)
最新关于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 为了改革适应时代的需要，为了大力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我市组织开展了教师普通话培训活动。培训从普通话的概况，主要介绍了什么是普通话、为什么学习普通话、怎样学习普通话的情况。又从声母、韵母、音变详细介绍定义、分类、发音练习、辩证等内容，使我对普通话又有了新的认识，感觉说一口流利的、标准的普通话能体现一个人的气质内涵。
通过学习我体会到学习普通话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坚持使用普通话。
（1）普通话的学习要有一股痴迷劲，就是脸皮要厚，才能练得好，学得会，用的轻松。
（2）在办公室中与教师、学生及其学生家长交流要坚持使用普通话，给学生做好表率，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感染身边的人。
（3）在课堂上用好普通话。课堂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交流使用普通话，若在课堂上不使用普通话，教师、学生不和他交流，逼迫使用普通话。使不想讲普通话得人讲普通话是一个难题，只有下大力气才能转变。
（4）字典要在手边。读书看报遇到不认的字要查字典，只有把握准字的读音，才能在课堂上使用，杜绝在课堂上读错字及其发错音，使课堂成为一片净土。
（5）每天收听新闻联播，学着读新闻，以此来纠正自己读错的字、
发错的音，及其有关方言、音变等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
（6）举办讲故事比赛、教学论坛、说话比赛及多和普通话比较好的人用普通话交谈。能使教师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提高，达到资源共享，是学习的一个好方法。也是培养敢于讲话的一个场所。
二、学校举办普通话培训，给教师的训练搭建平台
（1）聘请辅导教师，定期开展培训活动。
（2）先把拼音读准。打基础很重要，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3）比较规范的训练方法是去找一本《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照里面的次序，由字到词语，再到篇章，每天坚持半小时，几个月之内就会有进步。
三、要学好普通话，我体会到这么几条要领：
（1）学好拼音字母，掌握发音部位，对于局部个别的方音要反复练习直至完全到位为止。
（2）多读些拼音报上的文章等，锻炼说普通话的感觉，或者看到一个字后，就是暗暗地朗诵其标准音，并注意与方言音的对应关系，争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3）不懂就查。字典是我们很好的老师，若有不懂，定要虚心请教，直至完全正确为止。尤其要注意一些字的多音与多义等。
（4）读辞典，翻开现代汉语辞典，一字一字、一词一词、一句一句、一页一页地朗读，极为有效。
（5）坚持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会话。有人说：语言取决于环境。在
一个大家都说普通话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近朱必赤。即使你方音浓重，逐渐逐渐你也会受感染的。
只要我们大家一齐努力，同心携手，就一定能把普通话说好。
最新关于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为期三天的潍坊市普通话培训班学习结束了，这是潍坊市第一期普通话骨干教师培训活动，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虽然短短的几天，但我却觉得受益匪浅。作为一名学员，我最深的感受是既辛苦又快乐，同时还被深深地感动着。辛苦在时间短、学习任务多又重;快乐在结识了朋友，能和朋友互相交流学习;感动在给我们上课的专家老师们那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
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学好和用好普通话至关重要。而就目前教师普通话水平情况看，不达标现象还很严重，特别是语文教师普通话达标率太低。因此，举办这次普通话培训学习很有必要，不论在知识学习上，还是在宣传氛围上，就像一场及时雨，对提高我们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次培训活动，整个组织管理自始至终有条有理，既严格又民-主，不论从上课和活动形式上看，还是从考勤和生活管理上看，都是一次非常正规的培训活动。
从培训教材上看，培训内容丰富、实用，密切结合普通话测试，同时它还立足山东方言，突出潍坊方言的对应性，有很强的针对性，理论精简，方法突出，非常适合我们潍坊市的教师使用。
最让我感动的是，上课的专家教授们无私奉献，不怕辛苦，对我们容易出现的错误能够进行认真耐心地指导。他们的讲解详略得当，一丝不苟，一讲就一两个小时，但没有一位老师敷衍了事。这种认真负责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感动着我们每一位学员，提高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
通过这次学习，我对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有了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比如在生活中不能坚持大胆地说普通话，认为单单在课堂上和学生用普通话讲话就可以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导致自己普通话水平下降的原因吧。另外在发音上自己存在着许多缺陷，象z、c、s和j、q、x的发音不是很准确。在这次培训学习中，我经过老师的指导，认真进行了纠正。另外，在学习中，我还知道了练习和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方法和途径，懂得怎样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结识了很多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从现在起，我要坚持大胆地说普通话，随时随地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训练，提高普通话水平，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不论在课上，还是在课下，都应积极推广和宣传普通话知识，为提高全民的普通话水平进上我的微薄之力。
总之，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我感到受益颇多。真的很希望多搞一些这样的培训，大面积提高我们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任重而道远，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方面。我坚信，有了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普通话水平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普通话事业将会与时俱进，开花结果。
最新关于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为期三天的__县普通话培训班学习结束了，这是__县第四期普通话培训活动，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虽然短短的几天，但我却觉得受益匪浅。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3)
确定高等教育学与其相关学科亲疏关系的实质是“学科间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学科间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该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论著等各种文献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对高等教育学权威期刊论文的引文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统计，根据引用频度（比例）确定相关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的亲疏程度。本文的学科分类是以现有的学科门类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学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分为4类13个学科。即教育科学类3个：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心理学；人文科学类3个：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类5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自然科学类1个，理工农医等所有自然科学归为1个学科；其他学科1个，未纳入上述学科类别的其他文献。本文的主要数据源为华中科大主办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该刊是国内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权威刊物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其论文能代表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状态与水平。为了解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还选择了6个相关学科的权威刊物，对其2010－2012年的论文引文进行了统计。6个学科及其刊物分别是：经济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文学———《文学评论》，历史学———《历史研究》，哲学———《哲学研究》。前三个属于社会学科，后三个属于人文学科。此外，为探讨高等教育学对整个教育科学的贡献，我们还对《教育研究》2010－2012年论文的引文进行了统计。
二、主要数据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新学科在创建初期，由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尚在形成中，学科自引率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会呈现上升趋势。从表3看，30年来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印证这种现象。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变化耐人寻味。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主要借鉴了普通教育学框架、理论及概念，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来自普通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摆脱普通教育学的影响，高等教育学引文中普通教育学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简称“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令人费解之处。从我们的经验判断，30年来，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21世纪后，多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的青睐，但我们的统计显示，其他学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部分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2010－2012年，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6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数量为102条，仅占6学科全部参考文献数（70700条）的0．1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同一时间，高等教育学论文引用6学科文献2229条，达到高等教育学参考文献数（10323条）的21．6％。“衡量一门学科地位的标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学科。”［6］0．14％的数据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薄弱现状，更是它在学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学在引进知识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知识”，如“通过实践哲学命题进而反哺哲学”，“向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分”［7］。可惜，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五）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由于难以选择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没有统计普通教育学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对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论文8445个引文进行了统计，发现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比例为17．25％。这表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教育科学）重要的知识来源。
三、主要结论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4)
东西方的对立或者说矛盾，并非绝对的和本源的，实际上，“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纬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张旭东，2006：5）然而，人类社会走到今天，随着资本的扩张，使得某种文化会以某种形式向其它文化扩张，形成某种“普遍”，而使另一些成为“特殊”。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词，比如：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文化领域“西方文明”的入侵，科学研究领域“理性化、科学化”的研究范式的博兴等。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引导下，有关“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文化发展模式、科学研究范式、社会话语似乎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和状况。那么是谁赋予了“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权力，又是谁使得这一“普遍主义”的话语拥有了代表他者、取消他者的地位？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普遍”与“特殊”之争。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普遍”和“特殊”并非完全割裂和对立的，普遍是特殊的总体，“它并不自在自为地是一个规定了的特殊的东西，而是通过个别性才是它的诸属之一，它的其它诸属通过直接外在性便从它那里排除出去。另一方面，特殊的东西同样也并非直接地和自在地是普遍的东西，而是否定的统一剥去了它的规定性，从而把它提高为普遍性”。（黑格尔，1981：354）可见，普遍性的产生离不开特殊性，但它“并非特殊性的堆积，而是扬弃了种种特殊性的‘直接外在性’的一种更高的、绝对的质”。（张旭东，2006：4）在黑格尔的逻辑下，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并非与生俱来的“普遍性”，也并非是用一种特殊的东西对另一种特殊的东西施行的征服暴力，而是以“普遍”的名义，把自身“普遍化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者”都视为“特殊”，并且把这些特殊克服掉，也就是“视为普遍性的实现”。这有点类似于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即西方话语在发展过程中，赋予自身“普遍性”的权力，即在与他者话语对话的过程中获取一种“真理性”，证明自己为真，从而使其上升为一种“普遍性”，成为一种“普遍话语”。
与西方对立的是东方的概念，在西方人的眼里，东方是他者、是特殊、是个别。赛义德最早提出的东方的概念“主要指发生在19世纪的一种文化和物质殖民现象，这种现象与19世纪的欧美殖民帝国主义有关。而‘东方主义’在现阶段又有了新的含义：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通过大众媒体以极快的速度制造了‘非西方’的概念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的假想敌”。（谢少波，王逢振，2003：225）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东西方的对立从经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文化价值领域。面对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随着世界市场席卷全球时，东方世界更强调的是保护和发展“东方传统”的问题，于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先后出现了“亚洲中心”的概念。
然而我们谈“东方传统”，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倡导红木家具、穿旗袍、喝绿茶、看中医、坐人力拉车。我们要强调的是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为“东方传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等，创造生存的空间、找到传播的渠道、建构理论和哲学上的意义，让其在于“西方”的对话中，开辟出一块蓬勃发展的空间。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及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传播学的发展轨迹，也充满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博弈。
二、传播学的西方起源与全球发展
一般认为，传播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诞生之初，美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人类传播现象，提出诸多传播理论以及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Schramm，1907－1988），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传播学教材，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传播学之所以诞生于美国，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免受灾祸外，有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外，更与美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被认为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学术界盛行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对现实的效用。而信息传播、人与人沟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沃土。这些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而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就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等。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就中国来看，传播学于上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大陆，而截至2005年我国共有661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点；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止，全国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张晓锋，马汇莹，2007）
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传播学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概念框架等几乎都是西方的。当前，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传播学研究还只能借用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观照自己的传播现象，几乎无法建立本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或者说本土的传播学理论还远没有被纳入到传播学的主流中，也未曾对传播学的主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西方的传播学理论也有着其不可克服的缺点。比如，西方传播理论以“功能性理性、个人自由、精心计算的个人利益、物质进步和权力意识”为特征，与非西方的文化传统相悖，因此得不到非西方世界的认同；“西方的传播理论过分依赖定量研究及统计分析，导致‘反复，缺乏明确的焦点，总是对一些在方法论上需要高深技术、实则鸡毛蒜皮的小问题紧抓不放’。而同时却对传播的真实概念缺乏更具有创造性的理解”。（赵晶晶，2008：11）
三、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亚洲中心”
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不能掩盖特殊性的存在。当西方传统的传播学进入非西方国家后，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症，受到输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必然会一定的排异现象，这时传播学所面临的应当是“本土化”的问题。
以中国为例，从1982年11月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起，差不多在每一次的研讨会上，都有论文重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之意向。“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也在香港及台湾出现。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在香港及台北先后召开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较早前，由余也鲁、徐佳士、朱传誉及朱立等人倡导的“编纂中国新闻学书刊目录及论文索引计划”，虽因资源及人力不足而流产，但期望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意念并没有因此而消亡。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研讨会，的新闻、传播、历史、人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等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播现象进行了研讨。受这次会议委托，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的余也鲁教授、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考虑并部署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现象的研究计划。1997年12月，在多方努力下，克服了出版过程中的重重阻碍，终于出版了勾勒华夏文化中有关传播现象轮廓的著作——《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华夏传播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硕果。（仲富兰，2008）
另一方面，80年代亚洲区的传播学者也提出了“传播学亚洲化”的意念，并于1988年在亚洲大众传播中心（AMIC）支持下，出版了一本亚洲传播理论的专著。除此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以及传播学在非西方国家汲取养料，不断发展壮大，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逐渐暴露出在非西方国家的不适应性，西方传播学的“普遍性”遭到了撼动。不仅表现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发展，更表现为正在逐步兴起和发展壮大的传播学的非西方学派，尤以亚洲中心学派为代表。
亚洲中心学派的倡导者三池贤孝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的评论与贡献》中指出，“亚洲中心”指的是“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YoshitakaMiike，2004：67）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而言，所谓的亚洲中心就意味着或者说“希望——尤其是以讨论或研究为目的时——理出一条渗透于所有差异的共同线索，从而在以之与其他相似概念（如‘欧洲传播’或‘非洲传播’）进行比较或者对比时，能显示出只有这个地区才拥有的特征”。（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可以说，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学派的兴起“是伴随着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发展的”。“他们批评传播理论的欧洲/美国中心学者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赵晶晶，2008：11）华裔美国传播学者赵晶晶教授认为“目前国际上亚洲中心传播理论学派是在后现代/后美国思潮的透射和渗透下，从复古求变的生命线上出现的理论建树”。
四、全球化时代“中心”与“多元”之争
汤姆林森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约翰•汤姆林森，2002：4）全球化“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约翰•汤姆林森，2002：2）即一种“复杂的联结（complexconnectivity）”。这种联结是多重价值的联结，它跨越了国界，将人们的实践、体验以及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绑在了一起。“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仅把全球化理解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商品的全球流通、消费的全球趋同，那就过于简单了。“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约翰•汤姆林森，2002：1）因此，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然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受到本土及区域文化的抵制和同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也并非杯弓蛇影。地区文化或民族文化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反霸权”和“反中心”的核心力量。因此，越过经济、技术层面，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价值的“多元”之争。在此背景下来观照人类的传播现象以及传播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碰到的是“中心”与“多元”的矛盾斗争。
如上文所述，西方话语之所以取得“普遍性”的地位，是由于凭借其经济实力的强大，政治领域的霸权，在与其他话语进行对话和碰撞的过程中，排挤他者话语的空间，取得自身“真理性”的地位，从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西方传播学的发展亦不例外，尤其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传播学假“普遍”之名试图掩盖和压制他者文化中传播思想和理论的合法地位。然而，在后现代、后殖民和后美国的时代，必须用一种全新的多元主义取代西方所倡导的“普遍主义”。而我们所倡导的多元并非要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或者试图树立多个中心，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真正让各种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全球话语的一元存在。因为，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看，任何对“普遍性”的强调实际上都强化了统治群体和亚群体的等级制，具有一种压抑性和反动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希望“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多向流动，不是任何“中心”的单向输出的过程。“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保持相当的文化自主性，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的“普遍主义”话语及其价值系统中去。当然，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的过程，“非西方”一定要强调其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并非要与“西方”进行你死我亡的斗争，而是要强调，“非西方”世界应该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当中考虑自我发展的问题，要寻找适合自身的历史经验的表达方式，保持或建立适合自己的话语系统，与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进行对话或者交流，使得“全球化”的过程真正充满活力并趋近多元。
由此来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笔者认为并非是要用“亚洲中心”取代“美国中心”或者“欧洲中心”，而是要“多中心”，多中心的结果应该是取消“中心”或“去中心”。其实，亚洲中心的倡导者们也认为亚洲中心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亚洲中心主义，也不是种族中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亚洲的翻版。亚洲中心性并不是要将亚洲的世界观设定为宇宙之惟一，更不会强加在非亚洲人身上。研究者们明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与欧美中心不是对立的关系，声明‘坚持亚洲中心是要使自己根植于亚洲文化精力之中，并不意味着对欧洲中心的悖反’，胸怀宽广地倡导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元极端，呼吁东西方融合，互补双赢”。（赵晶晶，2008：12）虽然，“任何文明都希望自己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也是文明本身发展的动力。然而我们再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努力建构的同时，需要警惕新的语言霸权在亚洲内的建立”。（赵晶晶，2008：12）因此，笔者认为，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非要建立一种新的“普遍性”话语，或者新的学术霸权，来对抗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并非是一种“中心”代替另一种“中心”，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谓的“亚洲中心”应该是一种“主张”、一种“视角”、一种“取向”，甚至是一种“方法”。
五、“亚洲中心”的取向：建立立足于亚洲文化的传播学研究范式
抛开“多元”与“中心”之争，就意味这我们尝试着打破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打破这种主宰我们思维和认实践的最主要范式。在这种视域下，我们提出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不在于要统计有多少亚裔的传播学者、有多少亚洲的传播学期刊、有多少“亚洲问题”，而在于在研究和解释人类传播现象时、在构建传播学理论时，是否运用了亚洲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否使用了亚洲的研究方法、解释体系以及话语表达，同时这种价值体系、研究方法、解释系统和话语表达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成为西方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人类传播现象时不得不考虑的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能够在讨论研究传播问题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产生冲击，对其“普遍性”的概念体系提出修整，并能够建立一种立足于亚洲文化的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1962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用范式（Paradigm）而不是传统的理论来说明科学的发展。库恩所说的范式，一般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仪器、标准等同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它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同立场，共同使用的认识工具和手段。（许为民，2002：147）借用库恩的范式的概念，我们提出传播学“亚洲中心”的发展目标，具体来看应该朝一下几个方面努力：
1.挖掘亚洲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
亚洲是一个小于全球的地理概念，然而亚洲地域辽阔、种族众多、宗教多样，亚洲文明源远流长、政治复杂，价值观念多元，面对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文化不一的土地，要建立起一个相对一致的“亚洲中心”谈何容易。然而，正如亚裔传播学者陈国明所言，亚洲，就其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目的论各个层面”都具有相似性和共性。“在本体论方面，亚洲文化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在认识论方面，对宇宙乃一整体结构的意味深长的理解，被深植于对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之中”；在价值论方面，“作为亚洲文化价值的核心观念的和谐被当作是人类传播的终极目标，而非手段”；“在方法论方面，亚洲人认为宇宙的转换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无穷的非线性循环”等，（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因此，我们要建立的亚洲中心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应该挖掘亚洲不同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打通亚洲不同亚文化之间的隔阂，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挖掘共同性。
2.运用亚洲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
西方的传播学研究来源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而倡导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亚洲哲学强调“和谐”、“整体”和“中庸”，于是在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时，应该运用亚洲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比如：“亚洲人在传播互动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感知’而非理性的‘分析’或‘思考’；重视同情性传播……愿意主动接受事物、主动脱离小我、培养一种慈悲心，愿意接受他人的存在；在亚洲传播中，沉默也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这与亚洲人崇尚宁静有关；和谐观念能够防止“亚洲人在传播中走极端”，鼓励实践“中庸之道”；在为“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或冲突时……亚洲人会通过一种微妙或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等等。
3.建构根植于亚洲文化、立足于亚洲现实的传播学理论
新的范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不同理论体系的建立。相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西方传统而言，传播学研究的亚洲范式建立的表现之一是应该有一系列根植于亚洲文化、立足于亚洲问题的传播学理论的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亚洲传播学也应该是只有亚洲社会、文化、价值和心理结构才能孕育和产生的，这些理论是极具亚洲特色的，是贴近亚洲现实，解决亚洲传播现象的，是那些生活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学者不能提出的。比如日裔著名的传播学者三池贤孝从亚洲中心的角度对人类传播的本质进行再思考，提出了5个与西方中心相异的人类传播命题：（1）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过程；（2）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3）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4）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汇报的过程；（5）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YoshitakaMiike，2004：67）虽然三池贤孝的理论还止停留于假设层面，但与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不同的是，亚洲文化更崇尚阐释和演绎的研究方法，因此，这些理论假设在研究层面也同样具备了理论价值，是亚洲传播学研究的大胆创新和尝试。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5)
2022关于优秀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随着社会的进步，交流的不断广泛，学说普通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为了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近期参加了普通话的培训班，通过学习，使我感受深刻。
首先，我认识到由于自己小时侯在接受教育的时候，由于地处乡村，启蒙老师发音不准，使我从小没有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
其次，在上师范的时候，我意识到了学说普通话的重要性，但我只是在表面上进行了改变，至于平舌音和翘舌音、前鼻音和后鼻音基本不当回事，到了二十世纪，电脑和收集的普及，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参加了普通话的考试，可连续三次考试都没有合格，为了不误人子弟，我加强学习，参加了普通话的强化班，通过学习，使我纠正了许多不到位的发音，说话时的流畅性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我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只要坚持说普通话，我的习惯一定会有所改变。
通过这次学习，我深深的体会到，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幼儿教师，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进步，要当好一名教师不但要掌握专业知识，同时随着知识的更新，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要给孩子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从各个方面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能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活到老穴道老，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努力，以知识来武装自己，争取做一个新时期合格的幼儿教师。
2022关于优秀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上周末，我有幸参加了师训科举办的普通话提高培训班。虽然仅是短短的两天学习，却有着别样的体会。
刚开始学习是不以为然的。不就是普通话吗？上学时就已达到二甲，毕业后做了将近十年的教师，上课全用普通话，经过培训成绩提高一下，应该没问题。然而，当我走进一小报告厅，面对紧密的日程安排、慈祥而又严格的培训教师时，终于有了些忐忑的心情。情况还不止如此，当我们正式进行培训时，才知道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培训第一天，为了使培训教师对我们的语言基础有个全面的了解，便于今后针对性进行培训，教育局魏局长、师训科王老师和主讲赵老师以及其他领导，给各单位参加培训的老师准备了学习材料。培训声调的时候，赵老师先让学员注音，然后纠正答案。一向自信的我一下错了20多个，面对阔别了多年的拼音真切地感受到了压力。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迎接余下的培训，因为此刻，我们已深切的认识到，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培训中，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就是发音部位不准确。发音是普通话培训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可是对于一个已学会普通话的人来说，克服旧有的发音习惯就困难多了。为了纠正我们的错音，赵老师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教我们它的发音部位在哪，怎么发，真可谓“口对口”的教。对于声母韵母的教学赵老师都是一如既往。
通过赵老师几个看似不起眼的笑话，切实让我感受到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通过两天的培训让我感受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的天壤之别，平时所说的看似简单的一句普通话都是声调不对，闹出了很多笑话，但对于我们店子的学员来说，只要是声调读对，认识的字读出来基本没有问题，因为不存在z、c、s与zhi、chi、shi、r的不分，也不存在r与l的不分，不认识的就另当别论了；通过这次培训，让我感受到要想说好普通话“贵在坚持”，赵老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坚持。坚持就是无论在工作中、家庭中还是生活中都讲普通话，坚持就是无论别人接受与否都要讲普通话。同时为了学好普通话我们自己也要营造一个学习普通话、应用普通话的氛围，在学校内、生活中，坚持做到积极说、积极练，日复一日，我们的普通话水平一定会得到大幅度提升；通过这次培训，我不仅学到了语言文化知识，提高了说普通话的能力，而且让我深刻的体会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真谛。学好普通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学会并不难，但要学标准却要下苦功，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磨练和积累。
我从内心里感谢这次培训，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坚持讲普通话，使自己的普通话话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2022关于优秀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说文明话，做文明人!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师的普通话水平，顺利通过省语言文字的验收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5月14--15日有幸参加了县教育局在一小举办的为期两天的普通话提高培训班，感觉受益匪浅。
第一、培训班上市语言文字办公室张主任为我们深入浅出、幽默诙谐的讲述了普通话的概念及其有关的理论知识，她的课亲切自然、耐人寻味，她的学识及成长经历更是让我佩服，所以在学习时我学的非常专心，通过学习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宝贵的普通话专业知识，找到了自己学习和发音中的不足，而且对普通话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而也提高了自己说好普通话的信心。
第二、我感觉要想说好普通话首先要端正态度，通过多种方式培养良好的说话习惯。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6)
关键词： “推普” 普通话课程教材 普通话水平测试 语言教育
汉语普通话在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促进信息化和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扩大普通话的传播和影响，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推普”、“普通话水平测试”、各级各类学校开设普通课程的背景下，反思普通话课程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以期为今后普通话课程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提供借鉴。
一、教材编写向PSC应试培训倾斜——课程定位偏差
“普通话水平测试”简称PSC。1994年国家三部委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规定了测试的对象及相应人员获得普通话资格证书的等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1994年开始使用，2003年《大纲》修订版实施。2004年由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组织编写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出版。《大纲》和《纲要》规定了测试内容、测试题型及评分系统。
PSC“大纲”和“纲要”是新时期“推普”的纲领性文件，对普通话课程教学和教材编写产生重大影响，随后出版的各类普通话教材大多以两“纲”为依据，教材内容与PSC高度统一，将普通话基础知识、普通话测试指导、普通话测试训练等内容，“按照理论——训练——测试的程序进行整体编排”[1]P100。这类教材按照《大纲》和《纲要》规定的测试范围，涵盖单音节字词、多音节词语、朗读短文、命题说话四部分内容，进行训练和指导，突出实用性、针对性。
据统计，从1994至2011年，全国各地由官方机构组织编写的普通话测试教材14部，非官方编写的教材48部。2010年是这类教材编写的高峰——该年度共出版普通话测试教材10部。从2005年—2010年，平均每年有8.5本普通话测试教材面世[2]P84-85。
语言学习注重讲练结合，结合测试评分标准进行训练，突出语言知识体系教学服务语言实践，是这类教材的主要特征。但这种“应试培训型”教材的用途被扩大化，多年来的情况是，“应试培训型”教材成为普通话课程普遍的首选教材，PSC应试培训逐渐取代了普通话课程体系教学，“课程内容与训练的各个环节都以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试卷题型及评分标准为依据”，导致普通话课程目标单一化、纯工具化现象严重[3]P50。
普通话课程的确是一门特别强调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的课程，在当前推行PSC的背景下，有必要将PSC的训练机制引入普通话课程教学，将提高学生PSC应试能力作为课程目标之一。但在此过程中还是要坚守一个原则：“普通话课程不应等同于应试培训课”[3]P50。
多年的观察证明，应试训练的意义重在识记而不是生成，对于普通话基础较差的学习者而言，PSC训练可以帮助他们在较短时间里记住一些字词的发音，但难以形成对知识体系灵活运用、融会贯通的能力。许多担任普通话教学和测试的教师发现，学习者在“读单音节字词”、“读多音节词语”两项测试中往往得分较高，但在朗读和说话测试时则不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而频频暴露方音特点，出现“系统性错误”、“系统性缺陷”。不少测试员发现，一些学习者在测试中朗读、说话的能力与读字词的表现判若两人。这是因为在读字词的强化训练阶段，学习者努力用普通话语音纠正和掩盖其方音特点，听起来虽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显得生硬、不自然，但声、韵、调发音基本正确。当进入朗读、说话测试时，他们在语流表现中总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无法得心应手地运用所学知识。因此这类PSC“应试培训型”教材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在停止强化训练后，学习者说普通话的水平很可能回到原有状态。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已达到较高测试等级的学习者在日常口语交流中的表现与其获得的PSC等级不相符合。
这类PSC测试用书几乎全面占据普通话课堂，成为主流教材，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使普通话课程变为PSC应试培训课。在PSC《大纲》和《纲要》的引领作用下，普通话课程向PSC应试培训倾斜，普通话作为一门课程，其学科属性、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受到冲击。
二、教材知识结构失衡——以语音教学代替语言教学
当前普通话教材偏重语音教学，教材知识体系的重点是普通话语音基础知识，如声、韵、调、音变的理论与发声训练，在读词语、朗读作品及说话训练中，都偏重对语音规范程度的评价。有学者指出，普通话“课程内容失衡”[4]P135，将教学重点放在语音知识教学和静态语境下的发音训练上。亦有学者反对将普通话课程当做口语正音课，提出“词汇教学中心论”，主张“以词汇教学为中心”培养学生说话、阅读、写作三种能力[5]P46。
语音教学固然重要，但不能以偏概全，以语音教学取代语言教学的丰富内涵，淡化母语教学的文化教育功能。语言的结构是多元的，语音、词汇、语法要素和与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语言技巧及语言文化素养，都需要学习者在长期的艰苦学习中付出努力。
普通话的定义正反映了语言概念及其内涵的丰富性特征：“普通话是以北方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6]P3这一定义恰好说明，语音不是普通话学习的唯一和全部，仅依赖语音学习无法把握普通话的精神内涵，获得较高的母语文化素养。学习者除了掌握普通话语音体系外，还应掌握词汇、语法的规范标准及语言表达的各种技巧，不断地提高语言文化素养。因此，将语音教学为主的教材作为普通话课程教材，偏离了课程教学的主旨，导致课程知识结构严重失衡。
三、教材对实践教学设计不足，对营造语言学习氛围缺乏认识
语言学习需要长期的耳濡目染和身体力行的口头实践，特别需要借助语言环境的熏陶，与其他课程相比，实践环节在普通话课程教学中尤为重要。
目前各学校普通话课程的课时相对较少，许多教师抱怨普通话课时被不断压缩，多数学校是36学时，有的少至18学时。“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教学内容的确是个难题”[7]P334，在较少的课时内教师无法细致讲授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也无法用较充裕的时间组织课内的实践练习，特别是课外的实践环节更难落到实处。因为课堂上实践不足，课后也缺乏必要的实践环节来督促学生加强训练，所以普通话课程的教学实效很难保障。
当前普通话教学忽略了通过“课内”和“课外”的实践环节，我们在普通话教学中应营造“说”普通话的环境氛围，使学习者脱离母语方言的“大海”，在人人都说普通话的语境中“耳濡目染”，从而有效增强课程学习效果。
关于语言学习与环境氛围的重要关系，可以借助“一傅众咻”的成语来说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能得矣。……’”[8]P2712《孟子》文本以语言教学案例来论证环境对道德养成的重要性。从语言教育视域看，该成语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语言学习必须借助一定的语境。楚大夫之子生活在楚语的“大海”中，尽管这位来自齐国的“外教”发音纯正、督责甚严，但这个学生在“一傅众咻”的氛围下学说齐国话实在难见成效。等到他身处齐国临淄城内的街巷里，被齐国话熏染“数年”后，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能得矣”。
结合“推普”与普通话教学实际可推断：普通话课程教学要避免出现“一傅众咻”局面，应重视“课内”、“课外”的实践训练，通过实践环节全面营造普通话学习的环境氛围。基于对实践教学和营造“推普”语言氛围的重要性，普通话教材编写应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设计，通过创新型实践教学有效提高课程教学水平。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学科，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9]P1。语言学界在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的同时，应该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加快研究步伐，进一步研究“推普”的理论与实践，加大力度推进普通话课程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期待有更多学者关注普通话教材编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的“推普”形势，并不断推进普通话课程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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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中华书局，1980.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7)
一、*地区理论普及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基层理论普及工作，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着眼于振奋精神、激发热情、坚定信心，基层理论宣传做到了基调鲜明、方向正确、效果明显、富有成效。
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相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热情，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广大农牧民中传播。
二是在基层广泛深入地开展宣讲活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和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围绕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和十六大以来历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从地区到各县(市)，紧密结合实际，开展三下乡、面对面宣讲、特约宣讲员等形式多样、深入持久的宣讲活动，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三是党的基层理论普及的阵地更加巩固。党的十六大以来，通过争取“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东风工程”、“新西工程”、“电视进万家工程”、“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全地区54个乡（镇），已建文化站36个；502个行政村中80%的村已建成水准较高的文化室，党的理论阵地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四是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方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掌握。近年来，各县(市)通过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主题教育活动等，广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持不懈进行理论宣传普及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基层理论工作依然是理论普及的“软肋”。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固有差异、人才队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广大农牧民接触党的最新理论以及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地滞后于城市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党对“三农”工作不断的重视程度的与日俱增，基层理论普及与其它社会事业诸如卫生、教育、科技等一样，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为基层理论普及带来了难得发展机遇。
二是文化资源整合成为理论普及的“重点”。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着力加强农牧村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地区基层农牧区的宣传文化投入逐年增加，国家、自治区、地区、各县(市)对基层阵地“四位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基层群众读书看报难、看电视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基层文化阵地管理相对滞动，需要有效地进行整合。如文化资源条块管理、各负其职、缺乏有效的整合和管理，中央、自治区配发下来的各类书籍往往被“束之高阁”，借阅使用率低；一部分农牧村喇叭、宣传橱窗成为摆设；村文化活动室还需在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功夫。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是基层理论工作的“焊点”。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关键在干部，在队伍。据我们调研了解，目前各县(市)乡(镇)一级的宣传文化干事存在年龄结构老化、在编不在岗等情况。村级专兼职宣传员情况不一，近年来地区招录的大学生充实到村后，状况有所好转，但缺少必要的学习培训。
四是打造乡村文化成为理论普及工作的“终极”。在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在党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的倡导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各种思想碰撞、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归结到“先进文化”上来，更加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等等。从理论的层次上讲，基层理论普及当属乡村文化范畴。先进的乡村文化是理论普及的生存发展“土壤”，先进的理论离不开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科学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乡村文化，使其朝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发展。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二、加强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的对策
从20*年3月起，地委宣传部理论宣教科开始着手加大基层理论的普及力度，我们先后在福海县的解特阿热勒乡、*市切木尔切克乡等地开展调研，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充分借鉴昌吉州的做法，草拟了《*地区基层理论普及示范点的创建管理办法》，各县(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推进基层理论普及的试点工作。
通过近一年的调研了解，我们认为基层理论普及关键要抓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乡(镇)党委中心组学习。现在每个农牧业村都有一名乡(镇)领导挂钩，乡(镇)党委中心组的良好学习风气，必将带动农牧村理论普及。第二个重点：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来占领党的基层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为了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笔者认为应做到五个“着力”
一是着力搞好农牧村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公益性文化设施是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必要物质载体和重要阵地。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着重搞好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以适应广大群众就近，经常参加各类政治学习、培训、文化活动的需要。
二是着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农牧村文化队伍。县、乡、村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稳定和发展专、兼职结合的农村文化队伍，逐步提高农村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每一个乡镇要有一支专兼职的文化演出队伍，在农牧村中组建起戏曲队、腰鼓队、秧歌队、阿肯阿依特斯弹唱队等群众性自娱自乐的文化队伍。县文化局通过分流、返聘等多种措施，保证创建乡镇有一名文艺辅导员。乡(镇)文化站按照至少“一人一编”的标准配备好专职人员，行政村有一名村干部负责兼管文化室。村办公室大喇叭、宣传橱窗要充分运用，及时给农民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和致富信息。
三是着力用好管好现有各类文化教育资源。发挥地、县、乡三级宣讲力度，以乡（镇）或中心村为单位，按照农牧民的实际需求实施“点菜式”宣讲，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知识、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按照“东风工程”、“农家书屋”等国家、自治区出版物管理办法，使《人民日报》等免费赠阅的书刊切实发挥作用。积极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开展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