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劳动总结精品(七篇)

时间：2022-06-15 23:22:16

初中生劳动总结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1)

关键词：初次分配；劳动报酬；比重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73-02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这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对于建立健全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降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用收入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解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本状况。按收入法核算的GDP可细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种要素收入。其中，劳动者报酬是劳动者所得，生产税净额是政府所得，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是企业所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总量和结构看，收入分配长期以来向政府、企业倾斜，而作为居民收入主体的劳动报酬增长滞后、比重偏低。据有关研究，1992—2007年，国民总收入增长了8.44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收入增长了9.36倍，企业收入增长了10.36倍，居民收入增长了7.66倍。从分配结构来看，1992—2007年，政府所得比重从15.53%上升到17.05%，上升了1.5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重从19.06%上升到22.95%，上升了3.89个百分点；居民所得比重从65.41%下降到60%，下降了5.41个百分点[1]。数据显示，近年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居民收入增长，并且超过了国民总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则低于国民总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在初次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比重都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却在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从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项目结构看，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是不断下降的。在2002年以前，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均在50%以上，2002年为50.92%，2003年下降到50%以下，到2007年则已经下降到39.74%，2002—2007年5年下降了11.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反映资本净收入的营业盈余在2002年为19.36%，到2007年快速上升为31.29%，5年上升了11.99个百分点；在这期间，反映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也是逐渐上升的，从2002年的14.04%上升到2007年的14.81% [2] 。数据显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呈现为“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

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的影响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从短期看，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正能量。比如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就提高了资本利润率，从而吸引了大量外商到中国投资。外商大量投资缓解了我国资本不足的矛盾，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但从长期看，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消极影响则日益显见。

（一）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动力

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消费、投资、出口，然而近年来，由于国民收入长期偏向于政府和企业，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导致消费者货币支付能力下降，消费乏力。一般来说，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扩大消费应该多在这些人身上努力。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劳动报酬，然而收入过低，他们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甚至无力维持子女正常的生活和教育所需的费用，生活成本之大自然会削弱他们消费的动机。而且当前我国存在宏观经济失衡和结构矛盾的问题，如果我们依然过度依赖净出口和投资需求，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前期的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如果不能增加消费需求，这些生产能力将会造成生产过剩危机，从而引发经济衰退，经济是很难得到稳定发展的。

（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会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付出劳动就要获得劳动报酬，付出的劳动越多，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应该越多，这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相关公开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1年的2.90：1扩大到2009年的3.33：1。而且，垄断行业和普通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烟草、电力等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广大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偏低。据专家估算，1978—2005年，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相反，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却上升了20个百分点。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尤为尖锐，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和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劳动报酬过低的状况不能得到缓解，势必会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甚至引发社会动乱。

（三）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会加重劳资矛盾

“我国的劳动争议、劳资冲突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3]争议的主要原因则是劳动报酬过低，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处于相对过剩状态，劳动力市场存在需求垄断，雇主和劳动者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称。作为垄断者的雇主处于优势地位，而劳动者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在劳动与资本的博弈中，企业的收入分配就逐步向资本倾斜，而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往往在劳动力价值之下。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大国，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难充分发挥，长期以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逐年降低只会加剧劳资矛盾与冲突，甚至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由于劳动报酬偏低，企业即使粗放经营也能得到较高的利润，这就维持了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保持了高速的增长率和利润率，例如，1998—2005年间，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规模由1 458亿元增加到14 802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39.2%。但是，这种高利润率和高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压低劳动者报酬为代价获得的。我国工人工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极低的，例如，2004年中国生产工人平均工资仅为每小时0.8美元，这一水平仅相当于德国的2.61%、韩国的8%和泰国的40.8% [4] 。工资支出作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如果一直被压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企业成本也就降低了，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也就能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仍能获得较高的利润，因而也就缺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

三、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对策设想

（一）调整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关系，为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提供有利的条件

调整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通过适当限制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的过快增长，逐步扭转劳动报酬比重逐年降低的态势。同时，政府要坚持与落实以人为本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在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待遇的同时，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通过有效措施引导各类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待遇，逐步缩小各类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分配制度，实现劳资双方利润共享

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当做资本，并和物质资本一样，在补偿其实际消耗后，继续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以体现投资回报的公平性、合理性，是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人们的收入分配已不仅仅局限于生活资料消费的分配与满足，为适应时代要求，必须实行劳资利润共享。政府应通过舆论和其他措施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分配制度，逐步实施劳资双方利润共享制度。同时政府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等引导企业提高职工工资待遇。职工可以以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利润分享，如技术分红、管理分红等，也可用剩余的工资购买所在企业股份，以资金形势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从而达到劳资双方互利双赢。

（三）不断提高劳动力自身文化和技能素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总体上与其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成正比。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例，就需要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从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来看，职业技能素质高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出现了所谓的技工荒，所以需要加大劳动力技能素质的培养。通过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提高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劳动者只有不断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提高自身含金量，提升综合素质，成为工作领域内的核心人才，企业才会认同自身的价值，进而提高劳动报酬。

参考文献：

[1] 黄泰岩.初次分配制度变动的发展方式解释[J].经济学动态，2009，（6）.

[2] 沈卫平.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主要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10，（11）.

[3] 常凯.人力资源管理与劳动关系调整[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7，（1）.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2)

关键词：经济增长；总需求；产业结构；科技进步；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038-03

引言

对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国外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根据英法美等14个国家近百年的经济增长统计分析，总结出现代化及国内经济增长的六大特征：人均GDP和人口加速增长的趋势，技术进步使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结构的转变率变快，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不平衡。

国内也有众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因素，阅读了大量相关的成果发现总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就某一角度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二种是多角度定性的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三种是多角度定性结合简单的定量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本文出于系统性的考虑，主要从生产投入、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成本结构等多个不同角度，定性分析结合模型定量分析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

一、投入角度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全社会的最终产品，不管是有形产品还是无形产品，都是经过投入要素和生产过程的。因此，任何的生产都离不开资本、劳动和技术三个生产要素。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来源，一般包括物质性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来源是劳动，正所谓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力的增加又可分为劳动力的数量的增加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承载着技术进步的使命，同时其也是生产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最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技术进步是一个知识渐进累积和创新过程，是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核心。

本文选用资本形成总额(K)来反映资本，各产业年平均就业人口(L1、L2、L3)来反映劳动力，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增长，利用1980年至2008年的统计数据，根据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数量分析。

中国资本形成总额从1980年1599.7亿元增长为2008年的133612.3亿元，期间以年平均17％的增长速度增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各年的逐期增长都在15％～25％；年平均就业人口也从1980年41692.5万人增长为2008年的77 235万人，期间以年平均2％的增长速度增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各年的逐期增长都在1％以内。而科技转化率偏低仅为15％，不到发达国家的1／6，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3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70％～80％。

在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分析资本、劳动和技术对经济增长影响，运用简单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LOG(GDP)=2.16+0.64,LOG(I)-0.44*LOG(L1)-0.45*LOG(L2)+1.17LOG(13)模型1

T值　1.6770 8.6830　－2.3000　－2.7025　4.6004

模型1中可以看出：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个参数都显著不为零，说明综合科技水平、资本及各产业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第一、二产业从业人数的产出弹性为负数，说明第一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过多，其再增加将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第三产业劳动的产出弹性为正，说明仍然有吸纳劳动力的巨大空间，应积极引导劳动力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4，综合起来仍然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两倍，说明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为止要远高于劳动力要素。资本和各产业劳动力的的产出弹性之和为0.92，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处于规模不经济阶段，如果各生产要素均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9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再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了，不能再仅靠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应该考虑如何优化配置要素来促进经济增长。

二、从总需求结构角度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无非就是内需和外需两个因素，具体表现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需，即可以通过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三个指标依次这三个需求。

消费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消费需求旺盛，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保证增加的投资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消费需求是GDP使用的主要部分，是经济活跃的根本力量，其持续稳定增长是国民经济保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内在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告别了温饱的困扰，开始步入小康社会，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由过去单一的资源制约，转变为资源与需求双重制约，尤其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了主要因素。从1980―1992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基本上是在62％～67％，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内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使得最终消费率都在60％以下，新世纪以后消费率更始开始逐年降低，2008年仅为48.6％。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远远不够。根据世界银行消费率数据可以发现，4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1个近72％的消费率在70％以上，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消费率更高，比如美国86.1％、日本75.4％，英国86.5％，法国80.3％等，而中国仅为54.3.2％。

投资需求属于间接需求，任何国家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资本品积累，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由欠发达状态迈进发达状态。只有通过积累，才能为扩大再生产提供必需的机器设备，才能不断提高现有生产率，才能引进新技术等，适当的投资率在规模报酬增加的生产阶段能够保证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高投资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高增长。从1980―1992年中国资本形成率绝大多数都在35％～40％，新世纪以后超过了40％后更是节节攀升，2008年高达43.5％。相比一些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04年资本形成率数据可以发现，4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6个近84％的资本形成率率在30％以下，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率更低，比如美国19.2％、日本22.7％，英国16.8％，法国19.5％等，而中国的为43.2％。

外需表现为对外贸易，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对外贸易。从1990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保持了长时期的顺差，八五、九五、十五期间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都

保持在2％-5％，而十一五前期达到8％和9％，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又下降为4％。

三种需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经济增长，接下来以最终消费(C1)、资本形成总额(I)、净出口(EX)和GDP建立回归模型，运用简单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如下最佳回归模型：

LOG(GDP)：O.88+0.50*LOG(I)+0.48*LOG(C1)+0.01LOG(EX) 模型2

T值　10.2349 13.9050　11.6183　2.9415

模型2中可以看出：三种需求的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三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数，说明三者协调影响经济增长的。从产出弹性的大小来看，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不相上下，总体上投资略高于消费，而外需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三、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影响

借鉴欧美各国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不难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与经济增长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产业结构转变程度直接影Ⅱ向着经济增长发展速度。但是中国产业结构不是很合理，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在三次产业间1980年呈现出30：48：22的结构，1990年呈现出27：41：32的结构，2000年呈现出15：46：39的结构逐渐演变为2008年11：49：40的结构。虽然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使得产业结构得到了一些优化，仍然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1990至尽一直维持在10％以下，近年来偏低。工业得贡献居高不下，基本在45％～60％间波动，2008年工业的产业贡献率仍然高达46.1％。第三产业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根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第三产业的比重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5.3％，上中等水平为63.2％，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达70％多，而中国2006年仅达到41％，还达不到同等国家的平均水平。

各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有多大，接下来以GDP和各产业增加值(x1、)(2、x3)建立模型分析，运用简单最小二乘法估计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OG(GDP)=1.21+0.10*LOG(x1)+0.59*LOG(](2)+0.28*LOG(X3)　模型3

T值　15.4946　3.5585　23.2308　12.3900

模型3中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的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三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三次产业的弹性依次为0.10、0.59和0.28，第二产业的最大近60％，说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且其是中国的主导产业。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质是资源重新配置。经济体系总是会把资源从效率低的生产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产业结构就这样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以劳动力要素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是很不合理，第一、二产业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了负贡献的情况，劳动力资源过剩，尤其是第一产业，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起到了积极的正贡献，仍然能够吸纳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应加快优化就业结构，促进一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合理转移，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自1980年以来，随着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见图1)，且下降幅度较小。20世纪60年代初有80％多的人从事第一产业，2000年为50％，2005年为44.8％，就是2008年还为39.6％，而同期美国的劳动力则具有较大规模的转移特征，1960年只有10％左右的人从事第一产业，2000年为2.6％，2005年仅为1.60。而作为反映社会化和现代化程度的第三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横向对比来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一般在70％～80％，甚至80％以上，而中国目前只有30％不到。

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如果将劳动者报酬看成最为提供劳动力的个人所得，生产税净额看成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国家所得，总营业盈余看成作为生产单位的集体或者企业所得，初次分配则体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2007年资金流量核算表中的统计，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构成，其中劳动者报酬约占95％。可见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体，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能反映劳动者的收入状况。那么，衡量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就是劳动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这个比重的大小，反映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

目前中国是“国富民穷”，分配格局反映出初次分配不公平的状况(见表1)。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由49.5％下降为39.7％，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的比重也由11.7％上升为14.2％，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同时营业盈余的比重则由24.8％上升为31.3，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这种“利润侵占工资”的现象值得各界关注。即使是在一些西方国家收入分配也强调个人激励对生产贡献最大，尽量使分配中的劳动所得占多数。如英美一些国家2000至2006年的份额到在55％至60％。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别提出了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重要性，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劳动者收入”，在“十二五”期间要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切得更合理，突出了“民富”的目标。

五、问题和建议

(一)产业结构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应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变制约为促进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会严重影响甚至制约经济增长，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中国正处于第二产业主导逐步要向第三产业主导发展的发展阶段，就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同时，多层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现代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总之，要保证第一产业基础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大力发展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二)外需对经济增长影响非常小，且内需中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略低于投资需求的影响，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人均GDP突破2 000美元后，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将逐渐由投资转为消费。中国2006年人均GDP为2 035美元，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成为根本。为了落实党中央十七大中提出的“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为主，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保证经济今后几年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循环发展，可以借鉴世界上发展类似国家的经验，制定出一些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增加国民收入、提供保障等方式来促进消费革命，另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措施推动高储蓄向高投资转化，优化投资的结构和保证投资的效率的同时扩大民间投资。

(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太低，应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正所谓科教兴国，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科技进步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结果。一方面，加大科技教育经费的投入，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改变人力资本现状及结构，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知识的溢出效应，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促进科技成果的取得。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必须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初次分配不太公平，应尽快优化资源配置，使各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甚至连年下降，不能充分体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会影响到劳动力要素的充分发挥；还会使居民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到消费需求不足，削弱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还会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方针背离；同时也是粗放式经营及发展模式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要尽快应优化分配结构，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金项目：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院选科研项目(CRF200835)。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8[M]，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3]刘建琼，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05)：23―25

[4]张敏，我国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论坛，2010，(09)：45―47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3)

公正与正义具有时代的概念，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衡量标准。横向的比例比较最能说明公正与正义的程度。本文通过横向比例对比分析，认为造成劳动者阶层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公正。劳动者阶级在一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例过低；在财政支出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比例过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落后国家而逼近世界倒数第一。这与我国的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总额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鲜明的对比。非是财力不能，而是愿不愿意把资金投向与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极低的工资收入、高昂的大学学费、高昂的医疗费、高昂的房价、极低的生活保障，劳动者阶级就只能挣扎在贫困线上。解决劳动者阶级的贫困状况，唯一的出路是劳动者阶级有效的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进行非暴力的阶级斗争，参与一、二次分配的决定过程。这是劳动者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一次分配

二次分配

劳动者阶级

一、劳动者的工资在一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低

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阶层目前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在四个阶层中属弱势群体。⑴劳动者阶层沦落为弱势群体，表现在对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的拥有和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严重问题，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警戒线为0.40)，⑵在工资、教育、医疗、住房、下岗、就业、劳动保障等重大社会问题上，劳动者的利益被严重剥夺，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正。

公正与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准则，是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最高目标，劳动者阶级当然有权利追求这一最高目标。公正与正义，包括机会公正与结果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本文讨论结果公正。劳动者阶级为什么如此贫困？主要原因之一是分配不公正，具体表现在对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上。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初次分配主要解决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指标是分配比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正。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5%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⑶如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4年为12%，2005年下降到11％，⑷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⑸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⑹远远低于瑞典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劳动者的工资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低，工资低就再所难免了。

二、二次分配中国家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比例过低

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产品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中国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人们由对满足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但目前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远远不能满足。很明显，资本家、中产阶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很小，而劳动者阶级对此依赖程度很高。如大学学费，年学费为2千元或者是1万元，对资本家、中产阶级无所谓，但对劳动者阶级而言，2千元，有可能上得起，1万元，上不起甚至是家破人亡，近几年时有报道因出不起高昂的大学学费而自杀的事件。比较不同国家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能够让我们清晰的看清这一问题。

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

1996—1997财政年度，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⑺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⑻马来西亚，1999年养老退休8.2%，社会保障13.3%，社会服务34.5%⑼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合计为56%。

地方财政支出也是如此，如对浙江与部分西方国家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比较，在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卫生保健支出大都占到1/3以上。浙江教育支出和卫生保健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8.13%和5.48%，合计为23.61%，美国为53.3%；德国州级财政为30.7%；教育支出英国为29.2%。浙江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其比重分别比美国、德国州级财政低13.5和13.7个百分点，比英国地方财政低9.2个百分点。⑽

横向的比例比较最能说明问题，也最能说明这方面我国的公正与正义的程度，公正与正义具有时代的概念，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衡量标准。大学学费、医疗费用的高昂，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国家的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的投入比例过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落后国家而逼近世界倒数第一。这与我国的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总额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鲜明的对比。非是财力不能，而是愿不愿意把资金投向与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劳动者阶级在一次分配中工资过低；在财政支出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过低，导致高昂的大学学费、高昂的医疗费、极低的生活保障，劳动者阶级就只能挣扎在贫困线上。

与此相反的是，2004，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⑾我国的行政支出占的比例为什么如此之高？经济建设都干了些什么？在地方，以浙江为例，浙江行政管理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达16.3%，分别比美国、德国州级财政高13.1和10.2个百分点，比英国地方财政高10.8个百分点；经济建设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4.6%，比美国州级财政高出23.1个百分点，比德国州级财政高16.8个百分点，比英国地方财政高7.1个百分点。⑿尤其现在，在一片“国退民进”的呼声中，难道国家一方面要投资与企业，一方面低价出售国有企业？国家把本来应当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投向企业，难道就是为了准备低价出售企业？

三、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是获得经济解放的唯一途径

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利益受损的是劳动者阶级；在二次分配中，利益受损的仍然是劳动者阶层。为什么利益受损的总是劳动者阶级？原因很简单，劳动者阶级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而实际上早已沦落为弱势群体。劳动者阶级除了拥有能够出卖的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任何稀缺资源，而劳动力本身作为商品在目前处于过剩状态。劳动者唯一拥有的资源是人数众多，占人口的80%左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80%的人的意志应当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家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应当由大多数人说了算，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劳动者阶级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况，使人口众多这一资源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政治资源。

在一次分配中，即在工资数额的确定过程中，瑞典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进行谈判，并于1938年达成了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在社民党的支持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都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主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重要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又规定了企业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力。⒀

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最近做了一个报道，有两个清洁工。一个清洁工叫克雷格·琼斯在辛辛那提工作，职务是清除垃圾，这在清洁工中也是最脏最累的活儿。他每晚工作4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时薪6.5美元，一个月500多美元。他租最便宜的房子，每月租金215美元，再扣除电话费和水电费，剩下的钱够吃饭就不错了。另一个清洁工在匹兹堡，名叫罗比·格瑞。她负责一个会议中心的卫生，工作环境干净得多，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一小时12.52美元，年收入26000美元。同时，她享受健康保险、三周的年假和三天的个人假期。罗比和她收入类似的丈夫，不仅买了房子，还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了大学。两个清洁工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因为克雷格背后没有工会，而罗比则是工会会员。在匹兹堡，强大的清洁工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要求“生存工资”。⒁

决定工资水平这样的集体性项目，只能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而中国目前基层工会的现状是有名无实甚至无名，不可能有效的代表工人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基层工会组织的缺失，使全国性的组织只能是一摆设，无涓涓溪流，大河只能是一干枯的河床而已，毫无实质性的意义。

解决劳动者阶级的贫困状况，唯一的出路是劳动者阶级以行业工会、农会等方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参与一、二次分配的决定过程。国际歌里说的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一切靠自己。当今中国，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四个阶层并存共生已成事实，全体劳动者团结起来，进行非暴力的阶级斗争，是获得经济解放的唯一途径。

参考文献：

1.李全兴《综述如何认识我国的基尼系数》网络《学说连线》 2006年7月19日发布：

2.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

网络《学说连线》 2005年12月18日；

3.陈伯君，《劳动力成为商品后政府的责任是什么？》，网络，《学说连线》，2006年5月7日；

4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初次分配》，网络，《人民网》，2006年08月02日；

5.13.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网络《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2005年5月22日发布；

6.《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7.齐志宏，《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06年3月24；

8.11．中国经济周刊，《专家建议:每年3000亿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人民网》2006年8月7日；

9.《马来西亚财政制度——财政支出结构与发展趋势》，《中华税网》，2005年2月18日；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4)

［关键词］　出口商品结构；经济增长；VAR模型;Johansen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作者简介］　常丹静，新疆石河子大学，研究方向：产业结构与布局，新疆　石河子，832000；刘丽丽，滨州市妇幼保健站助理馆员，山东　滨州，256600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4-0069-0006一、引　言

关于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Hongshik Lee（2003）等的研究表明，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结构的比重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影响，初级产品出口在出口商品结构中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说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上；Mazurndar(2002)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一国的对外贸易结构直接存在着相关关系，一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增长；Jacint & Manuel(2004)通过研究发现：在一国出口额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这时可以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易力、刘世美、刘冰（2006）从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出发，利用中国1980～2004年出口和GDP时序数据，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协整分析。其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而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两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李俊（2010）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对广东省1987～2007年的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和GDP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等方法分析了其出口商品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短期内，初级产品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工业制成品出口抑制经济增长；长期内，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则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然而，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总结发现，之所以不同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得出不同结论，主要是由于区域间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域差异以及产业结构差异等因素，因此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外贸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大相径庭。本文利用VAR模型，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以新疆为研究区域，分析新疆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出口以及工业制成品中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及计量方法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各类出口商品在这个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通常用各大类或某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表示。本文将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而工业制成品内部又分为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以，采用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工业制成品中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分别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出口商品结构，并依次用PXW、MXW、LXW、KXW来表示。选取常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新疆历年以1978年为100的生产总值指数对上述变量进行调整。为了消除异方差性，采取不改变趋势和协整关系的取对数法，对上述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表示为LGDP、LPXW、LMXW、LLXW、LKXW。

（二）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包含经济增长、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资本技术密集型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等5个变量在内的自向量回归（VAR）模型来分析新疆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协整检验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定量分析新疆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具体设定为：

Y■=A■Y■+…+A■Y■+?着■ t=1,2…,T

其中，Yt=（LGDPt,LPXW,LMXW,LLXW,LKXW）T， A1,A2,AP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p是自回归滞后阶数，?着■是白噪声序列向量。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VAR模型的运用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所以，建立VAR模型之前，应先确定所研究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破坏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augment Dickey-Fuller test）来判别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ADF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LGDP、LPXW、LMXW、LLXW、LKXW五个变量的水平时间序列均为含有一个单位根，都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记作I（1）。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可以进行VAR模型的估计，和协整检验。

（二）VAR模型的估计

1. 滞后期的选择

建立VAR模型时，首先要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本文从最大滞后阶数2开始，利用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最终预测误差（FPE）、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及HQ信息准则等方法来选择最佳的滞后阶数，判断原则是当超过一半的准则选择某个滞后阶数的话，那么就认为该滞后阶数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VAR模型最佳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最终预测误差（FPE）、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及HQ信息准则等四种方法推荐的最佳滞后阶数均为2阶，因此确定本文VAR模型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模型设定为VAR（2）。

此外，五个方程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857174、0.956006、0.949593、0.936447、0.774246，据此可以判断，方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这个VAR（2）模型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2. 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模型建好后需要检验其稳定性。本文使用AR检验，如果模型的根都在单位圆内，则模型是平稳的。从图1来看，VAR（2）模型所有根的倒数全部根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模型VAR（2）是稳定的，依据其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得到的结果是稳健和可靠的，并且，以下的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都是基于稳定的VAR（3）模型进行检验的。

（三）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所研究的变量之间就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而可以避免“伪回归”问题。协整检验的方法通常有两种，即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法。其中，前者适用于检验两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而后者适用于检验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故本文基于VAR（2）模型采用Johansen检验法检验法，利用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确定上述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于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所以协整检验中的滞后区间设定为“1 1”，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接受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说明LGDP、LPXW、LMXW、LLXW、LKXW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所以，上述五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四）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协整分析只能说明变量之间在结构上的因果关系以及长期关系是否均衡，但不能反映各变量的单位变化对其内在联系的影响。因此，需要利用VAR函数对各变量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脉冲响应分析，以找出变量间的长期动态关系。本文利用不依赖于VAR系统中各个内生变量的排序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来研究GDP增长率、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中各对变量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图2给出了LGDP对各变量标准差新信的反映，图中的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期间数（年），纵轴表示LGDP的变化程度；曲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了LGDP对各变量冲击的动态响应；两侧的虚线是脉冲响应函数加减两倍标准的值，表明冲击响应的可能范围。在模型中将信息冲击作用的滞后期设定为10年。

从LGDP对LPXW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看，经济增长对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一个标准差新信的冲击的反映比较明显。在第一期，经济出现负增长，并在第二期达到最低峰值约为-0.333%。而在第三期又达到最高峰值约为0.296%，随后又一直下降到第五期的-0.222%，说明初级产品的出口在第三年左右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自第八期开始，逐渐趋于平稳，逐渐收敛于0，即LGDP对LPXW的冲击响应逐渐消失。从LGDP对LMXW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看，经济增长对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比重一个标准差新信的冲击的反映比较明显。在第一期达到最高峰值约为0.294%，随后一直下降，第三期达到最低峰值约为-0.612%。接着，一直上升到第五期的0.214%左右。自第八期开始缓慢上升，说明工业制成品出口从第八年开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从LGDP对LLXW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看，经济增长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一个标准差新信的冲击的反映比较明显。在第一期达到最大峰值约为0.325%，随后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并在第三期达到最低峰值约为-0.441%。自第八期开始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说明从第八年开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缓慢增强。从LGDP对LKXW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看，经济增长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一个标准差新信冲击的反应比较明显。第一期为0.052%左右，此后一直处于波动状态。直到第八期开始缓慢上升，说明从第八年开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五）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过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它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的全部内生变量（k个）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个方程信息相关联的k个组成部分，从而得到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下面对LGDP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工业制成品中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LGDP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和图3（图中横轴表示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其他因素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由图3和表4可知，LGDP预测方差受其自身的影响最大，但是这种影响整体呈下降趋势，从最初的100%一直下降到第五期的32.734%，第七期以后趋于平稳，说明经济增长具有后顾预期特征，可以根据过去的经济增长情况来预期未来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预期影响随着时间而逐渐衰退。在第二期以前，经济增长除了来自自身冲击的影响外，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工业制成品，但二者均呈现上升状态。但是，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为12.633%，此后开始下降，第四期达到最小值为5.267%，自第五期趋于平稳。而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第四期达到最大值31.369%，此后开始下降，第六期下降到25.388%，随后上升到第七期的29.569%，之后就趋于平稳。在第三期以前，工业制成品中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曲线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贡献率曲线基本重合，都是先上升后下降，说明前三期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相同。自第三期开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大于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处于上升的状态，一直上升到第五期的23.79%，然后下降到第七期的21.307%，之后趋于平稳。而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第三期的5.868%上升到第四期的9.823%后开始下降，一直下降到第七期的7.728%，之后趋于平稳。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了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

1. 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2. 根据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LGDP对LPXW的脉冲响应总体上都是负响应，初级产品出口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很小，并且从长期来看，这种推动作用会消失；从短期来看，新疆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工业制成品中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以带动经济增长，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不利于新疆经济增长。原因是新疆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前期投入少，技术含量较低，能带来直接的外汇收入，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出口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并掌握相关技术，这些设备和技术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从长期来看，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会不断增强，并且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大。这是因为长期增加工业制成品出口，可以优化新疆出口商品结构，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相比，工业制成品中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较高。

3. 根据方差分解的结果，在不考虑经济增长自身影响的情况下，从总体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初级产品出口，而工业制成品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强，这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相一致。

针对上述分析，在此提出以下建议，进而提高新疆出口商品结构的经济促进效应。

第一，对新疆的石油天然气、煤、棉花等优势出口产品进行进一步精深加工，提高其竞争力，扩大出口额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同时，对主要的传统出口商品（如番茄酱、电视机、鞋类等）进行深度开发，提高其加工水平和附加值。

第二，进一步增强新疆工业制成品中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即：轻纺橡胶矿冶品和杂项制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在新疆工业制成品出口中，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绝对优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也不会发生改变，所以，只能通过提高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来促进新疆经济增长。

第三，充分利用新疆的资源优势和地缘优势，提高本土产品的出口份额。近年来，新疆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出口总额也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外贸出口前景很好。但是，与内地省份相比，新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处于很低的水平，原因是目前新疆呈现出“走廊型”外贸特征，新疆本地产品出口仅占一小部分，并且，出口的本地产品多是农产品及其初级加工制品。

［参考文献］

［1］丁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贸论坛,2008,（4）.

［2］滕颖.基于VAR模型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实证研究——以宁波为例［J］.专题研究,2010,（3）.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5)

Abstract: Resident's labor remuner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which is used to measure the status of the household sector in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According to statistical dat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cess of change of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labor remuner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since the new century, and accordingl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劳动报酬;国民收入;分配

Key words: labor remuneration;national income;distribute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5-0122-03

0引言

新世纪以来,福建省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194元增加到2008年的30123元,增长率为169.1%,年平均增长率为18.8%,高于全国年平均增长率1.2个百分点,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给福建省居民生活带来相应的发展水平。据统计,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2000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为15.7%,两者相差3.1个百分点,而同期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增长13.5%,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比更是相差了5.3个百分点。这说明新世纪以来福建省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问题,并最终影响到福建省居民收入以及福建省内需的增长。所谓宏观收入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比率及其相应关系。从经济学理论上看,收入分配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初次分配,也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贡献形成的市场分配;另一个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由政府主导通过转移支付形式形成的再次分配,即财政分配。从两个分配的关系来看,初次分配是基础,再次分配是结果,如果初次分配不合理,势必会影响到再次分配的进程和结果,因此,初次分配的意义更为重要。要考察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主要通过考察劳动报酬比重这个指标,为此,笔者通过研究新世纪以来福建省劳动报酬比重的数据来分析福建省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变化趋势,并分析产生的原因和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

1新世纪以来福建省劳动报酬比重的演变分析

劳动报酬比重也称为劳动报酬率,它是指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劳动报酬是居民在生产中提供劳动要素而获得的报酬,是形成居民最终收入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来源,因此居民劳动报酬率反映的是在初次分配层面上,国民收入有多少流入了居民部门并奠定了居民最终收入的基础,它的高低从本质上体现出从国民收入角度来看,居民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中的贡献、地位和作用。笔者通过搜集、整理和分析统计数据,发现新世纪以来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的演变呈现以下特点。

1.1 新世纪以来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呈现“一升一降”但总体呈下降态势进入新世纪来,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经历“一升一降”两个阶段(见图1)。具体来看,第一阶段(2000年-2003年),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率呈现平稳上升的态势,从2000年的48.5%上升到2003年的50.9%,上升幅度为2.4%,年平均增幅为0.6%。然而,第二阶段(2003年-2007年)中居民的劳动报酬率却急转直下,从2003年的50.9%下降到2007年的42.4%,下降幅度为8.5%,年平均降幅为1.7%,远快于第一阶段的上升速度。特别是从2003年到2004年,居民的劳动报酬率由50.9%迅速下降为44.1%,短短一年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另外,和20世纪90年代比,新世纪以来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要更低,根据统计数据,1994-1999年平均劳动报酬率为53.2%,2000-2007年平均劳动报酬率为46.8%,两者相差6.4个百分点,这说明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劳动要素在市场分配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同时也表明福建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给普通阶层居民带来实惠。

1.2 和全国水平相比,新世纪福建省劳动报酬率普遍低于全国水平为了衡量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在全国所处水平,笔者也整理了1994年来全国的居民劳动报酬率数据,并把两者做了对比,见表1。

根据表1数据,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1994-1999年中绝大多数年份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高于全国水平,而进入新世纪后,除了2003、2004年福建省劳动报酬率水平高于全国,其余年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竟相差6.7个百分点。这一点对于一个经济发展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的省份而言显然是不正常的。

和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福建省劳动报酬率水平也不占有绝对优势。见表2

根据表2,我们发现,福建省劳动报酬率在全国31个地区中位于中游水平,其中2000年为第20名,2007年为第15名。从劳动报酬率下降的幅度来看,福建省为第23名,处于比较好的水平,但是和北京、上海、浙江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下降的幅度仍然过大。

2新世纪以来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呈现下降的态势,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不占优势,这说明随着时间发展,福建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居民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中的地位逐渐降低。为此,笔者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

2.1 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增长过快是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直接原因为了进一步了解在初次分配中福建省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笔者根据统计资料,从国民收入核算收入法的角度研究了新世纪以来福建省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依据统计年鉴,按照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被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生产税-生产补贴)、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归居民所有;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归政府所有;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归企业所有。因此,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居民)、政府、资本所有者(企业)对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占有状况,对整个收入分配格局的最终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根据统计数据整理出的福建省初次分配中三个部门收入的比重见表3。

根据表3,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次分配中三个部门收入比重变化都比较稳定,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三个部门收入比重发生了显著的相对变化,居民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政府和企业部门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从2003年以来的最近几年,这种变化趋势更加明显。2003-2007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6.1%,政府部门收入上升了3.3%,企业部门收入上升了2.8%,这说明新世纪来福建省居民报酬下降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增长的大部分流向了政府和企业部门,也表明新世纪来福建省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不是居民,而是政府和企业。

2.2 落后的企业经营模式和出口模式是造成居民劳动报酬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企业的经营模式,就是企业赚钱的方式,是指企业如何将自己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有效组合,从而使得企业价值不断增长以达到盈利目的的经营方式。我国的很多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一定的利润并生存下去,长期采用粗放式经营和低成本战略的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的特点就是通过加大原料投入和增加劳动力数量等方式而不是通过提高生产中的技术和劳动效率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粗放式经营模式在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普遍,福建省也不例外。根据我国学者研究,从目前来看,福建省只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工业化或者后工业化阶段的省市,传统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仍然偏大,代表先进技术、管理和服务的高科技企业、高端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偏低。这种落后的经济结构中的企业采用粗放式经营的比重显然过大,势必会造成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偏低。

另外,落后的出口模式也是影响居民劳动报酬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福建省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加强,福建省的外贸出口也不断扩大,由2000年的1068.55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958.14亿元, 年平均增长30%左右,增长非常迅速。但是从福建省的出口结构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明显低于简单的加工贸易出口比重。2008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267814万美元,而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2252226万美元,两者相差984412万美元,这说明福建省简单加工贸易比重偏大。而简单加工贸易企业中又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为主,和国外出口企业相比,长期以来我们出口企业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便宜,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而言,这几乎就是它们唯一的生存方式。为了出口贸易的一点微薄利润,企业就必须压低劳动人员的工资,通过低成本来维持企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从福建省来看,这种落后的出口贸易模式对居民劳动报酬率的降低显然起着重要的影响。

2.3 企业的逐利本质和企业劳资力量不对等是加深居民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企业利润是商品售价与生产成本之差。在企业产品售价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两个办法增加利润:一是通过改进技术和管理、加强员工培训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利润;二是选择通过损害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来不合理降低企业成本的不正当谋利行为。一般来讲,第一种方式往往意味着企业在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对于许多中小私营企业而言意味着经营风险的加大,因此,许多企业规模偏小、资金不太雄厚的企业往往会有所顾虑。而在企业缺乏自律和有效的外部约束情况的现实条件下,在逐利本质的内在驱动下,许多企业往往会采取第二种方式,以各种手段直接或变相压低员工的工资,通过侵害劳动者权益换取企业运行的低成本从而实现企业高利润。从福建省来看,这种情况在许多中小私营企业比较普遍,比如无报酬的加班加点、工资不变下增加劳动强度等。企业通过这些隐晦的不合理行为来剥削劳动者,从而增加企业的利润。

其次,企业劳资力量的不对等也造成了企业员工的工资定价向资方倾斜。按照经济学理论,员工的劳动报酬应该由员工的劳动贡献决定,而实际上,劳动贡献如何衡量如何量化非常困难,因此,现实中员工的劳动报酬更多的取决于劳资双方力量的博弈。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远远大于劳动需求,所以劳动供给方的力量要远远小于劳动需求方的力量,这就造成了普通劳动者在工资定价上处于弱势,因此现实中劳动价格也就是工资水平往往偏低,而实际上工资水平只是劳动的价格,并不等同于劳动的价值,在劳动的供给与需求极端不平衡的情况下,劳动价格水平会大大偏离劳动本身创造的价值,形成了价值与价格的背离,因此实际生活中居民的“劳动报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报酬,而只是被资方侵占后剩余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由于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对等,逐步形成“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客观上造成了居民劳动报酬不断降低。

2.4 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理念和对国民财富分配认识上的偏差是造成居民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来说,我国居民包括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建国初,我们国家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经济,在对待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长期采取的是“重积累,轻消费”,用压低城乡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办法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在对待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在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处理上、在生产和生活关系处理上,我们总是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优先,生产优先,以牺牲居民个人的利益换取国家的优先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和分配原则在国家发展初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日益妨碍了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日益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进行,全国各地出现了争相实现GDP翻番的热潮,官员的考核也一切以GDP为目标,无论什么措施,只要有助于促进GDP增长就积极实施,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快速发展,纷纷出台引进外资和鼓励私人投资的优惠政策,不少地方官员更是为了自身的政绩,纷纷以土地、税收、分配等各种优惠吸引投资者。在分配上,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实际上是“效率优先、丢掉公平”。在工资分配的宏观管理上,提出了“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要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两低于”的工资宏观管理原则。这些分配体制、政策、原则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居民的劳动报酬比重大大降低。

在对待富民与强省的关系上,福建省部分地方政府的认识也出现了偏差。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追求“强省”而忽视“富民”,他们认为“强省”在前,“富民”在后,只有“强省”了才有可能“富民”,这实际上是仍然热衷于以GDP为纲思想的表现。事实上,“强省”与“富民”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脱离了“强省”,“富民”失去了基础,也不可能长久,离开了“富民”,“强省”就失去了意义,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省”。 “强省”是“富民”的基础,“富民”是“强省”的最终目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任何只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认识和行为都是片面而不可取的。

3对如何提高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的认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新世纪以来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思想认识上也有行为操作上。对这种状况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因为居民劳动报酬率的下降体现出的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如果不解决,放到再分配领域也无力再解决,即使有能力解决,成本也将会非常高,这势必会对福建省的长期发展造成深刻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如何改善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率下降的严峻状况,本人认为应当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3.1 地方政府应尽快转变发展思路,改变官员升迁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反映出党中央在国民收入分配上的新转变和新认识。目前来看,这一新观点已经得到全国政府官员认同,但是,从现实来看,仍然有一些地方基层官员只是把这种观点作为一种口号,在具体的操作上还是维持旧有的思想,仍然热衷于追求GDP,以GDP数据来考核官员升迁,这说明在政府转变发展思路、改变官员升迁机制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福建省而言,特别是对于基层官员必须加快思想转变,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变到民生方面,在官员内部考核机制方面,要尽快破除以GDP为主要标准的考核机制,在考核体系中要加入反映民生的重要指标并赋予更高的权重,真正实现官员的科学考核。

3.2 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承担起应尽的职责虽然我们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并不是强调市场万能,事实上,在劳动报酬决定方面我们发现一味凭借市场作用,只会造成劳动报酬比重和工资水平越来越低,这是要素禀赋差异和劳资力量不均等的客观结果。而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职责,比如政府应当出面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机制、改进完善工资信息支持系统、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完善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贯彻执行工资支付监督与惩罚制度等,通过政府力量的适当介于可以有效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约束企业的不合理行为,确保劳动者工资能真实的体现和决定。

3.3 加快企业经营方式和出口模式的转变,推动产业升级在落后的企业经营方式和出口模式中,企业利润的增长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代价的,因此要提高福建省居民劳动报酬和工资水平,必须尽快改变企业经营模式和出口模式,这也是福建省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应当加快引进具有先进技术、知识、管理、服务水平的企业,鼓励现有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加工企业进行技术更新、产品创新、积极为企业技术研发、设备升级提供配套支持,加快全省产业由传统产业向先进产业转变,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和扶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产品的知识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完善全省产业结构,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3.4 政府应大力加强人力资本培育,建设人才强省从实际情况来看,福建省就业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是客观现实,而且将长期存在,因此单纯的依靠供求关系来提高劳动者报酬是不现实的,但从劳动力的结构来看劳动报酬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福建省劳动力素质仍然偏低,高级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高级服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比重依旧偏小。根据统计资料,2008年福建省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为1936.66人,在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中仅为第16位,不仅远远低于北京、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甚至低于湖北、湖南、江西这些中部地区的省份。而从教育经费的投入情况来看,2007年福建省教育经费投入为3322233万元,在全国也仅为第14位,这与福建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将成为制约福建省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瓶颈”。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包括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成人继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在内的各级教育和培训机构,充分吸收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加大对教育机构的经费投入。通过不断改善和优化福建省的劳动力结构来提高福建省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一方面为福建省劳动报酬的提升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为福建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人才保证。

参考文献:

[1]张长生.广东省国民收入分配研究――1979年以来广东“两个比重”下降的特点及优化对策[J].学术研究,2008,8:5-10.

[2]信卫平.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思考[J].中国劳动关系学报,2008,22(6):43-47.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6)

关键词双边汇率对日出口出口结构汇率变动 SITC

引言

安倍政府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属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引人注目。受此推动，日元汇率开始迅速贬值。仅2013年一季度，日元兑美元就贬值12%左右，兑人民币汇率贬值15%左右根据国研网统计数据提供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以及日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得到。。作为开放经济中重要的价格指标，汇率变动能够改变两国产品的相对竞争力。日元对人民币贬值无疑削弱了我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优势。据安辉、黄万阳（2009）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对日总出口汇率弹性达到0.79，即人民币对日元升值1%，将导致中国对日出口下降0.79%。日本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近年来的领土争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两国的经济交往，但日本依然是我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具体参见中国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近5年的数据显示，2009年，东盟首次取代日本成为我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日本成为我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全面、合理评估双边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的重要性毋庸赘言。然而经文献回顾，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总量分析，探讨双边汇率与进出口总额以及贸易收支关系，对于贸易结构的研究相对不足。由于总量数据没有对各个具体行业进行细分，其变化无法反应行业影响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认识上的偏误。例如，根据海关统计，2013年一季度我国对日总出口同比减少了将近4%本文所计算的源数据来自于中经统计数据库。，而以SITC分类统计数据显示，各行业之间差距较大，同比降幅最大的行业达到52%，降幅最小的行业为2%，增幅最大的行业达11%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数据计算而来。。因此，为了区分各行业的异质性，有必要从行业角度来进一步考察双边汇率与中日贸易的问题。

本文将基于SITC分类，从贸易结构角度探讨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的影响，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做一定补充。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从微观视角分析汇率变动与贸易传导过程，从理论上阐述汇率变动导致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机理；第四部分实证检验中日双边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结构的影响；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7)

自1986年Romer提出了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Theory)[2](P1002-1037)[3](§71-§102)以来,人们开始把技术进步、政府支出、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投入)当作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这不同于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但是,教育投入是否可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中,值得讨论。一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供求状况受该国资本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受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人民的教育需求所左右,从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上看,它不是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能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解释,但是它又对经济系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而间接实现的,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促使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源泉,它的作用相当于使未受正规教育的初始劳动力(或基准劳动力)的数量成倍增加。

各国学者用于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尺度有多种,其中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是比较受欢迎的方法,丹尼森、麦迪逊等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从这个方面入手,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如下所述:

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f(Kt,Lt)。同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为:Yt=AtKtαLtβ。

考虑到教育因素对劳动力质量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成倍地增加,因此,可以把Lt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ot)与教育投入(Et)的乘积,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tKtα(LotEt)β,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于是得:y=a+αk+βl0+βe,这里y代表年经济增长率,α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β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α+β=1,l0为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那么,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表示为:Re=βe/y。

本文y为GNP的年增长率,e为根据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增长率。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β为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为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β系数值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美国数学家C.W.Cobb和P.H.Douglas根据美国20世纪初期20多年的数据推算出,α为0.25,β为0.75。我国学者周天勇[4](P115)分析了1953-1990年间我国国民收入的产出结果,得出α为0.8178,β为0.1093,α+β<1,说明这期间我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小的,我国还处于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经济增长,并且规模收益呈递减趋势。

目前,β系数的确定方法有三种:一是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工资率等于其边际产品,工资总额与国民收入之比就是劳动对产出的弹性。这是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二是投入量比例法。用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作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的“替代物”,这种方法容易做到,但缺乏科学性。因为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变动率与劳动量投入的变动率的比率。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毕竟不是边际量之间的对比。三是时间序列回归法。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1nY=1nA+α1nK+β1nL,分别求出α和β的数值。麦迪逊(A.Maddison)采用第一种算法,得出β系数值为0.7。为了增加计算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麦迪逊的β系数值[5](P649-698),即β=0.7,也就是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即认为劳动投入每增加1%,产出增加量为0.7%。在我国,实际β值可能低于0.7。

二、计算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率

由于最近几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各级教育年限的准确数据无法得到,所以,只能依靠我国1982、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我国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

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根据1982-1990年间初等、中等和高等从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差别,推断出中等教育毕业生劳动生产率是初等教育的1.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生产率是初等教育的2倍。这里也可以把1、1.4、2看作是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所提高的劳动力质量折算为劳动力数量的系数,而把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看作是权数,据此计算出劳动力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参见表1,根据我国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1982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308,1.81,0.035①。1990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98,2.13,0.075。

三、国际比较

1.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高教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什么如此低?这是因为尽管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最快,但是劳动力人均受高等教育的年限非常小,因而三级教育比较而言,它对GNP年增长速度的贡献也非常小。另一位美国学者利用AngusMaddison(1987)提供的数据,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对西方6国1913年至1984年间教育及高等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作出估算[7](P56-57),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模型、方法、指标与本文的相同,因而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只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他5国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水平,只高于德国70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5.9%)。而高等教育的贡献率比美国40年代的水平还要低。在所列6国中,美国从1913-1984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美国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加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政策分不开。早在1940年美国高校在校学生数占同龄人口数的比例就达到了16%,是世界上率先进入高教大众化的国家。

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非常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劳动力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太低。从表2中可以发现,至1984年15-64岁人口中,人均受正规高等教育年限美国为1.62、英国0.42、日本0.59、德国0.31、法国0.90、荷兰0.58,而中国1982年为0.035、1990年为0.075,相差达到了10倍左右。

与6国的GDP的年均增长率相比,中国的GNP年均增长速度在80年代要远远高于它们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是许多经济研究都表明,中国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而不是依靠提高生产率来实现,因而还属于粗放式、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增长模式,由于制度和结构的因素以及高教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科技知识和劳动力质量提高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十分有限,这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整个80年代,我国高教发展严重滞后于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失去了与国内经济、与世界高教同步发展的良好机遇。

2.高教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

把表3中6国3个时间段(1913-1950、1950-1973、1973-1984)的人均高教年限年平均增长率与GDP年平均增长率的18对数据放到一起,从发展历程上看,可以发现6个发达国家除日本之外,劳动力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年增长率全部呈加速度增长,而相同年间的GDP增长速度却有升有降,GDP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代里,往往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年增长速度减慢,而GDP增长速度比较慢的年间,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年增长速度相反加快。例如美国人均高教年限年增长率1913-1950年间为2.22%、1950-1973年间则增长为3.01%、到1973-1984年间进一步增长为5.60%,相同年间的GDP增长率依序分别为2.78%、3.72%、2.32%。使用SPSS软件计算上述6国3个时间段人均高教年限年增长率与GDP年均增长率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表明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027,小于0.1,显著性水平P=0.916,远大于0.05,说明二者根本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