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1)

【关键词】中英文化差异；日常口语表达

一直以来，文化的发展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语言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并反映出该民族文化的特征，体现出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则更能体现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髓及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国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地理、历史、气候、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文化上有明显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在两个民族的日常口语表达中。

一、常用称呼

我国是一个有着较长封建历史的国家，这就使得家族观念非常浓厚，人们很重视血缘亲属关系与辈分长幼关系，在称呼中也清晰地表现出这种关系，如：大舅、二叔、三婶、四姨等。在西方国家，家族与亲属观念却不是那么浓厚，因而亲属间的称呼也比较笼统，如aunt 同时可指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阿姨等。尽管可以用maternal uncle 与paternal uncle 区分舅舅与叔叔，用maternal aunt 与paternal aunt 区分姨母与姑母，用elder brother 与younger brother 区分兄与弟，但在实际称呼中，通常都直呼其名。

20世纪中叶，在我们国家，熟人之间通常在姓氏前加“老””或“小”来称呼对方，以示亲切，如：老赵、小李等。但是在说英语的国家，就不可以在姓名前加old 或young，因为人们普遍恐惧年老。比方说，old age 被看作是无能力和不愉快生活的时期，而年轻则含有无经验、不成熟之意。在中文里，我们可以用厂长、经理、局长、书记、老师等词在其前加姓氏作为称呼语，而在英语中却不可以，而应当用Mr. 、Mrs. 、Ms. Madam 等与姓氏连用。这一点也在我们的教学中体现出来，譬如有些学生会叫某老师为Teacher Wang ， 实际上我们一般是不可以用在地道的英语中的。

二、日常交际

由于我国古代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人民生活贫苦且不能得到保障。这就使得人们在见面时，出于关心，彼此总是问对方是否吃过饭。这样，就形成了最常用的寒暄用语“吃饭了吗？”。目前，这种寒暄语仍在我国多数地区使用。如果该寒暄语直接被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 ？”就会引起误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就会误以为问话者欲请他吃饭。如果问话者没有了下文，听者就会感到茫然。毕竟，在英语国家，这种用语被认为是真正关心对方是否吃过饭，含有想请对方吃饭之意。另外，根据中国文化传统，人们在见面时也经常会问“你到哪里去？”，如果译成Where are you going ？则会引起反感，会被认为是对人家的私人事情感兴趣。因此，如果不是很好或是很熟的关系，那就尽量不要用这种寒暄方式。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尽量用在比较熟悉的人之间，这样交流起来就不会存在问题了。

中国人在日常话题中也经常会谈到彼此的身体状况，如“你最近胖了”或“你最近瘦了”等。特别是在女性之间，这个话题更是常见，但是英语民族的人通常也把这看作个人事务而避免此类话题。

三、委婉表达语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造就了众多委婉语，可以涉及到死亡、大小便等多个方面。人们用去世、解手等词汇表达这些意思，在日常口语的表达中去世就可以翻译为rest in peace或是pass away，而解手可以说成wash one’s hands。

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委婉语用得越来越多，几乎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某些职业领域和对某些社会群体，为了防止在称呼中被认为有轻视之意，人们普遍使用委婉语，如： 用elderly people指老年人，用domestic assistant 指保姆，用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指秘书，用automobile engineer 代指修理人员等。

四、词语涵义差异

中英文化上的不同，也会表现在某些词语涵义的差异上。我们在日常的口语表达中，可以体会到一些常用词汇或是传统词汇的涵义是有差别的。

Peasant 一词在英语中带有贬义，指粗鲁、无教养、不文明的农民，因而该词在英语国家只用于称呼英语国家之外的农民。在我国，“农民”通常被译成peasant。而farmer 一词指“农夫、农场主、农场经营者”，这种表达方式是较好的。

在我国，由于历史上某些时期人民生活贫困，生活缺乏油水，肥肉是食品中的上品，因而“肥肉”一~也就意指令人向往的东西。如：那份差事对他来说是块肥肉。如果把该句译成That job is a piece of fat meat to him，则会令英语国家的人不解其意。肥肉对于他们而言并无亲切之感，人们通常也不吃肥肉。该句说成是That job is what he longs for. 则能正确表达汉语的含义。

由于我国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国的东面与南面是海洋，因而东风与南风给我国带来的是温暖湿润的气候，东风与南风自然也就是人们向往的东西，成为美好的象征。而西风和北风是寒冷干燥的，成为令人不愉快事物的象征。如：新政策就象东南风一样滋润了农民的心田。The new policy moistens peasants’ heart is like a south - east wind.英国的南面隔英吉利海峡面对欧洲大陆，西面与北面是大西洋，东面是北海，没有特别寒冷的风，一年四季主要刮温暖湿润的西风，因而西风成为美好的象征。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 就对西风进行了赞美，把它看作是扫除旧势力，将自由与幸福撒向人间的力量象征。中国人对别人说起自己的配偶时，会用“爱人”来称呼。如果译为“lover”，则不符合汉语内涵，因为汉语中的“爱人”指丈夫或妻子，而英语的“lover”指情人，这样就要求在日常口语表达中要慎用此词。

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醋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在日常语言中也就经常出现与之有关的语言，如，酸楚、酸刻、辛酸、酸溜溜等。当表达对异性嫉妒而心中不是滋味时，就会联想到醋，用“吃醋”表达这种心情。而英语民族的人并无此说法，因此“吃醋”也不会直接说成“drink vinegar”。如：“她丈夫有个漂亮女秘书，她很吃醋。”可说成“Her husband has a pretty girl sectary， whom she is rather jealous of .”。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变化也在某些语言中体现出来，如“万元户”等词语。这些词语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应词。“万元户”可译成a household that has ten thousand yuan。随着社会的发展，体现新文明、新文化的语言还在不断产生，如“大款”、“大腕”等。“大款”在英语中也没有直接对应词，但有近义或类似表达，如magnate可以指工商界有权威的或有影响力的巨头富豪；而“大腕”指在文艺界中造诣极高，能在整个演出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士的称呼，可译为a distinguished personage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个人主义”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认为个人的利益高于国家或集体利益的信念。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 也含有此意义，但另外也指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认为靠自己和个人独立是最重要的美德。

当然，中英民族作为共同的人类，在文化上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也有很多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如我们中国人表示某人不高兴、愁眉苦脸，说他“拉着长脸”，英语是put on/ wear a long face；“笨手笨脚”英语是all thumbs；“杀鸡取卵”的英语是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充耳不闻”，英语是turn a deaf ear to；“嗤之以鼻”的英语是turn one’s nose at；“全心全意”的英语是with all one’s heart；“令人心碎”的英文表达为break one’s heart；“花钱如流水、挥金如土”可说成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顺应潮流、随波逐流”可说成是go with the stream；“违反时势、反潮流”的英语是go against the flood；“引狼入室”的表达是set the wolf to keep the sheep；“翻开人生新的一页、改过自新”的英文表达是turn over a new leaf。

总之，通过Ρ瘸S贸坪簟⑷粘＝患省⑽婉表达语、词语涵义差异等发面，能看出中英文化在日常口语表达中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这对我们了解中英文化历史的差异也有了一定的帮助，在今后的日常口语表达中要尽量做到准确到位，尽量避免出现某些不必要的错误从而引发误会，让交流的双方都能领会，从而能保证日常口语交流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2)

办好新闻评论已成为办好报纸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不同报纸,其评论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在选题来源、评论主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标题制作等特征信息方面,其差异性更为显著。

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每天众多报纸携带着的各种信息,借助于多种传播方式,充斥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中,新闻评论在指导读者、引导舆论、解读社会、满足受众信息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媒体自身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办好新闻评论已成为办好报纸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不同报纸,其评论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在选题来源、评论主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标题制作等特征信息方面,其差异性更为显著。为深入研究这种差异性,做好报纸新闻评论,本文选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作为分析对象,对2009年9月上旬这三份报纸十天内的评论文章进行统计和特征分析,并就文章选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和标题制作等方面做出了比较。

一、三种报纸的基本信息统计及分析

本文选择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分属党委机关报与都市类报纸两种类型,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总体上分属不同的阅读群,在功能和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新闻评论方面也会有所反映,基本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较都市报都重视评论,除公休日外,三份报纸都未间断评论,并且前者的评论文章数量和规模要大于后者。党委机关报着重于从思想上提高人们的认识,通过评论,把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提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加以阐述。因此,社论是各级党委机关报新闻评论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开发有形式多样的评论样式,比如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国际论坛、人民时评、来论、今日谈等,南方日报的笔谈、南方论坛、网友说话等各种形式。

都市报作为大众化的报纸,评论数量相对要少一些,在篇幅上、板块分布上也比党委机关报要明显要少。但也应该看到,都市报同样重视新闻评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新闻媒体发展的要求。社会生活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精细化使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因此,“人们对那些刚刚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不仅希望获知‘是什么’,也希望获知‘为什么’ 和‘怎么样’,需要媒介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权威、更专业的解读。”

二、报纸评论的选题来源与类型分析比较

选题来源是新闻评论重要的特征信息之一。在选题来源和类型方面,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评论的差异性也在上述报纸中得到了反映。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其选题来源多种多样,比如上级指示和工作部署、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或者某一时期社会形势。当然也包括大家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如当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走向的考虑,如文章《推动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9月1日3版国际论坛栏)。

都市类报纸新闻评论的选题来源与党委机关报有较大差别。以燕赵都市报为例,新闻评论选题多是来源于具体的新闻事件或者是其他报纸刚刚报道过的一件事情或一种社会动态,比如《积极赔偿该不该影响对孙伟铭的量刑》(燕赵都市报9月7日时评版)。这类评论以一定的新闻报道为背景,阐述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由此深化,扩大思考社会上的若干行为。与党委机关报调查评论相比,都市报评论往往是选择各地的报纸内容,综合起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事件进行解读和评价。

三、报纸评论选题主题、性质分析比较

在评论主题的选择方面,如表3所示,显示了明显的广泛性。

至于新闻评论选题的性质,通常是指评论的视角,一般分为三类:赞扬鼓励、批评警示和一般性客观分析。就本文所选择的三家报纸而言,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作用在于宣传和指导,所以选题以赞扬鼓励类和中性的居多,但也有数量很多的批评警示类评论。如南方日报9月4日的来论《酒后代驾乱象源于行业监督缺失》,就是根据一个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深化到行业制度层面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评论的写法上逐渐向贴近性、群众性靠拢,比如《上班“偷菜”不如回家卖红薯》(南方日报2009年9月9日)。都市报侧重于信息和服务功能,在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帮助受众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因此,它的评论多是批评警示,或是单纯地针对具体的事件发表意见。

四、新闻评论标题制作及比较

标题制作评论写作和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体现报纸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社论类评论标题,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总是比较正统,一般不会用到比喻的修辞等表达方法,比如《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这样的句式比较长,而且官方语言浓重。机关报评论标题的制作,有时候会用很形象的词语表达很生动的意思,跟文章中内容也有很好的结合,通过标题,能大致判断出新闻评论的选题领域和题材情况,如人民日报的9月4日第4版《紧紧扣住“第一链接”》 (人民论坛),就很形象地把乡镇干部比喻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第一链接”或称“第一道关口”。

都市报的评论在标题制作上,常常用一些简单的标点符号加强语气。以燕赵都市报为例,9月9日的评论标题《“五百强”中何时能有世界级消费品牌?》就是运用了问句的形式,但本文所选样本看来,评论中加标点符号的不属于多数。都市报评论在标题设计上也多用拟人、比喻、借代等修辞方法,并常常借用网络中发人深省的新词,如“拼爹”(见9月3日燕赵都市报的《不“拼爹”,做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都市报的评论在贴近受众方面做得似乎技高一筹,语言风格更加大众化。有些评论题目比较模糊化,从标题中看不出来具体的选题题材和领域,但是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和标题制作可以吸引读者的兴趣,使读者有兴趣继续往下读。这说明,评论标题制作的特点与报纸的定位和受众群构成有直接的关系,都市报面向大众发行,结合大众文化,要照顾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员,所以其评论标题更加通俗易懂。

五、报纸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探讨

不同报纸新闻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往往不同,会影响到评论文本的话语模式和交流感。而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在定位和功能上的差异性,在评论的文本结构和语言特征上也会有所反映,形成不同的话语模式。过去一些党委机关报在话语模式上有些“官腔”,比如,多长句和复句,说教味浓重,官话“套话”多,文章表达比较生硬,交流性较弱。不过,正在转型中的党报有较大改进,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面做得较好。都市报面向的是大多数民众,其新闻评论较多用平等的口气、谈话的口吻进行交流,互动感强,使人较愿意接受。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3)

关键词： 日语教学 文化教育 三个方面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人的语言行为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探索到许多文化奥秘，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外语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所以就应该立足于理解所学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和观点，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外语学习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中日两国同处亚洲，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日本曾狂热地吸收过中国文化，从文字、音乐、建筑到制度、法律、宗教等，只要有用的，差不多都被当时高度推崇中国文化的“遣唐使”移植到了日本。尽管如此，两国文化仍有许多差异，如中日两国在使用筷子上就有差别，日本筷子较中国筷子短且轻便，尤其是前端很细，也许是因为日本地处岛国，鱼类丰富，吃鱼时为了剔刺方便吧。这点滴差异就从不同的文化体现在语言上。

二、中日文化的差异

中日文化的差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中国人见面聊天时会毫不拘束地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家庭成员等，而日本人则认为这些是别人不该过问的事，他们见面时常谈论天气、兴趣、旅游等。中国人的表述方式比较直截了当，而日本人则比较含蓄、委婉，尤其在拒绝对方时，往往避免说“不”字。如当你无心去参加一个聚会时，中国人在表达时常常说出“不能去”的结论，然后再说出理由，而日本人则会先说出若干个“不能去”的理由，让对方得出“不能去”的结论。

不同的语言文化还表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崇拜强者，追随强者，肯于学习强者，是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总体态度。吸收、选择、改造是日本人学习外来文化的基本手段，即为我所需则移植照搬，不为我所需就拒之国门外，不符合国情民意的就加以改造。通过日本对儒家文化的引进、吸收，可以看到日本是如何改造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家认为，为仁者须常备五德，即“仁、义、礼、智、信”，此为五常。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本人改造成以“礼”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文化。“仁”强调道德主体对他人的爱戴、尊敬和宽容， 提倡“仁者爱人”，爱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礼”则强调道德主体维护自己的名分，尊从社会制度和习俗，注重人伦规范，包括人与人交际中的仪式。中国人孝顺长辈、爱护亲友，乐于助人，有人情味。而日本人很注重礼貌，说话谦和，彬彬有礼，但有些表面化，缺乏深度，人情冷淡。日本人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抱团，要有集体意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统一的制服，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低年级要服从高年级，而到了社会上更要严格遵守规则，即使自己不愿意，也要按照上级的指示做，上下级间使用严格的敬语。团体精神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即使失去个人利益也要保护集体利益。

三、在教学过程中深入进行文化教育

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了解文化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语言。语言教学不仅仅依赖于语言学，而更多地依赖于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教师要让学生掌握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正确运用，特别是在词语方面、语言习惯和行为方面，以及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较深层次方面的理解和运用。在日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初级阶段应主要介绍日常生活交往方面与汉主流文化的差异，以及在语言形式和运用中的具体表现，使学生掌握日常生活中日语表达方式，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了解两国在日常交往中如相互称呼、问候、聊天及应答等方面的差异，增强学生对汉日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了解两种文化的区别，了解其行为规范，理解其价值观念。

2.中级阶段接触了大量的词语和表达法，这个阶段学生很快就会发现日语课本和课堂上的语言规则与他们从日本人口中所听到的日语有很大的差别。丰富多彩的生活语言及其所涵盖的大量的文化信息是传统的、书面化的、具有典型性的，且具有局限性的日语教材所无法企及的。所以这就要求教师要把文化知识的传授贯穿到听、说、读、写的每一堂课中，使语言与文化在课堂上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可以在词汇、表述方式、修辞结构和价值观念三个层次上，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报刊杂志和文学作品等手段，利用课堂讨论、实际演练及专题讨论等方式积累日本的文化知识，使学生认识并熟悉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日汉词语、成语、惯用语的意义在运用方面的差异，并深入理解日语表达法所涉及的文化内涵。

3.高级阶段要从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入手，介绍汉、日两种语言在句法修辞和篇章结构上的主要差别，培养学生在国外进行专业学习时的理解和交际能力，提高学生对日本原作的理解和综合表达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克服把两种语言进行机械地一一对应的学习方式，引导他们学会根据目的语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文化因素进行表达，让学习者努力适应用日语进行思维。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现象，目的是通过学习和交流，量减少因文化因素所产生的误解，以更好地交流与沟通。学习日本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运用日语交流时要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及行为方式。文化不存在对与错、道德与不道德的价值判断问题，但在某些方面存在优劣之分，所以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抱着理解、宽容和鉴别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著.语言与文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4)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范式，从日常生活着手的文化研究是面向大众文化的、务实的、甚至有些执迷于细枝末节，有学者就此认定文化研究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力量，“文化研究的任务，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不是批判日常生活，而是捍卫日常生活”??[1]?。但实际上，批判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徐钢认为文化研究“既产生于全球资本主义，同时又是对它的批判。批判本身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与批判对象纠缠在一起”??[2]?；刘岩与王晓路认为，“文化研究依赖于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产生的背景，背景裹挟的权力关系自然进入到批评视野，”所以，它同时具备“批判性和参与性的特点”?? [3]?；南帆甚至认为，文化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担当着这样一种自反性的角色：“既提出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弟子，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4]?

如果根据卡尔·曼海姆的定义，“把所有超越环境的思想都看作是乌托邦”??[5]?，那么，这种同时具备的批判性与参与性就意味着一种置身其中而又超然物外的乌托邦精神，文化研究正是以运用伯明翰精神捍卫日常生活为方法，以运用法兰克福精神批判日常生活和常识为目的，批判那些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已经固化到人们思维方式中的文学观念与常识，这是对现有文学研究环境与研究范式的乌托邦式超越。

一、消除差异的文化生产与制造差异的文化再生产

f·詹明信曾说过：“一种更为妥贴的文化研究概念不应让人觉得要在‘雅’和‘俗’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研究经典作品了，就不能碰电视、流行音乐之类。在我看来，两者是一个整体领域中的辩证的组成部分。”??[6]14?大众文化擅长运用当代话语或者借用历史话语来完成文本的叙事过程，玄幻小说借古讽今，电视剧《武林外传》解构“经典”、“拼贴”故事，易中天、于丹为传统经典的当代“转喻”做出了努力，当年明月、袁腾飞则力图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大众文化如此千方百计地与历史、与经典“互文”无非是要警醒世人反思常识、观照现时人生，极力说服人们：大众文化及生活和艺术、学术是没有界限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一种消弭差异的过程。

现代科技也为大众文化的风起云涌提供了种种手段，过去技术的掌握和艺术的定义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如今计算机制图（cg）、数码摄影与摄像（dc、dv）、互联网技术（博客）、无线通讯（微博客）的广泛应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技艺甚至艺术的概念：在蒙娜利莎的嘴巴上加两撮胡子，用photoshop合成几幅世界名画，用dv甚至手机拍摄艺术影像，用互联网络创作读者参与式的小说——这些同样是对艺术的欣赏和再创作，艺术不再是产生于某个高高在上或者难以捉摸的特定时空当中，艺术可以出现在活生生的日常生活里。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决定着生产。文化研究关注当代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7]?，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的是文化的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再生产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当代大众文化的再生产已经无法离开消费者的接受、认可以及广泛参与，消费文化、媒介文化、影视文化不仅传播了文学，甚至变成了文学最终的栖身之所，读者变成了消费者，观众和听众的参与度、卷入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和文化的未来走势。

戴卫·哈维说过：“资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它是通过商品生产而再生产社会生活的一个过程。”??[8]425?当代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无外乎追逐精神上的愉悦与物质上的丰裕，那种“限制商品交换以生产稳定的等级体系社会”显然已经被“商品世界时常变换的可交换性社会”??[9]34?所代替，让某种物品专属于某个阶层去享受，显然有悖于启蒙的精神和现代化的目标。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种“可交换性社会”成了乌托邦精神产生的物质基础：商品（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实际上是对于未来生活向往的符号期待与符号的持续占有过程，无论是精英人群还是普罗大众，都会继续追逐自己的理想以期改变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于是，“要么款式令人垂诞的新商品持续不断地出现，要么低阶层的群体僭用了现在的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由此产生出一种犬兔追逐的效应，那些居于上层的群体不得不投入到新的（信息）产品中去，以重新建立原有的社会距离”??[9]30?。这种一方为了保持社会距离（差异）而另一方为了缩短社会距离（差异）的、殊途同归的“犬兔追逐”便形成了文化研究乌托邦精神得以萌芽的社会土壤。

二、批判的乌托邦：彼岸和此岸之间的距离

日常生活本身饱含着批判的乌托邦精神，列斐伏尔称之为“理性的终结与激情的造反”??[10]?。而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目的是“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使人超越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对人的创造活动的束缚”??[11]?，可远离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的现代主义精英式审美的“批判和颠覆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小圈子里想象的游戏而已”??[12]?。所以，从日常生活着手批判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大众文化并不缺少反思和批判精神，精英文化也未必一定具备乌托邦精神，霍尔发现大众文化会进行抵抗式的解读，而犬儒式的精英更是不知批判为何物。可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非对立关系，而将纯艺术甚至精英文化、高雅艺术当作审美享受的唯一来源，无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充满期许的强调正是要反抗这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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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是希望而不仅仅是希望之光。哈贝马斯说过：“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是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的，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同时，这位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的思想家也乐观地论证道：“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13]?由于欧洲大陆的思想者多是犹太人，其犹太教信仰让他们对复国救主弥赛亚的降临充满着永不懈怠的盼望，故而乌托邦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并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终究能够实现的蓝图，已经“被证实”和坚信终究“将被证实”的乌托邦在此与强调实践和效果的实用主义得以结合，这是重实践、重参与的文化研究具备乌托邦批判特质的源头。

乌托邦不是空想，它不仅是对未来彼岸的奇幻设想，也包括对此岸现实的冷峻批判。马丁·杰伊这样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不是提供行动的计划，而是与当代现实的引力保持距离的批判的源泉。”??[14]?哈贝马斯也说过：“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13]?文化研究同样包含着对日常生活的欣赏与批判。陆扬曾指出，日常生活“永远在期待超凡脱俗”，这种“不断消失、不断重又燃起的希望”，即“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最卑微细节中的不满足感”??[15]?，正体现了乌托邦精神对于美好未来想象的积极品质，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欣赏是为了重新审视“艺术”的定义，对它的批判则为改变现状，如果说实用主义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辩证，乌托邦批判是对现世和未来的辩证，那么，文化研究就是在追求审美价值和消费价值的合流、思辨哲学和日常生活的辩证。

乌托邦式批判是一种保持距离式的批判，但保持距离不等于远离本体与客体，保持距离是为了维持差异性，差异才是乌托邦的源泉。“乌托邦必须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既不陷入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又不因与现实联系过于紧密而被它的烈焰所吞没。”??[16]?文化研究着力强调的不是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而是要和传统文学、精英文化的既有观念保持距离。

乌托邦本身并非某种所有物或者最终归属（所指），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可能（能指），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关系模型，是要同其他现存的、将来可能出现的东西保持差异性的希望与设想。拉康认为能指之间的关系由差异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建立，差异便是一种距离。伊格尔顿曾提出：“平等地对待两个人意味着不是给予他们完全相同的对待，而是同样地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不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个人，而是说他们平等的都是个人。在这个范围内，一种平等性的合理概念已经意味着差异的概念。”??[17]?可见，乌托邦本质上是针对个体差异的政治，不会是现时状态下的完美或者完整，它要从细节、从小写的历史和现实当中发现被原有的“真理”所否定甚至忽视的具备差异性的东西。

三、追逐差异的乌托邦

f·詹明信认为：“关于未来的乌托邦憧憬……本质上是政治性的。”??[6]32?日常生活也是政治性的，政治不是权术和诡辩，更不是强力的专制，“政治首先是、最终考虑的是如何界定和组织一个生活世界，如何为这个生活世界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和价值论上的辩护”??[18]代序17?。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媒介文化固然是经济的，但经济最终指向政治，精英文化表面上仇视商业化、鄙视通俗，可它实际上恰恰是要利用现有的政治地位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文化研究触角的边缘性也恰恰体现了自身旨归的中心性——政治??[19]?。

首先，文化研究关注日常生活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反思自己，这体现了一种政治启蒙意识；其次，日常生活中一定隐藏着意识形态，关注日常生活可以让人更清醒，这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启蒙的责任；最后，研究日常生活一定会是跨学科的，同时也是反学科的，这体现了学术上的政治，从关注新兴事物和边缘事物开始，重构学术政治格局。

文化研究关注的“大众”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多数人的权力力比多释放，而是去关注那些被“主流”边缘化了的个体的自我清醒与提高。可以认为，文化研究不是权力争夺，而是权利争取。文化研究中的乌托邦精神也显然是对启蒙理性的再肯定：依托于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影视技术等现代技术的支撑，乌托邦通过广泛的草根文化，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彰显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价值，因此，反对大众文化实质上是对抽象人性而不是对具体人性的张扬。

所谓的精英文化则是要通过否定大众文化来否定个体进步甚至个体对进步的差异化要求，“精英们”希望为所有大众提供本质雷同的“使用价值”，提供福特式的通用型文化产品——这种忽视不同个体之间独特需求的强迫逻辑本身就是反启蒙的，是对人性启蒙的“叶公好龙”：启蒙精神要求解放自我，但通用型文化产品的结果必然是消解差异、压抑需求。应当允许每个人实现自己所认可的改变与差异化价值，而不是强迫所有人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精英”，尤其是精英们定义的“精英”，启蒙的最终目的决不是让所有单数的“人”成为平均的、类似的甚至同一的复数“人们”。因此，当大众利用既有的且仅有的政治、经济资源，通过心灵上的“符号消费”实现了哪怕一丁点的精神提升，却被精英歧视为庸俗、低俗，这实在是一种虚伪的启蒙。

根据拉康的理论，主体心理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或译实在界）。其中，想象界充满着欲望、想象、幻想，理想或由此而生；象征界也被称为符号界，与语言、他者、符号相联系；真实界则是一个难以名状的、外在于认识的彼岸世界。拉康认为人的欲望本身是由不计其数但却没有所指的能指构成，只有通过语言规则、符号化或者他者的介入才能建构起“能指—所指”的意义链，因此，人的欲望作为不断滑动、飘浮甚至混乱不堪的能指（想象界），本身是无法被满足的，只能通过不断的、差异化的符号或者他者（象征界）介入才能实现转移。由是观之，文学研究作为文学所指的一种能指也是经历了若干次的意义链重构，即研究范式的若干次转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仅仅是能指滑动表象之下的人类欲望转移而已。转贴于论文联盟

进一步说，文化研究所批判的是传统的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概念（能指），而不是批判文学本身（所指），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割裂开来显然是误置了所指和能指之间的滑动关系。而把文学定义化、分层化、经典化则体现了精英主义文学研究的主要功能，文化研究所要提出的正是对这种僵化“能指”的质疑：精英主义文学研究期待一劳永逸的文学研究，关注已经符号化了的能指，因此推崇本质论，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则追求不断“转移”的、尚未被强力的他者甚至霸权锁死了符号意义链的文化和文学，因此推崇语境论——由于后现代社会“通过探索差异和‘他者’来再生产社会秩序与象征秩序”??[8]427?——前者始终在回顾那些已经被定义好的、消除了历史—现实差异甚至读者阐释差异的“能指—所指”意义链，而后者则不断从事探索差异、追问他者和不断重构的工作。可以认为，精英文化满足的是人们类似的需求（needs），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则要满足人们个性化的欲望（wants），需求可以通过批量生产的能指解决，但欲望只能通过差异化的能指来“转移”，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判的乌托邦式正是在不断寻找全新的“能指—所指”意义链。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5)

1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3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3．1案例地张家界概况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2研究方法问卷设计。针对研究的问题，本调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形象感知，通过参考目的地形象测量文献，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并通过专家访谈的方式确定感知形象问卷题项，采用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模型，利用7级语义差异量表(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6，完全同意－7)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形象的测量共包括37个题项，在参考Echtner和Ritchie(200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基础上根据张家界景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认知形象的测量涵盖旅游资源、交通情况、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情感形象用“这次旅游让我很愉快，这次旅游让我昏昏欲睡，这次旅游让我很兴奋，这次旅游让我很烦恼”4个题项来测量(Baloglu，McCleary，1999)。总体形象用包含1个题项的7级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第二部分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题项，问题来源于Hofstede做国际研究时所用的VSM94(ValuesSurveyModule，1994)。该部分的题项由以下4个问题组成“工作时您会感到紧张的频率(从未、很少、有时、通常、经常);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空间;员工间的竞争通常弊多于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用李克特5分值量表测量游客对上述问题的同意程度，Hofstede的研究针对公司职员开展，但鉴于游客调查中精确的分层抽样存在较大难度，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同时尽管部分游客并不处于正式明确的职场环境，但每一个体都有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被调查者对理想工作环境的评分为标准。第三部分调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10个题项。本研究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提取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维度，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计算公式计算游客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在认知、情感和总体形象感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3．3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调查组于2010年8月1日至10日在张家界市实地派发问卷。以在张家界旅游景区内、外派发问卷为主，张家界市内的火车站、飞机场派发问卷为辅。随机派发，现场填写，现场收回。调研时间从早上8:00(景区6:00开门)到下午18:30(景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研究发现

4．1张家界旅游景区形象感知构成因子使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分别验证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Sig．＜0．001，其中认知形象KMO值为0．909，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情感形象的显著性概率Sig．＜0．001，情感形象KMO值为0．630(见表2)。根据统计学原理，情感形象变量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以接受，累积方差贡献率56．165%，可基本解释原有变量信息(见表4)。对游客目的地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认知形象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构成因子分为食宿条件、信息与交通、经营管理、交际活动、游览娱乐活动、景区环境、购物活动和拥挤程度共8个因子。认知形象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6．053%，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见表3)。问卷对认知形象设置的调查题项多，部分添加题项未能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中信息与交通因子中的“景区内比景区外气候舒适”题项与其他题项的逻辑联系不强，但其旋转后因子负载值为0．616，不能简单地将其从题项中做删除处理，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游客对景区信息的感知，该因子的解释水平不会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调查问卷中四个情感形象自身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信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6．165%，能基本解释游客情感形象的感知情况(见表4)。

4．2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对张家界形象感知影响Hofstede(1994)在《ManualVSM94》中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VI)计算公式如下:UAI=+25m(感到紧张的频率)+20m(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的空间)－50m(员工间的竞争弊大于利)－15m(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120在Hofstede的研究中“m”表示对应题项的均值。UAI指数值的计算为:测量题目的均值与其对应系数的乘积之和，再加上一个常数后所得的数值。UAI得分越高，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弱，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强，反之，得分低，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强，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弱。括号里表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测量题项内容。本研究的计算公式与Hofstede原有计算公式不同在于Hofstede首先计算出所有测量题目的得分均值再乘以系数，而本研究关注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因此直接用调查问卷中个体对应的李克特量表中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值乘以系数，以计算出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操作方法本质和逻辑上与Hofstede是相同的。得出个体UAI指数后，依据Hofstede在Culture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一书中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平均值67．5，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低于平均值的重新赋值为1，高于平均水平的赋值为2，从而确定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样本人数为139，高不确定性规避人数为75。从表5中看出，游客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得分均值为46．54，指数的标准差较大，极值差的绝对值也较大，说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的分布较为分散，样本在该维度上具有差异。运用ANOVA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方面的差异，UAI指数差异下信息与交通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Sig．=0．007＜0．05(见表6)，即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群体的游客在信息与交通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UAI指数差异下对其他认知形象的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的显著性概率值Sig．均大于0．05，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认知形象其他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接受程度较低，在旅游行程的安排和信息获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因此对景区信息与交通渠道的了解较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更加深入，并由此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因为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的程度较高，相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更有冒险精神，较少关注景区交通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仅凭着对景区交通与信息渠道的片面认知而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形象，因此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对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的情感形象的因子得分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UAI差异下情感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969＞0．05，不同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情感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高/低不确定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高度认同。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感知相近，大部分游客游览完张家界景区都是愉快的。UAI指数差异下总体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572＞0．05(见表6)，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总体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部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总体形象感知是正面的。

5结论与讨论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6)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语用对比分析；文化差异；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8-0190-02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不仅仅是一套符号系统，人们的言语表现形式更要受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制约和影响。中日两种不同文化相遇时必然产生某些误解，出现交际困难或障碍，甚至产生冲突。“生活在岛国的日本人与生活在辽阔土地上的中国人语言思维的表达有明显的不同，中国人喜欢直抒胸臆，语言表达干脆利落；日本人喜欢心领神会，不言自明，以心传心。”所以说，外语学习不仅仅是只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不要以为掌握了语音、词汇、语法规则就能理解日语和用日语交流。而实际上，由于不了解语言背景，文化差异在实际用日语交流的过程中屡屡出现此意误解频繁、语用失误迭出的现象，尤其是翻译时尤为突出。在下面的文章中，作者对中日两种语言的语用差异进行对比，揭示出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内涵，为翻译教学提出了启示。

一、跨文化语用对比分析理论

跨文化语用对比学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新兴学科，是建立在语用学理论的发展基础上的学科。跨文化语用学要以语用学理论作为背景，着眼于不同语言的表达形式和话语意义等的比较，深入到语言的文化层面，关注动态语用中的文化差异，体现出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我们如果不认识到文化在交际中的作用，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不同文化的人们交流。传统的外语教学更注重语言知识的讲解和积累，而忽视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从而出现语言能力强的人、语用能力不一定就强的现象。语言知识高深的人不一定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取得成功。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因此，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如果语言和文化未能同步进行，那么更多的语言学习只能带来更多的误解。由于同一个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因此，我们还得考虑语言表达的得体性。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跨文化翻译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跨文化语用对比分析。

1.语言习俗的差异对比。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可能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被称为文化的偶合现象。但是，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不同的表达，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导致了他们独特的笃信崇尚和忌讳的心态。不同的发展历史进程也产生了本民族自己的历史典故，例如汉语中的“龙”、“阴阳、八卦”、“轮回”等。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必然会如坠五里云雾之中。谚语“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日语说成是“三人によれば、文殊の知{”；日语把花钱大手大脚说成“をむようだ”（象喝热水似的），汉语则说成“挥金如土”；中国人把不会游泳的人形容为“旱鸭子”，而日本人则叫做“金槌”（铁锤子）”；中国人说脚底下长了“鸡眼”，而日本人却说脚底下长了“鱼の目”（鱼眼）；中国人管改邪归正、不干坏事叫做“洗手不干”或“金盆洗手”，而日本人却叫做“足を洗う”（洗脚不干）等。除了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含义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底蕴。

2.词汇联想意义的差异对比。词汇联想意义就是指读者看到该词汇后，通过联想所感受到的超出词汇本意的附加意义，因而对语言超载信息部分的解释。由于中日两国人民生活习惯、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对同一词汇就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在色彩上，这能突出表现出这种联想差异。颜色常常因为环境和文化不同，其象征意义也不同。在中国文化中，粉红色又叫桃花色，粉红色可以象征女性，称男女之间不正当的关系为“桃色新闻”，交了女朋友，或有了外遇，被称为“交桃花运”。在日语里，“粉红色”就是一种颜色而已，是红色的一种变异，没有这些“颜外之意”。而汉语以“白色”表示悲哀，在中国有丧事，亲人都要穿白色丧服。日语里“黑色”表示“悲哀”，人们参加葬礼都穿黑色衣服。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根本上讲，在中国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是基于过去中国的封建统治、封建迷信及其原始的落后的科学。如“黄色”在古代是“黄帝”的象征，龙袍龙椅都是黄色的。词汇的联想意义能够使语言更生动、幽默亲切。

3.语域差异对比。日汉两种语言的词汇在语域上存在差异，自然，其所承载的意义广度就不同。语域大小不一致现象十分普遍。如汉语中表示亲缘关系的词的语域就比日本大。汉民族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中非常重视个体与周围人的紧密关系，尤其重视大家族的血缘亲族关系，因此，汉民族的家谱树形图要远比使用日语的日本民族详细和复杂得多。例如，在汉语中，跟父亲同辈的亲属就有大爷、叔叔、舅舅、姑父、姨夫等称呼，而在日语里统用“おじさん”来代替。而姑姑、婶婶、大娘、姨妈、舅妈又只能用“おばさん”来称呼，无法具体地显示出其详细的血缘和亲疏关系。在日语的其他词汇中也有体现，如“あし”既指脚，又指腿；“兄弟”既包括兄弟，也包括姐妹。日汉两个民族由于受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由于受语域差异的影响，其中存在着大量看似词义相近，而实际隐含不同文化内涵的词语。

二、注重跨文化语用意识培养，提高翻译教学质量

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间的一种交际活动，是重要的交流手段。翻译很能够反映出两种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在外语教学中，导入文化教学是必然趋势。在下文中，作者将从两个方面阐述跨文化语用对比引入到翻译教学中应采取的措施。

1.明确翻译教学的目的。翻译教学的目的不应只是传授给学生们翻译技巧，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提高语用分析的能力，了解另一语言所承载的语用、社会、文化等内涵。文化差异是日语翻译教学中的障碍和难题，了解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才会使双语之间的转换更顺利、更准确。不同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习俗文化、思维模式、，心理联想等都可能导致文化差异，对文化差异的注重有助于在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文化差异会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文化差异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它并不是只体现在作品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上，而是体现在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之外的隐含意义中。因此，翻译的最大困难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2.注重母语能力培养，加强本土文化修养。外语专业学生重视外语、忽视母语的现象早已为外界所熟知，学生对外语的钟爱大大超过了对母语的热情。对于翻译而言，精通外语当然很重要，但这只是译者的一方面知识，精通本国语言文化是更重要的另一面知识。而学生们往往为了应付各种等级考试，只是一味地学习语法知识，忽视了对母语知识的培养，从而导致翻译中母语语言的枯竭。这导致出现了”中国文化失语症”，并因此而造成交际障碍，尤其在需要用日语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文化进行输出时，其症状越发突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等都是外国人比较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不少人自己都无法准确说清其所指，更无从说用日语加以介绍了。对本民族文化不重视，会导致我们在翻译时会遇到即使知道原文的意思、却不能用恰当的母语表达出来的尴尬境地。教翻译的教师应该把“文化交流”作为中心，秉承“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从事翻译教学工作。教师要强调文化翻译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关注文化知识的学习。教师要让他们明白翻译者绝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要把优秀的科学技术及先进的文化成果高质量互译；尤其重要的是，教师要注重学生对原文相关背景、文化知识的理解，使其达到“信，达，雅”的境界，使其养成在特定的语境中有针对性地理解和处理文字的习惯。跨文化语用对比分析要求对母语、外语都十分重视，二者同等重要，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因此，在学习外语时，我们不但要了解外国文化，更应加强对本土文化的学习，才能够翻译出高水平的作品。

从以上的描述可知，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要相互沟通是需要对策的。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的差异的鸿沟是可以逾越的，关键是要对他国的文化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翻译。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并非“同化”。译者应从文化内涵来分析作品，理解原文，分析文化差异及语言表达上的不同，这样才能达到翻译的目的。“文化的交流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融化到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导致这个或那个民族文化的消失或是本民族文化受到削弱，反而是本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内容后更加兴旺发达。”翻译教学中，教师应导入文化教学，使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尤其是在日汉互译中，教师要求学生注意文化习俗，避免其掉入文化陷阱，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文学鉴赏力。

参考文献：

[1]梁长岁.中日文化背景与语言表达的不同[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3）：56.

[2]胡日查.关于加强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问题的思考[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3）：90.

[3]赵冬玲.日语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职业时空，2008，（7）.

[4]胡孟圣.文化差异与翻译等值[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8）.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7)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差异；策略

一、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分析

现如今，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工具，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翻译，可以向其它国家或个体展示了本国文化；另一方面，通过翻译，可以获得更多地他国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经超出了本文化范围。换句话说，跨文化交流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从现实角度讲，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受文化差异的影响，翻译在实际中遭到许多困难，有效性与实效性大为受限。从语言复杂程度讲，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生活词汇、日常用语、纯文学作品三个方面。

第一，生活词汇差异。受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翻译语言并不能完全表达日常生活中的源语言词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代表着一种词义空缺。而且，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这种词义空缺具有重要的价值，如粽子、炕、元宵等，都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在英语中，这也存在着许多难以直接翻译的词汇，如marimba、uptown等等。此外，在现实中，对应词汇缺失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社会风俗等等，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对于翻译者而言，如何向外界传达缺失的文化是一项既十分复杂又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

与词汇空缺一样，词义移植也是影响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词义移植，就是指“词汇相同而含义不同”。例如，在翻译中，英文“dog”和汉语“狗”字面含义相同，可以进行互译。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者却有着不同的感彩和引申义。具体而言，在英语文化背景下，“dog”代表着亲密和忠诚，是一个褒义词；而在汉语文化背景下，“狗”虽然也带有忠诚的含义，但更多地时候是一种贬义词。此外，在中英文环境中，同样的词义会用不同的词汇表达。例如，对于“胆小”这个词义，英语中常用chicken或rabbit，也就是鸡或兔子来代表，而汉语中常用mouse，也就是“老鼠”来表示。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词汇的深层次含义，实现汉语和英语的融会贯通。

第二，日常用语差异。众所周知，日常用语大多建立在生活词汇之上。然而，与生活词汇相比，日常用语的差异性更大。在有些情况下，简单的日常用语词汇却代表了令人费解的深层次含义。例如，“dog day”代表了“大热天”的含义，而不能直接翻译为“狗日子”。再如，“keep one’s chin up”代表了“保持乐观”的含义，而不是“保持下巴向上”的意思。可见，对日常用语来说，它经常会出现字面含义和实际含义不相符的情况。对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区别，从而保证翻译的准确有效。

第三，纯文学作品差异。在翻译过程中，纯文学作品差异是最困难的事情。这里所说的纯文学作品，主要是针对生活用语而言的。在希腊谚语中，人们对文化翻译的本质作了这样的界定：“要么忠实而丑，要么不忠实而美。要想保持作品的文学性同时又不破坏其真意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而要注意创新，赋予文学作品以新的含义。

二、文化差异环境下的翻译策略分析

在不同的文化差异环境下，要想将翻译工作做好，就必须讲究翻译策略。在现实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比较常用的翻译策略。纵览文化翻译的历史，美国学者韦努蒂最先提出了异化和归化问题。这里所说的异化，就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要保留原文语言文化的独特之处，从而将读者有效地引向作者。在实践中，异化翻译的方法有很多，如直译、音译、半音译等等，都是现实中比较常用的异化翻译方法。通过这些异化翻译方法，可以很好地传达译文内容。这里所说的归化，就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考虑读者的知识范围，使其囊括译后的语言文化，用本土化的语言来表达源语言，从而实现译文作品的本土化。也就是说，归化翻译要实现汉译英时的英化以及英译汉时的汉化。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了文化。从广义的角度讲，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集合。但是，从狭义的角度讲，文化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在现实中，翻译必然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是无可避免的。而异化和归化策略恰好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倾向。奈达曾说过：“共享信息的性质与数量存在巨大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可见，翻译要想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功能，就必须努力弥合信息在性质与数量上的差异。在实践中，无论是异化策略还是归化策略，都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翻译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翻译工作的失败，使得翻译出来的作品与其文化背景不相适应。因此，在文化差异环境下，一方面，我们要对异化策略和归化策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将其放在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要采取各项有效举措，权衡不同文化背景差异，增强异化策略和归化策略。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文化差异环境下，加强翻译工作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要想将该项工程做好，就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对加强文化差异环境下翻译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我们要对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做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我们要对文化差异环境下的翻译策略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增强翻译工作的有效性和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翻译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腾飞,孙恺.中英文化差异在词语翻译中的体现[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04期.

[2]刘勇士.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英语翻译的探讨[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1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