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篇(1)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转贴于

早期文学论文篇(2)

读郭沫若的作品，给我感触颇深的除了他那叫喊式的诗风，便是那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了。了解他的生平之后，你会发现，在他的生活和思想历程中，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深刻转变。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始终探寻并摸索报国、救国之路。在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他一直处于时代的漩涡中，跟随时代不断前进。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自己颇感觉着也就像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一直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着。”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告别自由主义，迷信革命领袖，为保自身政治地位，犯了不可否认的错误，引来众多争议，但他依旧是爱国的。曾经有人给过他“御用文人”、“文学弄臣”、“拍‘舵爷’马屁”、“蜀犬”等头衔或称谓，那也是对其后期错误的一种评说吧。但我认为功过两分，对郭沫若这样一位有争议的文学家，需要“知人论世”，采取科学的态度，纵使其有千错万错，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永远不可被抹去的，而他在人生中迈出的每一步，也都是由爱国主义和时代潮流所决定的。

早在青年时期，郭沫若便有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那是天然地从对祖国锦绣河山和灿烂文化的热爱中培育出来的，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斗争和民主革命紧密相连的。面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困境，郭沫若毅然选择了弃文学医，背井离乡，怀着“科学救国”、“报国济民”的誓愿东渡日本留学，想以此来为国家做一番“切实贡献”。他曾这样说道：“我在年轻时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倾向于实业救国。”（《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从幼就读书。十岁以来就在当时的富国强兵的思想中受着熏陶，早就知道爱国，也早就想学些本领来报效国家。为了满足这种志愿，离开了四川，一九一四年到日本留学，学了十年的医。”（《自序》）他的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要求相一致的，其主要表现是：一，痛恨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痛恨造成这种现实的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这一切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和诅咒；二，热烈向往光明，渴望自由，希望祖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三，为了改变祖国的现状，勇于追求，勇于进取。这种思想支配和指导着青少年时代郭沫若的一切行动。（《郭沫若自叙：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

但他在文学方面的积习毕竟太深了，学医的同时，仍被文学吸引，又受到泰戈尔、歌德、席勒、海涅等诗人的影响，最终又选择了点燃文学欲望的烈火，放弃医学委身文艺。郭沫若从“实业救国”，学习西方科学技艺，到投身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反映了他的思想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更新，顺应了由注重“物质文明”到注重“精神文明”的演进。他说：“这个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救了。从前我是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以上是时代觉醒的因素，使我从医学转向到了文艺。”（《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

此后爆发的十月革命便为他彻底地指明了方向，让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更加伟大的觉醒，逐渐完成向无产阶级的转变，也预示和决定了郭沫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和发展方向。他写道：“我自信是热爱祖国的。学医为的是想学点实际的本领，来报国济民；搞文学是想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这改革社会的要求，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这儿应该感谢十月革命。它唤起了当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自序》）

早期文学论文篇(3)

收集1990-2010年本院收治的127例GTD病例的临床资料。其中葡萄胎98例，侵蚀性葡萄胎患者12例，绒毛膜癌9例，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8例。本组年龄最小17岁，最大,50岁，平均年龄33岁。110例为本院初治,16例为外院初治后转入本院。

2方法

因疾病期及性质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

2.1葡萄胎的排除

采取阴道分泌物和钳刮吸宫手术，病理报告完全性葡萄胎110例，17例部分葡萄胎，17例的残留少量滋养细胞病理报告病例，5例恶变。

2.2血清hCG的监测

葡萄胎排出后每周作HcG放免定量测定，3个月内每半个月1次，定量测定放电，如持续一个星期，直至正常，术后1年，然后半秒钟，为2年。

2.3滋养ceu肿瘤（1）化疗

氟尿嘧啶+KSM的联合治疗15例，用药5一Fu25—28mg／kg•d，l或SM6-8∥kg•d，8d为一疗程，间隔3周。

2.4手术

作为辅助治疗

3结果

在127例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患者中，小于30岁90人，占70．8％，69％发生在20～30岁生育年龄段。40岁以上者有37例，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患者占同期同年龄段孕产妇的比例为14．58％。因此，40岁以上高龄孕妇各类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的发病率应是最高的。全部患者完全缓解率为81．9％；其中I期和Ⅱ期患者单纯化疗完全缓解为100％；II期和Ⅲ期患者化疗联合手术治疗为89．1％。127例患者中有9例失访；其中有3例为治疗效果不佳自动出院；余病例在随访期间有2例复发，均为耐药病例，可能存在未发现的隐匿性转移灶。

4讨论

细胞遗传学研究发现，完全性葡萄胎通常是二倍体核型，其中很大部份为46XX，且染色体核基因均为父源性；而部分性葡萄胎核型大部份为三倍体，多由一个卵子与两个同时受精而成。已证明不论是完全性还是部份性葡萄胎。多余的父源基因物质是造成滋养细胞增生的主要原因。妊娠性滋养细胞肿瘤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但对化疗药物十分敏感，特别是在增殖期的s期，在病理检查中滋养细胞肿瘤的病灶周围血运丰富，易于受到药物的杀伤，由于滋养细胞肿瘤的肿瘤细胞倍增时间短，DNA合成极为活跃，故抗代谢药物是化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份。对滋养细胞肿瘤治疗愈早治疗效果愈好，有报道其治愈率可达80％一90％。自证实化学药物对滋养细胞恶性肿瘤有特效以来,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报告率在不同的国家，约有5％至30％，中国14.5％，有高危因素，恶性转化率显着提高。预防性化疗适应症：（1）年龄>40岁的病人;（2）检查时，子宫显着高于停经前;（3）血HCG>10MIU/ml;（4）葡萄胎为小颗粒;（五）咳血史;（6）刮宫后超过2个月的血HCG的持续正常，（7）随访困难的。

4.1年龄与发病、恶变的关系

葡萄胎可发生于任何生育年龄，有学者分析认为：葡萄胎的发生率随生育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但近年来在国内由于计划生育，在生育一次后，绝大数采取了避孕措施，今后发病年龄将更集中于20一30岁。但高龄患者，其妊娠绝对数少，但就葡萄胎与妊娠比例而言，则发生机会较多，且恶变率亦高。本组>40岁者占27．8％，<40岁者占13．8％。两者相比(JP<O．01)有统计学意义。

4.2葡萄胎子宫增大与恶变关系

快速增加子宫和怀孕期间是不成正比的葡萄胎的临床特征，子宫肌瘤生长的最可靠的诊断速度更快，更积极地表明滋养细胞生长，恶性转化，从而可能会更大。许多绒毛，主要是由于水肿和出血官僚。更年期，子宫大于本组占55.2％，今年一月，子宫小于或等于停止月份占44.7％。在超过90例在一月子宫更年期，恶性肿瘤为22.2％，而其余的27例，恶性肿瘤的比率只有6.8％，两者相比为P<0.01，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这些恶性子宫长期快速增长。

早期文学论文篇(4)

[摘要]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渠道、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对其主要成果作一归纳梳理和简要评述，并对如何加强该问题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77-0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以下简称“早期传播史”）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新世纪以来“早期传播史”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一归纳梳理和简要评述，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总体研究概况

（一）大量史料文献得以编辑出版

首先，一批早期报刊得以影印出版和发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报刊。早期报刊的影印出版为“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共8册，其中前6册与“早期传播史”密切相关，主要涉及《新青年》、《共产党》、《向导》、《人民周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首部简体横排版《新青年》（中国书店，2011）的出版发行，填补了中国出版史上的空白，同时为研究“早期传播史”提供了便利。其次，一批早期传播者的文献等得以编辑出版。主要有《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杨匏安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等。这些选集、全集、文集为“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再次，一批早期传播者的年谱、传记等编辑出版。影响比较大的年谱有李良明、钟德涛编著的《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永春编著的《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朱文通主编的《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由李继锋等著的《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对于拓展党史人物及“早期传播史”研究的新视野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综合文献和专题史料的编辑出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辑录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文献，其中，收入中共创立时期的重要文献72篇、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200余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11辑）、《中共创建史大事记》、《中共创建史辞典》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10―2004，12）》等，对深化“早期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十分活跃

新世纪以来，以纪念活动为契机，大量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得以开展。首先，围绕着早期传播者纪念的学术研讨交流频繁。这些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还有国际性的。既有围绕着、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大人物”开展的学术研讨，也有为杨匏安、袁振英等“小人物”举行的学术活动。如2006年举行的“纪念杨匏安烈士诞辰110周年研讨会”，对“早期传播史”上享有“北李南杨”美誉的杨匏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09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单位举办了“纪念袁振英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的学术研讨会更是直接以“早期传播史”为研讨主题，如2010年举行的“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就是以“李达与中共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主题的。其次，围绕着相关事件纪念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比较活跃。如200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178――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全国各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2006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全国学术研讨会、2009年纪念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1年中共创建史学术研讨会以及全国各地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等。上述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大都结集出版。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早期传播史”的研究。

（三）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

十多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早期传播史”研究著作。田子渝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对初期传播史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彭继红著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郭刚著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民出版社，2010）、王刚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黄进华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1900―193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等著作也直接把“早期传播史”作为研究对象。马连儒著的《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刘宋斌和姚金果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黄修荣著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等著作从中共创建史的角度对“早期传播史”进行了透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在充分吸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展，对“早期传播史”中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颇多新意。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对“早期传播史”也着墨颇多。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是国外第一部论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专著，其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着力最大。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渠道、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群体组成：一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来大多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是其他知识精英（包括封建地主阶级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无政府主义者）。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早期传播的主力军。田子渝认为，这一群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第二，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国际大视野，不断求新求变，勇于自我否定；第三，几乎都是传媒中人。围绕着“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这一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讨论。张世飞等学者认为，不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全燕黎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奠基者，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完成者，更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的开创者。针对学界流行的瞿秋白是“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田子渝认为，这个说法有悖于历史真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不是在历史语境中审视历史，而是典型的用后来的概念诠释历史、“先入后主”研究范式，应予匡正。比较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阎颖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时间先后的不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和理解的程度以及对自己世界观改造程度的不同。赵春荣、张英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又有鲜明共性特征。此外，杨匏安、袁振英等长期被遗忘的“小人物”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大大拓展了“早期传播史”研究的广度。

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刚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想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来补正“三民主义”，以预防未来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病。田子渝等也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有三：一是从思想体系上讲，人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从中吸收某些思想改造三民主义；二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三是与苏俄对的支援有密切关系。就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学者们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李田贵、赵学琳认为，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宣传，对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由于人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田子渝等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五四时期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不应因意识形态而否定或忽视。但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与共产党人的传播有本质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宣传的力度则因人而异，并不是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一个人的思想而言也不是一以贯之，而呈现出阶段性。

学术界认为，一些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介绍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的有关情况，客观上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王刚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由于中西文化的语境不同，在最初的介绍和报道中，主要采取了“音译”、“附会”、“改译”三个办法来处理外来词，可能会包含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和曲解，但这在当时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启超被人们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的人。王刚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背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立场、政治动机以及梁启超本人所处的境遇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梁启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因。欧阳跃峰就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详细论述。嘲姚锡长具体分析了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认为，江亢虎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江亢虎在民国初年有组织的、以出版刊物的方式鼓吹社会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作用。王刚则对无政府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进行了分析，认为，其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优越，进而说服中国人要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南。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

李军林详细考察了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初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学说；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共建党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利用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周爱武从传播学的视角对五四时期期刊专号进行了研究，认为，五四期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或“马克思纪念号”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担当了重要角色。“五一纪念号”宣传劳工神圣，唤起了工人的觉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

中共早期报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不仅对报刊个体与早期传播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更重要的是开始对中共早期报刊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就报刊个体而言，学者主要对《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先驱》、《中国青年》、《劳动界》等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特点等进行了考察。就中共早期报刊整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刘志靖认为，中共早期报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辩与较量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徐信华重点考察了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认为，中共早期报刊始终把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强调理论阐释的通俗化和生活化，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调查和总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学者们还对五四时期的某些报刊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徐方平对《今日》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再评价，指出，要客观公正地来评价《今日》杂志，在承认它存在一些不足的同时，仍应肯定它是一份由热忱于宣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办的、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进步刊物。杨宏雨、肖妮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星期评论》的评价，认为，应该用“进步”而不是“革命”作为尺度来评价五四时期的刊物。《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进步期刊，这种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关注上。岳远尊对《东方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及影响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东方杂志》主要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营造了一个话语平台。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学界普遍认为主要有三条，即日本、法国和苏俄。但近年来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又提出，美国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主要依据有三：首先，《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和等翻译的苏俄情况、列宁等苏俄领导人的文章与书籍不少来自于美国出版物；其次，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改版的封面图案，模仿的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最后，魏金斯基早年曾加入美国社会党，1920年下半年中共早期组织译成中文的有关苏俄出版物是从美国进口的，它们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购的。田子渝也认同美国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指出：河上肇称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英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它们多半来自美国。从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渠道的存在。

日本是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王刚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二是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中国也想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三是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正赶上日本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四是日本朝野人士为中国留学生教育提供了诸多便利。石川祯浩专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下了一番苦功，特别是附录《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极具历史价值，基本理清了五四时期日本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翻译成中文情况。学者们对苏俄渠道给予了重点关注。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认为，俄国在之后成为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中国留俄人员发回的报道；第二，俄国在华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第三，由欧俄回国的华工带回来的关于俄国的介绍；第四，由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派往中国的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田子渝等对苏俄渠道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苏俄渠道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以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学者们普遍认为，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吴汉全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留学生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十月革命前，留学生是以学生身份在吸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并通过日本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这些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力量，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形成陈独秀、、李达等为代表的核心层。刘晶芳认为，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留日知识分子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传播渠道单一；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除日本渠道外，又增加了西欧和俄国渠道，而西欧渠道主要是由赴欧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担任媒介。汶生瑞认为，留日、留法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同时特别注重在实际的运动中和社会组织中发挥表率作用。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学者们对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主要是：第一，传播者成分比较复杂，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较大的偶然性、随意性；第二，传播者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较大的主观性；第三，传播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形形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与形形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第四，传播者深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深的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张德旺分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突出特点：一是具有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需要的彻底革命性；二是具有科学的开放性；三是具有主体的大众性。

李军林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从传播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指出：一是传播者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很大，传播目的也大相径庭；二是传播内容各有侧重，传播信息有对有错；三是传播渠道单一，广度有限；四是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五是总体传播效果显著，奠定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之理论基石。张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有三种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倾向；一是由“以俄为师”心理定式导致的教条主义倾向；二是由“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对立论”引发的否定一切、简单对立的思维倾向；三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把“需要的理论”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王刚在考察了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后，得出：选择性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大特点。

近年来，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出现了一些比较研究方面的力作。齐卫平对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到后形成传播热潮，经历了早期译介和广泛传播两个不同的阶段。早期译介阶段仅仅具有资料性的意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以十月革命和以后为起点的。广泛传播阶段是对早期译介阶段的超越。刘晶芳也对五四前后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比较，她认为，与五四之前相比，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特点有三：一是传播的途径拓宽了；二是传播的阵地扩大了；三是传播的内容丰富深化了。孙大为在比较中俄马克思主义传播异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提炼为：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成为中心内容；三是传播速度较快但理论成果不足。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

对于这个问题，以往学术界主要侧重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个中心――北京、上海的研究。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广度进一步加大。

东北地区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黄进华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1900―1931）》，对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过程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梳理，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张大庸撰文考察了清末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认为东北地区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王静、郑淑梅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早期传播史。武振凯对马克思主义在辽宁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分析，提出：大连、沈阳、建平是辽宁地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郭渊对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探讨。

田子渝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长江中下游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二是先进人物是先进思想传播的载体；三是通过交谈和信件来往宣传马克思主义；四是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的初步结合。傅绍昌就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介作了全面梳理，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传介出现了新的势头，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东方杂志》等报刊积极进行宣传介绍，甚至还成立了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刘金如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新民学会在其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自修大学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孙念超从王尽美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早期传播。

何扬鸣从早期报刊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认为，浙江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较早，数量比较多，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刘桂芳从图书馆这一独特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审视，指出：“马氏通讯图书馆”和“天津工人图书馆”是中共早期在天津播撒革命火种，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阵地。邓寿民对在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进行甄别，认为王右木是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第一人。凌燕萍考证了最早在贵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乡贤。梁严冰对马克思主义在陕北早期传播历史作了尝试性复原。张俊国对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探讨。

（六）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与以往侧重于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史料性介绍不同，新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度和水平不断提高。

邱作健对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共产党宣言》1920年在中国的出版，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冲突激荡，东西方思潮文汇融合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王东风、李宁从历史语境的角度出发，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段落进行了解读，分析了该译作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之间的交互影响。郭燕来从《共产党宣言》早期在各个国家传播历程的视角出发，对《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特点进行了研究。认为：一是话语转换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辩证统一；二是传播内容时代化、通俗化与简单化、歪曲化的同时并存；三是传播主体成分多样、传播组织由非常规性到常规性的发展；四是在平面媒介中力求传播手段的多样性；五是传播对象针对性、层次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蒲国良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传播史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首先，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翻译和解读至今存在一些并非无关宏旨的歧义。其次，对非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共产党宣言》的贡献，应该给予更加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再次，对《共产党宣言》译本出版之外的其他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与传播范围的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史中的一些史实仍需要进一步梳理。

（七）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三次论争的研究有重大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被定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重新审视这场论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定性并不准确。侯且岸指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沈成飞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辩，且应以学理讨论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场争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学界的认识也有了较大进展。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述这场论战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否定，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的批判，则完全肯定。胡绳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张、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而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但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则是正确的。

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往的研究定势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障碍。田子渝等认为，对无政府主义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加以认识，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作为改造社会的进步思潮在晚清传人中国的，是我国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一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桥梁。张琳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参照和对比的中介作用，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看不到这点，就不能深入地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就不能很好地揭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深层原因。

三、几点思考

新世纪以来，“早期传播史”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加以解决。

（一）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

“早期传播史”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外学者的有关学术论文、论著，虽然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某些资料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因此，应该一方面适当地选择一些有学术价值、有影响的国外研究著述加以翻译、介绍和评论；另一方面，将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国外，以加强“早期传播史”研究中的国际学术交流。这对于深化该问题的研究十分必要。近年来，国内史学和理论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已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很不够。

（二）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早期传播史”的研究存在着选题重复、重述轻论的现象，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学科的框架内。因此，应拓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视域，综合运用新闻学、传播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加强对“早期传播史”的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具体问题的研究，使“早期传播史”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早期文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笔者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 brown的观点,认为约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 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人民出版社,1965.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

[3] 中外数学简史编写组. 外国数学简史[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4] 李迪. 中国数学史简编[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5] 解恩泽,赵树智.数学思想方法纵横论[m]. 科学出版社,1987.

[6] 傅钟鹏.中华古数学巡礼[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7] 周金才,梁兮. 数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8] 成圣树. 会计审计史辞典[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9] 孙邦治. 会计发展史[m].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0] 李孝林. 从江陵凤凰山10号墓简牍研究西汉早期会计史[j]. 北京商学院学报,1996,(2).

[11] 文硕. 文明古国的会计[m].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12] 高治宇. 中国会计发展简史[m].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13] 文硕. 西方会计史(上)[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

[14] 卢永华. 广义会计理论[m].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15]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上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16] 郭道扬. 会计发展史纲[m].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

[17]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下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18] 钱雪门,赵佩珏. 现代会计入门[m].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2.

[19] 郭道扬. 会计史教程(第一卷)[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0] 汤云为,钱逢胜. 会计理论[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1] 刘文龙. 古代南美洲的印加文化[m]. 商务印书馆,1983.

[22] (美)a·吉特尔曼. 数学史(欧阳绛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

[23] (苏)鲍尔加尔斯基. 数学简史(潘德松、沈金钊译)[m]. 知识出版社,1984.

[24] (英)斯科特. 数学史(侯德润、张兰译)[m]. 商务印书馆,1981.

[25] (英)l·霍格本. 大众数学(上册)(李心灿等合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

[26] (苏)索科洛夫. 会计发展史(陈亚民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27] (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 会计思想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28] (荷)海渥. 会计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29] (美)a·c·利特尔顿. 会计理论结构(林志军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早期文学论文篇(6)

关键词 儿童少年 早期 专项化训练

中图分类号：G80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6）03-000-01

一、早期专项化的可行性

“早期专项化”一词，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从事训练工作的学者、专家率先提出来的。早期专项化训练是指从儿童少年开始，以某一项目为目标而进行的早期训练，它可分为专项训练部分、专项身体素质部分、专项的运动量和强度部分，以及专项所需的心理部分。“早期专项化”这一问题，本来由来已久，但目前仍众说纷纭，褒贬兼有。为此，本综述拟就儿少早期专项化训练问题进行了梳理。

陈正在《儿童少年早期专项化的研究》中，针对少年早期专项化训练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少年早期专项化训练的具有四方面的可行性：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几十年来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形成了多学科的综合性训练，使儿少早期专项化训练有了科学保证；现代青少年发育成熟年龄与二、三十年前同龄者相比提早了2-3年，从而为儿少早期专项化训练创造了必要条件；身体素质的发展具有年龄特征，从而也为儿少早期专项化训练提供了理论依据；儿童少年在身体结构上的改善与机能上的发展，比青年和成年人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潜力，这是进行早期专项化训练的一个有利条件。在《对我国少儿田径运动员早期专项化训练可行性的探讨》中，徐文娟提出，早期专项化是系统训练的原则；科学训练方法和丰富的运动实践理论，为少年儿童早期专项化训练提供了有利的保障；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少儿早期专项化训练提供了身体基础。

总体上来说，前人的一些关于儿童早期专项化训练的研究，都各有见解。他们提出了儿童少年早期专项化训练之所以可行，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选拔优秀人才提供科学基础，也能够更好地为儿少的训练提供科学指导；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儿少的训练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营养保障，也能够促进儿少生长发育。总之，儿少早期专项化训练在科学技术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能够更好让儿少进行早期专项化训练。

二、早期专项化训练的原则

韩春利、孙晋海《运动员早期训练的运动素质与运动技术初探》中提到：早期的素质与技术训练要全面发展；早期的素质与技术训练要坚持系统训练的指导思想，切忌急于求成；形式多样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是提高、巩固早期素质与技术训练效果的有效途径；早期训练中要重视运动素质发展敏感期，使运动素质与运动技术等同发展。在《对我国少儿田径运动员早期专项化训练可行性的探讨》中，徐文娟提出关于少年儿童早期专项化训练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有以下原则：突出最优化原则；先量后强度原则；训练手段方法趣味性、游戏性原则。《运用一元训练理论对少年短跑运动员早期专项化训练》中，张永胜提出儿少训练：建立适合儿童少年的技术动作模式；重视专门能力的训练和培养；采用适合儿童少年的教学训练方法；要求采用多种多样训练手段。

总之，儿童早期专项化训练不仅要考虑少儿本身的因素，即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的特点、运动素质发展的敏感期，还要考虑在儿少训练过程中的训练方法，即采用适合儿童少年的训练方法和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同时注意方法和手段的趣味性、最优化；训练的量和强度，要采用先量后强度原则。

三、早期专项化的弊端和误区

黄小平[1]的《少儿早期专项化训练的弊端》论述了少儿早期专项化训练的弊端，强调了少年儿童过早地开始专项训练，过早地出成绩，过早地、过多地参加各种级别的集训，恰恰不利于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青少年田径运动员早期专项化训练研究》中，张玉宝、张玉珍[2]明确出了儿少早期专项化训练的误区：早期专项化训练与早期成人化训练；成人运动器材通用于儿童训练；早期专项化训练与早期专一化训练

通过前人的研究，让我明白少儿早期专项化训练要根据儿少生长发育的特点进行训练，否则过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会造成儿少的早衰和伤病，而且在训练的过程中，要与早期成人化训练分开，无论是训练方法上，还是运动器材到的使用上等。

四、结论

对于少儿早期专项化训练研究的成果很多，大都是针对儿童早期专项化训练的可行性、弊端和误区进行的研究，针对此问题积极方面的研究却很少，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并不多，需要做出努力。通过对少儿早期专项化训练相关文献的梳理，加深了我对此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本人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化此论题，从而指导本人的教学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 黄小平.少儿早期专项化训练的弊端[J].

早期文学论文篇(7)

关键词：电影理论 早期电影 白话现代主义 集体感官机制 新文化史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里，至今最引入注目的海外理论探索，来自张真的《“银幕艳史”：电影文化，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的白话经验》（美国芝加哥大学1998 年博士论文）和张真的导师米连姆•汉森2000年在美国《电影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1)张真的博士论文于1999年获得美国电影研究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实为在美国研究非西方电影的博士论文中的上乘之作。经过几年的修改，张真将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书，新题为《银幕艳史：上海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1896 － 1937》，重点与汉森的文章更为接近。(2)虽然从师汉森与汤姆•甘宁，张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展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甘宁的早期电影理论，并参考近年国内外陆续发表的研究早期中国电影的书籍。(3)当然，“早期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史中的概念与西方电影史的分期不同，可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算到中国有声片发展多年后的1937年，因此，1937年成为汉森和张真研究中的下限年。Www.133229.coM(4)汉森文章的中文翻译现已刊登在《当代电影》2004年第1 期。这样，在“中国电影百年”这一大的学术语境中讨论白话现代主义和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现在时机已到。

汉森将自己的理论区分于注重封闭式叙事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两大电影理论主流：其一，心理分析－符号学理论（以及与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机构理论）；其二，近十多年来发展的形式主义－认知学理论。这样，我们可以把汉森的理论归为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三条途径，而这一发展的背景是西方文科领域近来“文化转向”后对文化史的偏好。用张真的话说，汉森的理论“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争论的焦点从心智移到身体，从预言移到现实，从上层建筑移到下层建筑，从崇高移到低俗，从个人移到集体”。张真跟随这一学术方向的转变，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求“通过上海国际性的电影文化的镜头，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史”，“一个以电影为中介的情感方式的文化史”，或更简单地说，“一个电影的感官史”。以下我用“集体感官机制”、“白话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为题，评述汉森和张真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索，并提出我自己的例证和见解。

作为集体感官机制的早期中国电影

汉森的理论中几个关键词包括“感官”（或“感官机制”）、“直接性”、“情感性”（affect）、“空间”（horizon）和“公共领域”等。按汉森看来，经典好莱坞电影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与电影的经典性质（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太大，而与电影能为海内外的大批观众提供一种经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感官—反射空间的关系更大。她把“感官－反射空间”定义为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人经验可能在公共领域里他人的表达和承认中找到共鸣。而且，这种公共领域不只包括印刷媒体，也在视觉和听觉媒体中流传，产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换言之，除了好莱坞的圆熟的故事和叙事方式及其强大的经济、文化资本外，汉森认为感官经验（即视、听、闻、味、触、动等感觉）也为好莱坞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电影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

要构建一个电影的感官史，并因此要注意到电影诞生前后的视觉性和观影模式（spectatorship），这也说明为什么这十多年来早期电影的研究已跨越电影本身而涉及其他类型的视觉，如全景景观（panorama）、腊像展览、商店橱窗等等，以及这些新的视觉模式产生时的机构和环境。(5)在早期类似于电影的种种经验中，这些与动感联系密切的感官机制在学术研究中倍受关注：都市街道漫游，百货商店购物，旅游（尤其是火车旅行），以及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屡见不鲜的舞厅歌舞和汽车驾驶。媒体间的及文本间的互指性因此成为早期电影研究的一大特点，而与先前的两大电影理论相反，如今电影宣传、发行和放映（即环境）受到的重视远比电影故事和叙事（即文本）为多。电影文化（如公司宣传、明星、影迷杂志等），印刷文化（如畅销故事、歌曲、漫画、广告等），都市文化（如电影院、建筑风格、内部装修、时装、卫生等）种种方面已成为早期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游乐园和杂耍戏院提供早期电影的放映场所，插图报纸和刊物将电影带入一个渐渐兴起的公共领域，其中各自异同的、有时相互竞争的话语通过视觉和听觉模式广泛流传。其实，我们不妨用“听觉漫游”一词来描述中国30年代初默片中的主题歌的流传方式：灌制成腊盘在影院中用留声机对着银幕播放，印成单张歌谱在书店和音乐店销售，由电台播放传入千家万户，或由人们在教室和公共集会上放声高唱。(6)

在理论叙述上，感官机制因此被认为在经典电影形成之前占据一席主要地位，进而对早期电影的美学产生积极影响。甘宁分析有关卢米埃尔兄弟最早在巴黎放映纪录短片的“神话”，据说当时那些难以置信的观众的身体反应包括高声惊叫、仰身躲避和逃离座位等。甘宁由此推断早期电影的两大美学特征：“吸引人”（attraction）和“惊动人”（astonishment）。早期电影是“吸引人的电影”（以区别需要思维投入的经典电影），直接抓住观众，用耳目一新的技巧（如魔术表演、夸张动作和幽默小品）吸引他们，以一系列视觉冲击和身体震撼（动作的短暂性，而非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的连贯性）攻击他们，产生强烈的惊动感（不可思议）和一种视觉快感与身体焦虑交错的矛盾经验。(7)通过“展示的”（即表现的，而非再现的）模式，早期电影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感官经验，并满足了当时盛行的视觉好奇心和对新的知识的视觉渴望（表现在前述全景景观和腊像馆展览等）。甘宁认为，观看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早期观众经历的吸引和惊动是一种直接“与现代性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测，这“现代性”当年同时体现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的机械技术和反映惊人影像的电影技术。

有关巴黎早期电影放映时观众的身体反应的神话凸显了直接性和情感性的问题。张真这样推测早期中国电影对观众的情感效果及其“医疗功能”：影院内的眼泪和笑声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感官机制”，它“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进而释放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高度压力”。她指出“快感”一词充分体现了电影的情感性，同时表达了“快速之感”和“快乐之感”。由此类推，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重新修正徐卓呆早年的“影戏即戏”之说：此“戏”乃“游戏”（“游”则“流动”，“戏”则“玩耍”），戏当然是早期电影欣赏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之一？含讽刺意味的是，与“快感”类似的词（如“快乐”和“开心”）在当年表达的是沉醉于都市消闲和享受的人生态度，为自诩文化上“保守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典型所有，这里在“集体的感官机制”的理论框架中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现代”意义，即帮助观众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有趣的是，1925年徐卓呆与汪优游合办开心电影公司，目的即是生产让观众“开心”欢笑的“滑稽剧”。(8)但我们不妨追问，难道这原本主要起于商业的目的就因早期电影的“感官机制”自然而然地就具备“现代”意义？

“快感”所隐含的“快速满足感”无疑诠释了早期电影理论概念中的直接性和情感性，二者又在作为中国特有类型的武侠电影中充分体现出来。武侠电影之吸引人和惊动人的程度在20 年代后期达到“自杀性加速”的创作高峰，影响波及东南亚市场。(9)张真正确地指出中国观众对武侠电影完成传统故事中“腾云驾雾”和“飞行千里”等视觉奇观的惊叹，这些奇观本来只出现在静止的文字描述或故事插图中，如今却在银幕上通过现代科技栩栩如生地展现“空中飞体”和“飞剑行刀”。(10)但是，武侠电影技术上的现代性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而历史上正是这保守性使武侠电影普遍受到舆论的谴责，最终导致南京政府1931年颁布禁演令。

考虑到视觉、动感及其他感官相关联的技巧内容，武侠电影的放映的确提供了一种可称为“公共的”或“集体的”感官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观众想象性地认同银幕上的英雄男女，并因此获得快感。然而，如武侠电影所示，早期电影的公共放映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一种“集体的主体性”。不错，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电影院提供了产生观众某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关系，但这些具体是哪种关系则需要我们因时因地调查。像张真那样将早期电影视为一种传播“情感知识的渠道”是一回事，但我们研究具体传播了什么知识、谁在传播、传播给谁、为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效果等却是另一回事。简单地说，我们不应该让早期电影的“科学魔术”及其“动人的”景观遮蔽我们的批评视野，而忽略调查集体感官机制背后的东西。

这里举两个中国早期放映的例子来说明我对感官机制的直接性和情感性的质疑。第一个例子是一次放映中国默片《哪吒出世》（1927）时，一对虔诚的观众竟在影院内面对银幕上的神灵烧香礼拜：早期电影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在此一览无余。(11)即便可以按张真所说，用此例子证明早期电影“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我们也无法忽视这一纯粹的迷信之举，而将其视为恰当的“现代性”经验。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好来坞影片《不怕死》（1929）在上海放映时，洪深对其辱华内容忍无可忍，跳上影院前台，呼吁观众抵制此片。洪深曾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当时任教复旦大学，并兼职明星公司的电影剧作家兼导演，是上海一位著名的文化人，这次居然在公开场合被拘留，幸亏舆论一致谴责，洪深迅速得以释放。(12)此例子证明，好莱坞影片的感官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可能如此之佳，反过来损害了自身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并促使中国观众起来抗议它的意识形态内涵。

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接受集体感官机制说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电影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描述感官表面，而忽略调查电影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汉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在理论上联系电影的公众性和感官－反射的空间时指出：“此处的公众为最普遍意义上的，指一种话语格局或过程，社会经验由此在主体间的、可能是集体、甚至是对抗性的形式内得以表达、理解、商讨或抗争。”(13)由此推断，早期电影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在电影这感官－反射的空间中流动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因此也影响了在公共场合中的一系列退化、屈服、商讨或抗争等迥然不同的策略。

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默片

尽管汉森对公共的概念似乎灵活，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仍不和谐。汉森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在定义现代主义时选择白话（vernacular）而不用通俗（popular）：“白话一词虽然含糊，但其日常、日用与语言、熟语、方言的方面的联系使我选择这词，而不用通俗，因为后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分受限制，在历史上同样不确切。”白话的灵活性（因此产生上文所提的意识形态的含糊性）使“白话现代主义”概念中的“白话”本身缺乏准确性，因为白话用以界定现代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的联系）。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张真是这样处理白话的不确切性的：她一方面追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被后世忽略的质体层面（如胡适早期白话诗中身体磨难的意象），另一方面挖掘晚清上海文化中自创的洋泾浜英语，正是这种“白话”的不稳定性和混杂性（hybridity）使得它能够跨越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地理所造成的鸿沟。张真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话语功能酷似洋泾浜白话，混合本来不相干的因素，构成一个感官－反射的空间，以吸引和震撼观众。白话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相互的连续体，一种现世的技术，一个翻译的机器，一种文化的感官机制”。从这个理解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出类似意识形态说的电影机构理论的影子，因为二者都强调电影的功能性，虽然白话现代主义本意上是不受意识形态过分限制或事先限制的。由此，我们又一次发现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的关系。

如果不谈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汉森对电影视觉和接受的新空间的阐述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她建议我们分析这些诸多的层面：“电影的主题，电影的场面调度和视觉风格，电影叙事的形式策略，包括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和观众认同等方式，以及电影对某一特定的接受空间的指认和在此空间中的作用。”看了30多部中国默片后，汉森发现这些影片风格上的混杂性，“一种为正在形成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公共领域提供多样开放点的混杂性”。白话现代主义因此以开放性和非排他性为特点，以区别经典电影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汉森既指出风格上混杂性的多样（意识形态）后果，同时又不愿意具体命名这些意识形态的混杂性，所以在她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中留下矛盾的孔隙。

举个例子，汉森指出妇女的身体是上演现代性矛盾的场所。她着重分析上海默片中反复出现的“化妆的妇女”，她们在银幕上的表演使化妆成为现代性的形象转化的一个有效方式。从感官－反射空间的角度看，汉森推测妇女的银幕形象获得自己的生命，她们不但代表剧作家或导演为她们设置的银幕角色，(14)而且时时代表银幕外的女演员自己。这样看来，在《神女》（1934）中，阮玲玉有时不以牺牲自我的母亲的形象出现，也不以饱受蹂躏的妓女的形象出现，而以现实生活中众人注目的女影星形象出现。同样，在《天明》（1933）的结尾，黎莉莉的表演超越了一个同情革命的妓女形象，而面对观众展示属于自己的迷人的微笑。

汉森多层面分析的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凸现女性银幕形象在文化流通中文本间的互指性。以阮玲玉为例，她的明星效应的感官直接性表现在她当年获得中国首届影帝影后选举的亚军，这个选举由一个电影杂志在1932—1933年间举办，胡蝶以13582 票取胜，封为影后，阮玲玉得13490 票，以不到百票之差屈居第二。(15)在1935 年25岁时自杀身亡后，阮玲玉的名声远大于胡蝶，80年代以来还经常看见她的形象出现在书刊及影视作品中，尤以香港电影《阮玲玉》（1992）出名。以黎莉莉为例，文本间的互指性使她银幕上微笑的形象一方面与当年中国的报刊（尤其是《良友》这样的上海画报）中经常出现的微笑妇女的摄影图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屈辱》（1931）中的玛琳•迪伊理奇的角色相关联，因为汉森猜测这部影片很可能影响了《天明》。

其实，如果稍微修改张真的词语，我们不妨将银幕的妇女形象视为一个“跨文化的感官机制”，通过它中国的女演员的表演和形体经常与西方女演员相提并论。举个例子，当年的影评称赞第一次在《海誓》（1921）中从影的殷明珠在表演上可与玛丽•璧克馥相媲美。(16)殷明珠原来是上海知名的时尚交际花，以“ff（即“外国时装”之英文的缩写）小姐”著称，出演《海誓》后迅速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一名公众羡慕的偶像，一个现代生活的艳丽体现。

与银幕的妇女形象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演员在银幕内外自我授权所获得的主动性（agency）的程度。张真对《银幕艳史》（1931）的解读揭示了当年女演员的可见度的增加及她们在影片里的自我授权的行为。(17)但是，不管这类行为的“危险性”（汉森之词）多大，在现实生活中殷明珠的确说服了她母亲，让她辞去被母亲强迫所接受的诊所工作，息影不久后重新回到银幕的生活。与多数中国的女演员相反，殷明珠和但杜宇结婚后没有退出影坛，而在银幕内外支持丈夫的上海影戏公司。顺便一提，但杜宇成为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之前是上海著名的画家，他的电影（如爱情片、古装片）和绘画（如美女画集）作品也涉及集体感官机制的不少方面。(18)

回到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即便同意“白话”这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可以“恰当地”描述早期中国电影的某些特征，我们仍然面对着要解释到底早期中国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主义”、体现了什么样的“现代性”这些问题。汉森是这样评估中国默片的：“这些影片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戏剧性地展现了可能用传统方式表达、但却无法靠恢复传统社会秩序而解决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不管它们最终是否赞同革命。”这里汉森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话语性的东西（戏剧性展现），一种超越传统（社会秩序）的表达或再现的方式，一种说不定还超越当年报刊影评中盛行的“左翼”（革命）意识形态阅读的东西。

如果将观众纳入思考范围，现代性可进一步理解为从话语上向大众开放的一种“认同视野”，但我认为，这类认同更多地发生在思维层面上（与主动性和主体性有关的自觉的决定），而不是感官和身体层面上（如情不自禁的惊叫、烧香等）。不错，早期中国电影构造了集体感官机制并传播了现代时尚的影像，因此成为当年现代性的极佳标志，但这样的描述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这些电影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电影都同样的现代，也不能说所有的观影经验也与现代性有着同等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张真用“相互竞争的现代”一词概述早期电影的一些类型（如武侠和恐怖）则值得商讨。譬如，她用“通俗剧的报应”这一架构去解读《一串珍珠》（1926）等影片，就没能在概念上说清楚相互竞争的“现代”与因果报应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当然，汉森意识到电影接受过程中的异质性，强调我们要“将早期电影视为不均匀的、相互覆盖和相互竞争的多种公众性的场所”。(19)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历史的具体性，更好地区分种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们并非自然而然地都属于“现代”），这样才能让白话现代主义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比现有的理论阐述更有说服力。

这里再举一例汉森不十分令人信服的阐述，她指出：“20和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是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分支，这一分支的发展既与美国及其他外国的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又吸取并改造中国的戏剧、文学、制版和印刷文化中现代主义的和通俗的传统。”可是，除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半殖民性的“独特”外，早期中国电影的所谓“独特性”（这点在张真的研究中比汉森表述得更为清楚）似乎与国际电影白话现代主义的关系远不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戏曲、武侠、甚至迷信）为多。而且，既然白话现代主义是关联文学、戏剧和印刷文化的话语形式，为什么汉森只将它限制为早期电影的“独特”现象？按汉森这里的阐述，白话现代主义其实可以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主导文化现象，而不仅是或不单独是同一时期上海电影的“独特”现象。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文化史

有关白话现代主义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一个主导文化现象的设想将我们带到近年文化史成为西方学者偏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话题。张真自称她在建构“物质的文化史”时力求“将重点从思想话语转向社会经验，从再现转向体现”，这样，她的研究就符合西方学术界近来的一个明显的研究重点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和美学史（二者如今皆因为强调主流运动和代表作家而显得过分“精英”）转向文化史（尤其是某种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历史）。

在中国研究领域，李欧梵的《上海摩登》（1999）一书代表了这种概念和方法上的转向。他一反先前盛行的“常规思想史的精英方法，及其只讨论个别思想家的本质思想的倾向”，提倡文化史的新方法：“我们不应当忽视‘表面’，即那些不一定必须进入深奥思想的、但却能引起集体想象的形象和风格。在我看来，‘现代性’既是思想又是形象，既是本质又是表面。”(20)他的研究方法注重物质的、虽然还不完全是物质主义的表面（即种种形象和风格，如电影院吸引人的建筑外表或其内部高卫生标准的洗手间的色调），而削弱思想层面（如国民党、左翼或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与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汉森因此赞赏李欧梵将上海电影放在许多媒体和话语中研究的方法，这进一步说明二者对媒体间和文本间的互指性有着同样的偏爱。

我认为，李欧梵和汉森（以及张真）的研究可以放在近十几年西方学界的方法论转向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推测的历史。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整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21)对复数化和局部化的偏好可以解释李欧梵和张真的研究中对异质性和混杂性的重视，他们对先前视为“边缘性的”文化实践（如颓废文学和武侠电影）的刻意研究在方法上（倘若不是在概念上）形成了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如民族主义等）的缺席。

要进一步探讨电影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兴起，我们应该参考美国历史学科近来的两次特别值得注意的转向：其一，按琳•韩特1989年的观察，历史学科近几十年的“文化转向”已使研究重点由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其二，文化史的兴起又发生在先前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即罗伯特•丹滕所说的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转向。(22)从这一大的学科语境来看，早期电影的文化史研究完全符合罗伯特•丹滕所说的从“高”到“低”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早在1980年，丹滕已经预言，“文化史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会的领域”。(23)其实，类似的从“高”（精英）到“低”（通俗）的转向也发生在文科领域（如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方法），而这些发展的动力造成文化研究近来已成为民族文学、跨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导力量。

回到电影研究，我们可以参照安德鲁对电影文化史方法的阐述：“简言之，电影的文化史不从直接欣赏作品开始，也不从直接收集有关电影的‘相关事实’开始，而是重建作为表现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促使某些电影被生产、被理解、或被误解。这是一种双重的阐释，既为作品的文化结果而阅读电影，又为电影所传达的价值和情绪而阅读文化。”(24)同样，安东•凯斯也强调：“作为大批话语和学科的综合场所，作为相互交叉的声音的中心点，电影在当代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地位。”(25)

电影对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对电影的相互重要性在本文论及的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因为早期中国电影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们更应该认真研析其中的历史发现和理论设想。在结束本文对白话现代主义的评估前，我想再次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说心理分析理论（因其将电影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而产生过分的限制性）和新形式主义理论（因其关于智力结构和视觉能力的生理硬件线路的猜测）在本质上都倾向简单化和单一化，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又因其过分的灵活性和多元性而显得模棱两可。异质性、不相容性和矛盾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汉森的一系列研究对象中：“大众生产、大众调解、大众消费的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表现，同时表达和回应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一大批话语（时装、设计、建筑和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机理，经验、互动和公共的新的形式）。”虽然理论阐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具体性的缺乏，但汉森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十分明显。她指出，“默片提供一个经历现代性的反射的空间”，但这是谁的经历？什么样的现代性？她的结论更值得商榷：“上海电影当时应该使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想象他们自己的生存、表演和社会化的策略，使他们理解在极其不平等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生活的意义。”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具体性，汉森的结论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孤岛时期、沦陷时期、或者战后的上海电影，甚至可以描述当前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倘若如此，上海默片则难以成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分支，而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又不仅仅适于早期电影。总之，我认为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及其相关的集体感官机制说）需要进一步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具体性（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批评）对话，才能对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生产更积极的意义。

注释：

(1)zhen zhang,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film culture, urban modernity, and the vernacular experience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8); miriam bratu hansen, fallen women, rising stars, new horizons: shanghai silent film as vernacular modernism, film quarterly 54.1 (2000): p10-22. 除另文标注外，本文所引汉森的论点皆来源此文；篇幅关系，页数不一一另注标明。

(2)zhen zhang,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shanghai cinema and vernacular modernism, 1896-1937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除了另外标明外，本文所引张真的论点来自此书的审稿版，直接引文取自阐述理论的第一、二章。

(3)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 yingjin zhang（张英进）, ed.,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194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aikwan pang（彭丽君）, 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 the chinese left-wing cinema movement, 1932-1937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4)关于中西早期电影的时期异同论述，见zhen zhang, teahouse, shadowplay, bricolage: laborer's love and the question of early chinese cinema,in y. zhang,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p27-50.

(5)linda williams, ed., viewing positions: ways of seeing fil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6)sue tuohy, metropolitan sounds: music in chinese films of the 1930s ,in y. zhang,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7)tom gunning, an aesthetic of astonishment: early film and the (in)credulous spectator, in williams, viewing positions, p114-133; tom gunning, the cinema of attractions: early film, its spectator and the avant-garde, wide angle 8.3-4 (1986): p63-70.

(8)《中国无声电影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672 页。

(9)参见yingjin zhang, 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2004), 第二章。

(10)zhen zhang,bodies in the air: the magic of science and the fate of the early "martial arts"film in china, post script 20.2-3 (2001): p43-60.

(11)同(8)，第771 页。

(12)有关事件的分析，见zhiwei xiao（萧志伟）, anti-imperialism and film censorship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 1927-1937,in sheldon lu（鲁晓鹏）,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38-41.

(13)mariam hansen, early cinema, late cinema: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williams, viewing positions, p140.

(14)有关30 年代女性形象的分类，见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构

形》，《二十一世纪》第42 期（1997 年8 月），第116 － 127 页。

(15)同(8)，第1338 页。

(16)同(8)，第1079 页。

(17)zhen zhang,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the actress as vernacular embodiment in early chinese film culture， camera obscura 48.16 (2001): p229-263.

(18)见郑逸梅《影坛旧闻——但杜宇和殷明珠》,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

(19)hansen, early cinema, late cinema， p147.

(20)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3.

(21)jenaro talens and santos zunzunegui, toward a true history of cinema: film history as narration, boundary 2 24.1 (1997): p28-29.

(22)lynn hun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27-354.

(23)darnton,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344, 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