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产业论文精品(七篇)
影视产业论文篇(1)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在高科技为主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就会更加需要精神层面的生活，于是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迎着这种需求产生的。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文化产业是文化创意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也是发展最为迅速并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领域。因此如何寻求具有创新个性的影视内容;如何将影视元素与高端技术相互融合制作出既符合大众需求又独具特色的影视节目;如何完善影视文化创意产业是当今社会的崭新课题。
关键词：影视文化创意产业；产业链；发展对策
一、影视文化创意产业链
影视文化创意产业链主要包括内容创意`设计制作和营销服务三大部分，影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型创意的产业，包含文化创新和技术创新两大板块，成熟的影视文化产业链条不仅能为社会创造可观的物质财富也会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完善的影视文化创意产业是当今文化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
（一）影视创意内容产业
1、增强文化原创力。改善我国目前影视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状况需要激活产业的上游——影视创意内容产业，创意内容是影视产业中的主导产业，只有创意性内容能够吸引住观众才有可能实现中下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增强文化原创力是创意内容重要的来源。弗罗里达指出创意现在成为竞争优势的决定性来源。1990年25岁的英国姑娘罗琳在等待火车的过程中她那活跃的文学创意却波涛起伏，酝酿许久的一个个灵感像闪电般划破脑海。哈利波特，一个带着眼镜的小巫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等一个个奇妙的创意像奔涌的河流在她的脑海中翻腾。2005年，罗琳变成了英国的富婆，其个人财富早已超过2亿富多英镑，哈利波特也从一个顽皮的文学人物变成了让全世界风靡的艺术偶像，根据罗琳作品改编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已上映7部，而且均进入全球票房排行榜的20强，哈利波特的魅力跨越国际年龄甚至语言的障碍且牢牢抓住世界各地哈迷的心，激发他们无限的想象力。哈利波特系列作为一种文化创意产品其最宝贵的价值就是罗琳的文化原创力，她巧妙的开发巫师与魔法的文化资源而且罗琳还是在千百年来人类巫师和魔法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做到独特的创意。《哈利波特》能够成为强大的产业链带动系列产业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利益就是基于罗琳的文化原创力。
2、加强自主产权的保护与利用。当前我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尚未能够把文化创意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打造出自己的文化品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本土化。比如：美国迪士尼公司于中国的花木兰故事问题材而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这部影片在全球循环上映总收入达3亿美元，成为迪士尼利润最高的影片，,《花木兰》仍然保留着中国传奇的基本故事情节，因此我国应该注重本国文化资源的利用，加强自主产权的保护与利用。另外美国拍摄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功夫和熊猫都是中国独有的，而且影片中的建筑食物等都代表着中国文化却被美国拿来利用，并为美国赚取了巨大利润，因此在发展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要注重本土化保护，并将其打造成文化品牌。
3、注重我国文化资源的利用。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以及现实生活题材都可以是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内容的来源。例如：《画皮》就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被搬上荧幕的，《雍正王朝》等根据中国历史所拍的电视节目让历史重现在观众的面前，《南京南京》把日本侵略的历史搬上荧幕，提醒观众勿忘国耻。
（二） 影视设计制作产业
1、影视设计制作阶段以影视内容创意为依据，它包括具体拍摄后期制作以及版本的最终定型的整个过程，在电影发展史上影视产业不仅需要文化的创新也离不开技术的创新。例如：像《玩具总动员》是一部拥有全电脑化的动感画面。
2、在后期制作及版本定型过程中不仅有影视作品的创新，衍生产品的制作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来源于创意内容并以游戏、小说、玩具、图书、会展、旅游等不同形式呈现出来，提供更多的财富，满足大众需求。
二、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策
1、创造新颖优越的创作环境，挖掘文化创意资源发挥原创能力。内容创新是影视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决定了影视产业能否衍生发展，创意资源的获得需要培养引进创意人才，提高整体的创意水平
2、促进高新技术的积极研发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多媒体数字电影是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数字电影的发展与影视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影视技术的研发和引进现在尤为重要。
3、整合区域空间布局形成影视产业集群，能够集合影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使得技术研发、产品提供不与市场需求脱轨。
4、提供完善合理的社会营销服务环境。人性化的服务环境不仅仅能够赚取额外的利润，而且能够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作者单位：临沂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法宝.论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口红效应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影视产业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重庆文化产业,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一、研究意义
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重庆市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试验，其文化产业在过去五年以年均28%的速度快速增长，为同期重庆市GDP增速的两倍。2008年重庆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46.46亿元，占全市GDP的2.87%。从重庆文化产业结构可以看出：以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出版发行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规模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以数字传媒、动漫、网络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市场份额也有所提升。
现阶段对重庆文化产业的学术探讨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如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化产业集群研究等，而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较少。由于重庆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数据不甚完整，口径亦不统一，缺乏使用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需要的大样本数据。比较而言，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弥补了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作系统分析所导致的缺憾，它通过对“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的研究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鉴于文化产业客观条件的制约及灰色系统理论的特点，本文将文化产业和影响其增长的因素视作两个灰色系统，考察两者之间的灰映射关系，从而得出影响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因素的相关顺序，以此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相关参考。
二、研究方法
关于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目前尚无经典理论加以诠释，但中观层次的产业是宏观经济的组成元素，可依循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以哈罗德、多马、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结合产业兴衰转化规律，主导产业的形成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市场与政府政策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政府对新兴产业进行培育、资助、扶持和保护的各项政策，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与导向作用。此外，任何产业的形成都离不开市场需求的拉动，市场空间大小及其市场需求前景，对产业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从劳动生产力、资金、技术、财政拨款、消费需求、投资、重大项目带动几个方面为数据指标分析其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三、指标选取及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进行灰色管理链分析，首先要选准系统行为特征的映射量，本文将重庆文化产业增长和影响其增长的因素视作两个灰色系统，随后进一步明确影响系统行为的有效因素，即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及比较序列，设系统行为序列：
X={x(1),x(2),…,x(n)}
X={x(1),x(2),…,x(n)}
………………………
X={x(1),x(2),…，x(n)}
………………………
X={x(1),x(2),…,x(n)},i=1,2,.....,m
基于文化产业相关评价模型的建立原则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量化的原则，采集2005年至2008年的《重庆市统计年鉴》及重庆文化产业统计数据中选取数据，（重庆统计局2009年文化产业数据仍在整理中，本文的研究数据最新截止到2008年。）选取重庆文化产业增加值构成系统特征数列X,人均生产总值X;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定为X及X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为X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X;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X;科技经费支出X;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X;公共教育经费财政支出X见表1。
表12005～2008年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数据
年 份
指 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重庆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X
39.80
52.41
66.66
88.57
114.16
146.46
人均生产总值（元）X
8075
9608
10978
12437
14622
17575.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
8093.67
9220.96
10243.99
13715.3
12590.78
14367.5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
2214.55
2510.41
2809.32
2873.83
3509.29
4126.21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元）X
1025.99
1200.52
1391.11
1449.49
1237.35
1498.95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元）X
180.28
198.65
249.71
189.73
195.97
211.83
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占重庆GDP比重X
4.21%
4.53%
6.27%
5.63%
6.11%
7.11%
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占重庆GDP比重X
1.93%
1.98%
2.03%
1.97%
2.57%
3.25%
公共教育经费财政支出占重庆GDP比重X
1.91%
1.87%
1.98%
2.56%
2.95%
3.01%
8个影响因素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生产力提高、文化需求拉动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根本动力
从表3可知，重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均生产总值对重庆文化产业的影响最大，分别位居一、二名。这两者是文化消费需求的根基，而文化消费构成了文化产业生产和再生产的最终环节和源泉，并调节着文化产业资源配置和供给，促使文化产业结构随着人们需求层次高级化而高级化。产业经济学中指出，生产力发展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是新兴产业的内生动力，也是根本源泉。重庆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在经历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之后，正在从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转变。
文化消费能力在现实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文化消费总量不足。2007年，上海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653.67元，北京2007年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383.96元，相比之下浙江为2158.32元，而重庆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为12590.78元，相比之下可见其差距。其次是文化消费能力地区差异显著。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对重庆文化产业影响排位居第五位，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更是排位第五。如何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带来的“消费断档”，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市场本身寻求内生性增长源泉加以解决。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引导文化投资方向、扩大文化投资规模
资本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决定着该产业的规模和素质，由表三可以看出：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占重庆GDP比重对重庆文化产业产生的影响位居第三位。重庆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取得一定成果之后，需要继续稳步推进“转企改制”改革，形成多元化市场主体，扩大文化产业投融资力度，尽管文化领域的投资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但仍应给予其投资空间，这需要政府出台明确的产业发展与投资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民资、外资等进入国家鼓励发展的文化产业领域，鼓励商贸、房地产、金融等外部行业以多种形式对文化产业进行资本渗透与融合，在发挥资本运营作用的同时，引入国外文化服务业先进理念、文化管理先进模式，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机制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体制。
目前来看，重庆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是政府投资扶持，2010年，在中国国际文博会上，重庆9个政府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成功签约，总额近80亿元。重庆市政府通过贷款贴息、项目补贴、政府采购、后期奖励等方式，成为推动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开拓新的投资主体，2007年，浙江宋城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旅游投资集团，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世界休闲博览会实现贸易成交137.38亿元，协议利用外资10.17亿美元，引进内资108.34亿元，重庆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要借鉴各省市投融资成功的运行体制，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投资环境。
（三）从依靠政府政策、投资推动转变为依靠市场内生动力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在重庆的逐步深入，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关键命题将会逐渐转向市场宏观环境。如何给改制后的企业提供一个较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规范市场进入退出机制，给予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以国民待遇，通过市场管理文化，将政策性的安排转化为制度性的建设等等，政府应从文化企业改革中转变职能，全力培育规范的文化市场环境。
重庆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占重庆GDP的比重对文化产业产生了一定影响，据重庆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显示，2009年重庆市文化与传媒支出19亿元，2008年重庆市对广播电视的财政补贴达到20377万元，对艺术表演团体补贴总计达7187万元，重庆市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扶持在一定阶段是必要的，但是在扩大文化产业供给的前提下也要兼顾需求，兼顾文化产业发展自身规律，重要的问题不是财政是否具备能力，而是能否创新支持产业的体制机制，使得财政资金能够有效发挥作用。重庆市政府在对文化产业进行财政资金支持的前提下，要对支持方式进行合理设计，要避免文化企业把政府作为“客户”，开展不良博弈，降低财政资金的效用。
（四）财政资金应重点扶持高端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深度融合
2008年，重庆市政府对于文化体育传媒财政经费投入为151279万元，同比增长26.94%，财政拨款的方向和力度会对产业的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创新能力是文化产业的根基与灵魂，文化产业同样会面对产业的整体换代升级，因此重庆财政扶持政策应着重偏向于高端文化产业的培育发展方面，增强深度开发能力、价值增值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
处在全国网络游戏产业和休闲游戏的领先位置的深圳，巴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财政补贴着重放在高端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依托IT等高新产业的优势和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平台，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加快新媒体产业发展，带动基于互联网、无线网络、数字广播电视等网络基础上众多产业的转型和融合，形成软件服务商、设备提供商、电信运营商、印刷出版者等共同参与发展的良好局面。
（五）为文化产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上述指标排名中，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在影像文化产业发展因素中位居第六，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教育财政支出不单是指在文化产业方向进行的人才培养，但公共教育支出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中的投入。文化产业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构筑人才的平台。结合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加强与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加大相关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及投入；在相关高校开设相关专业，提高文化人才队伍的素质，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书华,王华强.北京市文化产业关联分析[J]. 经济论坛,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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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文化蓝皮书.改革开放与城市文化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
影视产业论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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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产业论文篇(4)
一、影视文化与城市形象的塑造传播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的到来，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不断深化，城市品牌与形象的角逐在城市竞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城市形象可以理解为社会公众、市民和游客对城市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城市的独特标识之一，还是人们消费城市的重要商品之一，对创造城市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贡献不言而喻。在信息时代，城市不仅需要有故事，还要学会讲故事。学会如何塑造精彩的城市形象是当下的城市经营管理者面临的新课题。近年来，在城市形象理论中，城市形象定位理论，城市形象塑造理论研究以及城市形象软实力理论，都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这些理论均提出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是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个复杂体系，需要整合不同的战术与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构建的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有超越真实世界的趋势。因此，利用影视文化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的尝试也逐渐多了起来。而影视基地建设，也随着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的一种有效实践。
影视基地按照产生原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国家或地区根据影视产业发展的战略需要，划出一定区域，实行特定的产业鼓励政策，由政府或企业对总体发展、产业导向、公共基础设施等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和统一运营的影视产业区域，包括外景拍摄基地、影视内景拍摄基地、影视制作基地以及主题公园。另外一类是在已经建设并利用完毕的影视布景的基础上，作为旅游资源继续开发的项目。影视基地按照功能划分还可以分为内景基地和外景基地。按照规模大小则可划分为影视城，风景名胜区和专门性人造景区。随着我国影视产业的繁荣发展，影视剧行业收入大幅攀升，影视基地建设逐渐增多，目前部级影视产业园区有2个，省市级以上影视基地已经超过100个。但从城市形象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对利用影视基地建设服务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的研究还不多，学界现在对影视基地的理论研究，主要还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特别是从区域经济的增长极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和新产业区理论的视角对影视基地建设进行了较多阐述。
二、影视基地建设与城市空间创新
城市营销学理论认为，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宏观性空间产品，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城市空间首先具有持续生长的可能，可以被不断的创新与开拓。同时，它是可以被感知、被体验的，具有立体性。此外，城市空间还具有可分割剥离的空间层次感，由具备不同功能的子系统构成。城市是一个整体性的固化存在，是“一个固定且无法移动的实体，需要通过有效的传播来帮助消费者克服无法亲身体验带来的缺陷”。 基于城市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混合叠加的特性，我国学者卢长宝、丹提出了在影视语境下进行城市营销的概念性框架，即通过影视运作，在针对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对城市空间不断开拓创新，通过四重维度的构建（即固化空间、知觉空间、想象空间与体验空间）将城市空间植入进影视作品，从而实现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目的。根据这一理论，影视基地建设在城市空间拓展与形象构建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影视基地建设丰富了城市空间的物质基础。城市形象首先建立在城市的物质性上，不能脱离城市的功能属性。按照mdgdalena的说法，城市空间由众多功能各异的子产品构成。影视基地的建设本身增加了城市固化空间的功能，创造出新的城市面貌，其迥异的样态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对树立城市品牌形象提供了事实层面的新鲜元素。比如我国著名的浙江横店影视城，无锡影视城，规模宏大，气势壮观，以独特的历史场景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不可忽略的城市新景观，这些基地园区建设是庞大的不易变动的，一经建成对城市形象的整体战略起到长久影响。
第二，影视基地建设有利于城市固化空间通过影视信息编码解码过程向知觉的空间、想象的空间与体验的空间不断转化，从而产生空间创新。首先，在城市空间的影视植入中，不是所有的固化空间都具备核心价值，适合被选择被植入，但影视基地作为专门服务影视产业的固化空间，它的首要功能就是影视作品的背景，是观众能获得的知觉空间。接下来，借
助影视传播，影视基地可以从被感知的空间转向可想象的空间。影视基地构建的空间世界经过影视作品的展现，已经与相对应的故事情节、内容与意象，以及影视作品之外的种种氛围交织成一个统一体，城市的气质与形象在影视赋予观众的想象空间中得以形成，城市空间的品牌属性得以树立。比如银川镇北堡西部影视城依托宁夏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以其独具魅力的古朴苍凉的样貌和民间化民族化的审美内涵，不但成为我国众多影视基地中良好运作的一处典范，还是宁夏最成功的文化产业之一，对银川市城市形象的充实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影视基地为人们提供了可持续的体验空间。从感知到想象，最终，回忆和情感会引领人们走进那处渴望体验、渴望重温的城市空间。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影视创作载体，影视基地能够将影视作品中的场景、道具以及故事背景长久保存并持续使用，使慕名前来的体验者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比如营造了老上海风情的上海车墩影视基地，高度艺术性呈现红楼梦文化的北京大观园景区等，这些影视基地的物质存在以及他们所凝练的意境与文化价值，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流连此处，会对此地此城感到分外依恋、分外亲切。时空作用下的亲身体验，使城市的消费者感受者对城市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使城市的形象具备高度归属感。
三、影视基地建设的几点原则
总体而言，影视基地建设对开拓城市空间、构建城市形象尽管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在实际运用中，还应该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因地制宜，强化个性。现在各地影视基地建设方兴未艾，国内现在共有超过20个投资上亿元的大型影视城。影视基地建设前期投资资金需求巨大，如果不根据当地特色建设具有个性、迎合消费者真正需求、且不易被替代的影视基地，很容易盲目重复上马项目，恶性竞争，不但无法对城市建设起到优化作用，更易陷入亏损。
影视产业论文篇(5)
随着国内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资本市场蓄势发力，不断涌现出各种新平台、新模式让人眼花缭乱，使得文化行业内“创新”与“泡沫”并存。鉴于此，如何在实体经济趋缓、政府鼓励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背景下，作为社会个体的企业、创业者及投资人抛却浮躁、追求本真，此场峰会揭晓了答案。
会议伊始，《融资中国》出品人、融中集团董事长朱闪做了开幕致辞。他指出，市场要做好2―3年经济持续低迷的准备。而资本要在跨镜、产业链整合、代表中国新经济及具有防御性特征的行业里寻找投资机会。在企业方面，经济下行的时候企业方面一定要专注企业价值，尤其要重视现金流的创造，而不是更多迎合资本的需求。此外，对现在需要融资的这些企业来讲，他的建议是，应该要尽快融资，而且要放下身段，降低期望值的进行融资。
他表示，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是大概率的事件，大文化行业是目前为数不多的能够保持增长甚至快速增长的行业。但是经济毕竟在下滑，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大家此时此刻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
到会嘉宾原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巡视员施俊玲女士做了主旨演讲，从大文化角度探讨了我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并就国民经济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新形势下，如何加快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发表了意见。她表示，文化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门类的发展均离不开特色文化资源的供给，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文化与金融的全面合作，打通金融通路。同时，她认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要注意产业集群效应。
来自紫金文化产业基金的总经理周春芳，作为嘉宾和大家分享了她从事文化产业投资六年来的感触和经验。对于文化产业，周春芳认为，细分来看有三个特点，一是新兴产业发展非常迅猛，而且已经逐步成为一个主流的业态。第二个特点是新技术广泛应用于传统文化产业。第三个特点是传统和新兴文化产业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而且已经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周春芳认为未来文化产业的特色应该是技术、模式、创新企业。新技术让创新在文化产业无处不在。
全天的会议共分为六个论坛，分别是：新形势下的大文化产业；影视、网络视频、IP专场；资本推动下的体育文化产业；VR/AR、游戏、动漫等、电竞、网络直播专场；文体行业并购、退出与行业整合等。各路大伽针对热点问题进行了积极而又热烈的讨论。
主旨演讲结束后，会议进行了上午的两场嘉宾论坛。
“新形势下的大文化产业”论坛，着重探讨了在文化消费热潮的新形势下，技术驱动的大文化创新生态，对于投资机构来讲有怎样的战略布局。参与讨论的论坛嘉宾有君联资本合伙人邵振兴、大盛国际总裁安晓芬、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东城园副主任韩树凡、毅达资本合伙人刘敏、微影资本头尾会主席唐肖明、华映资本合伙人王维玮、东方华盖创投创始合伙人许莉，君联资本合伙人邵振兴先生任论坛主持。
君联资本合伙人邵振兴认为，在新的技术以及新的业态推动下，文化产业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比如网红、直播，都是在新的内容+社交形态下产生的新的业态。同时大数据、云端处理技术，包括像前段时间比较火热的AR、VR等等对产业的影响也是越来越深远。
安晓芬认为，这两年的网络剧和网络电影大规模的诞生其实也是跟越来越多的人才进入电影行业有关。而影视行业增长放缓的也与网络和视频的盛行有关。作为电影《叶问》系列的投资方，在过去几年里，安晓芬经历了中国电影的复兴和崛起，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这两年又感受到了互联网新技术带给电影产业的新变革。。
对于新形势下影视行业的发展，她表示，资本要给文化创意工作者一点时间，不要拔苗助长。
对于这个行业中的新兵微电影来说，微影资本头尾会主席唐肖明认为，微影作为一个数据平台和用户平台，有天生很强的互联网基因，而在这个产业背景对下一步做文化产业的投资布局会相当有用。
毅达资本合伙人刘敏则对网络直播平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好的直播平台首先是内容是有价值的，是真正的用户使用需求的平台。他表示文化产业的发展刚刚开始，好的优质的内容、渠道、平台会渐次出现。
华映资本合伙人王维玮对于火热的自媒体行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从2015年自媒体业态开始很不一样了，包括盈利模式以及资本的介入，其中蕴含的趋势是自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东方华盖创投创始合伙人许莉对于文化新形势的对策是做文化产业生态圈，就是如何把IP内容、IP运营、IP衍生品串起来，围绕这个布局去做空间、服务、资本。
在影视行业投资论坛环节，1905影业公司总经理李伊、星站TV CEO艾伦、乐视控股全球资本运营部投资总监宋森、巨星龙投资总裁吴歆、宋城演艺投资总监许耀文、星光国际传媒总裁宋光成、蓝筹网CEO姚毅婧共同出席，针对传统影视行业投资难题、影视众筹模式的前景、IP热还能持续多久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伴随着国内影视投资公司的日益增多，市场变化越来越快，传统影视行业投资有了更多的机会，也面临着许多困境。面对文化传媒产业的投资风险，资方是否能找到更为精准的投资方式？
星站TV CEO艾伦认为，带有工业化的生产元素会让整个创意行业的步伐迈的更快，快速试错跟快速有机循环的过程中能够出产出更多的、更好的、更精良的内容，能够让更好的内容迅速跑到前面来，也让投资人的回报达到更良性的循环。星光国际传媒总裁宋光成作为电影投资人，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擦亮眼睛找到一个有价值的电影项目非常关键。
1905影业公司总经理李伊则认为，一部电影从筹备到最终宣发至少也要18个月的周期，投资人需要具有能够预见未来市场变化的能力。
在影视众筹这个颇具争议的筹资模式讨论过程中，蓝筹网CEO 姚毅婧说，影视众筹模式对于整个参与度和市场接受度而言都比较客观，而影视众筹机构的实质性价值则应该是用影视这样的形态做股权市场的投资人教育。
星站TV CEO艾伦表示，众筹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互联网搞视频出身的公司来说，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同时，他认为影视投资的内容核心就是，规模从小到大的投资需要市场验证，而众筹就是有这个作用，让项目获得更多的活力，以及市场上验证的回馈。
对于很多人对于众筹模式缺乏信心，对此，宋城演艺投资总监许耀文表示，最核心的还是要有很专业的机构去对这些产品进行选择，不能说是纯粹的通道，就像现在的P2P一样，通道后面会出现很多问题，一定要有很好的团队来帮这些众筹人员去做支持或者帮助。
谈到已经在业内探讨许久的IP热问题，1905影业公司总经理李伊坦言，资本的驱动让大家都比较浮躁，IP不能只是心理安慰，它是多元化的，它的转化过程也很复杂。他觉得IP过热体现的是创作行业中灵感、底蕴，和知识量的匮乏，拿过去的东西去安慰资方和股东。
对此，乐视控股全球资本运营部投资总监宋森认为，并不是所有的IP都能火，它是好作品锦上添花的因素，作品的品质还是要体现在剧本阶段。IP并不是优秀作品的必要组成环节。
作为论坛主持人的巨星龙投资总裁吴歆则表示，剧本一定要好，然后才能走的很远。
上午的论坛在大家的意犹未尽中结束。
在下午的论坛上，作为主旨演讲嘉宾的科盛投资郭佳莹，分享了科盛投资在文创领域的经验以及对于文创行业的研究以及判断，她认为文化行业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传统的媒体形式，一个是新媒体。对于现在很多人认为传统就是不好的、新的是好的的观点，她并不赞同，相反的她认为，在传统媒体里面仍然有非常值得去关注和值得去投资的热点，在新媒体里面也有一些热点是不能去跟风的。
她预言，文创产业将是未来10年股权投资的风口。而且中国目前的文创产业不是过火、也不是过热，和国外比起来差距还很大。作为一个文创方面的GP管理公司，她表示，科盛投资的工作是为LP去寻找皇冠上那一颗最宝贵的珍珠，这也是科盛投资的投资理念。
第二位出场演讲嘉宾是巨星龙投资总裁吴歆，作为“娱人制造”投资子公司，要把“娱人制造”打造成泛文化娱乐的文化传媒公司，所以巨星龙投资现在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国泛文化娱乐圈。他表示在3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走出去的“中国制造”的艺人，中国的电影电视节目将不会再采用引进，而是完全由中国自己来开发。
乾立基金首席战略官李皎作为第三位演讲嘉宾，他的演讲主题是资本和影视应该怎么融合。他的观点很鲜明：资本和影视相爱容易相处难。因为影视的普遍性，每个人都觉得有机会去做李安、张艺谋，开始提了很多跨界的要求，恰好资本又有很强的权力属性，所以影视行业对资本是又爱又恨。他表示，资本和创投的关系一定要找到合理的限定，这个限定就是以产品本身的质量为前提，各自定好位做擅长的事情，挣该挣的钱。这个定位不仅仅是对资本，对影视制作公司也是如此。
下午的论坛，以“资本推动下的体育文化产业”为主题开场，光大体育文化基金总经理、光大资本副总经理范南担任嘉宾主持，嘉宾分别是动域资本投资副总裁范殷良、索福德董事总经理范成恩、北京奥运博物馆馆长侯明、中智华体联合创始人韩莉、信中利资本合伙人王旭东、 创富创始合伙人许萍。
范南表示，大家对中国体育产业的认识还存在于盲人摸象的阶段，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出来中国体育产业到底是什么，但是每个人有自己可依赖的路径。在可依赖的路径中慢慢形成了体育产业的理解，形成市场。
动域资本投资副总裁范殷良认为，技术的红利还没有真正被体育市场获得或者消化，所以技术仍然是他们长期关注的一个非常侧重的方向。
关于体育和资本的关系问题，从2015年以来，资本对于体育经历了从狂热到冷静的过程，索福德董事总经理范成恩认为，这个是正常现象，而要获得资本的青睐商业模式、市场的作用价值非常重要。对此，中智华体联合创始人韩莉颇有同感，她认为改进产品服务尤为重要。
信中利资本合伙人王旭东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从过去的一年或者两年期间的趋势判断来说，市场当中的资本在增加。他的依据是，上市公司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并购意愿在增强，而且体育IP或者说大的潜在的独角兽公司也是正在形成。
创富创始合伙人许萍对此的看法是，经过这几年市场也趋于理智，其中的原因是体育行业中细分的跑道、产业结构、发展路径，机构投资人看的更清楚一些了，因而会更理性。
在“VR/AR、游戏、动漫、电竞、网络直播专场”，松禾资本合伙人伍经纬担任论坛的主持，论坛嘉宾包括乐客VR CEO何文艺、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姜皓天、纳德光学创始人彭华军、七维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立、方正证券传媒与互联网行业资深分析师李舒婕、展视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CEO、创始人张树坤。
论坛的讨论大多都集中在现在比较热的VR/AR行业。七维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立表示，国内的VR产业发展和美国在技术层面上是差不多，但是在内容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情怀，也需要更多的投资人致力于好的内容、好的技术，才能和美国达成差不多的状态。
纳德光学创始人彭华军说，就纳德光学而言，一直在思考做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跟现有的或者传统的文化产业能够有互补，能够连接起来，这样也许能够达到一些相对来说接地气的东西。
对于VR/AR行业的何时出现拐点，也就是商业变现，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
对此乐客VR CEO何文艺说，如果说要形成一个很大的拐点的话，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业标准，比如说硬件的行业标准、系统的行业标准、内容的行业标准。但是很明显到现在还处在这个标准之前的一个阶段。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姜皓天和乐客VR CEO何文艺观点都认为，VR/AR硬件会走向统一，当然需要标准的完善，这个行程还需要演进。
对于内容方面方正证券传媒与互联网行业资深分析师李舒婕认为，2B方面有很多公司在进行商业化的尝试，2C方面最多的就是游戏跟影视。所以从VR内容方面，非常期待出现一款杀手级的应用的内容，这样就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接触到这个领域。
下午的最后一场论坛是“文体行业并购、退出与行业整合”。汉能投资董事总经理赵小兵担任论坛主持人，参与讨论的嘉宾有华录百纳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永倬、盛世华韵执行董事李岩、同创伟业投资总监胡庆平、基石资本管理合伙人陶涛、中金佳成执行总经理杨力、天星资本文化传媒投资部副总监赵明扬。
主持人赵小兵首先开场。他说，从全世界来看，国外的跨国公司基本上通过并购成长起来的，大的传媒公司、大的体育集团、大的文化集团，也都是通过并购成长的，所以他觉得并购对于文化体育行业是一个投资、退出非常好的路径，也是文化体育行业企业成长的必由之路。
从基金的结构上来讲，母基金是基金的上游，并购话题首先从中金佳成执行总经理杨力，盛世华韵执行董事李岩两位展开。从他们所持有的文化项目，以及未来如何退出，从对文化产业基金配资的角度，探讨了并购退出的话题。
李岩认为从母基金的角度来说，文化的退出，肯定比较理想的方式还是并购重组。他表示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相结合，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出口。
接下来，基石资本管理合伙人陶涛、同创伟业投资总监胡庆平、天星资本文化传媒投资部副总监赵明扬从直接投资基金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创意行业的退出。
陶涛认为，文化创意的退出，首先对项目商业模式的本质有清晰的理解，根据这个理解掌握自己内容的周期来找出好的变现的时点。 陶涛认为文化产业是平台性的、技术性的、内容性的或者跟IP相关的特点。
天星资本文化传媒投资部副总监赵明扬认为，三板上直接被并购是一个退出的方式，在三板直接退出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退出的途径。胡庆平认为好的推出方式还要看文化公司的积淀，以及自己的积累和扩张，和整个大的环境的方式。
影视产业论文篇(6)
[关键词]民族新电影；内涵；理论意义
分析“民族新电影”的提出背景，探讨出“民族新电影”是什么，这还不能完全把握它的内涵，只是为我们理解它提供了一个纵向坐标。正确理解“民族新电影”，我们还必须以2002年以来的云南民族电影实践活动为基础，结合“民族新电影”提出的时间限定性，在历史的比较中进行客观的阐释。
一、“民族新电影”的内涵阐释
“民族新电影”是2006年在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和中国云南影视产业实验区管委会共同主办、在北京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举行的“云南民族新电影推介活动”上提出的。从提出的背景和时机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个导向：
第一，在政策上，民族电影产业化。2006年，云南省委、省政府把文化产业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并明确提出要“形成既富有云南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产业体系”。《云南省2005―2006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实施意见》也指出，要建立云南亚广影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尤其重点发展云南影视创作、拍摄、制作、生产基地，要充分利用“天然摄影棚”的优势，依托曲靖翠山影视文化城、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玉龙湾东南亚影视城及丽江束河茶马古道影视城，大力开发一批适宜影视拍摄的景区，并加强相关设施建设，特别是注意建设好影视后期制作设施，把我省真正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影视拍摄基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把广播影视业列为云南文化产业的七大主导产业之一，广播影视业要推进专业化制作、企业化经营、集团化管理、规模化发展，力争使全省广播影视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从上述文件内容来看，把民族电影作为文化产业来发展，这是云南电影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
第二，在摄制上，民族电影本土化。从影视产业链的视角来看，电影产业链主要有创作生产过程(含策划创意、编剧、拍摄、制作)和发行放映过程。民族电影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创作生产过程之中，其核心就是主创的本土化和版权拥有单位的本土化。主创本土化是指民族电影的主创人员编剧、导演和演员必须是以云南本土影视人才为主体。版权拥有单位的本土化是指民族电影版权拥有单位必须有在云南注册登记进而具有云南版权的机构。云南民族新电影的本土化和以前相比的确是有了进步，不仅在题材和主题上继续坚持了本土化，而且还在主创和出品权(电影版权)上有了深入，如《诺玛的十七岁》的编剧孟家宗和主演李敏均为云南人，出品单位之一云南良黎影视文化传播公司也是云南的，《花腰新娘》的编剧孟家宗为云南人，出品单位之一云南红河影业有限公司为云南影视机构，《公园》等“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的出品单位云南省委宣传部就更不用说了。随着云南民营影视的崛起和云南民族影视产业链的形成，民族电影本土化将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运作上，民族电影市场化。民族电影的运作流程包括策划创意、投资制作、市场营销等。“民族新电影”的发轫之作《诺玛的十七岁》基本上就是走的市场化运作之路，严格按市场规律运作。《诺玛的十七岁》的创作坚持与市场结合，在选材、立意、形式等方面都从市场需求出发；实行责任制，将导演和编剧的稿费作为风险抵押；争取社会投资，按股分红，摄制片头广告，注重宣传造势，委托发达地区有实力的发行公司发行，争取经济效益的回报。“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更是坚持低成本市场化运作，走以策划创意和宣传造势为市场营销手段的市场之路，成为云南“民族新电影”的典范之作。云南民族新电影的发展已经突破传统民族电影时代的计划生产模式，开始根据市场规律优化配置影视资源，正在迈入主动经营的市场导向时代。
第四，在战略上，民族电影品牌化。“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以品牌创意项目进行市场化运作，参与国际电影交流，成为云南发展民族新电影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是云南民族电影品牌化的一个成功案例。“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体现了民族新电影的品牌创新特色：一是以低成本市场化运作实施规模化电影工程的全新理念，二是以云南各族人民的生产劳动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着意反映云南改革开放的新变化的全新主题；三是用具有不同的审美眼光和艺术手段的10位青年女导演着力表现云南的全新导演陈倡四是通过满足广大群众的心理期待与文化需要建构中国电影更趋合理协调的全新生产结构。五是以规模效应的突破与创新呈现亮点和塑造品牌进而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全新思路。“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是云南首次打出的云南电影品牌，它的启动标志着云南影视产业进入规模化、品牌化的市场运作阶段。
第五，在定位上，民族电影特色化。在全国影视市场的竞争中，云南民族电影以何安身立命?云南电影与其他地域的电影有何差别?其竞争优势在哪里?通过近几年云南民族新电影的实践摸索，云南影视界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市场定位，这就是“云南是天然摄影棚”的品牌共识。云南在发展影视产业上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云南有着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的影视拍摄条件，处处都是天然的摄影棚；云南气候宜人，可以全天候拍片；云南的辅助业非常发达，群众演员的费用只是北京等地的1/5，而且能歌善舞的云南少数民族，可以为导演提供最好的素材；更重要的是云南的影视题材丰厚，拥有众多少数民族题材和重大的历史题材，完全可以成为广大影视作品的题材来源。无论在哪里，云南影视人都会把“天然摄影棚”的资源优势推销给寻求最佳摄影外景地的影视剧组。云南民族影视产业“天然摄影棚”的定位已经深入人心，为影视界所公认，成为云南民族影视产业吸引投资拍摄的最大品牌亮点。宣传“天然摄影棚”的定位，突出云南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实现民族电影的特色化，这是云南“民族新电影”的主要内涵之一。
可以说，上述五个导向是云南“民族新电影”在电影产业实践中逐步清晰和确立的，都是云南传统民族电影所不具备的，是民族电影的新质内容。作为“民族新电影”的主要内涵，这五个导向也是“民族新电影”的五个主要特征。
二、“民族新电影”的理论意义
准确把握“民族新电影”的科学内涵，对于发展云南民族电影事业和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的建设，显然具有很现实的理论意义：“民族新电影”是云南电影产业发展的理念、旗帜和宣言书。
第一，“民族新电影”的提出标志着云南民族电影的发展进入一个具有电影新质的历史新时代。“民族新电影”是在2006年提出来的，但是它的开端应该是2002年。因为根据其概念内涵的规定性，它与传统民族电影有着质的区别，是不同于20世纪的云南传 统民族电影的，其标志就是《诺玛的十七岁》在2002年的摄制发行。“民族新电影”的提出科学地解决了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云南民族电影分期问题，而不是照搬历史学研究中所遵循的“十七年一时期一新时期”这样的固定分期模式。“民族新电影”的提出为云南民族电影史的建构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民族新电影”的提出标志着云南民族电影的发展进入理性自觉的竞争时代。云南传统民族电影的历程显示，20世纪的云南电影探索是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的，完全是一种基于泛电影学(主要是文学)的实践，缺少电影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民族新电影”的内涵体系规定了云南民族电影的发展导向、摄制原则、运作方式、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这为云南民族电影的发展和参与全国影视产业竞争建构了一个更高的理论平台。“民族新电影”则意味着云南民族电影在发展过程当中注意了理性提升，注重了整体品牌塑造，强化了外向营销，增强了整体市场竞争力。
第三，“民族新电影”的提出标志着云南民族电影的发展进入建构整体形象的产业时代。由于云南传统民族电影的拍摄制作并不是云南本土机构承担的，因而是一种分散的发展，难以形成集中性优势；再加上当时云南民族电影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忽视民族电影本土化的创作生产，整体建构云南民族电影的共识也就没有现实的基础。“民族新电影”的提出则完全建立在云南本土民族电影实践的基础之上。云南电影主管部门在文化产业竞争中形成衡量民族电影全局性发展的观念，认识到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之路是云南民族电影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必然要求，因此，坚持民族电影产业化发展导向，以品牌化带动规模化发展，建构民族电影产业的整体形象，这就成为云南民族电影发展的现实选择。云南民族电影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云南民族电影走产业化发展之路是民族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影视产业论文篇(7)
以“华语电影”命名的各种研究，尽管研究者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立场的差异，但是，立足跨文化、跨地域的视野，采用跨学科、跨媒介的方法，重视华语电影的审美形态、文化传统、产业发展的多层次观照，并试图打通彼此的研究疆域，获得审美、文化和产业的沟通、互动，还原电影作为一种产业的艺术的本质，则已经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呈现出“华语电影”整体研究的几种趋势:
(1)跨地视野中的“华语电影”命名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台港学者充满智慧地提出“华语电影”的概念，以语言的中立性来规避原有国语片、港片和大陆片等不同命名所蕴含的地理划分和政治歧视导致的交流障碍问题以来［1］197，这一概念逐渐演化为对所有中文电影的指称，并为媒体、学者和业界所普遍接受，各种以“华语电影”命名的电影节、学术研讨会、电影评论集、导演访谈、以及专著和文章呈升温趋势。尽管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华语电影只能指海外华文电影，而的电影则应称为“中文电影”［2］注释2，但以语言为基准来界定及海外拍摄的中文电影，则成为一种共识。关于华语电影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其内涵方面，有从广义上将华语电影理解为“一种以语言形态(中文)为基础的文化现象，它包括所有以中文为语言形态的电影，以及那些表现中国文化和主题的电影”［3］，也有将其狭义化为中华文化现象和符号，更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华人生活题材［4］。但是不管如何争论，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概念、方法和视野”［5］，华语电影确实有着比“中国电影”更为有效的整合性，不仅能够有效地超越地理疆域和意识形态，而且更为有效地透析华语各区域电影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合作和竞争的跨地、跨文化的实践形态;既能够超越民族电影、国家电影的关注重心，有效地对华语电影进行整体上的文化传统的研究，确立华语电影在全球化时代多元语种文化中的主体性，还能够提供一个思考华语电影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多元视角;具有重写史学、产业发展和文化战略等多重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其命名及其实践，正体现全球化时代文化跨地实践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确立的新的可能性。
(2)跨学科视野下的华语电影文化批评。华语电影的意义是在国际学术的文化研究范式中得以凸显，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给予跨地华语电影的地域性、语言性、文化身份、性别政治、后殖民等问题以特别的观照，华语电影研究还能够自觉“承袭华语传统的文化批评”［6］10，重视电影审美性的跨艺术渊源以及影响，从而在跨学科、跨艺术门类的研究中，挖掘华语电影多层面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郑树森主编的《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就立足于跨学科的整体文化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华语电影中的认同困惑、族群意识、文化寻根、移民生态、对传统和历史的追寻等进行立体的透视，试图挖掘电影影像背后深蕴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同时，对当代华语电影与中国传统戏曲等艺术形式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并对有影响的一些电影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和文本解读，由于该书集大陆、港台和海外华裔知名学者如戴锦华、周蕾、廖炳惠、邱静美等以及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和毕克伟的智慧所成，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此外，像张英进、李欧梵等多位海外学者对华语电影中的城市、女性、同性恋主题的文化研究，显示跨学科视野下华语电影研究的活力。鲁晓鹏对华语电影的国语和方言的研究，更为集中地呈现出“华语”这一概念的复杂张力，揭示国语与方言中存在的权力与秩序、强权与反抗、遮蔽与显现、国家与地域、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等空间、时间、秩序、身份的复杂性、暧昧性和对抗性问题，从而使华语电影“语言”的文化意义得以显示。［7］这些研究，都显示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对于华语电影的意义。
(3)跨文化对话与生产中华语电影文化主体性问题。如果说受到文化研究范式影响的文化批评是从北美和港台向大陆辐射和影响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加入WTO所面临的电影行业的挑战、跨地合拍华语大片的生产和流通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则使中国大陆本土学者更关注华语电影的文化主体性，并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而成为今后电影研究界的一股新的趋势。以民族文化为根性、坚持华语电影的跨区合作、坚持民族文化作为华语电影的主体性、反思华语大片的文化消解等方面，正是这一趋势的几个重要特征。正如黄式宪所指出，中国电影已经通过大片博弈克服了入世以来的生存焦虑，进入关键的第二个阶段，其目标在于努力提升电影文化的软实力，尽快向现代化大电影产业升级，不断实践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并努力拓展在国际空间的传播实力。［8］在其他文章中，他进一步剖析了华语电影大片所存在的民族文化主体性遭遇消解的问题，指出电影产业与文化内驱力的互动对于华语电影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惟有弘扬了民族文化主体性及其东方美学品味的华语大片，才真正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9］在2010年举行的“两岸四地电影产业发展论坛”中，与会代表就文化自觉性、华语电影的跨区合作、以及华语电影的民族文化根性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并对“中华文化仍然是华语电影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达成基本共识。［10］但是，以古装大片为主体的华语大片，却存在违背传统文化历史和精神的“文化斜视”的问题［11］，早在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的时候，人们就对其中所蕴含的以专制为英雄的思想提出警惕，而大量类型单一、追求奇观、文化形态混杂的大片同样导致民族主体形象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辩证地看待这种跨地合作的华语电影的历史虚化、文化混杂的意义，又同时能够在全球化的电影流通语境中传播民族文化主体形象和精神，就成为电影业界、学者的共同责任。
(4)跨地产业合作与中国经验的表述问题。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当今两岸四地电影文化产业的现状是文化同根，经济文化差异大。台湾电影人对中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诠释比较深刻，但缺乏资金和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香港电影有成熟市场运作的经验，但市场本身太小。香港电影的文化受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从王家卫电影在西方社会得到的认可可了解到香港的后现代文化与西方当代文化的关联。国产片如不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而只是利用肤浅的中国元素必将被国际文化市场所淘汰。两岸四地只有取长补短，共同协作，才能使华语电影走向兴盛。”［12］事实上，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电影已经开展多次合作，尤其是在取消对香港合作拍片的限额之后，香港电影的生存已经基本地依靠了大陆市场;台湾近年来电影业受到好莱坞和香港电影的双重冲击，本土电影产业陷入消沉;而大陆由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的需要，泛中华文化认同的诉求，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设想都需要密切两岸四地的电影合作。［13］但是，在合作拍片过程中，不同的华语地域存在不同的“中国经验”，虽然它们都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和上海电影传统，但由于1949年后的分化，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电影传统和文化经验［14］，如何在合拍片中协调种种不同的传统，在包容尊重各地差异性的同时，又能够建立一种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成为华语合拍时代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这些既是关系民族情感的问题，也是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更关系跨文化对话中的主体性的确立，华语电影审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和民族心理的多维决定，由斯可见。
二
华语电影研究的趋势，既显示出一种整体研究的共识的形成，但由于文化研究方法自身的缺陷，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以文化研究作为主导范式的研究，“以一部或者几部电影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原属电影批评的研究，却常常得出具有‘历史性’的结论”;“对于电影作品的跨地域研究，政治差异性研究压抑了文化共性研究”;“表面上采用华语电影的总体视角，实质研究却是分散的、割裂的。”［15］也就是说，对华语电影的整体形态的历史把握、对华语电影文化传统和审美传统的共性研究、以及从根本上确立华语电影以语言文化作为根本逻辑前提的总体性视野，在现有的华语电影研究中仍较多停留在宏观理论的倡导层面，而未能落实在具体的研究之中。事实上这种缺失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长期以来，由于两岸四地的地理和政治阻隔，真正将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整体去深入地把握而不受到政治传统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而大量史料的挖掘和钩沉也因为相关限制而难以系统开展;以“实践性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16］“前言”3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研究，也往往表现出对总体性的警惕，它借助差异性话语来批判和反思任何规范化的要求。此外，这种缺失还与现有的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的分际具有一定的关系。电影理论较多强调对电影本体和电影功能的理论认识，它回答的是“电影是什么”的问题，遵循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目标，而忽视具体电影史的代际变迁和地域差异。电影史关注电影的历史形态和地域差异，尤其能够关注具体的电影类型的内在的审美形态变迁，并能够从大量的史料中钩沉出电影发展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却缺乏对一种共性传统的整体把握。电影批评具有沟通理论与史学的优势，能够将具体的作品批评与一种理论设想进行整合，但其结论却由于缺乏丰富的史实的支撑而在一定程度上欠缺说服力。
从知识形态上言，电影理论属于抽象研究，电影史属于经验研究，而电影批评则试图在抽象的理论形态与经验研究中寻求一种平衡。但是，由于电影批评往往以某一文化研究的“大理论”为前提，其与电影的经验形态之间往往轩轾不合。如果从世界电影研究的整体趋势上看，我们更可以看出此种整体性视野缺失的理论语境。经历了“大理论”洗礼之后的电影研究，正试图重新建立一种从具体的历史经验出发的理论建构。“电影理论史和电影史，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范畴，现在已经开始较为认真的对话。而最新达成的共识主张是‘理论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理论化’。”［17］电影理论的“‘再历史化’过程”［17］，既是“针对被索绪尔以及弗洛伊德－拉康模式省略的历史所做的一种修正”，也是“为了回应多元文化主义者要将电影放在更大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中的要求”［17］，以克服电影理论自身的各种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大规模的电影理论思潮诞生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理论语境之中，由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缺点已经受到来自哲学界的深刻批判和反省，电影理论也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而开始重视社会语言学、跨语言的语言学、话语分析等，并开始关注社会和精神形态中的其他差异，从而打破原来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化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由于内外的夹击，“如今的电影理论已经不那么宏大，而且变得有点实用，比较不那么民族中心主义，不再那么男性化，不再那么异性恋;而且不再那么热衷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而是采取一种多元化的理论模式”，但是“电影理论的多元化也带来支离破碎的危险”［17］，使得一种总体性的把握成为不可能。
事实上，作为一种以语言文化为基准的电影形态，华语电影能够作为一个具有活力的学术领域，正是植根于这样一种理论多元化的理论语境。正是对西方、男性的、白人的、异性恋、普遍的理论话语的质疑，使人们能够从正面上重视华语电影作为异质话语的价值，也正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权威的颠覆和对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的重新关注，使华语电影的语言文化维度得以彰显。然而，虽然这是一个从具体经验出发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但是由于西方强大的理论力量，多元的理论预设仍然普遍存在于具体的经验研究之中，而这种多元的理论视角，事实上正是采纳了文化研究的种种资源。由此，文化研究视角给华语电影整体性研究所带来的破碎性影响，又正是西方理论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意识到，对华语电影传统的整体性认识又恰好是华语电影学术、产业和战略三种现实趋势的必然要求:华语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影坛的集体崛起，是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形态而出现，中西方学者对华语电影的重视，正基于其不同于其他语种电影的独立价值，不管这种价值是自我认识还是他者镜像;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美国好莱坞文化霸权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高度重视，文化地域化和文化多元化成为对抗全球文化霸权的重要呼声，华语电影的出现代表着好莱坞之外的多元文化的声音，关涉着华语地区文化经验留存的文化安全问题，作为一种整体的华语电影的产业集合的吁求与文化主体精神的弘扬，正显示着一种基于文化安全基础之上的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意义;此外，随着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崛起与文化形象的不同步、不协调，亨廷顿对后冷战时期“文明冲突论”的描述逐渐体现出来，国家形象的问题日益突出，全世界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的建构和呈现，已成为摆在华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形象、文化、地位三位一体的关系，使电影这种拥有最多全球观众的诉诸视觉的艺术形式，成为跨文化沟通、文化间竞争的主要力量，华语电影的整体意义也由此得以凸显。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华语大片由于缺失对自身的整体理解，缺乏对共源的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上海传统)的深入研究，导致以语言为基准的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并未能得以发掘和发扬，中华文化沦为元素与景观，电影宣扬着非正面的价值和负面形象，华语电影的传统未能为当下影业所发扬和继承等等。因此，从总体性视角整体地研究华语电影的文化传统、审美传统、类型传统等，也就不仅仅具有学术的意义，对于当代华语电影的生产、文化战略的开展、文化形象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所有这些，正是实现跨文化平等对话的前提。此外，由于文化研究关注的重心是意识形态批评，审美性、文学性的缺失已经为人们所共同诟病，而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华语电影的审美形态是我们探询其政治内涵、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播的最终基点，电影发展的凭借就在于它是一种艺术。
三
基于比较文学对于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性的吁求，以及坚守文学性为中心的跨学科比较的原则;鉴于以文化研究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并未能解决好总体性视野和审美性缺失的问题，西方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本身，也未能摆脱文化研究的破碎性影响;而国内电影史研究虽然为各种传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但在整体性、普遍性的理论提升上又有所欠缺的情形，我们提出建构华语电影诗学的设想。在《电影诗学》(PoeticsofCinema)一书中，美国著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对“诗学”的词源、对象和方法做了系统的梳理。他指出，“诗学”(Poetics)来源于希腊语单词“Poiesis”，或者说“能动地创造”(ActiveMaking)。任何艺术媒介的诗学都研究完成作品，而完成作品是作为一个构建过程的结果的;这个过程包括一种技法的成分(例如经验原则)，更一般化的作品创作构建原则，以及它的功能、效果和用途。诗学的领域还包括对如下两方面的所有探究:任何再现媒介中的人工制品被创建起来的基本原则，以及来源于那些原则的效果。在他看来，“很大程度上，一项诗学的实践通常将众多惯例(conventions)作为它的对象”［18］25，这些惯例包括类型惯例和风格惯例等等。“诗学可以通过重建历史语境来同时揭示规范之间的变化与连续。这部作品是如何适应一种传统的?它是怎样重复、修改或者抛弃前人传统的?”［18］34但同时，“诗学也没有必要将自己局限在‘内在的’解释而不愿意离开电影、艺术或者再现媒体的领域。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诗学学者去主张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内在的社会或心理倾向可以作为建构策略或效果的原因而发挥作用。”［18］27也就是说，“诗学”是以作品为中心，思考作品完成过程中所依据的原则、所采取的策略，以及这些原则和策略所实现的功能、效果和目的等等。“诗学”尤其关注作品与传统和规范之间的承继、变异和创新的问题。然而，“诗学”的这种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作品内部，而可以广泛地涉及外部的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内在的社会或心理倾向等影响作品建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效果的因素，它通过内部和外部共同来关注某种原则和策略的建立、实现和传承。正如波德维尔所明确地揭示的:“惯例是诗学的核心问题。”［18］38而惯例一词的英文con-ventions就包含着“诸种传统”的内涵，从这一意义上，“诗学”也就是关于作品的传统的理论研究。因此，诗学也就不同于类型史、风格史，而是类型惯例/传统和风格传统/惯例，它不是作品的历史性演变的序列，而是一种内在的原则/理论的生长和发展。
诗学是以作品为中心这一点，使得它坚持一种内在的审美的原则。无论是前苏联学者多宾的《电影艺术诗学》［19］对诗的语言的电影的关注，中国大陆学者罗艺军从传统审美文化出发的“中国电影诗学”的设想，还是波德维尔从理论、叙事、风格等方面展开研究的《电影诗学》，都坚持着审美性作为电影诗学论说的基础。然而传统电影诗学研究也受到电影审美本体论认识的限制，使对电影传统的理解往往只遵循电影惯例内部的、或者审美文化传统的单一视野，虽然波德维尔意识到外部的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和内在的社会或心理倾向对于诗学原则的影响，但他的《电影诗学》并未能就此展开更为多元而全面的研究。事实上，早在1985年出版的罗伯特•C•艾伦(RobertC．Allen)和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Gomery)合著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就已经对电影观念有了一个开放的认识，该书从美学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四个方面对电影史进行研究，并指出，“把电影史看成一个开放系统的历史———这种观念在编史学上有若干后果。‘解释’一桩电影史事件就意味着具体说明电影各方面(经济的、美学的、技术的和文化的)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与其它系统(政治、国际经济、其它大众传播媒介、其它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20］280而这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又是相互交叉、错综复杂的，呈现出电影本身的复杂性。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技术性的产业的艺术，在今天文化产业和文化战略的宏观背景下，更显示出产业、文化与美学之间的紧密关联，任何单一的电影审美研究、或者文化批评都无法完全地透析电影的全部意义，即使是以对电影审美形态的探讨，也同样离不开产业、技术和文化的复合视角。数字技术、合作拍片、电影节等技术、资本因素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电影的美学形态。因此，电影审美传统的变迁也就不仅仅是作者创造性或者电影美学内部的演变问题，而是技术变革和产业资本市场品牌所共同塑造而成。事实上，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业的艺术而存在，中国早期电影的古装神怪片、家庭等独特的中国电影类型，就是在与好莱坞电影争夺本土和东南亚市场的过程中，从本土观众的趣味出发所形成的。因此，对电影产业资本、政策、环境的研究，对受众和品牌的探讨，同样属于电影诗学的内在范围。目前随着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关于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后殖民理论等话语的推动，以及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越来越成为国家文化经济竞争的重要力量，以产业的视角来审视电影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趋势。如果说华语电影在1980年代经历的是审美范式，在1990年代进入文化批评的视野;那么，21世纪这10年来明显正在进入一个以产业为核心的研究转向。这一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关于华语电影的各种探讨，无论是审美的研究还是文化的批评，都无法脱离产业视野的观照。而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也从原来的政治话语的内在标准向以产业竞争与电影形态变迁为基础。最为清晰的标志，就是各种华语电影的学术会议都将“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排列在“美学”和“文化”之后。因此，电影诗学对产业的关注，也就是从产业、受众和品牌等视角，来检讨它对电影诗学(或者说美学)形态的影响。而这就使它不同于电影产业史，因为后者所关注的是电影产业的变迁。
因而，如果将文化视为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的话，那么华语电影诗学应该属于一种比较文化诗学，它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借对华语电影诸传统的研究从总体的视角来观照华语电影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探寻华语电影独特的文化和美学特征等问题。因此华语电影诗学的整体建构就必须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