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筑篇(1)

北大的前身是清代京师大学堂，创建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当时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属于的“新政”之一。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大在见证近代种种革命运动的同时，也经历着各种时代转换背景下的历史变迁。从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到北大红楼，再到北大地质馆和原北大女生宿舍……每一栋建筑无不体现着一种时代转换的印记。

本科教青最早的实物遗存――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

1898年，清政府进行“维新”活动，改革教育。同年7月3日，光绪帝下令设立京师大学堂，其既是中央最高学府，也是主管全国高等学堂的机关，但其成立后不论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没有脱离封建教育体系，也不具备近代大学的基本内容。校舍也简陋不堪，仅拨地安门内景山东侧马神庙和嘉公主旧邸为临时校舍，“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至轻之，等于蒙养学堂”；1900年8月3日，仅开办两年的京师大学堂停办；1902年，恢复办学，同时将同文馆并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为完善近代教育制度，同年8月，张百熙主持拟定了一套学堂章程上奏，经清廷批准颁行，称为《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其中规定大学堂分为大学预科、大学专科和大学院(本科)三个等级；1903年，清学部模仿日本制定了“癸卯学制”，按近代教育模式成立了大学本科教育，分为文、法、理、工、医、农科各科系，并同时建造图书馆、美术馆、教员研究室；1904年，参照日本高等教育的模式，规定京师大学堂学制分为三级：“高等学堂”(相当于专科，包括中学、西学)，“分科大学”(相当于本科，包括各类专业)，“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1905年，拨北京德胜门外旧操场东西四百八十丈，南北四百四十丈建设“分科大学”，并专为

建筑事宜设工程处。其中负责规划的有张绪、何橘时、彦德、范源廉、陈嘉会。除了筹办工程处以外，还有测绘学员。其中学员里有1909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的金殿勋。同年七月，学校聘请了真水英夫任京师大学堂建筑技师，并有荒木清三等一同参与设计工作；1910年3月31日，分科大学开学，开学典礼仍在旧址马神庙举行；1915年，教育部将该处房地产售予陆军部办讲武堂，转为军用。以后一直为兵营使用；1995年10月20日，京师大学堂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原有五栋楼房，其中四栋为南北走向，一栋为东西走向布置。在两幢主楼之间的一幢外廊式二层楼房，现已被拆除。现存四幢建筑都是二层楼房，分为两种类型：东部与西部东西走向的灰砖楼为同一类型，其中南北走向的灰砖楼为文科楼；其余两幢又为同一类型，分别为理科楼和经科楼。据了解，该组建筑是由设计日本使馆的日本近代建筑师真水英夫于1907年设计的。下面就文科楼、理科楼的具体介绍如下：

文科楼位于该组建筑的东部，坐北朝南。该楼底层有两个出入口，分列正立面两端，两个楼梯间也对称布置。整个楼体采用灰砖砌筑，砖木结构，坡屋顶上覆日本进口机瓦。墙面窗洞较高大，底层为平窗，二层为半圆券拱窗。建筑南北两个立面以中央两开间为中心，左右各以三开间为一组向外凸出，包角壁柱上冠以三角形山墙顶，在两层窗的平过梁上面，以砖砌三个半圆券作装饰。中央部分窗下墙之外砌以平缓曲线拱墙，并以叠涩砖砌方框图案为装饰。另一栋东西走向灰的砖楼建筑形式同文科楼一致。

理科楼位于该组建筑中部，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砖木结构建筑，体量较大。建筑整个体量按古典主义手法处理成三部分，底部为砖砌基座，上部由壁柱式窗间墙将窗户分成双联窗组，顶部是木屋架的坡形屋顶，覆盖日本进口红机瓦。南立面两端凸出部分的边墙为较宽的墙墩，其间以两砖壁柱作窗间墙，上冠以三角形山墙，山墙面上有屋顶通风的圆形窗和砖砌拱形线脚。整栋建筑的中央部分是整个立面的重点，该处两侧墙角加厚，做成西方城堡碉楼式，其下层墙身饰以小拱形窗，上层墙面砖砌十字轮式雕饰，顶部四角的小柱塔夹以弧形月墙。两碉楼之间为三角形山墙面，山墙面上满开整体半圆形拱形大窗，二层窗下墙饰以西式瓶式栏杆。半圆大拱窗立面被柱式垂直划分为三部分，底部有凸出外墙的基座，其上立有塔司干式的倚柱，并带有完整的檐部；二层则为方形塔司干式壁柱，下部以外伸的巴洛克式涡卷与底层檐部相接。此中央突出部分的内部即为理科楼底层大厅和二层的阶梯教室。大楼的主要出入口分列于中央凸出体的两侧，台阶踏步做成四分之一圆形。大门两侧墙上各有一对涡卷牛腿支持短檐及半圆形拱券。室内中央北侧为侧分式大楼梯，中央走道两山墙端部有次要楼梯，并有次要出入大门。中央及两端凸出体的山墙屋顶与主体屋顶垂直相交，在东西两端屋脊设有尖顶的小通风塔。建筑外墙以灰色清水砖墙为主，有少量石材做装饰，在柱头、腰线部分饰以红砖线脚。另一栋为经科楼，位于理科楼西侧，坐北朝南，其建筑形式与风格同理科楼。此两栋建筑造型粗犷厚重，是北京早期折衷主义形式的优秀作品。

价值分析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建筑群是中国第一所按西方教育体制创立的大学建筑遗存。整组建筑构图比例及装饰手法成熟，保存了清朝末年西洋折衷主义的建筑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该组建筑的设计者真水英夫是日本第一批受到西方教育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分科学院建筑，西洋古典造型比例成熟，利用中国传统手工，砖砌出丰富的线脚来表现西洋艺术构图，利用三角桁架形成大跨度空间建成的教室和讲堂，是清末比较先进的技术，也是中国教育建筑的重要遗存。可以说，该组建筑是清朝末年中国教育从传统封建体制向近代教育过渡的实物遗存，也是中国大学本科教育最早的建筑遗存，有着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是北京大学向比利时仪器公司借款20万元兴建的，原设计为学生宿舍。1918年8月建成后，成为当时北大校园的标志性建筑，被用作北大的行政和教学中心。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在当年也将图书馆迁入红楼一层。设有编目室，登录室、日报资料搜集室、藏报室、书库、图书馆主任室和三个阅览室。这就是认真改进后的图书馆，具有现代图书馆的功能和规模。当时，在一层东南角(119－121室)有一处套间，里

间可办公，外间可作会议室，这就是曾经工作的办公室。在这里他著述了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文章，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

而后，还在红楼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其得以广泛的传播，从此红楼也就成了北方革命活动的中心、中国传播马列主

义最早的基地。1919年，北大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了示威游行，这就是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红楼北面是著名的民主广场，原是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操场，当时是爱国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五四”运动大游行就是从民主广场开始的。1920年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着手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初，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红楼举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北大被迫南迁，8月25日，日本宪兵进驻北大。日军侵华期间，北京大学红楼被日军宪兵队当了六、七年的队部，地下室曾被作为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监狱。1943年，红楼交还给当时的校方使用，地下室楼道两头粗大的木栅栏还未拆除。1946年10月，北京大学正式复校，由胡适担任校长。

解放后，红楼得到妥善保护。1950年，为缅怀和在北大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史迹，北大在红楼开辟了“先生纪念堂”和“在校工作室”两个展览室。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举校迁往西郊燕园。1955年，文化部文物局、古代建筑修整所设在红楼办公。1959年，文物局搬人后对红楼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整修、加固。1961年3月，北京大学红楼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国家文物局机关迁入位于北京东二环的文化部大楼内，“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筹备处”在红楼成立，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在此筹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2002年4月28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馆中复原了当年的办公室、工作过的阅览室以及学生教室等。新布置的期刊陈列室展出了20多种由中国革命馆馆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期刊、杂志。新文化运动陈列室展出了90多张图片、60多件文物。现有展陈布局属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红楼建筑位于北京五四大街东段北侧，北临原民主广场(现为《求是》杂志社花园广场)，南依五四大街，西临《求是》杂志社家属楼，东靠北河沿大街。该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呈凹字形，东西宽110米，中部南北进深14.03米，东西两冀南北进深32.8米，形成一个半围合的后院，檐口高度16.1米。建筑地上四层，半地下一层，每层面积214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700余平方米，共有房间263间，此外，红楼附属用房(包括前院平房、后院锅炉房和车库)共计1334.8平方米。

其布局为：地下室为印刷厂，学校的各种讲义、试卷等都出自这个印刷厂，时期，印刷厂还印刷了大量的进步刊物，如《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一层几乎全部是图书馆；二层是校内行政部门和大教室，有校长办公室、各系教授会、教务处、总务处等；三、四层均为教室，设有教授休息室和学生饮水室。1920年北大实行新学制，废除分科办学后，红楼又称北京大学第一院。

红楼总体建筑风格朴素，外观坚实、庄重，体量宏大。外墙面为红砖清水墙，红瓦坡屋顶，地道的西洋式风格，是当时北京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之一。平面布局紧凑，中间走道，两侧为大空间的教室与办公室，使用便捷。立面构图采用西方古典建筑纵向三段、水平五段的典型手法，比例和谐。一层为灰砖，二至四层为红砖，形成两段式，基座用灰砖作出水平横向线角。建筑转角处，用灰砖与红砖咬接拼砌，形成牙口。窗口用砖砌成水平券，入口处三组窗组合在一起，顶层用砖砌成圆券，使建筑赋予变化。入口处用柱式门廊、拱形长窗和正立面山花加以强调，重点突出。门廊的设置既丰富了建筑的立体感，又方便使用。

从红楼大开间平面设计情况分析，红楼并未依照原计划按校舍用房设计，同时根据大开间设置多个门的情况看，红楼在使用空间上具有通过隔断墙进行大小空间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因此，红楼平面分隔使用的功能是事先有所考虑的。

红楼作为早期近代建筑有以下特点：其砖木混合结构形式与中国传统建筑大相径庭，是西方砖木建筑结构体系引入中国的较早实例，属于近代西方建筑体系；砖砌条形基础，机砖砌筑，纵墙承受楼面重量，顶层横墙承受部分屋面重量，类似硬山搁檩做法；楼面为木龙骨、铺钉木地板。屋面结构为木桁架，坡屋顶；红楼横墙间距很大，木楼板刚度小，方向性强；此种结构体系决定了红楼自身的抗震能力较差，与现行抗震规范、结构设计规范等差距较大。

另外，建筑内部设置三部楼梯，解决竖向交通疏散问题，楼梯、卫生间设于北侧，将好的朝向留给办公用房；木质楼梯扶手简洁而不失精致，地面、门窗、楼梯全部采用暗红色木质材料，整个装修材料、色彩统一、和谐；红楼自备锅炉房供暖，铸铁暖气片外刷银粉，白炽灯照明；这些在当时均属于比较先进的建筑装修与设备。根据现状和老照片记录，红楼屋面所设多个砖砌烟囱，与原有供暖方式有关，现有暖气系统可能是后来建立的。由于原暖气片是德国产品，也已具有时代价值，在后来的维修中，特别保留现状并对损坏的暖气片进行了复制。

价值分析

一是新文化与“五四”运动的实物见证。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以近代教育制度为蓝本，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坚持各种思想“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办学宗旨，从而使红楼一时成为海内外注目的地方。陈独秀、、鲁迅、胡适、傅斯年、钱玄同、马寅初、李四光等一大批国内一流学者先后来到北大任教，1918年来到北京后担任过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曾在红楼工作近4个月，对他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均从红楼发起，由此成为伟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在红楼清新活跃的文化环境中，北大还出现许多革新团体，如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由红楼印刷厂印刷的进步刊物有《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中国近现代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像北京大学那样对历史进程产生过如此重要的影响，为中国的革命和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红楼文物价值的核心就在于以实物来见证这段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1937年，这里又成为日军宪兵队队部，地下室曾被作为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监狱，因此北大红楼不仅是民主革命的纪念地，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见证。

二是北京大学代表性旧址。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1898年建校时，用地

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第为临时校舍，即后来的景山东街理学院，也称二院。1918年，位于汉花园(今沙滩)的红楼落成，连同嵩公府成为学校本部，包括孑民纪念堂在内的总办事处、30年代建成的图书馆和法学院使用此楼，其后红楼主要为文学院使用，这一地区也统称为一院。其它校舍还有北河沿的男生宿舍，称为三院，国会街的先修班称为四院，工学院位于西城端王府，医学院在府右街，农学院在西郊罗道庄。北京大学迁至西郊后，以上各处旧址渐次不存，唯有北京大学红楼这一代表性的建筑物保留下来，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和北京大学历史的重要见证。

三是近代建筑史上实例。1999年3月北京首批25个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划定，五四大街名列其中，而红楼则是该历史地段的主体。近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碰撞、融合，使北京的近现代建筑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北京大学红楼是这一时期“洋风”建筑的代表之一，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是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是北京城市历史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是红楼与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的价值异同。红楼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其所负载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价值是红楼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文物价值所在。对近现代重要史迹这一类型而言，建筑首先是历史的载体，人们凭吊的对象是建筑负载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建筑本身，因此，此类建筑价值更多的体现在精神层面，比如因历史价值延伸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相形之下，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的文物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的功能、形制创新、艺术造型、设计风格、装饰手法等艺术价值以及建筑材料、结构体系、建筑设备等科学价值。对此类型而言，即使没有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建筑物质层面的自身价值足以令其青史留名，由此，建筑的整体，包括建筑材料、结构体系等是其价值的本体，不允许有任何改动。很多情况下，近现代重要史迹同时也是代表性建筑，如果对这种不同层面的价值概念不加以区分和比较，往往在确定保护目标上忽略个案应有的差异，因此，在保护工作前，需通过细致分析，将文物价值的概念具体化，在此基础上评估个案的价值定位，对最终确定科学的保护策略，是非常必要的。显而易见，红楼所具有的价值在精神层面极为显著，而物质层面的价值虽与同类建筑相比并不突出，但仍有价值意义。所以对红楼这座近现代重要史迹的建筑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保护与维修加固，极为重要。

“功能主义”建筑风格的最早体现――北大地质馆和原北大女生宿舍

北京大学地质馆建成于1935年8月，同年原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奠基，这两所北大建筑都很好的体现了现代主义风格。后来，1990fg2月23日，北京大学地质馆公布为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使用；原北京大学女生宿舍，于1954年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家属宿舍使用至今，2003年12月11日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现代主义建筑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其建筑特点是注重建筑的功能性与实用性，摒弃建筑的繁缛装饰，提倡简洁的处理手法和纯净的体型，因此又被称为“功能主义”建筑。

梁思成作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进行了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同时作为受过正规建筑教育的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所设计的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原北京大学女生宿舍，紧跟世界建筑发展潮流，为我国的建筑事业注入了新的元素。

北京大学地质馆该建筑西南角下方墙体上嵌有一奠基石，刻有：“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奠基”。整座楼的平面为曲尺形，三层砖混结构，是外形完全服从内部功能构成，既不刻意追求雄伟感的大块体量构成，也没有特殊的装饰。体形只做微量的曲折，打破立面的平直感，大玻璃窗洞产生外形的清新、轻巧感。主入口在东南角，宽大内凹的门洞，简洁的混凝土挑檐，门洞两侧墙的线脚、灯箱的处理，台阶花池的配合，都强调入口是全楼的重点。入口立面左上方女儿墙局部高起部分的旗杆处理，也强调了入口的位置。整体设计很细致，窗间墙上用砖块砌简单的凸凹横线，门窗的比例，楼梯扶手处理，墙角的弧线设计等，造成明快简洁和谐统一的现代造型风格。1976年地震后在外墙增加了抗震框架，有损原来简洁明快的风格，室内也进行了局部改造装修。

原北京大学女生宿舍整个建筑平面呈“U”形布局，分为北翼、西翼和南翼三部分，其中北翼、西翼为三层，南翼四层，东端敞开。建筑主人口位于南翼中部，拱券形式，拱券内两侧中部辟门，可通楼内。次要人口位于南翼西部，平门形式，前后各有台阶数级，连通内外。建筑立面设计简洁，灰砖砌筑，下部采用水刷石做法。整座建筑注重内部的经济实用，立面没有任何繁缛的附加装饰物，只是利用单元的排列构成体量组合，并注意门窗排列的比例关系，从而使其显得颇为丰富。整栋建筑分八个大的居住单元，按《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排序，从大拱券门洞往东再往北回转依次为：天字楼、地字楼、玄字楼、黄字楼、宇字楼、宙字楼、洪字楼、荒字楼，每个居住单元均设有楼梯，并于每层设走廊连接各居室。早期前四个门由北大的男生居住，后四个门由北大的女生居住。抗战胜利北大回迁北平后，该楼全部改为女生宿舍。此外，在荒字楼前原有一个两米长带靠背的石椅，它和楼墙紧紧砌在一起，石椅上方嵌着一块长90厘米、宽40厘米的汉白玉石碑，上刻：“国立北京大学宿舍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一日校长蒋梦麟奠基”楷体字，后于“”中遭到毁坏。现作为宿舍使用，保存状况较好。

价值分析

这两座建筑装饰简洁，无任何繁缛装饰，注重功能的合理，建筑形式已成为内部功能的自然反映。同时进一步摒弃了用构件装饰的传统做法，立面装饰平素简洁，充分利用立体与平面的关系比例、布置方法达到发挥图案效果的目的，体现了这一时期北京传统主义“新建筑”的特征，是研究国际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影响的重要实例。

近代建筑篇(2)

秦皇岛港近代建筑价值的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与领域。从新视角阐述秦港近代建筑，以新脉络整合秦港近代建筑，以全方位展示秦港近代建筑，与时俱进借鉴秦港近代建筑，是当今和未来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港区“洋房”

在1898年秦皇岛开埠后，在港区建造了一批“洋房“，曾建有高级员司住房就有46所，其等房多分布在东南山、海滨路、光明路一带。也就是说在这“一山两路”上的秦皇岛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是秦皇岛市最有魅力的临海景观建筑群之一，这些建筑最直接地反映了欧风美雨的建筑形制。

秦港的“洋房”有如下特点：

一是“洋房”的位置各具特色。它们既分布集中，又氛围各异，体现了房屋主人对周围环境的挑剔和偏爱。有的突显在山崖上，雄伟壮观;有的掩映在树林中，神奇隽秀;有的横亘于滨海大道旁，率直洁净;有的则偏于一隅，独立静谧。

二是英格兰古镇建筑风情。由半露木、茅草小屋和英式园艺三元素组成古镇风情集中体现在南山的建筑上;其中英式园艺属自然风致式园林建筑。秦皇岛的东南山开埠之初是荒凉一片。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实行有计划的植树造林。为了改变过去的几何式园林，它们的建筑采用自然风致式。自然风致式园林汲取了中国园林艺术经验，十八世纪初在英国产生，名为英中园林（法国叫它中英式）。而如南山高级员司俱乐部和南山街一号特等房则是这种园林风格的缩影。这种园林型式也为今天的港区绿化美化工作提供了借鉴。

三是外部简洁的“红屋”风貌和施工中的粗野主义风格。建国前秦港的建筑其外观多采用莫里斯的设计理念，呈现了用红砖砌成，不加粉刷的“红屋”，大胆摒弃传统贴面的装饰，表现出材料本身的质感。在外部施工中普遍采用“石头勾缝”和“甩毛”的建筑工艺，体现了英国柯布西耶粗野派的建筑风格。

柱式建筑风格在开滦路两侧充分体现。开滦路老区两侧房屋属英式的连排式住宅建筑，其表面廊道为古典柱式建筑风格。其中以多立克和爱奥尼克柱式为主，但也有一些塔司干柱式，还有一段属拱券结构结合的柱式。柱式是除中世纪之外，欧洲主流建筑艺术造型的基本元素，它控制着大小建筑的形式和风格。世上还没有另外一种如此简单而又完整的元素，能以如此直载了当的方式几乎无所不包地决定着建筑的面貌。以致在一个很长时期里，欧洲的建筑艺术教育，就以研究柱式为主要内容。柱式流行到全世界，而历经多年一直延续到现存，这恐怕是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这种建筑形式在南山高级员司俱乐部、秦皇岛开滦矿务局车务处楼和开滦路两侧的欧式建筑上广泛采用。

五是“洋房”内部材料的使用与设计上采用豪华与实用相结合的方式。据记载，其建筑材料，大的如钢管、水泥、木料，小的如玻璃、钉子，就连窗帘也都是由国外运来的，宽而厚的木质窗台、壁炉台及壁橱、墙围，门和地板均选用优质菲律宾木、美国松制成，配以大漆油刷，可见其豪华程度。这些高级住宅也很实用，均为一户一院，自成系统，室内有客厅、卧室、厨房、厕所、洗澡间等。洗澡盆多为英式、日式。厕所有坐便及洗漱池，均安有热水管或蒸汽管取暖。室内硕大的玻璃窗采光充分，墙壁上砌有别致的壁炉。外有警察值勤巡逻，内有矿局派去的夫役照料。

二、港区街道

自从1898年秦皇岛开埠以来，港区的街道就逐步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港区街道颇具规模，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已形成以海滨路、开滦路、吉兴里、青云里等24条街道，成为道南的主体街道。

港区街道的命名十分讲究和令人回味，大致分以下五种类型：

1.因坐落位置而得名：如东山街和南山街，因为其坐落在东、南山上;海滨路和渤海路，因其滨临或靠近海边而起;煤场和银行胡同，则是邻近港务局煤堆场和道银行而故名;海港里则是临近海港而得名。

2.因期盼和希望而得名：如吉兴里和开平昌道（开滦路），就是因期盼港口吉祥昌盛而命名的;而紧紧相连的青云里和光明路，因此地有开滦小学，希望孩子们早日成才，走向光明之路故名;蓬莱路则是希冀仙人来岛鹏程腾达之意得名。

3.因祝福和平安而得名：如福寿里、延寿里和英寿里最为典型，字里行间透着福和寿，而居住这里的职工的确很长寿;海安里因临近天主教堂，有保佑平安之意故名;庆乐里因靠近劳工俱乐部和员司俱乐部同乐而得名。

4.因倡导邻里道德和居民类型得名：如德庆里、仁和里，即是提倡居民的高尚道德和邻居间互相仁义和睦而得名;而劳工里和劳动路，是因此地居住均为港口工人而故名。

5.因建筑材料和建设时期而得名：如缸砖路就是路面用缸砖铺成而得名;而解放里和建设里，是当时秦皇岛因刚解放和国家大搞经济建设建设因而取名。

三、近代建筑的价值

从历史角度来讲，秦港西港区的老建筑群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留下的铁证;从文化角度来看，它又是在被动的历史大背景下主动的文化改造，这其中不仅有外来文化的强加，同时也有其后由本土文化所进行的融合，体现了本土文化广博的包容性和强大的融合力。在西方与东方、古典与现代、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一种秦港所独有的西港区风情悄然形成，同时也演绎为秦皇岛城市历史、现代文化的一个鲜明标志――港口文化。

因此，可以说老港区是秦皇岛港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同时也是秦皇岛城市代表性的文化财富。我们每一个秦港人都肩负着把前人的伟大创造妥善保存并传承给后人的神圣使命。伴随着“西港搬迁”工作的全面启动，西港区的拆迁工作即将展开;同时，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正在进行筹建，需要大量的文物史料。保存秦皇岛港老港区近代建筑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它既是一项前瞻性的工作，又带有历史及现代文物抢救的性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

100多年来，秦皇岛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入口”，一个是传统入口――从老龙头下船，举足就迈入了古代长城那种彼此大同小异的关城文化里;另一个是近代入口――由秦皇岛上岸，一登南山头，满眼外来建筑，突兀奇异，恍如异国，这便是秦皇岛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了。大众俗称之为洋房子。洋房子不仅仅是指一座一座舶来的建筑样式，更是对这独特的城市景观的一种总称。

它与关城那边的景观遥遥相对，看上去格格不入，甚至有点势不两立。于是，此地非同寻常的历史就被这种建筑格局鲜明地勾勒出来了。如果你略通过一点中国近代史，粗知八个国家曾经在这里争相占地、开辟租界的经过，特别是读过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榆关纪事》和《光绪二十六年山海关南海要图》，就会明白这洋房子绝非秦皇岛城市发展的历史延续，其中更没有任何文脉上衍传的必然，老港区的外国建筑是一种政治强加，也是一种文化强加。它是中国近代史和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个历史实证。我们可以否定某段历史，却不能因此铲掉这段历史的依据。何况作为历史的遗存，它不单是确凿的物证，还有更广泛的价值。

通常人们认为历史遗产的价值主要是历史价值，又认为历史价值只属于过去。其实历史的价值是一种被认识的价值。而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为了现实与未来。那么或说历史价值最终是一种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对于历史遗物，你从历史角度研究它，就会认识到它的历史价值;你从文化角度观察它，就会发现它的文化价值;你从审美角度端详它，就会找到它独有的审美价值。这价值就是财富，历史留下来的财富。秦皇岛港从昔至今，从东到西，无处不留下近代建筑，假如没有这些近代，东南山将依旧是那样荒凉，西海滩将依然是那样空旷，秦皇岛也不过是不惹眼的小渔村，没有港口近代建筑，就没有秦皇岛港和秦皇岛市的今天。

老港区中最深厚的价值，还是它的文化价值。从它昔日的社会身价来看，它属于上层社会所拥有。由于洋房子的地带――租界的权力独立于皇权之外，它便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优越的、神秘的、深邃难测的空间，重大事件的后台，世外桃源与世间桃源;那些形形特殊人物的种种幕后与隐私，填满了这里的各种各样曲折而美丽的建筑里。这些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千奇百怪的房屋，其中许多都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棋子。不管是事件遗址，还是名人宅邸。然而至今我们对它们却是所知甚微。如果谁能叫这些老港区建筑开口说话，说不定近代史的一些段落要重新改写。可是如果它们闭口不语，你可以走进这些建筑里去用心倾听――历史建筑所保留的是一种历史空间。由于这空间犹存，历史就变得不容置疑。徜徉其间，历史好像忽然被有血有肉地放大了。过往的生活形态仿佛随时都能被召唤回来。那些在史书中空洞的叙述，到了这里便全都神奇又丰盈地复活。你会从发现到一些独特的细节中，一下子感受到逝去已久的历史人物的某种个性。甚至连昔日的精神也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呢。历史遗物并非历史的遗骸，而作为历史的生命而存在。

事物的文化价值大多是在它成为过去时才表现出来的。事物在成为历史时不是变小，而是变大了。这因为事物的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本身。比如你仔细观察老港区的建筑，也就是西方人在秦皇岛最早修建的那批房子――比如南山一号特等房、南山高级员司俱乐部、秦皇岛开滦矿务局办公楼、南山饭店等，就会发现，其中不少建筑在风格上因西方势力急剧加强，这一阶段兴建于租界的房屋，则听命于它们那些唯我独尊的洋主人，一概是各国建筑的原样照搬了。可是到了1940年年前后，老港区建筑具有中西相杂的成分。但这绝不表明秦皇岛本土对外来文化的主动迎取与接受，而是说明当时西方入侵势力的下降。因而使得承建这些房屋的中国人，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审美习惯表现出来。

于是，各个租界的建筑都成了不同占领国的象征。海滨路由于串连式地穿过几个租界，路两旁的建筑便分段呈现出法、英、日、俄等几个国家不同的面貌来。这些建筑就一下子把西方建筑史的不同国家与不同时代的风格琳琅满目地推入秦港，这便是秦皇岛老港区又别称“外国建筑博览会”的由来。

一方面是入侵者的文化强加，一方面是对随之而来的本土文化的改造。这表现了本土文化雄厚强劲的背景与巨大的融合力。从历史角度看，秦港老港区是西方入侵的一目了然的证据;从文化角度看，它是本土文化一个奇异的创造。进而说，是在被动历史背景下主动的文化创造。正是这一创造，使独特的历史被独特的文化记载下来。因此说，老港区是秦皇岛城市标志性的文化财富。

秦港人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并随着“西港东迁”紧锣密鼓的进行，拍摄和保存秦皇岛港起源地――老港区的全部建筑设施和工艺流程资料的工作已经早已完成，这一整套资料不但具有历史价值，还具有档案价值、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对后世的借鉴和利用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旦文化人的深谋远虑转化为渐渐宽泛的社会呼应，清明的文明之光便由地平线升起。城市的历史文化形成于过去，认识于现存，施惠于未来。我想，当后人流连于历史文化空间之中，一定会称赞我们这代人文化的远见。

近代建筑篇(3)

(-)教堂的空间分布

笔者通过对陕北地方史志的梳理总结，初步核查了陕北地区清末民国时期教堂的数量和位置，统计出清末至民国时期陕北23县中有19县有教堂，其中天主教堂68座，基督新教教堂18座。，在陕北地区分布较广泛的主要是天主教，其次是基督'新教，地方史志内均无东正教的传教记载。天主教进人陕北地区后，首先集中在陕北的北部靠近蒙古一带的靖边、定边，建成的教堂共计35座，全部分布在乡村，形成一级区域；在陕北的靠近晋中的怀远、榆林、绥德、葭县，教堂共17座，其中11个位于乡村，4个位于集镇，2个位于县城，以乡村为主，镇及县为辅，形成二级区域；另外分布在陕北地区的榆林、中部县、延长县、安定县、鄺州、洛川，教堂共12座，其中5个位于乡村，5个位于县城，2个位于集镇，以乡村及县城为主、集镇为辅，形成了三级区域；其余分布在陕北的肤施县、延川、安塞、宜君县。教堂共4座，2个位于县城，2个位于集镇，以县城及集镇为主，乡村没有分布，形成四级区域。陕北天主教堂景观分布呈现北部边缘区向传统宗教集聚的中南部区域扩展趋势，由此归纳出天主教在陕北的传播空间特征为“边缘——中心型"’在总体分布上以村和集镇为主，早期由乡村起源?,随着教会势力及教徒规模的发展，逐渐向城镇扩散，这与天主教相对于基督新教的宗教历史渊源久远是相关的。基督新教在近代进人陕北地区后，首先集中在陕北的榆林及宜川县，9座均分布在县城；其次分布在陕北的绥德县、怀远县、中部县、府谷县、米脂县、清涧县共9座，6个位于县城，3个位于集镇，以县城为主集镇为辅分布。陕北基督新教教堂集中在传统宗教的核心区域，由此归纳出基督新教在陕北的传播空间特征为“中心型”，在总体分布上，以镇和县为主，在发展分布上形成了直接在县和集镇之间“跳跃式”的演进方式。

(二）基督宗教文化的扩散

陕西是我国东西部过渡地区的省域，陕北长久形成了粗矿敦厚中又见细腻生动的陕北文化。陕北民’间传统的，经过了其区域过渡融合特征的长期沉淀，近代时期主要集中在陕北的中南部地区，民间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天地神灵崇拜状况。③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在清末民初进人陕北地区后，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碰撞，为了避免信仰冲突，基督宗教首先选择陕北的北部与内蒙古、山西相邻省的交界地区。清末民初，陕北的北部地区相对陕北中南部地区生产力低下，传统意识较薄弱，基督宗教教会通过购买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方式发展教民’在生存与信仰之间，百姓选择加人基督宗教，使得北部地区教民迅速增加。随着基督宗教在陕北的发展及扩散，逐步传播到中南部地区，由于该地区是传统的核心区域，因此教民发展缓慢，教堂数量较少，这与表1和表2的统计数据相符。陕北地区的基督宗教文化与传统宗教文化之间显现出“多交错，少重叠”的扩散分布特征。

二、教堂的建筑特征

民国后期由于社会动荡，陕北的基督宗教教堂建筑受到严重的破坏。据陕西省档案馆民国二十五年的档案以及当时陕北地区各府呈报的教堂调査表?数据，在民国二十五年基督宗教堂仅存15座，其中天主教堂8座，基督新教教堂7座。在作者数次对陕北区域的实地调研中，近代时期建造的陕北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目前仅存5座，而其余的近代时期教堂已经不复存在。现存的陕北近代时期的教堂，从建筑群选址布局看，呈现出沿山体及河道走势布局，符合当地窑洞建筑依山就势的原则，教堂朝向基本坐北朝南，据教堂在整个建筑群置不同，分为教堂位于建筑群中轴线，如佳县谭家坪教堂；教堂位于建筑群一侧，如延安桥儿沟教堂。从营造结构看，教堂建筑以砖石拱结构为主，砖木梁柱结构为辅，拱结构又分为两种：其中一种采用了西式的梁柱拱券结构，另一种采用了地域特色的窑洞拱形结构，两种结构相比，相同之处在于均采用了拱形曲线型结构，不同之处在于西式梁柱拱券结构较窑洞拱形结构，营造的内部空间更幽深多变。陕北延安桥儿沟教堂和甘谷驿教堂采用了西式梁柱砖石拱券结构，佳县谭家坪教堂则采用了地域特色的石拱窑结构，榆林基督新教老教堂为砖木梁柱结构。在建筑风格上，现存的陕北近代教堂有罗马风式、哥特式、中西结合式三种。的延安桥儿沟教堂为罗马式风格所示的甘谷驿教堂和图所示的原榆林天主教堂为哥特式风格，的榆林基督新教老教堂和的佳县谭家坪教堂为中西结合式风格。教堂建筑采用罗马风式或哥特式显示出了西式教堂的建筑风格，表明西方建筑手法在陕北基督宗教建筑景观上存在的烙印。陕北基督宗教教堂的建筑材料以当地石材和青砖为主，这些当地的材料形成了土黄色及青灰色为主的建筑色彩，这两种色调与当地窑洞建筑的基调一致，构成了陕北基督宗教建筑的基调特色。

三、教堂的艺术特征

(—)宗教仪式

宗教活动通过宗教仪式增强神圣意象，进人宗教境界。宗教仪式中采用空间、音乐等手法营造神圣气氛，祭坛和唱诗班成为最直接的营造方式。祭坛是基督宗教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空间，7JC平标高一般高于地平面，屋顶最好为圆形，象征“天”’祭坛供奉基督教信物及神像，表达对上帝的敬意。在祭坛设置上，延安桥儿沟教堂的中厅北端为祭坛’高出室内地平1米，两侧设台阶。祭坛上方覆盖着拱形屋顶，祭坛的墙壁有壁柱及内凹的圣龛，可放置圣像。延安甘谷驿教堂的中厅北端为半圆形祭坛，覆盖着圆形穹顶’弧形祭坛墙面有6个尖券高窗’使圣坛光线明亮。处理唱诗班是表达基督宗教音乐的重要形式，唱诗班的设置强化了教堂的神秘效果。延安桥儿沟教堂的唱诗班位于南端入口的二层柱廊’柱廊高4.46米’柱廊下有四个六边形柱子支撑。置身教堂大厅时’高处传来的声音与突出的祭坛浑然融为一体，灵肉在此升华为宗教精神，使建筑空间和宗教行为完美统一。

(二）美术及雕刻艺术

近代建筑篇(4)

关键词：中西建筑文化；近现代；交汇融合

中图分类号：TU-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7-44（6）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一种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往往要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保持常规性和稳定性，只有在其内生力渐趋枯萎且有更先进的文化模式对其构成威胁时，这种文化模式才会被同化甚至走向衰亡。建筑文化作为一种重要文化形态或文化模式，在人类社会的一些重要阶段和特殊时期，由于受到客观环境和外在力量的左右，其命运也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型。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西方文化伴随着坚船利炮也如影随形地渗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发生着冲突、碰撞、交汇和融合，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极为明显。如何借鉴运用西方先进的建筑理念与技术，秉持传承中国建筑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和有效对接，进而促进中国建筑文化的与时俱进，这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发展始终面临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和文化多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回顾、审视和解读西方建筑文化对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对于正处于城镇化时代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1 中国传统建筑基本状貌和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初步交融

由于建筑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冲击力体现出其与人类思想观念和精神文化的同构对应关系，展现出人类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对美的追求与向往。所以，就本质而言建筑是一种以物质形式呈现出来的民族文化，换言之，建筑是一种物质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哲学。我国近代以前的建筑或称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蕴含着丰富内涵、深邃哲理和超拔智慧，具体而言，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体量和形式大都整齐划一，主辐分明，轴线贯通，错落有致，层次井然，历数千年而不改质貌。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纵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全部历程，渗透和浸润在中国古代建筑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一部追求天地人和谐共存的历史，正如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说：“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是反自然的”。[1]然而儒家的天人合一建筑思想在实际运作中又与延绵不断的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交错混杂，使中国古代建筑呈现出斑驳奇诡的独特人文风貌。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实践上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儒家将三纲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当中，特别是用纲常思想严格规范和约束宗祠建筑；佛教则把慈悲友善意识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轮回教义掌控和规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将地阔方圆的宇宙观和返璞归真的自然观融入建筑理念，强调建筑物我一体、主客无间、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道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广泛，时至今日风水意识（术语为堪舆之术）无论乡村还是都市，无不或隐或显地左右着建筑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都把风水意识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挞伐和批判，但是堪舆之术的确含纳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意识，不仅不应加以否定，甚至应当以此彰显现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题。如今，风水学已经与西方建筑文化相融合，并将环境哲学、环境经济学、建筑景观学、环境生态学和生态修复技术摄纳其中，成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倍受青睐的学问。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维度，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处于超稳定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识、自然意识与和谐意识熔铸在建筑中，使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时间里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质同构的基调。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凸显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集聚性、层级性和教化性，强调建筑氤氲着以纲常为统领的伦理道德，特别是主张确定建筑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方位、面向和相互关系，实现其作为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和基本工具的政治功能；二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契合，讲究以家庭院落为基点、以街坊邻里为辐辏、以社区地域为依托的社会网络系统；三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书画的巧妙融汇、虚实相生；四是注重建筑环境与建筑布局的集聚，向往一个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的庞大的建筑群落，在空间上横向拓展，连绵不绝，在肌理上纵向推进，幽静深邃，呈现整体基调的内向性、严谨性和私密性。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是民族人文传统的物化表征。尽管历经无数次社会变革动荡，历经多个封建王朝轮换交替，建筑活动和建筑风貌均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封闭性和稳定性所塑造的建筑审美观念渐趋嬗变为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封闭体。我国目前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大都为明清时期所建的宫阙殿宇、亭台楼榭，由于明清两朝已是封建社会晚期，这一阶段的建筑形态显得平素、简约和呆板，给人一种僵滞、沉闷和压抑之感，所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将明清建筑称作“羁直期”，这也表明中国传统建筑开始进入日薄西山、无力回天的境地。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 1581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登堂入室。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哈尔滨、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官府、商铺和民居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方向，比如上海外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南京下关和北京东交民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承纳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的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 、蓄水楼 、养雀笼 、方外观 、海晏堂、远瀛观等。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 、檐口 、基座 、门窗 、扶手、平台 、台阶 、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和均匀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尴尬处境。

2 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由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狭仄等因素的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建筑文化的交流，有时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

按照史学界的盖棺定论，中国近代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跨度。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面临列强欺凌、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特殊阶段，也是中国建筑发展处于新旧交替、中西兼容、承上启下、转型再造的过渡阶段。而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的转型再造，不是由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催生的，而是在世界建筑体系进化过程中，被一步步地拖入不可逆转的建筑文化发展大势之中。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建筑经历了由古典复兴、浪漫主义、折中主义、新艺术运动等不同阶段，最终趋向于现代主义，这些不断变化的建筑风格，不同程度地反应在中国近代建筑中。由于西方建筑具有优胜独特之处，引起一些清廷有识之士的关注，例如1847年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对西方建筑作如下评价：“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屋，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4]1879年，的倡导者康有为到英国治下的香港考察，当他徜徉于鳞次栉比的建筑中时，不胜惊叹和感慨：“览西人宫室之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5]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强力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中国建筑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彻底打开，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在无奈和屈辱中启动：设立租界、开辟通商口岸、租借港口、圈占铁路附属地等，被西方列强霸占的城市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被迫转轨变型。因此，近现代中国建筑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制于封建化和殖民化二元结构的影响，以至于城际和区域之间建筑发展极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全方位整体性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出现之际，中西两大建筑体系已经共生并存。例如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青岛，以及在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出现了“摩登式”、“万国式”、“国际式”等现代主义建筑式样。特别是上海开埠以后，西方列强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建造了一大批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建筑，从带有芝加哥学派特点的沙逊大厦，到流溢新艺术运动色彩的国际饭店；从洋溢新古典主义基调的汇丰银行，（图1）到律动折衷主义旋律的江海关大厦，其数量之繁多、种类之庞杂、规模之宏大为世界建筑史增添浓重一笔，中国传统建筑型制逐渐被边缘化，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遇到严峻挑战。

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或焚毁。鸦片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将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各种西方教堂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6]受中西礼仪之争的影响，1764年法国制定了废除耶稣教会的法令，随后葡萄牙、西班牙也叫停耶稣教士的传教活动。1773年，罗马教皇克莱芒十四宣布罢黜耶稣教会，至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活动暂告一段落。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此前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这些教堂由于由中国工匠施工建造，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事实上，正是西方建筑文化与中国建筑文化的并存互补、互动互彰，才使得中国近现代建筑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独特风貌。（图2）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殖民与反殖民是非常重要的时代主题，而近现代中国建筑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的物质表象之一，其发展路径不可能不受到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的制约。如果说教堂建筑彰显的是纯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则包蕴或多或少的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不仅富有实用功能，而且彰显人文意蕴。换言之，尽管教堂在中国出现得较早而且数量较多，但其毕竟只是扮演着心灵寓所和精神港湾的虚妄角色，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窃取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因而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中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两侧厢房镶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间空廊的两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头加以装饰，与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图3）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为主，以轻柔、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建筑不是普通的文化符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往往具有深不可测的政治权威意义。行政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衙府官邸。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建筑多层式样的引进使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建造多层楼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修建将西方建筑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国人Charles Davis Jameson设计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该宾馆大门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风格，但大门外两侧摆放了两个硕大石狮，两旁毗连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红墙，整个建筑俨然一座西方式的中国衙门。在中西方建筑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确涌现出一批由中外建筑师共同设计建造的中西合璧的优秀建筑作品，这表明一部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史绝非将西方建筑文化全部照搬照抄，而是在吸收和互补的基础上，使民族建筑仍然保持一些话语权。

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城市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十九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仍然借鉴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审视，它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上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最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这些建筑表明，中国近现代建筑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复杂的背景和特殊的渊源，那种认为建筑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力量对应物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换言之，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和演化在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既冲突又交融的空间实践。

3 现代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主动吸纳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曾荣膺世界文化艺术的诸多荣耀，表现出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的东方性格。但由于建筑艺术固有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轻易不为普通人所察觉和认知，经常会被大众所忽略和淡化。从文化学角度来考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它不仅哺育了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支撑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导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仅直接构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内在机理，而且成为西方建筑艺术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吸纳的文化诱因。[7]如果说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列强欺凌、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别是“”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步入现代史轨道，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渴求和时展的需要，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鉴采纳开始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于是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动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铺展开来，仅仅十几年时间内众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国被建造出来。这些建筑以人本主义精神为内核、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以中国古典建筑要素为补充，综合了中西建筑文化各自优长，实现了中西建筑文化实质性的融合。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钢材、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大量进口并广泛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使中国近代建筑开始向现代建筑转轨变形。在软件方面，中国建筑工匠们“师夷长技”，学习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动接受相关专业训练，提高建筑本领。在软硬件双重作用下，现代西方建筑由近代在中国的崭露头角演化为现代的大放异彩，具体表现就是在大城市中，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日渐让位于钢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断增高的高楼大厦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间，快捷舒适的室内设施逐渐淘汰机械手动的设备，飞檐、斗拱、庑殿顶、悬山顶等中式元素渐渐淡出建筑视野。例如，1932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建造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和1928年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国人亚伯特·华纳建造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不仅采用当时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而且设施及装修也全部使用西方先进的模式与技术，二者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发展不能用逻辑来推测，有时要被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所打断和阻隔。就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建筑领域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陷入举步维艰甚至扭曲畸变的窘地。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沦落为倭寇的殖民地，在这块日顽敌伪铁蹄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日本扶植的洲国进行了有限度的建设，尤其是在作为的长春，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伪皇宫和“国务院”，将西方古典建筑符号、东洋帝冠式屋顶和中国古代牌坊等因素进行杂糅组合，建成以中国古典建筑为基本范式的亦中亦洋的殖民建筑，这是中国被奴役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建筑文化裂变瓦解的实证。在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导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人口数量激增，发对了居所的巨大需求，于是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开始出现。但受物资匮乏、资金紧张、临时避难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重庆、贵阳、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地进行的城市建筑，大都结构单调、材质单一、风格雷同、设施简陋，除了极少数为西方现代建筑，绝大多数又回归中国传统，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动员辖区所有资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战事，建筑发展几乎停滞，甚至很多优秀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毁于炮火，中国近现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过山车”，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蹰而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计划、有组织的国民经济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建筑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前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工业项目，其建筑主体大多呈现出鲜明的俄式巴罗克风格，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出现一个短暂的黄金期。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将中西建筑文化融合推向新的高潮，西方建筑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设计、新流派、新设备和新材料等迅急而广泛地引进我国，我国建筑走上了多元风格发展之路，并呈现勃发之势。

4 结语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精神席卷全球的当下，重新回顾和简要梳理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历程和整合成效，对于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具有重大意义。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要求我们以包容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态对待和接纳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正确处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关系，既要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优秀质素，又要摒弃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将二者统一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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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树增.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25.

[5] 佚名.耶稣会士书简[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33.

近代建筑篇(5)

【关键词】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

1 引言

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对象包括名人故居、具有优秀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建筑以及反映某一特定时期历史，具有较高的建筑水平，建筑风格独特的建筑物。通常，公众对名人故居和具有优秀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建筑比较熟悉，它们也是重点文物保护对象，所以保护情况较好。但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具有较高的建筑水平，建筑风格独特的建筑物不仅公众对其缺乏了解，而且概念也比较模糊，难以界定，这类的优秀近现代建筑需要由相关专家进行评定。与前两类建筑相比，这类建筑的保护情况要略差一些，它们的知名度不如前两类建筑，一般也没有文物和保护等级。我国的很多这类建筑就因为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随时都有被拆除的可能。本文针对我国的这类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关于我国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措施。

2 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的意义

作为我国建筑艺术的一部分，中国的优秀近现代建筑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时期，它们对于近现代建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的优秀近现代建筑也反映了中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建筑思想与技术的历程，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结合。同时，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建成，在当时极大的改善了城市的整体面貌。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是各个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时代特征，反映当时中国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中国的近现代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算起，这一时期距今并不遥远，因此保留下较多的优秀建筑。很多建筑甚至是以整条街巷以及整个村落的形式保留下来。这样的建筑群对整个城市风貌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孤立的古建筑物。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对于厘清城市近展历史、反映社会变迁过程以及树立城市的独特形象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 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存在的问题

3.1 人为性的破坏现象严重。目前，我国的许多城市均面临大面积改造的问题，这使得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面临着极大的人为性破坏，很多优秀近现代建筑已被拆毁。以江苏省为例，该省的许多城市在旧城改造进程中，不仅破坏了大量的优秀近现代建筑，甚至连一些风貌村落也面临着被破坏的风险。再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将会使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大量消失。不仅会弱化城市的独有特色，而且为使城市的文化传承出现割裂。即使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没有被完全破坏，它们也极有可能在城市的改造过程中部分受到人为性的破坏。

3.2 自身老化现象严重。我国的许多优秀近现代建筑都使用了砖石结构，其仍然保留着完整的主体结构。但由于风化等自然原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地基下沉、屋面漏水以及材料变形等现象。还有一部分优秀近现代建筑是采用了木质构架或者是木质材料，导致其更加脆弱，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腐保护措施并进行必要的修葺。如果对这些情况置之不理，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将不复存在。

3.3 移居和改建问题。为了保护一些优秀近现代建筑，需要住户进行迁移。在某些情况是，这种迁移是必要的，但通常来讲，居民搬迁闲置房屋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建筑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建筑物在闲置时要比有人居住使用时更容易腐坏。江苏周边地区的一些近现代风貌村就长期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由于缺乏日常的维护，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腐坏的现象十分严重。

如果有些优秀近现代建筑确实无法实行原地保护，异地重建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而有些优秀近现代建筑只能保留其外观，必须对其内部结构进行改建，才能时期得到有效的保护。对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来说，移建和改建对其保护都是可行的，但必须由专人负责，多听取和征求专家的意见，不能盲目进行。

4 加强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的措施

4.1 制定科学、合理的关于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的法律法规。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主要集中在旧城改造区域，如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一区域的优秀近现代建筑将消失殆尽，从而失去城市的独有特色，城市的文化传承也将断裂。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一定要把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纳入文物保护范围，并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的法律法规加以保障。以北京为例，在一些优秀近现代建筑被纳入文物保护范围后，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就不再会面临着被损毁的危险。同时应注意到，有些地方的法规与国家立法还有相矛盾的地方。国家法律已经明确制定了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制度，因此地方的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法规就应当与国家法律相一致。

4.2 明确优秀近现代建筑的权属。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的难点就是权属问题。通常，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较好的都明确归属于某个单位，并且一直在使用。有明确的归属单位，但却长期闲置的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存状况要略差一些。而那些没有明确的权属，长期闲置或者多人使用的优秀近现代建筑遭受的破坏就比较严重。此外，在明确优秀近现代建筑权属的同时，还要明确保管责任，以防私自的破坏和拆除。

4.3 划定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范围。对于那些已经确定的优秀近现代建筑，必须划定其保护范围，在其保护范围内，坚决禁止破坏原有优秀近现代建筑风貌的建设活动，提倡对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原貌有恢复和改善作用的建设活动。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可以将优秀近现代建筑周围的没有保留价值的建筑物全部拆除，在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范围内布置绿化景观，作为新建城区居民的休闲活动地带。

4.4 加强对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优秀近现代建筑是中西文化结合和碰撞的产物，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同时，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建筑结构也完全不同于我国的传统木质结构体系，因此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技术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古建筑。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到相关专业人员的技术帮助和专项资金支持，有关主管部门也应当对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技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定期对这些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由于我国的优秀近现代建筑数量较多，这其中的许多优秀近现代建筑还承担着服务公众和居民居住的任务，而且还有许多优秀近现代建筑没有纳入保护范围之内，所以仅仅依靠文物保护单位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大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的宣传力度，让广大公众自觉、主动地加入到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的行列中来。

参考文献：

[1]刘先觉，研究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的意义与价值[J]，新建筑论坛，2004，（6）：64-65。

[2]陈平，王世仁，东华图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3]陆地，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4]杨秉德，蔡萌，中国近代建筑史话[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近代建筑篇(6)

关键词：近代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城市特色、文脉传承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沈阳近代历史建筑发展简述

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沈阳建设了皇城，奠定了沈阳古城的规模。随着外国文化的闯入，特别是9.18事变的影响，客观上加速了沈阳近代建筑的发展。因此，沈阳的建筑以洋风建筑为主，形式多为中国古典式和西洋古典式。洋风建筑从法国哥特式天主教堂始（1875）到中国改革开放实施（1979），先后持续的110年时间里可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

其一，1875年至1909年是外来文化影响的初始时期，主要是以西方宗教建筑为代表。此时的宗教建筑完全是西方教堂的移植，除了教堂外，还有育婴堂、教会学校、医院及传教士住宅等建筑类型。西方宗教建筑的到来为沈阳增加了新的建筑类型，这让当时的人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建筑形式。

其二，20世纪前十年是近代洋风建筑的形成时期，表现特征为中西合璧。此时的洋风建筑变成了文明与先进的象征。通过官方的倡导与民间的学习，沈阳的建筑技术与建筑文化均踏上了近代化的进程，而突出特征就是创造出了具有东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特征的初期近代建筑。

其三，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是洋风建筑发展的兴盛时期，建筑形象异彩纷呈，格局特征，建筑类型和建筑艺术普遍得到发展。此阶段中，来自不同国家的设计师、机构、洋行及留学归国的建筑师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此时的设计更为自由，整治影响小，各自的建筑活动不仅限于各势力内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

其四，30年代初期是洋风建筑的转型期，形成时期的建筑风格，在形式上复兴中国古典式，建筑样式大体是欧洲帕拉迪奥主义和意大利风格建筑师们作品的重视仿效。40年代初到建国前，随着战时经济紧缩、衰落，建筑业也开始萧条。除了军用建筑得到突击发展，其他建筑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其五，建国后社会稳定经济复苏，大学恢复招生，规模扩大，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一批教育类建筑应运而生。在此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公共建筑，这类建筑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建筑形式大都延续上个时期的风格，但立面更为朴素。

2 建议采用的近代建筑保护方法：

在近代历史建筑保护（此处所叙述的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不包含文物建筑在内）的实践当中，保护建筑原真性并不是“原封不动保证其真实”。对其适当修缮，保留历史建筑的文脉特征才是其根本，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历史。

1） 建筑微循环更新：

1961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写到大规模的旧城拆除重建是对城市的毁灭。在近代历史建筑整治中不应大面积拆除，而应在不影响街区整体风貌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指导的对个别建筑小规模更新修复，实行老建筑的自我更新，形成有机的“微循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逐步解决建筑的老化问题，以实现现代城市建设中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历史街区的合理重构。

沈阳近代历史建筑年代久远，多数的建筑已经老化，远远不能满足当代居民生活要求，它们成为了老城区中的整治与保护重点。只有尊重居民的生活要求，将历史街区的建筑空间文脉作为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生活文化的质量因素，将其有机结合到现代生活的空间需求中，突出“保护是为了提高现代生活”作为保护历史建筑的保护宗旨，才能顺利地完成近代建筑的保护与城市文脉的延续。

2）重塑建筑空间趣味性

以沈阳人的角度来看沈阳这座城市，我们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东西，但是也在失去很多有趣味的东西。这种趣味指的是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失去它城市就变得有些均质化了。现在说到的保护，一般总是指保护一幢建筑或一片街区，在我看来，保护一个空间更重要。这个空间可以是建筑的内部空间，也可是多幢建筑围合空间，也可是建筑组成的街区空间。城市需要有差异，空间需要趣味，只有存在差异才能营造自己的特色。

3）外观修缮、内部功能更新

在沈阳许多旧城区,主要保存的是近代的街道和建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的内部功能不得不进行改善。倒马桶，烧煤炉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生活方式与环境的改变，许多建筑已经废弃，不少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也在其中。为了对其加以保护，就要在传统的建筑内部进行更新,使得城市的传统风貌既得到延续,又能使居民生活得到改善。例如，沈阳的边业银行改建为沈阳金融博物馆，这样一来，既对该建筑加以利用，又为该建筑的保护提供了条件，展示了沈阳的历史文化。

4） 公众参与

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已经不单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而应该由全社会的公民、机构、组织一起行动。公众参与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是必要的。其一。历史建筑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百姓身边的历史，它们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居民对其的再利用。其二，近代历史建筑与文物建筑相比数量较多，有关部门难免会有所疏漏，不能及时保护。由于这些建筑就存在于公众的身边，有问题可以及时被发现并且上报相关部门，使近代历史建筑得以及时的保护。其三，应该多听取基层居民的声音，听取他们的想法与建议，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为市民服务。

3 传承历史文脉，展现时代风貌

随着对于文化传承与多元化建筑创作研究的不断深入，地域性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问题不可避免的摆在了建筑师的面前，它是多元化建筑创作的源泉和基础。

1） 商业性的操作：

上海新天地可以说是将历史建筑进行改造再利用的一个成功典范。本着不同的城市应该留下不同的历史印迹的理念，本杰明•伍德将上海石库门用原来的材质修旧如旧，但是在内部进行了现代化的装修，将其改造为商业空间。沈阳的历史建筑可按此模式进行开发，使其在妥善保护的基础上得到有效地利用。商业开发和空间氛围营造相结合，保留原有特色空间、创造现代趣味空间、周围提供一些可供人驻足的商业空间。这样，不但可以“变废为宝”而且能增加周边区域的活力，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示现代文明

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既要继承和弘扬传统，又要具有时代感，可以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抽象的意境来谋求神韵。加拿大B+H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候机楼那微微曲起的构架就隐喻传统闽南民居的特征。中街是沈阳的商业繁华区，这条街区恰巧也存在于方城之中。由于街区不断扩大，其与隔街相望的沈阳故宫的对比越来越强烈。就现阶段的沈阳而言，我们不能为了恢复历史把现有建筑拆掉重建，但是可以提炼出一些建筑符号色彩等多方面元素应用到现有建筑立面以及新建的建筑中。这样，既减少了破坏，又对历史给予承认使之得到传承。

4结语

城市的文脉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所接触到的建筑形式是城市文脉非常小的一部分，文化还包括了很多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比如宗教、信仰等等，这些都潜意识影响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看法，影响这个城市特色的延续。作为一名这个城市的一份子，应当将历史文化传承为己任，将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作为文化传承最为简单的一种方式，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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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潇.改造、扩展与共生——浅议历史建筑的更新与发展及新旧建筑的共生[J]. 规划师. 2002(02)

[5] 纪晓海.城市中心区历史建筑的保护[D]. 大连理工大学 2005

近代建筑篇(7)

    关键词：开封  近代历史建筑  保护  再利用

1 绪论

     开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中原，曾是河南省省会所在地，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明代以后到1954年前曾一直在此地。本世纪初至30年代末是开封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时期。帝国主义入侵传入的西方建筑文化同传统的中国古典形式建筑不停地撞击、交融、渗透下，整个开封近代时期的建筑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并且发展。

    开封市的老城区，地上地下保存着十分丰富的建筑资源。很多或使用或搁置的近代建筑都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老化，尽管这些建筑有着很高的价值，但是却一直没有将其作为保护的对象重视起来，反而还有在城市化进程中要被拆除废弃的命运。

    经过调查研究，开封现存的规模较大，有代表性的近代历史建筑十七、八处。类型有学校、教堂、金融、邮电、戏院建筑等。虽然已经列入文保护单位，但有些建筑保护情况还是令人担忧。

2 开封近代历史建筑修复手法

    对于开封历史建筑的肌体材料我们可以分为非永久性建筑材料和永久性建筑材料来处理。开封历史建筑的现状破损程度种类多而且程度不一，一些非永久性的建材，如果是没有特殊的价值，从纯粹的美学角度出发时可以“整旧如新”。像是河南大学的近代建筑群、包耀记南货店、晋阳豫南货店、万福楼金店等建筑的彩画所用涂料易损，本身就是预防破坏所采取的措施，很多破损脱落，需经常更新，这里如果不进行“整旧如新”，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历史建筑的功能、历史与美学价值。不过，即使从单纯的美学角度考虑，对那些非永久建材的“整旧如新”处理也有很大的弹性。比如在开封近代的历史建筑都可以采用了表面凹凸不平的抹灰方式，比重新粉刷的“整旧如新”要好的多，再有，像原来的国民大戏院外立面一样色泽较深的抹灰墙面。因为这些体量相对高大的建筑外墙面因长久的风吹雨淋肯定会出现一些的残缺斑驳、色泽不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其进行简单清理表面污垢，保留这样的墙体反而更有其合理性。一是可以展现历史文化独特韵味，二是在艺术审美的角度这种残缺美却是建筑生命的完美体现。

    在对开封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修建方面，新与旧的融合可以体现在形体、色彩、材料、建筑构成方法等多个方面，新与旧的融合并不是不可协调，新材料完全可以通过特定的处理方法以达到融合协调的效果。 

举个例子，始建于上世纪初的开封国民大剧院，其内部空间己经不能满足当今文化市场日益发展的需要，在内部加入了多个满足不同放映需要的演播厅，如果还想在保留原来剧场建筑本体的同时又能满足现代化演播需要，势必要对其进行扩建。我们可以在扩建部分用钢结构和玻璃在构成、尺度、细部特征上以上世纪初开封国民大剧院的建筑及构建特征进行模拟，所使用材料特征虽然是全新的，现代材料的横梁构建和开封国民大剧院建筑的层高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使得新与旧之间既有协调，又有对比。再比如，可以在开封原伪市政公署的破旧的墙面上，加以素水泥抹灰墙面，不做任何粉饰，保留施工中留下的自然色差，使得改建墙体在色彩肌理上与已有的砖墙保持协调，既有统一又有对比，展现了各自的生命美学特征。

3 开封近代历史建筑的空间整改

    内部空间的整治调整是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的核心，这种情况一般会涉及到使用空间的扩展，由于使用空间的扩展必然会导致的内部空间的调整。对内部空间的调整主要有以下两类途径：

   中庭的利用：开封市东部的天主教河南总修院因为多年失修无人管理，现在已经岌岌可危，其平面布局采取环形单廊形式，中间围合了一个很大的院落，目前空间开发利用起来效率不高。采取将院落空间转换为中庭的方法，就能够极大地改善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在内院插入一个中庭，甚至是一个含夹层的中庭，使无用的内院变成了一个阳光明媚、舒适时尚的采光大厅，能够有效增加大片的使用面积，而且同时丰富了内部空间。在这里要注意的是由于将内院或通道转变为中庭可能减少自然采光，因此中庭的顶层建筑材料应尽量选用透光材料。

    夹层的增建：夹层也使增加使用空间的有效手段。开封近代的建筑，由于当时的科技条件所限，不具备像空调这样的现代化通风设施，为通风采光需要，往往建造得高大宽敞，加之当时人们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建造高大宏伟的建筑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理追求，那时建筑层高往往比现在高得多，这样就对老建筑进行夹层改造利用提供了空间基础。局部夹层不仅能提供更多的使用空间，而且能造成空间对比，形成丰富、动人的层次。比如说开封的近代历史建筑像国民大剧院等具有前厅功能的公共建筑，改造利用时可以在入口处构造了一个夹层，能够使面积在现在看来可能不大的入口大厅有了高敞、丰富的空间感受。不含有前厅作用的像是商业建筑也可以在改建中通过夹层手法则是增加使用空间，具体做法有比如可以从二层楼板悬挂了一个钢结构夹层等。

4 结 语

    2011年2月28日开封被命名为宋都古城文化部级产业示范园区，这样虽然对开封的宋都文化的弘扬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要注意开封的近代建筑资源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在大力发展古文化的基础上是否能关注一下城区的近代建筑街区的状况。而想要真正扩大开封近代建筑的保护数量，使众多的历史建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成为不该消失的风景线，历史建筑的各种价值最终活跃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只有靠市场机制下的再利用开发才能完成，依靠市场机制筹措保护基金，建立保护为了利用、利用促进保护的新体制，是我们必须与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