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业发展篇(1)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农业的历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运变幻，甚至关涉到对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观认识，因而成为久谈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形成了若干种不同的看法，但研究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将传统与近代联系起来作连贯的考察。假如将已有的各种分歧连缀对读，将会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一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抗日战争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二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

 

总之，增长与停滞、发展与衰退都不过是认识农业经济变化的视角，不要说这样简单的概括无法涵盖区域差异广泛存在的中国农业，即使就某一个区域而论，农业经济变迁也往往是增长与停滞交错、发展与衰退互见的过程。历史研究似应注重还原农业经济变迁的真实面目，充分展示农业变迁诸内因以及外部关系，予纷繁错杂的历史图像以合理的解释。

近代农业发展篇(2)

[关键词]　晚清；重农思潮；探析

[作者简介]　朱理峰，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四平136000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8-0126-03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桎梏。在西方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危机愈来愈重。为挽救民族危机，争取生存发展，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发展工商，走富国强兵之路的主张。一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重农思潮开始兴起。

一、重农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　土地数量与人口迅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进入近代之初，全国耕地面积约15亿亩，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全国耕地面积没有多大增加，而近代的人口却增长很快，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1亿多，到咸丰元年(1851)年增至4亿。人口数量成倍的增长，使本来就存在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水利长期失修，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滥伐等，使原有耕地质量普遍下降，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过剩和耕地不足且质量下降，使中国传统农业丧失了其发展的潜力，急需变革。

(二)　农业生产工具落后，种植方法陈旧，农作物产量低下。近代中国社会，全国广大农村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犁、锄、镢、钯、镰为主，“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牛耕大车，蹇缓无力”。很多地区由于耕畜的缺乏，只能用人力代替畜力。农业生产工具、技术的落后，导致农作物产量低下。致使广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有的甚至连勉强糊口的水平都达不到。农民的贫苦严重摧残了农业经济，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三)　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严重挑战。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作为半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被卷入国际市场，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此时，各西方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有了飞跃的发展。而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却停滞不前，在中外贸易关系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丝茶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输出物资，据统计，1867年丝茶占中国商品出口总值的82.59％，1873年87.17％。由于印度、锡兰、日本茶的竞争，日、意、法等国丝的竞争到了1893年，中国丝茶出口额下降到48.31％。与此同时，中国的甜菜、糖、华棉等曾在国际上颇有竞争力的商品，也“有一落千丈之势”。主要产棉国美国、印度、埃及皆为华棉劲敌。中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农业经营方式落后。当时的《申报》就曾指出，中国出口丝茶日减，“皆因外洋亦讲求种桑育蚕，采茶培炒之法，且有胜于中国者”。盛宜怀也认为外国制茶“悉用机器制造，价本既轻”，“中国产茶业户，则蹈常袭故，于种植、烘制各法未肯讲求”。显然，要使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仿效西法，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彻底的改良。

二、重农思潮的兴起和主要实践活动

(一)　重农思潮的兴起。近代中国是屈辱的百年。昔日的“天朝上国”在列强的船坚利炮之下威信扫地、颜面无存。如何摆脱侵略、富强国家就成了先进人物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近代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市场化的新型现代化农业，从而掀起了一股较浓厚的近代重农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在传统农本思想自我认识和改造中，近代重农思想萌生滥觞。魏源初步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导向的重农思想。冯桂芬进一步改造了传统农本思想，他所重视的已经不是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这种主张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表明近代的重农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以王韬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造传统农业要吸收西方农业文明的合理成分来为我所用，强调“农事日盛”“皆非崇尚不为功”。这标志着近代重农思潮在西方农业思想的冲击下开始兴起。

甲午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使梁启超从中认识到，农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他在为《农学报》作序的时候说：“劝商固之急图也，然闻之万国商务赢绌之率，则恒视出口土货之多寡为差，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盛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而养指趾，虽有圣药，虽有胜药，终必溃裂。”他还批判片面仿效西方国家一味强调商业而轻视农业生产的错误思想，指出西方国家在大力发展商业的同时仍将农业作为根本产业，“论者每谓西人重商而贱农，非也”，“西人富民之道，仍以农畜牧为本”。因此，他极力主张采用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张謇等人也指出农业的基础作用。

由于众多有识之士的认识和呼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也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要求重视和大力发展近代农业成为一项政府的经济政策。1898年总理衙门两次颁布上谕昭告天下，宣称“农务为富国要本，极宜振兴”，并且各地要“切实兴办，不得空言”，并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这些使重农兴农成为当时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二)　重农思潮的主要实践活动。重农思潮的倡导者和力行者顺应潮流，对农业改良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案和举措，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提倡重农教育，开设农务学堂等普及大众近代农业知识。清朝末年，在政府的倡导下，新式农业学校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到1909年，设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学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有59所，学生计2272人。截至1911年，全国开办的各类农业学校和设有农科的实业学校达112所左右。这些农校大多聘请外籍教师，或中国留学生任教。所开设课程都是与农业有关的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农业学堂的开设，有利于农业专门人材的培养，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农业向近代新式农业的转化。

第二，振兴农务，通过设立农会，办农报来讲求农政。1896～1897年，张謇先后撰写了《农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文，建议政府设立农会，广刊农报，振兴农务，推广商力，实行“听民自便，官为维护”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农情的互通及农业改良的统一筹划。1897―1898年间，他又呈递了《请兴农会奏》等数折，再次呼吁各省效仿英美等国广立农会，或者开办公司，或者筹集官款，兴办和推广农政。1896年春，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探讨农业的民间组织――农务会，随后又开设农报馆，聘请外人翻译欧美、日本的近代农报农书来传播外国的农业知识。全国各地农会、农务总会等纷纷成立，其在传播新的生产方式、技术、

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倡行科技兴农，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农教习，广译西方农书来振兴农业。陈炽在《庸书•农政》中指出，“农事有书，植物有学，进更化分土质，审别精粗，故能百产蕃昌，亩收十倍”。他主张吸取中西农学中的精华，合而为一。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在上奏中指出，必须大量翻译西方农书，加强中外农学间的沟通，使民众知晓“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并针对读书人所形成的“不为功名不读书”的传统心理因素，建议政府采取“习农授官”的方法，给予愿赴日本农务学堂习农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不同的官职，愿意赴欧美国家的，奖励更为优厚。可见，此时国人在农业方面观念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向西方寻求发展中国农业的方法和道路的积极性更加增强。

三、晚清重农思潮的评价

晚清重农思潮的核心内容是改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使中国农业早日走向近代化。

(一)　晚清重农思想与传统的农本思想不同。近代重农思想绝对不是对历史上重农抑商之故辙的复归，而是新形势下，参照西方经济体系对农业基础地位重新认识的产物。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商品充斥国内市场，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战败的巨额赔款，土地贫瘠程度的加剧，频发的自然灾害，农业产业的递减，农民的生存都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在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时，提出了工战商战的思想，但实践证明没有农业的根基支持，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所以他们提出了发展农业的重农思想。这种重农思想与传统重农思想的区别在于，“传统农本思想重视的是封建性质的农业，维护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近代重农思想则注重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力图在农业中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借以促进中国农业产生实质性的飞跃，转变为近代农业”。

(二)　近代重农思想与维新思想、清末新政相互促进发展。它们都发生在庚子前后这一动荡艰难的时段中，都是甲午败后对国家变革模式的再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社会实施了三十年，不但求强求富的目的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化为乌有，得到的却是割地和巨额赔款，这使得以张之洞、刘坤一等为代表的与时俱进的洋务人士，和以康、梁为首的新知识阶层，还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阶层，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曾经提倡的救国和富强之路，产生并提出了重农思想，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农业改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近代农业发展篇(3)

都市型现代农业，让农业“洋气十足”

当人们畅游在“番茄藤上爬、红薯空中长、黄姜堆成山、草莓天上挂”的奇异景象中，有滋有味地品尝着新鲜美味的农产品、感受着高科技和创意带来的惊喜的同时，也更多地了解了农业、关注了农民，共享都市农业的累累硕果。可以说，这次融会展、设施、休闲、精品、科普等都市农业新业态于一体的活动，是自2003年以来北京大力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大特写。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也看到，都市型现代农业一改以往人们对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印象，依靠高科技、先进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文化创意理念，推动着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使“土气”的农业变得“洋气十足”。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逐步下降，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比重均为1%左右，而目前中国的农业增加值比重为10%，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就北京而言，2011年，其农业增加值占GDP仅为0.8%，而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为23.1%和76.1%，这一数据体现了北京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作为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其产业的基本构成已经与发达国家接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北京的农业份额虽然不足1%，但是其农业的规划和发展不仅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全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那么什么才是都市型现代农业呢？通常，都市型现代农业是指依托都市的辐射，按照都市的需求，运用现代化手段，建设集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农业系统。近年来，北京农业在强化生产功能、开发保护生态功能、拓展生活功能的目标框架下，正逐步进行产业优化升级，不断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纵深发展。下面，我们将进入到探秘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时刻。

发展农业生产功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融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北京的农业科技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全国18个国家重点农业试验室有11个在北京；全国59个涉农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占14个；北京有29家涉农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130多家国家、市、区（县）农业科技推广机构，还拥有近2万名涉农科研人员及50%的两院院士。农业的科技创新贯穿农业生产、组织、流通的全过程，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环境友好技术，以及农业标准化体系和产品治疗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等，无不体现着科技创新的力量并推动着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通过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北京农业生物技术抢占了农业科技创新高地。首都着力推进的籽种农业发展迅速，“三中心一平台”（即中国种业科技创新中心、种业企业聚集中心、种业的交易交流中心和种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的基本确立，更为北京打造“种业之都”奠定了良好基础。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6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北京农业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148.9亿元，是“十一五”时期农业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近2倍。北京现代农业已步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快车道。

产业融合也推动了农业外延的拓展，农业的产业链延长到了第二、第三产业。农产品加工是北京农业产业融合的主要形式，2010年末，北京农产品加工企业达185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93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总产值达618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接近2∶1，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1～4∶1）。农产品加工业也形成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如首农、顺鑫、德清源等全国知名企业和品牌，带动了农业链条一条龙式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的产业优化升级。

拓展农业生活功能，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

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亲近自然中放松心情正在成为人们休闲度假活动的首选。农业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满足人们“胃”的需求，而且也开始体现在社会层面，满足人们“肺”、“眼”、 “脑”的需求。以观光、体验、住宿为主要形式的休闲农业成为首都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的另一种有效途径，也成为郊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2012年，北京全市共有农业观光园1283个，实际经营的民俗旅游户8367户，接待游客人次分别为1939.9万人次和1695.8万人次，收入分别为26.9亿元和9.1亿元。这种农业经营模式拉近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距离，在消费者享受农业带来的愉悦环境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赢。

另外，好的创意也成为提升农业价值的“秘密武器”，据统计，2010年北京市拥有创意农产品30余种，初具规模的创意农业园113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创意农业节庆活动60多个，全市创意农业年产值达22.3亿元。例如，首届农业嘉年华就是把嘉年华的娱乐方式融入农业节庆活动中，此创意不仅给市民带来了观光、品尝、体验、娱乐、购物的，将农业的生活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让市民通过亲近农业、了解农业农村的相关知识，意识到保持和继承农业和农村文化与传统的重要意义。

开发保护农业生态功能，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

《2011年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监测公报》数据显示，在构成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的三部分价值（直接经济价值、间接经济价值和生态与环境价值）中，生态与环境价值占总价值的54.9%。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实现了农业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与再循环。其中北京德清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鸡粪生产沼气，不仅避免了污染，而且利用沼气发电，解决了养殖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了循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近代农业发展篇(4)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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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夏林根.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11).

近代农业发展篇(5)

太原近郊农业区位于山西中部、晋中盆地北端，包括太原市6区4县及晋中的榆次区。区域内东为太行山支脉，西处吕梁山东翼，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部和南部为汾河冲积扇平原，汾河自北而南贯穿太原。最高海拔2659m，最低760m，平均800m。农业国土面积8289.45km2，64个乡（镇）和20个涉农街办、1287个行政村，总人口400.76万人，农户28.92万户，农业人口79.84万，现有可耕地面积1145万hm2（17177万亩）。近几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太原作为省会城市的区域中心地位得到加强，近郊农业向创意农业转型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休闲观光农业园区（景点）已经发展到132家，占地面积2.54万hm2，总投资额46.65亿元［2］；还发展了2个“一县一业”特色基地示范县（即小店区奶牛基地和清徐县蔬菜基地）和153个“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选定了十大主题产业园（即山西水塔醋文化产业园、山西大禾高效蔬菜科技园、太原万亩葡萄产业园、太原华辰葡果休闲农业园、山西青玉食品加工产业园、山西梅芝园艺花卉产业园、山西九牛牧业循环产业园、山西裕吉农产品物流园、太原龙城向新生态恢复示范园、太原惠农马铃薯科技产业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90个，实现销售收入101.13亿元，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45个［3］。总体围绕“十园引领，百园兴农”的战略目标，突出太原近郊农业的优势特色，以“绿色、休闲、参与、体验”为主题，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已成为推动农业转型、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大载体。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支撑不足、起点低、规模小、布局分散、品种单一、品位不高和供求信息不畅等问题。

2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布局

太原市地形、地貌类型多，气候条件差异大，自然资源禀赋各异。以太原市近郊农业生态区划和农业生产类型划分为依据［4］，按照“一川一线两山”的总体设想，制定近郊创意农业规划，推进产业化发展、板块化布局、规模化生产、品牌化营销、社会化服务。（1）一川。一川是指太原市近郊平川地带，包括7区（太原6区及晋中市榆次区）1县（清徐县）的平川地带，重点发展现代温室蔬菜、现代温室园艺以及现代化畜禽水产健康、清洁养殖业，培育现代农业休闲、观赏、采摘、品尝、体验、教育园产业，为国内外游客和太原市市民提供良好的生存、生活和休闲环境。（2）一线。一线是指太原市郊区大运高速交通干线两侧地带，包括太原市6区、清徐境内大运干线两侧。以大运路为中轴线，依托太原畜产品工业园区、清徐食品工业园区和阳曲农产品综合园区，重点围绕太原市居民需求，充分发挥近郊农业资源、交通及区位等优势，融合农业、观光、休闲、养生于一体，发展近郊创意特色农业。（3）两山。两山是指太原市东西两山的丘陵山地地带，主要包括太原市6区、清徐县以及晋中市榆次区的丘陵山地地带。遵循现代农业高效、生态、优质、安全的发展要求，按照“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在确保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体现区域特色，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和休闲度假、乡村旅游基地。

3科技创新推进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重点

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传统近郊型农业向现代都市型农业转变，实现生产集约化、栽培设施化、农业生态化、产品精品化。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包括设施农业（温室蔬菜、温室园艺等）、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立体农业、生物质能源等）、特色农业（优势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创意农产品等）、休闲观光农业（理念创新、环境创新、产品创新、机制创新、服务创新）四位一体的农业生产体系。（1）设施蔬菜、瓜果、花卉领域：一是积极开展优质多抗、特色瓜果、蔬菜和花卉品种的选育，力求取得新的突破；二是开展蔬菜、瓜果、花卉无公害生产关键技术研究，研制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新型肥料和生物农药；三是开展蔬菜和瓜果规范化高效立体栽培技术研究，将关键生产技术、产地环境控制、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技术进行组装配套，形成新型的规范化的生产技术标准；四是日光节能温室生态环境调控技术研究，应用物联网技术进行智能化生产。（2）生态农业领域：一是循环农业技术开发应用，将农业生产和加工剩余产品以及废弃物的资源化、循环再利用等技术进行组装配套，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低碳农业技术，重点加强清洁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培育新型氮素高效利用农作物新品种。（3）休闲观光农业领域：一是开展观光农业农产品的外观、品质、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培育适宜观光农业发展的种植、养殖品种；二是开展观光农业植物观赏性和游人参与性方面的栽培技术研究和观光采摘等功能研究；三是开展观光农业的生态功能研究，如植被保护、抗逆植物育种、生态与环境保护、生态与环境修复等领域的研究；四是观光农业的生物防治研究；五是观光农业的环境容量研究。

4依托科技创新推动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路径

（1）搞好5个对接，加速创意农业发展。一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城市需求对接，依据现在城市居民生活观念和消费需求的变化，适时拓宽农业服务范畴，丰富近郊创意农业的内涵，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二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农产品加工对接，跳出农业抓产业，以农产品加工为抓手，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推进近郊创意农业转型升级；三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市场流通对接，充分利用省会城市交通便捷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业，提高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活力；四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接，实现交通、水、电、通信、市场资源等共享，为近郊创意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五是近郊创意农业与科技创新对接，要与省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超前预测市场需求，建立综合性或专业性科技创新中心，吸引高层次科技人才入驻科技园区，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关键性加工装备的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研究；六是继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体系，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人才队伍结构，培养有文化的高素质的现代新型农民，拓展近郊创意农业发展深度和广度。（2）以科技创新项目为抓手，实施创意农业推进战略。科技创新项目是载体，是抓手，抓住了项目，就抓住科技创新战略的关键，要把科技创新项目建设作为推进太原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着力点。因此，应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筛选一批有影响、有科技含量、有推广价值的科技创新项目，并与相关企业对接，推动企业尽快达到一定的规模，产品获得一定的档次，增加一定的经济效益。（3）建立科技创新专家团队，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而企业发展离不开科技、离不开创新，也离不开专家。因此，科技主管部门应组建专家服务团队，按行业或产业试行首席专家制度，组织相关专家分行业研究各个行业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技术瓶颈、市场、趋势和前景等，在为政府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扶持方向、扶持环节等提供依据的同时，通过首席专家制度组织专家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帮助企业开发创意产品、解决工艺技术难题、策划市场营销和管理方案等，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作为企业，要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密切联系，进行合作，创建自己的科技创新队伍，快速取得高新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生产。（4）构建全市统一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科技创新离不开信息，但目前信息渠道多，信息量大且分散，信息面五花八门，信息真假难辨。因此，应构建全市统一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着力畅通信息流，推进农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推广与生产实际应用进行较好的无缝连接，形成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与城乡发展之间的信息融通、信息对称的良好格局。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抓好硬件建设的同时，应由政府出面以政策或制度的形式抓好软件建设，尤其是信息类型、采集渠道、筛选及传递方式、信息分享等机制的建设，以切实发挥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的作用。

5结语

近代农业发展篇(6)

土地和劳动是传统农业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因此，在考察和评价传统农业和生产效率时，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很高，土地生产率也是相当高的。据日本学者熊代幸雄对古代农业播种量与收获量比值的研究，西欧“在以小麦为主食的英格兰，这一比值在中世纪略少于4，到了近代则提高到11—6”。在六世纪前期的华北（《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时代），粟的比率倍数为200—400倍，麦类则为200—44倍。“与欧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68]宁可也指出：“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锸ぶ?椤贰镀朊褚?酢芳窃卦蛞汛锏郊甘?吨辽习俦丁！?11b]直到近世，我国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仍居世界前列。如一些农业科学家曾利用《沈氏农书》和其它一些资料，估计明末清初嘉兴地区稻米产量最高为每公顷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国加州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6500公斤。[70]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农业劳动生率，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作为动态的考察，就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宁可。他计算了西汉农业生产的三个数字：“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他又认为西欧中世纪虽然单产较低，但由于每户耕作土地较多，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和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差无几。[11a]

继宁可以后，近年研究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不乏其人，现仅举跨代研究的若干例子：

吴慧对汉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大大高于宁可。在他的估算中，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27a.b]

朝代 粮食亩产（市斤/市亩） 劳动生产率（市斤/劳动力）

—— —————————— 原粮 成品粮

战国 216 3188 2027

西汉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6 4027 2255

清中叶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项目 ——土地生产率产量 ——劳动生产率

时间 （市斤/市亩） 指数 劳动力年产量（斤） 指数

汉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后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范.谢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亩产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单产是几度上升，曲线前进的。明清南方常产是占国的5.5倍，是汉代的将近4倍。其中单产增加有四个关节点：一是汉武帝后，较战国增长43%，二是唐，较汉增长31%，三是两宋，较汉增长106%，四是明清，较汉增长284%，较宋则增长41%强。胡戟对汉唐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推算：汉代每劳动力产粮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会顶点；明清之际江浙一带4418斤，但这是地区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作者总结说：两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卢锋的估算与上述诸人均不相同。他认为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土地生产率即亩产获得长足发展，清代亩产相当于汉代的2.44倍.亩产的提高表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宋代以前一千多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宋以后至清不到一千年则提高了一倍。但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变动趋势。清代劳动力年产粮指数反比汉代下降大约30%。他把土地劳动生产率这种动态趋势的比较差异称之为“农业生产效率剪刀差”。他进一步指出，两千年间我国粮食总量增长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数却下降了32%。是一幅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画面。[14a.b]

国外学者也作过有关估算和统计，如帕金斯估算了六百年来中国粮食单产的发展趋势，他根据（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人口数）/粮食耕地面积=单产量的公式，设定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基本不变，从而推算出下述结果：[71]

（1400年）：（570×72）/（370×0.8）=每市亩139斤

（1770年）：（570×72）/（950×0.8）=每市亩203斤

（1850年）：（570×410）/（1200×0.8）=每市亩243斤

（1933年）：（570×500）/（1470×0.8）=每市亩242斤

（1957年）：（570×650）/（1680×0.8）=每市亩276斤

（式中人年均产粮量设为570斤，种粮地占耕地80%，人口与耕地面积均以百万为单位）

帕金斯在这里计算的是土地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但根据他设定的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前提，假如明初到二十世纪中期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大致不变（事实上大概正是如此），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六百年中也应基本不变。

从上述举例看，各家对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估算结果相差颇大。我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粮食亩产记载，只有零散材料可供推算，历代人口与垦田数字虽多，问题也不少。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度量衡千差万别。这是导致各家估算差异的客观原因。各家估算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要取得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不过，根据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对我国历史上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仍是可能的。

就粮食单产而言，各家估算虽然出入颇大，但认为战国秦汉到清前期亩产逐步增加则是一致的；近代亩产是增是减，则有分歧。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代粮食总产仍有增长，粮食单产恐怕是下降的，虽则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暂时性逆转。章有义整理现存徽州地主帐册时发现，这一古老地区的农田亩产自乾隆中后期起即出现下降迹象，到了近代，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他又根据三十年代中的抽样调查，指出近代东北垦区单产的普遍下降。“除少数近代农业生产力确有发展的地区以外，可能有相当多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趋势”。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小农贫乏经营的必然结果”。“这正是近代中国农业危机的实质所在。”“一般地断言近代中国农田产呈继续增长的势头，否认‘人口压力下土地过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现象是没有充分根据的。”[57]帕金斯关于近六百年来粮食单产量不断增加的结论，是把人均粮食产量当作一个常数，而根据人口数.耕地数推算出来的。为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粮食消费量（主要是口粮数）是有一定标准的。在其它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大致恒定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人口和垦田数倒推粮食总产量的增减趋势和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大致下限。这是国内外学者相当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较大，且受生产制约。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压低消费，以至“糠菜半年粮”，粮食产量丰裕，就会增加消费，有更多粮食转化为肉类酒类等。正常条件下粮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实际人均消费量，也不等于实际的粮食人均产量。因此，在长时间内把人均粮食产量固定化倒推粮食单产，本身就包含了与实际情形产生较大偏离的危险。程洪就曾对帕氏的上述推算公式提出批评[61]。而且帕氏是选择了近代最好时期（1933年）与近代开始时期（1850年）和解放后（1957年）相比较。这样推算和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掩盖了近代单产下降和解放后单产迅速恢复和提高的事实。

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包括近代）比前代有所下降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但我国封建时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下降的。西方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等，认为封建社会技术停滞，土地单产基本上没有提高，人口却不断增加，必然是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减少，所以封建社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种下降趋势。这种意见，就西欧中世纪而言也未必正确，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最简单的常识判断，宋以前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均有明显进步，亩产也有提高，宋代人口虽比汉唐增多，但农业开发范围也有相应的拓展，劳动生产率理应比前代上升而不是下降。唐宋以后情况比较复杂，分歧也较大。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似较流行，但也有不同看法。估计较高的如薛国中，认为16—18世纪中国农业又有新跃进，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可称为中国的农业革命。他估算万历年间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余粮率分别为百分之45.7、63.3、61.6、75、52、73[62]。根据吴慧最近的计算，清前期（乾隆年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原粮3877.7市斤，合成品粮2358市斤，达到盛唐时的水平。嘉庆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下降[27b]。史志宏对清代粮食亩产.总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算与吴慧不同，但他也认为清初劳动生产率比明代高，十八世纪中叶（乾隆中后期）以后劳动生产率才逐渐下降，至鸦片战争前夕，仅及明代的2/3[13]。看来，清乾隆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明显上升，起码也和唐宋大体持平，否则康乾盛世的出现，清代人口的激增都难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升而降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导致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的显著减少。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限制了正常生产能力的发挥然后是继之以地力下降.生态变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一般用每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数量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但在耕地不足条件下，各个农户会更多地开辟副业门路或外出当雇工，增加农业以外特别是粮食以外的收入，因此，宜把劳动力年粮和年产值两个指标相互参照，既考虑实际上达到的劳动生产率，又考虑可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似乎能更全面地反映农业生产率的真正状况。不过，无论如何，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增长”论与发展论

对我国传统农业的不同评价，除了对农业生产率估算的差异以外，还存在理论和概念的分歧。

近年业西方发展经济学传入我国，影响颇大。根据舒尔兹的理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技术状况是不变的，生产形成定局，进一小增加产量已不可能。下面将要谈到，这一概念未必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实际。帕金斯是服膺舒尔兹的，但他看到了从明代至二十世纪五十所代农业产量一直在增长的事实。他指出，中国人口在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增长了5—6倍，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中国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虽有曲折，但总算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甚至能提供一点维持生活以外的“盈余”。这一增长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至于技术上的变化，不论是由于设备改进.耕种的良好方法，或是由于新作物.新种子，都无关重要。作者称之为“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71]这样。帕金斯就“协调”了舒尔兹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帕金斯的方法和结论，被中外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发展和增长这两个词原来是词义相通可以互用的。发展经济学赋以其不同含义。或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发展则意味着结构和制度上的改革。如陈江参照帕金斯的研究成果，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因素分析考察了清代经济发展轨迹，认为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庞大的人口普遍的贫穷后和社会的停滞，便是这种“增长”的基本特征和必然结果。[35]或以劳动生产率的升降区分发展与不发展。如前引卢锋文根据土地生产率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把整个中国传统农业视作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14]从劳动生产率着眼，又导出“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理论。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牧养牲畜，这一特点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的结合正是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内卷化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72a]以后，黄宗智又提出“过密型增长”的概念。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区分了农村经济变迁的三种状态：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劳动生产率不变；过密化（即内卷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扩展，即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产业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增加，即劳动生产率上升。作者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家庭年收入也有若干程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利用，其代价是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因而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72b]黄书中利用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在水稻生产中增加以肥料为中心的资本投入，一是农业经营重心向集约程度更高的蚕桑业转移[30]。李伯重意在论证明清农业的发展，而黄宗智认为它正好证明了明清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因为蚕桑业单位工作日的报酬低于水稻生产，肥料投入虽然增加，但边际报酬递减，明清水稻产量并没有增加。这是由于理论与概念不同，以致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判断的一例。黄宗智认为，这种“过密型增长”一直延续到八十处代实行改革以前。[72b]

对无发展论提出批评并揭出彻底发展论旗帜的是吴承明。八十年代初，吴承明指出：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流行一种“停滞论”，认为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不能自己振兴经济。（按，中国传统农业被认为是这种停滞的典型）这种理论，有的出于资产阶段偏见，有的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二次大战以后，停滞论受到批判，又有传统平衡论的出现。“用平衡解释停滞不变状态，近年来甚为流行。他们大体是指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里所谓传统平衡，是指传统生产技术的平衡状态，并未确定量的关系。这个理论虽然比较生动，而实际上是停滞论的翻版，意在说中国的旧社会是停滞不变的，有待西方势力来打破平衡，然后引起变化。”并对伊懋可“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作了具体评论。[26]。八十年代未，吴承明又提出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以及“不发展的发展”（Deevlopnent of underdevelopnent）之类的理论。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和一面。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从这里开始。”[25a]他对近代农业生产力作了具体考察，认为“是有一定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在对近代粮食总产量增长，单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估计上，吴承明和大多数研究者是大体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包含着贬义的农业内卷化的提法。他认为，在人口压力下，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的生产是存在的，但它不但对小农的生存有效用，而且从宏观看，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获得足够的食用。很长时期内，在边际产量递减的同时，总产量仍会不断上升，整个近代尚未达到峰巅，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边际产量递减论以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为前提，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不变的，因而不一定完全是边际收入递减的生产。我国传统农业固然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生产，也重视肥料.种子.饲料等资本的投入。小农经济精打细算，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25b]

这种对近代经济史沉论观的批评获得了响应。如王建中认为近代农业确有一定发展，停滞.衰退的主张值得商榷。[21]据报道，衣保中在对东北近代农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论题。他不同意把中国近代农业看成漆黑一团.毫无进退。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农业技术实验化，生产工具机械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近代化在中国已经发生和逐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的主导方面，不应一笔抹煞。”（《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90）

笔者无意在这里全面评价舒尔兹的传统农业理论，但他认为传统农业是技术与产量不变的经济均衡状态的论点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我国历代农业产量的逐步提高已如上述。就传统技术而言，也有一形成发展的过程。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萌芽于商周，奠基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形成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隋唐宋元又形成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以前人们往往把明清视为经济政治都走下坡路的封建衰世，晚近的研究证明明清农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明清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自身的潜力，经受住了人口激增的历史考验。明清农具无重大改革，但农艺有长足进步，新作物的引进.新品种的培育，肥料（尤其是豆饼和粪肥）的增施.多熟种植的推广.土地利用技术的创新，均有可观的成绩，我国农史界公认为精耕细作技术继续发展时期。帕金斯把明代以来农业增产主要原因归结为土地.劳力.资本投入的增多，显然忽视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其实土地.资本.劳力的增加也与技术的推广或进步分不开。如新耕地的垦辟，不但要求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相应增多，而且也是先进技术向更大范围的扩展，有的则直接以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为前提，如南方低洼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即和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分不开，而这正是明清时代意义深远一项技术进步。新品种.新肥源的投入本身就是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复种指数的提高也不单是劳动投入的增加，而是与育种.施肥.栽培等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近代传统农业技术虽无重大改进，但西方近代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已开始传入中国。因此，笼统说明初以来的农业是技术停滞下的产量增长是欠妥的。从这个角度看，吴承明的彻底发展论是有道理的。

近代农业发展篇(7)

摘要：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着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受许多因素影响。本文是从人口角度、农村生产力水平、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农村科学技术创新水平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关键词：城市化 农业现代化 影响因素

一、从人口角度来看

1.农村人口数量及质量

从我国人口数量分布看，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将近8亿生活在农村。全国有7.86亿劳动力，其中农村劳动力比例超过60%。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很高比例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重中之重的是要妥善管理和处理好农村的劳动力合理分配的问题。“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构成的主要特点是，男女构成比例基本平衡，但从农村劳动力的性别构成看，农村女性劳动力占农村比重有上升趋势，而且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绝对数不断增加，这是因为由于市场经济的拉动，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而且农村转移劳动力多以青壮年男性为主，文化程度高，致使农村缺乏有知识文化的劳动力人群。”[1]同时“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如何讲农村人口数量转变为质量优势，对于繁荣农村经济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尤为重要。

2.农村人口素质水平状况

在我国将近80%人口是农民，农民的现代化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已成为农村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比较匮乏，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差。据统计，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的时间与世界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相差四年，与发达的英国、美国等国农业劳动力受教育近20年相差更远。二是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不强，思想道德素质需要提高。随着农村开放的深入，某些腐朽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农村意识形态领域，侵蚀着农民的思想，一些农村宗教、地域、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封建迷信、陈规陋习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农民经营和管理能力低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信息意识薄弱，农民组织化程度需要提高，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需要加强。”[2]农村人口素质不高，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走向城市的瓶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良好发展。

二、从农村生产力水平来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作为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来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雄厚的物质基础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农村生产力同一般生产力一样，推动着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信息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这与科技和管理要素的作用密不可分。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农村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并未根本改观。在广大农村，农业生产仍然以手工劳动为主，大多数地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市场化程度较低，自给半自给经济比重仍然较大；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农民收入不高，生活水平总体上较低；城乡差别较大，农村内部经济发展也不平衡。[3]农业科学技术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然而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比较低，一直处于42%以下，远远地域农业发达国家所占比例。这种状况如不彻底改变，就很难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很难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就不能推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实现。

三、从农村土地制度来看

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始终被认为是决定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由于土地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部门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最基本的方面。特别是对于那些农业比重还很高甚至是国民经济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土地制度更成为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从我国总体技术特征来看，我国尚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广大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特征还相当明显。全社会70%左右的人口仍然要依靠这个最原始产业提供生存保障，近50%的社会劳动人口仍然只能从农业中得到就业机会。”[4]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现阶段土地制度安排必须与农业发展过度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不能超越农业发展阶段去建构现代农业阶段的先进的土地制度模式。现阶段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热情的提高，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又一定程度是回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样的生产模式本身不适合于特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近年来国家年中央政府提出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方式，但由于受现有土地制度的制约影响，发展的趋势非常缓慢。

四、从农村科学技术创新水平来看

技术创新是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能力。我国农业创新新技术供给不足。近几年来，几乎没有出现重大突破性进展。其原因在于农业高新技术体系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农业资源开发技术发展不平衡。缺乏有效的农业高新技术推广中介机制，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通过转化机制缩短技术创新时滞，缩短技术发明或缩短与使用者之间的距离。农业技术推广则是重要一环。从目前看，农业推广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推广工作以创收为主要目的，停留于物资性技术买卖等是影响中国分撒经营农户吸纳新技术的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农户客观上缺乏采用新技术的资本，主观上又由于农业技术潜在的风险性，其资本和劳动投入的非农化趋势十分明显。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于农业技术的投入，投入比重也是逐年增加。以此来面对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科技发展水平仍较为落后的现状。这一重要的政策转变更着眼于长远发展，也同时对农业科技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建立稳定的农业技术增长的长效机制。

综上所述，影响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因素还在不断出现，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来促进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健康发展。（作者单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卓.《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2004年第6期。

[2]左涛.《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困境及其策略探讨》，《传承》，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