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篇(1)

关键词：近现代；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727-03

体育文化，是由生活在不同地域中的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创造出来的有关体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本研究以1840年为近代的起点，以1949年为现代的起点，以中国区域为基本视阈，从体育文化内部结构的三个层面――体育运动项目、体育制度、体育思想入手，界定对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集中探析近代以后，在中国区域范围内，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问题以及对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并对未来发展走向做出预测。

1顺应与征服――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英国学者麦肯托什说过：一个社会的体育文化状态与该社会的身体观、生命观有直接的关系［1］。中国体育文化是指由中国古代文明演化而成，在农业经济背景下，以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观、生命观为思想基础，以独特的养生术、武术为主要外在表现形式的体育文化现象。西方体育文化则是指由古希腊文明演化而成，在工业经济背景下，以西方近代科学的身体观、生命观为理论依据，以特殊的竞技运动为主要外在表现形式的体育文化现象。中西方体育文化因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处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形成了迥然各异的风格，成为世界体育文化宝库中两朵交相辉映的奇葩。

1.1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核与外显特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丰沃土壤，很早就已经建立起独立的精神本原。

首先，“贵生”、“重己”的身体观及其对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贵生”的思想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历代尊为六经之一的《尚书》已有明确的表达。

其次，“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与独特的自然养生思想的形成。如果说，“贵生”、“重己”的身体观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那么“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则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操作性的理论指导，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内容繁多，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设计出来的［2］。

这一独特的体育文化成果不仅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且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因而，在相对封闭而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进程中，传统体育文化一直作为中国人造就身心健康的主要理念向导和基本手段来源。

1.2西方体育文化的内核与外显特征古希腊作为西方体育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狭窄的国土，瘠薄的山地以及濒临海洋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希腊人漂泊不定与海上冒险的生涯，在强大的自然力的面前，希腊人既惧怕大自然的威力，又不甘屈服于大自然，使古希腊人逐渐形成了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天人对立”的身体观和生命观。

“天人对立”的身体观和生命观承认“人是客观性的动物”，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差别、对立和矛盾，并力求克服这种矛盾。西方体育进一步追求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探索精神，把对身体的生物学改造视为维持生命健康的有效手段。逐渐形成了以更高、更快、更强为价值取向，以主客两分、身心两分的科学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超越生理极限为基本原理，以竞技性、娱乐性运动为基本手段的西方体育文化之特定模式。源于不同自然环境与文化土壤的中西方两种体育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沿着各自的运行轨迹曲蜿延伸、壮大发展。但是，同所有文化形态一样，中西方体育文化各自的演变过程也决非是一个自我禁锢的封闭系统。在漫长的体育文化历史进程中，以迁徙、聚合、贸易、战争为中介，也曾促使过两种不同质态的体育文化冲破本民族的疆界，在各自相邻的“文化圈”内与不同的体育文化形式相激相荡、互识互融、传播扩散。但直至19世纪中叶，遥相对望的两种异质体育文化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面积接触与多方位联动。

2渗透与引进――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出现

2.1强势输入――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登陆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中国国土上的出现，及其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的登陆而强势输入的。近代的中国人，最早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开始初步接触、了解和认识西方体育文化的。从1839-1900年前后，来自美国、英国的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以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以及由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各种体育训练班、专门体育学校为主要媒介，形成了一个辐射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组织网络。有关西方体育文化的各种信息流最初主要是通过这一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向近代中国的。

2.2主动学习、由表及里、选择性借鉴

2.2.1西方体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些著名学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维新人士。他们认为改良社会和救国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体育的社会功能。他们根据西方的进化论原理，积极主张强身、尚武、耻弱思想，吸取西方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体育观，为后来的清末“新政”开拓了道路。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吸收了改良派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倡武装斗争，进而从军事意义的角度认识和发掘体育的作用。他们高度提倡尚武精神，主张“强国必先强身，强身必行体育锻炼”。“游戏，美育也，兵士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3］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倡导“尚武强国”思想，既反映出对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的自觉接受，同时也启发了一批人对西方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与此同时，有代表性的西方体育思想也不断地通过各种载体相继被传入中国。西方的体育思想和体育观念以其鲜明的科学主义内涵和独特的人本主义精神强烈地冲击着军国民主义下的中国体育，这些西方体育科学研究成果大量的本土化移植，无疑对重新审视并解构传统体育文化，构建近代新型的中国体育文化体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科学基石，也为中国体育文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提供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指南。对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理性化、科学化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响作用。

2.2.2西方体育文化中社会性建制的借鉴与引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虽源远流长，但总体而言，有关体育文化的社会性建制系统的发展程度是很低的，直到西学的兴起与设立，才开始模仿西方的做法，将“身体运动的技艺”作为一种教育的内容，而纳入到正规化社会组织建制――“学校”制度的结构体系之中，在社会结构中给予体育文化以正式的“一席之位”。

由于西方竞技运动所特有的竞赛制度的引进，使得近代我国竞赛体制不断完善。到20世纪20年代，与国际竞赛体制基本相适应的中国竞赛体制初步形成。1931年中国奥委会组织的诞生，标志着西方体育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组织与制度的中国本土化移植过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旧中国体育组织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与对接奠定了基石。

2.3交流中的矛盾与冲突在西方体育文化输入、引进、借鉴的过程中，面对西方体育文化强劲势头，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本土体育文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中西方体育接触、碰撞过程中，正是借助西方体育文化这一“他者参照系”的“映照”与“反射”，促使了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反观并重新审视具有悠久传统的本土体育文化。

“文化中心论”认为西方近代体育内容在我国“古已有之”，许多为“实窃我中国古圣绪余”，［4］表现出以我为中心的骄傲自大和自欺欺人的心态，对西方体育文化不屑一顾。“功利主义论”。认为西方体育运动形式含有“贵族性质”，称之为“形式体育”。而本土体育则才是“实质体育”，认为运动形式的“目的本不专在改良体形，还得兼顾其实用价值［4］，主张从本土传统体育形式中选择拳术、击剑等兼具武艺效果的运动方式，以备实用。“文化多元论”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提倡向西方体育文化学习的同时，要珍视自己的“国粹体育”，并发掘、改革、发展本土体育。主张“务使全国国民无男无女，咸知体育之可贵。不拘动的体育、静的体育，各以相当方法，收体育之效果。”［4］

以上观点各抒己见，激烈争论并相互较量。以武术界人士为代表的一派，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主张提倡“国粹体育”，认为“吾人愿大声疾呼以告全国之主持体育者！曰：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发展体育，起敝振衰，非提倡土体育之国术不为功。”［5］

以留洋人士为代表的一派，则坚持提倡“西洋体育”，认为“今后欲应社会需要，为捍卫国家计，宜训练智勇兼备之士，养成跑跳奔攀之技，决非土体育所能奏效。”［6］言辞虽有偏激，但双方争论激烈程度可见一斑。真实地反映出中西方两种不同性质体育文化碰撞后所引发的对立、排斥、矛盾等冲突现象。

2.4交流中的碰撞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在“土体育”与“洋体育”之间的论战，对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催生了一系列新武术思想，提出了新型的武术家的理想模式，建立了近代武术竞赛制度。传统的本土体育文化――武术就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渗透、刺激下，出现了从武术思想到科学理论、从运动内容到竞赛方式的吐故纳新与重新构建，使之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力。

3主动借鉴与积极引进――现代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

3.1选择性的体育文化交流50年代初期，为尽快建立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中国体育文化新体系，新中国把学习和引进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文化体系为我所用，作为奠定新中国体育发展基石与构建新体系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

50年代期间，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同盟国中借鉴体育文化的先进成分，同时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以英美体育文化为中心的近代中国体育进行了重新估价，从怀疑、批评、批判直至否定。一种在西方体育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并经过蜕变而成的“新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模式，伴随着快速化、整体性的移植，迅速在新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种具有苏联东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新体系初步形成。

60年代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社会环境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外来体育文化信息的获得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新兴力量运动会”；另一是通过“乒乓外交”。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通过了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名古屋决议”，闻名于世的“奥运模式”诞生，它标志着中国体育将进入一个融入国际体育大舞台，与西方体育全面接轨的新时期。

3.2全面性的体育文化交流3.2.1积极引进与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新兴的体育内容为我所用二战后，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科技革命的浪潮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为西方体育的科学化、普及化、生活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西方体育文化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西方体育文化基本载体的运动内容、运动手段日益丰富，富于田园主义色彩的古老运动项目焕发出青春活力，体现着现代社会精神的新兴运动项目相继诞生，许多项目成为西方体育文化乃至世界体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3.2.2加强对外交流，主动学习、及时吸收西方现代先进的运动技术、训练方法和手段，以全面获得和长期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抗衡的能力中国竞技运动项目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研究国际竞赛规则，在博采众长并形成自我风格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随着中西方体育交流的不断加强，西方先进的运动技术、战术、训练方法与手段将源源不断地传入我国，为中国体育运动水平的进一步完善与提高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和借鉴对象。

3.2.3积极借鉴和引进西方现代体育的社会运作机制和制度，为现实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与范本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催发着传统体育体制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体育体制，便成为当代中国体育文化体系社会建制子系统重新构建的核心任务。6大类改革思路和29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进［7］，为中西方体育文化社会性建制成果的接触与交融在中国开辟了一条借鉴与参照的“地带”。在中国体育职业化进程中，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职业体育及其运作模式，首先成为中国体育参照的对象与学习的范例。经过一段时间的引进与吸收，一种体现西方市场经济原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自我生存与发展活力的中国职业体育文化初具雏形，并逐渐日趋规范化。为中国体育文化市场的开发和中国体育的产业化进程，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经验和管理运行模式，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2.4西方现代体育文化思想――“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与普及以古希腊体育思想为本源和主流，历经文艺复兴运动与现代科学革命洗礼，伴随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相运而生的现代西方体育思想，其核心内容集中表现在“更快、更高、更强”和“均衡发展”两大主题上。随着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体坛，与西方体育文化之大成之作――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面接轨，对代表西方体育文化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研究与认识也不断得以深化。9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者不断地从历史学、文化学等视角深入发掘奥林匹克思想的内涵，并以中国数十年体育实践的特殊感受，阐述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理解，并致力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本土化传播与普及。

与中国体育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的同时，蕴藏着深邃的文化内涵、拥有丰富的内容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逐渐引起了西方人的好奇和兴趣，并逐步受到关注与青睐。

4共生与并存――未来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

150多年的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与传通正在成为历史，以全球化为时代特征的新千年已经到来。伴随着全球化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也日益频繁，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在精神方面出现种种危机，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反思与自省，并急于寻找他种文化参照系以反观自身，也由于众多后殖民社会的急剧发展逐渐摆脱过去的边缘从属地位，急于更新自己的文化，在现时代中重新发现自己，东西方文化交流将在21世纪进入一个崭新的繁荣阶段。

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既具有各自民族特性，又具有人类共性，民族特性使各民族体育文化有自己的长处，人类共性使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可以相互交流、涵摄。而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也是在不断地相互交流、借鉴、融合中发展、演进而成的。东西方体育文化自古代所存在的差异，并非简单的优与劣、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分和比较。如果说中国体育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下的“柔性”文化，表现为“柔、儒、和、静、文”；西方体育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对立下的“刚性”文化，表现为“力、动、野、武、竞”的话，如果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明显表现为“娱己”性，西方体育文化则主要表现出“娱他”性的话，未来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将会出现在“共生并存”、“平等相处”基础上的“相互交融、刚柔并济”之新趋势。

根植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传统体育文化，在其悠久的演进历程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和发展的生命力，只要民族的文化能够延续，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就在。如果从过去百年历史来看，西方体育文化以其竞技活动独特的观赏性、娱乐性、组织性、规范性特点获得了“强式”文化之优势，对中国体育文化产生过强大的影响力和冲击力。那么，对于当代西方而言，尤其是对于缓解西方后现代社会全球化快速变迁下的心性问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将以丰富的精神内涵性等西方体育文化所缺乏的价值优势，在未来中西方体育交流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和宽广用武之地。有可能也应该为世界体育文化宝库提供一种古老而崭新的动力系统和丰富的体育思想与身心健康手段来源。

百余年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历史证明，异质文化间的差异规定了两种文化体系在交流中，既要保持原有文化形态必要的“张力”，又要铸造异质文化因素必要的“催化”格局，中西体育文化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彼此相互渗透，从两极对立到走进彼此，从排他走向共容，一极必然渗透和包含了另一极的某些合理因子，两极的张力越大，彼此的渗透力越强，文化总量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伴随着全球化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趋频繁，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将进入一个共生与并存、共享与并荣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 任海.中国养生术发达之初探［J］.学术园地，1992，4：7.

［2］ 任海.中国养生术发达之初探［J］.学术园地，1992，4：8.

［3］ 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205.

［4］ 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9，51.

［5］ 谢凌宇.试析中国三十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M］.中国体育史论文集（四）北京：中国体育史学会编，264.

近代文化交流篇(2)

在20世纪即将翻过最后一页之际,“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8月15~20日在绿树如云的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世界各国的40余位学者集聚一堂。分别从不同侧面,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方法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近代科技传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科技传播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之一。如何评价近代科技传播过程中中方地位的问题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关注。美国学者认为,近代科技传播主要是由西方传人中国,但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由东方传向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既有被动,也有较主动的时候,中方不是完全的被动,传统的东西也不是一下子被改变的。许多改变是中方主动选择、适应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踏上特殊的近代化道路的,而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则是这种演变的缩影。另有学者强调,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看待传统,分析传统中缺少哪些现代成分,并指出缺少科学精神是传统的一重大缺陷。时至今日,仍面临从缺少科学的文化向科学文化转型的任务,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合流是一个必然趋势。关于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反应的阶段问题,有学者从总体上作了如下划分: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至1757年乾隆禁教为第一阶段,从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至1900年为第二阶段,本世纪前20年和“五四”时期是为近代科学的全面移植奠定思想和物质基础的第三阶段。有的学者提出在这3个阶段之前应还有一个阶段,即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史地知识的引进和更合理的世界历史观念的输人以及中国有识之士对这些知识和观念的吸收采纳的独特阶段。近代科技在中国传播的途径是多样的。有的学者认为在19世纪,传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且因组织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如广学会体系、内地会体系等。有的学者则以近代博览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为透视点,从一个新的侧面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认为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博览会的认识经历了从玄奇到邦交再到商利和文明交流的若干阶段,随着对博览会社会功能认识的逐步加深,开始以博览会作为传播科技和文明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无可置疑,近代科技传播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与会代表从纵的方面对不同历史时段进行了考察。有的学者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传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这一时期的科技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政治产生了变革性的历史影响。有些学者则分别分析了西方现代化和近代西方科技译著对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影响。对于“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效应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赛先生”二仁要体现在思想方法上而不在科技上,后来则走上整理国故与国史辩之途.另一些代表从横的社会层面对近代科技传播的影响予以分析。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提醒人们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给生活方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经济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与发展促进了发明创造,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创造了一批名牌产品,增强了民族工业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力,是民国时期经济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民国时期科技及其应用水平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其在华企业。另有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是近代中国文化递进媲变的关键因素之一。还有些代表细致分析了某些具体学科技术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近代西方矿冶技术知识的传播不但促进了中国矿冶业本身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亦是长期以来对封建势力所固守的封闭、僵化的思想文化藩篱造成的有力冲击。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实验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动了农业教育的改革,引进了大量的优良物种、农业机械,并指出西方近代农学的传人的观念层面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士不习农”的旧观念,引人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2西学东渐与各学科技术引进

从各学科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对西学东渐的影响加以具体考察是本次会议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特色。在物理学方面,有学者认为近代物理学并非古代物理学的直接继承,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整个过程中,我国对科学知识的探讨胜于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追求。作者进一步阐述近代物理学是近代科学中的先驱学科,它所引起的思想方法上的变革尤其是对哲学的影响不可低估。在化学方面,有学者分析了近代化学发展轨迹并对中西化学思想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化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经验性和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系统阶段。理论系统阶段的理论基础、方法、科学规范基本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化学与西方缺少可比性。作者转而将中国古代炼丹术与西方炼金术予以比较,对中国炼丹范式未能走向近代化学的原因作了剖析。在近代造船业方面,有学者认为引进西方技术建厂造船,创办翻译馆出版科技译作,创建船政学堂及派遣留学生是中国学习西方造船技术的3条有效途径。在近代海军教育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是随洋务运动而兴起的,是“师夷长技”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还通过对福州船政学堂的具体考察,指出近代海军教育不但培养了各种专业人才,促进了海军的发展,且对我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文化交流篇(3)

一、洋务运动是最重要的起点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被迫融入国际社会，尽管中外交往十分不平等，但是交流毕竟开始频繁起来。

1861年，一批决心自强的清朝官员开始思考和解决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分裂，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主张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继续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在这场改良运动中，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量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生产技术，还组织翻译了大量外国科技书籍，并派遣了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带回来先进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当然，服装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金发碧眼的洋商人穿来了满清人民从未见过的“奇装异服”，归国的留学生也穿回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西式学生装，而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种新奇的洋服洋布。人们旧有的着装方式和意识开始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二、世博会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媒介

提到中外交流，一定不能忽略的交流活动即是世博会。世博会是全世界全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创造、新设计等等伟大的聚会与表达。据文献记载，从1851年到1949年的九十八年间，国外先后举行了37届世博会。

世博会在近代中外服装设计传播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1876年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场馆，中国参展的艺术设计作品主要有丝绸、玉器、铜器、金银器、景泰蓝等传统工艺美术品。在会上，中国的丝绸和服装震惊四座，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令在场的人叹为观止。

世博会是一个世界文化艺术、艺术设计等交流与传播的大舞台，服装设计也在此得到一定程度的交流，各国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中西服装设计和中西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人们在追逐时尚中改写了历史

在中外服装交流中，充斥着各类人群，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近代中外服装的变革与流变，他们直接间接地促进了中外服装的交流与发展。在那个时代里，纵使社会动荡，时代变迁，仍然有一群人，他们淡定地追逐着时尚，追逐着他们执着的时髦。这个人群包括留学生和进步青年，他们朝气蓬勃，喜欢新奇的事物，倡导新式服装，为那个时代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个人群还包括电影明星和交际名媛，阮玲玉、胡蝶、陆小曼，她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服饰流行的方向，她们也是各类流行服饰最鲜活的广告。

中外服装交流潜移默化地发生在最简单的生活中，发生在最可能发生的中外各界人士云集的租界，也发生在交流频繁的西餐馆、百货商店，甚至是街头、广场。据《上海地方志》记载，租界地区一直是上海百货零售业的中心。这里所销售的“环球百货”不仅满足了外侨的需要，也让部分上海市民十分热衷。就在这种看似肤浅的“热衷”中，完成了不那么肤浅的西风东渐的历史性传播。租界也是一个巨大的熔炉，这里有咖啡厅、西餐厅、舞厅、夜总会，这里三教九流，歌舞升平。人们在这里以一种宽松善意的态度去接纳西方文明，这一了解和接纳，中国人的服装就被改变了。此时，各种综合性百货公司，在那个时代频繁地进出着各式各样的“国货”和“舶来品”。这个时期，百货公司更像一个“邮差”，负责把西方商品搬运过来，而包括服装在内的各种商品就在这种“邮递”中相互交流和吸收，并得到发展。

四、广告与中外服装艺术设计交流

19世纪末期，“西服东渐”的现象正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明显的表现出来，除了大街小巷，除了租界商店，报纸期刊上也充斥了流行的字眼。清末的上海报刊业已初具规模，《六合丛谈》《格致汇编》《圣心报》《益文录》等，比比皆是。后又有《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等。那时很多报纸杂志都已开辟了服装栏目。比如《时报》与它的《服装号外》，《申报》与它的《衣服号》。这些专栏经常不定期地刊登有关时装会、设计师新作的消息，这给当时半推半就地认识与接受洋派服饰的中国读者有了一个可以直面的具体形象与理论引导。这些专栏还经常刊登影星、交际花、女学生等种种名媛生活、服饰方面的文章，建立了一个时髦的参照体系，仿佛教科书一般发挥了与思想启蒙相并列的生活启蒙的作用。

这个时期不能不提到的特色广告绝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月份牌。月份牌最初是一种传统的年画样式，后来被商业利用来作为宣传商品、促进商品销售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商业招贴广告。最早利用月份牌作为商品促销手段的是行，随后月份牌被作为香烟、化妆品、服饰等商品促销的赠品。月份牌上通常绘制着时装美女，她们多是当红的电影明星或公众女性形象，她们往往身着各种时尚的旗袍，或外罩裘皮大衣、洋绒外套，脚蹬高跟鞋等。在月份牌上，我们能鲜明而直接地触碰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对话，而这种特殊的商业广告为中西服装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服装发展史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缩影，从原始社会的兽皮野草到如今五彩斑斓的各式时装，从遮羞到装饰，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服装变革，人类文明也历经了无数的变迁。服装作为人类共同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应该是没有国界的，服装设计的发展需要传统，需要传承，更需要交流，需要革新!

中外服装设计交流始终是中外服装设计乃至中外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这种交流促进了现代服装设计的更新与发展，促进了中西服装文化的融合。我们在交流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将服装设计推向更加多元化，更加繁荣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华梅中国近代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2]华梅.服饰与考证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3]袁仄瑚月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三联书店，2010

[4]张竞琼.从一元到二元.近代中国服装的传承经脉.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

[5]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近代文化交流篇(4)

3位祈祷的台籍妇女，中立者左手掌心一只张望着宝岛台湾的眼睛、葱茏的绿色凝脂疑沉，交错出嘉义公园犹如出离现实的幻象之美、着重构图且色彩浓郁的台南红墙庙宇、以敏锐的感性描绘后印象派的玉山雪景……一幅幅画作中的人物、宝岛村镇和美景，传递出台湾百年美术史的艺术符号。

首次台湾百年美术展

对许多人来说，最熟悉的台湾美术作品，自然是“渡海三家”张大千壮阔生动的气韵，溥心畲超逸空灵的气息，黄君璧意趣生动的气象。近些年随着两岸美术交流的频繁与热络，刘国松、陈正雄、江明贤等台湾画家也逐渐被大陆美术界所熟悉。但总体来讲，大陆民众对台湾美术发展的了解并不多。

4月2日，由中华海外联谊会支持，全国、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共同主办，台声杂志社协办的“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名誉会长张克辉，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全国组书记粱国扬，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富卿，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执行长苏进强、董事长林博文，中华台北奥委会执行委员吴经国，以及本次画展策展人廖仁义，部分参展画家出席并为开幕式剪彩。此次画展展出的作品，创作时间从1911年至2011年跨越百年，不仅梳理了台湾近现代美术发展史，也展现了台湾美术百年来发展的成就。正如全国组书记梁国扬在开幕式上所言，“两岸渐次开放至今，两岸文化交流日趋热络，画家、艺术家在两岸之间互办画展难计其数，几成风尚。仅全国参与和主办的画展就有数十起之多，但大多是个展、联展，或区域性的展览，成体系成规模的大型画展始终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本次画展是台湾百年来重要名家代表作首次集中在大陆展出，是两岸美术界一次集大成的交流，规格、规模堪称空前”。

“这次画展得到了两岸各界支持。”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执行长苏进强表示，画展不仅得到了包括连战、宋楚瑜、谢长廷等岛内政界人士的支持，也得到了全国等大陆相关部门的肯定。由两岸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令人欣慰。在他看来，此次参展的画作，不仅只是色彩的涂抹与线条的勾勒，而是包含着历史人文社会的内涵，呈现画家内心世界与时代的图像。通过观看展览可以回顾台湾近代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的多面向也在图像中展现出来。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对记者表示，此次展览由台湾民间组织发起举办，得到台湾多家收藏机构和个人的倾力相助，使得许多作品首次跨海。这种展览模式无疑也拓宽了两岸美术交流的通道。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本次展览策展人廖仁义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本次参展的作品，都是画家创作生涯之中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这些作为台湾画坛最具代表的作品，展现了不同流派和风格，极具代表性。此次活动是两岸艺术家交流的良好契机，但它并不是一个句点，而是一个起点”。

隔海相望但文脉相传

从历史发展角度观察台湾美术发展的视野，使得此次展览涵盖了台湾几代艺术家的作品，既有老一辈艺术家的经典手笔，也有中生代、新生代艺术家的多样探索，从中可见艺术家们对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无疑，“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可看作这种文化传承所结出的硕果。

4月26日，由中华海外联谊会、上海海外联谊会支持，全国、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上海文化联谊会、中华艺术宫共同主办，上海市、台声杂志社协办的“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展。当天，全国会长汪毅夫、全国组书记梁国扬、海协会副会长王在希，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会长沙海林，上海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丁志坚，全国副会长、上海市会长林明月，全国副会长杨毅周，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中华艺术宫副馆长李磊及台湾三三会会长、台湾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江丙坤，台湾“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兼院长田弘茂、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执行长苏进强、台湾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林文程及台湾参展画家代表郑在东出席开幕式并剪彩。

正如全国会长汪毅夫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说，“综观近百年来台湾美术发展辉煌成就，是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的结果。其流变轨迹，有西方美术及日本美术发展的浸润，但始终未脱离中华文化的影响。‘渡海三家’赴台以来，在台湾画坛刮起传统水墨之风，深刻影响了一代代艺术家；台湾本土出生的美术巨匠郭柏川、陈澄波等早年也都曾在大陆教学、生活，这些宝贵经历在他们日后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其中可见台湾美术发展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两岸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能体现出比物质更强大的整合力量。台湾美术与大陆美术一脉相承，只是近百年来的疏离使两岸美术处于不同的发展境地之中，台湾的传统美术与大陆美术有着相似之处，但同时又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现代艺术的发展则长时间走在大陆前面。台湾著名画家江明贤认为，“台湾美术的有容乃大、江河入海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包容精神的体现”。在一个社会群体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行动者，然而共同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可以形成彼此心灵的“公约数”，从而能够有效沟通，消除隔阂、促成合作。这些观念、情趣和方式自然属于文化范畴。“展览不仅展示了百年来台湾美术的发展变迁，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两岸的历史，看到近代史的一个截面。”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荣誉理事长李永萍对此次展览如此评价道。

同根同源、同宗同文，同属中华文化的海峡两岸，在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持续不断的两岸交流在不停地弥补两岸疏离岁月所带来的差异，交流也为两岸艺术家带来更多的创作和互享信息的机会，为两岸美术的发展带来值得借鉴的经验。

多元时代的台湾美术

台湾文化中，除丁承袭中华民族的重要资产，也兼容并蓄地含括外来殖民统治者所有遗留的文化元素，虽与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却也因特殊历史遭遇，形成多元丰富的文化面貌。台湾的绘画除了沿袭中华文化的传统，也因地理、政治等因素，在历史的轨迹中展现出别具一格的美学面貌。

4月3日，在展览开幕后的隔天，一场关于多元时代下的台湾美术的论坛悄然举行。作为此次“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的分支活动。来自两岸的画家、艺术评论家就“台湾美术的现代性探索”、“从传统到现代：台湾水墨的源流与递嬗”，“漂浮的当代性：台湾当代艺术”等议题进行了广泛和真垫的畅谈。

全国组书记梁国扬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举办论坛，搭建交流平台，让两岸艺术家有深入的交流，碰撞出新的、有益于中华文化发展的火花。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执行长苏进强则期许，与会者借助论坛，探究台湾美术百年来发展背后的人文、历史和经济、政治等不同面向，并探讨如何使中华文化得以永续发展。

近代文化交流篇(5)

以下内容由收录，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把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好。湖北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有24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5%，是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省份之一。湖北统战系统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推动中央关于民族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增进政治认同。强调：“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就是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做好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加强民族团结的各方面，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中流砥柱，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切实增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增进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不断挖掘和大力弘扬各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引导各族人民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持续深化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们的心灵深处。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以民族大义为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重，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发展繁荣。

近代文化交流篇(6)

[关键词] 语言交流 ；日语外来语；阶段 ；引入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9-116-2

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的交流，从时间和规模来说，都是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所无法比拟的。从东汉时期起中日两国间就产生了有文字记载的联系。从中国大陆传入到日本的汉语，至今仍在日语中被大量使用。在整个古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可以认为是单向的，即由中国传入日本。在唐代，日本大规模地向中国学习，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日语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都是由汉字演变而来的。

但是到了近代，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中国开始大量地学习日本。在19世纪末期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年，中国就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进入20世纪后，出现了日语词汇开始大量被引入到汉语中的现象。特别是在近代，日制“汉语”大量地进入到了中国的汉语之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很多就是从日本引入的，这些名词和术语大部分是在近代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而融入到汉语之中的。

一、近代中日两种语言交流的各个阶段

中国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先后主张洋务运动与西学东渐，开始学习并翻译西方语言的书籍。由于通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成功地学习了西方的技术与制度，中国在这一进程中，除了自行翻译西方的相关文献和资料之外，也开始积极向日本学习。由于日本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比中国早，所以相当多的西洋文化中的词语是首先经日本学者翻译成汉语，然后通过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而传入到中国的。另外中日两国语言同是建立在汉语的基础之上的语种，因此日制汉语词汇就比较容易被国人所接受，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之后，逐渐进入汉语圈并成为汉语的固定词汇，这些词汇在现代汉语的构成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沈国威通过对中日两种语言交流史的研究揭示了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首先，关于近代汉语的形成过程，可以被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近代前期（16世纪末期～18世纪末期）

（二）近代后期（19世纪初期～20世纪20年代）

准备期（1807年～1840年左右）

发展期（1840年～1860年左右）

官方翻译期（1860年～1880年左右）

停滞期（1880年～1895年）

日语引入期（1895年～1919年）

同时，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整理，描绘出了语言文献资料传承关系的轮廓。其主旨可以归纳为如下所示：

初期西方著作后期西方著作・中国人写的地理书・日本西洋学著作

幕府末期・明治时期的翻译类书籍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翻译类书籍

（表示影响关系，・表示并列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日语言交流过程中，“日语外来语”大规模的被引入到汉语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1919年以后，留学日本的学生的数量开始大量地减少，同时日语词汇的流入也开始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完全终止，此后的一段时期，仍然有一些日语词汇不断地被汉语所吸收，只不过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征，而这在以往的研究里是没有被重点提到的。

二、近代中日语言交流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特征

明末清初开始，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布教，同时把西方的天文地理、社会科学知识也传到了中国，并和国人合作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了很多新的学术方面的用语，对汉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同时，也有很多欧美人士开始登上了日本的国土。有很多西方的著书被介绍到了日本，在日本产生了一大批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这一阶段中日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国内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国内相关人士合作翻译西方文献资料完成这一过程。而在日本国内，则是一些本国学者完全通过自身的学习和钻研而编写相关著作的。这也导致了西方文化在传入中日两国时对于两个国家语言系统的影响也是有差别的。之后中日两国各方面专业用语形成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方面的影响。

另外，从中日两种语言对照的角度来说，可以把近代中日语言交流的过程及各个阶段的特征概括如下：

（一）第一阶段（1840～1867年）

1.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新的传教士来华，西方学著再次在中国发行传播。

2.日本：西洋学（兰学）持续盛行，成为幕府末期日本社会的主要科学，多种英日词典被编著出来。

特征：汉语和日语分别出现了新的词语，两种语言之间没有交流。

（二）第二阶段（1868～1877年）

1.中国：1868年成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英汉字典和西方译著盛行。

2.日本：明治时期最初的10年，除翻刻部分西方译著外，日本启蒙学者的著书成为中心。

特征：汉语和日语分别出现了新的词语，两种语言之间没有交流。

（三）第三阶段（1878～1886年）

1.中国：江南制造局和北京同文馆继续出版汉译版的西方学著。

2.日本：明治10年代，文部省编译局活跃，处于学术用语的转换和开拓时期。

特征：日本在这一时期创制了大量的专业用语。

（四）第四阶段（1887～1896年）

1.中国：汉译的西方学著开始衰退，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

2.日本：明治20年代，专业书籍多数出版，专业术语被大量创出。

特征：日语在各个领域继续创制出大量的专业用语，但汉语和日语之间仍然没有交流。

（五）第五阶段（1897～1907年）

1.中国：日文书籍的翻译盛行，日制用语的移入开始进入全盛期。

2.日本：明治30年代，专业用语形成体系，进入调整整合阶段。

特征：日制专业用语开始进入中国并被引入汉语。

（六）第六阶段（1908～1919年）

1.中国：开始从日文书籍的翻译转为日文书籍的编译，然后又转向欧美书籍的翻译。

2.日本：从明治时期进入到大正时期，专业用语中的基础用语已经基本确定。

特征：日制专业用语继续被大量引入到汉语中。

在第一、二、三、四的前四个阶段中，中国和日本都引入和学习了西方学著，但两者的学问体系是有所差别的。日本的西洋学主要依据荷兰语来展开，而中国的西洋学主要依据拉丁语和英语来进行。由于这个因素，日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在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各方面有一半以上的翻译用语都是独自创造出来的，因此在经过最初阶段的启蒙期之后，日语很快便进入了大量创造发明新词语的时期。

在中国，虽然19世纪中叶开始翻译西方学著的活动也很盛行，并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就开始衰退，转而开始以留日学生为主的翻译日本学著的活动。在这之后的一段时期，日语中的专业用语被大量地引入到汉语之中，一直到1919年的“”出现反日浪潮为止。

三、新时期中日语言交流的特征和课题

20世纪末，伴随着日本的动漫、流行音乐、电玩和影视作品等大量进入中文圈，又有许多新的日语词语，如“女优”、“攻略”、“宅男”、“萌”等开始在汉语中被借用。“暴走”一词是因日本的动漫游戏而进入到一部分人的生活圈之后，慢慢流传开来的。而类似“达人”等一些词汇已经开始出现在一些中文报刊和杂志上。一般来说这个时期进入到汉语中的日语词汇由于时期尚短，社会仍持保留态度来看待，只是将其当作一种“流行用词”，而并没有真正地视为汉语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用来描述社会现象，而且无法准确翻译成中文的“日语外来语”，如“暴走族”、“”、“少子化”、“人气”等词汇，已经经常被香港与台湾的新闻媒体直接采用了。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一样，“日语外来语”大规模的被引入到汉语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1919年以后，伴随着留学日本学生数量的减少，日语词汇的流入虽然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完全终止。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汉语吸收“日语外来语”过程通过编著辞典和相关书籍的工作而持续进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一段时期，对于“日语外来语”的吸收已不仅仅是引进日语词汇，更主要的是对于已经流入到汉语中的日语词汇进行消化、吸收或淘汰，进而使其规范化的过程。笔者认为，如何规范化汉语中已经存在和新出现的“日语外来语”词汇，对于汉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今后有必要在这一方面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近代文化交流篇(7)

关键词：中西文化；定义；交流；冲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成熟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中国进一步融入了世界这个大家庭。再加上网络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交通和通讯的无比便利，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潮期。自然而然，中西方的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有了各种接触，这中间有冲突碰撞也有交流融合。事实上，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就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汉代的张骞通西域，自那以后，两千多年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便再无中断，即使是战争期间，民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如火如荼。

一、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且具有权威的。泰勒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认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尽管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但目前最常用的文化定义就是这个。

具体来说，我们的中国文化一般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所以中国文化就是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并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统领的主流文化。

同样，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都是气象万千，源远流长。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具体地域上，就是指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文化系统中占有统治地位、被普遍认同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各种亚文化不包含在内。

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清代后期，中国古老的国门被迫打开，自此之后，西方文化元素就争先恐后地，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西方文化来到中国后，迅速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融合，如“洋泾浜”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它们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当然，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也正在不断走向世界。

近些年，从各种媒体上，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地华人组织庆祝节日活动，越来越受到当地人民的关注、欢迎。所以当代社会下，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逐渐显得多元化。不仅有西方对中国的，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影响到西方一些国家。事实上，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自上而下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域都参与和感受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无论是在物质文化层面，还是在制度抑或精神文化层面都是如此。

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娱乐文化深深的影响到中国人的传统娱乐观念。比如说作为西方文化元素代表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它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好莱坞电影不仅打开了中国庞大的娱乐市场，这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这种娱乐文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而且使当代中国人更倾向于这种文化娱乐方式。还有就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如餐饮文化、着装文化等都已然在中国落地生根。现在西装已经成为中国普遍的服装，当然在全世界这都是基本惯例；快餐上两大巨头肯德基和麦当劳毫无疑问，早已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人们逐渐接受西方的这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住建欧式别墅，去西餐厅吃各种西餐，去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喝咖啡、讲英语成为很多人理想的有品位的生活的象征；尤为甚者，在西方的节日面前，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堪一击，现在我们过的是圣诞节、情人节甚至愚人节，而我国本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节俗，逐渐被人忘记。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念方面，西方人重利，这种观念无疑改变了中国人关于利和求利、钱和赚钱的传统看法。个人用正当手段去追求利益、追求合法的利润，不再被看作不道德、丑恶的事情，而逐渐变得正当合理，相对应的金钱也不再被人们看作是万恶之源。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中国人都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金钱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且必要因素。

交流都是相互的，西方文化在影响到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积极走向世界。近些年来兴起的汉语热，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毫无疑问，汉语的对外输出是国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放眼世界，一股汉语热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汉语志愿者走出国门，一座又一座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数的外国人开始学汉语。据报道孔子学院如今已经遍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令人自豪的是其中海外学院和教学点总数已达 140 多所。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武术。它是中国的国粹，融合了中华精神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最开始的时候，武术为国外所认知与了解，是通过那时候的中国武侠电影的风靡而走向世界的。现如今，在国外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武术，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武术是神秘而又极其具有魅力的，也有很多外国人迷上了武术，或者在当地学艺或者直接来到中国学习。此外，还有中餐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餐馆，很多西方国家的客人逐渐能够接受中餐，学会了使用筷子，夸赞并喜欢上了中国美食。

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从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其实是输给了西方国家。西方的文化已经逐渐开始深入中国并影响到大多数国人，而中国的文化，在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微乎其微，中国在文化上的话语权还是非常有限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一方面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另一方面困难与希望同在。在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抵挡住腐朽没落文化的侵袭；应当如何借助高科技传媒技术将中华民族文化进一步传播到全世界，从而扩大我国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于语和. 试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