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篇(1)

社区各类志愿者协会队伍。群众性组织和日常的民主会议的召开等。都离不开社区工作者的组织。引导和管理。

2。良好的人际关系。灵活的处世技巧。

毕竟群众是社区工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工作脱群众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就无从谈社区文化，社区认同感。归属感。

3。良好的口才，有公关的能力。

良好的口才是沟通上下级关系。搞好公关的必要条件。它是做好与群众沟通。协调居民关系。增强个人人格魅力的利器。是组织群众。做好

各项活动的先行军。与社区单位资源共享，共驻共建。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都必需有一定的公关能力，方可胜任。

4。懂得基本的法律常识。

可以做好民事调解和法律咨询的工作。

5。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我国社区建设工作起点晚，社区工作包罗万象。各项工作刚刚起步，许多制度。法规还不完善。而且各社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整体来说是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初期阶段，聘进具有创新能力。富有头脑的年轻工作者显得十分紧迫。

6。具有一定水平的分析。调查能力。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找到工作的重点，突破口。要改革和创新都要得到第一手资料。只有这样才可以分析出问题的关键问题，有利于工作的解决。

7。具有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理念和工作方法。

社会工作者是通过专业。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手段以人为本。达到助人自助和恢复社会功能的目的。

8。写作能力。特别是日常公文写作的能力。

较强的写作

能力有利于写作社区对内对外的常用公文，更好地与上下级沟通。有利于起草社区章程。决议。通告等重要文件。可以更好地起草社区工作报告和发展规划及对外宣传本社区。增强其影响力。

9。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源动力，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10。有个人魅力。

社会管理篇(2)

关键词：硬管理；软管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147-03

管理活动是人类基本的社会实践形式，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是一切组织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对社会系统的相关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所有环节进行有效的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才能造成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因此，在各种的管理类别中。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政府和社会组织行为尤为重要，只有切实有效的社会管理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发展。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在社会利益格局复杂化，社会变化快捷化，社会成分多元化的今天，社会管理更应当为我们所重视。正如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加强社会管理应该从何入手？加强社会管理不等于加强社会控制，而应该通过加强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从而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那么，如何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呢？其实，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乏其见，也已经获得一定的成果。不过，如果将社会管理追本溯源地还原为管理的范畴，那么，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先行考察其他领域在管理问题上的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以便为我们探讨社会管理创新问题找到有益的新思路。

伴随人类工业化发展，企业管理成了被密集探讨的领域之一，企业管理在不少场合俨然成为管理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就企业管理研究的结果看，按照时间进程，学者总结出西方管理学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借用计算机中“硬”、“软”概念来区分不同的企业管理类别，有学者总结说，西方管理学经历的五个阶段“反映了西方管理从重视‘硬管理’到重视‘软管理’，再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演变过程”。

的确，如果以“硬”指管理中的“硬”因素和“硬”技术。如战略、结构、制度、科技等；以“软”指管理中的人员、作风、价值观、企业形象、企业精神等“软”因素，那么，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是硬——软——硬——软——软硬结合，即由古典管理理论强调“硬”，发展到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强调“软”，再到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硬”。继而又到企业文化管理理论强调“软”，最后发展到第五代管理理论主张两手抓的软硬结合的管理思想。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管理学出现权变理论就是第五代管理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种。这个理论认为。没有一成不变、普遍有效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如，美国著名的权变理论重要人物弗雷德·卢桑斯（Fred　Luthans）使用函数关系将管理与组织环境联系起来，提出“如果一就要”关系模式，指出，如果某种环境存在或发生，就要采用某种相应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他强调应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领导机制，管理机制。

根据权变理论，管理中就不存在一种脱离环境条件的最佳模式与最佳方法，不能绝对地认为硬管理，软管理哪一个是最好的，一切要随前提，依时依地依条件而定。总之，管理者应该按照不同的现实情景、不同的组织类型、不同的目标和价值，借鉴不同的管理技术，采取不同管理方法。因此，如果还是把管理分成“软”和“硬”两种具体的办法，那么，要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就必须把硬管理和软管理结合起来，管理者既掌握硬管理，也掌握软管理，根据具体情形的不同，审时度势地各取其长，灵活运用。

权变理论研究的是工业化走向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关系错综复杂的企业管理现象，作为一种管理策略。权变理论所提出的方法对其他类别的管理不能不具有借鉴意义。目前我们讨论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问题，研究的客体依然是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当下社会，因此，权变理论所提出的管理思想对我们思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社会管理问题也有其价值，同样能提供我们若干启示。

一、硬管理和软管理相结合启发我们既要依靠法治又要激发社会活力

权变理论注意到，对目标完成来说，硬管理和软管理两种管理各具其利，所以，由权变理论的视角看，管理者应当既掌握硬管理，也掌握软管理。对具体的管理来说，有必要同时抓好硬管理和软管理两个方面，这样才能发挥出管理的最佳效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权变理论兼顾硬管理和软管理的思想对我们探讨当前的社会管理问题有启发作用。

就硬管理方面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合理调整和安排，在利益严重分化，多种诉求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合理调整和安排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呢？显然，必须要有一种可以主导和控制利益对立关系的力量来推动、维系与保障和谐，毫无疑问，这种力量只有靠法律法规，由法律法规为人们提供了普遍的理性标准和行为规范。因为只有法律法规为人们提供普遍的理性标准和行为规范，才能弃除人们盲目与极端的意识和行为。做到和谐共处、良性沟通和充分理解，保证社会各种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最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健全的秩序，因此，和谐社会脱离不了法治。从硬管理和软管理两种管理方式的划分来说，加强法治就是强化硬管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管理方式脱离不了这样的硬管理，所以，我们必须以体现硬管理的法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手段，积极推动法治国家建设，扎实建立法治社会。

不过，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有活力的社会，社会的活力从何而来呢？的确，硬管理依靠的法律法规构成社会和谐的基础，也为保障着国家的社会活力，但法律法规自身不会自行生发出社会活力。要真正激发起社会活力，则应该注意采用软管理的方法，借用人文领域的软技术，如心理学上的激励、组织、协调、沟通去达到。

社会活力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的、综合的生命力和发展力，它具体贯穿社会的各个领域，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力和人的自身发展活力的总和，具体体现社会活力的这诸方面都端赖于社会的软管理。比如，首先，经济活力在社会活力中居于首要地位。要激发经济活力，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弊端，另一方面要靠激励，通过激励促进社会成员的事业热情，由此调动社会成员的创业愿望和动力，以及进一步拓展事业的持续力；其次，政治活力和文化活力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方面，要激发政治活力和文化活力，就要打造宽松社会环境，营建健康、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氛围。引导公民行使民力，促进公民文化素质的提升，由此激发其政治参与和文化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再次，人自身的发展能力高低是一个时代社会活力最为醒目的标志，要促进人自身能力的增长固然需要良好环境的造就，但归根到底更离不开社会管理者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不断的社会激励。通过各类社会机构和部门的组织、协调等方式来达到对个人成长内因的促进。由此可见，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力和人的自身发展活力四个方面而言，社会活力的生发有赖于激励、组织、协调、沟通这些软管理的手段，激发社会活力就蕴含着软管理的运用。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见，只有将确保法律法规与激发社会活力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硬管理和软管理两种管理相得益彰，即提供和谐社会的外在保障，又确保一个社会的活力；即严格法治，又以激励、组织、协调的方式激发出各方面的社会参与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是优化的社会管理方式，才能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硬管理的软化”启发我们重视法律的人性化

权变理论注意到硬管理和软管理各有所长，因此主张并用两者，如何有效地并用两者呢？现代西方管理实践上，管理者还注意对硬管理的软化，比如，对规章制度、组织结构这些硬因素，一些成功的企业采取“硬因素的软处理”的方法——有意通过规章制度给被管理者留下空间作为自主地带，以便激励被管理者，使他们有机会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最终实现管理的最佳效益。权变理论关于硬管理的软化的思想对我们探讨当前的社会管理问题也有着启发意义。

固然，法律作为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是不存在弹性空间的，不过，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手段，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硬因素的软处理”的方面的。具体来说，我们必须把人不仅仅当作个体的人，还要将人与群体、社会和环境联系起来，让法律与人性，以及具体情境相协调，并尽可能使之以温情的方式得到施行，就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对待法律的方式称之为“法律的人性化”。法律的人性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便于发挥人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最终实现人的价值目标。那么如何贯彻法律的人性化，做到法律“硬因素的软处理”呢？

其实，从法律自身来说，法律就存在着人性化的广阔空间。有学者说，法律“应当是人世生活方式的规则呈现，是对生活实体的常态、常规、常例的描述，反映其背后的常识、常理与常情……是一种对人的处境充满同情的规则之治”。这个判断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它告诉我们，作为管理方法的探讨，我们的管理固然要依赖于法治这种硬管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借助法律自身的这种人性化属性，去做到法律“硬因素的软处理”。

具体来说，法律的人性化可以在立法和执法领域全方位体现出来。同样，对于法律“硬因素的软处理”，我们可以从立法和执法方面有所作为。比如，在立法领域，我们必须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取向，以保障人权作为核心内容的立法模式与趋势，保证使设立的法律法规考虑到人的本能、人的情感，兼顾到人道精神，由此来到达立法的人性化。近十年来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立法人性化方面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如，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收容强制变为救助自愿，彻底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强制功能和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性；2003年6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它对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范围做了详细界定和限制，根据这一规定没有携带身份证的外来人员不再被视为“三无人员”：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法律援助条例》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获取法律援助是公民的权利。这样一类人性化的立法实践体现了对社会成员极大的人性关怀，有助于社会管理顺利推进。

在执法领域，我们也必须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和维护相对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让执法人员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分析和认识相对人的心理，充分把握相对人的心理世界，从而对症下药地运用人性化执法方式，促进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方面在我国的执法实践中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其中，2012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就是执法人性化的重要举措。《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依托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这种新的行刑方式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对服刑犯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文关怀，降低对抗性。这种人性化的处理方式既对受刑人改过从善，回归社会，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使法律得到落实，有助于我们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软管理的硬化启发我们在促进公民的社会参与时注重对法律的借助

权变理论注意到将硬管理和软管理结合起来，如同注意到对硬管理的软化，在现代西方管理实践上，管理者也注意到对软管理的硬化。比如，西方许多管理者注意对企业员工进行感情投资，借此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在日本，这一措施尤其显著，俨然已经形成定制，为此日本不少企业管理者为了增进与企业职工的感情，营造集体凝聚力，依靠电脑来存贮、检索有关职工生日的资料和职工家庭情况的其它资料，并且将之纳入企业的工作制度。权变理论关于软管理的硬化的思想对我们探讨当前的社会管理方式也同样有启发作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社会管理中，如何借鉴软管理的硬化的思想呢？毫无疑问，从软管理上着眼，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要重视服务、重视协商，运用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发挥个人、各类健康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进其社会活力，促使它们在社会和谐和稳定发挥出作用。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可以将实践中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整理出来，并加以政策配套，最终从法律法规角度加以确认。比如，在管理实践中，不少地区的社会管理者不定期走访民情，这促进了不同层面的社会沟通、交流，作为实践中的好做法，有些地方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将民情走访制度化、规范化。这些政策法规从“硬件”的方面为软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对于激励公民和民间组织经济活力来说，就是属于软管理的硬化。

社会管理篇(3)

关键词：社会化学校管理；西方中小学管理；社会参与

西方中小学社会化管理，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形成的学校管理理念和制度，是学校与外部社会关系的反映。英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指出学校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是雏形的社会和模范的社会，学校通过“简化”和“净化”机制把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有选择、有秩序地提供给儿童，同时又通过平衡的机制，使儿童的行为得以协调，朝着有利于自己和社会的方向发展。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学校必须与社会紧密联系，社会必须参与学校的管理。所谓中小学社会化管理，是指在国家有关法律制度的框架内以政府办学和管理为主导、社会各方依法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共同具有学校管理权力和责任的管理制度。西方中小学社会化管理的传统和实践，对于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小学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国家中小学社会化管理的历史传统

自西方初、中等学校诞生以来，家长、教会、社区等社会组织和个人就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学校办学与管理。近代以后，西方国家逐步建立了国民教育制度，社会参与中小学管理的“自然习惯”与文化传统出现了新的形式，中小学社会化管理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1、“彼消此长”的博弈时期

在古代斯巴达教育管理权完全由国家控制，禁止私人办学，但是斯巴达的年长者都具有“过问”学校事务的“管理者的意识”和权力。早期的雅典私立初等和中等学校得到一定发展。古罗马总体上以私立学校为主体，帝国时期国家为了加强对教育的管理和控制，一些私立学校被改为国立学校。中世纪基督教作为国教和体系庞大的社会组织对“教育全面垄断”。中世纪后期城市手工业者行会商会建立的城市学校“遭到教会多方面的反对和阻挠”。这一时期，世俗与宗教、公立与私立、国家与社会之间争夺着学校的举办和管理权，它们都往往将对方看作自己的对立面，相互排斥，初中等学校在“彼消此长”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

2、走向融合的时期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从客观上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耶稣会和新教都举办了大批教会学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私人或公众捐资学校出现。由私人、行会、工商业组织或公众志愿团体捐资给教会开办学校，许多学校后来逐渐脱离教会控制。16-18世纪英国多次出现社会捐资办学热潮，1870年以前“英国的主流教育传统仍然是自愿捐助制，一种基于个人的自愿捐助并且拥有独立控制权的学校组织形式”美国早期，家庭、社区和教会组织等市民社会自发捐资建校，如私立学校、主妇学校、教会学校和慈善学校，成为重要的教育力量。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办学权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议，一些人希望通过立法和国家支持建立某种形式的国民教育体系，但是许多团体都希望发展独立于国家的自愿捐助教育体系或学区办学制度。19世纪后期开始，一些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公共教育制度，通过国家教育资助等干预手段和建立公立学校，使公立学校成为了主体。即便是公立学校；也是国家与社会共同办学的“结合体”。在学校管理上这些捐资学校一般采取董事会制，学校校长等主要负责人由董事会任命。董事会在学校管理方面具有很大的权限。20世纪上半期美国大财团建立的200多个教育基金会通过“赠款”等多种形式对中小学的办学和管理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在办学方面出现了融合趋势。

3、制度化与创新时期

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知识经济的凸现，初、中等教育作为国民素质基础教育倍受社会各方的关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相继制定了法规，以法确定了在国家、地方和学校层次上建立社会参与学校管理的体制，形成了社会团体，私人、财团等在国家的管理和制度约束下以一定的形式参与学校办学和管理的新机制，至此形成中小学社会化管理制度。20世纪末期，为了革除中小学管理中的“官僚”弊端，美国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创新，进一步扩大社会参与的程度，如特许学校和认养学校等。开放学校理论主张，打破学校中心和封闭性，建立和发展向社区开放的学校。学校直接由学生、教师、家长和社区决定。

二、社会化学校管理制度

1、社会化学校管理的体制

在国家层次上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国家教育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不同于由教育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是指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参与中小学管理而专门设立的、由推选的各利益方的代表组成，成员包括教育当局、教师协会、校长、家长、社区和工商业代表。协商委员会的组成人数不等，如德国为36人，希腊达97人。协商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对教育改革和学校运行或教育创新项目提出建议。

在一些采用地方分权制教育管理体制的国家，国家一级权利很小或不设置协商委员会，而是在地方或州的层次上设立社会参与学校管理机构，如美国地方机构为州教育委员会和学区教育委员会，成员一般来自商界、自由职业者、科学界、工会等。委员会具有较大的权限，如管理、组织、协调或协商的职能．制定州教育政策，监督州中学和小学的教育经费是否按要求使用等。在德国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在13个邦建立了协商委员会，有关法规对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普通基础学校管理的协商程序做了规定。

在学校层次上建立学校懂事会或管理委员会。在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学校管理的决策权主要在学校一级，学校和管理委员会中的各方面的代表构成，为社会参与提供了保障。学校懂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教育当局、教师、家长、社区代表、工会代表、企业代表等，成员的构成比例也各不相同，在意大利教师代表占多数，在德国、西班牙和法国各方代表基本保持平衡。在丹麦和爱尔兰家长代表数量超过了教师。英国1980年教育法规定所有学校至少应当选举产生家长校董事和教师校董事各2名，1992年英国小学30万学校领导者中有7500名家长。学校懂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的职能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主要是咨询功能，为校长管理学校提供建议；第二类是学校决策机构，与校长合作制定学校管理政策；第三类是学校直接管理机构，如英格兰的学校管理委员会的职能是确定学校的目标和资源管理。

2、社会化学校管理的运行机制

由于各国社会历史背景和教育制度的不同，社会化学校管理机制也各具特色，但是从总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参与合法化。20世纪70-80年代，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以法确定家庭和社会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范围和实施程序．在学校层次上，家长参与学校决策的法定权力主要有两类，—类是学校一些日常管理问题进行协商，如学校的作息时间、财务支出的控制等。另一类是，有关学校总体运作，如学校预算的分配、课程与教学方法等。

(2)开放的董事会制度。在美国管理学校的实际权力属于民众。民众有权支持或反对影响儿童教育的立法，促成现行法律的修改和撤消。公民代表被选为学区董事会的成员，以传达大众的意愿。国家法律规定董事会例会是公开的，会议的记录和各项决议属于公共财产，公民在任何时候都有权提出对其进行审查的要求。家长和社区成员有权听例会，或申请将他们关于教育的目标、政策和规划建议写入法令。

(3)社会舆论监督。社会生活中公共舆论是影响学校事务的重要因素。多数社区居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监督学校运作。人们对学校、教职员工、教育目标、课程的看法都可以公共舆论的形式来表达。学区董事会和学校必须了解公共舆论，假如他们无法满足公众的要求，严厉的批评就会随之而来，从而影响着决策。

(4)社区或工商业部门通过“资源投入”对学校产生影响。在美国大财团建立教育基金会，通过给中小学“赠款”的形式影响着学校教育。“商业——工业——教育日”活动等学校——社区合作模式。

(5)学监或学校董事会在社会参与方面的“纽带作用”。学监或学校董事会成员常常被看作是学校和社区的桥梁，其职能包括增进教师、家长和社区团体的关系，参与营建模范社区活动，鼓励一般群众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处理社区有关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投诉等。

三、对当前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建国后，我国形成了单一由政府办学的体制，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不能举办学校。改革开放以来，民办中小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公办中小学“闭门办学”而缺乏社会参与，严重地降低了中小学发展的活力和效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和家庭对中小学教育的要求日益多样化，参与管理决策的意识更强烈。我们必须构建一个由社会各利益方参与的、具有激励调节功能和活力的社会化学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1、更新国民公共教育的理念和内涵

人们常常把“公共教育”等同于“政府办学”，忽略了中小学教育中的社会参与问题。我国为了解决中小学，特别是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长期在“人民教育人民办”和“人民教育政府办”之间反复摇摆。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摆脱不了“二者取其一”的思维模式。当前迫切需要树立全新的国民公共教育理念，在“政府办”和“人民办”之间构建有机的结合点和稳定长效的制度。

2、“撒活”社会资源进入中小学的渠道。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主要在各级政府财政之间调整投入责任和比例。一些地区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而采取集资办学。当集资办学导致部分农民经济负担过重时又停止集资，反过来寄希望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总是摆脱不了经费短缺的窘境。与此同时，许多潜在的社会教育资源又没能利用。由于各个学校面临的困难和需求不同以及各个社区潜在的教育资源和公民个人承受能力的差异，“一刀切”的集资方式显然有很多弊端。要通过基础教育制度创新，在努力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设计切实可行的动员利用社会资源的机制，如建立社会组织和个人教育认捐制度，将税收减免作为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教育捐资的手段等。“希望工程”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是成功的例子，但是我国的中小学教育系统还缺乏这样制度和机制。

社会管理篇(4)

（1）把图书馆行政管理人员从繁杂琐碎的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时间和精力用于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整理中去。在旧的管理模式下，图书馆馆长或综合管理部门在做好日常业务和行政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于图书馆的物业管理与维护工作。馆内的卫生保洁等工作也需要馆员完成，放下重要的文献服务等工作去做非业务领域的简单劳动，这就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的现象［1］。（2）实现物业管理社会化解决了很多高校图书馆缺乏物业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的困难，可以利用物业管理公司具有的专业技术人才资源进行高效服务。对于高校图书馆，特别是现代化图书馆需要采用新的管理模式、新的标准和新的服务方式，有了专业的物业管理队伍进行科学的管理，可以使图书馆的先进设备得到有效的综合性利用，利于延长图书馆财产的使用寿命，从而为学校节省维修和建设费用［2］。（3）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传统模式下图书馆的行政后勤管理体制形成了冲击，现代化的高校图书馆物业管理模式应运而生。为长期做到全面管理维护好繁杂的图书馆物业，并不断提高其使用效率，满足高校学生和教职工等不同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需要采取市场化调节、企业化经营和社会化的物业管理模式来实现。这是高校图书馆功能发生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

2关于高校图书馆物业管理社会化的几种机制

图书馆和物业公司的共同协作才能保障物业的正常运行，一方面物业公司要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图书馆也要做好监督和协调等方面的工作［3］。

2．1高校图书馆物业社会化后的监督机制

高校应全面考虑服务信誉和服务质量等条件，严格要求专业资质，选取实力强、信誉好、收费合理的物业公司进行合作，以双方签订的《物业委托管理合同》为依据，定期或随时进行检查，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和补充。此外，图书馆的管理部门应制订出一套具体有效的考核标准，对物业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等方面读者和馆员的满意程度，按期进行考核，建立档案记录。依照考核结果，在举行的定期例会上，参考群众意见提出改进措施，并按合同期限内年度综合考核结果，决定该公司能否续签［4］。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双方合作范围、运作方式、责任划分、检查评估标准及赔偿问题等进行实施［5］。每项工作都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如图书馆管理部门对物业公司雇佣的消防监控、设施维修等人员是否具有专业资格证书，有无上岗证；图书馆内勤杂人员是否取得健康证和保险等情况，都必须进行监督检查。对物业公司的实际在岗员工数量、时间等与物业管理合同是否相符，进行定期或随机检查，明确违约责任和经济处罚办法。

2．2高校图书馆物业社会化后的管理机制

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颁布的各种物业管理法规、学校的规定，以及物业公司的企业标准进行物业管理，完善规章制度，明确不同岗位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规范，包括安全防火制度、消防监控及门卫值班制度、卫生清洁标准等。让各个工作岗位，各项程序有章可依、按章办事。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还要结合本馆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具有奖励与惩罚的措施，保证物业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在实施物业社会化管理过程中，要始终参与到具体管理工作中去，尤其是对现代化图书馆内消防设施、监控系统、大型机电设备等各种关键岗位技术操作要领和运行情况要全面掌握，并且按照国家相关法规接受专业技术培训，持有上岗资格证书。这样在与物业公司谈判签订合同和今后的日常管理中，就能掌握主动权。高校图书馆的物业管理社会化后，也应该遵循市场规律，引入竞争机制。既可以引入资质优良、管理经验丰富、信誉好、实力强的企业为图书馆服务，也可以使现有物业公司产生危机意识。与物业公司签订合同的期限最宜为两年一次，这样能兼顾到双方的利益。

2．3高校图书馆物业社会化后的协调机制

社会管理篇(5)

一、必须高度重视并加强对食堂的管理工作

改进学校食堂管理和运营机制是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体健康，安全和正常的学习，关系到学校的稳定。学校的后勤部门应加强对食堂的管理，要从维护广大师生根本利益出发，充分认识食堂管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学校食堂的管理与监督始终是学校与后勤管理部门的责任。虽然改革了学校食堂的运营机制，但学校作为甲方，既承担管理与监督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改变，因此，常抓不懈，要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对食堂菜品质量安全卫生和餐厅环境卫生工作的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认真把好经营单位和人员的资质关以及各方面的素质相关合同关，严禁腐败行为，对违约违法经营、诱发事端的食堂经营单位和个人，学校及时与后勤管理部门进行处理。转变相关人的工作作风，认真做好日常监督工作，坚决防止与杜绝诱发事故的苗头和隐患。加强内部管理，端正服务态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进学校食堂工作

学校食堂改革始终要坚持为教育，为师生服务的方向为原则，应注意结合具体情况。因此，因地制宜、积极稳定推进学校食堂改革方案，要特别注意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不能随意改进企业和个体经营人员承包食堂，以包代管，一包了之。注意纠正“随意涨价”的错误认识。经营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学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为师生，更主要的是为师生服务，既要考虑经营者利益，又要讲究职业道德。学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为师生，提供餐饮服务，是有明显的公益性。更要兼顾广大师生利益，决不允许不顾学生兼受能力，以涨价、质量差，在采购原材料时发生差别。来推动经营，来衡量食堂工作的标志，保质保量，价格适当，是搞好食堂改革的关键。学校食堂改革推进过程中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大多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对食堂的就餐价格实行最高限制。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管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把对学生的健康安全关心落到实处。

三、加强宣传教育、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学校食堂管理制度

学校及后勤部门要积极宣传《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产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加强食堂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中规范管理，合法经营。按卫生程序操作，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在安全卫生管理和食品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要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食堂经营各个环节都必须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做到层层把关，责任到人。保证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实处，加强各食堂检查、评估。对食堂发生责任事故的要严肃追究当事人和承包单位或个人的责任。确保食堂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同时为防止发生意外，建立健全学生食堂食物中毒和疫、病情况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制度。

四、严格学校饮食经营准入制度，实行食物招标和集中定点采购制度

对学校食堂经营者加强管理，严格要求是提高学校食堂经营管理水平的关键，学校食堂经营部门要建立餐饮经营准入制度。全面审核投资方面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投资能力、资质信誉以及道德素质。从业人员的素质及健康状况并择优选定，坚决杜绝有其他不正之风发生。切实保护师生利益，以明确各自责任、权利和义务。明确质量要求和处理处罚办法，严把卫生准入关。学校食堂在采购正常使用的主副食品时，必须要到合法的经营单位采购饮食物资。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验看有关饮食物资经营的执照。特别是要确认经营者持有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采购畜禽肉类原料时，必须验看动物检疫部门出具的检验合格证明。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对大宗饮食物资要实行公开招标采购制度。对零星饮食物资也要实行集中定点采购。货比三家，对食品包装原料要验看他的生产日期、合格标志、保质期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制度。选择的定点供货单位及采购品种应报学校后勤管理机构或饮食服务实体等有关部门备案。学校职能部门要通过各种办法，对采购的全过程进行严密的监控，坚决杜绝不良行为的发生，并制定严格的监督措施，发现问题，迅速、严肃追究处理。加强对食堂所选择定点供货单位生产加工、储备、配送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和检查，特别要重视在传染病多发季节的检查。切实从源头上控制学校食堂饮食物资的卫生、安全、质量。对学生食堂制定管理细则，加大管理力度，切合实际的提高学生食堂经营水平，确保万无一失。

社会管理篇(6)

关键词：社区儿童社会化社区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

社会化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心理学，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它是指作为个体的生物人，通过社会交互作用，学习社会文化，掌握生活技能，适应社会生活，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儿童社会化是人生最初阶段的社会化，也是社会化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儿童的社会化总是在具体的社区进行的，是通过所在社区中的社会化的多种渠道来接触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

对儿童社会化起到作用的有如下社区要素：社区内各个家庭、邻里、同辈群体、学校等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还有来自社区之外的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社区社会化的软件和硬件系统，同时还和整个社会的社会化教育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我在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街道办事处舜井社区居委会实习期间,就社区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了解。现以舜井社区居委会为例，就这一问题做简单分析。

首先，有必要对社区的概念加以界定。“社区”一词自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在《社区和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来之后，至今已经有140多种解释或表述。《观察社会视角——社区新论》一书指出：“社区一般指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众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这个概念一般是广义上的社区概念。如：工业区、科技文化区、商业区、农业区、农村村委会、村民小组等。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可以通俗地说：社区就是居住在同一区域，靠一定的规范约束，大家互相联系，互相帮助的共同体。

一、社区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要素及其功能发挥

1、社区内家庭

在一切社会中，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化因素。这是因为：首先，家庭是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人出生的前几年里，家庭对儿童的社会化担负主要的责任。在家庭里，儿童学会了语言，开始了解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并且从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那里习得行为方式，形成了最初的个性特征。其次，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通过对孩子的抚育，呵护，与孩子建立了亲密的感情联系，为孩子的情感培养创造了条件。再次，儿童在家庭中逐渐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2、社区内学校

学校(包括托儿所、幼儿园等)是社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也是个体继家庭之后社会化的第二个主要场所。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单靠传统家庭教育，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各方面知识的需要，而通过学校，人们可以有组织、有目的的系统获得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各种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

舜井社区居委会内现有托儿所2所，幼儿园2所，早教机构1所，小学1所。在国舜·世纪阳光早期教育中心，这里的幼儿在老师的照顾和与其他幼儿的互动中度过了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在这里，幼儿掌握了基本的生活技能和粗浅的社会文化知识，完善了自我观念，有了初步的社会角色意识，加强了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意识。

该早教中心尤其注重儿童的交往合作行为和意识的培养。教师作为教育的计划者、组织者、实施者，常常强调小朋友们要团结友爱、谦让分享等。这种教育在我国的现有国情下，有利于幼儿社会交往和合作意识的培养。

3、社区内同辈群体

同辈群体是少年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每一个少年儿童都必须参与并认同于一个同辈群体，通过群体之间的社会文化传递促进其社会化过程。人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交往进行的，个体也只有通过社会交往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的人”。在交往中，儿童既是交往的主体又是交往的客体。通过交往，他们学会了评价自己的行为，发展了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又恰恰是衡量人社会化的重要指标。

在对舜井社区居委会的家庭结构状况的社会调查表明：该社区90.3%的家庭呈核心家庭结构状态。核心家庭已经是该社区家庭生活的普遍模式，并且这种家庭结构的核心化正在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巩固。孩子在家庭里扮演的角色单纯，加上家庭内社会互动的对象和内容又十分单一，致使孩子缺乏与兄弟姐妹和祖辈接触的机会，因此，他们缺乏在多维的人际关系中成长的机会。这种情况容易使孩子们滋生特殊化心理，缺乏社会义务感，缺乏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容易养成孤独、独断等不良性格，因而成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障碍。又由于子女在家庭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往往产生父母对子女过分宠爱，过分照顾，过分期望的现象，这种在今天的城市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倾向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

调查显示：舜井社区的独生子女比率高达98.06%，每户平均人口数为3.27人，在家庭内部，孩子有小伙伴可以交往的仅占2.07%。儿童游戏、交往的场所以及自由交往的机会都减少了，缺乏竞争和交往的情绪体验，也不能学会通过群体交往的规则来调节、控制自身的行为，这样既不利于他们自我评价的发展，也不利于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形成以及其社会适应性的完善。

4、社区内邻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里社会对少年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呈逐年缩小的趋势。随着传统的大杂院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独家独户的单元房，邻里之间缺乏交流，更谈不上原先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密现象，因此，邻里社会对于少年儿童个性的形成、人生观的塑造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弱化.。

根据调查，舜井社区内小学生家庭中居住独户数占85.09%，51.13%的小学生拥有自己的单独房间。独门独户尽管使儿童在家庭里拥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但是城市建筑面积的大幅度增长又使其户外活动空间不断缩小。有限的室内生活空间和有限的户外活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们从事户外活动的机会，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独门独户成一统的格局，导致邻里成人之间交往的急剧减少，而且也限制了孩子与同辈群体的交往。

5、社区内传媒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传媒有了空前的发展。社会传媒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对少年儿童的社会化产生了全面的影响。现代大众传媒扩大了少年儿童认识世界的途径，给少年儿童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快捷、更加全面的认识世界的手段。现代大众传媒缩小了少年儿童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少年儿童还是农村少年儿童，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少年儿童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少年儿童，通过卫星电视和计算机因特网，都可以享有同样的信息，从而就相应缩小了彼此之间由于民族、地域、经济、文化不同所造成的差异。现代大众传媒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了理想化的少年儿童形象，不论是动画式的还是童星式的，使得众多少年儿童不再以父母的要求为自己的目标，而是以某个理想形象为统一的楷模，用以学习和模仿。

以电视机为例，舜井社区居民电视机拥有率已达到100%，50%以上的儿童经常看电视（一周三次以上）其中，25%至35%的儿童天天看电视，电视能促进儿童的心理发展，电视节目满足了儿童想象和模仿的欲望，还能使儿童开阔眼界,有助于儿童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和吸取间接经验,认识社会角色，学习并掌握相应的社会行为规范，也有利于婴幼儿的语言学习和丰富词汇量，这些都有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但是，电视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反映暴力阴暗面的电视节目通过模仿会导致儿童形成不良社会行为，电视的普及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接触时间相对减少了，削弱了家庭中的互动关系，过于迷恋或依赖电视节目,不利于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性格发展,易使孩子得“电视病”。

6、社区居委会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儿童的社会化已不仅仅是家庭、学校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参与其中的过程。作为我国城市居民基层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在儿童社会化当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社区居委会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开展社区服务的途径得到实现。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龙头"和"突破口"，只有卓有成效的开展服务，才能赢得居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参与，树立归属感。

首先，开展各种社区服务，可以为区内居民提供方便，提高生活质量，为家长减轻生活负担，为儿童的成长创造良好物质条件。目前，舜井社区居委会可以为居民提供中低挡家宴、一般家庭装修、电器维修安装、房屋中介、劳务中介、家政服务、服装加工等服务，初步实现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方便了居民生活，而且为失业或待业的人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家长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孩子的成长。

其次，社区服务的开展，始终是以解决社区本身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任务的，因此，卓有成效地开展和发展社区服务，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解决社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使儿童在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成长。

舜井社区居委会通过创办各类社区福利服务机构，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服务活动，以解决社区老年人、残疾人、少年儿童各种生活需求问题，有效弥补了社会服务的资源短缺，缓解了社会服务的供需矛盾，从而避免了因上述社会问题积聚而引发的社会失调。如：对辖区内居民进行了深入调查、走访，了解每家每户的情况，将生活困难，符合标准的家庭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以保障其最基本生活；对于下岗、失业人员，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培训，联系工作单位；为辖区内残疾人建立特别档案，成立了残疾人协会，并且有固定的康复机构为他们做康复治疗；成立了社区老年人艺术团，组织老年人参加舞蹈、演唱、模特培训和表演。居委会与国舜·世纪阳光早期教育中心，历下区人民医院等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辖区内家长、儿童提供咨询、医疗服务，并成立假期学习辅导班，为小学生安全、充实度过假期创造有利条件等。

此外，动员和组织居民开展社会服务改善了人际关系，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宣传发动，组织社区居民开展互助互济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居民提供沟通、交往的机会，增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了解，改变和避免居民住宅条件改善后带来的人际关系淡化的趋势。社区内尊老爱幼、帮残助弱、扶贫济困等社会互助活动的广泛开展，还可以使我国的传统美德得到进一步弘扬，创造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儿童在健康、文明、高尚的社区中成长，不仅弥补了现代社会中因为与同辈群体、邻里之间交往缺乏而导致的不良影响，而且对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继承优秀文化有很积极的作用。

九月二十日是第二个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历下区文明委开展了“阳光天使”系列活动，号召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和社会氛围，让未成年人在充满阳光的生活中健康成长。在这次系列活动中，舜井社区居委会积极组织开展争当文明市民和星级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力争在抓好社区文化、楼院文化、家庭文化建设的同时，经常性地组织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以及邻里相识互助活动，在满足广大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使群众在参与中相识，在活动中相知，让社区成为和谐融洽、环境优美的阳光社区，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氛围。

二、社区促进儿童社会化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一）舜井社区促进儿童社会化的问题与建议

我在这次实习过程中，就社区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在我国当前城市管理体制的大环境下，社区对儿童社会化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1、社区力量发动不足，尚未形成全社区共同关注和支持儿童社会化、促进儿童社会化的大氛围。相当多的家长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影响了社区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力。因此，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全社会了解社区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支持社区开展促进儿童发展的活动进而促进社区自身发展。

2、目前举办的针对儿童的社区服务项目和活动缺乏系统性、组织性，一些是为应付上级检查或表面形式，没有很好地起到服务作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开展的社区服务与快速发展的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不相适应，特别是社区服务过分强调商品化和市场化等现象使得社区服务与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还不能相提并论，与社区发展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必须从社区服务入手，强化社区服务的社会功能，尽可能提升社区福利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发动各级社会力量，针对儿童开展科学、有效、系统的社区服务。

3、我国社区缺乏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意识，在发动儿童参与以促进社区发展方面的工作更是不足。社区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社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同时，也有赖于政府和非政府的介入，更有赖与居民的社区参与。因此，应该激发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真正形成“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局面。

4、当前我国社区居委会自身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社区对儿童社会化功能的发挥。这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1）居委会并不是一级行政机关，但是担负着上面各级政府移交的各种行政任务。目前，舜井居委会承担着户口管理、社区卫生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属地管理、民事纠纷调节、社会福利救济、下岗人员安置、征兵、各种摊派费用的征收等十大类上百项具体的行政工作，与其居委会极不相符，居委会无力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影响了各项社区服务项目的开展和实施，针对儿童发展的更是少之又少。

（2）居委会工作人员虽然已一改往日老大妈统天下的局面，但是经过换届选举上任的居委会干部仍然对社区服务等问题不能做到正确充分的认识，无法开展有效的社区服务。

（3）居委会办公经费紧张，每月仅由街道办事处下拨300元，居办经济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居委会组织规模较大，系统深入的社区活动。针对以上居委会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和完善社区建设的途径，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才能实现推动儿童社会化发展和促进自身功能不断完善的良好社会效益。

（二）社区社会工作介入儿童社会化与理论的初步应用

社区社会工作是指运用专业性的理论知识和技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案主对象、以预防和解决社区问题为目标、以社区发展和社区进步为宗旨、以培养和发扬社区居民互助精神为追求，调动和利用社区资源，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提高社区福利水平，促进社区发展的过程。

我在舜井社区居委会实习期间，举行了舜井社区儿童早期教育咨询活动，尝试初步应用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介入儿童社会化。

社区社会工作的过程如下：

1、社区分析

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社区及社区成员，因此必须对社区基本情况做较为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我在实习的第一周，通过居委会、入户调查、口头访谈等渠道对舜井社区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辖区基本概况外，还有这里流传的一些俗语，如“五多”，即：辖区面积多、下岗失业人员多、残疾人员多、人户分离多、低保人员多。看来这个社区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此外，该社区学龄前儿童较多，其父母工作很忙，无暇照顾孩子，多将孩子交给家中老人看管，这势必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不利影响。这些年轻的父母对儿童成长十分关注，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困惑和问题，但又苦于没有时间和渠道得到解答。所以，开展这个咨询活动是面向舜井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的。

2、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就是进入社区，和有关的人士和机构建立专业助人关系。由于在社区居委会实习，因此得到了居委会的大力支持，居民也把我当成了居委会的一员，认为我是为他们真诚地做服务的，因此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同时和协办单位的联系也很方便。

3、资料收集

在居委会的帮助下，我通过问卷、访谈、咨询、观察等方法收集了社区各个方面的资料，活动涉及到的有舜井社区人口现状的资料，并进行了分类整理。

4、制定社区发展计划

由于我水平有限，在短短实习的十几天里，不可能为社区制定长期的，总体的发展计划。只是为此次活动制定了目标。即：使家长了解孩子，端正认识，树立正确的早期教育观；促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宣传早期教育思想，普及科学的早期教育知识；促进儿童早期教育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的形成。

5、社区行动

社区行动就是社区工作者激发社区居民行动起来，将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区工作者担任了服务的提供者，倡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我组织开展这次咨询活动，是为居民提供了一种服务；宣传早期教育的思想，提倡家长科学教养孩子；对活动全程进行了有效控制，对助人资源如和协办单位进行协调、沟通等。

社会工作者是社区工作的推动者。我国一般对社会工作者的定义是：遵循社会工作的价值标准，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事职业性社会服务的人员。他们是有一定专业知识并从事社会福利的人员。在社区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担当服务提供者、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资源获取者和政策影响人等角色。

同时，社区工作也有赖于政府和非政府的介入，更有赖于居民的社区参与，即居民主动参加社区发展、社区建设以及参加各种公共和公益事业，积极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的过程。社区参与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客体是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需要。社区居民只有通过广泛参与，才能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也推动了人的发展，满足了社区居民在物质、精神、文化、自我价值等方面的需求。在我国各级组织机构中，社区居委会直接面对社区普通居民，对社区成员的各种需求、困难、心态等有非常具体的了解，因此在社区社会工作中能有的放矢地解决居民的各种问题。因此，它是我国发动社区参与的主要组织机构。

社区社会工作介入儿童社会化，是否能够使社区充分发挥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有待于日后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希望舜井社区以及其他社区能够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

《社会学概论》李芹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区社会工作》周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儿童社会化中的几个问题》周东民东方论坛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社会化条件及新特点》谢晓蔚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我国幼儿园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邓红基础教育研究2001年第10期

社会管理篇(7)

本文以一般认定的社会工作的各个发展时期为线索，通过对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大环境及社会政策的变化的描述，探讨这些变化与的社会工作发展的关系，并试图从重找出中国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及发展途径。

一．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

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社会工作问世前的酝酿时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急速发展的时期，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盛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大量贫民涌入城市，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同时，工业革命也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都市化带来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社会财富的骤增，它也给人们带来了观念上的触动，开始看到了人的能力和作用的巨大无比，更坚定了“人是可以不断进步的”的人文主义主张。19世纪西方民主运动的影响，使人们从“权利”（TheRight）这一崭新的概念中看到了自己也有平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机会和希望，英国失业工人因此在1860─1867年为争取权利发动了几次颇有影响的暴动。（古允文，1992）

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继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Law）之后，在1832年又出台了《新济贫法》（TheNewPoorLaw）。许多国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英国政府介入和干预济贫的做法（李增禄，1982）。但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并没能解决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的各种慈善机构间功能重迭、资源浪费和政府介入效率低等问题。

在上述的背景下，欧美先后出现了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的新一代慈善组织，如城市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y）等。他们设立了专事管理与联络的中央机构，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

早在1893年，美国水牛城的慈善组织协会就对机构工作人员适应工作的能力首次提出了疑问，认为应考虑以往由牧师承担慈善会社的工作是否适合，有必要找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并以此工作为职业。（林万亿，1983）1898年，慈善组织协会为慈善工作者开办了一个六周的暑期训练班；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社会工作课程；1919年，“美国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学校协会”成立；1921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了医疗社会工作课程。这也是因为当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教育政策引导高等教育的范围不断向应用领域拓展，使对慈善工作培训也得以直接进入大学，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起点，促使社会工作追求科学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发展，以获得在专业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理查蒙（Richmond）在1917年出版了她的《社会诊断》一书，这本书被后人公认为是第一本对社会工作系统论述的专著（豪尔，Howe，1987；杰克逊，Johnson，1998；林万亿，1992）。因此一般也认为，《社会诊断》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社会工作的发端。《社会诊断》一书是理查蒙将她在慈善组织协会工作和研究多年所得的经验，总结出一套以“诊断”为重心的，经由个案调查和诊断了解致贫原因后再给求助者帮助的个案工作方法。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

在这一阶段的早期，社会工作是以热情帮助弱势群体、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双重社会责任，开始了其职业化的进程。

当时，工业化急速发展的进程造成的贫穷、失业和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在社会的组织层面，一批以通过建立社区中心的社会改革为导向的睦邻组织运动的形式出现。他们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性需要，提倡居民的自主自觉和互助合作的精神，强调对生存环境的改良，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杰克逊，Johnson，1998；古允文，1992；豪尔，Howe，1987）。它从社会自组织角度，弥补了因政府干预不足带来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英、美两国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发展较多的仍然是针对个人的家庭服务、儿童福利和犯罪惩戒等辅导项目，一些家庭服务的志愿性机构或精神诊所开始大量聘任受过训练的个案工作者。而社会福利机构对社会个案工作的接纳也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成为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导向，促使社会工作不断完善其治疗性的个案工作方法和技术，以胜任此职业。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由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萧条状态的出现，大量的工人失业，使原有的社会问题的加剧，从而导致社会政策的变化。1931年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提出了依靠公共机构与公共资源来缓解贫困的综合利国家计划，用联邦政府协助福利服务体系发展来解决失业和贫穷等社会问题，以弥补以往由私人机构解决贫困的种种不足。政府介入福利服务体系的发展后，受过学校训练的工作人员更容易获得政府提供的位置，福利工作的任职出现专业的倾向。

社会政策的变化打开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他们开始试图超越以个案工作为主的传统工作模式。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的团体工作（亦称“小组工作”）因为将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结合起来，用于探讨团体工作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和对整个助人工作的重要性，并具体运用在帮助退伍士兵的心理适应和解决儿童心理困扰的工作中，发展出了团体工作理论。社会工作的另一方法，社区工作在社会改革（SocialReformer）与行动主义（Activities）的层面的努力也得到认可，同样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波普勒，Popple，1997）。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这三个原本是独立发展的社会工作方法，在注重理论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

第三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到60年代初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与经济空前发展。然而都市化、工业化、高科技及社会变迁，导致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反而加剧，战后军人的安置问题，黑人暴动，妇女争权、儿童教养、老年安置，等等，新生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形成互相冲突的矛盾。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纷纷宣布简称了“福利国家”，于是，一系列解决老人福利，劳工失业，军人服务和积极性救助等旨在全盘改进福利制度的“新探求”（NewResearch）社会政策相继颁布。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开始强调以整个国家的福利、计划和综合性管理为解决手段。特别是联邦反贫穷计划提出由几个不同的管理机构者联手办理一些大的项目，这些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涉及到社会工作专业，同时也强调福利计划在社区的发展和推进。

社会政策的改变带来了对于社会工作的大量的需求。政府的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和家庭，矫治机构和学校、社区开始引入团体工作者。在组成社区基金会、社区委员会的过程中，社区工作的方法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单纯的个案工作方法难于应付广泛的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真正超越了此前由个案工作方法为主导的局面。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不仅在个案工作中，同时在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中也得到充分运用（廖荣利，1987）。反贫穷计划在福利服务实践层面提供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联合契机。1955年，作为大联合标志的社会工作人员协会（NASW）成立。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福利国家普遍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高度的经济增长使人们享受到有史以来最优厚的生活保障与福利服务，但同时也因福利经费的膨胀潜藏着新的福利危机。在美国，由于政府坚持越战，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关注的是生存环境及公民权利。

最早的针对危机的社会政策的调整，是1963年美国约翰逊时代所谓“大社会”运动的庞大计划提出的，它包括了教育、训练及提供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助穷人使之获得自立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同时，政府开始削减福利经费、并强调资源使用的有效性，这与发展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矛盾。

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对于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冲击，因为受助者的问题已经从一般的物质需要转到对社会环境和基本权利等精神需要的层次，以往关于人的问题的成因的主流性解释[1]和强调个案治疗性的方法，已经不能令人信服（林万亿，1995）。

社会工作在自身发展上开始寻求对传统的社会工作方法的突破和选择新的理论立场。社会工作人员开始运用系统理论，提出整合观点，探讨将不同的方法结合到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一体化新途径（杰克逊，Johnson，1998）。[2]

第五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滞胀时期。经济增长的急剧变化和不稳定，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丛生。

在社会政策的层面，由于福利国家理论受到普遍的质疑，在新经济政策影响下形成了新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社会福利政策。美国政府开始提倡“小政府”计划，以减少政府的直接服务，鼓励福利服务私营化。

公众意识形态开始提倡和号召“抑制欲望”、“限制所得”，人们也因此去考虑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关联，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整个西方开始受到关注。而在文化价值和哲学思想上，又充满了对自助和互助传统伦理的“复古”情绪。在此冲击之下，促进了人对于人与社会自身的再度反思，形成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又促使社会科学领域更多的边缘性和综合性学科的形成。

“社会工作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在七十年代已经获得了发展完善”（约翰逊，Johnson，1998），但是受到多元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是以不同的理论支持来提出对社会工作的解释，如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的“生命模式”（LifeModel）就是以行为科学和生态的观念作为专业助人的理论依据。同时，各种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方法，行为矫正取向（BehaviorModification）、任务为本取向（Task-centredApproach）以及家庭治疗（FamilyTherapy）、精要治疗（BriefTherapy）等等，将已有的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模式推向更专精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激进社会工作取向和结构社会工作取向，对传统的社会工作的目标发起了背道而驰的挑战。。

总之，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社会工作更注重从不同的学科、学派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建立严密的理论论述和程序，向多元化、综合化同时又更为专精的方向发展。

第六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起，整个世界的发展日趋全球化。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多元，而且更是尖锐和复杂化。

社会政策发生的变化是出现多元福利模式。在欧美，福利政策的制定更强调政府与民间在福利提供方面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个人和家庭也要在福利资源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这种福利主张导致的结果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福利服务减少，而转向鼓励多种形式的民间承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即志愿服务和服务的私有化扩大。

社会工作的发展为顺应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变化，必须作出响应并积极调整。面对福利资源的短缺与竞争，专业社会工作也开始接纳“管理主义”，如以“个案管理”、“紧缩管理”等工作取向来建立优质服务，适应社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保持自己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专业地位，这一取向实际上更加重视了技术化和程序化。同时，为获得社会认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注册制度普遍发展起来。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传统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的反思，社会工作者开始更为关注存在社会工作之中的文化差异，以重新思考社会工作者在承担“对人与社会服务”实践中的道德伦理角色（麦萍施，1995；曾乃明，1995）。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社会工作者正在修正百年来社会工作从事“社会治疗”的形象，更为务实地将社会工作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作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取向结合起来（米齐利，Midgley，1998），探索社会工作与国家制度的关系以及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式。

二．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从欧美的社会工作发展历史过程来看，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相互承接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等等，都在影响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的变化：

1．在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来，在社会政策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一个政策传承机制——社会工作。从国际经验看，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主要是通过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服务体系，即社会工作体系来实现的：政府中有政府社工构成的政府社会工作体系，民间有社会工作团体和社区社会工作者构成的非政府社会工作体系，而后者是社会工作体系的中坚力量。社会工作以其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与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基础的方法论为社会政策的贯彻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2．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明显是受到环境制约的。一般来说，是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其传承机制——社会工作的变化。当然，社会工作也有其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积极地试图引入当时最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以为己用。社会工作的这种从对科学方法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3．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其成功地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其先谋求的是本身的职业地位，这种职业地位是与其在与社会政策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了贡献后才获得的。在职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后，社会工作在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领域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包括应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与手段，同时用最新的社会科学历年和方法来武装自己。专业地位的提升无疑也巩固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地位。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福利服务、健康服务、社区建设、社团管理、家庭婚姻、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方面出台了不少社会政策，但是政策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却往往不尽人意。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除了制度设计上有缺陷以外，制度实施中更屡屡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过程中，从政府行政到公众行动之间，缺少了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贯彻和落实社会政策的传承机制。

就中国现状看，目前社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行政体系——劳动、民政、卫生、城建、教育等政府部门和“准”行政体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来具体运作。正因为在政策过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化的“中间层”，本来这个中间层是可以把政府的行政指令通过专业化的手法和技巧转变为公众的行动的，而现在的工作体系依靠的仅仅是这些行政和“准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明显地与公众行动脱节，也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不相适应。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更多的是在大学里作为一个专业来发展，作为在中国社会政策过程中贯彻和落实政策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却没有能够发展起来。2001年社会工作教育年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社会工作专业从1980年代后期恢复发展以来，已有上万的毕业生，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没有能够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专业能力。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缺乏一个明确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在国内社会政策的研究方面，大多数的研究比较关注的是政策法规层面和行政组织层面的问题，对如何通过一套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来提高社会政策实施的质量，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研究社会政策的同时，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国际经验，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了，中国的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有有效的传承机制，才能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