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思想论文篇(1)

纵观思想品德课教学轨迹，仍是通过课题与课题的教学，渐趋推进和教学累积而运行的。按照教学大纲编写的六年制全套思想品德课教材，总共有140多个课题。从总体看，这些课题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品德规范性

思想品德课着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文明礼貌教育和个性心理品质教育。这就决定了思想品德课题的提炼不仅讲求语言简洁明快，而且要画龙点睛，将相应的品德规范凸现出来。认真研读思想品德课题群，就不难发现它集中展示了小学生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所应恪守的品德规范，表明哪些是可取的，应当具有的，哪些是不应当具有的，或要避免的。这种用品德规范“定格”的课题，大致有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课题中有“要”字。诸如《要按时上学》、《要听别人的劝告》、《要诚实》、《要尊重他人》、《要学好各门功课》、《做事要有始有终》等等，“要”字后面的词语，是强调学生应当具有的某种认识、态度以及应养成的行为习惯。例如《要按时上学》，“要”是一种强调，“按时上学”是学生必须遵守的纪律。该课题是想从认识和情感方面引发和调动学生“按时上学”的内驱力。第二类用“不”字限定。诸如《不打扰别人》、《不说谎话》、《不娇气》、《不挑吃穿》、《不上当受骗》等等。“不”字后面的词语，表明是要改变、纠正的行为，同时还有劝告性情感因素。例如《不说谎话》，用否定词“不”加以限定，既是从道德观点上对说谎的否定，而且携带有对说谎不满意的情感因素。第一类的“要”与第二类的“不”，是分别从正负方向对学生的呼唤，以牵引他们“入范”。第三类课题语词中嵌有“爱”字，诸如《爱清洁、讲卫生》、《我爱爸爸妈妈》、《爱惜学习用品》、《爱惜粮食》、《热爱家乡》、《爱护公共财物》、《爱护幼小》等等。俗话说，爱由情生，情是爱的基础，爱是情的升华。这类课题强调要培养学生对祖国、祖国的象征物、中国共产党、集体、劳动、家乡、他人、公共财物，劳动成果要热爱的思想感情。第四类是用道德名言、警语、俗语、格言作课题。诸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珍惜集体荣誉》、《劳动光荣》、《我要读书》、《集体力量大》、《身在福中要知福》、《珍惜时间》、《讲信用》等等。这些名言、警语、俗语、格言是道德智慧的精髓。它把相应课文的教育主旨点明，有利于学生体认、品尝，作为最佳道德营养吸纳，有终生受益之效。

（二）展示层次性

思想品德课题是一个网络结构。九大教学内容，犹如九条教育主线，伸展在小学各年级的思想品德课中，而课题则是缀在这些“线”上的“明珠”。它们在所属教育主线上有确定的位置，分别展示同一教学内容的不同教育层次和坡度。例如《我爱爸爸妈妈》、《关心父母》、《孝敬父母》三个课题，均属热爱人民的教学内容，然而教育的层次、坡度则各不相同。低年级的《我爱爸爸妈妈》完全是口语化句子，表现了孩子对父母的亲昵，洋溢着依恋之情，这一课题主要是让学生知道父母养育儿女很辛苦，要爱父母，尊敬父母，对父母亲有礼貌，要听从父母教导。中年级的《关心父母》，按照关键词“关心”的提示，情感培养内容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它要求学生不仅从父母那里受爱，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困难。这一课题主要是让学生懂得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教导，平时要关心父母，主动当好“小帮手”。当父母遇到伤病时，应尽力照顾。高年级的《孝敬父母》，情意因素更浓。这一课题主要是借助元帅纯真的情怀，以激发和陶冶学生孝敬父母的情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他们做孝敬父母的好孩子。上述三个课题，犹如三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热爱人民的教育主线上。我们只有以“线”驭“珠”，才能吃准每一课的教学目标。

（三）语词的情境性

对于思想品德课题，不能简单停留在弄清它的字面意义，关键是要把握课题语词的思想道德意义。常常有这种情况，许多课题用了相同的中心词，然而同样的词，思想道德意义却不完全相同。原因何在呢？因为同样的词，出现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例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2册）、《今日事、今日毕》（3册）、《做事不能马虎》（4册）、《做事要有始有终》（5册）、《多为集体做好事》（6册）、《做事要负责任》（8册）和《有事大家商量》（9册），这些课题中的七个“事”，依托于不同的道德情境，其思想道德意义也不完全相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中的“事”，是指学生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自我服务性劳动。如穿衣、洗脸、洗脚、洗手绢、洗袜子、铺床、叠被等。《今日事今日毕》中的“事”，是指学生的功课，主要是作业。《多为集体做好事》中的“事”，前面用“好”这个形容词加以限定，是指能给集体带来好处的事。《有事大家商量》中的“事”，是指集体的事，不是个人的私事。这个课题强调集体的事，应该大家商量着办，要多听集体成员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一人说了算。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只有结合课题勾勒的具体道德情境，审度课题语词的意义，才能把握课题的内含和涵盖范围。

（四）表现主体性

学生是受教主体，学习的主人。思品课新教材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将这一教育思想渗透到了课题中。当我们用“主体性”观点研读教材，就能发现不少课题犹如学生心灵的自我倾述，情感的自我表达，从课题的字句之间，仿佛能看到学生亲自投入的身影和心态。例如《我爱帮助同学》，课题中的“我”，既是指学生所要认识的客体（教材中的“我”），也是指教室内的每一位同学，每个人都是集体中的一员，当发现集体其他成员有困难时都要热情帮助。显而易见，作为道德主体的“我”，已活灵活现地进入到了课题中，不是课本上写的要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情感以及怎么做，而是“我”自己要有这种认识，要投入这种情感，要这样做。又如课题《腾飞吧，祖国》，无疑是洋溢中国人民自信心、自豪感的强音符，如果从主体性视点看，又像是学生道德情感的抒发，是道德主体“我”的衷心祝福。思想品德课题的这种主体性特点，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加以点拨、揭示和激发，在得到学生的认同和情感共鸣后，课堂上才会出现学生主动学习的局面。

（五）生动活泼性

这是指组构课题的语言形式而言。思想品德课题的字数不多，如《谦让》仅两个字，句式很短，词语浅显易懂，生动活泼。例如《和好书交朋友》，采用拟人修辞手法，将好书人格化了。《谁勇敢》采用设问句式，把教育主旨凸现出来，辨析性强，能引发学生思考。又如《做妈妈的小帮手》，“帮手”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显得平淡，然而在“帮手”前加一个“小”字，表明是做妈妈的“小帮手”，课题就显得生动活泼了。它不仅呈现了“是什么”、“要什么”，而且有意识地要从情感和态度方面对学生施以积极的影响。

二、关于思想品德课题的备课与教学

认识思想品德课题的特点，是为了更好地驾驭课题，充分发挥它在统领教学全程的作用。为此，需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教师在备课这一环要认真进行课题分析。课题分析一般分初识课题和终审课题这两步。初识课题是指首次触及课题时，推断这篇教材会写什么，以求对全课有一个直觉的、整体性感受。终审课题在初识课题基础上进行，一般作法是先精细地分析课文、插图、练习的价值以及编者的意图，然后再立足整体，终审课题。具体内容有：1.课题语词的结构与特点；2.课题的思想道德意义与本课的教学目标；3.课题的关键词与本课的教学重点。教师只有对课题进行一番钻研，弄清其内含的思想道德意义，把握其特点，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并发挥其为教学导航的作用。

其次，教师在揭题这一环要重视把课题中关键词的思想道德意义凸现出来。笔者以为，课题的这些功能能否发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教师是否正确理解和准确揭示关键词的含义。如果对关键词的理解和揭示不准，教学就可能失之于“浅”或失之于“偏”。相反，对关键词的理解和揭示很精当，就能引发教学思路正确运行，并为全课教学目标的达成奠定很好的基础。例如《做事要有始有终》，“终”是关键词，如果对于“终”的理解仅仅是指做一件事要做完，教学显然达不到应有的深度。相反，教师如果能将“终”字的思想道德意义揭示得更全面，更准确，它不仅指做一件事要做完，而且要按照规格和要求把这件事做好。学生基于这种理解，就会围绕这个“终”，进行道德努力，每做一件事都不分心，有耐心把它做完做好，这样不仅有助于教学实现既定的目标，而且能让课题真正潜入学生的心中，自始至终为他们的学习导向。

最后，教师要提高教学艺术，善于借助课题出示，增强教学魅力。既然思想品德课题具有品德规范性、展示层次性、语词的情境性、体现主体性和生动活泼性的特点，我们就要利用课题的这些优势，在课题出示方式上，因课而异，灵活多样。

（一）课首揭题目的是启动学生的直觉思维，让学生从整体上感受这课要讲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为执教《国旗国旗我爱您》，开课先打出一幅投影：全校学生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接着教师示意学生全体起立，奏起国歌，师生一齐向国旗致敬。通过这一情境的引渡，点燃了学生道德情感的火花。教师接着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新课是：《国旗国旗我爱您》”（板示课题）。像这样课首揭题，学生参与其中，既能满足他们乐于表现的需要，同时又为课堂构建了庄重而和谐的氛围。

主题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7-0031-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以及中国现代化实践结合所形成的，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所在，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区别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搞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特点，对于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几千年文明发展中的文化地位、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明，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论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后，作为当时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文明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很多国家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时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发展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传播时，民族性的问题就出现了。

恩格斯较早地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问题。他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恩格斯在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应用的民族化和形成自己民族性特点的问题。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对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概括时，也首先强调列宁主义的俄国性问题。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俄国性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首要特点。所谓俄国性就是民族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出现过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课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不单是指民族性问题，但是，首要的问题就是民族性问题。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创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再次论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问题。其中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此，明确指出中国化就是民族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特点形成问题。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问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党、不同时期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组成部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民族化特点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它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形成。

国内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论述观点很多，但是，共识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是中国的。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最一般的基本原理，又提升总结了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和思想文化的结晶。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应该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而从微观上究竟如何创新和继承，一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民族性内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的内涵特点，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单纯从过程和内容上高度抽象概括，直观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十分深刻，在谈到民族化问题时，大多是几句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把这个问题阐述了，而对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以及文明地位没有做深入的探讨。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的观点时，大都把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很多著名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些论述可以概括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

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我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理论价值认识的深刻，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了重大的深入。尤其是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新的科学概括，在这里，同志从理论、实践、中华文明传统的三个相互联系的侧面，全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和构成要素。这其中肯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所以，在提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问题，定论性的理解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就是其民族性特点形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就是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特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基本的认识和论述。这些论述从宏观上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发展方向。但是，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具体勾画这些民族化的特点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的理解，就是采用中国的民族

文化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语言通俗地描述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用民族语言描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主要是借用中国古代文化中我们熟悉的语言，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和思想。如用“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古代思想，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这些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内容作原材料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它表明我们开始从我们的民族文化环境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过程。

第三个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核心问题，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宗旨上。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与中国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还不仅仅在于用中国民族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民族性的最高境界和理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进入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核心思想和精神财富呢?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两个最基本的思想财富：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核心思想和思想财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把这两个精神财富民族化。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思想中提炼和总结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述，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素材和原材料，而且也以它独特的文化境界，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价值启迪，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价值支点。例如，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这一条中国成语，最终被同志提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范畴，集中表达唯物辩证史观的精髓。因此，、邓小平、等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普遍原则转译为，一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由此，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它们是一致的，但是，表述思想内涵的方式上更具有了中国民族性特点，特别是把中国文化价值导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高度统一起来。

这种一致也表现在内在思想精神上。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矛盾斗争和人的全面发展究竟哪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把矛盾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峰时期，而矛盾斗争从来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方法论，马克思终生奋斗的宗旨是解放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在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真正回归，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理论宗旨和终极价值的一致。而以人为本的思想恰恰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例如，儒家哲学代表孟子讲“以民为本”，墨家讲“民为贵”等)的核心思想。这样一来，实际上是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文明的结合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明中的合法性和文化地位。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也就是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的结合，这是民族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是其特色所在，是其区别其他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的延续。因此，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很重大。

主题思想论文篇(3)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1]鞠曦：“编者前言”。《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主题思想论文篇(4)

内容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开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新局面的一条重要经验。从、邓小平、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实践及经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在中国日趋成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理论态度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理论态度是人们对理论的认知、评价和行为的倾向，理论态度关系着人们能否正确看待、准确学习、完整认知、科学运用理论，关系着理论的命运和实践的成败。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是坚持正确看待、准确学习、完整认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实践、用时代的眼光、宽广的视野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开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新局面的一条重要经验。从、邓小平、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开创者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态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采取真马克思主义态度

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其的恰恰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但是，有的人“‘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可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其客观标准就是，是理论联系实际、富有创造性，还是理论脱离实际、充满教条味。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中发生实际作用的、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式的、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善于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人。

（二）善于区别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善于借鉴其合理成分、兼容并包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正确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多次谈到要善于借鉴的问题，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态度，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可见，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宽广的视野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拓展者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恢复了思想的本来面目，把坚持与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邓小平科学对待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一）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

早在1960年邓小平就提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思想用得庸俗了，……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思想”。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再次提出反对把思想庸俗化的倾向，他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思想。……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1977年4月，邓小平致信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做指导，1977年5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反对不顾问题、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搞只言片语，提出要善于学习和运用思想的体系。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恢复了思想的本来面目。

（二）提倡真正高举思想旗帜，不教条不僵化且既继承又发展

邓小平认为，怎样高举思想的旗帜是大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叫高举，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首先，要坚持思想，邓小平“在谈到国外有人谈论中国‘非毛化’问题时指出：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和生前确定的”。“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思想”。其次，要发展思想。邓小平强调不要把马列主义、思想当作教条，否则就是僵化，邓小平指出：“我们高举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问题，勇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传承者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正确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高举旗帜、推进事业与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统一，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始终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出：“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胜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特别是1997年邓小平逝世以后，国际国内有些人担心中国现行的路线会变，中国可能要搞“非邓化”，针对这种疑虑和担心，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做了明确的回答：“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注重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比如：明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等，特别是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事实充分说明，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推进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发展者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

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印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出版了《文选》，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另一方面，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提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 。尤其是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整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的称谓，具有创新性、兼容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此可见，从到，党的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在中国日趋成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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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1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人民出版社，1991

1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人民出版社，1996

1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人民出版社，2000

主题思想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体现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怎样才能够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的工作?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做的工作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在当前切实做好的工作，这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首先必须认真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以实际问题为中心，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前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命题。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实际，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所决定的。从总体上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建面临的新问题。新的历史条件，就是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及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并且形成了多种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国家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新的历史任务，就是我们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历史重任，这就必然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还有，我们党所处的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对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党的建设的新问题，诸如如何依法执政，如何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如何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如何有效遏止腐败现象，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等等。在面临的诸多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把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J陛，就能够教育大学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思想，学会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就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学

既然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那么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就一定要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才能有针对性、实效性。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它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要改造世界，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因此，本学科必须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实际，注重开展创新性理论研究，对那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课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同时，还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方法和途径的研究，使理论研究成果真正有效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他们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他们自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理论武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就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学。

事实上，也只有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旨，才能够透彻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这个理论的要旨和理论的真谛，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强调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就掌握要旨来说，要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并贯穿于他们全部的理论创造之中。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的实践，产生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又指导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又产生了“三个代表”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又指导着新的实践的发展。同时，实践还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科学性。我们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为中心展开“系列问题学”和“问题解扣学”。 在这个总问题之下，又有一系列的子问题，诸如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它涉及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在这些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的战略、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十六个方面主要内容，构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宏伟大厦。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能够使教学双方都对《邓小平文选》的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有透彻的了解，以达到“人心、人脑、人肺腑”的功效。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就需要努力解决好以下几个相关的重点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人开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所强调的关键之点，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从而不断增强这门课程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为了贯彻落实好这个指导思想，并把它贯穿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全过程，当前需要努力解决好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1要明确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体要求。这个总体要求是：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始终保持教育教学的正确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改进教育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力争在几年内，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有明显改善。要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编写出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教材，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实践教学规范化和教学手段现代化，建立和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和激励机制，确立党的宣传部门与教育部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宏观管理体制，形成关心和支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2．要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教学。理论工作“三贴近”，就要坚持江泽民对全党提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要求，深人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有做到“三贴近”，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面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不断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种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事实上，也只有“三贴近”的教学，才能真正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回答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主题思想论文篇(6)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领域所进行科学认识的经验还不够成熟，人们似乎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能够如此突飞猛进，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了”中国传统儒学。在今天看来，这两种关于“取代”的说法，显然是对于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的主观忽略态度，也是一种以僵化的"道不变"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态度，而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所倡导的科学的文化史观和哲学史观。

因为在具体的文化事实上，某一种本土文化并不是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可以“取代”的；同时，某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例如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主观上想“原封不动”地拿来，就可以“原封不动”拿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及“它在中国的传播”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文化间关系。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思想精神领导地位的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中，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都存在着复杂的中西文化关系，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文化的具体语境来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德语文本（文本I）、俄语文本（文本II）与汉语文本（文本III）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上述三个文本与实际上存在于中国大地社会生活中、学术研究中、并仍然在起作用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认为，把这个关系作为已经被我们确认了的文化事实进行理论化、并在理论层面对它进行仔细研究，是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术任务，也是建构既具有民族主体性、又具有前沿的世界主义的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要前提。

下面就分几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

二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的进步要素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然有一定的“文化根据”。

任何一种外域文化要能够“以理论的方式”进入中国，必然要有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它“感兴趣”。要对它从思想上认同。这个认同必然是在本土文化的具体思想基础上发生的，同时，它必须具有能够解决本土文化问题的功能。也就是说，被引入的外域文化，同本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要有相似的内容或者问题的共同性，或者问题的接续性。如果本土文化中不具备这种基础，认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注意并积极引入中国，这种现象的中国本土基础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由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而开始较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新青年--为什么“会”（或者“能够”）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能仅仅以“革命热情”来加以解释。这个事实有其必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内容，发展到此时，它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要求它必须在思想精神层面上对于诸如形上方法、历史发展目标和社会行动方式等大问题，有新的理论阐释。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既要有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有新的思想精神资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新青年接受，正是因为它被“新青年”看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进步大道，又能够救中国于时代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崭新的思想精神资料。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认定，首先是时代精神形势所决定。在这一方面，有三点基本理由。

其一，当时的革命青年不满腐朽的封建文化传统，从而激烈地认为中国文化过于古老，甚至腐朽、反动；认为传统文化资源已经“过时”，不能解决中国在当时新的时代形势下面临的迫切而尖锐的新问题，而必须从外国（基本上是指从西方）引进具有时代先进性的、有活力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从其根源上来说，是一种西方理论。它的这种“文化圈”地域属性，完全满足中国新青年的上述要求；

其二，中国新青年面对内忧外患，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呼唤以革命方式缔造一个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也是反对现状、主张以革命“批判”的方式改变现状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能够满足中国新青年对当时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思想文化要求；

第三，当时的新青年虽然力图引进西方理论救国，但同时也对帝国主义列强恨之入骨；何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处理战争后果时的明显不公正更是火上加油，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感情。从而，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中国应当加以模仿的可行性，遭到中国人的普遍怀疑和拒绝。与此相反，俄国革命者由于尊奉马克思主义，才能既了本国沙皇的封建统治，又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世界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属性，被中国新青年所认同。他们断然认为，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能够像俄国那样，取得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胜利。（版权所有）

三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是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进步要素，在哲学和思想精神上有许多相容和相似的特点。

其一，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本体是“物质”。强调宇宙物质世界对于人的思想和认识的先在性。这与中国上古的素朴的唯物主义以及古代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有相似的特点。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实学思潮，影响了明清一大批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在清朝晚期出现的“公羊学派”，把对实际事物情势的考察和分析看得比宋明理学家和心学家强调的“理”和“心性”的教化修养更为重要。从戊戌、辛亥到新文化运动，大多数进步思想家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风格，都以“实事求是”、实践优于思想、讲究“务实”为其基点，都以现实社会和社会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晚期以来的这种积极“求实”的传统学风，使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革命青年，对讲究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亲切感。曾经引用过（或者套用过）实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论述“行”和“实践”的论断和概念，来论证自己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就很能说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一定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在方法论方面，实学思潮高举古代传统的“变易”旗帜，强调“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强调“变化”，强调“推陈出新”和“破旧立新”，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之争、古今之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显著论题。正是有这样一个本土的哲学和精神文化基础，五四青年当然就不会对强调社会历史前进发展、强调社会历史不断进行新旧交替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感到有任何的陌生。

其二，在社会理想方面。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一样，都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文化。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以传统的“革新图治”的政治文化角色为己任，以充满忧患意识的情感，执着于古代思想家的“大同”和“平等”的社会理想，面对当时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利普遍地严重非理性化，他们努力寻找一条变革的道路，其精神动力就是要实现理想社会。与此相似，马克思主义号召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现存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革命内容，如果只从文本上进行解读，完全与中国的平等主义的大同理想相吻合。也就是说，尊奉马克思主义，既可以对本土古老传统采取一种革新态度，同时又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哲学中最具有形上意义的理想观念，或者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提供了一条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崭新道路。所以，在社会哲学的形上层面，马克思主义与新青年的政治理想是相通的；

其三，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共同体”——“家”（以及放大了的家即“家族”和“国家”等）为社会单元的，强调个人生活在集体中，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服从社团利益的重要性。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个人”为社会单元的。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观念差别很大，甚至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观念，在中国很难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独的个体”。而且，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新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理想理论和革命行动理论引入的时候，它被强调为（由个人团结为阶级集体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政党理论。在上述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文本就强调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都只有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利之中才能实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强调组织阶级队伍，强调提高阶级意识，强调发挥政党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这个集体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强调人归属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这方面，它们是有共通之处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共通性，也是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基础。

四

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搬用”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转变过程，是中国方面接受主体对其进行主动解读的过程。或者说，这种接受，自始至终地涉及到不同文本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母体之间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交涉和沟通。它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解读"和"文化被解读"过程。

虽然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属于西方学统。但如列宁所说：“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马克思主义是整个西方文明传统思想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从学术思想的实际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学统。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且，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历史中和实际地域中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无关。

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决定了人类的思想要求在一定的历史可比条件下必然也具有普遍共同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及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与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有许多十分类似之处；或者说，它们具有相似的理论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所讲的西方问题，也就是20世纪东方民族（包括中国）在其发展中已经面临的、并必须实际解决的问题。可见，“问题”的相似性，或者相似的“问题性”，是文化间的思想理论交流和能够引入的根本基础。

五

由于解决问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进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文化上的“变”和“化”过程。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文化解读和被解读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主要地有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文本上的变化。它首先要被翻译成中文。它的中文文本的出现，标志着它被“中国化”的开始，也就是说，它“开始”进入中国文化的语境和意境之中。翻译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学和语言学的技术或者技巧问题。它涉及到文化的可沟通性问题，也就是文化间的思想意义和生活意义的可传达性问题。理论和学术的翻译，最重要的是关键术语的转译过程中意义的保持或者增减以至于转义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翻译，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呈现。同一文本在翻译前后的意义的差异，往往最关键地表现为翻译前后的文本各自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的思想和精神的基本内容的差异。这是一个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何况，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术语“到达”中国，是经过了“日文”或者“俄文”或者“法文”的中间环节。这就不但涉及到中文文本同原有的德文和英文文本的差异，而且也涉及到俄国的或者法国的文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这些情况决定了一些关键术语在翻译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语境，而被赋予了新的文化语境。例如“革命”一词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意义上，原指“无产阶级革命”，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由于无产阶级的不够强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术语，在实际上表达的是由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由农民大众所承担的实际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差异后，从本土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解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对理论意义的某些规定性的侧重和主体选择。由于不同文化境域中的社会问题的不同，而引进外域新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本土问题，即“学以致用”，所以，就会出现对引入的理论中同本土问题相关的部分、有相似性的部分进行强调、突出的作法，而被引入的理论中本土文化中所没有的内容、或者不熟悉的内容、或者当前还没有功能意义的内容，则不被强调，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无意识地遗忘。从总体上说，遵循的是应用的"功能性"原则。在这一方面，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情况。例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讲述“平等”的内容十分娴熟，也有很到家的理解；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关"自由"的论述就不太关注。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要素的理论观念中，平等思想十分强烈，同时作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儒家等级制所强调的家族伦理，其实质是“关系身份”，并不讲求人的“自由”。所以，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虽然有“解构性的自由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建构性理念”中，缺乏“自由”的位置，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甚为生疏，甚至《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的论述也常常被误读。所以，在讨论和设计中国民主政治时，民主就只被理解为“平等”，而“自由”则往往不被讨论。曾经在中兴盛一时的“大民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的历史复现，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以，要能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念，就不但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概念进行研究和理解，而且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自由”的问题，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重大差异的东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之所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品格的重要标志之一。要在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思想文化，以及由这个思想文化为基础、为指导的现代化政治和现代化经济，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是有意义的。

六

从总体的历史情况来看，从中国人民为求民族独立和劳动阶级解放的革命斗争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历程，这个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这个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此相对应而言，中国文化在其本土特性上，具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且广泛传播的实际理由。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促进下，中国文化自身经历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世界化”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它是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就是其基本内容。

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的这种"双向式的"概略回顾，可以说实际上就已经勾画出了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的基本特色。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间的干涉、互渗和融合，虽然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开始、也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进行的，但是，文化互渗和相互融汇，必然有其生存现象层面的“意向上的相求”和思想精神深层的“理性上的贯通”这两个方面的逻辑依据，这就是文化交涉现象中的“跨文化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必然是在哲学层面进行论证和获得解决的。只有在哲学层面上作出对于文化间互渗和融合的理论可能性的论证和解决，才能保证这种文化交涉在实践中的顺利进行，而只有这种论证的彻底成立，才能从根本上使跨文化交涉和本土新文化建设获得一个恒久的理性支持。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如果能够作到这一点，那就无论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中国儒学的关系，是实现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适应时代而合理更新这一双重而又同一的目标的基本前提。

七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发展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前，在“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角下，它具有明显的亚洲本土色彩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它就直接地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前途。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和蓬勃发展，从一个角度证明，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某种可以校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现实世界的具体关系的东西，有某种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现实条件的东西。因而，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基础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当前世界情况情况下，也就是有前途的、有强烈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已经在中国本土化的文化，在21世纪担负着一项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成败，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程度及其下一步进展，关系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关系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所以，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中西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地正确解决和安排，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继续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继续世界化或者现代化的过程。这个相向互动过程的统一，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

要把这个过程深化，就要求：

第一，中国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继续在学理层面加强涵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有历史进步意义和学术进步意义的内容。例如对“大同”、“小康”进行新的、符合21世纪时代要求的崭新的文化理论阐释；在形上层面、体制层面、活动层面、思想和精神层面以及方法论层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相结合的整体路径，建构可以覆盖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要素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这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框架性工作。

主题思想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