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心理学论文篇(1)

[关键词]促销赠品效果

营销大师Kotler指出，促销是使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一个重要诱因，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时代，厂商为了增加销售，会利用促销让顾客多消费，以赚取更大的利润。整体来说，促销在营销组合（4P）里的比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而且促销支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快速成长。因此，各种促销工具其效果如何越来越受到厂商的关注。

一、促销工具的分类

促销活动所使用的工具琳琅满目，许多学者都针对促销工具的特性，对其进行了分类，其分类准则虽然有很多种，但大多以促销诱因是否与产品的价格或可否用金钱来表示有关。所以，一般普遍认同参照Campbell&Diamond(1990)的分类，把促销工具分为金钱性促销及非金钱性促销。金钱性促销的促销诱因将改变产品价格，包括折价券、折扣优待、退还货款等；非金钱性促销的促销诱因则无法改变产品价格，包括附赠赠品、样品、抽奖、竞赛等。根据台湾学者黄丽霞(2002)针对大专生对各种促销工具的知觉使用频率的研究发现，最常使用的为打折降价，其次为直接赠品，再者是免费样品。

二、赠品促销

传统的促销方式太过于看重金钱性的促销工具，如示范样品、赠券、抽奖、商品展示、优惠券等。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金钱性的促销效果只是短暂的，一方面使得商家陷入恶性的价格竞争，另一方面使产品沦为廉价品，损害了产品形象，对消费者的品牌选择及再购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商家都呼吁采用更有效和更具成本效益的促销，不要太依赖价格。而在非金钱性的促销工具当中，最常用的首推直接赠品。

赠品是给予消费者以免费或较低的价格获得商品，作为其购买产品的回馈。赠品的主要功能有刺激即兴购买;增加试用率；强化品牌印象。以赠品赠送方式来分，赠品可分为随货赠品、免费邮寄赠品、自偿赠品、包装本身属于可再使用的容器或包装等，其中随货赠品是赠品赠送方式中使用较为普遍的一种，其又可依与产品的相关程度分为：互补性、利益一致性。

1.互补性：许多研究指出，互补性较高的产品会导致消费者较好的态度及较高的购买意愿。产品组合成功的关键在于组合产品中服务或产品间的互补性程度。消费者可能认为高互补性的产品可以节省购买组合产品所需花费的时间及努力；而且具有高互补性的组合产品要比替代性及无关的产品组合获得更大的利益。

2.利益一致性：促销会给消费者带来很多利益，不只是金钱性的而已。现金偿付性的和非现金偿付性的促销提供给消费者不同程度的功利性利益（节省和便利）和享乐性利益（探索、娱乐）。

三、赠品促销的效果

1.赠品促销对消费者知觉价值的影响。不同的促销方式确实会对消费者的知觉价值产生影响。消费者会认为现金偿付的促销方式（降价）是一种减少损失，非现金偿付的促销方式（赠品）则是一种获利的评价过程。与获利相比，通常消费者比较喜欢减少损失；不然就是这个额外的赠品，其名目上的价值与折价比较，能明显的让消费者感觉到比较划算，才会认为非现金偿付的促销方式比较好。也就是说，一般来讲，相对于赠品促销，消费者可能会更喜欢降价之类的现金偿付的促销方式，因为消费者会认为自己得到的价值（知觉价值）更大。要让消费者感觉到实惠，才能发挥赠品促销的作用。所以，赠品促销时，厂商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尽量让消费者感觉这个额外的赠品的价值是有足够吸引力的。

2.赠品促销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赠品促销实际上是工具制约的一种，是利用对消费者的正向刺激来直接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本次消费的结果是可以得到奖励或是附加的价值（赠品），所以增加了未来同样消费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工具制约等直接改变消费者行为的工具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对消费者的短期的刺激工具，赠品促销也被认为是一种短期购买诱因，一种立即型的促销。这与赠品促销的操作有很大的关系。

消费者行为越复杂，表示消费者投入其中的心力越深入。一般而言，越是无须任何行为改变便可平白获得的促销好处，其消费行为越是单纯。例如：当场揭晓的抽奖活动、商品直接降价、免费赠品、免费发送的试用品等；相反的，越是需要付出一些行动配合，或是必须提前计划方能取得的促销好处，其消费行为越复杂。如：分期优惠的促销、集点券等。

自我认知理论是由个人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的动机来判断外物的价值。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促销活动越是平白的给予，越可能被消费者认定为产品有问题而必须透过促销活动才卖得出去；反之，如果消费者本身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例如精力、时间、行动等，才能获得促销活动的好处，则较倾向将自己的配合度解释为本身的需要，是较理想的策略。超级秘书网

而从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促销方式必须达到行为养成或是行为强化的功能，才可算是好的促销。由此来看，赠品促销若是仅仅一次购买的附赠，则行为强化的效果较差，若是组合式赠品，必须分次购买来搜集，其强化效果才较佳。

就促销的推广功能而言，赠品在鼓励试用和品牌转换上，具有很强的功能。如果操作方式正确，即如上所述采用组合式、分次购买搜集赠品的方式，还可以很好的鼓励后续购买的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赠品促销如果操作得宜，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知觉价值、达到行为强化的效果，在鼓励试用和品牌转换上也有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2)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构建；分类；因果关系

分类号：B84-06

1、引言

心理学在100多年的发展中，已经发展和形成了各具形态的理论体系，且每一理论体系都较为全面的揭示某个时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现象（Parker，2009；姜永志，2012；叶浩生，2003，p.5），然而心理学理论的庞杂使我们难以区分理论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按照传统的时间逻辑标准来区分，很多人习惯将心理学理论体系区分为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认知主义心理学等（当然还应包括当代心理学有影响的其它取向）。人们已经习惯了按照时间线索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分类，但是这样的分类通常会使我们混淆体系之间的联系，如认知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时间也存在重合，行为主义更是横跨了几个理论学派而仍具影响力。这样看来，理论的时间线索似乎并不能完美的揭示理论之间混杂的关系，尤其是当代心理学多元化发展趋势已经出现，心理学的社会论取向、生态环境论取向、文化论取向、神经科学取向等并行发展（车文博，2010，p.50），这使我们更加应接不暇。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自古就存在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与人文科学倾向两种竞争的取向，它们在心理学体系中始终处在彼此竞争又难以隔离的状态。虽然实证主义曾因生态效度的问题不断受到攻击，但人文主义却同样因为解释力的问题，无法取代实证主义。在当代心理学理论体系中，以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进行简单的理论体系分类似乎是可取的，但这样又会出现方法的模糊交叉，因为实证主义现在也开始注重人文主义的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而人文主义也在使用实证主义的调查和实验法，这种交叉又会使理论分类体系陷入痛苦的纠结之中，所以简单的二元分类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心理学的理论分类。

受实证主义因果关系论的启发，西方理论心理学界提出可以通过因果关系将心理学理论进行归类，通过确定因果关系在每种体系中的位置，史密斯（2001/2005，p.3）将其大致可分为四类范畴：（1）机体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机体为中心；（2）环境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环境为中心；（3）社会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社会建构为中心：（4）关系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关系为中心。按照这样的逻辑标准，大部分心理学理论都能以因果关系归为这四类中的一类，但我们发现这种分类仍使少数理论体系无法进行清晰的归类。如，近十几年发展的环境心理学主要关注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但却使用相互联系的观点定义自身，既可以将它分为环境中心论也可以分为关系中心论。虽然这样的理论分类体系可以使我们明晰不同理论体系的归属，但我们仍为那些不能归为某种类别的新出现的理论取向而感到惋惜。因此，文章将在对四种因果关系分类体系进行评述的基础上，试图以心理学研究内容为指向，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分类体系，作为对因果关系分类体系不足的补充。

2、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的批判性反思

2.1 心理学的机体中心论

机体中心论起源于18世纪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和苏格兰的唯理论哲学。它假设我们生存在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世界之中，内部世界经常被转化为生物基础尤其是大脑，然后产生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自身引发的（夏基松，1998，p.248；杨鑫辉，1998，p.87）。机体中心论通常可以用伍德沃斯SOR这样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公式能够表示与机体中心论相同的因果关系线性心理结构。其中，s是引起刺激的环境，提供信息输入到0（机体的大脑），R是反应输出或是行为。而O也可以被称为经验、自我、信息加工、认知、伊底、动机、神经网络或其它介于二者之间的心理结构。这一体系可包括认知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主要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等。就机体中心论而言，中介变量总被称为意识、心理、大脑或者信息加工而不是环境刺激。心理学机体中心论总是以诸如神经网络系统和计算机程序（认知主义）、自我实现（人文主义）以及本能（进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假设开始其研究的，并根据这些假设来解释研究的结果（Goertzen，2010）。认知主义心理学始终是机体中心论的主导者，它假设心理机制类似于计算机程序，而不是驱力和本能fGoldman&deVignemount，2009；Wetterstein，1975；姜永志，刘额尔敦吐，2012）。人本主义心理学将因果关系归为自我，而自我是由人本身的本能引起的，如，强调人先天具有自我实现的潜能。它几乎没有给社会因素留有余地，具有典型的机体中心论倾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通过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还原，将伊底（id）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内部驱力，不注重主体之外的客体对人格的影响（Steele，1979；郭本禹，2007）。虽然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开始关注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客体对人格的影响，但这些理论也都受到了弗洛伊德或是驱力、或是本能、或是潜意识的影响，仍保留着机体中心论的某些特点（cabaniss&Roose，2005；高峰强，2013；郭本禹，2013；王国芳，2013）。进化心理学引进了认知心理学的机制问题，认为不是行为被选择而是心理机制和本能被选择，强调每一种心理机制的生成都是生物本能对环境的适应进化而来的。这些理论流派的显著特征都是，都强调个体自身的内部驱力或本能影响个体的心理与人格。但是，这些理论似乎并不安于被归为机体中心论，如，认知心理学也具有环境中心论的取向，认知心理学的方法论奉行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这就不可避免的使认知心理学与外部可观察的行为扯上关系。而进化心理学虽然强调生物的进化本能，事实上它也强调环境在生物心理机能进化中的作用。机体中心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各理论体系概括为具有某种典型特征，但它不具有随着理论发展而发展的灵活性。

基于辩证心理学与交互行为心理学的相似之处，关系中心论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共性：（1）强调双向性，传统心理学大多强调SR或者SOR的心理反应模式，但辩证心理学和交互行为心理学却试图用SR来取代传统心理反应模式；（2）反对传统心理学线性因果关系，反对简单的将心理事件归结为内部因素（心灵主义、神经元、大脑结构、驱力、思维等）和外部因素（历史文化、周围环境、客观他人），认为机体中心论和环境中心论将心理事件简单归结为内部或外部因素，这种简单推论将心理事件还原成了神经网络、无意识冲动、动机、本能、驱力、社会和文化等机体内部或外部刺激，却忽略了“个体在世界之中”这一命题；（3）强调变化是心理事件的主题。辩证心理学提出心理事件是由命题-反题-合题-命题-反题……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发展过程构成的观点，交互行为心理学强调行为场的变化决定了心理事件本身也将随之变化的观点（姜永志，2013a）。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承认，心理与世界是处在相互作用中的，如，作为机体中心论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已经开始关注文化差异对个体神经系统及心理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文化神经心理学的出现就是心理学关系中心论的又一例证（韩世辉，2011；刘将，2011）。

我们也发现，诸如叙事心理学和现象学心理学这样关注文本和意义的研究取向，并不能准确的归为上述四种分类体系，文本和意义明显趋向于社会中心论，现象学心理学强调意义行为是由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构成，心理事件不能还原为生物和物理事件的观点又使得它与关系中心论有着关联。尽管上述四种体系基本可以概括心理学各理论流派显著特征，但心理学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各流派的内部演变，都使这一理论分类体系难以适应现实要求。如，精神分析自弗洛伊德以来，历经三次较大的修正，在经历了早期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励骅，郭本禹，2012），卡伦・霍妮（1950/1988）社会文化学派对精神分析的外部指向的确认，克莱因客体关系理论将精神分析确认为一种关系取向f王国芳，2007），Schafer（1970）代替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动作语言，以及Steele（1979）将精神分析与解释学融合，新精神分析似乎达成了一个默认共识：即精神分析已经从驱力与冲突的内部指向，转为强调促使个体心灵愈合的外部客体及其关系的解释。其理论和方法几乎完全祛除了传统精神分析的本质特征，远离了它的生物学和物理学假设。按照因果分类体系的划分，当代精神分析既可以认为是机体中心论、环境中心论、社会中心论。还可以看作是关系中心论。心理学理论发展与融合趋势日趋显现，而这种理论分类体系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在下文，我们将试图以心理学研究对象发展轨迹为逻辑线索，从研究内容上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分类，希望这种分类体系可以弥补中上述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的不足。

3、心理学理论分类体系的理论建构

通过对心理学史中心理学各大流派及理论的分析，从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指向进行分类，可以将心理学理论体系区分为四个体系：意识中心取向、行为中心取向、机制中心取向和意义中心取向。这四个体系可以从内容指向上涵盖心理学发展中较大的理论流派，而且不会出现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由于时间交叉而出现的模糊和混淆。虽然这种分类体系也会出现个别理论归属于两个或多个类别的情况，不过这种分类的方式却对现象学心理学、叙事心理学和社会建构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心理学等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归类。这种分类体系旨在弥补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的某些不足，并试图对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超越。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3)

关键词：《文心雕龙》；研究评述；个案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36-03

作为一部传统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颇为引人关注。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蔚为大观，最终成为一门显学，号称“龙学”[1]。对于近年这些“龙学”的研究成果，既有总结的必要，又有归纳的需求。因此，本文拟以2001年作为研究的起点，对学术界至今的重要成就进行如下的C述。并以期达到对这特定时间段内，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经历与研究结果进行宏观层面的总结与归纳。

一、研究焦点的转化

随着“龙学”的出现，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焦点在2001年后出现了转化的趋势。而且，这种研究焦点的转化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证：

首先，原著与研究者之间的转化。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由于其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而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无论是对于文学的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而言，其作者刘勰都有精辟的论述。因此，对其相关的研究，一般都是以对《文心雕龙》的文本为对象的理论探索。但随着“龙学”的显现，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对历代研究者及其研究结论的分析与探究。对此，张连科曾经对其20世纪的“龙学”研究进行了如下的归纳：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到作品的版本、校勘、及其批评原理等，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深入研究，取得骄人的业绩[2]。进而又在这样总结的基础上，列举了宏观研究的代表人物――牟世金和微观的研究代表人物――黄侃等人。即，对《文心雕龙》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对其版本的校勘等都属于对其原著的研究；对于后者而言，在宏观的层面上对其研究主要是指从文学史、美学史、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说明。例如，王运熙等人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李泽原等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等学术作品都以大量的篇幅对其原著与相关历代的研究成果都进行了客观地说明。这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出现了研究对象的变迁。既有研究者对其原著文本内涵的挖掘，又有研究者对其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体系里，既有研究者对传统结论的列举式说明，又有研究者对传统研究结论的再细化式分析。

其次，研究结果的重新审视。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不仅出现了研究焦点由“文本”为研究对象向以“研究者”为研究对象的转化趋势，而且这种研究趋势还逐渐出现了两者并重的研究局面。例如，周勋初的《〈文心雕龙〉书名辨》一文就是论述了自己对于《文心雕龙》书名的思考。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家给予骈文的重视。从而得出了《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从构思与美文两个层面上探讨相关的文学问题。再如，在2005年时，王小盾题为《〈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论及了《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及具体范畴，而且还结合《周易》的具体内容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王运熙老师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此相类似的研究还有戚良德的研究文章《〈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等。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中，它不仅涉及到对传统易学研究成果的审视，而且还在对比的基础上，探讨了易学给予《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术专著的诞生，都不能脱离其作者的学术背景。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中得到确证。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作为《文心雕龙》的创作者，刘勰的理论视野也不可能局限于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探讨其传统易学给予其创作的影响，既是对其创作实践的一种关注，也是对其作者知识理论体系的一种挖掘。

再次，总结性概述给予研究新的方向。任何一项理论研究，都可以基于宏观的视角和微观的视角进行探析，对于《文心雕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微观层面的研究具有针对性，更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总结则更能在发现这一特定时间段研究中存在的缺欠。从而为弥补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可能。因此，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综述性文章时见各大理论期刊。而且这类综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上，它是指更具宏观性的，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综述。例如，潘玲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在第二个方面，它是指针对《文心雕龙》某一特定内容而进行研究性综述。例如，张敬雅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文心雕龙・神思〉研究综述》的文章；陈亦桥发表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的《〈文心雕龙〉“通变”释义研究综述》等。第三个方面的研究综述为针对某些学术会议的综述。例如：陶礼天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文心雕龙〉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平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2009〈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性综述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研究综述虽然详细总结了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其确定的时间段稍显短小。特别是以“五年”作为时间标准进行综述性分析，似乎过于简略。第二个问题，以上诸多内容的研究综述确实为当时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那些以学术会议为研究对象的综述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二、探索范围的拓展

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焦点的转化带来的第一个学术影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关《文心雕龙》“探索范围的拓展”。在这里，“探索范围的拓展”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客观地分析：

首先，“研究”的再“研究”拓展了传统探索的范围。众所周知，当《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出现“文本研究与‘研究’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后，对于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既更正了传统研究中的错误，又深化了传统研究的范围。因此，这个层面上的“拓展”是一种基于“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性拓展”。例如，针对《文心雕龙》中的第三十六篇“比兴”的研究历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众所周知，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刘勰创作论的核心内容。在近年的研究中，有关“比兴”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总体说来，主要包含了“比兴”的本源考证、“比兴”的理论内涵界定、“比兴”的特征辨析、“比兴”概念的成因探讨、“比兴”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辩证、“比兴”的价值地位考察等几个方面[3]。所以说，这种通过“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拓展在细化有关“比兴”研究的基A上，扩大了传统有关“比兴”的研究内容。

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文本的阅读一样，不同的研究者因其所持学术观点的不同，因其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的不同，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进行再“研究”，既是对其传统研究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研究实践的客观拓展。

其次，另一种“研究范围拓展”是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有关《文心雕龙》研究问题的阐释。即，通过新的视角挖掘《文心雕龙》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傅炜莉基于认知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术语的分析。其研究结论集中于《〈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之中。再如，王晓军基于语用学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语用问题分析的《〈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学思想》一文等。虽然不能在此穷尽与此相关的其它研究性文章，但是，以上两个简单的列举却非个案。因为，这足以代表一种这样的观点：近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其研究范围的层面上表现扩大化的趋势。无论是对《文心雕龙》传统文本研究结论的细化，还是对其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其客观的结果都表现出了范围的拓展。

三、审视视野的更新

研究焦点的转化与探索范围的拓展都会为《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带来审视视野的更新。这里所谓“审视视野的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研究理论的参与更新了传统的研究视野。例如，语言学理论的参与。作为一种语言作品，《文心雕龙》的研究课题一定会涉及到语言学的理论。因此，在《〈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中，作者就从语言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文心雕龙》中核心术语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其文言韵语中存在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作用的阐释；包括对这种语言兼有的审美与认知双重价值的挖掘。所以，对此次研究的目的似乎可以这样总结：这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传统训诂学的研究，以《文心雕龙》为个案，对相关术语的语言学问题进行重新分析。特别是对概念、术语隐喻的分析，既深化了《文心雕龙》的传统研究，又丰富了现代语义学的相关理论。

其次，核心问题的多维解读需要多维的理论视角。《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因此，它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美学问题。对于其美学问题的解读也需要新的理论视野。美学又有“艺术哲学”之谓，在此姑且不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对其美学问题的分析需要哲学的视角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仔细分析《文心雕龙》的创作，读者就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影响《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又是颇为复杂的。从这篇文学理论著作之中，既可以发现传统哲学著作《周易》的影响，又可以从中发现荀子哲学理论的客观身影。甚至还有魏晋玄学和外来佛教理论的影响。这还只是从《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层面进行的分析。

再次，《文心雕龙》的传播需要更新传统的研究视角。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心雕龙》的翻译问题逐渐进入近年的研究实践之中。特别是对《文心雕龙》的英译进行的分析，无疑更能在比较研究的层面上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例如，刘颖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期刊上的《从〈文心雕龙〉“风骨”英译及阐释看关键词的重塑和话语秩序的建立》一文；钟明国的《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等文章都是对其传播问题进行的客观分析。虽然这些传播问题似乎与其文本内涵的研究无关，但在实质上，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却是制约其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于国外研究者而言，翻译质量决定着他们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从另一个层面上，翻译的质量是其针对《文心雕龙》所有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没有忠诚于原著的翻译，国外一切针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都无从谈起。没有对其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译作介绍，国外研究者就不可能了解到国内研究现状。

总之，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实践出现了诸多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究焦点的转化、探索范围的拓展和审视视野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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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潘玲.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4)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8］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5)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6)

关键词：科尔；文化心理学；中国文化心理学；大众文化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5-016-03

文化心理学是20世纪末兴起的心理学新取向。作为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心理学的不足。不过，文化心理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心理学理论范式，而是由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组合而成。其中，科尔的理论是极具代表性且影响颇大的文化心理学理论范式。

一、文化心理学理论的基本内涵

文化心理学是一个边界并不十分确定的新兴领域，对于“什么是文化心理学?它研究什么?”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科尔认为，文化心理学是研究以人的创造物(工具或媒介)为中介的文化与心理相互建构的一门学科。对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1)科尔坚持的是一种实践观，即他认为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是文化与心理的相互作用过程；(2)文化与心理是相互建构的；(3)这种建构过程是以人造物为中介的，由于人造物是由人来创造和使用的，因而它必然具有对人来说的意义。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科尔所说的文化心理学至少必须研究三个方面：人造物及其对人的意义；心理；心理与文化的关系。在科尔看来，文化心理学就是一门研究文化与心理之间互动、互相建构的学问。因而，将文化心理学定义为研究人的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科尔本人也是赞同这一基本内涵的。

二、科尔生态文化观之主要观点与解读

科尔深受苏联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影响，认为人的心理和行为不同于动物的心理和行为，是以文化为媒介的历史发展。具体来讲，科尔的生态文化观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造煤介观

科尔继承了维果斯基的思想，非常重视人造物(artifacts)、工具或媒介的作用。不过，他把工具改为人造物，并对人造物加以重新解读和理解。他指出：“人造物同时既是观念的，又是物质的。它们是观念的，是因为它们的物质形式是由它们参与到它们先前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作为媒介介入其中的相互作用中来形成。”依据科尔的观点，人造物是基本的文化要素，人的心理发展，必须被恰当地理解为人类活动和人造物的共同演进。人造物的存在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选择性”的世界。

科尔认为，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有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间接的作用是文化作用或媒介作用，它通过人造物把主体与客体(环境或刺激等)联系起来，人类的思想是“经验的、直接的、自然的、个体发生的”和“间接的、文化的”两个方面融合的必然结果。由于人造物为人所创造并为人所使用，因而它们反映了人制造和使用它们时的心理和行为以及它们对人的心理和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科尔还引用瓦托夫斯基的观点。把人造物分为三个水平：初级人造物、初级人造物的表征和使用初级人造物的活动方式或方法、可以构成一个相对自主和独立存在的世界的人造物。其中，第三水平的人造物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精神或心理层面的东西，它们似乎确实构成了一个非实践的或免受游戏活动影响的舞台。

(二)　生态语境观

科尔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构成了不同的心理条件，从而诱发了不同的心理活动，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进而导致了不同的生物结构和心理结构。换言之，人不仅对自然有不同的主观建构，而且人的生物和心理结构也由此被模塑和改变。因此，科尔非常重视生态或语境的作用，认为不同的生态语境迫使人们表现出不同的适应行为，制造出不同的人造物，对世界作出不同的解释，并因此赋予刺激以不同的意义。所以，文化心理学研究必须从具体的生态语境出发，在具体的生态语境中进行。由此其理论被称为“生态文化观”。

语境一词，科尔从其拉丁词源出发加以理解。他认为，语境的拉丁词源是“contexere”，它意味着“交织在一起”。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与此类似，它把语境解释为“给予其部分以凝聚力的有联系的整体”。按照这种语境观，目标、工具和环境同时构成了行为的语境，认知可被说成是与那一语境相关的方式。科尔这种对语境的解释与一般人们对生态的解释类似。由科尔的语境观来说明人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人与文化是交织在一起的。

(三)　实践观和活动观

受维一列一鲁学派的影响，科尔非常重视实践或活动的作用。维果斯基认为，人的智力和思维是在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各种活动、社会性不断内化的结果。科尔继承了维果斯基的这一观点，也从实践和活动的角度构建其文化心理学理论。他认为，随着与文化有关的学科的发展，“活动”和“实践”这两个相关的术语被愈来愈多地使用，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人们对把语境归结为环境和原因之概念的不满，部分是由于来自于一些社会和文化理论中的思想的注入。”

科尔认为，社会现实由社会实践构成，社会实践提供了主体间的心理媒介。实践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有助于我们克服“个体和社会相对立”的二元论。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说语境是社会实践系统，其中的各成分或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种观点与生态世界观基本一致，强调系统中各因素或部分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并都把活动看作被称为语境的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人们想要解释的部分被从语境中删除后的残留部分的产品和结果。由此，科尔指出，心理学研究应在自然发生的社会情境中而不是在实验室中进行。

(四)　多元文化观与文化相对论

科尔认为，文化是多元的而非同一的，世界上存在许多不同的文化，文化间存在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差异。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独特的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依据其研究结果，他认为，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差异不是表现在本质上而主要表现在运用它们的情景或场合及其表现方式上。人的心理和行为总是与当地人所处的语境和经常从事的活动相一致。我们不能主观片面地说何种文化先进，何种文化落后，仅对文化作主观的价值判断。科尔指出：“由于存在被认识的和体现在不同社会的文化实践中的问题种类之差异，人们必须在逻辑上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一非普遍性的单一的一般的心理特征之观念。”

在对科尔的生态文化观基本观点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理论比之传统的主流心理学确实有很多进步之处。第一，科尔的文化心理学以重视人性、重视文化研究范式为特色，重拾了心理学原有

体系中的人文主义取向，使得以往靠单条腿走路的心理学体系更加完整；第二，其理论看到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复杂性关系，拓宽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使心理学理论更加切合社会实际，增强了心理学的应用性；第三，将文化引入心理学的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文化在心理与行为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文化或文化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

当然，科尔的文化心理学理论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相应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过分强调文化的可变性，忽视了文化和文化心理的质的稳定性；其次，从科尔的文化心理学理论中，我们可以确认科尔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再次，科尔的文化心理学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上过分突出其人文性，不利于对人的心理的客观性部分和刺激的客观性反应的研究。

三、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一点思考

尽管科尔的文化心理学理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但该理论对于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具有很大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　大众文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如何应对

大众文化是源自西方的文化术语。何谓大众文化，金元浦教授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作为一种现代通俗文化、一种消费文化、一种现代传播文化和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凭借其世俗性、娱乐性、时尚型、技术性和颠覆性，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有着广泛的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

诚然，大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有着一致性的一面，二者在目的上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在教育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同向互补作用。但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大众文化凭借其多元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舆论误导、信息对流等优势，消解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想继续发挥它对主流思想、对人们思想的引领作用，必须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含量，在其教育工作中融入更多的文化因素，通过文化透析人们的思想状况。文化心理学正是研究文化与心理之间互动的科学，借助文化心理学的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教育对象，看到其思想问题的文化根源，进而准确地把握教育对象的心理，最终对症下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同时，科尔的文化心理学理论提出活动观和实践观，这对于适应时展要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大众文化之所以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其主要原因就是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应借鉴这一点，走进生活、走进实际、寓教于活动，在实践和活动中对人们的思想达到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作用，进而增强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

(二)　中国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的建构问题

鉴于心理学在旧、新中国近百年来的曲折发展，我国已故著名心理学家潘菽于8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我国心理学要走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何谓“中国文化心理学”?杨中芳在其《中国人，中国心：文化、社会与个人》一书的绪言中阐述到：心理学的本土化是指将心理学由非本土状态转变为本土状态的过程；而本土状态的心理学就是本土心理学，这是心理学本土化的目标和终极状态。她肯定地表示，现在中国的“心理学”(主要指港台心理学)只不过是对于西方心理学的搬运和贩卖。我们的任务是走本土化的道路，使现在的中国“心理学”变成“中国心理学”，即把“中国”这两个字搬到引号中来。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7)

[关键词]期刊分层期刊评价历史社会学解析

[分类号]G250

1　分层的客观性与期刊分层

分层最初是一个地质学概念，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借用了这一名词，创造了社会分层的概念，用来分析社会的纵向结构，也像地质构造一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层级。“社会分层”一词的起源不甚明了，约在20世纪20、30年代由索罗金、金斯伯格、盖格等开始使用。当代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分层主要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社会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级的过程与现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一直以“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为口号来整合社会，然而“追溯历史或探寻宇宙，人们还未曾发现完全无等级的社会”。分层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属性具有客观实在性。与其他事物一样，分层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使社会要素在各个层面协同完成既定的社会功能，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功能主义)；另一方面导致社会内在紧张和社会变革(冲突理论)。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来说，“分层能使人们把握社会系统的主要力线”。

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认识社会的特定视角。期刊是人类交流科学知识的社会化系统，对于同一个专业领域的期刊，在主办机构、编辑队伍、审稿专家、作者群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直接导致了期刊办刊条件的差异，影响期刊的学术水平。学术水平的不同使得期刊在学术共同体中所获得的认同度产生差异，认同度的差异直接导致期刊的地位差别。因此，期刊分层是社会分层在期刊界的自然延伸，“期刊的级别是期刊的一种属性”。正如严建新所说，科学技术期刊在学术维度上的分层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没有公认的分层标准，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对本专业不同期刊的学术水平也会有一个模糊的共识。

2　我国期刊分层的历时分析

我国常见的期刊分层模式主要有三种：①按期刊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划分；②按期刊是否获奖划分；③按期刊是否是核心期刊划分。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简称《总览》)，这是我国期刊分层标准嬗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期刊分层的主流是依据刊物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在此之后，期刊分层的主流是依据一种期刊是否属于核心期刊。按照是否获奖对期刊层级的划分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官本位”传统，政治一直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社会生活的其他要素一直围绕着政治稳定的目的不断地优化重组，行政级别一向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同。我国对科技期刊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实行基于行政级别的分级管理制度。虽然“这种分级不是以期刊质量、学术、技术水平为划分依据，而是从期刊髓记的行政管理机构来确定的。因此，不能说地方性期刊的质量、学术、技术水平低于全国性期刊”。但是，“国家”、“地方”的行政分级管理方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认同感，亢接为科研管理部门根据期刊的行政级别对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判定提供了合法依据，进而导致了基于期刊行政级别对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一些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在申报、评定科研成果及晋升职称工作中，虽然国家并无规定，一些单位却按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划分刊物等级，并据此判断科技论文的学术质量，而且颇具普遍性”。

虽然这种行政性的期刊分层方式不是最合理的，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期刊质量分级出现之前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部级期刊的主办单位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物质资源，这为主办一种优秀的学术期刊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部级的期刊主办单位拥有强大的智力资源储备，汇集了大量的学术精英。他们用较高的学术鉴赏力对期刊稿源进行审核，从而为期刊学术质量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缺乏优秀稿源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就可以成为文稿的重要来源。这些独特的优势是地方性期刊所不能比拟的。

1991年6月，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颁布了《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期刊，按期主管部门分为全国性期刊和地方性期刊。全国性期刊是指国务院所属各部门、中国科学院、各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管的期刊；地方性期刊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委、厅、局主管的期刊”。这一文件的颁布，成为以行政级别对期刊进行分层的合法依据，标志着以行政级别为标准的期刊评价方式发展到顶峰。

物极必反，在以行政级别进行期刊评价走向顶峰之时，一股孕育了十多年的潜流在默默涌动，正准备取而代之，走向期刊评价的前台。这股潜流就是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是一件“舶来品”，其理论基础是布拉德福定律；也有学者认为布氏定律和加菲尔德的引文分析理论、普赖斯的文献增长与老化定律(特别是研究峰值理论)三者共同构成了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

1973年，《国外书讯》杂志率先译介西方的“核心期刊”理论及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20世纪80年代，国内图书馆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的选择和收集问题：一方面期刊的数量和价格均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家无法为图书馆提供更多的经费来应对期刊数量和价格的增长。如何以有限的经费实现文献收集的信息密度和使用价值最大化成为整个图书馆界最为关心的问题。核心期刊理论使图书馆界看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曙光。图书馆人本着“学以致用”的目的纷纷投入到核心期刊的研究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核心期刊遴选指标和遴选方法的研究不断深入，80年代末，“核心期刊”由一个“舶来品”顺利实现了“本土化”着陆；核心期刊的概念也在“本土化”进程中逐渐渗透到图书情报界以外的学科领域，特别是科研管理界。

核心期刊的影响力之所以能成功地从图书情报界拓展到整个学术界，是自身特质与时代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是经典文献计量学定律，主要根据载文指标和引文指标测量的数据而得到。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基于统计数据的核心期刊披上了“科学”的神圣外衣，这使它比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方式的科学性大大增强。1987年以来，中国科学界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量指标评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实绩。核心期刊作为科学计量的期刊分层方式，迎合了科研管理部门定量评价的管理需要。

在学术界，研究人员一直存在着弱化行政对学术进行干预的要求，对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评价方式诟病已久。有学者指出这种评价方式“阻碍科研成果的传播速度，影响众多期刊提高质量的积极性，影响评奖、评职的公正性”。因此，学术界强烈要求建立基于学术水平的评价机制。核心期刊理论所使用的文献

计量指标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弱化行政评价的要求，而且其中的引文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研究人员对学术水平进行评价的需要。在期刊编辑界，核心期刊的“动态性”打破了基于行政级别的静态期刊分层，引入了竞争机制，势必得到广大处于行政弱势地位的期刊编辑人员的支持。

虽然自核心期刊引入科研评价领域之后，也引起了期刊编辑界、学术界的不少非议，但是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当前期刊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的主流却是不争的事实。

3　现行期刊分层方式的局限性

从基于行政级别的分层模式到基于核心期刊的分层模式，期刊评价完成了静态分层到动态分层的转变，这无疑是我国期刊分层体制的一次巨大进步。而且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研究成果从行政评价转到学术评价。然而，核心期刊作为期刊分层和研究成果评价的工具，也受到学术界、期刊界的质疑和批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考察。

3.1　分层目标和使用目的的背离

我国的学术期刊大都集中在首都和省会城市，为了便于对期刊进行审批和管理，根据期刊的主办单位的级别向不同级别的出版管理机构进行申报批准，产生了“国家”、“地方”的期刊层级差异。这种分层方式本身不具有任何学术水平评价的成分，也并非为了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服务的，更毋庸扩张到由期刊的学术水平进而判定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因此，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如前说述，核心期刊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如何以有限的经费实现所收集的信息密度和使用价值最大化，它的原始功能在于“获取高密度的情报源”，从而有利于专业图书馆建立基本馆藏，指导读者浏览专业期刊。虽然引文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并非纯粹的对期刊学术水平的评价”。

无论是基于行政级别还是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方式，它们的本质目的都不是为了评价期刊和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而设立的。这两种期刊分层方式均被科研管理部门借用，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手段和工具。分层目标和使用目的的背离，是导致学术界对这两种期刊分层方式批判的根本原因。

3.2　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及其导致的结构紧张

基于行政级别和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方式，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后果――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尽管有些学者将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引申为“中央(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的三级结构，但是仍然无法摆脱“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分层格局。核心期刊所导致的二元对立的分层局面更为明显，通过各种核心期刊表的确定，全国的学术期刊“以是否‘核心’被区分为两大壁垒”。在现行评价系统和研究人员投稿动机的共同作用下，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导致了期刊界的结构紧张。

现今，许多学术机构将核心期刊作为科研考核的一种标准。一家期刊是否被评为“核心期刊”，直接关系到期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一份学术期刊未被评为核心期刊，则意味着刊登的论文无法得到评价系统的认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研究人员在投稿时会将非核心期刊作为自己的第二选择。优秀稿源是期刊发展的生命线。在现行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研究人员的个人选择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非核心期刊无法或很难竞争到一流的优秀稿源，选稿也成为一种吃核心期刊“剩饭”的过程。

在面临稿源困境的同时，非核心期刊还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订购量的不断下滑。学术期刊的主要购买者是图书馆，核心期刊的原始功能就是为图书馆订购期刊提供依据。一份学术期刊如果不是核心期刊，也就意味着丧失了众多的图书馆买家，结果导致发行收入的锐减。虽然我国的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主要来自于主办单位的拨款，但是核心期刊评定导致的非核心期刊发行量的下降，无疑剥夺了期刊争取更好的办刊条件的可能性。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宿伯杰说：“1993年，笔者所办的期刊的收稿量和订数分别比1991年陡降30％和3l％，至1996年，定数比1991年下降了52％。这与1992年《总览》的出版有立竿见影的因果关系。”一些学者也指出：“这种将学术期刊腰斩为二(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并将之与学人的利益挂钩的做法，实际上使得学术期刊界原本有序的自由竞争变得非常不公平，学术资源的分配和流向完全为所谓的核心期刊所左右”。最终在学术期刊界产生了核心期刊的“马太效应”和非核心期刊的“贫困恶性循环”，致使学术期刊被划分二元对立的“核心”与“非核心”两大阵营。

3.3　粗放式的分层结构无法胜任科研成果评价的使命

期刊编辑界、学术界除了从学理上“质疑‘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认为核心期刊作为期刊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的工具是“无可奈何的功能误用”；还从形式上对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展开批驳。

基于行政级别期刊分层将“期刊只划分为部级、省市级期刊”，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将“期刊级别只划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这种二元对立的粗放式期刊分层模式未能做到“拉开档次”，“不适宜在大范围内笼统采用，不然就会出现《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音乐教育》平级的滑稽现象”。钱荣贵也指出：“现行的‘核心期刊表’没有对入选期刊进行分级处理，是不是发表在同一类‘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其学术质量都一样呢?显然也不是如此。”

因此，这种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模式作为期刊评价和研究成果评价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较低，不能很好地胜任期刊评价与科研评价的职责、完成科研评价对学术研究进行有效导引的社会使命。

4　期刊分层对核心期刊理论的坚守与拓展

期刊分层是一种客观现象。朱克曼认为：“在科学界，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个人、团体、实验室、科研机构、大学、期刊杂志、研究领域和专业、理论、方法等等都依照威望高低划分了连续又界限明确的等级”。

“社会地位构成了社会分层的标准”，“决定了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依据社会地位的差异，我们可以把握社会基本结构以及由它制约的社会运行状态。期刊分层的标准是什么?现行的主流期刊分层方式――核心期刊理论，从文献密度和引文规律两大维度揭示了期刊的分层现象，它是否能够准确揭示期刊的结构特征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会产生载文和引文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更为合理地界定期刊分层、揭示期刊结构的标准是什么?哪些因素会对这一分层标准产生影响?期刊个体通过何种机制获取这些有利的影响要素，实现自身在层级结构中的流动?作为期刊分层的结果，被揭示的期刊结构能否作为期刊评价和论文评价的工具，从而使其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这些正是期刊分层研究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

期刊分层，不是要现有的核心期刊理论；而是在现有的期刊评价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分层和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从学理上对学术期刊的层次结构

进行更为准确的揭示和阐释。从本质上说，期刊分层是对核心期刊理论的坚守与拓展。

4.1　对核心期刊理论的坚守

期刊分层理论秉承核心期刊理论的基本逻辑前提――期刊界存在着等级差异的层次结构。对差异的承认与揭示，使核心期刊在期刊界引入竞争机制成为可能，“使得众多的学术期刊从过去那种缺乏外在评价、自我感觉良好，转向了以提高学术质量、吸引优质论文、优化学科选题、增强编辑责任为目标的追求”。期刊分层将继承发扬核心期刊的期刊评价功能，推动期刊界的有序竞争。

期刊分层继承核心期刊的学术评价功能。陆伯华认为：“核心期刊的功能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管理功能；另一是评价功能”。在人类进入信息爆炸的叫代，作为学术界正式交流系统之一的期刊，其不可推卸的功能体现在“首先评价知识，其次传播知识”。一份经过严格评审的期刊论文，“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知识声明，宣布它已经得到科学家的同行的评价和承认；其次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因此，期刊“最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质量控制’，而不是速度”。可见，期刊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功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期刊分层通过对期刊结构的揭示，有利于比较论文之间的学术水平，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

布迪厄认为：“众所周知，科学仍朝着取得完全自主化的目标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能把社会审判乔装成科学审判，为特有的社会越权现象披上了科学的理性外衣。”对于期刊――这个科学交流的特殊“场域”来说，核心期刊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将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权从基于行政级别的“社会审判”手中夺回，初步建立了学术期刊基于载文指标和引文指标的“科学审判”机制，增强了“科学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期刊分层坚持从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利益出发，坚守期刊评价权回归学术界这一基本立场。

4.2　对核心期刊理论的拓展

期刊分层研究，不仅继承核心期刊理论的优秀传统，还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核心期刊理论进行完善。

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是文献离散与分布定律，核心期刊的判定主要依据文献计量学的指标。因此核心期刊的确认主要是对大量的期刊文献所呈现出的数理规律的宏观描述和显示；换言之，核心期刊的划分，是从文献出发的，无关社会，所以核心期刊的分层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社会因素的干扰，呈现出文献资源的某种原生态。以《总览》为例，它所使用的指标从1992年版的3个扩展到2008年版的9个，从这些指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核心期刊’的遴选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和选取期刊的：一是期刊的载文数量；二是期刊的载文质量”。这种评价模式的前提是将期刊视为一个独立运动的主体，指标所反映的实质是期刊本体的特征，各种指标的取值成为期刊本体特征的量化反映。然而，这一评价模式的重大缺陷之一在于，忽视了社会性因素对期刊学术水平的影响。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它始终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分层以及不平等必然会影响和干扰到期刊的生态和发展。因此，学术期刊中必然存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核心期刊理论成为主流期刊评价模式之前，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评价之所以能够盛行很长一段时间，正是因为它对影响期刊学术水平的社会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而核心期刊的分层方式，完全抛弃了这一优点。社会分层理论在核心期刊理论中的引入，能更真实地反映学术期刊的环境和生态。由此产生的期刊分层理论能对核心期刊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和完善，从而使其更贴近真实的期刊生态。

传统的“一刀切”式的期刊评价方式，不仅导致了期刊两大阵营的紧张与对立；这种粗放式的二元结构也不利于期刊评价功能的发挥。事实上，思想界早已对二分法在认识论中的局限展开了深刻的反思，这也是当代社会学界对社会结构认识以“阶层”分析代替“阶级”分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期刊的评价，理应打破二分法的限制，树立多元层次观；从粗放式的期刊分层结构突破到精细型的多元结构，以便更为真实地反映期刊的结构特征。期刊的集团性结构的呈现，有利于完善期刊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完善评价机制对期刊个体的激励功能。根据弗鲁姆的期理论，激励的效果受三个变量影响：努力――绩效的联系，绩效――奖赏的联系，和吸引力。现行的核心期刊理论，对于处于上层和底层的期刊均无法发挥期评价的激励功能，只能对处于结构中层的期刊产生激励效果，促进他们为进入核心期刊集团而做出努力。多元分层观的期刊分层理论，有助于期刊个体进行更为准确的自身定位；有利于管理部门根据期刊的不同层次，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方式，全面发挥期刊评价对期刊个体的激励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