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论文篇(1)

新经济社会学下的企业家行为

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结构洞理论和强弱关系理论是指导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故先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嵌入性理论。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经济社会学科的标志性概念，Granovetter在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从嵌入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及社会学研究经济行动的“社会化不足”及“过度社会化”提出了批评，指出只有嵌入于社会结构、人际网络之中的信息和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乐意接受的。在随后的研究中，Granovetter提出嵌入性分为两类，即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所谓关系性嵌入是指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嵌入于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的，与此同时，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它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因此，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嵌入其构成的社会网络即结构性嵌入。

结构洞理论。在信息和资源的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存在一些特殊结点，它处于重要结点的位置，比其它结点在竞争中拥有更多优势，能够在网络中有更多享用信息和资源的机会，而其它网络成员往往通过它才能享受这些信息和资源，Burt把这种占据其他未联结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称为“结构洞”。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holes）理论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更为常见，即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个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故称为“结构洞”。如果个体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空洞，即联系着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个体，那么该个体就获得了这种状态赋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资源的优势。因为他占有较多的结构洞，能够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结构的中间人，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机会以及控制资源能力。

强弱关系。在关系研究中，按照关系的联结强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指主体间情感密切的联系或是频繁互动所形成联系，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熟悉的朋友之间。弱关系是指以较少的交往频次、较弱的情感和较少的责任等为特征的关系。Granovetter在“弱关系地力量”一文中，指出弱关系在传递资源过程中更具重要性，这是由于强关系之间彼此很了解，其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颇多，因此相互交往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新资源与信息，所增加的资源与信息大部分都是冗余的，而如果在弱关系之间搭起某种形式的桥梁，就可以传递多种多样的资源。在新经济学视角下，由于其嵌入性，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是以企业家为中心构成的社会网络对集群发展产生的影响。由于企业家在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位置，企业可以获得对关键资源的拥有或控制，且利用企业家不同的“弱关系”，企业可以获得多样化的信息或知识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有助于企业的团队成员从原有企业中独立出来，成立与原有企业业务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新企业。因此，集群环境下的企业家行为，具有网络化、衍生化特征。

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与衍生效应

集群型企业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其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经济绩效上，更重要的是对集群内其他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第一，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产业集群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企业“扎堆”而成，而是通过企业家网络相互交融形成的有机系统。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指集群型企业家的创新行为通过企业家的强关系或弱关系网络扩散，形成集群的竞争优势，并推动集群不断发展。对于新创企业而言，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网络。由于地理上接近，集群型企业家们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念、彼此相互信任，在企业间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家之间的口头许诺或其他非契约的关系，常常代替市场中的交易方式或契约关系，这样不仅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创新的风险性随着企业家个人网络的拓展而降低，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强联系”为主的企业家个人网络就是Grannovetter提出的关系型嵌入，企业家构成以小范围、强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加强，集群型企业家往往通过革新的方式，利用“结构洞”使两个或更多没有联系的子网络建立联系，发挥桥梁功能，此时，企业家网络嵌入更大的产业网络，创新效应的扩散主要是通过大范围、弱联系为主的企业家网络。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竞争强化，企业不断兼并与淘汰，某个产业集群往往集中4-5家实力强大的企业，集群品牌基本形成，集群的发展需要集群企业家更大范围内的创新，集群型企业家会与集群外知名企业联盟，利用后者的声誉、营销渠道和自身的成本优势、领导地位，共同培育新的全国甚至国际品牌，增强集群品牌效应。在这个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以大范围、强联系为主（此时的强联系与集群发展初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特征不同，更多的是建立在频繁的业务联系和稳定的战略合作上）。

第二，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指先前在母公司工作的员工，利用其技术优势或销售网络，出来创办新公司，从事与原公司业务相同或价值链互补的业务，产生衍生企业，形成产业在空间地理区位上的集聚。李永刚把企业的衍生分为裂变衍生、孵化衍生、分蘖衍生。裂变衍生是企业管理者或经营技术骨干从现企业辞职脱逸出来，利用所拥有的人脉网络、信息知识和管理才能独立创办与原企业相同或相关的企业。孵化衍生是有目的的衍生出与母体企业保持生产环节配套、技术上互补、市场空间交叉、利益上兼容或归属的企业。分蘖衍生多发生于多个成员共同创办的企业，随着共同创业者经验的丰富、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经营理念与目标的不同，成员商议从原企业分出一个或多个新企业，它是一种寻求新的企业制度安排以包容和适应多个企业家共同成长的一种制度创新。新企业无论是通过裂变、孵化还是分蘖衍生，前提都是潜在企业家的存在，而这些企业的衍生恰恰是潜在企业家向现实企业家的衍生过程。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来源于他的创业动机，而创业动机又取决于创业意识、资源获取能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创业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对创业的敏感性和对风险的态度，潜在企业家周围的成功创业者越多，越容易形成企业家主导的文化氛围，越能增加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识，勇于承担风险的潜在企业家更具有创业的冲动和激情；另一方面表现在创业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潜在企业家除了关注自己的物质收入之外，还关注创办企业带来的权力、自主、成就和被尊重等方面的社会效用。资源获取能力直接关系到潜在企业家能否将创业意识转变为实际的创业活动。集群内蕴藏着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信息，集群内高度专业化的关联企业和机构可以高效和低费用向其提供人才、技术、资金、设备、部件、经营诀窍等必要的投入资源，潜在企业家利用其“结构洞”优势，获取网络内各种资源、整合信息来成立新的企业。

此外，除了集群企业自身的衍生，集群型企业家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产业集群的产业环境容易产生合作和相互信任，集群内的经营者容易获得企业分散情况下无法获得的创新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这样的创新环境中，经营者在较低风险、较明确的发展路径以及较高的预期收益等激励下，成为创新企业家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在一个小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外部性，造成局部地区的企业家群体的涌现。正是在集群环境下，由原企业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网络效应而引发企业的衍生和更多企业家的产生。

结论与建议

在创新成为主流的时代，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依靠集群型企业家。忽视企业家的创业与效仿以及知识信息的作用，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企业集群所创造的地区竞争优势（李新春）。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通过其创新行为的示范效应、网络效应、衍生效应推动集群的演进，但要注意的是，企业家行为除了带来正的效应之外，也会带来负面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趋同使集群内的创新行为减少，引发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包括产业定位的同质性、生产产品的同质性、经营方式的同质性等。由于集群内部企业家行为的“效仿性”、基于“裂变”的新企业产生方式及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同构，尤其是传统的产业集群，技术与科技含量较低，进入壁垒不高，产品结构单一，导致企业之间的过渡竞争，甚至影响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所以在集群环境下，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给企业家创新带来宽松的政策环境，并且完善人才培育机制，为集群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营造良好集群环境。在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前提下，政府应对集群实施积极的引导和调控，并为集群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1）政府可以通过产业倾斜、税收和信贷优惠、技术扶持等政策，吸引集群内外企业家进行创业；（2）政府可以通过创建技术创新平台和区域服务体系，促进集群系统内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的有机结合，增强集群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3）政府可以大力加强与集群配套的交通、信息、教育、文化、科技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吸引创新人才，营造有利于企业家交流与协作的文化环境与制度环境。此外，政府应该为集群内企业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法制环境的同时，也应当制定有效措施和机制，为集群内各主体间合作提供良好平台，完善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提升企业家素质。传统的集群企业延续了“家长式”和“经验式”的管理方式，这种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合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必须要通过提升企业家素质来提升集群整体的竞争力。（1）建立企业家培训制度。政府或者行业协会可以通过与专业培训机构或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开发企业家培训课程，构建企业家交流和学习平台，建立企业家学习机制，提升企业家战略管理能力;（2）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有益于企业家接受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政府要规范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使企业抛弃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二位一体的陈旧模式，进一步提高企业家素质，推动产业集群持续发展。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2)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性极大，为了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必须深入地研究其经济行为方面的特征，才能有效地开展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斗争

关键词：非法商务活动;垄断;暴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指由3人或3人以上组成的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和人员分工，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建立起一定的势力范围和“保护伞”的非法组织所实施的犯罪。目前，理论界有人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观特征不能概括为追求经济利益，追求财富、荣誉和权力的三位一体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目的。当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的观点比较准确的。笔者赞同主流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而且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贪婪性。考察历史上的帮会组织及我国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现状就发现他们均是在主流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建立的反社会、反主流的亚文化群体，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政治地位和政治理念，而是巨额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组织犯罪组织的巨大动力。从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犯罪的初期即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大多从事走私、开设、聚众、诈骗、绑架、非法经营等非法活动获取经济收益，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会寻求合法的经济实体来掩护非法的所得，或者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能够在一定地区或行业内获得巨大收益会使用暴力对同行之间进行排挤、打压，从而保证该组织在此行业、地区内的绝对的优势，进而获得更丰厚的犯罪收益。当然，为了使主流社会认可其存在，不查处或不干扰他们的犯罪活动或犯罪组织，也需要其拿出部分的犯罪收益去寻求政治庇护，向政府、执法机关进行渗透、贿赂，甚至直接在政府机关内部担任职务，他们所追逐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尽各种可能是主流社会留出相应的空间让其“地下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

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一定社会区域或者行业，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从事局部的非法控制。但是黑社会组织对社会的非法控制主要是对社会的局部控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虽然具有“黑社会”的性质，对社会有一定的控制和影响力，但它还没有发展到“黑社会”的程度，不能对整个地区或者社会的较大方面有影响力，只能是控制或者影响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这里的“一定的区域”，通常是在一个区、县或者乡镇范围内，有些较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范围只有几个村庄或者是市场、码头、车站，少数发展时间较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势力范围能够扩展到一个较大的城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一定区域或行业的非法控制和影响是有限度的，它并不能控制区域或者行业内的所有方面，通常还没有达到使该区域内的正常社会完全受制的程度，只要该组织在区域或者行业内实施了大量违法犯罪活动，群众受到欺压、残害，并认识到或者感觉到该组织的非法控制和影响，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受到该组织的严重破坏，就可以认为这一组织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和影响。第二，称霸一方，实行垄断经营。黑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不仅要有管理者、控制者——黑社会组织成员，还必须要有被管理、控制的对象——固定的场所与稳定的人群，而稳定的人群与固定的场所的结合便形成了社区或行业。这既是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对象，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的空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一般都控制相对独立的、垄断性的势力范围，在一定区域诸如某一村、乡、镇、县、集贸市场，或者在一定行业诸如建筑业、运输业、娱乐服务业、手工业等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欺行霸市，垄断集贸市场，形成非法控制或者产生重大影响，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同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同时及形成之后，通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凭借其政治、经济、人员、犯罪装备等资源和实力，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所提供的非法保护，在主流社会行政区域之内划定地下控制范围，并以暴力或其他手段营造黑社会恐怖气氛，把触角伸向一个或多个行业，或称霸一方、或划分“势力范围”，在主流社会中建立一个社会控制体系，俨然是国中之国。当然，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争夺和保护自己的地盘，各个组织之间也不惜“火拼”，以此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其势力范围内插手地方经济活动，控制、垄断某些领域，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从而使合法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此外，他们还在自己的“地盘”内，向商家强收“保护费”，要求提供“捐款”和“赞助费”等，群众敢怒不敢言，扰乱了社会的安定，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经济贪婪性的特征不断地促使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武装自己，发展壮大队伍，进行新的、更高的手段的犯罪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渗透到经济领域，通常从事非法经营，但也不排除从事合法经营的可能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体在追求经济目的的同时，更在于追求对某一经济领域的非法垄断和控制。当然，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发展到高级阶段，已经形成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犯罪时，不排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可能会为了进一步追求合法权而介入政治，直接或间接地掌握政治力。但是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现状来看，为了维护犯罪收益会拉拢、腐蚀政府官员或执法人员，其基本的目的不是为推翻社会，改变现状，而是为该组织有更广泛的发展空间提供种种便利条件，使该“非主流”社会能够长期得以存在和发展。他们看重的还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此外，暴力性、敛财性和腐蚀性是当前黑社会性质犯罪三大行为特征，它们共同维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为了巧取或豪夺，往往在手段上具有凶残性和暴力性，并会针对特定的人和物，用非常手段敛财，和经济的贪婪性紧密相连。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往往软硬兼施。所谓硬手段，就是暴力手段，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起家的资本，也是该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所谓软手段，是与暴力手段相对应，主要就是拉拢腐蚀的手段，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收买人心，扩展社会关系网的资本投入。软硬两种手段并存，交替使用，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两根支柱，两者缺一不可。这就表明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要想存在和发展，达到称霸一方，获取丰厚犯罪收益的目标，就必然会实施大量的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甚至放火、杀人等暴力犯罪行为。当然不能排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合法经营的可能性，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往往也会使用暴力手段对其他的经营者进行排挤、打压、恐吓，因此可以说暴力手段也是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争夺地盘、争斗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手段的使用，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它是扩充实力必备的手段，一般采用暴力殴打、绑架、抢劫、伤害等赤裸裸的手段，在其组织内部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犯罪凶器，如枪支弹药等，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违法活动或犯罪活动，树立自己的“威望”，进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或威慑力;同时，不同的犯罪组织之间为了扩大地盘，获取行业垄断或争夺犯罪收益，彼此之间会使用武力或暴力解决争端，对他们来说，暴力和武力的强度直接决定该组织的实力。为达到称霸一方，获取高额犯罪收益的目的，惨无人道，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显示出明显的疯狂性和残暴性。他们的所谓经济实力，就是依靠这种暴力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内，它是一种维持组织内部秩序和纪律的手段。对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来讲，一方面，暴力成为加入犯罪组织的必要条件，是组织内部迅速提高自己的地位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暴力是与国家司法机关抗衡取胜的能力，是组织内容权力分配的重要依据;通过使用暴力使人敬畏，确立其在组织内部的权威和地位，并得到下属拥护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组织内部有人违犯了帮规和纪律，将会受到帮规的严惩，轻则体罚，重则导致残疾甚至死亡。这些行为准则的核心就是对组织的忠诚，绝对地服从，不得背叛，在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威慑力或约束力。而暴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统一的物质支持。而他们的所谓内部秩序和凝聚力，也是依靠这种暴力来维系的。参考文献：

[2]张明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浅议[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3]黄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浅析[J].政府法制,2002，(9).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   新文化经济学   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 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 1500 1600 1650 1700 1750 1800 1850 1875 1900 1925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人口（百万） 110 160 140 160 225 329 433 413 472 527 582 668 820 983 1136 

人均GDP（美元）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500 568 697 973 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 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 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 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 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 W.J. & Bowen 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 B.S.与Pommerehne 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 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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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论文篇(4)

Abstract: The teaching research is the teaching establishment and the reform important bas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earch, this article published to the recent years Chinese periodical studies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the literature to carry on the induction and the analysis,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s method pattern, the key difficulty, the question countermeasure carried on the summary.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proposed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research enlightenment.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教学 文献综述

key word: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literature summarizes

作者简介：周闻峥（1981- ），女，湖北武汉人，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学科教学论。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其他专业课的基础，各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大都开设了该门课程且安排课时较多。为了完善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诸方面，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创新，但是目前关于此的文献分析在我国还非常之少。笔者旨在各位专家学者研究基础上，对近年来我国中文期刊刊发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文献资料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研究目前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热点及趋势，并以此进行思考获得启示，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和过程

1.1 研究方法

笔者拟用内容分析法主要为研究方法，采用抽样的方式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抽样，对在中文期刊刊发筛选出来的文献进行较为客观细致的分析，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最后运用EXCEL等软件的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从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从内容上进行横向比较。

1.2 样本资料来源

本研究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标准检索，以输入检索范围控制条件中发表时间“具体时间从2001-1-1到2010-12-31”，输入目标文献内容特征中“主题”为检索项、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文献检索出来后，通过初步的内容分析进行筛选，把不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核心的期刊文献进行删除，共抽的有效样本200篇（政府宣传、新闻广告、编者按及由于名称造成的不相关文献等除外），其时间跨度为10年。

二、研究分析和结果

2.1 样本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近年来我国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文章在国内中文期刊上的发行数量呈上升态势。依据对样本文章的统计，可以看到中文期刊上的文献数每年上升，2007年的文献数有一个量的飞跃，文献集中于2007年到2010年，详细情况见表一。

文献的主要内容涉及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方针、方法模式、重点难点、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几个方面。依据对样本文献的统计，可以看到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教学方法模式、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大量的文献集中于对教学方法模式的研究上，教学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的研究文献数量近两年上升很快，详细情况见表二。

2.2 研究内容分析

笔者对样本文献进行了阅读、筛选、分析、归纳，试图从文献研究的内容进行梳理，综述如下：

2.2.1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模式研究

西方经济学具有概念多、理论多、流派多、图形表格多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学者们对教学的方法模式进行了大量探讨和研究，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

梁静溪（2002）提出：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借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成功经验和先进成果，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推行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在教学中重视过程学习，尝试游戏教学方法，开展个人演讲、讲演评价等活动。刘黎清（2007）认为应改变目前传统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模式,融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其将讲授式、讨论式、反馈式、启发式、探究式等各种教学模式进行融合归纳，提出了几种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联合采用的有效的教学模式――演示+讲授模式、演示+讲授+测试精讲模式、提问+讨论+评价模式和案例教学+小论文+评价模式，从而实现有效的课堂教学。

2.2.2 西方经济学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难点作出了分析。

王铁（2005）分析了如何引导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所学知识，正确理解和分析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这个教学难点，认为在教学中应：增强学生在日常生活消费和个人职业生涯设计中的理性意识；有机介绍学术前沿有关问题，深化与相关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等。

文岚（2006）提出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是人文资源养成的过程，应从大学教师、学生、环境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王洋和苏兴强(2006)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思想和技术的学习应该完美地结合起来,不可厚此薄彼。王蓉和田延(2004)介绍了商业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密切相关性，系统论证了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彰显商业伦理的现实意义，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全面阐述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课程,在教学目标的定位中必须强化商业伦理和科学技能培养并重的原则。

2.2.3西方经济学教学问题对策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与逻辑性、内容的广泛性与系统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相当的难度，同时使教学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为了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曾令秋和杜伟（2002）认为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要使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知道是什么，还必须让学生了解为什么，进而在此基础上得给学生进一步分析怎么样；在教学中要注重“四个分清”，即分清庸俗经济理论与其具体分析方法的界限、生产关系的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界限、生产力理论本身的是非界限、西方经济学中主张所需条件与我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的界限。韩正清（2010)提出了一些在教学中操作性较强的方法，认为应从调整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改革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入手，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工具轻思想、重讲授轻启发、重知识轻能力和重课内轻课外的问题。

三、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各位专家和学者应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在研究的广度上和深度上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分析总结出能为一线教师教学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指南，并探索出一套即涵盖西方经济学核心思想理念、又符合我国具体国情能为我国经济社会服务的教学内容，和使学生充分理解、掌握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学模式，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经济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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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论文篇(5)

作者：曾祥云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哲学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经济学的面貌以及对其它经济哲学问题的回答。这一论题又具体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标准是什么、经济学内部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经济学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哲学可以在经济学提供的解答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哲学分析与评价。例如，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有“物质财富”说、“资源配置”说、“交换关系”说、“人类行为”说、“制度环境”说等不同认识与主张。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人及其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和终结点都无法脱离人这一主线索，无法回避人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换言之，如果一种经济理论无视人的存在，忽视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它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是非常值得质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发对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思考。又如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问题。经济学无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究竟什么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究竟如何区分?怎样看待经济问题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分析，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也无疑有其指导意义。二是关于经济学预设前提的哲学质疑。科学理论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预设的不同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也必然影响一种科学理论对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力。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2］P4“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初始概念，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开展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综观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均衡价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等，大多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觉地沿承和遵循着“经济人”这一前提预设。然而，“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也始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经济人”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理论中又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人”假设对于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能给出较深刻的、独到的诊断。面对理论界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褒贬不一，经济哲学有必要作出如下追问:“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属于“不证自明”?“经济人”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能否将“经济人”等同于现实的人?“经济人”究竟是前提假设还是科学抽象?应当怎样看待“经济人”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哲学解读，对于澄清理论界在“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关于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拷问。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的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理论曾在我国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而近几年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许多研究者又开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产生怀疑。由此，人们不能不对经济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经济理论成立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中的预设前提?怎样理解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关系?这些问题无疑要涉及到哲学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对它们的分析解答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现实经济现象，而且将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启迪。四是关于经济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的哲学查审。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对人们现实经济活动有着深刻影响的、同时又与哲学理论有着密切关联的经济观念或者说经济思潮。“个人”、“自由”、“理性”既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也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借助哲学思维方式，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对这类经济思潮给出深度分析与合理评判，而且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理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或者说第二个维度，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批判反思。哲学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哲学反思的虽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思想对象的思想、关于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于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们的现实经济活动。因此，经济哲学对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换言之，人类经济实践活动必然成为经济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和开展经济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径。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反思，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具体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现实经济世界中各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它们有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去研究。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总整性把握。它包括对以下问题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区分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依据是什么?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经济学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特征。问题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独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在人类经济领域，是否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与“利他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经济哲学作出思考与回答的。二是关于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体性社会活动，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特定经济理论的指导与牵引下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人类经济活动也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习俗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应当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作为实现和满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研究，即是对需要和消费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又应当怎样看待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说习俗，我们知道，人是通过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的，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群体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此，“市场交换行为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持有，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不同的市场习俗和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市场行为者的动机”。［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也必然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仅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而且对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都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对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的哲学省察。虽然社会科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都有对自由的特定视角的关注，但从践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自由”，则属哲学的题中之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因此，经济自由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经济自由及其与经济正义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正义的框架下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观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经济自由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自由观生成的意义何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怎样作出对于经济自由的现实选择?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应该给予解答的问题。四是关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哲学以其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启迪着人类智慧，人类也正是在对这种最普遍关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断提升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基本表现形式的人类认识、实践活动，都与符号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活动作为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无疑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活动。从产品包装到CI设计，从货币、支票到存折、信用卡，从商标、品牌到价格、广告等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现实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符号形式，即便是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数字符号，也因其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经济信息而显其特性。可以说，现实经济世界即是一个符号世界。符号都是有意义、有所指的。但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号的所指及它的意义层面，而在于符号的价值功能。人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体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俗，因此，任何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刻有特定文化传统的印记。这表明，经济符号无疑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象征的价值，而这种文化象征价值所潜蕴的变值功能，又无疑可以成为提升商品价值、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对于经济符号内在价值的发掘和揭示，也应是经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

三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或者说第三个维度，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与其它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它自身的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关系到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指向，关系到对于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本质的认知，关系到一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因而，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查审，既是经济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哲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牵引、有力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研究方法虽因经济学家个人的经济观、价值观和研究视角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背后，实际上都无不刻上了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哲学无疑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理支撑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背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当评估，就成为经济哲学应有的话题，并可由这一话题进而引发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如何看待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哲学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哲学应当怎样发挥自己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优势?等等。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绎法，而抽象演绎法的哲学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绎法而登上经济学论坛的历史学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历史归纳法则无疑又是以经验论哲学为背景的。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即是来自经验论哲学对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经济学史上关于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的研究方法之争，实质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哲学之争的翻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还存在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争，而这无疑又是与西方哲学史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主张实证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而随着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登上哲学舞台，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亦随之而兴。实际上，无论是作为实证分析学理背景的实证主义哲学，还是作为倡导证伪法哲学根据的证伪主义哲学，又无论是作为抽象演绎法哲学基础的唯理论哲学，拟或是作为历史归纳法哲学背景的经验论哲学，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借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由于这些西方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因其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某些片面、偏颇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这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为背景的各种西方经济理论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相互论争与攻诘，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经济哲学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并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无疑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经济哲学还应当关注经济学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以来，有关具体科学门类的研究范式问题，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与重视，不仅有牛顿力学研究范式、哲学研究范式之说，而且也出现了对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无疑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论域。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框架，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确立科学认识主体的整合机制，而且是科学理论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因此，加强经济学范式研究，对经济学研究及其发展也无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对“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将经济学流派当成了“经济学范式”，结果变成了经济学范式“满天飞”。由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提出来的，因此，开展经济学范式研究，应当首先明确什么是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究竟产生和形成了哪些经济学范式?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进而分析什么是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条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库恩那里，所谓范式转换，是指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且这种转换是整体转换，而转换的方式即是“科学革命”。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科学，其范式转换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们都是需要经济哲学来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及其相应的哲学话语体系来说，经济伦理也无疑是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论域。但考虑到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人们通常是把经济伦理当作与经济哲学并列的两门哲学分支学科来看待的，同时，经济伦理研究远较经济哲学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这里，我们并未将经济伦理归入经济哲学研究的论域之列。经济哲学或许还有其它的研究路径和论题。国内外的经济哲学研究仍处于探索之中，迄今为止，也远未形成某种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的统一的经济哲学话语体系。但基于对于哲学和经济哲学的理解，我们认为，上述经济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技术路径及其相关论题，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6)

“经济哲学”是当前国内外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联合研究的热门课题，这些年，国内外理论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不少论文，也见有专著。但综观这些研究，大多没有进入经济哲学基本规律、基本观点和具体内容的实质性研究。或是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研究内容缺乏理性的深度；或只是对经济运动问题的专题研究，缺乏整体感，不利于完整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笔者认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体系结构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因为体系本身担负着整合经济哲学思想的任务，从体系出发去研究经济哲学能更完整地把握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二

国内学者目前在研究中所应用的哲学方法都比较传统、陈旧，缺乏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表现在：所用的哲学方法基本上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必然影响经济哲学研究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

笔者认为，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应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运用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我们已经进入关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事物都必须从系统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关系经济，因此，关于市场经济的哲学自然应该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去加以研究，这样才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才能达到对现代经济关系完整准确的理解。

三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本体论、本质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马克思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情报机构”、“咨询机构”、“智囊机构”“专利机构”大量出现，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与物质生产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从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人才经济的转型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例如，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今天，从大经济观的角度去划分社会生产部门，就应该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三大生产部类，第一部类是人才生产部类，第二部类是信息生产和知识生产部类，第三部类是物质生产部类。

再如，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列宁只讲了5个，今天，就该有第6个——信息垄断，第7个——知识垄断，第8个——人才垄断了。除此之外，劳动价值论、社会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理论等也面临着与上述相似的挑战，这些挑战迫切需要经济学加以全面的回答，这是从微观上说的。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入、高增长”，“高生产、高消费”，造成资源的短缺，能源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调，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去解决人类经济活动中目的与手段、途径的对立。

今天，由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人才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使人们的经济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加宽泛的经济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整个文化都理解为经济，例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文化学、社会学的概念，今天似乎都变成了经济学的概念。与此同时，经济也在文化化，“经济中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甚至是支柱性的产业”。[1]总之，今天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样地密切，以致于完全可以说，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而经济的创新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创新。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问题和疑问，面对现代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经济本质、经济规律、经济方法，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系统、正确的经济哲学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是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就越是严重，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危机越是尖锐，人类的文明越是走向陷阱。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的，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的产生。当今理论界兴起的“经济哲学”其实就是“经济学学”的代名词。

从学科性质看，经济哲学与其说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不如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几千年文明史表明了，人类是通过经济活动而走向社会的，而社会经济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缩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及其消费习惯，而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内容。更主要的是，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括，研究的是自然、社会、人、思维发生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必然要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况且经济学的研究也无法脱离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以，我们说经济学本身又是哲学的经济学。

四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首先，经济哲学必须回答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是什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一致的思想。自然主义把自然界看作是世界的唯一真正本体和基础，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真正主人，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同时人还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主体本质和基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按照这种理想的价值观，共产主义经济也应该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在这里，自然主义是指对财富的索取，这不仅包括对自然界财富的索取，而且包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本主义则是指经济行为的合乎人性，在对自然的索取中要考虑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考虑到子孙后代，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经济行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要防止经济统治一切，经济压迫人、控制人，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伤害等等。因此，这种合乎人性实际上又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表述经济学的时候也指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说。按照这种理解，经济哲学必须从经济活动出发，站在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首先研究经济的价值，经济对人类的意义。这样，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价值论，它是经济哲学的核心和灵魂，规定着经济哲学的全部内容。在研究经济价值中，经济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未来理想的经济价值思想，而且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经济价值的异化和复归。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第三，大经济观下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什么，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新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把现代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经济规律的研究之中，是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规律论。

第四，如何认识大经济观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其认识的过程和环节怎样，它与哲学认识论和其他学科的认识过程、认识规律有什么不同，经济理论的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是什么等等，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当今世界，各种经济理论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这些经济理论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检验标准、检验方法都各不相同，到底有没有带普遍性的经济认识规律呢?经济哲学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认识论。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7)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