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21 17: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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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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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开始，经历运动、第二次、、、、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篇(3)
在广告中，实证法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事物的真实表现传达产品信息或卖点，以此来引起受众注意和兴趣，进而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一种方法。换言之，实证法是广告及其他促销活动中比较直观并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一种方法。实证法主要有三种：文字写实、产品展示、现场表演。其中，后两种是现代广告中用得比较多也比较有效的方法，比如，洗衣粉、洗洁精、洗手液、洗发水、沐浴露等产品广告便多用此法。“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的一个经典段子，不管真实与否，这个桥段在今天看来依然属于实证广告的典型案例。“杨志来到京城混江湖，没想很快就把盘缠用光了，为了糊口，只好卖随身携带的祖传宝刀。起初，杨志只是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再加上杨志本是军官出身，不善吆喝，结果“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这充分说明产品再好也需要宣传，如果他能像卖膏药的打虎将李忠一样，先舞刀弄枪耍耍身手，只怕不用半个时辰，早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直到京城有名的地痞牛二路过，扯过宝刀问他卖多少钱，杨志才算有了一个产品推销的机会。接下来杨志的产品展示和现场表演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先通过回复牛二的询价不露痕迹地带出了宝刀的品牌故事“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说明这把宝刀是有历史的，并明确给刀定了位“宝刀”，然后给出了符合产品定位的价格“三千贯”。接着，当牛二对宝刀的价格提出“我到桥下的白铁店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的质疑时，杨志先是回应“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然后隆重推出产品的USP：“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不沾血”。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即“独特的销售主张”，它是广告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美国营销大师罗塞•瑞夫斯（RosserReeves）在20世纪50年代首创。瑞夫斯认为USP必须具备三个要点：一是利益承诺，即强调你的产品有哪些具体的功效以及这些功效能给消费者提供哪些实际利益，换句话说，就是顾客买了你的产品能得到什么好处；二是独特，这是竞争对手无法提出或没有提出的，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要具备跟同类竞争对手有别的地方；三是强而有力，要做到集中。比如，“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农夫山泉有点甜”，以及M&M巧克力的“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等均是利用USP原理做出的差异化战略，极大提高了产品的美誉度。杨志把宝刀的每一个卖点都一一演示给牛二看，亲证了宝刀的卖点不虚。最后牛二被杀，而宝刀滴血不沾，杨志通过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刀确实是一把好刀，之所以要卖三千贯，就是因为此刀拥有这三个与众不同的卖点，可谓把“USP”的三个要点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伯乐相马”与名人广告
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在某个领域有过人之处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请名人做广告容易获得受众信任；二来名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粉丝，而粉丝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个产品，那么粉丝也有可能因为偶像的推荐而使用该产品，从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三、“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准确，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四、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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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古代文学论文浅谈对薛宝钗的性格分析
一、处事淡然，做事无情
比如金钏儿的死：
王夫人为头等大丫头金钏儿的死有些心疼，宝钗知道后就赶过来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劝慰。王夫人说：金钏把我的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她几下，撵了她出去，原想过几天就叫她上来，谁知她气性这么大，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听后很会说话，她知道王夫人经常吃斋、信佛，劝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她下去玩，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叹道，话虽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宝钗叹道：“姨娘也不要老念念于此。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她切实安慰了姨妈，让王夫人不但不用不安，而且还认为自己是慈善的。但金钏儿的死，在宝钗眼里，如同一缕青烟一样轻飘，多给几两发送银子就足够了，可见她的无情。
二、稳重平和，恭顺体谅
1、贾母让宝钗点戏
贾母让宝钗点戏，问她爱吃什么。书中写道：“宝钗深知年迈之人，喜欢热闹戏，爱吃甜烂食物，于是照说了，贾母果然更加喜欢。”让她点一出戏，她点的是《西游记》，后来又让她点，她又点了《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惹得从不忍心让女孩子生气的宝玉直抱怨：“你只好点这些热闹戏。”宝钗不但懂得揣摩老太太的心理，她也有办法让宝玉也喜欢这戏。她说，你要说这出戏热闹，那你就是不知戏了。这出戏的节奏韵律都是好的，里面的一首《寄生草》辞藻极妙。宝玉就央求：好姐姐，念给我听听。宝钗念道：“慢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宝玉听了，果然好词。
2、史湘云海棠诗社做东
史湘云快人快语，性情豪爽。在三十七回，湘云偶然兴起，说要做东邀一起海棠诗社。她就没有想自己从小没有了父母，在家只能听叔叔婶子的，花钱做不得主。
宝钗就跟她商量说：“单请做诗的姐妹，别人看着不太好。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方便，又要不得罪了人，方大家有趣。在家你又做不得主，又要你婶子抱怨你了。依我的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她们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儿送了些来。这里从老太太起，连园子里的人，多半都是爱吃螃蟹的，你如今且把诗社别提起，只普通一请，等她们散了，咱们再作诗。我再要几篓极大的螃蟹，取几坛好酒，摆几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宝钗又怕伤她自尊，又说：“你可别多心想着是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好叫她们办去。”湘云自是心服口服，感动不已。
三、圆滑隐忍，深明大义
1、行酒令时黛玉的诗句
在四十回大家团团围坐行酒令时要求说一句诗和一句现成话，黛玉说了两句话：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这两句是出自西厢记和牡丹亭，在那个对女子限制繁多的时代，大家闺秀不能看这个，更不能当众说出来。别人对黛玉的话都没有在意，而宝钗是很在意了。宝钗当时的反应是，扭头看了黛玉一眼，没言语，但记在心里。就她们两个的时候，宝钗玩笑似地说：你跪下，我要审你。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里都说的是什么！看黛玉蒙了，没有了平时的伶俐尖刻，宝钗就拉她坐下，款款给她讲大道理：我们女孩子啊，不要看那些杂七杂八的书，乱了心性。如果真是这样，就不如不识字的好。既然识了字，该看正经书。看些杂书，乱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女孩子的正经事还是针线纺织，这才是正理。黛玉感动宝钗没有当众揭穿她，给她难看。
2、对薛蟠和赵姨娘的周到
宝钗对自己的哥哥也不护短，而是深明大义。薛蟠被柳湘莲打了以后，薛姨妈着急地要下人们找柳湘莲报复，宝钗就说：他们喝酒，酒后翻脸是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也是人所共知。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显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说得薛姨妈消了火气。宝钗对人见人烦的赵姨娘也是礼节有加。宝钗的哥哥薛蟠从南方带来很多的土特产，分派送人的时候，宝钗并没有忘记给赵姨娘准备一份。这个从没有被别人正眼看过的人心里就念叨开了：还是人家宝姑娘会做人，即展样，又大方，要是林姑娘，连正眼都不会看我们。
宝钗性格温柔大方，周到得体，柔韧而有弹性。她进退有据、刚柔有度、行止得体，是温良恭让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篇(6)
1.在教学内容方面:
实行学分制后，在开设多门专业选修课的同时，各门专业必修课的学时被大量压缩，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自然也因时而变，由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改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形成了新的结构体系，但这一体系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此前中国古代文学并未分别开设文学史与作品选这两门课程，而只开设了中国文学史一门课程，故此“重史(文学史)轻文(文学作品)”的情况一直存在，这一问题在学时被压缩后便日益凸显出来，任课教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学史梳理清晰已属不易，根本无法分配更多课时用以分析作品，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与学生失之交臂。
2.在教学主体方面:
对于高校扩招所带来的生源质量逐年下滑的现实，相信所有高校教师都有切身体会，尤其在二本院校更是如此，一些学生带着“不想学”或“不会学”的心理或习惯步入大学校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古代文学这门对基础素质要求比较高的课程的教学难度。加之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源中有一定比例的蒙古族预科生，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是以蒙授教育为主，现代汉语基础薄弱，更不必谈古代汉语，这种语言困难势必会影响到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吸收，必然会形成教师教学难、学生学习难的局面，因此，这一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3.在教学方法方面:
古代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大，囊括了从先秦到近代的千年佳作，与教学内容繁钜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教学方法的单一化，“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案”的陈旧教学方法延续至今，老师上课讲教案，学生埋头记教案，期末考教案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令学生感到枯燥无聊的同时，也无法促进教师知识的更新与拓展，如此往复，只会将原本内涵丰富的古代文学硬生生简化成学生成绩单上的一个学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教学效果可言。在学分制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课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整单一的授课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是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都必须要认真思考的。
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1.调整优化教学内容:
在整体学时压缩、开设多门选修课的背景下，我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分段进行了微调，将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中的唐宋合并为一段，但这一结构体系并未有针对性地考虑到我校古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的具体情况，从而造成有的分段学时充裕而有的则捉襟见肘，贫富不均。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依据所开设选修课的内容重新进行更为合理的分段。例如先秦、两汉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包括“《诗经》品读”、“《论语》导读”、“老庄研究”、“《左传》研究”、“《史记》研究”，那么在必修课的教学过程中相关的重复部分则简略概括，如此先秦、两汉这两段所用学时均会大大减少，就可以考虑将二者合并在一个学期。宋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之多，因此这段所需学时也会缩减。元明清这段教学内容最多，但开设的选修课却只有三门，而元代文学又是我校古代文学硕士点重点建设的内容，故此建议将元代与学时充裕的宋代合并，剩下的明清为一段，如此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不仅如此，在每一段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文学史与作品的比例设置，适当增加对作品的赏析而减少对文学史的梳理，因为文学史发展脉络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即可掌握，但对作品的理解赏析却需要教师的悉心引导，一直以来的“重史轻文”的教学倾向必须加以调整，否则在课时大量压缩的背景下，更容易出现学生“知史而不懂文”的尴尬局面。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篇(7)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句话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悱”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三）多听多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