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观念论文篇(1)

关键词：色彩观念创新性绘画语言

19世纪以前的绘画寻求形色并重互补的结合，在“色彩”方面主要体现在固有色基础的经营中。印象派动摇了模仿自然色彩为全部目的的传统绘画信念，完成了西方传统范畴内的条件色体系的色彩探索。特别是印象派画家莫奈致力于大自然中环境与光线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绘画原来以褐色调子为主的基调，采用鲜明的色彩和笔触直接描绘在阳光下的物象，表现微妙的变化。根据画家的观察和情感抒发，不再强调画面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而是将光线和色彩作课题进行研究，表现物体在一定的环境中和具体时间下给人的视觉感受。这在绘画色彩观念上引起了重大的革新，而莫奈的色彩观念是值得我们去深深体会和研究的。

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不仅是艺术家技艺性情的不同造成的，而且也是艺术家不同的色彩观念造成的。莫奈运用灵动的色彩语言表现他的情感，用创新的色彩观念在瞬间唤起人们的视觉注意与感情共鸣，从而表现了艺术品真正的艺术生命力。

1.色彩观念的创新性

16世纪的威尼斯画家就开始关注光和色彩，提香、鲁本斯等作品中都有色彩的表现，特别是维米尔善于描绘阳光，对色彩表现进行了探索。先前的美术思潮和艺术流派以及英国风景画的发展给色彩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土壤，莫奈在此基础上追逐着“光”和“色彩”的变化，突破了传统绘画原来以褐色调子为主的基调，在阳光下根据眼睛的观察和直接感受作画，表现物体的色彩在光照效果下的微妙变化。莫奈善于从光与色彩的相互关系中发现前人从未发现的某种现象，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光与色彩上，从而找到了最适于表达光与色彩的明度差别变化的形式，他把这种光色明度的差别变化从绘画的其他因素中抽象出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是先前画家所没有找到的切入点，也是莫奈色彩观念的表现。

2.色彩观念对情感的抒发

艺术家都给予自己的作品以感情的表达。莫奈作品的感染力不在于扎实的写实能力，也不在于丰富的故事情节，而是在于色彩观念的转变有利于对情感的抒发。色彩艺术语言既要表现色彩敏锐的感觉又要表现色彩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对色彩进行综合概括从而完成艺术家情感的抒发。艺术家在缤纷的世界中捕捉有价值和感兴趣的事物，富有感情地用独特的色彩语言描绘生活，在作品中凝聚着自己的心血和感情。《鲁昂大教堂》就是莫奈典型的代表作，不同色彩不同情绪的鲁昂大教堂体现了莫奈对太阳光谱的迷恋，同时也是这位艺术家特殊情感的表现。在其狂放不羁的笔触中，人们看到了莫奈在捕捉光的效果，随着光线的变化而调换画布进行绘画创作，形成独特的色调表现。观者就从这色调中体验或感受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和情趣，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所以色调在抒发感情方面是重要而有力的绘画语言

3.色彩观念对形体的解构

莫奈对光色的专注远远超越物体的形象，他在绘画中用自然色彩表现瞬间的印象，使得物体在画布上的表现消失在光色之中，他让世人重新领悟到光与自然新的结构。其绘画所散发出的光线、色彩的活力，取代了以往绘画中严谨构图和造型的传统主义。

莫奈一生关心的是正确的层次关系，在《鲁昂大教堂》中，我们可以看到莫奈对光和色彩的探索独具匠心。在光照下教堂的轮廓被冲淡了，随着光的变化引起色彩的改变，教堂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画家注意捕捉每一瞬间表面色彩与长久不变的形体结构的对比关系。正是因为此，莫奈能够轻而易举地表现出他所看见的事物，色彩就成为他在创作中的关键点，不是集中表现景物形体，而是关注景物周围的空间环境、光线、烟雾、气流所产生的效果。因此，这种艺术观念一旦成为主导思想，就有可能导致只抓住了细微的变化，反映了微妙的色彩层次，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全局的把握。

4.色彩观念对绘画语言的表现

莫奈捕捉外光下景物光线变化的色彩瞬间印象，用细碎笔触的厚涂法将对比色并置，认识到暗部或阴影并非单纯黑色的浓淡变化，而是透明的、有冷暖倾向的色块组成的，并形成微妙的过渡。莫奈淡化了景物的体积感，强化了色彩因素，不再依靠明暗和线条形成空间感，而是依据光反射原理，用色彩的冷暖形成空间，表现鲜明生动的景物。所以说莫奈的景物描绘，打破了“固有色”对物体的限定，诠释了“条件色”的色彩语言和风格，这是莫奈特殊色彩艺术语言的表现，充分表现出大自然给予物体的灵动之美。

莫奈有着对色彩的敏感，有着对局部色彩细微变化的关注，他就是在这种细微的关注中体会色彩的魅力。其画作《日出——印象》中雾气交融的景色，让人感受到艺术的境界，体会到大自然的奇妙。莫奈不只满足于能够画他所看到的事物，他想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效果，他喜欢使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他描绘的河水、天空、房屋和树木都洋溢着非同寻常的生命感。他对同一主题反复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写生描绘，画出不同的光景与气氛，用极其熟练和简练的色彩语言描绘的《睡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莫奈色彩观念的转变给艺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注重强烈色彩效果的野兽主义；通过色彩和笔触表现心理的表现主义；纯粹以色彩的点、线、面构成画面的抽象主义，莫奈色彩观念的转变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只是从上述四个方面探索莫奈的色彩观念，通过对色彩的感悟和领会，对莫奈的色彩观念作一些阐释，其他方面还有待人们进一步体验和探讨。

参考文献：

[1]（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艺术发展史.天津美术出版社.

[2]孔新苗.中西美术比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3]吴甲丰.印象派的再认识.三联书店，1980.

色彩观念论文篇(2)

后印象主义画家把绘画的色彩独立于自然之外，并用色彩来主动地创造自然景物，把被动的对自然景物的客观反映变成对自然景物的主观创造。他们不再受客观写实主义的影响，也不再模仿自然的色彩真实性，变得更为主动地去创造和改变自然的色彩。绘画作品在不同的思想观念下变得更为主观，色彩的符号化和象征性变得更为明确，色彩更加直接的反映画家内心世界的主观感受。这说明色彩观念的改变已经成为绘画风格和流派形成的重要因素。

所谓色彩观是指以特定人群的文化思想为依托，建立在特定人群视觉思维模式基础上的色彩构成体系，它反映了人们的时代精神以及人们内在的精神追求。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也就要求要有相对应的色彩观念。如古代帝王的黄色富贵、时期的军绿色和工业灰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和精神追求。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高度文明，思想自由的时代，也就决定了我们的色彩观是一个自由的，可以全方位运用自己的色彩表达心中的情感。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色彩观是一个色彩选择自由和色彩表现自由的时代。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各种色彩信息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色彩体系，从中获取精神的灵感。他们既要寻找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色彩，同时也影响着周围的人群。这也使得当代艺术作品中产生了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情怀，以不同的色彩体系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色彩情感。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美术家大量走出国门，西方的各种艺术思想被源源不断介绍到国内。这其中也包括不同的色彩观念，反映在油画创作中，表现在对苏化教学体系进行了一定的否定，油画创作也不在满足于单一的创作模式。中国艺术家的思想得以解放，新的思想理念使得艺术家有了新的创作方式和创作手段。人们的思想中不再是传统保守的色彩观念，自由的色彩观念使艺术家产生了更多的创作欲望。在西方现代色彩观念的启迪下，中国的油画家创作出了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单一的创作模式逐渐被打破，油画创作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语言和艺术观念上都有了重大的突破，无论是色彩还是造型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释放。而作为经典的古典绘画不再是独立的绘画形式，现实主义多元化和艺术的多样化正逐渐显现，作为多元油画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抽象主义油画、表现主义油画、观念性油画等多种油画创作形式大量的产生。不管是在创作形式，还是在创作语言上都有所体现，创作方法和创作语言上也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传统走向现代。艺术的多元化使艺术观念和艺术语言得到了全面的更新。

1987年，在首届中国油画展上，鲁迅美院的韦尔申和胡建成创作的《土地：黄色的和谐和蓝色的和谐》的油画作品以独特的视觉语言获得了最高奖。继“伤痕美术”之后，一大批农村和农民题材的作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其中代表作是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组画》、何多苓的《春天已苏醒》被认为是乡土写实主义的代表。他们被农民的朴实和勤劳所感动，对农民的纯朴自然的美有着深刻的体验，当这些体验被反映到画面之上时，便产生了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界出现了一股“玩世现实主义”的潮流。这些作品的特点是流露出浓浓的无聊情绪和一点正经都没有的“泼皮幽默”。这其中的代表是方力均，他的一系列代表作“光头泼皮”系列形象，形成了玩世现实主义的经典符号。他的作品《2004年9元30日》色彩直接，大胆，摒弃了印象派的色彩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前卫艺术的代言。

色彩观念论文篇(3)

民间美术色彩是创作者与受众进行对话的一种文化语言。古人独有的“五色”色彩观念，使中国色彩区分于西方的“色调”理论，正是因为中国色彩有自己的调色，赋色法则，虽然制约着华夏民族的色彩选择，却赋予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文化内涵。

一、装饰功能

民间美术的色彩首先是用来饰美娱乐。其是在民间工艺赋彩法则上一般多用鲜艳的原色，少用或不用兼色。由此使得整个画面色彩明亮鲜艳，对比鲜明强烈，概括性强，主观色彩较为浓重，突出吉祥喜庆红火热闹的气氛。当然，除了对比热烈、色彩浓重的农民画，我们也能找到有追求雅致调和的色彩效果的工艺品。但是无论哪类色彩的运用，却又都是写意不写形，不求现实的真实，色彩大胆明了。

在欣赏民间工艺品中中我们明显能感受到色彩搭配体现出的是朦胧的明度，色彩、色相的冷暖以及面积的搭配与对比。明度的对比使画面疏朗、透气，色调清新，而多种色彩冷暖的不同和面积大小的对比则易产生丰富，绚丽、热闹红火的气氛，这种色调风格也正是民众喜爱并表达思想情感的最恰当的形式。同时，色彩的冷暖对比丰富、强烈，极具现代装饰色彩效果。

二、象征功能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色彩最能引起人们奇特的想象，它最能拨动感情的琴弦。色彩效果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体现在象征意义上，使大众得到心理上的体验和理解，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所谓“象征”，就是用以代表、体现、表示某种事物的一种物体或符号，重视色彩的象征性使之在我国历史上有着自己的传统。民间色彩象征意义丰富，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色观进行组织搭配，在五色（青、红、黄、白、黑）的观念内涵上，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色的主旋律，以达到表达审美和生存上的追求。

在民间美术创作中，对色彩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依托是时常要遵循的。“红红绿绿，图个吉利”这句流传在老百姓中的口头禅，作为一般的民间艺诀，可以说是整个民间美术的色彩特征。“图个吉利”是在传统的民间文化观念下表现出的审美观念，以表达求生、趋利、避害等功利意义为主。色彩的这种观念性的象征意义被纳入包罗万象的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框架中，与传统的价值观、哲学思想、等级意识、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相互交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

三、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文化内涵

从民间工艺设色的整体观念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其对传统的色彩观念有依有背，既遵循了传统色彩的象征、意义和内涵，具有深沉的文化底蕴，同时又重视色彩的视觉审美效果，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热闹景象。可以这样说，色彩在民间既是观念的、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审美的，它不仅诉诸于视知觉，同时还受到文化传统、环境的制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因此对民间美术色彩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必须对包蕴其中的观念性涵义和文化历史内容予以领悟和把握。

民间美术的色彩，是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色观进行组织搭配的，在五色的观念内涵上，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色的主旋律，以达到表达审美和生存上的追求。民间美术的色彩不同于西方的色彩美学，从固有色到条件色，进而到纯科学的色彩分解。也不同于宫廷画、文人画所追求的审美情趣，显而不露的淡雅超俗，发展到墨分五色而代之。那是非民间的物质生活条件及文化熏陶所决定的。民间美术的色彩，是意念造型的自由理想色，色彩的抒情意义只是就基本的艺术精神和整体对应的关系而言的，对色彩的具体把握有时缺乏更自觉、更个性化的色彩感受，而往往以能激扬感官亢奋作为潜在的自然依据，带有原始的自然选择印记。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民间美术色彩的选择不是纯客观视觉的，而是以伦理化和宗教化的色彩选择习俗为根据的。

色彩观念论文篇(4)

论文摘要：“五色观”是我国古代在色彩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它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为我国古典色彩关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原始时代的人类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创造了历史性色彩最纯粹的形式。最早发现的原始美术物是距今二万年前的洞窟岩画，标志着人类已经用色彩装饰自己的居住场所，其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用色鲜明浓烈，饱含着原始人类特有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在我国黄河中游发现的石器时代原始氏族部落建造的浅穴中，由红、黄、褐等色泥土、草泥和木材建成，表明我们祖先对色彩的掌握和运用迈出了一大步。至春秋战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进入启蒙阶段，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已经形成，并不断地推动着“目观为美”简单朴素的低层次色彩美感认识向高层次色彩审美认识的发展。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色彩审美意识之中。色彩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记录着民族精神的全部过程。中华民族二干多年形成的色彩体系就是世界独特的“五色体系”。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五色观”及其色彩文化内涵，有助于中华民族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保持鲜明的民族色彩个性。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传统的经典色彩已经面临数字色彩的挑战，人类的色彩活动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弘扬民族色彩文化，开拓丰富色彩表现语言，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缺少的一环。www.133229.COm

一、“五色观”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民间色彩“五色观”的形成是继承远古人类对单色崇拜，结合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观——“阴阳五行说”，并与构成世界的其它要素：季节、方位、五脏、五味、五气逐渐发展而来的。

据史书《周礼》记载：“画绩之事杂五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关于“五色观”色彩理论的记载，由此也奠定了我国传统色彩的美学观念的形成。它比西方的“七色观”，“三色观”都要早上一千余年的时间。在我国洛阳二号殷人墓发掘四幅绘有红、黄、白、黑的四色画幔，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当时的帛画已初具“五色”的丰富性。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五色观”的记载还有：

《尚书》：“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

《老子》：“五色不乱，孰为文彩。”

《庄子》：“五色乱目，使目不明。”

《苟子·劝学》：“目好之五矣。”

《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

何谓“五色”?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黄、白、黑。”刘熙也曾作具体解释，他在《释名》中谈及他的观点：“青色为主，生物生长之色；红色为赤，太阳之色；黄色为光，日光之色；白色为启，如同化水之色；黑为晦，如同昏暗之色。”

西周时期，已经提出了“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南朝染皇侃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正色即原色，它与间色和复色相对应，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青、黄、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古人从色彩实践中发现五原色是色彩最基本的元素，是最纯正的颜色，必须从自然界中提取原料才能制作得来，其它任何色彩相混都不可能得到五色，而五色相混却可得到丰富的间色。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五色广泛流行，“五色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色彩审美意识，已从原始观念的积淀中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

五色体系的建立对于推动古代色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色彩艺术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原色的发现和色彩混合规律的掌握，大大丰富了色彩的色谱和艺术表现力。从此，人们从原始的自然单色概念中解放出来，走向色彩艺术创造的多元化，使色彩的装饰应用更广泛地进人社会生活，并注人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化内涵，如商周时期奴隶制等级制度和宗教礼仪非常严格，色彩用作尊卑的标志，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在绘画和建筑活动中也都有所体现和划分。据《礼记》记载，“木盈，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土黄圭。”即帝王的房屋柱子用红色，诸侯用黑色，一般官僚用青色，至于百姓只能用土黄色。除了统治阶级对“五色观”的推动作用之外，更多的因素还源自于民间，烧陶与冶铜术的发明，使色彩得到广泛地应用。从大量的古代文献记载和发掘出土的墓室壁画、帛画、纺织染色以及陶俑、漆器、铜器上丰富的色彩，可以看出距今二千年前我国的色彩科学技术与色彩装饰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我国古代进人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以后，色彩艺术观更趋于成熟。《左传》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天有六色，发有五色，征为五声，淫生五疾。”古人把“五色”与“五行”联系在一起。何谓“五行”?《尚书·洪范》载：“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即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被视为产生万事万物本源属性的五种元素，并提出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五方、五材、五季、五音、五德、五官、五脏等包括“五色”均配属其中。“五色”是色彩本源之色，是一切色彩的基本元素。五行结合生百物，五色结合生百色，五色论完全符合五行论的理论。阴阳五行思想，流行颇广，影响甚大。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的理论渗透到社会、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各领域，并指导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等一切活动，以后经过不断发展、推广，几千年的文明，一以贯之，铸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二、中国传统礼教对“五色观”的影响

儒家色彩观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时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它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孔子斥责齐恒公“恶紫夺朱”，实际意义是认为间色紫夺走了正色赤的地位，夺正为不“仁”，违背了礼字规范。他认为“白当正白，黑当正黑”。传统中国画据此发展形成了“计白当黑”的绘画理论。《礼记·玉藻》记载：“衣正色，裳间色”。郑玄注：“谓冕服玄上缫下”。孔颖达疏：“玄是天色，故为正。臻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中说：“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才，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后汉书·服制》也载：“尊工贵工，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

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雍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大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质彬彬”，“文”即文采，外部装饰的形式美，“质”即实质，内部精神的内容美，“彬彬”即配合适宜。孔子认为文胜质不美，质胜文也不美，过分的外部装饰则哗众取宠，名不符实，缺少装饰则平淡乏味无兴趣。“文质彬彬”最初是孔子对君子人品提出的要求，但进而被解释为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现在色彩上必须符合“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

“比德”是儒家色彩美学思想的另一主要特色，即用色彩暗示人的美德，这一象征性的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虽然没有色彩“比德”的直接描述，但可以从儒家审美的“比德”观念中得到启示。苟子的以玉比德说：“子贡问于孔子日：‘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日：‘……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运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日：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一。(《苟子法行》)在孔子之前管子也有论水玉之美：“视之黑而自，精也～鲜而不垢，洁也～茂华光泽，并同而不相陵，容也”。在玉质与道德的相互比照中，玉负载了超越自身自然品质的道德意义，成为美和善的表征，理想人格的化身。从此，“以玉比德”成为后世广泛认同的社会观念，艺术被儒家赋予了人格意韵。乃以自然事物比拟人的道德，是自然特性的人格化、道德化，从儒家色彩的观念看来，色彩之所以美，是因为色彩的装饰暗示人的美德，从色彩的装饰中可以发现人的高尚人格，儒家的这种类比思维方式对中国色彩艺术形成特定的象征意义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我国戏剧脸谱色彩斑斓，不同色彩化妆赋予特定的寓意，暗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品德，如：红色表示忠勇，黄色表示刚猛，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儒家“比德”思想直接影响民族色彩观念。如：中华民族崇尚红色，是因为红色象征喜庆、吉祥、庄严的品格。人逢喜庆，都要用红色来装饰；新娘穿红色礼服，新郎佩带红花。人走运了，称为“红运”；受上级重用者为“红人”；古代称美丽女子为“红颜”；相传神农氏为炎帝，炎者红也；刘邦兴汉，自称“赤帝之子”，正是因为“红色”的类比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情感和美的象征意义。

儒家色彩美学思想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合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国的色彩观受道家的影响要更多一些。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于艺术的态度，不同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儒家肯定艺术的社会功能，将艺术与礼乐结合，而道家与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非乐”的观点相接近，否定艺术。如老子把社会的争乱归罪于五音、五色、五味等艺术活动与享受，他认为艺术带来了五官功能的退化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毁坏．给社会造成灾难。庄子反对艺术的态度比老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文灭质，博溺心”．“文”带来了感觉的退化和情欲的增加，“博”则破坏了心地的纯洁，带来了争名夺利和虚伪奸诈，竭力鼓吹“无为～无欲”“无知”，只有抛弃音乐乐器，毁掉文章彩绘，才能恢复耳目聪明，实现盛世理想。老庄一方面否定艺术美．但另一方面又肯定自然美，应该肯定道家对自然美的认识，比起儒家将自然的审美束缚于伦理礼义之下的见解，显然有了一大进步。

由于道家主张淡泊无为的思想，所以道家的色彩主张“无色而五色成焉”，“澹然夫极而众美从之”(《刻忌》)，体现在艺术上追求无色之美，以无色之感为最美，所谓“至音不叫”，“至言不文”，“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天地》)。道家崇尚自然，反对雕琢，反对五彩。道家的“道法自然”，回归自然，反朴归真，追求自然色彩的平淡素净之美的色彩观对中国绘画色彩观，特别是对文人画家的色彩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淮南子·原道训》载：“色者，自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这里的“自”为“无色，无形”。它与“无色中的青、黄、赤、自、黑中的“自”是不同的哲学概念。前者为虚无，后者为色彩的视觉形象道家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而无是最基本的，无就是“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实出于虚，有无相生，虚实相宜。按照道家的这一观点解释，自(无色)和五色应该是统一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但是无色是本质，“五色生于无色”。五色与自(无色)相生、相和。

道家选择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是高居于其他一切色之上的色。老子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天之色一玄(黑)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将黑列为众色之首，并选择黑色作为道的象征之色。道家的建筑以及服色多用黑色。阴阳高于万物，黑自高于五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色彩观念论文篇(5)

一、“五色观”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民间色彩“五色观”的形成是继承远古人类对单色崇拜，结合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观——“阴阳五行说”，并与构成世界的其它要素：季节、方位、五脏、五味、五气逐渐发展而来的。

据史书《周礼》记载：“画绩之事杂五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关于“五色观”色彩理论的记载，由此也奠定了我国传统色彩的美学观念的形成。它比西方的“七色观”，“三色观”都要早上一千余年的时间。在我国洛阳二号殷人墓发掘四幅绘有红、黄、白、黑的四色画幔，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当时的帛画已初具“五色”的丰富性。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五色观”的记载还有：

《尚书》：“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

《老子》：“五色不乱，孰为文彩。”

《庄子》：“五色乱目，使目不明。”

《苟子·劝学》：“目好之五矣。”

《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

何谓“五色”?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黄、白、黑。”刘熙也曾作具体解释，他在《释名》中谈及他的观点：“青色为主，生物生长之色；红色为赤，太阳之色；黄色为光，日光之色；白色为启，如同化水之色；黑为晦，如同昏暗之色。”

西周时期，已经提出了“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南朝染皇侃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正色即原色，它与间色和复色相对应，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青、黄、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古人从色彩实践中发现五原色是色彩最基本的元素，是最纯正的颜色，必须从自然界中提取原料才能制作得来，其它任何色彩相混都不可能得到五色，而五色相混却可得到丰富的间色。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五色广泛流行，“五色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色彩审美意识，已从原始观念的积淀中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

五色体系的建立对于推动古代色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色彩艺术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原色的发现和色彩混合规律的掌握，大大丰富了色彩的色谱和艺术表现力。从此，人们从原始的自然单色概念中解放出来，走向色彩艺术创造的多元化，使色彩的装饰应用更广泛地进人社会生活，并注人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化内涵，如商周时期奴隶制等级制度和宗教礼仪非常严格，色彩用作尊卑的标志，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在绘画和建筑活动中也都有所体现和划分。据《礼记》记载，“木盈，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土黄圭。”即帝王的房屋柱子用红色，诸侯用黑色，一般官僚用青色，至于百姓只能用土黄色。除了统治阶级对“五色观”的推动作用之外，更多的因素还源自于民间，烧陶与冶铜术的发明，使色彩得到广泛地应用。从大量的古代文献记载和发掘出土的墓室壁画、帛画、纺织染色以及陶俑、漆器、铜器上丰富的色彩，可以看出距今二千年前我国的色彩科学技术与色彩装饰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我国古代进人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以后，色彩艺术观更趋于成熟。《左传》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天有六色，发有五色，征为五声，淫生五疾。”古人把“五色”与“五行”联系在一起。何谓“五行”?《尚书·洪范》载：“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即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被视为产生万事万物本源属性的五种元素，并提出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五方、五材、五季、五音、五德、五官、五脏等包括“五色”均配属其中。“五色”是色彩本源之色，是一切色彩的基本元素。五行结合生百物，五色结合生百色，五色论完全符合五行论的理论。阴阳五行思想，流行颇广，影响甚大。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的理论渗透到社会、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各领域，并指导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等一切活动，以后经过不断发展、推广，几千年的文明，一以贯之，铸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二、中国传统礼教对“五色观”的影响

儒家色彩观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时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它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孔子斥责齐恒公“恶紫夺朱”，实际意义是认为间色紫夺走了正色赤的地位，夺正为不“仁”，违背了礼字规范。他认为“白当正白，黑当正黑”。传统中国画据此发展形成了“计白当黑”的绘画理论。《礼记·玉藻》记载：“衣正色，裳间色”。郑玄注：“谓冕服玄上缫下”。孔颖达疏：“玄是天色，故为正。臻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中说：“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才，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后汉书·服制》也载：“尊工贵工，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雍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大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质彬彬”，“文”即文采，外部装饰的形式美，“质”即实质，内部精神的内容美，“彬彬”即配合适宜。孔子认为文胜质不美，质胜文也不美，过分的外部装饰则哗众取宠，名不符实，缺少装饰则平淡乏味无兴趣。“文质彬彬”最初是孔子对君子人品提出的要求，但进而被解释为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现在色彩上必须符合“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

“比德”是儒家色彩美学思想的另一主要特色，即用色彩暗示人的美德，这一象征性的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虽然没有色彩“比德”的直接描述，但可以从儒家审美的“比德”观念中得到启示。苟子的以玉比德说：“子贡问于孔子日：‘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日：‘……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运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日：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一。(《苟子法行》)在孔子之前管子也有论水玉之美：“视之黑而自，精也～鲜而不垢，洁也～茂华光泽，并同而不相陵，容也”。在玉质与道德的相互比照中，玉负载了超越自身自然品质的道德意义，成为美和善的表征，理想人格的化身。从此，“以玉比德”成为后世广泛认同的社会观念，艺术被儒家赋予了人格意韵。乃以自然事物比拟人的道德，是自然特性的人格化、道德化，从儒家色彩的观念看来，色彩之所以美，是因为色彩的装饰暗示人的美德，从色彩的装饰中可以发现人的高尚人格，儒家的这种类比思维方式对中国色彩艺术形成特定的象征意义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我国戏剧脸谱色彩斑斓，不同色彩化妆赋予特定的寓意，暗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品德，如：红色表示忠勇，黄色表示刚猛，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儒家“比德”思想直接影响民族色彩观念。如：中华民族崇尚红色，是因为红色象征喜庆、吉祥、庄严的品格。人逢喜庆，都要用红色来装饰；新娘穿红色礼服，新郎佩带红花。人走运了，称为“红运”；受上级重用者为“红人”；古代称美丽女子为“红颜”；相传神农氏为炎帝，炎者红也；刘邦兴汉，自称“赤帝之子”，正是因为“红色”的类比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情感和美的象征意义。

儒家色彩美学思想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合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国的色彩观受道家的影响要更多一些。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于艺术的态度，不同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儒家肯定艺术的社会功能，将艺术与礼乐结合，而道家与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非乐”的观点相接近，否定艺术。如老子把社会的争乱归罪于五音、五色、五味等艺术活动与享受，他认为艺术带来了五官功能的退化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毁坏．给社会造成灾难。庄子反对艺术的态度比老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文灭质，博溺心”．“文”带来了感觉的退化和的增加，“博”则破坏了心地的纯洁，带来了争名夺利和虚伪奸诈，竭力鼓吹“无为～无欲”“无知”，只有抛弃音乐乐器，毁掉文章彩绘，才能恢复耳目聪明，实现盛世理想。老庄一方面否定艺术美．但另一方面又肯定自然美，应该肯定道家对自然美的认识，比起儒家将自然的审美束缚于伦理礼义之下的见解，显然有了一大进步。

由于道家主张淡泊无为的思想，所以道家的色彩主张“无色而五色成焉”，“澹然夫极而众美从之”(《刻忌》)，体现在艺术上追求无色之美，以无色之感为最美，所谓“至音不叫”，“至言不文”，“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天地》)。道家崇尚自然，反对雕琢，反对五彩。道家的“道法自然”，回归自然，反朴归真，追求自然色彩的平淡素净之美的色彩观对中国绘画色彩观，特别是对文人画家的色彩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淮南子·原道训》载：“色者，自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这里的“自”为“无色，无形”。它与“无色中的青、黄、赤、自、黑中的“自”是不同的哲学概念。前者为虚无，后者为色彩的视觉形象道家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而无是最基本的，无就是“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实出于虚，有无相生，虚实相宜。按照道家的这一观点解释，自(无色)和五色应该是统一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但是无色是本质，“五色生于无色”。五色与自(无色)相生、相和。

道家选择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是高居于其他一切色之上的色。老子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天之色一玄(黑)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将黑列为众色之首，并选择黑色作为道的象征之色。道家的建筑以及服色多用黑色。阴阳高于万物，黑自高于五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色彩观念论文篇(6)

 

关键词：五色观；儒家；道家；色彩审关意识 

 

原始时代的人类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创造了历史性色彩最纯粹的形式。最早发现的原始美术物是距今二万年前的洞窟岩画，标志着人类已经用色彩装饰自己的居住场所，其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用色鲜明浓烈，饱含着原始人类特有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在我国黄河中游发现的石器时代原始氏族部落建造的浅穴中，由红、黄、褐等色泥土、草泥和木材建成，表明我们祖先对色彩的掌握和运用迈出了一大步。至春秋战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进入启蒙阶段，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已经形成，并不断地推动着“目观为美”简单朴素的低层次色彩美感认识向高层次色彩审美认识的发展。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色彩审美意识之中。色彩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记录着民族精神的全部过程。中华民族二干多年形成的色彩体系就是世界独特的“五色体系”。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五色观”及其色彩文化内涵，有助于中华民族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保持鲜明的民族色彩个性。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传统的经典色彩已经面临数字色彩的挑战，人类的色彩活动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弘扬民族色彩文化，开拓丰富色彩表现语言，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五色观”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民间色彩“五色观”的形成是继承远古人类对单色崇拜，结合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观——“阴阳五行说”，并与构成世界的其它要素：季节、方位、五脏、五味、五气逐渐发展而来的。

 

据史书《周礼》记载：“画绩之事杂五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关于“五色观”色彩理论的记载，由此也奠定了我国传统色彩的美学观念的形成。它比西方的“七色观”，“三色观”都要早上一千余年的时间。在我国洛阳二号殷人墓发掘四幅绘有红、黄、白、黑的四色画幔，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当时的帛画已初具“五色”的丰富性。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五色观”的记载还有：

《尚书》：“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

《老子》：“五色不乱，孰为文彩。”

《庄子》：“五色乱目，使目不明。”

《苟子·劝学》：“目好之五矣。”

《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

 

何谓“五色”?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黄、白、黑。”刘熙也曾作具体解释，他在《释名》中谈及他的观点：“青色为主，生物生长之色；红色为赤，太阳之色；黄色为光，日光之色；白色为启，如同化水之色；黑为晦，如同昏暗之色。”

 

西周时期，已经提出了“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南朝染皇侃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正色即原色，它与间色和复色相对应，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青、黄、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古人从色彩实践中发现五原色是色彩最基本的元素，是最纯正的颜色，必须从自然界中提取原料才能制作得来，其它任何色彩相混都不可能得到五色，而五色相混却可得到丰富的间色。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五色广泛流行，“五色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色彩审美意识，已从原始观念的积淀中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

 

五色体系的建立对于推动古代色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色彩艺术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原色的发现和色彩混合规律的掌握，大大丰富了色彩的色谱和艺术表现力。从此，人们从原始的自然单色概念中解放出来，走向色彩艺术创造的多元化，使色彩的装饰应用更广泛地进人社会生活，并注人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化内涵，如商周时期奴隶制等级制度和宗教礼仪非常严格，色彩用作尊卑的标志，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在绘画和建筑活动中也都有所体现和划分。据《礼记》记载，“木盈，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土黄圭。”即帝王的房屋柱子用红色，诸侯用黑色，一般官僚用青色，至于百姓只能用土黄色。除了统治阶级对“五色观”的推动作用之外，更多的因素还源自于民间，烧陶与冶铜术的发明，使色彩得到广泛地应用。从大量的古代文献记载和发掘出土的墓室壁画、帛画、纺织染色以及陶俑、漆器、铜器上丰富的色彩，可以看出距今二千年前我国的色彩科学技术与色彩装饰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我国古代进人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以后，色彩艺术观更趋于成熟。《左传》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天有六色，发有五色，征为五声，淫生五疾。”古人把“五色”与“五行”联系在一起。何谓“五行”?《尚书·洪范》载：“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即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被视为产生万事万物本源属性的五种元素，并提出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五方、五材、五季、五音、五德、五官、五脏等包括“五色”均配属其中。“五色”是色彩本源之色，是一切色彩的基本元素。五行结合生百物，五色结合生百色，五色论完全符合五行论的理论。阴阳五行思想，流行颇广，影响甚大。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的理论渗透到社会、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各领域，并指导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等一切活动，以后经过不断发展、推广，几千年的文明，一以贯之，铸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二、中国传统礼教对“五色观”的影响

色彩观念论文篇(7)

中国画色彩特质解析

后现代主义符合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随着跨国资本席卷而来的市场化浪潮,以及网络联成的无所不包的信息集合,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已成为一个跨时代的文化事实。后现代语境中的绘画创作主体——艺术家,他们往往会对中外经典图像、造型元素进行自由地挪用和虚构,自我和他者、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混杂在一起,出现了一种超文本拼贴、置换、戏仿的效果,使得原来极为熟悉的创作方式透露出更加耐人寻味的审美趣味。古典的西方色彩体系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出现了明显的裂变,对自然色彩体系的背离、挪用成了一种有效的策略,艺术家努力发掘色彩理念中的哲理特质,通过对异文化元素的机动运用等等手段让自己作品的色彩呈现出浓郁的后现代气质。与之相反,当代中国画在创作理念、方式、技法等等方面对本民族传统的执意追索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应,色彩的运用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表征。究其实,后现代情境使得我们获得一种新的考量方式,使得中国画色彩某些原来被忽视的特质凸显出来。

首先,就中国传统用色观念而言,它对自然色彩的“置换、戏仿、整容与篡改”的方式由来已久。中国人对于颜色的认识很早就显示出其特殊性,它的“黑、白、红、黄、蓝”五色观极具民族特色。从商周起,中国人就将赤、黄、蓝、黑、白列为正色,地位尊贵,并且排斥间色和复色。同时,中国画强调“墨分五彩”,并将之具体化为“焦、浓、重、淡、清”等多层次的色彩分阶,并赋予它兼容万色之职能。黑白相和,其间可以调出无数色阶,这是中国画色彩理论中的关键理念,与西方绘画的原色理论大相径庭。比较西方的传统色彩观念,中国画画家不会考虑如何运用色调模式去考虑画面色彩与固有色相似程度,也从未打算运用色彩去再现事物,六朝谢赫的“随类赋彩”色彩观与西方古典主义固有色观念的背道而驰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中国画最为重要的用色观念——“随类赋彩”,它要求中国画家不能简单地记录、照抄大千世界的缤纷色彩,而是必须对之进行归纳、提炼、夸张处理,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符合东方审美心理的色彩世界。中国画家运用单色系的水墨语言来表现事物,从技法角度来看难度更大,因为“黑白之道”变化过于微妙,考验着画家对色彩的敏感度和驾驭能力。中国艺术精神就是尊崇富于微妙变化的“道”,而鄙视简单模拟的“技”,所以我们在文人画里才看不到用汁绿画的竹子,简单的模拟物象在中国文人看来是无能或弱智的表现。中国画家将错就错,戏仿自然,顺势创造出了有着极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由此,经过几千年的传统演变流传下来的赋彩方式中存在着明显的“整容”和“篡改”成分。

其次,中国画的色彩巧妙地将深奥的哲学命题转化为操作性很强的对比方式,营造出了独有的视觉模式。中国绘画的色彩观极具哲学意味,它通过色彩对比完成这种哲学意味的转化。这种哲学意味与老庄思想互通,而对比方式也是极具民族特色。邹一桂在其《小山画谱》中就有着类似的表达:“五色彰施,必有主色,以一色为主,而他色附之,青紫不宜并列,黄白未可肩随,大红大绿,偶然一二,深绿浅绿,正反异形。”再比如,文人画对黑白有着这样的总结:“黑为色之父,白为色之母”。文人画的水墨体系其实是色彩对比的极端应用,我们可以许多有类似对比画论的经验总结。比如,布颜图在《画学心法问答》中云:“吾以干、淡、白三彩为正墨,湿、浓、黑为副墨。墨之有正副,君臣。君以定之,臣以成之。”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文人画色彩的水墨选择是老子“五色令人目盲”观念的反映,其实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其最深层的选择内因应是中国儒、道“刚柔相济”思想的体现。色彩对比的最佳状态即为“执两用中”的平衡观,两种色彩的平衡不可能是绝对的,它应是始终处于不断调整中的动态平衡。中国画家巧妙地赋予色彩以深奥的哲学使命,并通过对比方式,创造出独树一帜的视觉模式,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一朵不可或缺的奇葩。

再次,因为中国画本身所具有的适应能力,当代中国画家便对西方色彩体系主动地进行了挪用。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近代西画随着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之风的潮流进入中国,西画的“写实性色彩”对中国画色彩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艺术家自然挪用西画色彩模式的做法源于当代中国画研习中对西式写生的提倡。而这种借鉴西方油画的色彩方式使得原有的用色模式和评价方法发生了改变,人们在欣赏此类作品的时候,会自觉地运用两套评价模式,在其间来回游走,形成多层次、往复式的全新结构,比如如何重新诠释“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含义、传统笔墨与现代色彩构成如何有效地融会贯通、写意与写实该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巧妙组合等等都成了不可回避的新命题。

现代中国画在保持了中国画色彩象征性和哲学性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吸收了西画的色彩规律,取得了色彩在西画中一样的独立审美价值。在当代中国画色彩的运用的范围内,对经典用色模式和代表性图像色彩关系的重新理解与改变是中国当代中国画色彩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当然,这些创作都不是对西方色彩理念进行普通意义上的临摹与拷贝,中国画画家的作品本身就具有着不同的针对性和多种寓意,色彩的错位运用折射出他们对本土与外来艺术定位的游移和多重意义的思考和认知。这既是他们对造型语言本身的实验,同时也是他们对自我和他者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这样的错位本身就极具后现代意味。我们从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画家何家英、桑建国等作品里可以观察到这种用色模式的精彩运用。艺术家不再受制于传统审美确定的规则,他们这种解构式的创作准确把握着观者的期待,使得熟悉的色彩系统陌生化,让观者体味到新模式和新视角所产生的惊喜,以及摆脱规则后所获得的心灵自由。在这样的创作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超文本拼贴、置换、戏仿的效果,使这些原来极为熟悉的用色方式透露出更加耐人寻味的审美趣味。西画色彩和中国传统色彩观的融合是中西文明碰撞的结果,色彩与笔墨在画面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增强了中国画色彩的表现力。

后现代情境中的中国画色彩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画色彩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和艺术家的后现代创作方式的主动运用,并不能回避这样一些时代命题:当代中国画色彩是否解决了程式化的问题?对中国画的任何解读是否能够脱离物理意义上的时空纬度?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这样一些思考:

1.程式化反思的必须

所谓“程式”是指前人经过漫长的积累、提炼、归纳概括出来的经验范本,它是一门艺术的基本构成要素所表现出来的有规律的技法模式。国画用色的程式化表现是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以儒、释、道为依托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主观色彩,成为国画色彩规范。比如六法中“随类赋彩”的提法就是一个明证。所谓“随类赋彩”就是画家根据客观物象的基本色调、基本属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画家主观认识与理解,对物象进行分类,在“气韵生动”的前提下进行着色赋彩。这里的“类”有“类型”、“程式”的含义。中国画独特的设色程式是类型色彩的提炼,这种类型色彩使某一类型画风,如浅绛、青绿,成为固有的模式。“随”就成了一种随类型(程式色彩)而赋彩。中国画色彩运用得更多的是归纳和总结色彩的类别,并不重视自然界色彩 的多样性,使色彩的表现有类型化和程式化的特点。庄子曾说:“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过度的程式化,会束缚天然的诗意恣意抒发和表达。一旦画家技艺堕入对程式的一种习用,那么,我们似乎就不能自豪地宣称色彩的某些理念的进步性,成为前人心疼亦步亦趋的“不孝子孙”。

2.情境分析的必须

当我们将中国画的研究放置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不免引发一种“中国画是落伍的,它必须向西方绘画学习”的这样一种误读,并在孰优孰劣的比较中,出现艺术发展的单向规律或进步落后等等结论。对于这样一些的困惑,我们可以尝试借助情境分析来解决。在波普尔哲学的意义上,艺术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标准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艺术的情境是复杂的,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判断它的好坏。情境逻辑对风格问题提供了纯粹社会学的解释,它认为艺术家之间的竞争和技术变革往往会导致意外的后果,即旧有的规则被全部,从而使风格和趣味出现裂变。因此,中国画的色彩体系与西方色彩体系不存在孰优孰劣的比较结论,他们各自的价值毋庸置疑。他们相互学习的历史从有中西方艺术交流记载伊始,中国画的用色方式有着令西方古典绘画色彩惊艳的“前卫色彩”,他们色彩理念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曾依靠中国画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