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论文篇(1)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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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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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论文篇(2)

从1764年切萨雷。贝卡尔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出版至今，犯罪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理论体系日趋严密，学科结构也日益明晰，但是专门讨论犯罪学的内部学科结构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的目的是，根据200多年来犯罪学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涉及的研究领域和学者们已经创设出来的犯罪学子学科及其内容，将犯罪学体系内各子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作些整理，以便于犯罪学的进一步研究中的各具体研究有一个体系上的参考性坐标，进而促进犯罪学体系的完善。

对犯罪学研究中已经涉及的研究领域和学者们已经创设的子学科及其内容作考察，犯罪学的内部学科结构包括一系列子学科。给这些子学科归类，可以分为： 1、犯罪现象研究性学科，称犯罪现象学，包括犯罪行为学、犯罪比较学、犯罪史学等； 2、犯罪原因研究性学科，称犯罪原因学，可以分为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生理学（内含犯罪病理学等）、犯罪心理学、犯罪环境学（又包含犯罪地理学、犯罪地形学、犯罪区位学、犯罪生态学等）、犯罪社会学（又包含犯罪经济学、犯罪文化学等）等； 3、犯罪危害研究性学科，有犯罪危害学（含犯罪被害人学等）； 4、犯罪对策研究性学科，称犯罪对策学，包括犯罪预防学（内含犯罪预测学和犯罪控制学）、犯罪矫正学等； 5、犯罪学研究工具性学科，有犯罪分类学（犯罪类型学）、犯罪统计学等； 6、犯罪学反思性学科，有比较犯罪学、犯罪学史等。

下文对上述各类学科作些具体的论述。

二、犯罪现象研究性学科

犯罪现象研究是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些犯罪学著作或犯罪学教科书，将犯罪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三大块：犯罪现象研究、犯罪原因研究和犯罪对策研究。如，周密主编的《犯罪学教程》（1990），王牧著的《犯罪学》（1992），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的《犯罪学》（1997）等，其内容都是主要分为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阴家宝主编的《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1949－1995）》（1997）的五编内容之中除第一编“犯罪学绪论”和第五编“犯罪专题论”外，主要的三编是“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犯罪现象有其特殊的结构，具有历史性、区域性、时间性和随机性，具有自身的规律性，所以，犯罪现象学是一门重要的犯罪学的内部学科。

犯罪现象学（criminal phenomenology）研究犯罪现象。犯罪现象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一定时间和地点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犯罪及其总和。它是犯罪学的最重要的范畴，从建立学科理论体系来看，在犯罪科学中是相对于个体犯罪行为、具体犯罪行为、个别犯罪行为和个人犯罪行为等多种涵义的基本范畴提出来的。”[1] 所以研究犯罪现象离不开研究犯罪行为。在刑法学中，犯罪行为是犯罪构成中的重要因素，是犯罪的客观方面的主要内容。在犯罪学研究中，犯罪行为的内涵在刑法学的基础上有所扩充，所以，犯罪行为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作为的犯罪行为和不作为的犯罪行为，故意的犯罪行为和过失的犯罪行为，初犯、偶犯犯罪行为和重犯、惯犯犯罪行为，既遂的犯罪行为、预备的犯罪行为、未遂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中止行为，单独犯罪行为、团伙犯罪行为和有组织犯罪行为，区域犯罪行为、流窜犯罪行为和跨境跨国犯罪行为，青少年犯罪行为、成人犯罪行为、老年人犯罪行为和妇女犯罪行为，自然人犯罪行为和法人犯罪行为，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犯罪行为。

犯罪现象既具有国别特点、地域特点，又具有时代特点、阶段特点。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犯罪，其犯罪现象会有不同，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犯罪也会不同。① 所以，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犯罪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对犯罪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应该称为犯罪比较学。其研究方式主要有：1、横的比较，即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整个犯罪现象或某些类型的犯罪的各个方面作横向的比较研究，以探究国家间或地区间的犯罪的异同；2、纵的比较，即对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的整个犯罪现象或某些类型的犯罪的各方面情况作纵向的比较，以探究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犯罪情况的变化；3、纵横综合的比较，即既对各国或各地的不同时期的犯罪情况作纵的比较研究，又在此基础上对各国或各地的犯罪情况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

在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犯罪现象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犯罪作历史的研究就有了可能，并且具有了意义。犯罪史学研究犯罪现象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根据其研究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犯罪史研究、某一国家的犯罪史研究、某一区域的犯罪史研究、犯罪集团的犯罪史研究和个人犯罪史研究。如，英国马丁。费多的《西方犯罪200年（1800－1993）》[2] ，就可以看作是一部西方社会的编年性的犯罪史著作。

三、犯罪原因研究性学科

犯罪原因研究也是犯罪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犯罪学学术史上，欧洲不少学者主张，犯罪学研究主要就是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认为“犯罪学的结构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犯罪学的基本问题；另一部分是犯罪原因研究”。② 尽管这种狭义犯罪学观点没有被犯罪学界普遍接受，但犯罪原因研究是所有犯罪学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是不容置疑的。所以，犯罪原因学（criminal causation）是犯罪学中最为重要的学科，也是不容置疑的。从西方犯罪学的历史来看，其各派学术理论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对犯罪原因研究的不同角度和不同成果。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社会学派、犯罪生物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各自都是在犯罪原因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取得了自己的成果，因而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我国犯罪学界一直重视对犯罪原因的研究，除各种犯罪学论著皆以犯罪原因研究为重要内容外，对犯罪原因的专门研究也取得了成果。③ 从上述的各个学派和各种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归纳出，犯罪原因学中的各个子学科：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环境学、犯罪社会学、犯罪经济学、犯罪文化学等。

犯罪人类学（criminal anthropology）研究人种与犯罪的关系。意大利学者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是犯罪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犯罪人类学的核心主张是人类社会中有一类生来就要犯罪的“天生犯罪人”（born criminal）。这一理论观点是龙勃罗梭以其长年的实证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来的，其学生恩里科。菲利和巴伦。拉斐尔。加罗法洛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天生犯罪人论”作了继承和修正。后来，又有英国的查尔斯。巴克曼。格林和美国的欧内斯特。艾伯特。胡顿等人运用人体测量学、统计学等手段，进一步发展了犯罪人类学。今天，“天生犯罪人论”已经被犯罪学界所扬弃，犯罪人类学也已经式微。

犯罪生物学（criminal biology）研究人的生理与犯罪的关系、遗传与犯罪的关系等。现代犯罪生物学研究盛行于20世纪初期，是19世纪后半期犯罪人类学研究的延续和发展。它与犯罪人类学的差异是：（1）犯罪人类学着重研究身体的外部形状与犯罪的关系，并用隔代遗传来解释犯罪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现代犯罪生物学强调身体素质（包括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与犯罪的关系，并用生物学理论解释犯罪人独特的身体素质的形成原因。（2）犯罪人类学家主要使用直接观察、身体测量以及身体解剖的方法，研究犯罪人的身体特征；犯罪生物学家使用血液检查化验方法、性染色体分析方法、内分泌测定方法、脑电图测定法等更加精细的研究方法。（3）犯罪人类学家倾向于从犯罪人的外部特征来研究犯罪人；犯罪生物学家倾向于从犯罪人的内部结构或状态研究犯罪人。犯罪生物学理论有遗传生物学研究和体质生物学研究两个分支。④ 犯罪病理学，又称犯罪精神病学（criminal psychiatry），是犯罪生物学的一个子学科，专门研究处于持续性或临时性精神异常状态下的人所进行的犯罪活动，是对于犯罪的一种特殊原因的研究。

我国犯罪学研究复兴以来，对于犯罪生物学理论也有涉及，但据王顺安的考察，我国关于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很稀少，尤其是中国学者亲自调查、实验的科研文献极端匮乏，尽管有一些青年学者呼吁开展犯罪生物学研究，但响应者寥寥。⑤ 王顺安也呼吁开展中国犯罪生物学研究，但他自己撰写的《中国犯罪原因研究》第七章，则是关于“犯罪的生理因素”的研究。实际上，犯罪生理学（criminal physiology）是犯罪原因学中的另一门子学科，专门研究人的性别、年龄、血型、体质、疾病、性功能等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原因研究的另一重要途径是犯罪心理研究。关于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的研究从犯罪学创立以来从未间断过，甚至在犯罪学出现之前，思想界就有不少关于犯罪心理的讨论。但犯罪心理学的真正创立，是以1897年奥地利犯罪学家汉斯。格罗斯《犯罪心理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的犯罪心理学理论有心理病理学理论、心理分析法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等。我国犯罪学界对犯罪心理的研究一直很重视。一些论著专章或专节论述犯罪心理问题，并出版有《犯罪心理学》专著（罗大华，1983、1991），取得了不小的研究成果。

犯罪心理学（criminal psychology）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犯罪人的心理这一特殊角度，探索犯罪原因的学科。人的心理主要包括感觉、认知、需要、动机、兴趣、倾向、情感、意志、观念、理想等等方面（这些心理方面可以外化为人的气质、性格等）。犯罪人实施犯罪，他的这些心理方面有无异常？产生怎样的变化？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是犯罪心理学研究需要涉及的问题。人的心理又无时不处于某种状态之中。心理状态一般有平静、犹豫、忧愁、激动、欢乐、悲伤、愤怒、克制、镇定等。心理状态与犯罪的关系也是犯罪心理学需要重视的研究内容。人的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环境的左右和制约，所以个体心理、团体心理、群体心理以及孤独者心理都是犯罪心理学研究不能忽视的方面。

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生理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皆侧重于从犯罪人的自身探究其犯罪的原因，犯罪环境学和犯罪社会学则是侧重于从犯罪人与其所处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探究其犯罪的原因。

犯罪环境学（the criminal environment theory）研究产生犯罪的环境原因。环境与犯罪的关系，学术界很早就有研究。孟德斯鸠、凯特勒、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都论述过环境与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代，德国学者施奈德在其《犯罪学》中专门研究“犯罪地理学、生态学和地形学”。[3] 我国台湾学者谢文彦撰有“犯罪区位学之研究”。[4] 犯罪地理学（criminal geography）、犯罪生态学（criminal ecology） ⑥、犯罪地形学（criminal geomorphology）都应该是犯罪环境学下的子学科。美国学者D.斯坦利。艾兹恩和杜格。A.蒂默在他们合著的《犯罪学》中专章讨论“街头犯罪”。[5] 我国不少学者重视城市犯罪研究、农村犯罪研究或家庭犯罪研究。当前，对于社区犯罪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这些都可以纳入环境犯罪学的内容之中。此外，季节、气候、时段、特殊空间等与犯罪的关系，也属于犯罪环境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犯罪社会学（criminal sociology）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犯罪原因的学科，从广阔的社会环境层面研究犯罪的原因。因此，法国《世界百科全书》“犯罪学”条称犯罪社会学派为“社会环境学派”。意大利的恩里科。菲利于1884年出版的《犯罪社会学》标志着犯罪社会学的诞生。早期的犯罪社会学代表人物还有意大利的拿破仑。科拉扬尼、德国的弗兰茨。冯。李斯特和古斯塔夫。阿沙芬堡、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和让。亚历山大。欧仁。拉柯沙尼以及苏格兰的威廉。莫里森等。他们是在犯罪人类学等的基础上，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犯罪的原因，把社会环境因素作为犯罪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原因，进而探讨宏观的犯罪对策。西方现代犯罪社会学对早期的犯罪社会学理论作了扬弃，不再把犯罪人视为心理不正常的人，认为犯罪人之所以犯罪完全是各种社会条件促成的结果。这样，犯罪社会学在对犯罪人类学、犯罪心理学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西方现代犯罪社会学学派林立，有各种理论观点。特拉维斯。赫希、拉里。西格尔等学者曾尝试进行分类。赫希分为紧张理论、控制理论和越轨理论；西格尔分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过程理论、社会冲突理论和整合理论。⑦其中默顿的失范理论、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等是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不过，从学科归属的角度看，是否标榜社会学理论，并不应该是判断是否属于犯罪社会学学科的主要依据。现代化与犯罪关系的理论研究，批判犯罪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犯罪学研究等，实际上都应该归属于犯罪社会学之中。

犯罪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应该非常广泛，其中的大问题应该有：社会生产力与犯罪，生产关系与犯罪，社会分层与犯罪，社会分工与犯罪，社会变迁与犯罪，社会制度与犯罪，人口与犯罪，贫富与犯罪，家庭与犯罪，宗教与犯罪，文化与犯罪等。所以，从犯罪社会学中可以派生出犯罪经济学、犯罪文化学等等子学科。

学术界往往把犯罪经济学和犯罪文化学作为独立于犯罪社会学的学科进行各自的研究。犯罪经济学（criminal economics）除了研究犯罪的社会经济原因外，还很重视对犯罪本身的经济运作进行研究。犯罪的成本效益问题，犯罪所得的经济转化问题，其中的重点如洗钱问题，是犯罪经济学研究很为关注的问题。犯罪文化学除了研究犯罪的社会文化原因外，还很重视研究犯罪者的文化，一般称作犯罪亚文化研究。

四、犯罪危害研究性学科

20世纪，一些犯罪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犯罪过程中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但直到1947年，犯罪被害人学的概念才被提出。⑧ 犯罪被害人学（victimology）是关于犯罪危害研究的重要学科，主要研究被害现象、被害人、被害原因、被害补偿、被害预防等方面内容。我国学者比较重视对于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先后出版有几部研究专著，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效。此外，目前我国研究界也开始注意对于犯罪的国家被害和犯罪的社会被害的研究。实际上，犯罪不仅危害个人，也不仅危害国家，危害社会，而且，部分犯罪危害自然，许多犯罪会危害全人类。所以，关于犯罪危害的研究应该称为犯罪危害学，其研究内容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

五、犯罪对策研究性学科

犯罪对策学（science of countermeasures of crime）研究对付犯罪的策略、方法和手段。

刑法学和刑事政策学都具有犯罪对策学的性质。但即便刑法学和刑事政策学都是犯罪对策性学科，也应该是处于犯罪学学科体系之外的学科，不属于犯罪学的内部学科之列。刑事科学的犯罪对策学意味比较浓，其中的犯罪侦查学、刑罚学是较为直接的犯罪对策性学科。但犯罪侦查学（criminalistics）和刑罚学（penology）皆是犯罪学学科以外的学科，都是刑事科学中的学科。正因如此，侦查学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探究如何查明犯罪案件的事实真相，如何获取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具体证据；而刑罚学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探讨罪与刑的对应和适应，以及刑罚如何恰当地执行。两者的研究目标都不直接指向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所以，从犯罪学的内部学科结构来看，关于犯罪对策的研究应该另有具体的学科。犯罪预防学和犯罪矫正学应该是犯罪学的对策性学科。

犯罪预防学（the crime prevention theory）是进行犯罪预防研究的专门学科，具体研究如何在犯罪预测的基础上从事对于犯罪的防备和控制。犯罪预防一直是犯罪学家极为重视的研究内容。贝卡尔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就既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分析对犯罪的预防，又从传播知识保障自由、发展科学追求真理、司法公正、奖励美德以及完善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讨论对犯罪的预防。[6] 菲利则在《犯罪社会学》中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立法和行政领域、教育领域等多方面系统讨论“刑罚的替代措施”，以探讨对于犯罪的社会性预防途径。[7] 因为在犯罪原因的研究上犯罪学界一直存有诸多分歧，犯罪预防理论也观点难一。在这方面，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和美国的“综合犯罪防止法”代表了犯罪预防理论中的综合预防理论观点及其成就，是犯罪预防学理论成熟的一种标志。

在犯罪预防中，两项工作极为重要，一是犯罪预测，二是犯罪控制。所以，从犯罪预防学中又可以派生出犯罪预测学和犯罪控制学。犯罪预测学专门研究犯罪预测问题，其具体的研究有犯罪预测的目的研究、原则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和成果应用研究等。犯罪控制学专门研究犯罪控制问题，其具体的研究包括如何防备犯罪发生的研究、如何遏止进行中的犯罪的研究、如何防止和控制犯罪危害扩展的研究等。

犯罪矫正学（the crime correction theory）的研究范围应该比目前刑事司法研究中所涉及的罪犯矫正问题更宽阔一些。毫无疑问，罪犯矫正应该是犯罪矫正的重要方面，但犯罪矫正不仅仅是对于罪犯的矫正，而应该还包括对虽未成为罪犯但已经产生了犯罪意图（或可能产生犯罪意图）的人的行为习惯的矫正，如，对于违法者的矫正，对于有越轨行为者的矫正，等等，此外，还应包括对于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不良行为习惯者的矫正，如，对于吸毒者的矫正，对于严重嗜酒者的矫正，对于嗜赌者的矫正，等等。犯罪矫正学与刑罚学的区别也正在这里。

六、犯罪学研究工具性学科

从事犯罪问题研究需要研究工具。从犯罪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研究犯罪问题的主要工具有两种是极为重要的：一是从事犯罪实证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犯罪统计，二是对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等进行归纳分析的犯罪分类。所以，犯罪统计学（criminal statistics）和犯罪分类学（criminal taxology）应该是犯罪学中的两个工具性子学科。

犯罪心理论文篇(3)

犯罪具有可防控性，所以，研究犯罪的防控体系具有意义。在犯罪学界，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许多犯罪学家在讨论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时，往往都不作关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探讨，其原因可能就是：犯罪之需要防控并可以防控是不证自明的。当然，特别认真细致的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在论述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时，还是注意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加以探讨的。如，储槐植、许章润等撰著的《犯罪学》就设有专节讨论“犯罪预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结论是：现存社会基于共同的道德情感，出于维护社会共同体不毁灭以及社会统治秩序免遭瓦解的需要，必然要对犯罪予以防范和排除。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和预防的。控制和防止犯罪的可能性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性质和政府的决策及其作为。[1] 本文探讨犯罪防控的问题，其前提就是这样的研究结论。

另一方面，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研究，一般是承接着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的成果，即在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犯罪原因的基础上，展开对犯罪防控的探讨。关于犯罪防控的研究结论往往与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结论可以作相关的对应，即有犯罪的社会原因就有犯罪的社会防控，有犯罪的心理原因就有犯罪的心理防控，有犯罪的治安原因就有犯罪的治安防控，等等。也有的将犯罪防控与犯罪的类型相对应。如，我国台湾学者许金春、马传镇、陈伟平等撰著的《犯罪学》的第三篇即为“犯罪类型与犯罪防治”。[2] 不论是将犯罪防控与犯罪原因对应还是将其与犯罪类型对应，都是很具有研究价值的。但本文中，笔者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问题，即对应于犯罪构成来探究犯罪防控。

一、 关于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备受刑法学界重视的理论问题。犯罪构成理论的提出，是罪刑法定主义在刑事定罪问题上的一种体现。德国的费尔巴哈首先把犯罪构成作为一个刑法上的概念加以使用，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融入了他参与制定的1813年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该刑法典第27条规定：“当违法行为包括依法属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时，就认为它是犯罪。”这以后，关于犯罪构成及其要件就一直成为有关理论界反复讨论的问题。20世纪初，对犯罪构成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德国学者贝林格。贝氏强调，必须以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概念为中心来建立犯罪的概念，即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任的并对此有适合的处罚规定和满足处罚条件的行为。其后，麦耶尔将贝氏的犯罪概念简化为：犯罪就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而归责的事件。尽管贝氏理论受到了后来的新构成要件论者、目的行为论者等的批判，但“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是得到广泛承认的犯罪概念，“构成要件-违法-责任”三段论体系是最普遍流行的犯罪论体系。关于犯罪构成，贝林格认为，“构成要件，从狭义上说，就是表明犯罪类型轮廓的全部要素（特别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外部轮廓，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东西。麦耶尔原则上赞同贝林格的观点，同时又认为，“实际上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当中，可以发现有规范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构成要件有外部的（客观的）构成要件和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但是他又认为，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是属于责任的问题，应把它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中排除出去，而把构成要件符合性限定为法律上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符合性。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赞同贝林格和麦耶尔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犯罪论体系及以此为基础构成的犯罪概念，但他认为，仅把构成要件的实体看成是“犯罪类型的轮廓”是不够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行为人、行为、行为客体、行为的情况、行为的结果等因素。他又认为，行为，作为伦理评价的对象，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所以，应作为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整体来把握，可以把行为分成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①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之外，美国刑法的犯罪定义由各具特点的要件构成。带有普遍性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行为、犯罪心理、犯罪结果、因果关系、情节和刑罚。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双层次性：实体意义上的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实体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是包含在犯罪定义之中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犯罪定义之外的责任条件和政策性危害则是诉讼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3]

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皆不相同，苏联刑法理论中有具有自己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形成犯罪构成理论。特拉依宁提出，“有一条基本原则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即行为只有符合分则罪状规定的犯罪构成才能受刑事惩罚。”[4]皮昂特科夫斯基把犯罪构成分为：“（1）一定的犯罪主体；（2）一定的犯罪客体；（3）犯罪主体行为的主观方面的一定特征；（4）犯罪主体行为的客观方面的一定特征。”[5]从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得到确立。1938年出版的由全苏法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供法律高等院校使用的《刑法总则》教科书，其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全面论述了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这四个要件。1946年，特拉依宁出版《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意义和犯罪构成理论的内部体系结构。1954年和1955年，《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又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关于犯罪构成问题的讨论。至此，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定型为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1）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行为（犯罪）特征的诸要件的总和。这些要件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2）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分为一般客体（一切犯罪都侵害的客体）、同类客体（一定种类的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和直接客体（每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客体）。（3）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危害社会行为的客观特征，包括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犯罪的结果，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此外，还有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4）犯罪主体，即达到一定年龄的、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5）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在危害社会的行为中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的罪过。此外，还有目的、动机等。（6）每一犯罪行为都是一定的危害社会的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的统一。②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最初是移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50年代后期犯罪构成理论遭到全面否定，直到1978年以后刑法学界才重新开始讨论犯罪构成的理论问题。虽然一些学者提出要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研究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时至今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与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仍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其中的理论性发展是认为犯罪构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四个基本的子系统，其中每个子系统又有各自的复杂结构，自成系统。[6]

二、 犯罪学理论对犯罪构成的避弃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但是，犯罪学理论界一直有意避开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如，“我国犯罪学教科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没有对具体类罪进行分析而仅从宏观视角对犯罪作纵向研究：面对犯罪现象，追索犯罪原因，寻求犯罪对策（惩治罪犯和/或预防犯罪）。另一种是将上述内容作为总论，并增加对具体类罪的分析作为分论（特论）。”[7] 仅以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为研究对象，不仅教科书如此，其它犯罪学著作也大都不涉及犯罪构成问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犯罪学家一直强调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两种定义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刑法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犯罪的法律特征即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刑事违法性在法治社会是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罪和刑都由法律明确规定是刑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刑事违法性这一刑法学上的犯罪 特征对犯罪学并不重要，因为犯罪学并不为处罚犯罪人提供法律论证。犯罪学不研究如何依法处罚犯罪，只专注为什么会实施犯罪以及如何防止犯罪，这两项内容都不必也不应局限于现行法律。就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一区别在逻辑上得出的结论是：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在外延（表现为时、空两维）上大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8]这样的理论区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犯罪学与刑法学在犯罪概念定义上的不一致，不应该成为犯罪学研究中丢弃犯罪构成问题的理由。并且，从犯罪原因研究进到犯罪防控研究虽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路径，但从犯罪构成的分析进到对犯罪防控的探讨，也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

在我国，关于犯罪防控的研究，可以说是与我国的犯罪学研究同时兴盛起来的，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犯罪防控理论，最初是针对1980年前后青少年犯罪极为严重的状况提出来的。1979年6月，、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共同向中共中央呈递《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实行党委领导，全党动员，书记动手，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队、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来进行教育。全党都来关心、重视做好青少年的工作，把它作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同年8月，中共中央以当年第52号文件形式批转这个报告，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当时青少年犯罪状况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五项对策性措施。这些综合性的犯罪对策措施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的最初内容。1981年5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社会治安座谈会。其会议《纪要》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正式提出了综合治理这一我国犯罪防控的基本模式。其后，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中政委报告，1985年中共中央下达第20号文件，1986年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都强调要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达到预防犯罪、控制犯罪和减少犯罪的目的。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遂将综合治理的有关问题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至此，综合治理作为我国防控犯罪的基本模式被正式确定下来。③我国的综合治理模式的建构，应该是立基于对犯罪原因的多原因分析。犯罪的多原因和犯罪防控的多途径，是早期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就认识到并加以倡导的内容。贝卡尔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即既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分析对犯罪的预防，又从传播知识保障自由、发展科学追求真理、司法公正、奖励美德以及完善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讨论对犯罪的预防。[9] 以菲利为代表的犯罪社会学派更是主张研究“现时社会中影响犯罪产生与变化的各种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进行实际的改良”。菲利宣称：“今后凡研究犯罪与刑罚的科学，都必须在人类和社会生活本身之中去探索社会预防犯罪的科学的基本因素。” ④ 他认为，刑罚并不是简单的犯罪万灵药， “犯罪社会学家自然应当在对犯罪及其自然起因的实际研究中去寻找其他社会防卫手段”。他称刑罚以外的“这些间接的防卫手段为刑罚的替代措施”，并在其代表作《犯罪社会学》中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立法和行政领域、教育领域等多方面系统讨论了“刑罚的替代措施”。[10] 这方面的例外可能应该是加罗法洛。与菲利不同，加罗法洛强调的是犯罪的刑事遏制。他的《犯罪学》的第三篇“犯罪遏制”所论的主要是刑法及其执行（刑罚）对犯罪的遏制。加氏说：“如果我们说保卫社会使其免受犯罪的侵害，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确定是否存在能够消除犯罪的刑罚，并决定用什么方式使用这些刑罚。”[11] 加罗法洛之所以仅从刑罚的角度来研究对犯罪的遏制，是因为他认为犯罪者是“天然犯罪者”，犯罪者之所以犯罪，根源在其自身，并不在于社会，所以，他就不从社会的广泛领域中去探讨遏制犯罪的途径。“天然犯罪”理论已不被其后的大多数犯罪学家所接受，犯罪者之所以犯罪，具有广泛的社会原因，已经成为犯罪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所以，加氏之后，犯罪学界已很少有人仅从刑罚的角度研究犯罪防控问题。但由于犯罪原因理论本身一直存有诸多分歧，在对犯罪原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犯罪防控理论也同样存有诸多分歧。在20世纪的前半期，各犯罪学派的犯罪防控理论是彼此分离的。如，在美国，“早期的犯罪预防理论可以分为三种：法律预防理论、心理预防理论和社会预防理论。”这几种理论彼此分离。但是，“随着对犯罪原因认识的深入，以1984年《联邦综合犯罪防止法》的通过为标志，美国犯罪学家对犯罪预防取得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预防犯罪必须是综合性的，这种犯罪预防的综合理论如今已为美国各界所接受。”[12] 正是在美国的犯罪预防综合理论得到官方肯定的这一时期，我国防控犯罪的综合治理理论逐步确立起来，并得到党和政府的采纳和实行。不论是美国的“综合犯罪防止法”还是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都是根据对犯罪的多原因的分析探讨的理论认识，针对犯罪的多方面原因，寻求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多种途径和方法，并将多种途径和方法作综合的安排和运用。

不论是综合防止犯罪还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中的关键性因素都应该是“综合”。综合，就应该尽可能囊括可认知到的所有的因素。既要在实施犯罪防控时综合运用所有已知的预防和控制手段，也要在作犯罪分析（ 原因分析、预测分析和/或防控理论分析）时全面充分地考虑到可知的所有各个方面的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尽管现有的各种犯罪防控理论都是很为可取的，但是，避开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至少是不够全面的。正是因此，本文打算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对犯罪防控问题作些新的探讨。

三、 犯罪构成与犯罪防控

犯罪防控中所指的被防控的犯罪，应该是已经被刑法规定了的犯罪。未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但根据犯罪学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不应该是社会现实中犯罪防控的对象。不然，犯罪防控不仅不合法，而且会因对象过泛和目标不明而收不到预期的功效。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犯罪防控中所指向的犯罪就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犯罪防控就是对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加以防控。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有一个犯罪构成理论的选择问题。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中普遍接受的犯罪构成理论是源自苏联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即认为犯罪构成有四个共同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⑤ 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序，有的学者另有看法：“犯罪构成共同要件应当按照如下顺序排列：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因为犯罪构成要件在实际犯罪中发生作用而决定犯罪成立的逻辑顺序是这样的：符合犯罪主体条件的人，在其犯罪心理态度的支配下，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危害一定的客体即社会主义的某种社会关系。”[13] 有的学者则认为，前一种排序方式具有“人权保障、刑法学研究方向与犯罪构成理论深化”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并且是“按照司法机关认定犯罪的顺序、途径排列的，即首先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然后查是什么行为侵犯了合法权益，造成了何种具体结果；再查什么人实施了行为；最后查行为人在什么心理支配下实施了行为”。[14] 应该说，两种排序方式都有现实的和理论上的积极意义，只是从犯罪防控的角度看，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这一排序方式更符合防控犯罪的现实要求。所以，本文采用这一种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序方式。据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探讨对犯罪防控，犯罪防控就可以分为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和针对犯罪客体的防控。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是指通过一定的防控措施，使有关法律主体不致成为犯罪主体；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是指通过对有关法律主体的主观方面的有效作用，使有关法律主体不产生或消除掉可能支配其去犯罪的主观方面内容；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是指通过一定的有效工作使主观上欲行犯罪的法律主体难以实施其犯罪行为，使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不能形成；针对犯罪客体的防控是指通过一定的防控措施使有关法律客体不致成为被犯罪主体侵害的客体。

四、 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

在现实社会中， 一个主体不成为正常的法律主体，而是成为不正常的犯罪主体，或者说一个原本正常的法律主体变化成为不正常的犯罪主体，都是有着种种原因的。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认为：犯罪者通过许多体格和心理的异常现象区别于非犯罪人；犯罪人是人种的变种，一种人类学类型，一种退化现象；犯罪人是一种返祖现象，是蜕变到低级的原始人类型；犯罪行为有遗传性，它从犯罪天赋中产生。[15] 龙氏的追随者加罗法洛同样认为，“天然犯罪者”是某种人类学类型，是一名无能产生利他主义感觉的、处于一种低劣发展状态中的人。这种不是简单地基于社会和心理因素，而是必须归因于一种生物体的基础。真正的犯罪分子如暴力犯、惯犯、职业窃贼患有道德失常症，因而不能适应环境，而必须通过死刑加以消灭，或通过终生监禁或无期徒刑使他不可能危害社会。[16]龙氏和加氏视犯罪者为天生的犯罪人，不可改造，只应消灭或监禁。这种观点已被后来的犯罪学家们所扬弃。人成为犯罪者，犯罪者实施犯罪，都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其中有人自身的因素，但影响人成为犯罪者的自身因素也不是天生的或遗传的，而主要应该是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的不太正常。心理分析法犯罪理论认为，犯罪现象-除例外情况-不是“天生的缺陷”，而是教育的缺陷，驯化的缺陷。按照心理分析法犯罪理论，人是作为犯罪的，就是说不适应社会的生物来到世上的。“正常人”成功地压抑住一部分犯罪的本能冲动，将另一部分在社会意义上改造（升华），而对犯罪分子来说，就是这种适应过程失败。今天，犯罪的心理预防，成为我国犯罪防控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所谓的犯罪心理预防实质上正是针对犯罪主体心理的预防。可以说，犯罪的心理预防正是对犯罪主体的防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储槐植、许章润等撰著的《犯罪学》所阐述的犯罪心理预防的基本途径有：（一）社会化-社会对个体人格的塑造，包括（1）不断完善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全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2）传授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社会习俗行为模式和科学文化知识，传授方式则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劳动集体教育、人际互动和文化传播媒介；（3）大力开展心理卫生工作和心理健康咨询活动。（二）自我修养-人格的自我养成和完善，包括（1）加强自我修养；（2）善于自我调节。此外，这有对变态人格的矫治，其方法有（1）物理疗法（理疗），（2）精神分析疗法，（3）行为疗法，（4）人本主义疗法，（5）生物反馈疗法，（6）认识领悟心理疗法（中国心理分析）。[17] 这中间，不论是外在的社会化的教育和影响、内在的自我修养，还是对变态人格的矫治，其目的都是要使得人（可能的犯罪主体）不致成为犯罪主体，不去实施犯罪行为，或者使得已经成为犯罪主体、已经犯罪的人消除进一步犯罪的动机，不致再度成为犯罪主体。

对犯罪主体的防控，除了上述心理防控之外，还有其它的途径和方式。

实证主义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和加罗法洛强调对暴力犯、惯犯、职业窃贼等实施死刑或终生监禁，也是一种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措施。他们的问题出在把这种措施当成唯一可行的措施。实际上，以刑罚来震慑和控制犯罪，正是针对犯罪主体的系统的防控措施。或者可以说，整个刑罚体系就是用以对付犯罪主体，以达到控制犯罪之目的。“刑罚作为一种最具惩罚性的强制措施，只能适用于已经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的罪犯，而不能以任何借口适用于没有犯罪的人。但是，刑罚预防的对象绝不仅仅局限于已经犯了罪的人。……对于犯了罪的人适用刑罚，必然会对尚未犯罪但有犯罪冲动或受到犯罪诱惑的人产生影响，会对一般公民遵守刑法规范的意识产生影响。”[18] 这样，通过适用刑罚，已然的犯罪主体得到控制，不能再去犯罪；可能成为犯罪主体的人受到震慑，不敢成为犯罪主体。此外，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包含着对犯罪人的矫治，具体包括犯罪心理矫治和犯罪习性矫治。犯罪心理矫治可以改善犯罪人的生活态度，帮助犯罪人消除思想障碍，培养健全的意识结构；犯罪习性矫治是帮助犯罪人克服犯罪习性，即克服犯罪人实施某种犯罪已成习惯的动力定型和性格特征。[19] 这样的犯罪矫治，无疑是针对犯罪主体的极为有效的犯罪防控措施。

刑罚体系之外的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控措施还有有关的治安行政措施。其中包括治安工作中对社会重点人员的教育和控制，对社会流动人员的管理等方面。社会重点人员是指那些有严重越轨行为、违法行为、严重违背公德行为和有刑事犯罪前科的人员。悖德—越轨—违法—犯罪，这种链式关系往往会在一些人的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对悖德的人进行及时的教育，对越轨的人及时加以控制，对违法的人及时进行处罚，都是防控犯罪的重要措施。有刑事犯罪前科的人员一般又称为“两劳释解人员”或“两劳人员”，是指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如何防止“两劳人员”重新犯罪，治安工作部门有过许多实践性探索，理论界也进行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包括：（1）安置“两劳人员”就业，（2）对“两劳人员”生活上关心，思想上帮助，（3）对“两 劳人员”作适当的考察督促，了解其生活状况、思想状况和社会交际，督促其遵纪守法。治安行政方面的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控措施还有对社会服刑人员的考察监督。社会服刑人员是指经人民法院判处刑罚但未在监狱服刑的人员，包括被判处管制的犯罪者、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者、宣告缓刑的犯罪者、假释的犯罪者、监外执行的犯罪者等。社会服刑人员既在服刑的过程之中，又没有脱离其犯罪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考察监督，其中的一些人遇有合适的时机很可能会再次犯罪。对社会服刑人员进行考察监督是治安行政部门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执法活动。这一执法活动正是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控制工作。另外，对社会流动人员加以管理以防止他们可能的犯罪，这方面，近年来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我在此不作赘述。

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控还需要解决一些理论问题：一是无责任能力主体犯罪防控问题，二是特殊主体的犯罪防控问题，三是法人主体的犯罪防控问题。

无法律责任能力的主体包括少年儿童（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21世纪的后数十年中受到世界各国社会的普遍重视。前文所述的我国防控犯罪的社会综合治理理论和方略最早就是针对青少年（未成年人占很大一部分）犯罪的严重状况而提出和确立的。我国犯罪学界对于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及其防控有相当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则在防控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作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实践性探索。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施行，应该说是上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的法定化。

“在中国，青少年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26周岁的青少年实施了《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其中，已满14岁而不满18岁的人犯罪，称之为少年犯罪或未成年人犯罪”。[20] 据此，少年（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但是，在青少年犯罪主体的年龄起止的问题上也有另外一些看法。有人主张从10岁起始，更多人主张从7岁起始。有人主张自27岁终止，有人主张29岁，还有人主张将30岁以下的人都看作青少年。终止年龄该如何本文不作探讨，但起始问题关系到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不得不涉及。

已满14周岁不足18周岁的成为少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是因为依据《刑法》，这一年龄段的人具有一定刑事责任能力，应负一定的刑事责任，即根据刑法规定，他们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⑥ 而不满14周岁的人，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不能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因此，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说法和防控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说法，都是没有意义和不能成立的。美国的一个6岁的小男孩开枪打死了一个他的同龄人。这只是这个未成年人（儿童）实施了一个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并不能认为他是犯了罪。不具备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虽然可能会有对于社会的危险行为、危害行为或越轨行为，但不可能施行犯罪行为。同样道理，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也只会有对于社会的危险行为或危害行为，而不可能施行犯罪行为。因此，针对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主体（包括不具备刑事责任年龄主体）就不存在犯罪防控的问题，而是有危险行为防控、危害行为防控、越轨行为防控等问题。

犯罪的特殊主体是指某些犯罪的主体是由具有一定特定身份的人员构成。“所谓特定身份，是指一切与一定犯罪行为有关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或状态或者某些生理、病理特征。”[21] 一般是指从事特定的职业（如国家行政工作、司法工作、军役、交通运输业、工矿业、医药工作）、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如在刑事诉讼中是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负有特定法律义务（如对年老、年幼、患病等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员负有瞻养、扶养义务）、具有特定生理、病理特征（如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以及处于其它特殊地位或状态（如正在服刑、接受劳教、被逮捕或拘押）的人。针对具体特定的犯罪主体，应该有一些具体特定的防控措施。例如，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有的研究者就提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即（1）加强监督制约，从体制上堵塞漏洞；（2）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建立和完善国家工作人员的录用、考核、任免等制度，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4）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道德、生活水平。[22] 这其中的第三条正是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措施。

法人（单位）犯罪的成立已经被我国刑法所确认。对于法人（单位）犯罪及其防控，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如，谢勇在对法人犯罪进行了全面的认真的分析考察之后，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法人违法犯罪问题，还必须从刑罚之外着眼。首先必须做的就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23] 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控制法人犯罪，正是通过对法人主体的改造以防控法人犯罪。

五、 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

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犯罪防控与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控的主要区别，在于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护控是针对整体的人（或法人）或人（或代表法人的责任人）的整体的心理，在防控犯罪的范围之内具有泛目的性；而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犯罪防控是针对人的具体心理，针对犯罪的动机等主观方面内容，是在犯罪主体具有了实施犯罪意愿之后，针对其心理、意志等施以有效的影响，促其不实施犯罪，故有极强的具体针对性。30年代，南京燕子矶江岸悬崖边经常有人跳江自杀。于是，陶行知先生于悬崖边题写了几个大字：“请三思而后跳”。后来，有许多到这悬崖边欲行自尽的人，见此几个大字，往往徘徊而回。自杀虽不是犯罪（有一些社会将自杀视为犯罪），但陶先生的防自杀措施正是针对着自杀主体的主观心理（主观方面）。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犯罪防控正是类似的一种防控。

犯罪的主观方面由犯罪意识、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等各种心理因素组成。这其中，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是最主要的因素。[24] 可以说，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主要应该包括针对犯罪故意的防控和针对犯罪的过失的防控。

针对犯罪故意的犯罪防控主要应该就是防止有关法律主体产生（形成）犯罪故意，这包括使之不产生犯罪意识，不形成犯罪动机，不追求必须犯罪才能达到之目的（非法目的），并且还应不使之陷于为达一定目的（合法目的）非犯罪不可之境地。这里仅谈几点。

1、 消除贫困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被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25]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贫困。”[26] 正是贫困逼迫工人产生犯罪的意识和动机，产生犯罪故意。美国学者谢莉认为，“许多最穷苦的少年之所以盗窃是由于极端贫困。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或不执行童工法，少年-特别是城区的少年-经常处于一种严重被剥夺和极端贫困的状况 。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少年儿童，没有在其他国家那种童年所特有的闲暇，他们深受的剥削推动他们走上犯罪以减轻他们的困难处境。”[27] 贫困是个世界性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我国仍有数量不小的贫困人口，扶贫工作还必须进一步深入。

绝对贫困导致人产生犯罪意识，相对贫困也可能导致人产生犯罪意识。正是因此，缩小以至消灭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对于这方面的犯罪防控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 减少可欲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在今天这样一种崇尚竞争的时代，老子这种不尚不争、无欲无为的小国寡民思想自然是不合适的。但是，老子关于防盗防乱的话语多少能够给予我们的犯罪防控以一些启示。我这里所谈的减少可欲，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减少令民众所渴求获得的物质利益，而是从防控犯罪的意义上说，尽可能减少能引发有关主体产生犯罪欲念的物质存在状态。明处摆放的钱款容易被人偷走，不仅因为无保护措施偷窃者易于得手，更主要的可能是摆在明处的钱款最容易引发人的偷窃欲念。因此，妥善保管钱款以及贵重物品可以说就是一种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措施。

3、适时教育

在反腐败斗争中，针对可能腐败的官员，适时进行廉政教育，可以说是一种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腐败性犯罪的防控措施。这里的关键是要适时。一是要针对一些官员可能产生贪污受贿等欲念，及时教育，使他们不致产生这些欲念；二是要针对一些官员已产生的贪污受贿等欲念，及时教育，使他们克服已产生的这些欲念。

对犯罪主现方面的防控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安纠纷调解。在目前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由治安纠纷酿成的刑事案件是很多的。如何妥善处理治安纠纷，改善治安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不良的主现心理状态，是防止治安纠纷转化成刑事案件的重要措施和步骤。对此，我国一些公安部门不仅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如，江苏省公安厅严格要求省内各级公安部门大力压降可防性刑事案件。这可防性刑事之中就包括由治安纠纷转化而成的刑事案件。由治安纠纷转化成的刑事案件之所以是可防的，是因为只要在治安纠纷阶段充分做好调解工作，化解矛盾，使纠纷当事人双方皆不因纠纷得不到调处，矛盾得不到化解，进而产生犯罪动机。将有关当事人的主现方面的工作做妥贴，其中的关键还应该是适时的教育。只有适时做好有关的教育说服工作，才能成功调解治安纠纷，防止治安纠纷转化成刑事犯罪。

针对犯罪过失的防控。

我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刑法》中所具体规定的过失犯罪有：“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过失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犯罪，过失损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易燃易爆设备、电力设备等的犯罪和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中的过失致人死亡或重伤的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过失损毁文物的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的犯罪：“渎职罪”中的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环境监管失职、传染病防治失职、商检失职、动植物检疫失职、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等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犯罪。防控后四类罪中的过失犯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努力克服有关人员的过失性心态，即通过强化职业道德、落实岗位责任、严格工作纪律、规范操作程序、布置警示标志等措施，使有关人员增强责任心和警惕性，从而减少甚至消除有关过失犯罪的发生。对于前两类罪的过失犯罪，其防控措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通过对有关知识的全社会的普及性宣传教育，使民众真正对水火、炸药、毒物等可能招致的危害有足够的认识，对哪些行为可能造成对交通工具、交通设施、易燃易爆设备、电力设备、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等的损坏有足够的知识，从而克服有关过失性心态，减少以至消除有关过失犯罪的发生。我国犯罪学界对于过失犯罪的预防已有一些探讨，认为对过失犯罪的预防可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措施包括完善立法、普及教育、完善技术等三个方面，而特殊预防是指对过失犯罪人的改造和再教育。⑦这其中的一些内容可以看作是针对犯罪过失的预防。

六、 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

使具有犯罪意识、动机等的法律主体不能实施犯罪，形成不了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就是针对犯罪的客观方面的犯/:请记住我站域名/罪防控。

犯罪的客观方面包括犯罪行为及其方式、犯罪对象、犯罪的危害结果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⑧，因此，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就应该是严格人、财、物控制，使之不能成为犯罪的对象，并做好有关时间、地点的防控工作，从而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或防止犯罪行为造成危害结果。

当某一法律主体产生行成了犯罪动机，有了某种犯罪的欲望，如何使这种动机难以找到达到目的的客体，如何使这种欲望不能具体实现，就是一种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的具体内容。当然，法律主体的具体犯罪动机不同，其所欲行的犯罪行为的种类不同，防控工作也就会有具体的不同内容。如，持有型犯罪，针对具体主体的持有的欲望（持有之后有否其它犯罪动机，其它的犯罪动机的具体内容如何，不属持有罪的内容范围），具体的犯罪防控措施就应该是禁绝的来源，包括严格有关药品管理制度，断绝境外非法流入渠道⑨和禁绝国内的非法种植和生产；针对具体主体欲持有枪支弹药的动机，具体的犯罪防控措施就应该是严格枪支弹药管理制度，禁绝境外枪支弹药流入和国内非法生产枪支弹药。再如，腐败型犯罪，针对官员可能的贪污欲望，比较好的犯罪防控措施是严格财务制度，实行财务公开，严格官员收入申报制度，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等；针对可能的 警察腐败，防控措施中就必须重视警务公开，以防止有关犯罪的客观方面内容的形成。

对于危害环境的犯罪，犯罪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阻止犯罪客观方面内容的形成。危害环境的犯罪有所谓举动犯和结果犯。举动犯指具体法律主体实施了危害环境的某种具体行为，如《刑法》第339条所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行为；结果犯指具体法律主体不仅实施了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且造成了危害环境的结果，如《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针对结果犯的危害环境犯罪的防控，应该是既重视防止危害环境行为的发生，又重视危害环境行为发生之后的防止形成危害结果的办法和措施。针对举动犯的危害环境犯罪的防控，则应该是对于具体危害环境行为的防止。不论是防止危害环境行为的发生，还是防止危害环境结果的形成，都应该说是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

在现实社会中，人、财、物是犯罪侵害的对象。使人、财、物不致成为犯罪侵害的对象，也是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现实社会治安工作中的所谓以技术设施来预防犯罪，以环境设计来预防犯罪，都是针对犯罪对象的犯罪防控措施。防盗门、铁窗栅、保险柜等的安设，都是为了使人、财、物不致成为犯罪的对象。旅馆、商场、车辆船只上张贴的警方关于防盗的告示，也是提醒人们保管好自己的钱物，不使之成为盗窃犯罪的对象。

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的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犯罪被害人如何预防被犯罪侵害的研究。被害人学就是通过对被害人及其被害原因的研究，寻找如何有效地防止被害的途径和方法，而被害人学之中又专门研究被害预防。研究者的结论是，被害预防是强化自我防范体系的犯罪预防，其直接目的是防止自身被害，被害预防的举措主要是消除被害人自身的不良状态。对于普通刑事犯罪，被害人往往存在的不良状态有疏忽状态、脆弱状态、诱惑状态、易感状态和被迫服从状态。对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被害预防教育，使有关人员克服这些不良状态，从而避免成为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对于经济犯罪，被害个人或单位往往具有贪心、轻信、急躁等毛病。对此，一方面要克服这些毛病，另一方面要严格经济制度，选择合法的投资渠道，并保持清醒头脑，树立风险意识。⑩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还包括防止轻微犯罪变化成为严重犯罪。如，由公路交通肇事犯罪转化为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就是典型的轻犯罪转变成重犯罪。这样一种犯罪转化往往会给犯罪的受害人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如何防止这种转化，防止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进一步恶化，虽然一些犯罪学研究者和公安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已经作过一些探索，但这方面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并没有找到，需要我们做的研究探索工作还很多。

七、 针对犯罪客体的防控

犯罪客体是刑法所规定的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合法权益。按照一般通行的分类方法，犯罪客体可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⑾ 此外，犯罪客体还可以分为：主要客体、次要客体和选择客体；简单客体和复杂客体；现实客体和可能客体等。刘生荣博士则认为，犯罪客体应分为“自然人的犯罪客体”、“单位的犯罪客体”和“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28]

犯罪的一般客体是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合法权益。一切犯罪，无论其直接客体或同类客体是何种利益，从根本上说，都是对整体的社会利益的侵害。这是一切犯罪的共性，也揭示了犯罪客体的本质所在。刑法的意义正在于对犯罪者施以刑罚以维护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刑罚的施行（刑法的实施）正是针对犯罪客体（一般客体）的犯罪防控措施。

犯罪的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共同侵犯的合法权益。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同类客体按大类分有：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社会管理秩序，国防利益，公职规范，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国家军事利益。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又分为：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对外贸易秩序，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利益，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市场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又分为：公共秩序，司法秩序，国边境管理制度，文物管理制度，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对品的管理制度，公民生命健康权利，社会生活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公民身心健康和人身权利，文化市场秩序。按犯罪同类客体划类的犯罪防控工作是经常开展的。如，举国行动的扫毒工作、扫黄工作、反走私工作、反贪反腐败、打击经济犯罪，就都是以犯罪同类客体划类的打击犯罪、防控犯罪的工作。

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具体的合法权益。直接客体是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直接客体，或者说，使有关的合法权益不致成为犯罪的直接客体，那么，犯罪就不能构成。这就是说，通过有效防止有关律主体成为犯罪的直接客体，就可以达到防止犯罪的目的。如，杀人犯罪的直接是他人的生命（权），有效保护好有关人员的生命，便可防止杀人犯罪。保镖之所以能成为一项职业，警卫工作之所以重要，其根本性的原因正在于此。

再从把犯罪客体分为自然人、单位、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的角度作些分析。

刘生荣认为，自然人的犯罪客体可以再分为人身被害客体、财产被害客体、其他权利和利益被害客体。[29] 防止人身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性权以及居住权、受教育权、人格权、名誉权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人身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人身权利成为被害客体，应该是暴力犯罪防控、性犯罪防控等要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防止财产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知识产权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财产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财产权利成为被害客体，应该是侵财型犯罪（包括盗窃、诈骗、侵占等类犯罪）防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防控等要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防止其他权利或利益（包括民利、权利、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权利、通讯自由权利、婚姻自利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其他权利和利益的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这些权利成为被害客体，也是有关的犯罪防控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单位的犯罪客体可分为经济权益被害客体和非经济权益被害客体。防止单位的经济权益（包括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收益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经济权益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单位的经济权益成为被害 客体，应该是经济犯罪防控必须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防止单位的非经济权益（包括工作安全、正常工作秩序、公文、印章、证件等的专用权、行政执行权、司法权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非经济权益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单位的非经济利益成为被害客体，则应该是职务犯罪防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防控等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中的国家与社会包括本国的国家与社会和外国的国家与社会，其中以本国的国家与社会为这类犯罪客体的主要类型。防止本国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和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秩序，社会的工作、教学、科研、生活秩序，法律、司法秩序等）以及防止外国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和利益（包括由有关国际公约、联合国有关文件以及国际惯例确定的各项外国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和利益）成为犯罪客体，应该就是针对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和利益成为被害客体，应该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防控、危害国防利益犯罪防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防控、走私犯罪防控等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八、 结语

犯罪心理论文篇(4)

关键词：人格刑法；人格责任；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20-02

刑法理论的演进大致经历了客观归罪、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行为刑法与人格刑法理论的出现这几个阶段。事实上，人格刑法论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之间关于刑法理论的分歧。旧派构建的刑法理论以犯罪行为为中心，强调外在的行为，认为犯罪人的外部行为是刑事责任的基础，主张刑罚的量定应与客观行为及其实害相适应。新派主张犯罪人的客观危害行为只是外在表象，性才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刑罚的对象是内在危险性格，量刑要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相适应。

经过长期论战，两派理论均做出让步，逐渐形成一种综合刑法理论：刑罚既要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相适应也要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既要有报应功效也要达到预防功效。两派都承认刑罚的目的是二元的，这使包含再犯危险性的人身危险性进入犯罪之中。伴随着理论的发展深入，人身危险性理论逐步表现出其不足之处。近年一些令人震惊的案件时有发生，8岁乖儿子因争吵欲掐死母亲、23岁青年杀死双亲后还去网吧上网、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母亲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挥刀弑母、药家鑫撞人杀人案等，这些犯罪分子的人格心理都存有一定程度的障碍。介于正常人格与精神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可能导致极端行为的出现，但犯罪人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或许并不大。

人格刑法理论的重点在于，不仅考虑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也要考虑行为人行为背后的人格。倡导在刑法学领域导入人格因素，是注重人文主义关怀的表现。

一、人格与人格刑法理论的含义

人格刑法学是既抛弃新旧两派各自的缺陷，又吸收了两派的合理因素， 因而它在各国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支持。

刑法人格主义思想，是基于对人身危险性思想的批判和继承发展而来。人身危险性的思想源起于刑事人类学派始祖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的思想。1957年团腾重光先生基于客观主义立场正式提出了折中的人格责任论，之后其弟子大■仁教授在此基础上系统提出了著名的人格刑法理论，将人格引入到了犯罪论与刑罚论中来。自此，“人格”概念在刑法学中日益受到重视。

人格的具体内涵应为：“人格是个体在遗传基因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1]6

不同的学科中人格含义也不同，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因此刑法中人格的概念须有助于认定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利于刑罚的裁量。在刑法中引入心理学上的人格概念，对刑法的发展和完善影响深远。心理学上的人格指一种心身组织，即能力、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等方面的整合。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上述心理特征都可以通过测量的方法而被认识，人格因此也就具有可测性，从而也获取了作为刑法中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的可能性。

我们所倡导的人格刑法学，是指顺应刑法发展，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予以结合与发展。结合表现在，以客观行为为前提，以犯罪人格这一主观性质的事物为补充，形成客观的危害社会行为+主观的犯罪人格这样一种二元的定罪量刑机制，对犯罪人格的考虑并非仅为从理论上改变犯罪处罚的根据，或仅主张犯罪人格之于量刑的意义，而在于突破现行的以行为为中心的定罪机制，将犯罪人格由以往的量刑阶段推进到定罪阶段。在量刑阶段，仍然保持现行的以行为及人格为考察点的二元机制。这种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并重、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二元因素为定罪与量刑机制的刑法观，我们称之为人格刑法学，以区分于单一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和以行为人为中心的行为人刑法[2]67。

二、人格刑法理论存在的必要性

社会防卫运动的创始人格拉马蒂卡便提出，依据客观的要素、心理的要素、法的要素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人格，要求在进行社会防卫处分时，需要根据人格调查的结果来确定。

强调犯罪人生物性特征，容易忽视其自身主观能动性，导致天生犯罪人观，不利于犯罪人在后天环境下改过自新。而只强调犯罪人的社会性，容易忽视犯罪人自身生理缺陷，导致对刑罚的惩戒、公正性重视不够。因而，生物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犯罪人犯罪事实上的直接原因。人格犯罪人观念的提出，恰是两者间的一种平衡表现。

人格刑法理论的出现，是摆脱现在刑法所面临的危机所必需的。是刑法理论演进的必然结果。既重视行为人的行为又关注其背后的犯罪人人格能有效克服两者各自缺陷。将人格刑法引入我国是刑法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应根据我国国情，将人格刑法理论进行合理的改造，以使我国刑法更加人道化、轻缓化、个别化。

我国刑法人格主义发展时间不长，加之刑法客观主义影响甚深，其受重视程度还不够高。即便如此，这项理论仍缓慢逐步发展着，日渐得到一些国内知名学者的支持，并由此推动着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不断进步，加上国外关于刑法人格主义的理论较我国发展时间长，制度也相对完善全面、成熟，因此在我国刑法中借鉴国外考虑人格因素是极其必要的且可行的。

三、引入人格刑法理论的现实环境

刑罚方法的发展整体是沿着轻缓化的这样一个方向进行的，报应刑罚论正逐步地让出它的领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犯罪现象不是犯罪人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怎样从根本上遏制犯罪、减少犯罪才是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犯罪人的成长除了自身素质的原因，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要承担一定的甚至是极为重要的责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看待犯罪现象将会持有更理智的态度，人格刑法学也将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

我国实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行刑法第13条规定了犯罪的特征，刑法中很多犯罪又都以情节的严重程度或恶劣程度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在认定的时候，也应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在我国现实环境中，引入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人格刑法学理论仍有诸多的阻碍，在司法实践操作中仍遭遇了一些困难。因此要实行人格刑法理论，必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实证调查问题

人格刑法的实证调查面临一个难题，即断定被测试的监狱中的犯罪人的犯罪危险性人格是在入狱前还是在入狱后形成的。只有确定在入狱前形成的，人格刑法的实证调查才显得有意义。

目前我国没有明文规定犯罪人格调查制度，而国外早有类似的制度，如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就是通过考察人身危险性确定最适合的刑罚方式。

一般认为犯罪人格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影响。影响犯罪人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文化冲突与社会化程度等。未成年人人格尚未完全形成，受外界影响大，可塑性强，人身危险性相比较小。犯罪人格调查可以全面考察他们的人格特点，发现他们的人格缺陷，通过人格矫正通盘分析犯罪原因，有助于预防犯罪。我国第一次尝试在《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确立、首先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使用人格调查制度，人格主义的思想已客观存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二）犯罪人格测量问题

大■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犯罪人有没有犯罪人格，什么是犯罪人格，这个比较难以界定。相对于客观行为，犯罪人格更为隐蔽，也更难测量。在目前的科学条件下，完全准确地测量出犯罪人格有很大难度。到目前为止，能完成信度和效度条件的人格测量技术屈指可数，人格量表就是一个。同时，测量要有精确性，才能作为一个法律评价的标准，作为定罪、量刑、行刑的根据。

犯罪人格测量关注的是心理能力和人格特点，事实上是一种心理测量。测量建立在承认人与人之间具有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运用系统方法对个体赋值，用数字差异揭示出个体差异。犯罪心理通过自陈式量表、主体测验、行为评估法等测量方式，犯罪人格通过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卡特尔人格问卷等测量工具予以测量。尽管人格测量受限于现代技术水平，准确性有待提高，但毕竟具有了可测量性。人身危险性则不然。

在刑法学中，虽然人格与人身危险性概念存有区别，但二者所承担的功能却无二致，即都是用来预测犯罪人将来再犯的可能性。人格概念较过于抽象的人身危险性概念能更好地反映犯罪人的人身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犯罪危险性人格可以通过日趋完善的心理学等科技手段加以测量。

四、人格刑法理论的引入方式

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下，人格刑法实践操作上遇到的困难将会逐步得到解决，引入人格刑法理论应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引入到定罪、量刑及行刑的过程当中去，贯穿于整个刑事法律始终，这就叫作刑事法人格化，或者说叫作人格刑法。这就意味着，引入人格刑法理论，需要在定罪与量刑及行刑方面引入。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定罪中并不考虑人格因素，这一矛盾提升了人格导入定罪研究的重要性。在定罪方面，实行二元定罪机制。所谓的二元定罪机制指要认定行为人是否有罪，不仅要查明有无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同时要鉴定行为人的人格是否属于犯罪人格。实行二元定罪机制，注重犯罪人人格在量刑中的作用，要考虑到如何鉴定犯罪人。犯罪人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具有行为倾向的犯罪危险性人格，即犯罪人内在的一种特定身心组织。

犯罪人（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两大要件，事实判断要素（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包括行为、主体和罪过等）以及价值判断要素（行为人犯罪危险性人格）。事实的判断阶段是基础，价值判断阶段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3]227-228。犯罪的认定不但要考虑行为本身，也要考虑行为人的人格。

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除了判定他有犯罪的事实行为外，还要具有犯罪人格。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法定的行为类型，又具有犯罪人格，那就是犯罪人，就要定罪、判刑。只符合法定的行为构成没有犯罪人格也不行。只有当他有了犯罪人格，才是犯罪人，才能定罪判刑。而只有具备了事实这一前提判断要素，才需要测量他有无犯罪人格。

在犯罪与犯罪人这两个要素当中，二元定罪机制侧重于犯罪人的价值取向，把人格与行为并列作为犯罪人成立的独立要件，但由于犯罪危险性人格的认定是在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的认定之后，因此犯罪人格在客观上实际上只有出罪功能。

量刑，即刑罚裁量，指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不仅要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相适应，也应与其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罚的轻重还须与犯罪人的人格、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在量刑中，应以社会危害性为主要依据，人格可以作为次要依据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起作用。人格的形成是后天的，社会的原因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一个人成为罪犯，与社会是脱不了关系的。以社会危害性作为主要依据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是实现刑罚公平正义的关键。刑罚的适用并不只为达到报应的目的，而应以人为本，力图矫正犯罪人的人格缺陷，使之能够早日复归社会。若在刑罚裁量时不考虑人格因素，刑罚就只是单纯被动的适用。量刑时不仅要考虑犯罪人的客观行为也要考虑人格因素，这样较符合现代刑罚理念。我们倡导的刑罚个别化原则便是指审判机关在量刑时要根据犯罪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大小，以法定刑为基础或在相应的法定刑范围内，判处适当的刑罚或刑期，是在量刑时对犯罪人人格因素予以考量的体现。在遵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要注重对犯罪人改造，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即刑罚个别化原则，犯罪人人格就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犯罪人人格反映了犯罪人性的大小，同样显示出犯罪人改造的难易程度，人格刑罚的目的在于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矫正过来，回复到正常的人格，最终回归社会。因此，犯罪人人格在量刑中起到对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补充作用，为实现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提供了依据。

尽管刑法上的人格概念建立在心理学的人格概念基础上，但并非全盘接收，而是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需要，只保留了人格分析中对定罪量刑有意义的差异层面，而扬弃了人格分析中与此无关的人类本性的层面。刑罚的定量应以犯罪人行为对法益的危害程度及行为人人格为基础。

当然还有行刑。刑罚应以矫正犯罪人人格为直接目的。行刑不是简单地将犯人关押在监狱，更重要的是等犯人刑满释放。所以应该实行矫正刑这样一个刑罚制度，加紧完善我国的罪犯人格调查及分类制度，加强犯罪心理预防和心理矫治工作。

虽然现在引入刑法人格理论在我国现实条件尚有所欠缺，但人格刑法学仍有光明的未来，将人格制度引入到定罪、量刑与行刑机制上来，真正实现刑法人格化，是刑法制度未来的设想及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郑雪.人格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犯罪心理论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对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做了简要的分析，比较了传统的四要件理论和新兴的三阶层体系，意在强调四要件理论对中国司法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也阐述了三阶层体系的部分可借鉴之处，而不是全盘照搬。本文从介绍理论的特征入手，运用对比的手法，以学术界最新观点为主，并适当阐述作者的态度，希望能为我国四要件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尽绵薄之力。

刑法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法学学科，以其惩罚手段严厉和调整范围极广而著称。学界普遍认为“罪——责——刑”是中国刑法学的基本体系，即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和刑罚论三大理论是刑法学的支柱理论，其中犯罪论被认为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这一理论解决的是认定犯罪的问题，只有认定犯罪才能确定刑事责任，进而决定刑罚手段，故而是后面两大理论运用的前提和基础。

犯罪构成要件可以称之为犯罪论的核心，整个犯罪论基本是为解决“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犯罪构成要件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中之重。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法学界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划分，主要有以下三种分类：第一种是以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三阶层体系，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第二种是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犯罪论体系，即将犯罪成立条件分为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然后讨论排除犯罪的事由、犯罪形态等问题的理论体系：第三种是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采取的犯罪论体系，即将犯罪成立条件分为犯行与犯意，然后讨论抗辩事由。。我国主要采用的是上述第二种四要件的划分方式，这也是被中国刑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普遍接受的，基本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刑法理论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但是近来也有部分学者发出对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质疑之声，他们主张效仿德目的三阶层体系，一改我国传统的犯罪客观方面、客体、主体、主观方面的四要件理论，而采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一没有任何中国元素在内的新的理论。这一提法立马引起了刑法学界的争鸣，也让我对刑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简析四要件构成理论及其优点

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知识层面上，我都毫不动摇的坚持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发展总结形成的四要件构成理论、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一)犯罪客体

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刑法保护的法益。法益也就是社会利益的一种，只不过这样的利益是在法律调控的范围内，故称之为法益。犯罪客体是决定犯罪是否成立最根本的标志，即决定罪与非罪，有些行为可能是违法行为，甚至从某些特征上看类似于犯罪行为，但是否真正成立受刑法惩罚的犯罪则需要根据该行为是否侵害了刑法保护的客体来判断，即使是成立犯罪，也需要根据客体决定该类犯罪适用刑法规定的何种类型犯罪，进而决定如何适用刑罚。因此说它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志，犯罪客体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将它置于四要件之首，也是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一个犯罪行为发生了，人们总是从“行人被车撞死了”，“房子被人放火烧了”等这些看得见的视角去了解、发现犯罪，这些都是犯罪客体在生活中的具体化，它最直接的告诉人们，哪种行为是犯罪，恐怕这也是人们知法守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二)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无行为贝无犯罪，说到客观方面，大家自然会想到犯罪行为、犯罪手段、危害结果、因果关系、时间地点等这些脱口而出的要素，这些客观事实特征总体上就构成了犯罪的客观方面，因此犯罪客观方面是可以说是侵害犯罪客体行为的事实特征。在知道一个犯罪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是如何侵害、怎样侵害的，也就是把客观要件综合起来还原案件现场，这是刑事案件侦破的关键。客观要件中比较重要的是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因果关系的认定等，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到因果关系，因为我也曾经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过。我认为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主要看原因行为对结果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是否持续，如果中途有外力进入，且作用大于原来的原因力，则原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否则就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至于客观要件的其他要素，特别是只在某些犯罪中出现的选择性要素，其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犯罪主体

犯罪主体也就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其中对自然人主体的研究成果是颇为丰富的，我国刑法也规定了自然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等内容。它解决的是一个人的“资格”问题，即同样的行为只有具备这种“资格”才可能适用刑法，否则适用其他法律即可解决。如我国刑法规定不满l4周岁的人或者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不具备犯罪主体资格，也就是说上述两类人实施的行为即使在客观方面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因其不具备犯罪主体的资格，故不受刑法的惩罚，但可能会追究他的民事或者行政责任。又如有些犯罪必须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构成，而不具备该身份的人不可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可能与特定身份的人构成共同犯罪。对于单位犯罪，必须是刑法有明确规定的才能成立，否则只能是自然人为主体。

(四)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等。主观方面也是犯罪归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观过错是犯罪主体成立犯罪的必备条件。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意识做出的，只有对那些有意识实施犯罪的行为才能处以刑罚。故意和过失就是最好的分析这种意识是否存在的心理标准。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犯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主观心理状态。成立任何犯罪，犯罪主体都必须具有上述两种罪过形式之一，复杂的犯罪还可能具有多种罪过形式。

上述四个方面就构成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仔细揣摩，这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我们认清一个犯罪，首先从被侵害的客体开始的，然后再去解决怎样被侵害、是谁实施的侵害以及侵害人为何要这样做等一系列问题。比如一个简单的故意杀人犯罪，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人死了，然后进行现场的勘验检查，进行现场还原，再锁定犯罪嫌疑人，最后了解罪犯的作案心理，法院也是根据这些证据材料来做出判决，可见四要件理论与实务中的刑事案件侦破程序以及我国的诉讼模式等都是极其吻合的，充分显示出四要件理论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务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没有哪种犯罪构成理论能和四要件相媲美，没有哪种理论能比四要件理论更适合中国国情。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怎么能说改就改呢，如果真改的话，刑法的稳定性何在，刑法的威严何在?这些真的是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二、浅谈三阶层体系及其不足

前面已经说到，三阶层体系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该理论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是成立犯罪的三个条件，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并不一定成立犯罪；构成要件以实行行为为中心，既包括记述的、客观的要素，也包括规范的、主观的要素：构成要件是抽象的、观念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事实本身，具体事实与构成要件相一致时，便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即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原则上具有违法性。

(一)构成要件符合性(该当性)

构成要件该当性，也称构成要件符合性，是指构成要件的实现，即所发生的事实与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相一致。主要包括主体、行为、对象、结果、因果关系等内容。如上所述，构成要件既然都符合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内容，又怎可只包含部分要素而不是全部呢?比如故意或者过失，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的”是故意杀人罪，按照三阶层体系，这里的故意应该是符合刑法条文的，为何却不能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这一特征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呢?我不得其解。

(二)违法性

所谓违法，就是指行为违反法律，即行为为法律所不允许。形式的违法性，意指行为违反法规范，违反法的禁止或命令。侵犯法益是违法性的实质。违法性的判断基本上只是消极的判断，或者说只是对于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的判断。简言之，三阶层中的违法性就是对违法阻却事由的总结，诸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其实，我更多的理解是将违法性概括为犯罪的实质，而非构成要件。因为任何犯罪都具有违法性的特征，这是不容置疑的，阻却事由却并非存在于每个具体的犯罪中，把抽象的犯罪特征套用在具体案件中，实在是不可取。

(三)有责性

犯罪心理论文篇(6)

【关键词】犯罪心理学；刑法；应用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49-01

犯罪心理学是依据普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研究个体犯罪心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犯罪行为人的意志、思想、意图及反应的学科。犯罪心理学解释个体的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及其机制，是法律所依据的基础理论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其和犯罪人类学相关连，与刑法的关系十分密切。下面就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犯罪心理学在刑法中的体现。

一、心理强制说与罪刑法定原则

（一）何为心理强制说

心理强制说是德国刑法学家、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提出的理论。心理强制说认为人是避免不快、追求快乐、权衡利弊之下进行活动的动物。如果把刑罚作为犯罪的后果预先予以规定，实施犯罪时立即执行法律上规定的刑罚，那么人们就会把不犯罪而产生的小的不快和因受刑罚而产生大的不快，合理地加以权衡，从而作出行为选择。

（二）心理强制说对罪行法定原则的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基本含义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根据心理强制说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人们趋利避害作出自己是否犯罪的行为选择的前提必须是法律事先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有的学者就提出这体现了心理强制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之一。正如法国刑法学家卡斯东・斯特法尼等人所指出的：“由立法者来确定哪些行为是应当受惩处的行为并且规定相应的刑罚，这就使刑事处罚有了‘确定性’，从而强化了刑罚的威慑力量，社会只会从中得益。”但是，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心理强制说只是单纯的从理论意义上对罪行法定原则予以支持。

（三）心理强制说的不足之处

前面我们说到，心理强制说只能从单纯的理论意义上作为罪行法定原则的思想来源。这主要是由于心理强制说缺乏相应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支撑。现代犯罪学研究表明，犯罪人之所以实施犯罪，并不仅仅是因为权衡的结果，更多的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而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不犯罪，也不是权衡的结果。因此，将心理强制说作为罪行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说明力和说服力上还是有所欠缺。

二、犯罪心理在定罪量刑上的应用

（一）犯罪构成方面

我国刑法理论将犯罪心理态度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之一。犯罪心理态度的基本内容是故意和过失，此外还包括犯罪目的和动机。而这些也是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在犯罪构成方面，犯罪心理学在定罪量刑上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犯罪心理态度影响犯罪的成立与否。犯罪的成立与否，最主要在于犯罪构成方面的条件成就与否，而作为犯罪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个体犯罪的心理即机制，恰恰是犯罪构成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甲乙上山去打猎，在一茅屋旁的草丛中，见有动静，以为是兔子，于是一起开枪，不料将在此玩耍的小孩打死。在小孩身上，只有一个弹孔，甲、乙所使用的枪支、弹药型号完全一样，无法区分到底是谁所为。此时，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行为人原则甲乙均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甲、乙两人已经发现草丛中猎物旁边还有小孩，仍然开枪，结果导致小孩死亡，无法证明是谁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但能证明由一人的行为导致结果的，由于存在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两人成立故意杀人罪（未遂）。甲乙不同的心理状态，导致了不同犯罪的成立。

二是犯罪心理态度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与否。因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共同过失犯罪的行为人、故意犯罪人与过失犯罪人均不能成立共犯。例如，甲、乙二人系某厂锅炉工。一天，甲的朋友多次电话催其赴约，但里交班时间还有15分钟。甲心想，乙一直以来都是提前15分钟左右来接班，今天也快来了。于是在乙到来之前，甲就离开了岗位。恰巧乙这天也有事。乙心想，平时都是我去后甲才离开，几天迟去15分钟左右，甲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于是，乙过了正常交接班时间15分钟左右才赶到岗位。结果，由于无人看管，锅炉发生爆炸，损失惨重。甲乙二人的行为属共同过失犯罪，不构成共犯。

三是犯罪心理态度影响此罪与彼罪的成立。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界限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以是否故意为犯罪界限的区分。

（二）刑事责任方面

我国刑法中对刑事责任能力作出了规定，这也是犯罪心理学在刑法中的应用的一种体现。因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是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相一致的，所以我国刑法中以年龄和智力状况为标准确定刑事责任能力，正是充分考虑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心理状态的结果。例如，《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在犯特定之罪，实施特定犯罪行为时才受到刑罚的处罚。从犯罪心理学角度，针对年龄对犯罪的影响的研究可以得出，第17条第2款之所以规定特定之罪，是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所实行的多是这一类犯罪行为。这就体现了犯罪心理学在刑罚设置方面的影响。

犯罪心理论文篇(7)

一、__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统一思想认识，营造心理矫治工作氛嗣。心理矫治T作开展之初，不少民警对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有的认为改造罪犯已经有了“管理、教育、劳动”三大手段，开展tD理矫治工作没有必要；有的认为心理矫治是西方圉家的东两，对能否在我国开展表示怀疑；有的认为开展心理矫治工作能够包治罪犯“百病”；还有的认为目前监狱的人才缺乏、装备落后，开展心理矫治工作条件不具备等。针对这些错误认识，省局通过会议和培训等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广大民警对心理矫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使广大民警充分认识心理矫治工作在改造丁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发挥典型的示范引路作用，选择基础工作较好的7个监所作为试点单位，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召开现场会的方式作进一步的动员发动，从而为全系统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二)抓好软硬件建设，夯实心理矫治T作基础。做好心理矫治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基础建设。我们着重抓好4个方面的T作：一是加强机构建设和硬件配置。1998年，我们在7个监所开展试点工作时，就明确试点单位心理矫治工作的主管部门是教育改造科，并在教改科配备专人负责这项工作。20__年，心理矫治T作在全系统全面推开后，我们明确要求所有监所都必须成立罪犯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在监区(分监区)设立心理辅导员，罪犯中设立心理互助员，努力构建心理矫治工作网络。有条件的单位可以设立专门机构。到目前为止，全省各监所均成立了罪犯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其中有5个单位设置了独立建制的心理矫治科，心理矫治工作三级网络已经形成。20__年4月，省局还聘请7名心理学专家教授组成全省罪

犯心理矫治工作专家指导小组，加强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指导。与此同时，我们还大力加强心理矫治工作的硬件建设，全省各监所共配置63台[找文章还是到文秘站 ，更多原创！注：]专用电脑，部分单位配备了数码电子录音笔等设备，设置了心理咨询室74间。部分单位还设有罪犯心理宣泄室、心理热线，为开展罪犯tD理矫治工作创造了良好条

件。二是坚持专业化队伍建设。心理矫治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加强心理矫治队伍专业化

建设。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选派在职民警参加专业培训。近几年来，各监所共选派172名民警参

加部监狱局和省局组织的心理矫治培训班学习，其中，有ll9人获得三级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7

人获得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l7人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一支专业化的心理矫治工作者队伍基

本形成。二是从有关大专院校毕业生中引进专业人才。近几年来，全省监狱系统在招录监狱民警时，从大

专院校引进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6名充实心理矫治工作队伍。此外，各监所还通过派员外出培训学习、

邀请专家来监所授课、鼓励个人自学等多种形式，开展民警心理矫治业务培训，共有6000余名民警接受tD

理学专业知识培训，培训费用近500余万元。三是加强制度建设。20__年初，省局制定了《罪犯心理矫治

工作暂行规定》，对机构设置、心理测量、心理评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进行了具体规范，并建立了罪犯

心理矫治季度报告制度，及时了解各监所tD理矫治工作开展情况。各监所在工作实践中也分别结合本单

位实际，制定出台了《心理咨询工作制度》、《tD理咨询工作人员守则》等多项工作制度，形成了心理矫治工

作制度体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建立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考核机制，把心理矫治工作内容列入监狱年度工

作者刘保民系__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杨木高系__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副处长；刘胜利系__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科长

作责任制考核，有力地推进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开展。四是加强心理矫治理论研究。为解决罪犯心理

健康教育缺少教材的困难，20__年，省局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手册》一书，作为罪犯

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指导各单位开展罪犯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矫治T作民警还结合押犯改造实际，积极探

索对有重大心理问题的罪犯实行集体会诊，加强心理矫治个案研究；部分监所每年定期召开心理矫治工作

理论研讨会，并举办心理矫治工作论文评比活动，形成了一批优秀的理论研究成果。据初步统计，全省监

狱民警近几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罪犯心理矫治专业论文50余篇，其中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8篇。

(三)全面开展心理矫治活动，塑造罪犯健康人格。几年来，我们按照心理矫治工作规范化的要求，认

真抓好心理矫治工作的各个环节，确保心理矫治工作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一是加强对罪犯的心理健康

教育。针对罪犯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的心理问题，全省监狱系统切实加大对罪犯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强化

对罪犯的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其应对

挫折的心理适应能力，罪犯心理健康教育面达100％。在教

育形式上，我们注重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性和趣味性，采用上心理健康教育课、订阅《心理与健康》杂志、

自编“心理保健操”、举办心理健康知识图片展、创作心理情景小品和系列心理游戏等方式，寓教于乐。3

年来，全省共制作心理健康教育电视专题片180余部，开展心理矫治专题教育30余次。二是积极开展罪

犯心理评估工作。我们重点抓好新人监罪犯和顽危犯等重点人头的心理评估T作。20__年以来，我们利

用COPA—PI、EPQ、MMPI、SCL一90、16PF等量表共对6万余名新人监罪犯进行了心理测试，建立新犯心

理评估档案6万余份。对220__余名罪犯提出了分流建议，评估出有危险性罪犯4100余人，为制定防范

控制对策和教育改造方案奠定基础。在13常_丁作中，我们高度重视对顽危犯的心理测试工作，及时了解掌

握顽危犯的心理状态，将测试结果作为个别教育攻坚的重要参考依据。近3年来，全系统新人监罪犯和顽

危犯的心理测试面达到100％，对2400余名顽危犯提出控制和改造意见，努力消除监管安全隐患。三是强

化对罪犯的心理咨询。罪犯心理咨询是运用咨询心理学的原理和技术，通过商谈和指导，帮助罪犯消除各

类心理问题和障碍，促进罪犯的改造，是心理矫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在罪犯中建立了心理互助

员，及时了解罪犯群体和个体的心理动态；在所有的监区(分监区)安装了心理咨询联系箱，使有心理问题

的罪犯能够及时得到心理帮助。我们注重心理咨询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实践中采用书面咨询、电话咨

询、网络咨询、可视电话咨询以及面对面咨询等方式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并根据罪犯个体的状况灵活采用

多种咨询方式，有效地调适了罪犯不健康的心理，缓解了罪犯的不良情绪。20__年以来，全省共有16000

余名罪犯参加了心理咨询，成功的典型个案咨询120__余人次，实施危机干预1400余人次。四是重视对

重大心理疾患罪犯的心理治疗。针对心理测试和咨询中发现的4100余名可能有重大心理疾患的罪犯，在

发挥好自身的力量的同时，主动邀请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定期来监开设心理门诊，开展心理治疗，帮助解

决罪犯中一些重大心理疾患，缓解罪犯因改造、家庭和人际关系等问题引起的各种心理矛盾与冲突，有效

防止罪犯企图自杀、行凶、报复等监管事故的发生。

二、__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促进了监管秩序持续安全稳定。我们通过对新人监罪犯的心理测试和心理评估，及时发现存在

心理疾患的罪犯，在做好心理疏导的同时，及时提出控制建议。新犯人分流到其他监区(分监区)时，新犯

的心理状况要向分流的监区(分监区)交代。对重点危险犯和顽固犯通过心理矫治活动，及时化解心理危

机，提出干预对策，做到重点防控。心理矫治工作在维护监狱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建设

“平安__”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为科学认识和改造罪犯提供了有力武器。科学认识罪犯是科学改造罪犯的前提。过去我们对

罪犯的认识往往凭经验、凭感觉，定性的成份多，定量的成份少，引进心理矫治工作后，我们运用科学的测

量工具，对罪犯进行心理测试和评估，了解了罪犯的内心世界，从而为科学改造罪犯奠定了基础。尤其是

对民警心理学知识、罪犯心理矫治业务知识的培训和普及，民警在进行个别教育时，能够恰当地运用心理

咨询的知识和技术，寻找切人点，增强了个别教育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进一步提高了个别教育的成效。

(三)增强了罪犯改造的自觉性。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咨询活动，特别对那些

不认罪服法或认罪态度差的罪犯，运用认知疗法、正确归因法等，启发其主动思考，促使其认真剖析犯罪思

3想，查找犯罪原因。通过教育，大多数罪犯能够正确归因，深挖犯罪根源，尤其是那些原先不服判、不认罪

或认为“吃了风头官司”的罪犯对犯罪有了客观评价，对自身有了全新的认识，为自己下一步有效改造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绝大多数罪犯踊跃参加政治、文化和技术学习，努力遵守监规纪律，并以服刑人员行为

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端正改造态度，增强改造意识，服从民警管教，走踏实改造之路，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四)消除了罪犯不健康心理。罪犯心理矫治的目的是着重于罪犯心理和个性的调适，稳定情绪、改

善认知、适应环境和消除不健康心理。通过向罪犯普及心理学、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

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活动，使罪犯逐步树立了心理健康观念，懂得如何调适情绪，如何处理好人际关

系，如何消除不健康心理，从而以积极的心态投入改造。

三、今后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对策措施

(一)进一步健全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工作体系。省监狱管理局拟成立罪犯心理矫治工

作指导中心，由相关的领导和人员组成，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对全省监狱系统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进

行统一谋划、协调、指导和督促。各监狱要建立独立建制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办公室(或心理矫治科)，心

理矫治专业人员实行持证挂牌上岗。所有监区(分监区)建立心理健康辅导站，至少配备1名专职民警担

任心理辅导员；在罪犯中成立心理互助组，选定文化程度高、表现良好的罪犯担任心理互助员，从上到下，

形成罪犯心理矫治网络。

(二)进一步深化罪犯心[找文章到文秘站 -一站在手，写作无忧！文秘站 =站注：]理矫治各项业务工作。在罪犯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进一步搞活教育形式，拟

创办一份面向罪犯的专业性报纸，使心理健康教育常态化。在心理咨询方面，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建设，严

格咨询的程序，提高个案咨询的质量。在心理治疗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治疗

效果。要把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与罪犯改造质量评估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罪犯改造的不同阶段，开展心理

评估工作，为提高改造质量服务。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心理矫治工作制度。省局将统一制定罪犯心理

健康教育、心理评估、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以及心理矫治工作者队伍建设等相关配套制度，形成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制度体系，确保心理矫治工作规范运行。

(三)加强心理矫治工作者职业化建设。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从业人员有

着很高的要求。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二级心理咨询师培训力度，并抓好三级心理咨询师的继续教育工作。

鼓励各监所与有关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十一五”期间，我们准备将所有监区

(分监区)心理辅导员轮训一遍。对取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人员原则上不得调离心理矫治工作岗位。

要加强心理矫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遵守从业人员的职业准则。要在心理矫治人员中开展争先创优和

评比优秀矫治个案工作，及时表彰优秀心理矫治工作者，并尝试心理矫治人员专项津贴制度，充分调动心

理矫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和利用社会资源。国外罪犯心理 矫治工作主要是由社会上临床心理学家到

监狱为罪犯提供心理学服务，对罪犯开展专门的矫治工作。我们应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方法、技术

和经验，并结合监管改造实际使其本土化；增加与国外同行的沟通与交流，引进一些高科技矫治设备和手

段，进一步提高罪犯心理矫治的科技含量。同时，注重挖掘和整合社会资源，聘请社会上关心罪犯心理矫

治工作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教育工作者等加入到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中来；积极主动与当地有关医院、

大专院校以及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学会等机构加强联系，借鉴其工作制度、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水平。

(五)加强罪犯心理矫治理论研究。要进一步加强罪犯心理矫治理论研究，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心理

矫治工作，为矫治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撑。要针对押犯特点，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探索各类押犯的心理特

征及其改造对策。要系统地总结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指导工作实践。要组织心理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