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经济论文篇(1)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也不可替代的环境要素。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但人均占有量只有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的水资源浪费和水污染十分严重，使得水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我国七大重点流域有机污染普遍，各流域干流有57，7，的断面为三类水质，21，6，为四类水质，6，9，为五类水质，13，8，为五类以上水质，主要湖泊富养营化问题突出，城市地下水50，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水质90，不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仍将是我国水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要解决日益严峻的人水之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除了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法律的协凋、平衡与保障更是不可缺少，在新的形式下，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建立完善的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对水资源保护的意义

循环经济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后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和倡导。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其基本内涵是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要求首先是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讲求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以减少资源的投入，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其次是对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体现回收再使用和循环利用的原则，达到废弃物的资源化，最后是对不能循环再生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不对环境带来污染。具体到水资源的保护，是指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尽量减少水资源的利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对废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循环经济将水资源保护从传统的“末端治理”引向“源头治理”、“污染预防”，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解决水资源日益短缺、水污染日益严重的这一迫在眉睫的重大难题，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建设节水型社会，目前，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60，，发达国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在90，以上，我国万元GDP用水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先进国家的8倍。若2030年和2050年全国废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80，和95，，则污水再生量将达到680亿m3—850亿m3和1000亿一1450亿m3，将大大缓解未来我国水资源紧张状况并改善环境。因此，要有效保护水资源，应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于水资源保护立法，让其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有效运转的制度。为我国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二，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基于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水的法律保护，我国亦不例外。现有有关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众多，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有水法律(4件，《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洪法》)、行政法规(20件)、地方性法规(160多件)和水利部等部门规章(90件)、地方政府规章(170多件)和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水法规体系，为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及水利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各项水事活动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缓解我国的水资源危机，2008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再次修订(已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在加大政府责任、明确违法界限，强化有关制度、关注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做好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及加大违法排污处罚力度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刚性规定，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多的处罚手段和权力，使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工作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总览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仍能发现其与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水型社会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

(一)法律体系之符合，不完善

首先。作为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循环经济法》尚未出台。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然而，《循环经济法》从2005年开始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起草。2007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草案)进行了初审，但至今仍未出台。《循环经济法》是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它的缺失导致难以形成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大背景，使得建没节水型社会所需的各类社会资源如法律保障、政策扶持等都难于获取。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其次。已有法律、法规缺乏循环经济理念。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中，除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立法上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第一条为了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外，其它法律、法规在立法理念上仍停留在“末端治理”的阶段，没有更多地从“源头治理”出发，对于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制度规定较少。因此多年来，我国水短缺、水污染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二)相关基本制度之缺失

循环经济是一种反传统的经济模式，具有典型的建构性，循环经济理念下的水资源保护需要相应的基本制度作支撑，然而我国目前与循环经济相契合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制度尚不完善或缺失。

首先，目前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循环经济的首要原则是减量化，因此，节水是水资源保护的首要环节，但我国有关节水的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水法》等国家和地方已颁布的法律文件，虽然对节水有所规定，然而对于浪费水的行为却未规定任何法律责任，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偏重于末端治理，对于从源头节水和减少水资源浪费规定甚少，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不到位，节水标准体系不健全，如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其他一些耗水量较大的行业尚无节水标准，服务业、农业领域也还没有制定节水标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虽然进行了城市的供水及排水规划，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由于相关法律没有硬性规定以及没有按照市场化进行运作，目前我国城市普遍存在污水集中处理滞后和中水利用率低的现象，使水资源危机日益严重。

其次，与循环经济配套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例如。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当然，新的《水污染防治法》加大了违法排污处罚力度、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这将提高生产者的排污成本，对排污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开征水资源税，并未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人经济成本，企业运作的外部经济，仍然是导致水资源大量浪费和污染的关键因素。

(三)水之源管理体制之缺陷

目前，我国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水资源污染控制采取分级和分部门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缺陷，首先，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其性质和权限都不足以实现综合统一管理，并且相应的配套法规不健全，流域管理机构的权限划分，流域管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适用仍需要进一步明确，这十分不利于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规划和水污染的全面系统防治，其次，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对水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水利、城建、交通、市政等部门分工负责，但并未明确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权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管理权之间的关系。这使得部门职能和利益交叉。不利于集中统一执法，造成执法不便，同时，各部门之间争夺权力、推诿责任。不利于对节水及污水再生利用工作的监管，在中央和地方水资源管理的关系上，我国实行分级管理制，中央一般无权取代地方的执法权力。从而导致水资源管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四)公众参与之不足

虽然《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一些对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到对非持续消费的节制和对绿色消费的倡导，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规范消费活动和行为的法规。绿色消费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消费的行为规范，而我国的绿色消费起步较晚，还没有成为人们的消费习惯。在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上，仍未摆脱“天赐之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节水和对水的再生利用意识还比较淡薄。同时，公众参与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的法定渠道还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进程。

三，完善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依法落实科学发展观

1，构建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针对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安全岌岌可危的客观情况。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成果。先行出台《循环经济法》，对建立循环型社会遵循的宗旨及基本原则、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和处置的原则以及对国家、企业和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予以规定。在此基础上。加快制定循环经济的单行法规和标准，如废旧家电、电子产品、废旧轮胎、建筑废物、包装废物，、农业废物等资源化利用的法规和规章，对资源的回收、再生利用作出特殊的规定，加快完善循环经济的标准体系。如制定高耗能、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制定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标准和涉及循环经济的有关污染控制标准，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从而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制大背景。

2，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水资源保护单行法规与标准。修订《水法》、《水土保持法》等单行法规的部分内容，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突出“源头治理”，节约用水，同时，根据建立循环型和节水型社会的要求，制定水资源再生利用的专门法规，例如制订《资源再生利用管理条例》、《污水再生利用管理办法》等，专项立法应对污水处理主体的市场准入制度、运营机制及相关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应建立健全各行业节约用水的国家、地方标准体系。制定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依法规范企业与个人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的法定义务，明确浪费水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环境经济下的水资源保护

1，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首先，要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污水再生利用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水资源利用规划之中，其次，城市节约用水要真正落实“三同时、四到位”，即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与节水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取水用水单位必须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和管水制度到位。最后。要尽快完善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优惠政策和措施，健全节约用水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2建立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专项资金制度。基金的收入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环境税费及企业和个人捐赠，对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行财政支持，对科研单位和企业在水资源节约、替代和循环利用等领域的研究开发活动给予资金倾斜，使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研究开发资金风险社会化，有利于节水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推广。

3，健全水资源税费制度。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提高收费标准，使排污收费切实起到预防和控制水污染的作用。同时。应将水资源税作为环境税之一。尽快开征。以缓解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总之，采取国家实行环境税，地方实行排污收费的“双轨制”，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入经济成本，有利于遏制水资源浪费和减缓水环境污染。

(三)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环境行政执法

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国家管理水资源的组织体系和权限划分的基本制度。是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以及防治水害，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组织、保障，针对目前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要实现水资源的节约与循环再生。保护我国水环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环境执法。目前。流域管理已是世界水资源管理的大趋势，因此。应根据水资源的自身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一些国家水资源管理的通行做法和经验，确立完善的流域管理体制j建议修改《水法》，由国家授权流域管理机构根据流域具体情况制定单行法，使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并获得立法权。以实现统一规划、综合决策、综合治理。同时，为进一步强化环境行政部门的权威，应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辖和监督、不隶属当地政府主管的环境管理体制，在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中，各级政府与各部门应配合环境行政部门的工作，这样就能有效地制止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增强环境、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大大提高执法效能，最后，要强化水环境执法队伍。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循环经济意识，转变传统经济观念。更新知识结构和强化环保科技技能，加强水环境执法监督。提高执法力度。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2)

自汪恕诚部长在中国水利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资源水利”的概念以后，有关“资源水利”的讨论和研究，如雨后春笋，成为水利界及相关学科关注的热门话题。汪部长指出，“资源水利”就是将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开发，科学管理。具体体现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等六个方面。本文对“资源水利”进行初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不是之处，望有关专家学者指正。

论文正文：

自汪恕诚部长在中国水利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资源水利”的概念以后，有关“资源水利”的讨论和研究，如雨后春笋，成为水利界及相关学科关注的热门话题。汪部长指出，“资源水利”就是将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开发，科学管理。具体体现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等六个方面。本文对“资源水利”进行初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不是之处，望有关专家学者指正。

1、“资源水利”是水利发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阶段

人类的起源与水休戚相关，正因为如此，“水”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成为中国的最早文字之一。在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将“水”与“利”两字联合起来成为“水利”的是《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不过此时的“水利”只具有捕鱼、编织、捕鸟等涵义。司马迁最早明确了具有专业性质的“水利”的内涵，他在约公元前104年椆?1年完成的《史记·河渠书》著作中，加以明确，该涵义运用了几千年。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导入，人类不断为“水利”赋予新的内涵。概念逐步演变，蕴含了人类对客观认识的不断深化。

纵观水利发展的历史，经历了许多重要阶段或者模式，由于受知识背景、社会地位以及研究的角度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对其划分略有差异。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由单一目标走向多目标的协同发展，这是由水资源本身的特性、水资源开发利用产生的系列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经济环境对水的需求及人类对水资源认识程度共同决定的。人类水资源开发利用，先后经历或正在经历三个阶段，（1）原始水利阶段，以解决人类生活生存为主要目的，这在我国一些地区如老少偏地区依然存在；（2）工程水利阶段，有的学者称为工程经济水利阶段，以兴建水利工程为主要手段，解决人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前，我国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水利处于这个阶段；（3）资源水利阶段，以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科学管理为标志，强化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结合，强调综合优化配置水资源.

2、“资源水利”理论基础

“资源水利”理论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资源水利”能否在实践中被认可和实施，作者认为，“资源水利”具有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点，即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资源核算理论。

2.1“资源水利”理论基础之一：系统理论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从总的情况来看，水资源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以，从系统理论来考察水资源开发利用效果，不能仅仅局限于水资源本身或者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且应该着眼于更大的社会经济背景。更具体地说，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应该采取一体化方略。

所谓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一体化，是指将水资源放在社会—经济—环境所组成的复合系统中，以系统理论作为指南，用综合的系统的方法对水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和高效管理。其主要思想是，水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而且是对环境有相当制约的环境资源，他对国民经济发展、人们生活福利的提高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在此背景条件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不能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必须采取“动一发而牵全身”的系统方略。

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一体化在客观实施上具有多层次性。如区域水量与水质管理的协调统一，水资源管、供、用和治理协调、水资源利用和湿地保护统一，水资源地表与地下水—降雨联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森林保护相统一，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充分考虑水资源承受能力等等。从效益上来看，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一体化最终目标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必须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其效益衡量时空尺度必须较大。如充分利用当地当地的降雨资源，从局部上来考察，可能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从整个流域的角度来认识，假设流域的各个区域皆以留住当地水资源为己任，流域水资源地表径流会发生大的改变，甚至导致大江大河的断流，引起更大的生态环境问题。所以，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是以流域可承受能力为极限，是有条件和限制的。

从“资源水利”内涵来看，它基本包含了水利工作的各个方面，并且将水资源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视野下进行综合开发管理，这是系统理论在水利工作中的具体实践与应用，“资源水利”是系统理论在水利实践中升华，其所具有的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2“资源水利”理论基础之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人类面对着人口、资源和环境等世界性难题，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新的发展模式，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现实推动力，自1980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后，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大大超过起创者意料之外。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是既满足于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只有一个地球”、“人与自然平衡”、代际之间具有“平等发展权利”成为持续发展理论主要理念，该理论要求我们：

（1）树立持续发展的资源利用观，对于地表水资源等可更新的资源开发利用，要限制在其再生产的承载力限度内，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可更新资源的再生产；对于深层地下水等不可更新资源要减少其消耗，提高它的利用效率，积极开辟新的资源途径，并尽可能用可更新资源和其它相对丰富的资源来代替；

（2）在开发利用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时，不仅仅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还必须兼顾后代人的需求，这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人类社会是否永续发展下去的大问题。当代人不应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换取自己的舒适，应该主动采取“财富转移”的政策，为后代人留下宽松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同我们一样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

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层次性，包括资源层次、环境层次、社会层次、技术支撑层次等等多方面，它站在全球或者全社会的高度衡量社会的发展程度，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环境指标是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的高效耦合才可能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层次。尽管“资源水利”包括多方面内容，但其核心是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其目标是水资源在整体上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如果结合大空间和大时间跨度，其目标是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可以说，“资源水利”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水利工作中的深化与拓展，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资源水利”支撑点是无可非议的。

2.3“资源水利”理论基础之三：资源核算理论

资源核算理论是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其主要思想是：资源是国民财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保护利用水平密切相关，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必须将资源环境纳入到核算体系，以消除因不计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而形成的国民经济虚假成分，使管理者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价经济发展的过程、效果和潜力，推动资源资产产权的界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加强资源高效管理。

水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水资源问题严重的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首要的资源环境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牵涉面非常广泛，对其进行核算进而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成为管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重要途径。

水资源污染，不仅造成水资源财富本身价值的折损，使水资源贬值，而且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及社会问题，在对其进行治理过程中，也涉及到各个方面，由于国家或地方政府（包括企业）每年的投资额度有限，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可能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进而影响相应的建设，如果不进行投资治理，所带来的问题包括潜在的威胁也可能严重地影响社会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投资者常常处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水资源开发利用，给开发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所带来的系列环境、社会问题，如地震、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河岸的变化、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的改变、水资源时空分布的演变、淹没土地所带来的大量移民等，其损失可能超过经济效益，如果将论证的目光仅局限在水利工程的本身，水资源开发利用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就会被掩蔽，很难全面准确地估算水利工程效益；水资源的配置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水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和水资源可多次利用的性质存在，为水资源合理配置增添了许多障碍，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在特定的水资源量情况下，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环境用水如何分配牵涉到诸多方面，即便是工业用水内部的分配也复杂多样，如何将有限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使其发挥最佳效益，是水资源合理配置最终目标，配置是否合理的衡量手段极其重要。水资源节约也是全社会的工作，如何选择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大的方法，是节水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农业节水为例，节水技术设很多，既有传统的技术，也有喷灌、滴灌等新技术，甚至有分子生物学等高新技术，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选择，是我们必须慎慎处理的大问题。

上述“资源水利”所包含的问题，必须站在大空间、长时间的高度，可以通过资源核算的方法解决，资源核算理论成为“资源水利”理论支柱之一，是一种必然。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资源经济学；资源诅咒；资源充裕；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20-05

充裕的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呢？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会强调其正面作用。通常认为，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是一个地区的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着正的边际贡献，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资源贫乏的地区，资源丰富的地区在资源繁荣期间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有着更高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但是，二战后绝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因为这些“神赐天粮”（Manna from heaven）飞速发展起来，尤其是经历资源繁荣（resource boom）后，其发展速度反而低于很多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Auty（1993）[1]将这一悖论总结为资源诅咒假说。Sachs 和Warner（1995）[2]对资源充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做了实证研究。这一重要且具影响力的研究表明，在控制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和投资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变量后，自然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

自Auty（1993）提出资源诅咒假说及Sachs 和Warner（1995）的经验研究之后，关于资源诅咒假说的文献如汗牛充栋，一方面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需要对这一问题作必要的梳理，而且，结合我国当前煤炭资源型地区的发展而言，也很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可以分为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两大类。本

综述致力于这两方面研究的基本概况的梳理并做相应的评述。

一、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理论解释

自Auty（1993）提出资源诅咒假说和Sachs 和Warner（1995）的经验研究以来，关于资源诅咒发生机制的理论研究文献颇多，因而提出的机制也比较多。在理论解释部分，我们将相关的机制分为以下两类来讨论。

（一）基于新古典模型的理论解释：经济过调（overshoot）

Rodríguez和Sachs（1999）[3]利用Ramsey增长模型在新古典环境下发展了一个包含自然资源部门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假定自然资源部门的产出是固定的，而其他部门的产出则随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不断扩张。自然资源繁荣在短期外生性地提高了资源充裕地区的收入，在经常性账户平衡和国际信贷市场不完全的约束下，当这种收入足够高或者占当地经济的份额足够大时，会使该地区低于稳态水平的资本存量过度调高（overshoot）至稳态水平之上，降低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进一步导致消费的繁荣，即表现为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增长。拉美等石油出口国在20世纪70年石油危机发生期间的经济增长状况也支持这一点[2]。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枯竭性，自然资源开发、特别是资源繁荣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不同于制造业等其他部门，难以在长期内保持一定的正的增长率，最终必将趋向于零，因此，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资源丰裕地区的稳态水平和简单的Ramsey经济是相同的。过度调高的资本存量水平在转移动态这一较长时期内趋向于稳态水平，即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该模型对资源充裕地区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解释，基本上是建立在新古典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对委内瑞拉的模拟研究，基本上证明了这一模型的预测力。但是，该模型有一个很强的假定，即自然资源充裕的经济体的稳态水平在资源繁荣期和动态转移期内均保持不变。

该模型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新古典框架下难以解释的。一是关于经常性账户平衡假定的成立，必须求助于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二是新古典的框架难以回答TFP增长和稳态水平变化的问题，我们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转向讨论资源诅咒模型所强调的非新古典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影响TFP和稳态水平，即长期增长水平。

Rodríguez和Sachs（1999）[3]在其新古典框架下提出的建议是，这些地区应将资源繁荣所得投资于外国，从而避免本国过度调高资本存量、进而引起经济萎缩。显然这一建议会引发大量争议，笔者也不赞同。如同所有代表性个人模型的缺陷，该模型并未注意到经济主体间的不一致性，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是不均的，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外投资的收益往往不能流回本地、至少不能惠及本地所有民众，甚至会因这些所有者的迁移形成所谓的“资本外流”，可能导致这些地区资本存量长期处于稳态水平之下或导致稳态水平的下降。而且，任期正好处于资源繁荣期的地方政府自然也无法拒绝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诱惑。所以，这一建议基本上没有实施的可能性。

（二）非新古典的理论解释

1．工业化与资源诅咒

早期的荷兰病模型（Corden，1982；Corden 和 Neary，1984）是完全依赖于新古典假设的。资源繁荣带来的收入增长增加了非贸易品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只能依赖于本地非贸易品部门的扩张；同时，外汇收入的增加导致汇率高估，影响非资源贸易品部门（non-resource tradable sector，主要指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生产要素配置从制造业部门转向非贸易部门，导致本国制造业的萎缩。但是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这一过程是最优化的选择，并没有揭示无效率或者福利损失以及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为证明荷兰病问题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Matsuyama（1992）[4]引入非新古典的假设，建立一个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制造业部门因为干中学等正外部性而整体上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而农业部门（资源部门）则是规模收益递减，并引入非齐次偏好，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在封闭经济中，农产品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是在开放经济中，较低的农产品部门生产效率则使得更多的资源配置于制造业部门，有利于经济增长。该模型虽然解决了荷兰病对经济增长负效应的问题，但是，该模型关注于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关系，关于农业部门的假定不适用于矿产资源部门，后者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少。Sachs 和 Warner（1995）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个世代叠交的内生增长模型，引入自然资源、制造业和非贸易品等三部门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两类生产要素，但是核心假设依然遵循Matsuyama（1992）的传统，也得到了类似于Matsuyama（1992）的结论。

但是，也有学者（Hausmann 和 Rigobon，2002）[5]从经验事实对上述解释提出质疑，一是根据该类模型的预测，资源萧条反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在1980―1998年的资源萧条期，资源充裕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更为滞后，另如我国的煤炭工业长期处于萧条中，但煤炭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滞后。二是对模型中的核心假设，即只有制造业部门内部才能产生正外部性从而形成内生增长的怀疑，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资源部门不存在干中学的外部性或者技术进步偏慢。Torvik（2001）[6]对这一核心假设做了修正，假定干中学效应存在于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且部门间也存在学习的溢出效应，资源繁荣在短期内导致本国货币升值，资源繁荣对于资源充裕地区而言，结论就没有Sachs 和 Warner（1995）等描述的那么悲观了。

充裕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资源繁荣所引致的工业化政策的失败是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之一（Auty，1995）[7]。相对于资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处于资源繁荣期，更倾向于选择重化工业发展战略（Auty 和 Kiiski，2001）[8]。

由于对私人部门而言，基本上不存在发展重化工业的市场激励，且这些产业难以应付国际竞争，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过限制对外贸易、高估汇率、政府支出刺激等措施给本国或本地区幼稚产业以大力激励，选择进口替代的内向型重化工业发展战略。Auty（1995）通过与东亚四小龙竞争性工业化发展战略（Kuznets，1988）的对比，把资源充裕国家这一工业化政策选择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进行归纳总结。

2．人力资本与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资源繁荣可能会对资源充裕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形成负面影响。Gylfason（2001）[9]认为，在资源繁荣的条件下，资源充裕地区的政府或家庭过分自信而没有形成对高水平教育的需求，他们相信自然资本是最重要的资产，是一种安全的保障，而忽略了人力资本的积累。Birdsall、Pinckney、Sabot（2001）[10]首先构建一个人力资本和均衡增长良性循环的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资源充裕可能给这一良性循环带来的风险。

程志强（2007）[11]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决策模型，结合Gylfason（2001）、Birdsall、Pinckney、Sabot（2001）等人的论述，分析了资源充裕、尤其是资源繁荣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成本和决策者贴现率的影响。首先，资源繁荣可能通过物质资本收益率、工资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不过也放松了政府的预算约束，通过政府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来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从而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其次，资源繁荣通过多种机制诱导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选择进口替代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的增长伴随着很低的低技术水平和一般技术水平劳动力的需求扩张，经济增长自然很难惠及普通民众、尤其是贫困阶层，且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第三，自然资源、尤其是点资源（主要指能源、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市场供求及价格波动较大，经济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部门的国家或地区其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也较大，增加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包括预期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容易使行为人更重视当前，即其贴现率可能会较高。上述过程无疑会导致资源充裕地区的人力资本形成相对缓慢且水平偏低。结合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结果是资源诅咒发生的机制之一。

程志强（2007）[11]进而讨论了资源充裕地区人力资本部门间的配置问题。资源繁荣造成资源部门的经济租金迅速上升，进而表现为较高的工资溢价，吸引较高的人力资本持有者。但是，一方面，由于资源部门、尤其是非再生的资源部门很难表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且技术结构的专有性较强，对其他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弱，难以有效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制造业部门往往更能体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且技术溢出效应在制造业部门之间较为明显（Matsuyama，1992），那么在人力资本存量给定的情况下，此消彼长的效应导致制造业部门人力资本的配置量较低，难以促进其长期增长。而资源部门为了维持其较高的工资溢价，一般更倾向于继续提高资本密集度，同时通过各种游说行动尽可能地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经济总体效率的损失。

3．制度与资源诅咒

在资源诅咒发生机制的分析中，制度问题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Sala-i-Martin、Subramanian，2003），尤其对于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因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丰。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制度解释问题分为政治体制模型和寻租模型两类。

Ross（2001）讨论了资源充裕、尤其是资源繁荣对政治体制选择的影响机制。他认为点资源充裕的国家很难转向民主政治体制或民主程度较低，具体有三种效应导致这一结果。一是租金效应，点资源的开发、尤其是资源繁荣带来大量资源租金，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增加支出、阻止独立于已有统治者的社会团体的形成等方式贿赂民众，维持独裁并减缓和降低民众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二是镇压效应（Repression Effect），资源开发带来大量租金容易导致地区冲突，这些国家有能力也有激励扩大军事和内部安全支出，也有实力镇压不同意见者，减缓了民主进程。三是现代化效应，资源充裕可能会对城市化、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职业专业化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现代化转型，无助于民主政治体制的形成。

Torvik（2001）[6]构建了一个包含规模收益递增和寻租行为的静态模型讨论资源开发或者资源繁荣对生产效率和福利的影响。自然资源收入的提高导致寻租利润提高，而现代部门的利润保持不变，企业家则转移至寻租部门，这又因为需求外部性导致对现代部门的产品需求下降，使得现代部门的利润降低，同时，寻租部门的利润也开始下降且速度更快，这一过程直至两部门利润相等为止，显然，具有需求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的现代部门萎缩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福利的增进。Murshed（2004）在Ramsey模型基础上引入寻租行为，建立一个动态均衡模型讨论资源繁荣、寻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假定产出中的一部分用于寻租活动并获取租金收入，且租金收入是外生的。这一假定可以推导出寻租行为降低资本的有效边际产出和均衡的资本存量。资源繁荣、尤其是点资源的繁荣形成大量的资源租金，刺激更多的人寻租，从而导致更多比例的产出用于寻租。这种为了获取资源租金而进行的浪费性的寻租博弈导致宏观经济增长崩溃。而且，这种在资源部门的寻租行为，往往在一个地区内有一定的扩散效应。

二、资源充裕与经济增长：经验研究

经验研究一直是关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重点，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源于经验证据，而对相关机制解释的验证也依赖于经验研究的结论。Sachs 和Warner（1995）[2]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们构建了一个87个国家和地区的1970―1989年的数据集，以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反映各国的资源充裕程度，利用趋同模型的计量框架（Barro 和 Sala-i-Martin，1992）作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初始GDP水平之后，初级产品出口比重提高1单位标准差，经济增长率下降近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得到了Leite 和 Weidmann（1999）等人的支持。此后，这一问题的经验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进展。

首先，仍然是关于资源充裕和经济增长之间直接关系的检验，这方面的进展主要有四点。一是资源充裕度度量指标的选择问题，Stijns（2005）认为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并不直接等同于资源的充裕状况，建议用人均资源储量作为资源充裕度指标，研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根据资源的不同分类讨论两者间的关系，这种分类对于研究不同种类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确很有意义，加深了人们对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认识。三是计量方法的进展，回归方程的动态框架可能存在不可观测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的问题，Manzano 和 Rigobon（2001）利用面板数据解决上述问题 ，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发现，资源充裕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负相关，而是通过某些机制降低经济增长率；Sala-i-Martin 和 Subramanian（2003）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讨论了资源充裕和经济增长之间直接关系，也没有发现这种负相关；程志强（2007）[12]利用difference-in- difference方法发现，煤炭资源丰富对煤炭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煤炭繁荣则在短期内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可能存在资源诅咒的机制。四是研究对象的进展，Papyrakis 和 Gerlagh（2004）首先将这一问题的研究从国别研究转移到一国内部地区间的研究，一国内部的研究更易于验证资源充裕度的效应。他们的分析证明美国各州资源充裕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

其次，经验研究更加关注资源诅咒机制的验证，即对各种解释资源诅咒现象的理论假说进行验证。在各类理论假说的验证结果中，制度质量这一传导机制是最稳健的，研究成果也最丰富。Isham、Woolcock和Busby（2005）对制度质量这一传导机制的验证发现以点资源充裕对制度变量的影响均为负。Sala-i-Martin 和 Subramanian（2003）利用更为精细的计量手段也到了类似的结论。关于人力资本这一传导机制的研究，Gylfason（2001）利用跨国截面数据发现，用教育公共支出比重、女孩的预期受教育水平、中等教育的入学率等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和衡量资源充裕度的自然资本占国家财富的比重呈负相关。但是，Davis（1995）却发现，就平均而言，矿产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高于非矿产国。Stijns（2004）认为资源充裕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相关度量指标的选择，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两者呈负相关，并得到类似于Davis（1995）的结论。Papyrakis 和 Gerlagh（2004）根据美国各州的数据得出支持Gylfason（2001）的结论。程志强（2007）[11]分析了高人力资本持有者在部门间的配置，认为可能存在人力资本的部门间误配问题。关于工业化政策失败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研究，如Auty（1995）对巴西问题的剖析，而计量分析则主要关注资源充裕度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Sachs 和Warner（1995）以及Papyrakis 和 Gerlagh（2004）都得出负相关的结论，即资源充裕地区可能更倾向于保护和封闭。关于荷兰病机制的验证在经验研究上相对而言比较薄弱，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的深入。

三、结论及评述

本文分别从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出发对上述文献做了回顾。就理论分析而言，本文首先介绍了假设最贴近于新古典理论的经济过调解释，通过经济向稳态转移，解释资源充裕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现象。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经济短期或者中期演变的过程，在长期中，讨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得不求助于非新古典的假设，我们介绍了与工业化有关的荷兰病机制和工业化政策失败机制、人力资本机制、制度机制。目前，关于荷兰病机制和制度机制中的寻租问题基本上在主流经济学认可的框架下讨论，而人力资本、工业化政策失败和制度解释中的政治体制问题很少见到严谨的模型，需有进一步的发展。

就经验研究而言，尽管资源充裕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资源诅咒这一现象基本上得以证实。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指标选择的考量上、计量方法的选择上和研究对象的细分与拓展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关于相关间接机制解释的经验研究中，制度机制解释的研究最为丰富且稳健，而人力资本与工业化机制解释还没有达成一致，是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当然，资源诅咒现象也不是必然在所有资源充裕国家发生的，一些资源充裕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比较成功地避免了这一诅咒。目前，关于这方面成功经验介绍的文献并不多见。而且，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解释和经验研究上，对相应的政策建议及其分析也比较薄弱，也是以后需要重点研究的。

资源诅咒假说应用于分析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时，切忌照搬照抄。根据上文的理论解释部分我们不难发现，资源诅咒假说相关的理论解释基本上都是在资源部门繁荣的前提下讨论的。因此，在考虑资源诅咒假说时，一定要注意其强调的资源繁荣的背景。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2001年以来，中国的煤炭工业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这种繁荣却有可能通过一些机制导致在将来出现资源诅咒的现象。这样，一方面，可以结合我国这样一个体制转型的背景，发展新的关于资源诅咒假说的解释。另一方面，资源诅咒假说更适用于当前煤炭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很有必要利用这些理论去分析这些地区是否存在或者潜在相应的资源诅咒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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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usman，R．，and R．Rigobon．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ource Curse：Theory and Implications for Stabilization，Saving，and Beyond［R］．NBER Working Paper No．9424，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2．

［6］ Torvik，R．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utch Disease［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28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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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uty，R．M and Kiiski S．Natural Resources，Capital Accumul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Welfare［C］．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M．Auty e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1．

［9］ Gylfason，T．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847-859．

［10］ Birdsall，N．，T．Pinckney and R．Sabot．Natural Resources，Human Capital，and Growth［C］．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M．Auty e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1．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水资源优化配置；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现状

水资源是一种具有多种属性和功能的自然资源，可用于生活、生产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其最基本的要求，而生态环境保护与水资源优化配置密切相关。

1.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概念及理解

水资源优化配置泛指通过工程和非工程措施，改变水资源的天然时空分布；开源与节流并重，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利用系统科学方法、决策理论和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统一调配水资源；注重兴利与除弊的结合，协调好各地区及各用水部门之间的利益与矛盾，尽可能地提高区域整体的用水效率，以促进水资源的持续开发与利用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优化配置就是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将区域或流域水资源在各子区，各用水部门间进行最优化分配。水资源优化配置使水资源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等目标值达到最优水平。

2.当前我国水资源现状及其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我国水资源现状

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但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为美国人均占有量的1/6，居世界第85位。从水资源总量上看，我国属于丰水国，可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也较为丰富，但从人均占有量上看，我国实居世界缺水国之列。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从东南沿海至西北内陆依次减少，水土资源组合不相匹配。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匀，年内年际降水量和径流量变化幅度大，大部分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夏秋多雨，春冬少雨，汛期集中在夏季。

我国干旱、洪涝灾害频繁。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洪涝、干旱灾害问题更加突出。水污染情况严重，范围广，治理困难，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2.2 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水资源有效利用率低。目前我国企业的循环用水率仅为25%--40%，而发达国家的污水回用率达75%--80%。我国万元工业产值的用水量也比西欧、北美等地的一些发达国家高很多。以农业灌溉用水为主体，但大部分地区采用大水漫灌式，不仅浪费水资源，而且容易使化肥农药随水流进入河流湖泊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水能资源开发技术不足，水能资源――这一绿色能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美国目前建有大小水坝82000多座，水库总库容约为13万亿立方米。我国水坝数量比美国还要多，但水库总库容仅约为5800多亿立方米。据统计我国每年至少还有相当于6亿吨原煤的水能资源等待开发。水能资源开发的滞后至少造成了每年向大气中多排放了6亿吨原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地下水超采问题严重，导致很多地址问题，威胁人类安全，破坏生态环境。

3.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3.1 水资源优化配置能有效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首先，水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强调利用系统科学方法和决策理论并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统一调配水资源，使有限的水资源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在工矿企业合理利用水资源，提高污水回用率，减少污水排放，使地区的污水排放量控制在河流纳污能力范围内，进而减少污染，使已污染的水体逐步得到恢复，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农业生产上合理利用水资源，提高灌溉效率，防止由于大水漫灌而造成的农药化肥随水流扩散，污染湖泊、河流、海洋，进而有效防止赤潮、水体富营养化等生态环境问题。

其次，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够促进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技术得到充分发展后，又能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撑，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依据水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合理调配水资源，并通过一些政策来实施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协调各用水部门间的矛盾，使有限的水“用到刀刃上”，如通过完善水价体系来控制居民生活用水量，使节约下来的水用到工农业生产中产生经济价值，促进经济发展，进而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保障。

经济技术得到充分发展，有利于消除人们的“生态愚昧”，一些偏远贫穷地区的村民为了省钱，而非法大肆砍伐树木用来建造房屋、引火取暖等，导致近年来沙尘暴、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这种现象仅通过政府强力禁止是无法杜绝的，百姓没钱就会想方设法地做到，只有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没必要那样做了，“生态愚昧”问题才会得到真正的杜绝。而水资源优化配置正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遇到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使有限的水资源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就是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3.2 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生态环境保护使大部分河流得到保护和治理，可供利用的水资源比以前充沛，有利于水资源优化配置取得更显著的效果，而水资源优化配置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此进入良性循环。

结论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反过来又有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二者良性循环互相促进，因此水资源优化配置对生态环境保护意义重大，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应大力提倡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其为科学依据，合理调配水资源。

参考文献

[1]左其亭，窦明，马军霞.水资源学教程.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2]许新宜，王浩，甘泓著.华北地区宏观经济水资源规划理论方法.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

[3]张博庭.水资源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专家论坛.中国三峡.2008.1.

[4]侯西勇，.水资源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2.

[5]张霜菊.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几个生态学问题.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1.

[6]何晓光，钟茂初.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10.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5)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关天经济区域旅游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0年度)[eb／ol].http：／／xlan-tounsm.com.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eb／ol].htcp：／／shaanxi gov.cn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6)

论文摘要：我国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理论和实践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年来，在各级政府和科研机构的主导下，相关院校和学者密切配合，联合攻关，经历了从理论研究到国外经验引入，再到实践试点等阶段。如今我国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森林资源、水资源、工业污染等领域取得较大进展并付诸实践，这些进展必将极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经济核算既是理论．又是实践。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才能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

1．我国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研究现状

中国开展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始于2O世纪80年代。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我国政府于1994年正式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强调要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之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①完成了“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及其计算方法”的研究，该研究应用了生态定位站的长期观测数据，结合了一些实地调查资料；②与世界银行合作，采用世界银行“真实储蓄率”的概念，开展了真实储蓄率的核算，并在山东烟台和福建三明两市进行了试点；2000年开始，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评估方法研究；2003年开始，与国家信息中心合作，开展了建立国家中长期环境经济模拟系统研究以及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核算表：2004年，开展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的研究。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的项目有：①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年文本)．新设置了附属账户——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制定了核算方案，试编了2000年全国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实物量表；②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课题；③与挪威统计局合作，编制了1987、1995、1997年中国能源生产与使用账户，测算了中国八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并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并预测未来20年中国能源使用、大气排放趋势；④在黑龙江省、重庆市、海南省分别进行了水、工业污染、森林、环境保护支出等项目的核算试点：⑤组织翻译出版了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一2003》；⑥正在进行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和污染物实物核算、环境损失价值量核算研究工作。此外，200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主持召开了“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关于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主要著作有《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资源一经济一环境综合核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理论与应用》、《环境经济与环境经济核算》、《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大趋势》、《环境核算体系研究》、《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理论与实践》、《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方法研究》、《绿色核算》、《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等。

(1)SNA及其附属卫星账户SEEA的介绍和认识方面的研究。

这部分研究主要是在联合国1993版SNA及2000版、2003版SEEA公布之后，学者们对这一新鲜事物进行了分析解读。高敏雪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测度论述实行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重要意义．认为环境经济核算实质是有关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核算ll3l。雷明、张东光、张建华对SNA和SEEA给予比较和评述，肯定了SEEA的重大意义。向书坚介绍了包含环境账户的国民经济核算矩阵(NAMEA)，并将其与SEEA进行比较，提出了完善NAMEA的思路。许宪春、刘红艳、陈杏根、李静江等对SEEA的基本框架、估价方法、实施途径和数据保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2)我国绿色GDP(EDP)核算理论问题探索。

首先是EDP核算理论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杨缅昆在《统计研究》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及其相关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杨缅昆对一些学者将环保部门创造的增加值从GDP中剔除出去的主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商榷，并对研究绿色GDP时缺乏理论支持，对只是热衷于开“菜单”调整GDP的做法不大满意_15I，对环境退化核算提出了理论模型。杨缅昆、刘树和许秋起、杨灿还就EDP核算中资源价值是否进入产品、资源价值应否计算中间消耗、资源价值在EDP核算中如何处理等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廖明球区分了GDP绿化和绿色GDP，认为计算绿色GDP就是在GDP基础上扣除非生产经济资产的耗减和非生产自然资产的降级。其次是关于我国绿色GDP核算框架构建的研究。张东光构建了我国环境一经济一体化核算框架．建立了包含环境因素的生产账户。钟兆修分析了城市绿色GDP的两种核算模式(封闭式和开放式)，开创性探讨了开放式绿色GDP核算问题。

周景博认为中国对SEEA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水平都有待提高，对SEEA实施步骤及其在中国实现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㈣。雷明在SEEA通用框架基础上．围绕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特征．结合国内有关研究，提出了中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CSEEA)框架。

(3)环境经济核算方法与实现途径的研究。

环境经济核算主要思路有：体现“压力一影响一反应”框架的环境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立足资源存量及其动态变化描述的自然资源账户、投入产出模式下的环境经济实物核算、以EDP估算为中心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和着眼环境保护活动的实物和货币核算。这些核算思路在实践中各有难点．需要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环境、生态学者的共同努力。在绿色GDP核算中主要涉及到自然资源耗减价值和环境降级损失的估算问题。

王永瑜就目前理论界争论较多的资源耗减价值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澄清，并建立了资源耗减价格模型。谢诗芬在绿色GDP核算中应遵循公允价值计量原则，提出公允价值计量是绿色GDP和环境会计核算中最重要的计量方法。此外，一些学者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探讨。

(4)基于森林的绿色GDP核算的研究

李忠魁等对北京市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认为北京市森林资源总价值为2313．37亿元。其中林地价值20．8亿元．林木及产出价值159．16亿元．环境服务价值2l19．88亿元，社会效益价值13．53亿元[191。姜恩来等对海南省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评价，结论为海南省森林资源的存量价值为325．90亿元。此外，杜丽娟等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核算；牛继宗等对山东省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估算；沈炜等对黑龙江省友好林业局森林价值进行了核算。聂华对森林资源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曹克瑜提出了将森林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思路、数据来源及实现途径，特别指出其实现途径可有两种：纳入GDP核算和纳入资产负债核算。张颖综合借鉴了已取得的成果，计算出了我国2002年基于森林的绿色GDP数值。

2．我国生态环境经济核算实践情况

我国学者对环境经济核算的实践研究不断深入，至今已开展了北京、山东、黑龙江、山西、海南、重庆以及其他区域性的实践研究。如张军涛估算了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损失价值．结果达29．6l亿元：王舒曼估算了江苏省大气资源的价值，并以此对GDP进行修正；王德发试算了上海工业绿色增加值：段志刚等编制了北京市社会核算矩阵。现以重庆的工业污染核算、张掖环境经济核算、宁夏基于环境的投入产出核算和海南森林资源核算为代表予以介绍。

(1)重庆市基于工业污染的绿色GDP核算。

秦瑶、陆昕的研究成果展示了重庆市工业污染环境核算实践[201。他们采用治污成本作为环境降级成本核算基于工业污染的绿色GDP，基本思路是：以工业污染的实物量核算为基础，通过环保支出调查确定工业“三废”治理成本。一方面就当年实际处理的工业“三废”核算实际降级成本，另一方面就未处理量核算虚拟降级成本，进而根据环境降级成本GDP进行调整。重庆市基于工业污染的绿色GDP核算为老工业基地的工业环保核算提供了一种从污染物治理视角出发的核算思路。

(2)宁夏地区绿色投入产出核算。

雷明、胡宜朝应用绿色投入产出核算技术，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背景，编制出了宁夏地区1992年和1997年绿色投入产出表l2l_。该表的结构框架中包含8个能源产业部门及35个其他非能源产业部门共43个传统产业部门、3种能源(煤炭资源、石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使用和3种污染物(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3个资源恢复部门和3个污染治理部门。结果发现，1992年宁夏煤、石油、天然气资源动用量分别为当年资源生产量的1．86倍、3．05倍、1．91倍。并得出1992年和1997年三种能源完全消耗系数、资源恢复贡献、三种污染物直接排放(产生)量和完全排放(产生)量前15个行业排名。

(3)张掖市环境经济综合核算。

陈东景在其博士论文中以联合国SEEA理论为指导，以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干流中游的张掖市为研究区域．从而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理论首次应用于我国内陆河流域。该成果建立了张掖市2000年的以水资源核算和环境污染核算为重点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账户，并构建了环境经济综合模型。结果发现：2000年张掖市环境保护的总支出额为4682．5万元，主要发生在“三废”治理上：经过环境调整的净国内生产总值(EDP)为50．87亿元，比传统净国内生产总值(NDP)减少了8．43％；该市煤炭、水资源、土壤侵蚀和环境污染的环境总成本为4．681亿元，其中水资源过度使用的成本为1．9793亿元，煤炭的枯竭成本为1．3356亿元，环境维护成本为0．7379亿元。

(4)海南省森林资源与经济的综合核算。

海南省地处热带．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中国林科院、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组织对海南省森林资源进行了全面核算。核算内容包括森林资源实物量核算、热带森林资源价格研究、森林资源价值量核算以及森林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项目编制出了1995—2000年海南森林资源实物量变动核算表、海南森林资源价值型核算表、海南绿色GDP森林核算表、资产负债森林表和国家财富森林表。

3．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综观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生态环境的经济核算研究已引起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其理论和方法也在日趋完善．但环境经济核算作为一个前沿和富有生命力的课题，还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1)资源与环境价值理论有待完善。

目前环境估价理论尚没有统一，价值来源、价值确定方法、价值模型没有规范且争论较大。资源价值的实质还不明确．这成为实施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的一大障碍。

(2)生态环境的会计、专业统计与环境经济核算的协调统一研究有待加强。

目前微观环境会计、中观环境统计与宏观绿色GDP核算存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互不衔接的现象：①核算口径各异：②会计核算不能满足专业统计要求，而专业统计覆盖面不全，使绿色GDP核算资料来源存在较大缺口；③核算方法不配套。因此，应加强环境会计、环境统计和绿色GDP核算协调性研究，建立基于信息技术的环境会计、统计、绿色GDP核算一体化的整合体系。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7)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着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