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环境法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从实证研究来看

全球化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发展产生冲突，让谁优先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人类以自己的需要作为价值标准来衡量其他万物的有用性，对自然大肆开发，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资源日渐匮乏和生态系统的功能被忽略，社会发展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威胁着生物多样性系统，自然生态结构遭到破坏。生态主义者认为，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直接源于自认为可以征服万物的人类主体性和中心性。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难题，对于我国西部贫困地区更面临这样的困境，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一般属于自然环境较差和资源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度地向自然索取，如草原的过度使用、水资源滥用，森林滥砍滥伐，植被退化、草场沙化、石漠化等。人们不以生态为本的掠夺式经济开发，导致经济发展的欲速不达，形成环境破坏、资源锐减，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畸形发展的恶性循环。环境问题暴露出一个内在的原因，人们为了经济发展客观上牺牲了资源与环境。现象背后明显地看出有和环境法相一致的价值导向———人类中心主义。

(二)从学理上看

对环境法立法本位的探讨观点各异，但都离不开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本位法律价值观应是现代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体系应该是建立在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该审视现有的环境价值观和利益观，从人类中心、非人类中心向生态主义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学理界关于环境法本位的探讨主要观点有几种:环境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环境法教授吕忠梅。这种观点认为维护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要依靠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是较为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他们的观点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认为现在用法律来调整人和环境的关系还为时过早。环境法的本位是社会责任，主张任何环境主体包括国家、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人都要承担环境义务，这是环境主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任何活动都应考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性的，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以人类中心为理性思考基点的。环境法是以义务为本位的，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环境法教授徐祥民。传统法律的模式是授予公民权利，权利人提出主张，国家机关加以救济。非人类中心论的学界代表有郑少华主张的环境法的自然本位学说和以陈泉生教授为代表的环境法生态本位学说，这两种观点是超越传统人类中心论的思考模式，开创性提出环境法伦理基点不应只建立在人类的利益上，还应该兼顾后代人、自然和有生命的其他物种，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考虑自然的利益，生物的利益、生态权利和后代人的利益。比较各种学说，学者们虽观点各异，但都是立足于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把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作为思考的伦理基础。对比来看，将环境法主体拓展最宽的是自然本位学说和生态本位学说，这两种学说不仅考虑各代人的利益，又扩展了主体范围，从环境资源永续利用和人类长远发展来看，自然本位和生态本位学说则更可取，这两种观点是非人类中心的典型代表学说。

(三)从立法来看

我国现行环境法立法以人类中心为出发点需要改变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我国环境与资源法的基本原则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原则，协调发展原则是符合人类社会的理性认识的，但不能否认这项原则是标准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附属。协调发展原则虽然明确了环境与资源的重要性，却没有将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下，环境与资源保护必然沦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重视以代际的观点审视本代人的发展，和关注后代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当代人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应让不断恶化的环境反过来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而剥夺后代人享受的良好的自然环境的权益。

二、生态本位的法哲学价值观的学理发展

(一)的生态主义观

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一词，但并不意味着缺乏明确的自然生态观，马克思多次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提到，人们必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人是“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常常忘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以征服者、支配者的角色出现，在观念上将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强调人要了解自然界，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要对自然界进行统治，但同时强调对自然掠夺式开发，会造成难以察觉到的间接影响和长远利益，要求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要斗争又要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虽然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论述的，但却是人类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本位的环境价值观

随着工业化发展，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加剧，人口急剧膨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的环境问题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扩展，资源短缺现象出现，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平衡被打破，直接影响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自然理性的提高，人们从地球科学，生态系统与人类关系，生态伦理等不同角度对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反省和批判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应该确立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理论。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要求人类发展不能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同时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的权益。我们思考人和自然关系时，应该秉着两条原则既要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又要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平衡。不能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其他物种的生存、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平衡等之上。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还要求承认人类价值，也要承认其他物种的价值，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倡导注重人类的环境资源责任和代际间的公平，充分考虑其他物种对于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生态主义对环境立法的要求

篇(2)

【摘要】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一个用途广泛而又争议颇多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虽然对这一原则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在具体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许多盲点和争议，所以更加确切地说，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法原则。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讨论日趋白热化，主要表现为其适用的规则以及其国际法地位。本文试图从这两方面着手，并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以及中国的国情，对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进行简要论述。

一．风险预防原则概述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水平日益腾飞，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可是这些都并不能否认我们每天处在一个无法衡量风险系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现实。从非典到H1N1，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这些都一直在告诉我们，风险是时刻存在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大自然的无情和新技术的适用都给人类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应对各种天灾或者人祸造成的风险，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合理的成本基础上预先防范风险成为当今许多政府的必然选择，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也随之而生。

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环境法中“vorsorgepnnzip”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到区域环境条约中，如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发表的《伦敦宣言》就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保护北海免受最危险物质的有害影响，即使没有绝对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以控制此类物质的进入，这是必要的”。《伦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阐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

对于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义在国际习惯法上尚无确定的表述。但是诸多学者均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第15项原则作为其较为权威的表述，即“为了保护环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自的能力将风险预防方法广泛运用。只要存在严重的威胁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就不能被作为一个原因来推迟采取阻止环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其来自l998年《温斯布莱德共同宣言》：当一项活动对人体的健康或者环境产生危害的威胁时，即使有些因果关系没有得到科学上的充分确定，也应当采取风险预防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活动的支持者而非公众承担证明责任。[2]在其他国际条约中也还有诸多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例如《联合国世界自然》中规定：“当潜在的不利影响为充分了解时，活动不应进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前言部分论述到：“当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大量减少或丧失的威胁时，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不应被用来当作阻止‘采取措施来避免或最小化这种威胁’的理由……”[3]；其他还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赫尔辛基公约》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定义都大同小异，均旨在表述：科学并不能永远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资料以有效保护环境的角色，过度依赖科学证据可能会导致环境保护措施缓不救急，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在科学上的依据尚未充分时，也应当适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危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因而，风险预防原则便是要求在环境和资源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那些明显的确定的危险，而且对那些较小的缺乏科学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也应谨慎处之。

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一项原则，并且在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对此有学者评论到：“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4]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确切表述还尚未形成，由于各国的立场、利益各异，国际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实质内涵、适用要件乃至其国际法地位均欠缺共识。所以，在国际上对于该原则的实际运用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努力的空间。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风险预防原则仅是一个大的框架体系，具体的内容还需要不断地填充，所以在适用上还存在模糊性。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法律裁决上的不确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许多学者均提出了几项在其适用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学家对于人类活动对未来各种可能的情况还不能给予充分肯定，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的全球与地区效果、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都属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是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对某种活动或事物的危险或损害没有科学上的肯定性结论。鉴于这种危险的可能存在，我们理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常理推断，一项活动理应会造成某种环境风险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确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该风险是否会发生；其二，某种风险将会发生或可能已经存在，但无法证明造成该风险的原因为何，即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明确。[5]

第二，风险评估的必要进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的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不得不对风险的系数值进行一定的评估，即对哪些风险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准确的衡量。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风险阀值，[6]也就是说在哪一个维度范围内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在阀值之上的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阀值之下则可不作为。当然，阀值并非确定不变的，会随着每一项活动危险性增加的来降低其系数值，即高风险低阀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学者指出：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如过度强调风险预防原则，将可能牺牲其它社会福祉，因此，如将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纳入考量，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将会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管理模式。[7]简单来说，就是运用风险预防原则来阻止某一活动的进行时是否能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经济的或环境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是保护一种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风险，但是它是一种粗略的、有时是建立那些各个目标的不正当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甚至已经被强制运用在某些情况下，其中，风险预防原则很可能会伤害到子孙后代，损害而非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8]对此，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也有所体现，其表述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必须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见，在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适用时，一定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举证责任倒置和严格责任原则的运用。即在对该项原则适用与否的问题上，应该由开发者负担证明他们的行动将不会引起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害的举证责任。毕竟开发者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资料信息，加之通常开发者都是社会的强势方、经济基础扎实，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相对人掌握的信息相对匮乏，地位相对较低且经济基础薄弱，故很难举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相对人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开发者承担举证责任，以此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人。也就是说，风险预防原则使环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了。同时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保障了举证责任的倒置，也激励了预防可能会产生不确定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活动。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还存在一定争论，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认为风险预防原则不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根据《国际法院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国际习惯法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常例”与“法律确信”。推之，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各国所普遍适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导性的规则。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被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决上已经对此加以适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厂案件”中的运用。此外，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总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软法的性质，但是软法也是法律，也应该为各国所遵守，某些国家不遵守该项原则，是其不履行义务的表现，并非是该原则不具有约束力。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确认为，虽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对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国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所以不能满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为软法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为指导性的规则成为判决案例的依据。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即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也持这种观点。具体依据如下：[9]

首先，从国际条约来看，《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里约宣言》、《鱼类协定》等等都对此原则有所表述，但是其内容仍不统一，这对于此原则的适用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国际条约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权威证据，但是不能据此就将不具备统一性的原则援引为指导性规则，否则将造成司法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国际判例来看，目前对于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案例：“MOX核燃料厂案”、“南方蓝鳍金枪鱼案”、“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荷尔蒙牛肉案”、“匈牙利诉捷克盖巴科斯夫——拉基玛诺大坝案”。这些案件中均没有直接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而大多表述为“谨慎与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风险预防方法（approach）”[10]。

最后，从国内立法及实践来看，国际习惯的形成需要有足够数量且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国家实践，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如此实践，但至少部分国家应具有此种实践。[11]德国和瑞士最早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随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也对此作出相关规定，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该原则正在被广大法院运用来作为裁判的依据。

由此可见，风险预防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达成共识导致把其直接归入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过于草率，并且其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国统一，所以将其认定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最具有合理性。

四．发展中国家在风险预防原则之下的“窘境”

从表面上来看，无疑风险预防原则起到预防性的作用，减少了一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该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等相关因素，可能导致处于不利国际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会因此而遭受发达国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成为借口。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了解，不确定性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确定性都是主观的评判。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确定性完全消除才做决定，实际是对现状的含蓄支持．或是维持现状的一个借口。风险预防原则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加之，发展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均不能与发展中国家堪比，所以该原则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阻止某些措施实施的借口。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滋生。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发达国家设置的高壁垒，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风险预防原则的滥用，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WTO的荷尔蒙案例中，美国认为欧盟有阻止海外进口的倾向，因为欧盟禁止牛肉进口，原因只是基于对牛饲料中荷尔蒙含量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不管是人、财、物方面都如此强大的美国都面临着这样的贸易壁垒，那么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如何争夺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即使被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惜。但是，披着环保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它破坏了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根基。如果基于经济的原因而忽视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科学结论，那么距离完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远了。

第三，风险预防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风险，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应用风险预防来阻止相关措施的实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相关产业采取措施，可发达国家却以风险预防为借口阻止其运行，潜在的风险被避免了，可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风险或许比实施该项措施还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电站的建设。尽管运营良好的核电站为那些旨在提高核电站安全系数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电站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于是有人认为潜在的危险足以使我们采取措施停止核电站的运行。这样，核电站的风险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电站却有可能造成更危险的局面。预防措施本身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零风险的午餐”。风险预防原则还可能阻碍那些旨在解决风险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因为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假如初次实验失败就意味着放弃。超级秘书网

五．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预防原则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绿色文明的号召之下发展着我国经济，在绿色GDP的引领之下一步步向发达国家靠拢。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旗帜之下，同时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所以适时地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无疑会对环保、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军国家，在诸多条约都对风险预防原则加以阐述的大前提下，我国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正如上文所诉，在风险预防原则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极大程度地克服这些不利，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验。具体应对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在与大国相抗衡的国际环境之下，如果总是被大国牵着鼻子走，难免会成为该原则的牺牲品。所以不断发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评估模式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国，我所施行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都不会达到相应的风险阀值之上。在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科学权威地位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这也往往为大国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现在讨论火热的温室效应，究竟是大国的诡计还是实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国在说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完善自己的科学技术，不断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自己的国家谋福利。

2.综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对某项活动是否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该项活动的收益，或者说是禁止该项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作出每一项具体决策之前，都应该将社会的、经济的因素考量进去，不断地运用新的科学观点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考量，使得在应对发达国家的反驳上占有更加强势的地位。这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增强了管理者的责任感，也增强了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使得风险预防原则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篇(3)

增强环境法学师资力量

当前环境不断恶化、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法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大力宣传保护环境，节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加强学校这个宣传主阵地的环境法教学工作，各高校应尽可能地聘任环境法专业的硕士或博士来担任环境法教学工作。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质量以及环境法知识的传授和普及。另一方面，也要为教师提供学术交流的便利，在请国内外著名环境法学专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也应使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有机会针对环境法教育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此起到拓宽环境法教学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环境法教学效果，实现环境法之培养学生对环境法学基本理论的理解，系统掌握环境法律规范，达到对环境法律的实际运用的目的。

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实践教学内容

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学校现有的教学条件，不断完善，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首先，尽量采用多媒体授课。多媒体授课形式具有信息量大、直观、清晰简洁的特点，所以该教学手段已经非常普及。并且环境法教学具有的需要大量案例、图片和视频资料支撑的特点，而多媒体教学可以使原本枯燥的环境法理论变得丰富而生动。其次，切实贯彻案例教学法。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相当突出，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层出不穷，政府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也不断出台，这就要求教师尽可能选择最新发生的，并且发生在身边的案例，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适时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点评，让学生进行分析，使同学们能够亲临其境，感同身受，从而提高环境法的真实性和趣味性，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增强学习兴趣。传统法学实践教学方法主要是到邻近的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实习，侧重于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演练和掌握，而不是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同时，由于环境法的理论性、抽象性较强，所以环境法教学在培养学生环境保护精神和责任感方面尚需加强。因此，在环境法教学中有必要丰富传统法学实践的内容，以适应环境保护需要。首先，可以考虑到一些邻近当地的自然保护区、废物处理中心、污水处理厂等进行实地参观考察，这样既强化了学生的环保意识与理念，又可以结合实践对环境法律规范中的相关内容产生生动的理解与认识，便于学生把环保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在环境法实践教学中引入法律诊所教育，以此简单易操作的参加法律实务形势，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环境保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篇(4)

（一）环境伦理价值的丰富性、冲突性与选择性

历来，人类关于自身行为中什么是善、什么是公正等伦理价值问题就存在差异性与不确定性，以至于任何一个答案充其量只是一个暂时的过客而非恒久正确的指导规范。关于环境伦理问题的讨论也是如此。因此，不少人发出感叹：我们在此问题上能获得一个粗略或大概的轮廓就已满足了。因为，任何一个从事过环境法律实务或者阅读过环境史、环境文学、环境伦理或环境道德文著的人，都懂得环境伦理问题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系统。环境伦理问题，比如动物权利问题、未来世代人权利问题、甚至地球权利问题、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利与义务问题等，既显得错综复杂又令人无比困惑，甚至最敏锐的环境伦理思想者也难以提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肯定地说，深思熟虑地思考环境伦理问题是一项杂乱而艰难的工作。1．环境伦理价值的多元性对于我们自己的环境行为或他人的环境行为做出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我们认可的价值观。然而，环境伦理价值并非依赖某个单一的基础，比如单纯的人体健康、单纯的经济发展、单纯的美感享受等。环境伦理价值是由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卫生的善等，多种类型的目标追求所组成的不同质向的善——或者是工具性的善，或者是本质性的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列出一大串关于善的清单，这些清单让我们看到环境伦理价值中的工具性善与本质性善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因此，对于具有自觉理性的个人、群体甚至社会（人的整体性存在）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其环境伦理的诀窍，就在于释求一个最佳的混合状态，或者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为此，我们有理由怀疑高举一个绝对排他性的任何伦理价值判断的行为方式的正当性基础。人类在生活与生产中提供的价值多元化历史告诉我们，每当某个专横的价值将其他价值排挤出去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文明品质就会被削弱。因此，在环境伦理价值的存在状态上，其不是扁平、单一的，而应该是立体、多彩的。2．环境伦理价值的冲突性既然环境伦理价值是多元的，那么各种价值目标之间就避免不了冲突。并且，我们的环境伦理价值目标系统越丰富，冲突就会越多，和谐就会变得越困难。但是，一个没有价值冲突的世界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世界。事实上，一个没有价值冲突的世界将会变得枯竭。在人类价值之城中，价值存在的多元性与相互冲突性应该被看作人类社会生活之所以丰富多彩与充满活力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注定要在相互冲突的价值目标中进行选择，即使这样的选择会带来一些令人痛苦的无法挽回的损失。3．环境伦理价值的选择性各种环境伦理价值之间并没有任何固定的优后次序。随着时间的变化、地点的转移，任何环境伦理价值的重要程度都会发生变化。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环境安全（或称环境生态品质保障）比环境自由（或称环境经济利用权利）更重要，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上，环境自由（或称环境经济利用权利）比环境安全（或称环境生态品质保障）更重要。因此，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类，如果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环境伦理价值目标之间能够清楚辨别何者应该优先考虑、何者应该后位考虑的话，则在冲突面前我们至少可以减少环境伦理价值推理方面的困难。多少年来，关于环境利用与保护问题的国际商谈，无不表明不同国家胡地区之间在该问题上缺乏一个可通约性的考虑和一个固定的优后次序选择。简言之，在全球相互竞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背景下，环境伦理价值的沟通体系还远未形成，也就是说，在全球视野下，环境伦理价值的规范性体现还存在着相当的问题。总之，尽管有关环境伦理价值的思想库是一个合成体，但是如果作为人类环境行为主体的个人、团体、企业、社区、国家等没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环境伦理价值目标，那么就不可能有未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价值目标目标不仅仅是指物质方面的环境经济权益，精神与文化方面的环境健康与环境美学权益也是同样的重要。简言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国家由于共同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地球环境问题的相互影响性注定人类共同体必须有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跨国家、跨地区的国际合作、区域合作、行业合作、不同层次的合作。否则，已经出现的全球性环境严重问题，比如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不可能在尽可能争取到的时间范畴内得以迅速而有效的解决。

（二）环境权利是环境伦理价值的最基本的规范性表达

1．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想话语通过阅览众多环境案件的司法判决结果，不难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法院在审理环境侵权案件中有着不太一致的态度，但总体趋势是否定公民环境权，除非被告有明显过错并给原告造成较大或重大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时，才会支持原告关于环境权益方面的诉求，这样扑朔迷离的判决往往会助长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环境责任话语的缺失。不少人希望社会能坚守“有限政府”、“司法为民”、“保护环境受害者”的理念，并且认为如果宪法的确是一部值得继续完善的权利法的话，其希望在宪法中明确地宣示公民环境权这样一种新兴的基本人权，从而使得各部门法律共同承担其环境保护的使命。在纯粹环境保护理念至上的各种主张中，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出这样的理想王国：这是一个被永久性地嵌入自然体权利与基本人权的均衡生态环境社会，在那里每天都会发生着关于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或者环境责任）、个体的环境权利与共同体的环境权力、环境法律与环境伦理、当前的社会需求与远景的环境规划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与合作，在这样的语境中倡导着更为丰富的人格概念（比如承认自然体人格与人类人格同样重要）以及更加生态化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模式（比如从生产到消费、从生前到死后、从人到自然、再从自然到人的往返回复）。如此，关于保护地球上的每个成员的环境权益等这样的话语在地位上得到了高度的提升。但是，应该知道，即使一如过去的那些十分著名的法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们所宣扬的财产权绝对的神圣观念，在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发展浪潮中也变得不绝对起来，个人财产权的绝对化与公共规制之间必须要找到一种平衡，在日益紧张的环境资源约束力与经济持续发展要求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未来，对于有些物比如盐、石油、土地、矿产、水等，其私人所有权绝对化观念就可随时面临被人们否定的危险。对于环境权益的保护一旦呈现出绝对化的趋势，其拒人们其他利益与千里之外的力量虽然强化了其法律上的地位，但同时也造就了这种绝对化的环境权利的孤立品性，如果这种绝对化的趋势再进一步疾步向前，并最终可能会使人类社会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停顿下来，零增长的观点及其命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多数人认为，我们拥有的环境权利不能绝对化，因此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环境权利主张，这些主张或多或少是差异性地界定环境权利的内涵，但却对各种环境权利间的彼此关联以及相应的保障机制，或对人类总体福利的递增并未给以太多的考虑，结果其主张只能是被政府当局、立法机构、司法机关很有限的采纳。2．认真地对待环境权利：环境法制建设价值的逻辑起点环境权利与人类幸福有着高度的关联。试问，权利系谱中谁更正义？不少环境法学界的创新者们理想地认为，一系列的环境权利正方兴未艾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法律剧目，自己就是由传统法律施行所带来的环境危机时代的生态修复法律工程师；并认为传统法学者对于作为他们研究对象的法律部门，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和谐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应有的动力，必然有一种狭隘的视角，缺乏更为宽广的有机互动的整体思维。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市场交易行为，还是在公共秩序理论下的政府管理行为，在环境问题上都有自身失灵的表现，这种失灵表现使得环境受害者们横生厌恶，转而对作为中立者角色的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执法监督与环境诉讼问题上）给以更多的期待，并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就是一种能扫除所有陈旧见解，便利有效地实现环境正义与公平的新的不可缺少的社会救济机制。部分法院在环境诉讼问题上逐渐表现出来的过去很少有的司法能动性与专门化，似乎正在引领着民众走向一条环境维权的康庄大道。目前，环境保护与环境维权话题已经跨越了社区、行政区划、国家界限，显耀于有关环境危机、基本人权保障、资源约束、能源紧张的盟约与条约中，作为新型的基本人权的环境权利比其他传统人权类型（自由、生命、财产等）在新闻舆论载体中更加炫目引眼，甚至认为它就是今日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法律脱口秀中的重要栏目。于是有人幻想认为，有了健康的环境权，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幸福。但是，不要忘记人类追求健康的环境生活与追求经济福利的增长是其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那种以环境权的新生魅力去压制或贬低人类所应有的其他权利是不恰当的。多数人的见解则是环境权的诞生的确对传统权利形成一种明确的限制，使得传统权利以及行使得到一种重新的更加理性的界定，在重新界定的范畴内，每个权利主体都是折翼自由领地的“独立国王”，其在这块自由之地中获得有关自由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这种就是一种幸福，就是一种必要的人格尊严与生命价值的维护。笔者以为，当代人类应当认真地对待环境权利。由于生产力发展差异、传统文化的有别、不同的道德立场，使得国内国外对于环境权利的认识都有一种争议不休的场景，产业界与环保界、落后地区与发达地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等都存在着不同侧面的轻重有别的斗争，结果是以缓和与妥协收场。无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把自己所要求或主张的权利喜欢表达成为一种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的、与公共责任无瓜葛的个人主观意志范畴的东西，从而使得这一权利与别的权利、义务及责任本应进行的持续对话与相互关怀变得极为不便起来。事实上，即使在私法领域，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说某个法律主体享有权利，并不是认为其就只在权利王国里任性地主张他的个人的自由意志，其同时也因在相互充满关联与互动的社会里生存而使得其义务及责任的履行也是必须的。在没有环境资源有限观念的传统时代，传统私法及其有关权利法案，看到和关注的只是权利家族中已生成员，因此如果没有价值观念上的变迁，其就会以一种异样或怀疑的眼光看待新生的刚从胎儿转生而来的充满活力的成员——环境权利，刚开始由于脾气与秉性的差异，一个体大力粗，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使得新旧成员之间缺乏种种协作生存的规则，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使他们之间保持者一种适度竞争与必要合作的状态。由此，传统权利应当自省，其必须对来自新成员的持续而友善的批评做出实质性的某些让步，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个有着不断需求的自觉理性生命体，当其把众多与好处、需求与便利等有关的价值追求放入权利箩筐以后，那种带着不同价值追求的名目繁多的权利之间必然会常常冲突，并且当权利名录越长，权利冲突场景也会增多，既然权利、义务、责任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适度分离与结合的实践理性与经验总结的产物，那么一个和谐的持续发展的市民社会与以增进全民福利为最高宗旨的政治国家在面临一场真正的生态危机与文明革命的转型前景下，环境权利就自然具有正当性基础，自然成为生态文明时代市民社会发展与政治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法律生活语言。在这种语境下，环境权利、环境义务、环境责任等就成为一种新的市民社会权利、义务及责任。总之，在现代社会，权利冲突与权利相互性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法律现象。在先辈们所关怀的权利系谱中，时展与人权保障的要求为权利系谱添入新成员创造了条件，使权利系谱获得新的动力性因素，使权利系谱更加能实现人的幸福与价值。总之，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环境权利，因为其在价值论上无疑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逻辑起点。

（三）环境义务的有限性——为适度污染的公共政策辩护

笔者首先要申明的是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从何种视角进行研究，环境义务都是必要的，但也是有限的。出于研究目的所限，下文只谈及环境义务的有限性问题，即论述适度污染的公共政策是否为一个明智选择问题。1．无限环境义务观不可取：孤立的单纯的环保政策的非可取性一般而言，人类环境是指对人体产生影响的所有外部因素的总和，包括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两大类。自然环境由我们周围的非人类的基本要素构成。自然环境的特征主要取决于我们所居的地方的气候、水文、土壤、地貌、动植物以及矿产资源。当然，由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得自然环境中也含有人类的文化足迹。科学研究表明，现代人类正迅速地改变地球上许多地方的生态平衡。从人类的立场来看，这种改变的结果有时是好的，但有时的确是灾难——灾难对人类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是可怕的，会造成一种难以避免不幸或不可挽回的损失。考虑到我们今天滚雪球似的技术成长及其伴随的对物质财富的永无止境地追求或欲望，人类极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而在世俗世界的人类看来，保护自然环境是需要计算成本的。如果不计算成本的话，环境保护行动无疑是受欢迎的——人们会义无返顾地反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行为。但是环境保护比如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生态等就不仅仅是一个治理水的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到技术可行性、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等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问题。2．有限环境义务观的实践理性：适度污染的公共政策的可取性在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某个领域、某个环节，或者某些领域、某些环节，零污染的现象也许是存在的，但就人类行为整体而言，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科学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做到整体上的零污染的，并且如果考虑前端污染的话，事实上零污染现象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不考虑成本的零污染行动方案是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支持的，那种呼吁作为公共社会代表的国家制定出“零污染”的全部政策只能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环境保护行动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关系。相比较之下，制定适度污染标准的确是一种比较明智的可行的办法，即在环境容量许可条件下的污染政策才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但是，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对于未来的人类及非人类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是否为一种污染以及是否为一种适度的污染，则有时的确是一种当代人类难以预测的事情。人类的某些行为比如核废料的处理就是一种含有高度技术风险的事业，并且由于邻避主义的道德立场——极力反对在本地建设不安全的设施，但不反对在其他地区进行类似建设的立场。不妨试想，如果几千年后，发生了当代人类认为不会发生的埋藏的很好的核废料泄漏事件，那么该如何清理由此而引起的污染，生命、财产以及他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的损害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的确让当代人类感到烦劳、困惑与无赖。我们倾向于用权利术语讲述所有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物，偏好夸大我们主张之权利的绝对性，每天的报纸、广播以及电视节目都在证明着这样的趋势与偏好的存在。而我们对于责任的习惯性缄默却不那么引人注目。在我们权利语言的结构深层，还有另一个让我们茕茕孑立的特质：一种对人格社会维度的忽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人类社会繁荣发展所必须的环境的漫不经心。一方面，大规模资源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预防为主与风险评估先行”的原则已经逐渐被当代人类所认同；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地区及国家利益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影响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协调发展，人类战争与冲突所带来的生灵毁损与自然资源破坏现象在不时地上演着，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中的“不文明悲哀”。总之，所有的环境法义务问题研究都应该回到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得到事实层面的验证，这样的理论研究才是对环境法治实践有用的研究，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应该选择适度污染的公共政策，而在环境法的制度建设中应该规定的有限的环境义务，而不是无限的环境义务。

（四）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的本质归纳

要构建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学观，就需弄清楚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学观的本质特征。从本质上讲，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学观就是的环境法学观①，是一种能动的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环境法学观，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环境法法学观，是一种从实践中来的将自然与社会放在同一画面来进行讨论的环境法哲学观，是一种肯定人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的环境法哲学观，是一种认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是一种将尊重自然规律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在一起的环境法哲学观。

二、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的基本要求与指导意义

（一）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的基本要求

1．环境法方法论研究应坚持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因为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既关注“形而上”，也关注“形而下”，既关注“整体”（比如人类是地球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以全球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环境保护，才有较大的安全性和包容性[1]），也关注“个体”（因为个体是有差异的，一个好的社会共同体就是要保证个体的活泼性、流动性、差异性，不能是死水一潭，应该是差异中的和谐，多元下的统一[4]）。笔者曾专门撰文就对环境法方法论中的“形而上”问题（即追求概念间的深刻分析及概念间的演绎推理法律问题）与“形而下”问题（即利用规则的实证性，有效地运用诸如权利、义务及责任等现代法学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作了探讨，笔者以为，法学研究者应该在法律规则的体制下学会运用理论逻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特定的法律问题。为此，笔者提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分化与协同的方法论问题，本质上是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的一种重要体现。2．环境法认识论研究应坚持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笔者曾专门撰文就环境法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作了回答，理性地肯定了人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认可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是一种尊重自然规律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的具体体现。笔者以为，环境法认识论研究也应坚持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3．环境法学科建设应坚持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创立规范环境法学学科是坚持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的重要体现。立法者的立法活动总是受到占主导地位的立法学观的指导、执法者的执法活动总是受到占主导地位的执法学观的影响、司法者的司法活动也同样是受到占主导地位的司法学观的指引，因此只有将如此丰富多彩的环境权益主张以及隐藏在其根基深处的环境伦理价值观不断进行归纳、整理与分析以作出符合法律规范特质的思考，环境法制大厦的有效建造才更有希望。为此，笔者呼吁建立规范环境法学观，力求使环境伦理价值在制度层面得到规范性的文本表达。总之，法哲学观是一种权利与义务有机统一的法哲学观，这提醒我们创立规范环境法学学科应该是当代环境法学者的重要使命，并且这种使命需要当代环境法学者在相互争执与互助中凭借超人的智慧、理性的美德以及无比的想象力才得以逐步地真正有效地完成。

（二）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对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指导意义

在这个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时代，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价值取向应该区别于1989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中的人文主义，应该添加新的科学主义因素，即做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即坚持用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指导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与完善，我觉得这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1．坚持用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指导的必要性在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社会，我们应该反思人类这种高级动物除了作为生态的索取者之外是否承担起了环境建设者的责任这一问题。人类虽然做出了“绿色革命”、“生态运动”、“替换技术”和“稳态经济”等一系列的努力，但是全球当下的环境局势仍不容乐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等众多环境问题存在的时代，应如何实现环境基本权利是应该值得我们深思的重大法治课题。一个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人无法保障自身的健康和生命，那如何去谈论其他权利的价值依归呢？环境权利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因此，用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指导环境法制建设，从立法上去认可环境权概念的价值与地位是十分必要的。2．坚持用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指导的可能性记得1960年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的一次控告，引发了公民环境权的热烈讨论。《东京宣言》指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人的遗产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关于主张或支持公民环境权理论的论著，学者们对公民环境权的这种肯定（比如197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约瑟夫·萨克斯曾经就提出过“环境共有说”和“公共信托说”，等等），对我国《环境保护法》在修改与完善中认可公民环境权的做法是有借鉴意义的。鉴于当代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环保问题是与当时的欧美国家发展中出现的环境危机有共通之处，因此用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指导环境法制建设，设立公民环境权是有可能性的。3．坚持用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指导的可行性立法应该基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利益的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在生态恶化这一大前提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法律也具有自然环境属性呢？以前的法学家们可能更加趋向于法律的理性思考，更注重传统人的人性分析，但是没有注意传统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属性，在这样一个已经可能无法保障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和健康权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如此的人性分析是很不健全的。不敢说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多么的不健全，但是如果一名立法者能够从大自然环境中去考虑公民的生态性权利，很明显这样构建的法律制度是更有说服力的；如果一名执法者能从大自然环境中去思考公民的生态性权利，则这样的执法更能体现出其人文关怀；同样，如果一名司法者能从大自然环境去衡量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司法更能深入人心。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正在进一步深化，在这一进程中，用实践理性的法哲学观指导《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与完善，认可公民环境权、排污权及其其相关的生态型法律概念比如生态人、生态物、生态行为、民法生态化和经济法生态化等是可行的，至少现有的法律制度是可以支持的，也是应该支持的，因为这是从真正意义上去描绘与实现一个完整的生态人的基本权利的应有之义。因此，无论是狭义意义上的环境法，还是广义意义上的环境法——生态化转型建设的部门法都应该以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指导。

三、结语

篇(5)

生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理念更新等，将人类对自然的非理性和过度自由主义进行必要的自我规制、自我调适，意图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类利益泛化，人类不断进行反思修正，逐渐重视自然和动物的权利、主张动物解放、尊重生物本身，尤其以重视生态整体的生态主义影响最为深远，并将生态主义视为超越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环境保护“第三条道路”［8］。

1.生态主义的产生

生态主义(ecologism)源于生态科学。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到地球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系统与其他各种物质因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9］生态系统总是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状态，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一种或数种生态要素的变化。生态系统对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的环境变化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如生态系统对污染物有自净能力，但如果人为排放的污染物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就会使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中断或受损，导致环境恶化，从而不利于生态系统特别是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科学中的生态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10］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和平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相对稳定和平衡，优先考虑生态利益，人类的行为必须服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生态主义在伦理学、哲学中的发展

人类在反思环境危机根源、应对环境危机时将生态主义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社会科学中生态主义论者总体上主张人类只是生态整体或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生态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11］生态主义被人类首先用于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蕾切尔•卡森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首先提出生态整体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卡森在该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知识为依据，揭示了滥用杀虫剂等化学药物所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严重的生态危机，质疑现代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观念和狂妄的科学态度，表达了自己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12］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道德上，生态主义主张人类新的伦理规范应当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社会伦理道德关系中社会概念扩大到土壤、水体、植物、动物或者它们的集合体，“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13］，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权利。从思想上引导人类对过去的行为和善恶观进行反思，倡导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注重人类对自然和环境的责任，强调动物的权利。［14］伦理学中生态主义是对非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大修正，强调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生态主义也引起人类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传统的哲学主体论认为只有人类成员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类成员之外的生态系统组成部分在社会关系中只能以客体存在。生态主义要求人类在哲学主体论上必须转变对生态其他组成部分唯客体定位倾向，甚至承认其主体定位，并赋予其道德关怀。另一方面，传统的哲学价值论认为人类是世界的目的，只有人类才具有目的性价值，自然仅有工具性价值，是被人类改造、征服的对象。生态主义要求人类在哲学价值论上必须转变对自然的唯工具性价值定位倾向，承认自然具有目的性价值，且在相对意义上，自然既有目的性价值又有工具性价值。哲学中生态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更深的意义上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模式，并最终反映在上层建筑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模式设计之中。

环境法中生态主义合理内涵

随着生态主义理论在各领域的蓬勃发展及西方世界开展的一系列“绿色运动”等环保活动，生态主义先被引入到环境保护立法之中，形成生态主义法律观，渐成为环境法重要的部门法哲学基础，进而影响到整个法学的法哲学基础。在人类将生态主义引入环境法时，必然面临如何理解环境法中的生态主义，及生态主义环境法如何指导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环境法中生态主义内涵界定

对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内涵界定直接影响其在环境法甚至在整个法学领域的生命力。生态科学、生态主义伦理学和哲学等都是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理论来源，但环境法中生态主义并不是对生态科学、伦理学和哲学中生态主义的全盘继受，而是根据环境保护的规范需要对各领域生态主义有所取舍。生态主义环境法者如果没有确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本身的合理内核，其会被人类中心主义冒用。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会打着生态主义的旗号，把人类伦理道德泛化为整个生态系统中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行维护人类利益之实。人类在界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内涵时，主要面临着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权利主体地位认定方面的困扰。首先，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人与人之间对行为规则约定的权威化产物，维护人类社会内部个体或个体集合体(如单位)的权益。因此，传统法律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规范人类社会内部个体行为的规则，其间没有人类整体这一概念。环境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法律不仅需要规范内部行为，还要面临处理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关系的历史任务，并逐渐形成人类整体概念。其次，当法律要解决处理人类整体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关系这一历史任务时，又发现法律本身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主要是人类社会内部形成的“主客二分”思维定势导致的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地位认定问题。法律产生于调整人际关系需要，将人视为地球上唯一主体存在成为传统法律的历史根基，在如此发达又根深蒂固的法律体系内人类无法再将其他主体纳入。但生态科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引起的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现实紧迫性需要，又使人类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于是，法学内产生了分歧，是根本上变革法律，还是维持现有根基的法律内部调整。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成为法律体系内环境法的任务，而且环境法不仅成为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窗口，还会成为引起法律体系根本变革的突破口。人类解决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权利主体地位认定方面困扰的最好办法是界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合理内涵。目前，人类还无法在法律上赋予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主体地位。现代科学发展表明，人类还不可能完整获得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权利与利益需求。另外，人类对法律体系的变革尚未就将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权利与利益需求纳入的规范形式达成一致。而法律是主体意志协调的产物，因此，人类既无在法律上认定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主体权利地位的必要，实际上人类也不可能通过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意志协调达成任何约定。人类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自身的行为先进行规范调整，在人类最大能力范围内维持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和平衡，进而求得人与自然和谐，并避免陷入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故而，人类在环境法中坚持生态主义并不必然需要认定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主体地位，界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合理内涵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环境法中的生态主义是指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规范人类环境行为的一种整体主义理念。第一，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是一种理念。理念即理性的观念，本质上讲，生态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变革、一种观念或理念的更新、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生态主义是人类反思环境危机根源的思维成果，是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观念更新，是人类全新的认识自然的方法，生态主义必将成为应对环境危机和变革法律体系的观念切入点。第二，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是一种整体主义理念。生态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需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与自然之间互有目的性与工具性价值。生态主义被纳入环境法的目的是确立尊重自然的整体主义观念，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考量。人类通过确立生态主义理念来促使人类重新认识发展，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变革人类自身行为模式。第三，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是一种指导立法的整体主义理念。生态主义环境法是指以生态主义为指导，规范人类环境行为，调整人类为实现其与自然和谐地可持续发展中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环境法是人类处理其与自然关系的窗口，以生态主义指导环境保护立法，通过预设人类自身环境行为模式来引导、规范人类环境行为，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地球生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环境法中生态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比较分析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又称修正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视个人价值、经济利益至上，无视其他生物生命价值和自然规律相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注入了更多生态考量。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力图改变人类无视自然规律的无度开发，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15］它对于缓解人类面临环境危机，保护生态环境，转变人类观念起到重大作用。但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尊崇人类生存权及发展权的绝对性，仍然没有摆脱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人类是万物尺度”的怪圈，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仍然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其发展的最高形态也只能是人类生态中心主义，仍属环境危机应对思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它与生态主义有三方面重大区别。(1)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别。这是生态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区别。生态主义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人类的利益必须服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目的是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可见，整体主义是生态主义的灵魂。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重视生态，要求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但其仍然固守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中心，人与自然之间具有明确的主客之别，其终极目的是为人类的个人利益服务，表现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2)对自然的价值定位不同。生态主义将生态系统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互为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活着的个体是某种自在的内在价值，生命为了它自身而维护自己，其存在的价值决不取决于它对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16］。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将生态系统人类以外的组成部分视为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只有人类具有目的性价值，生态系统其它组成部分因人类目的性价值而具有工具性价值，生态系统其它组成部分是为人类目的性价值实现而存在的。(3)终极目标不同。生态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其实现的途径是通过规范人类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系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对生态主义具有目的价值意义。相对于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一切都是手段，生态主义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终极利益才是人类规范自身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原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来讲，只具有工具价值意义。

生态主义环境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路径分析

1.实现路径的调整论、协调论分歧

生态主义环境法在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方面，一直存在“调整论”与“协调论”分歧。(1)调整论。调整论主张环境法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调整论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属于环境法调整对象之一，“环境资源法既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能调整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17］23，“环境资源法律通过规范人的环境行为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17］28。调整论认识到规范人类的环境行为的重要性，将规范人类的行为作为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手段，这点是与生态主义环境法相契合的。但调整论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对环境法如何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出解决方案。既然环境法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法必然反映人类与自然双方的法律规范利益需求，而目前人类只能知道自身利益需求，无法获得自然的法律规范利益需求。因此，环境法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空想。(2)协调论。协调论主张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协调论反对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环境法的调整范围，认为环境法只调整主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具体如何协调上又存在两种分歧:一是“反映说”，另一是“目的说”。反映说认为环境法虽调整主体(人与人)之间环境法律关系，但它始终以环境为媒介，环境法律关系同时也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关系。［18］目的说则认为环境法调整各主体(人与人)利用环境资源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不是环境法的唯一目的，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防止人类活动造成对环境的损害，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环境法的主要目的”［19］。协调论遵从了法律的传统调整范围内涵，总体认为规范人类行为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的手段。但反映说与调整论存在同样的问题，认为环境法律关系也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类的环境利益需求，而不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目的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环境法的直接目的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环境资源权利义务关系，主要目的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防止人类活动造成对环境的损害，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篇(6)

关键字：国外环境法现状发展趋势

首先，环境保护已成为许多国家宪法的重要内容。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在宪法中规定环境保护的国家。早在1874年5月29日公布的《瑞士宪法》里，就有关于管理山川、支持水流发源地造林工程、保护森林、制定渔猎法律、保护禽兽和益鸟的规定。后来为了适应新的条件下环境保护的需要，又先后多次增补环境保护的条款。希腊于1975年、葡萄牙和印度于1976年、加拿大和菲律宾于1987年、波兰于1989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1991年也都修改宪法，增加了保护环境的内容。巴西1988年的宪法甚至专设了一章“环境”。有的国家还通过对宪法条款的扩大解释将原来宪法里的某些条款解释为具有环境保护的作用。例如，美国的学者、律师、法官在解释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关于“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凡由人民所保留的其它权利可以被取消或抹杀”的规定时，就认为“人民所保留的其它权利”当然包括环境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环境保护被写进宪法，使得具体的环境立法有了宪法依据。

其次，许多国家制定和颁布了环境保护基本法，对环境保护进行全面综合的法律调整。环境保护基本法是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牵头的法律，它通常规定一个国家的基本环境政策、原则和制度，其作用是能够对环境保护法律关系进行全面综合的调整。卢森堡在1965年制定了《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法》；日本于1967年通过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2年又通过了《自然环境保全法》，并与1993年颁布了全新的《环境基本法》；1969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瑞典颁布了《环境保护法》；1973年，罗马尼亚和丹麦分别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匈牙利于1976年制定了《人类环境保护法》；1977年菲律宾颁布了《菲律宾环境法典》；波兰于1980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并在1989年和1990年两度进行修订；印度、英国、保加利亚也分别在1986年、1990年、1991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目前，其它国家还在陆续制定和颁布这种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

其三，各国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随着各国对环境管理的不断强化，环境立法越来越全面具体，因而便颁布了大量的各方面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比如日本，在1970年第64届国会上，一次就通过了《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海洋污染防治法》等六部环境法律，并对《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八部法律进行修改。此后又陆续颁布了《恶臭防止法》、《特殊鸟类转让法》、《关于公害损害健康补偿法》、《公害纠纷处理法》等一系列单行环境法律，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环境法体系。有的国家甚至对某一具体污染物质就可以颁布一部法律。如瑞典就有《硫法》、《多氯联苯（PCB）条例》、《镉条例》等法律、法规。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许多国家都有大量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美国颁布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近百部，有关环境的法规和规章上千项。只有800多万人口的瑞典，其环境法律也有几十部，环境法规和规章几百项。

另外，各国还有大量的地方性环境法规。

环境立法的健全和完善，为各国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促进和保证作用，使这些国家的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最早将环境保护写进宪法的瑞士，现已成为花园式国家；60年代被称为公害列岛的日本，由于其健全的环境立法，现已成为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和较少污染的国家；曾经多次发生震惊世界的烟雾事件的雾都伦敦，不仅在六、七十年代以后再无烟雾致人患病死亡的报道，而且从1975年起雾日也减到每年16天以下，至80年代，雾日甚至减少到每年只有5天。鱼类在泰晤士河绝迹100多年后也奇迹般地重返故里。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世界各国围绕持续发展问题都在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各国的环境法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表现：

一是环境立法的系统化和协调化。各国在七、八十年代制定的大量环境法律、法规，虽然使环境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许多立法却缺乏条理性，应为法律者却制定成了法规，应为级别较低的法规或规章者却制定成了法律，有的立法内容与环境基本法所确定的原则不相协调，甚至有些法律、法规的内容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从而影响了环境法的实施效果。目前许多国家正对现有的环境立法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整，并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以求整个环境法体系的协调配套。

篇(7)

一、我区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现状

我区诸多的企业污染事件大都是民众自己曝光的，由此反映出环境监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上存在缺位，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而政府公信力，即社会全体成员对政府的普遍信任及依赖度，其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石。政府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政治组织，其公信力是通过恪尽职守来维持的，因此，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即表明了公众对政府履行职责表现的评价高低。总之，政府要树立正面形象，提高公信力，就应对政府自身的违法或执法不当等行为追究责任。

二、我区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缺失

我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多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代价，近几年，我区频发重大污染事故，无不昭示着我区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缺失。

（一）企业环境责任相关法规的缺位

现行一些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中没有体现生态文明立法理念，且环保立法供给不足，导致企业责任相关法规缺位，具体体现在几方面：第一，企业环境责任相关法律规定不够严谨，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企业环境立法变动性大，往往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各部门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推出于己有利的法律规范，缺乏对企业环境问题系统全面的规定。第二，相关规定惩罚力度不够，缺乏强制性规定。我区对创新治理污染的企业缺少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对那些不遵守环境保护责任的企业制裁力度也不够，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远远高于因法律制裁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所以只顾眼前利益漠视全人类长远利益成为我区大多数企业的惯常作法。另外，相关法规中环境标准低，也制约着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虽然新环保法的内容体现了一定的生态文明理念，将对污染的控制由末端处理扩展到生产的全过程，但该法多为指导性要求、自愿性规定，强制性规定较少。企业本质驱使其往往将全部的经费和技术力量投入利润的创造，而不愿意选择清洁生产。所以，缺少强制性规定软化了这部法律的实际运用。

（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力度不足

目前，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有《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但这些法规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定不但数量少且不明确。而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针对性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法律位阶低，所规定的内容不全面，导致我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主体范围狭窄。第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狭窄。第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责任落实的缺失。

（三）环境准入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的环境准入制度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准入制度涉及的企业范围较小，标准也较低。由于门槛低，发达国家鉴于本国环保立法严格，往往通过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本国或本地区污染企业转嫁到我地。而其把生产加工、制造业转移到我地进行生产经营，等于把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企业都设到我地，却又反过来谴责我们碳排放量过高。由此也反映出我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缺少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未能有效地将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排除在外。

三、我区背景下增强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对策

鉴于以上相关立法缺陷及现实原因，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除进一步明确企业环保相关立法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外，还应进行现行法律的补充、修改，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建立起完善的企业环境责任法律制度，才能真正落实企业环境责任，促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

（一）完善企业环境责任相关法规，明确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完善综合性法律层面的立法，落实企业环境法律责任。首先，进一步修改《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只是企业层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它只着眼于生产和服务领域，而生态经济包括资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再生资源等多个领域。应以贯彻发展生态经济为导向，增加生产企业环境责任的明确规定，另外还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包括企业产品开发的生态设计、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估、资源的再生利用程度评估以及生态工业技术应用水平的评估和对清洁生产的标准或标志作出规定。其次，在法规中确定企业终止后的环境法律责任，即延长企业责任主体资格。其既是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贯彻，又有利于救济受害方的受损权益，这是对失衡利益的一种平衡。

（二）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将企业环境违法的信息公开会对企业的公众形象及商誉造成影响，这也是提高企业环境违法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美国联邦环境总署通过执法与守法在线数据库公布全部执法和守法记录，这一做法在守法促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健全环境准入制度环境准入制度

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而言，首先，要扩大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将其扩大到相关的立法、政策，有利于促进立法及政策的完善。其次，要加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进一步明确国家鼓励公众参与评价的方式和内容，采取多样的参与形式，增强公众参与的公开性，明确公众参与评价的法律地位以及意见的效力。再次，要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审批体制，对有严重污染可能的我区内外资企业进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将可能有严重污染或可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的项目予以排除。并调整我区产业结构和招商引资方向，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严格限制高污染项目的进入。同时，将气体污染物减排与环境污染相挂钩，设计相应的减排指标和责任分担体系，明确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责任。根据“谁污染，谁付费；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转移排放的减排和治理责任。最后，明确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责任。对于因为没有采纳公众意见、审查意见而造成重大环境危害的行为，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四）强化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监督机制

首先，强化企业内部监督。这方面，日本建立了“企业公害防止管理员制度”，这是一种企业自我约束和监督的机制，即在我区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引入环保董事、环保监察人以及利用股东提案权制度直接或间接督促企业落实环境责任。相对于外部监督而言它更为直接主动，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其次，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对环境进行监督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其机构设置和权责划分是否合理关系到环境保护工作的成败与否。如前所述，目前一些相关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构缺乏独立性，且环境监管部门的职权有限。因此，要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就必须要改革现行的环境监管体制。可将国家环境保护部作为最高的统管部门，在各个省、直辖市分别设立省环保局和直辖市环保局管理各自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环保部门要严格依法行政，监督本辖区内企业影响环境的行为。再次，强化社会公众监督。其可以弥补政府监督的不足。对于企业而言，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对企业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条件许可下构建一个全区联网甚至全国联网的环境监控平台，让企业将环保信息上传至平台，一方面便于政府及公众对其数据真实性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属性给企业一定的环保压力，使其不敢任意实施污染行为。

(五)活用经济激励制度